2010年12月31日

颠覆罪荒唐 学者破政权谜思

中国北京学者张博树撰文提出观点,要求废除中国刑法第105条。因发表学术观点被社科院下岗的张博树说,这条法律违反政治哲学的基本常识和主权在民的原则。

*刑法第105条为专制之法*

张博树在题为“我主张废除刑法第105条”的文章中说,这条法律违背宪政立国的普世原则,常常被作为迫害异议人士的法律根据,“是专制之法”,“是悬在所有良知人士头上的一把恐惧之剑”,是推进中国民主转型的障碍。
张博树曾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近二十年的老“助理研究员”,当局因为其政治观点长期在学术职称上进行打压,并在一年前安排他下岗,理由是“多次违反工作纪律,未经请假和批准,擅自出境”,等等。
按照中国刑法105条第二编“分则”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规定,组织、策划、实施和积极参加以及参加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者程度有别但一律有罪;另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者同样有罪。

*张博树破国家政权谜思*

北京学者张博树说,从政治哲学意义上说,“国家政权”并无神圣性;政权更替也与“国家安全”无关,因此刑法第105条的规定是“荒唐的”、“违反常识的”。此外,从中国的现实看,中国共产党数十年一党垄断的政治体制已经直接导致党的蜕变和腐溃以及权贵资本的蔓延。
张博树对美国之音表示:“公民社会的成长、有组织社团的成长,对整个国家的宪政是好事,对当政者来讲也是好事。不过,当政者没有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但是,我相信社会总要进步,执政者也在进步,也在反思,也在考虑各种问题。”

*党治法治、专制民主相矛盾*

张博树提出四川民主活动人士刘贤宾、北京异议人士刘晓波和成都异议人士谭作人的案例,指出刘贤宾因为组党而被视“颠覆国家政权”;刘晓波和谭作人则因为“写了一些文章、搞了一些签名、接受了一些采访,批评共产党现行体制”被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总之,组党是“颠覆”,写文章是“煽动颠覆”;但是,组党“是公民的权利”,批评“人民公仆”共产党也是公民的权利,甚至要求共产党下台还是公民的权利。
文章指出,相比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第48条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但“可惜的是”,同在这部宪法中存在的党主立宪条文却与以上规定相冲突,这是党治与法治的矛盾,是专制与民主的矛盾,是党主立宪与主权在民的矛盾。

*司法应体现共和精神*

张博树对美国之音说:“希望今天的执政者和未来的执政者逐渐抛弃过去陈腐和陈旧的仪式形态教条,包括敌对思维的教条。在司法层面上,要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更能体现建设共和国的基本精神。凡是与这个精神不相符的该革除的要革除,该抛弃的要抛弃,该放弃的要放弃。”
位于北京的律师莫少平对美国之音说,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一条“恶法”。他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条法律确实是一条恶法,原因是当局极易以这条法律的规定来侵犯公民行使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利。 ”
宪政学者张博树说,中国政府1998年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获得全国人大批准,但是它所表达的现代文明人类普遍价值准则,对理解和评判当今的中国现实有重要参照意义。

 

记者: 雨舟 | 华盛顿 2010年 12月 25日

VOANEWS

2010年12月19日

李承鹏:复旦之下,岂有完卵

如果我登黄山被困,一个杀人犯为救我而摔下山谷,死了。我会尽我所能悼念他,补偿他的家人。这跟他是否杀人犯没关系,他首先是人。一个人为救另一个人交出了生命,这总让人难过。这是人的通感。动物的通感。

在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人们首先失去的并非信仰,而是逻辑。所以不必说张宁海是警察,把他当成一个人,一个挺精神的小伙儿忽地一下就没有了,你该感到难过。我觉得拿纳税人说事,也令人失望。就算纳税人,也只该要求被纳税人履行公职,而不是要求他死有余辜。纳税人纳的是一种权利,而不是绑架别人的生命,如果这样就透着一份歹毒,就不是纳税人,而是纳粹人。

我看到一个视频,那个戴斯文眼镜的男生在叙述张宁海掉下去过程时,语气轻淡得得像看到一个手电筒掉下去。虽都是自由落体运动,但我很难接受视生命掉下去为手电筒掉下去,因为我也是人而不是手电筒……关于复旦十八学生冷漠对待张宁海之死,社会上说得很多了。可我最在意的不是驴友专业装备,这是技术问题或体育观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因为我不想下一次又去探讨游泳池,高尔夫球杆,哑铃和减肥带。

其实我可以假装不那么在意复旦十八学生不流泪,不参加追悼会就走了,在BBS上密谋借这个悲剧就篡了登山协会老人的权……这些都是浮云,浮云是被神马决定的。包括还有一些世风不古、人心不善、精英主义的说法,也不太站得住脚,倒退几十年,红卫兵不仅冷漠地看人死去,而且亲自上阵用钢钎把人打死去。并非忽然到了90后社会就转基因了,社会一直在转基因,只不过把去黄山旅游换掉当年武斗和上山下乡而已。

中国各个代的大家最熟悉的一句话是:你们这一代,简直不如上一代……50后对60后说,60后对70后说,70后对80说,现已直达90。这是中国各生代人口口相传的相声灌口,当然现在又有反过来的迹象,90后觉得80后土鳖,80后觉得70后傻逼,70后觉得60后可以拉去回炉……全世界都没有中国这种生代奇迹,欧洲最多分个战前战后,美国最多分个婴儿潮,只有中国。这是因为我们不方便分化出各个阶级,就只有分化出各个生代,只有中国才这样代与代之间的攻击,见面都问你是几代山寨手机。

我不相信复旦这么牛逼就齐聚了十八个没人性的学生,黄山也没这么神奇,一夜间聚齐十八路妖孽,概率上太不可能。不单单是复旦,还有连捅老太很多刀的药加鑫,不单单的精英教育,我更相信这是中国教育的必然作品。注意我说的是中国教育,不是中国大学教育。因为对自己救命恩人如此冷漠的不止是大学,社会上这种例子太多了,不仅冷漠还有栽赃,比如彭宇救的那老太太,其他的例子自己举。

冷漠的复旦十八学生是浮云,浮云下面是神马。有人问那神马,是神马?我说是这些年来,没信仰的中国已让人民失去爱同类的能力。前几天,深圳福田村一个老干部在小区溜达着就俯身倒地,可没人敢去救他,因为刚想伸手就会想起彭宇,最后老干部窒息而死。还有湖南一女子落水,挣扎好些时候没人下去救,等警察来了就晚了。还有很多例子……这里不仅不鼓励爱同类的能力,不教育,不奖励,而且会惩罚,这样就导致少有同类救同类。可这些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历史:

我们先搞大义灭亲,把自己老爸都能灭掉,后搞阶级斗争为纲,凡不同意见者必须打死,再后来在GDP鼓舞下,人人见同类都是竞争者,都是对手。在政治遗传下,在经济鼓舞下,只有对手和敌人,没有同类。相信你看到这篇文章时,在办公室看看前后左右的同事,隐隐会觉得他们其貌可憎,其心可诛,玛勒戈壁的居然骑到大爷头上拉屎。在教室里看看那狗日的,竞选学生会主席时选票比老子还高十个百分点。在车里,也恨不得变身成一辆大铲车,把街上其它的车统统地剿灭。渐渐地,我们已失去爱同类的能力。人民和人民火并起来,这才好办……

这样的教育下,我们先是失去救同类的能力,后来连被同类救的能力也失去,最后偶尔被救也忘记了感恩,感恩也要求要感谢国家和政府,而不是感谢人,这个同类,本身。这样重视阶级而忽视同类的教育是可怕的,所以中国文学史上不会有雨果的冉阿让和沙威警长,什么样的社会有什么样的文学,有什么样的文学有什么样的学生。最终它会让这里的人,都变成狼。对不起,污辱狼了,因为狼是不残杀同类的。

复旦学生的问题不如校方的问题。我在网上看到很多明显是收了校方好处的文章,很跑题在说什么登山乃自由风气,校方无法约束。出了这种事,复旦利用新闻摇篮的优势到处让复旦帮拨乱反正,比如中青报那个记者。还得到鼓励,这是很不好的鼓励,这跟当初判彭宇的法院是一样的。今天是张宁海追悼会,就算复旦举校降半旗也没用,因为复旦学生从校方成功的扑火中,就会忘了傻逼的同类,只记得牛逼的校方,下一步踏上社会,就只记得更牛逼的权贵与政府。我们营造了这么虚假的环境培养他们,他们出来就是不再是精英,而是人精和妖精。刚刚看到一个消息,邓亚萍在一次讲座中说,人民日报62年来没有假新闻。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也不敢说自己62年来没假新闻,她敢说。我愿意相信邓亚萍说的是真的。问题是,她相信吗。就算我们都相信了,可相信之下的结果,是培养更多的复旦学生。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了,复旦之下,岂有完卵。那天小说出关去北大当辩论评委,走到食堂吃饭时,见一个奇观:门口至少二百辆自行车被学生们推倒,因为这样方便进出,我扶起来一辆,旁边又有学生推倒更多辆,傲然踏过……我刚自以为自己是道德的,忽一想,戈壁的我大学时也干过同样的事情。我是没种去当众骂那些学生的,因为自己也没道德。可我又很讨厌有些读了点圣经的二逼总拿耶稣说事:你们中有谁没同样的罪恶,就拿石头砸那女人……这个桥段已被读了点书的文人们利用得有一种邪恶的熟练。它带来的问题是,大家都这么说,大家都干过坏事的,大家都不敢拿起石头,这社会最后便成强盗的社会。

中国的观念现在很毛线,各种东西都混在一起,所以觉得张宁海很了不起,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典型好警察,大家一定要珍惜他。我怀疑其实中国原本有不少好警察的,只不过在大环境之下慢慢地就不那么好,正如记者、法官、医生、和你、我一样……慢慢就这个操性。

我也看到有脑子里长果冻的问,上次山西那警察死了,你为什么还风言风语,不厚道。我会耐心地告诉没信仰导致没逻辑的你:那警察亿万身家,开宝马住洋房有几座矿,你其实也知道他为什么而死,他不是死在保卫人民的战场上,而死在一根不知是大侠还是仇家的狗链下,跟张宁海没法比,张宁海没辱没纳税人的钱,我要尊重所有尽到公职的警察。

复旦十八个学生冷漠的脸,让人觉得很王八蛋。辗转听陈丹青感叹过,这就是未来二十年中国社会的主流和栋梁……这让人不寒而栗。可他们面对救命恩人那么冷漠的脸,跟当年如拎长的鸭脖一样的围看恩人被行刑的群众冷漠的脸,又有多少不一样呢。

就是复蛋之下,岂有完卵。

 

李承鹏:复旦之下,岂有完卵

媒体不负责“绝对真实” 维基解密不可能泄密

美国暴力极左民兵组织被东方称为"极右";
"通往奴役之路"威胁着全世界;
维基解密不是公务组织,不存在"泄密"可能性

西方极左有可能是"右派的观点+极左的行为",但以行为为准
传媒和记者不对"绝对真实"负责


阿桑奇这种还算得上是良性的,俄克拉荷马州政府爆炸案的主犯麦克维,就更是反政府的英雄,――>其实反政府,是世界各国爱国愤青的共同特征;别看有时侯仿佛跟政府是一路的,这些愤青一旦脱离了个人主义的利益观,反政府是迟早的事,所谓为真理而斗争嘛!所以一旦这些愤青不能再充当牛二光头党冲锋队,给主子煮成北奸肉,乃政治利益的题中之义。
中国媒体一直称麦克维等是"极右民兵组织",笔者殊难理解。这些人称美国政府被资产阶级控制了,美式民主不能反映美国人民的利益,投票选举制度不能反映了美国公民的意愿,分明就是乌有毛乡之类的亲密战友,是"极左",怎么是"极右"呢?阿桑奇利用"造谣自由",当然会对麦克维这类实际行动者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那么俄克拉荷马州政府爆炸案是麦克维易感呢?还是阿桑奇教唆呢?

将麦克维(已定罪)和阿桑奇(涉嫌)归为极左,无关于他们的"言论"或"真实的观点"而在于其行为,(注意一些马恩毛斤斤计较于"马克思真实的观点"),而在于其攻击实在法体(包括政府治权)的现实行为。同样的言论观点(参考阿桑奇最新自白),如果是以合法的方式表达,很可能被划入西方右派。"右派中的脑残,其实是极左",这个规则对一些脑残革命家是警钟。
阿桑奇这类美国极左(一般就是基督教的人道沙文主义分子),实际上是利用了普世价值观的右派主张的言论自由,攻击"言论自由"本身。阿桑奇的维基解密所做的,正是乌有毛乡在中国所做的,仅仅是程度不同,方式略有差异。任由这些极左分子攻击言论自由而取缔之,如果不相信国民独立的判断力,则言论就不复自由,是不是太令人头痛呢?

相信国民独立的判断力,不等于否认总会有一些人"被忽悠"。所以就会有"肯特州立大学血案"(所谓"插在枪口上的玫瑰花血案",常被用作美国统治阶级不可调和的证据,而"越战"实际上是美国左派民主党的政策),就会有麦克维这类人可能炸了一两栋大楼;政府就不得不加以镇杀。但同样是一些中国的"右派",又会把疆乱事件之类的政府治安行为,攻击政府的执法行为本身了。

由此可见,"通往奴役之路"实际上是威胁着全世界,而不仅仅是威胁中国!阿桑奇被找个碴子逮捕了,说明美国人对此也头大的。不过如果他们对比一下中国自五四以来非正常死亡一亿几千万人,大概就不会觉得俄克拉荷马州政府爆炸案那样死一百几十人,是多么大不了的灾难了。如果象肯特大学那样发生血案,政府只能依法行政而不是统治阶级犯罪,冤有头债有主,案件有主犯,就事论案就是了。

所以笔者认为维其解密如果有"罪",罪不在泄密,而不在维基解密本身。如果维基解密拒绝配合调查,则"因持有涉密材料而涉嫌间谍罪"算是人赃并获,判其有罪也未尝没有可能。(无意中持有机密的合法行为是报案)。类似规则其实可以援例施于乌有毛乡这类声称(机密)罪证的社团。只不过乌有毛乡那些垃圾传闻基本是造谣,所以可以任意造谣文革的美好天堂,忽悠无罪,脑残责任自负
记者或者报刊如南方系,只是报道而不是侦探,更不是法官,不可能对其所报道的完全真实负责,"绝对真实只有在上帝那里才存在",所以南方系之类所谓真实有伪而"行政监督之",确实就是侵犯了新闻自由。南方系之类的记者,仅仅是指出"根据公开的资料,记者是这样看的,供公众参考"。这个道理与乌有毛乡的"毛学专家",根据我们嗤之以鼻的"秘闻",认为毛是被死难者迫害是一样。

维基解密是美国的乌有之乡

英国拘捕阿桑奇是危害美国新闻自由吗?
美国政府没有打压维基解密;
维基解密是美国的乌有毛乡;
中美左派在"反美反政府"上有共同语言

维基解密网站的阿桑奇老大,近日住进了英国免费酒店。笔者并不喜欢阿桑奇这个人,但是关注他"新闻自由"论对抗美国政府"泄密论"是否在法理上站得住脚。笔者不是乌有毛狗之类的秘闻逐臭者,世人皆知饿死几千万人的毛灾他们可以视而不见,或说是"全世界给资产阶级洗了脑";而全无验证可能,也无任何证据意义的秘闻秘籍一堆堆,津津乐道。

所谓维基解密其实就是这样一种迎合"政府阴谋论"的秘闻网站。能够被泄秘的就不是秘密的,美国司法部门要引渡阿桑奇,惩治泄密的可以追根溯源。既然维基解密公布密级材料,就有义务配合FBI调查是谁泄密,否则自已就有间谍嫌疑。(已经泄的密就是证据)。至于阿桑奇如果真的犯了其他案子,则与"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问题没有关系了。相比中国"密"的广泛,美国的密级小得多

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最大的动作,也只是要求公务员不要上维基解密而已。美国方面最大的"敌意",也无非是没有要求欧盟释放阿桑奇而已。无法断定"欧盟拘捕阿桑奇是欧美默契"(估计最有利),但如果引渡阿桑奇也无不妥。维基解密如果有什么不如意,充其量是遭到了"私有企业的业务歧视"。所以除非维基解密起诉"歧视自已"的公司如Google,否则谈不上危及新闻自由的问题。

所以美国司法部门最终起诉阿桑奇的"罪与证"值得关注。但如果仅仅是扣留若干时间也无不可,(最大可能),因为这个网站本来就没有什么能耐。西方的"政府阴谋论"也有大量的fans,其中一位就是中国的宋鸿兵。宋先生精明之处,就是永远批判"西方政府对主权中国的阴谋",而不会象西方政府阴谋论者如阿桑奇一样,敢批评自已的政府有阴谋,也算得上是中国特色的中庸吧

至少在反美国政府上,西方的左派与中国的左派有共同语言,这是自山姆大叔二次大战后,挑破了世界民族主义的破气球后的时代特色。在反中党政府上,毛左和怪胎民主派也有共同语言,此乃有时代特色的中国特色!后来发现吴祚来这类基督教"民主人士",也是骂美国"霸权主义"捞民粹分,更是发现左字一派,本身就是特色各表,共有一声的。

维基解密的手段也就是乌有毛乡的手段,相比而言还老实一点,至少维基解密上的资料大体上是真实的,不象乌有毛乡那样具备创作才能,以致于敢欺负中国很多读者不懂英文,创作出美国小学三年级的英文作文伪造材料。阿桑奇老兄无非是选择性将秘闻阉割剪辑,以便脑残信以为真,目标仍在攻击美国政府而已。

象伊拉克战争平民有伤亡,显然不是假的,但是只要忘记了萨达姆的责任,忘记了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宿怨,忘记了提克里特人对萨达姆的怀念(相当于乌有毛乡对毛的怀念并付诸行动),忘记了平民的伤亡绝大部分都是这些冲突中对美军造成的,美军顶多是"保护不周",少数几个确实是美军责任(如一起奸杀案)肇事人已经被严惩。

将伊拉克所有伤亡记到美国头上,那美国的"罪责"是要多大有多大。既然阿桑奇的目的就是中国民主派眼中的,为"监督政府而造谣",显然不反对读者"误以为"数字更大,当然也不反对中国乌有毛乡那样将伊拉克平民的死亡大牛市涨价到700万,(sorry,伊拉克有多少人口?);如此,美国式的人道主义极左,与中国的毛左,确实是有统一战线的共同语言的

2010年12月18日

北京称诺贝尔和平奖典礼是“政治闹剧”

世界各国要人纷纷为诺贝尔委员会将今年的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授予正在狱中服刑的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而喝彩。受到北京方面刺耳批评的这一奖项,凸显了中国与西方在政治制度上的鸿沟。

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在中国服11年徒刑的刘晓波,上周五在奥斯陆举行的颁奖仪式上由一张空椅子代表,在诺贝尔和平奖的109年历史上,这只是第5次获奖者缺席。

大约三分之二受邀国家的外交官出席了在奥斯陆市政厅举行的颁奖仪式,但在中国要求抵制的强大压力下,至少有19个国家(包括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未出席。

去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发表声明称赞刘晓波。"刘晓波远远比我更值得获此殊荣,"奥巴马表示。"他信奉的价值观是普世的,他的斗争方式是和平的,他应该被尽快释放。"

中国继续强烈谴责刘晓波获奖,外交部官员姜瑜称这一事件是一场"政治闹剧"。

"事实充分说明,挪威诺委会的决定不能代表世界大多数人,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姜瑜表示。"偏见和谎言站不住脚,冷战思维不得人心。"

有关颁奖仪式的新闻播出期间,CNN和BBC电视信号在北京许多住宅小区受到屏蔽。在互联网上,含有"空椅子"字样的句子显然也遭到审查。在中国,网上的政治内容经常受到筛查。

在北京刘晓波家所在的公寓楼外,树起了一些蓝色的大招牌,以阻止电视摄像机拍摄这栋建筑物。自刘晓波获奖的消息宣布以来,他妻子刘霞一直被软禁在家中。

刘晓波曾在1989年针对中国政府的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中扮演领头角色。去年,他因参与起草《零八宪章》而入狱,《零八宪章》是一份呼吁民主改革的文件。

颁奖仪式上,一名挪威演员朗读了刘晓波回忆自己在1989年的经历、并憧憬"自由的中国"的一篇散文,讲台背后是一张刘晓波的大幅照片。在场观众用长时间的掌声向刘晓波致敬。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Nobel committee)主席托尔比约恩•亚格兰(Thorbjørn Jagland)表示,中国让数亿人脱贫的成就是值得肯定的,但警告称,如果中国不能接受政治改革,就会受到"腐败、权力滥用和治理不善的"妨碍。

台湾也加入了称赞刘晓波获奖的行列。台湾总统马英九呼吁释放刘晓波,并表示"对人权的关怀不分国籍、不分国界"。

 

译者/何黎

2010年12月13日 07:24 AM

北京称诺贝尔和平奖典礼是"政治闹剧"

英国《金融时报》 安德鲁•沃德、杰夫•代尔 奥斯陆、北京报道

追问“红色血统”

当叶静子满怀激情地谈论自己的事业和慈善工作时,人们很容易忘记她是个“太子党”——尊贵的新中国开国元勋的后裔。

她就相当于罗斯福或肯尼迪家族的成员,但可能更有权势。

众所周知,在中国做生意靠的是关系,即互惠互利的人脉网络。从打入乡村市场到占领经济中的“制高点”,无论做什么都必须疏通好关系。

所以太子党炙手可热,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想借重他们的人脉,在竞争激烈的中国市场上占据领先地位。

作为一个群体,太子党出名地低调,几乎从不公开发表言论。但在一次极其难得的采访中,叶静子表示,出身于显赫家庭也有不利之处。她承认“红色血统”使她享有种种特权,也为自己身上流着“红色血统”而自豪,但她也深明这个显赫姓氏所伴随着的责任。

“人们要明白,我的成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的,而不是因为我的家庭背景才取得了成功,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

“同样重要的是,我必须利用自己的地位帮助我的国家和人民。”

她的祖父叶剑英元帅参加过长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当年也是他带领一干将军逮捕了四人帮,从而结束了疯狂的文化大革命,为中国现代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上台铺平了道路。

叶静子出生于70年代中期,当时,她的祖父正努力让这个国家走上通向新繁荣的道路。叶静子童年就读于北京专门面向中共高干子弟的学校。在她14岁时,家里决定送她去美国,并请世交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帮忙,让她进了一所声誉卓著的女子寄宿学校。

“我父亲说,他不希望我像公主一样长大,凡事都有人给我做好,每个人都总是对我毕恭毕敬,所以他们要把我送走,让我能够过一种稍微正常一点的生活,”操着一口纯正美式英语的叶静子说道。

国际化的成长背景,使她几乎在任何场合都能应付裕如。西方生意伙伴和中国官员认为,在她帮助促成的交易和组织的活动中,她是不可或缺的一道文化桥梁。

谈起最近接手的项目——主办2010年DTM德国房车大师赛决赛,叶静子双眼发亮。这项赛事于11月28日在上海市中心举办。“我们要把上海市中心变成东亚的摩纳哥,”叶静子热切地表示。

全长3.1公里的赛道蜿蜒穿过位于上海中心地带的浦东商业区。这个近期刚举办过盛大的世博会的城市,还为此封闭了许多重要区域。

赛事总投资1亿元人民币(合1500万美元),是DTM大师赛首次在德国以外举行决赛,赛前预计可吸引大约8万名赛车运动爱好者。

“和星际文化集团(Brilliant Culture Group,叶静子的公司)签约,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拥有DTM举办权的ITR董事长汉斯•沃纳•阿菲特(Hans Werner Aufrecht)表示。“对我们来说,在中国举办赛事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是我们的制造商——奥迪(Audi)和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比赛举办地点位于上海中心商业区,充分说明了叶静子人脉圈子的家世背景,以及一个中共建党元勋至今依然具有的威名。能够说服上海市政府为一项赛车活动封闭中国商业之都的大片区域——就算是在执政精英阶层,拥有这样影响力的人也寥寥无几。

西方企业极其不愿谈论家世背景对于他们选择生意伙伴的重要性,但大多数跨国公司都会在某个时期和太子党深交。“谁都知道,获得影响力的一个捷径,就是延揽能够和这个国家最高决策层说上话的太子党,”一位在中国呆了几十年、颇具影响力的西方商业顾问表示。“难点可能在于找到能力也很优秀的人。”

叶静子在谈话中刻意淡化她对政府的影响力,表示她之所以能够把这项赛事申请下来,主要得益于她公司以往的成绩和专业性,以及这项赛事本身的吸引力。

她表示:“其实我得比别人更卖力,才能证明,我能够组织这样的活动,并不完全是依靠我的背景和人脉。”

中国许多政界精英对此深有同感。他们指出,虽然身为中共重要人物的亲属能够很方便地接触到政府官员,得到特殊待遇,但也必须承受巨大压力,并受到密切监督。

在人脉深厚的太子党协助下开展业务的企业——不管是外资企业,还是国内企业——有时也有可能会卷入中国官场上常见的勾心斗角之中。

“我们一般会给年轻的太子党一个实习的机会,以取悦他们显赫的家族,但我们绝不会仅仅因为一个人的家世背景就雇用他,因为从长远来看,这么做可能会过度卷入权力派别斗争,”某外资银行驻中国的一位高管表示。

中国还存在一个问题:现任官员子女倚仗父母权势出人头地,往往会招致民怨。但对于拥有叶静子这种家世的人来说,情况并非如此。人们对太子党这种家世的反感程度,大致相当于英国民间对女王及皇室的不满。

不过,叶静子和其他太子党谨慎地保持着低调的作风,过着相对朴素的生活。叶静子极其热爱汽车,但她情愿开一辆朴实无华的SUV,生活方式也偏于安逸简朴。

星际文化集团从上海DTM赛事中获得的所有收益,将如数捐给宋庆龄基金会——中国最著名的官方慈善团体,叶静子本人是该基金会理事和热心的支持者。

在叶静子看来,家族姓氏必须维护、不容玷污,通过不光彩的勾当大敛横财,不利于家族传承。

“我祖父那代人是理想主义者,他们赤手空拳创建了新中国。虽然现在时代不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变了,但我们这代人仍然要以我们的行动,通过我们对社会的贡献,来纪念他们。”

 

译者/杨远

2010年12月16日 07:36 AM

追问“红色血统”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 吉密欧

2010年12月17日

嫁人就嫁公务员

本来这份荣誉属于大款。
但由于大款资源过于稀缺——按胡润富豪榜数据,中国亿万富豪数量5.5万,待嫁妇女上亿,显然不够分的,即使在惨烈的竞争中胜出,还可能受到失足妇女及准失足妇女小三的袭扰,心里相当不踏实。
还有一点,大款再牛,如果出身于草根,那也就是一个暴发户,要想保住体面而尊严的生活,还得上面有人。
于是,广大期待靠嫁人改变命运的妇女做出了更加明智的选择。
媒体报道,全国妇联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婚介行业委员会和百合网近日联合发布《2010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这项历时一年、覆盖全国31个省份的社会调查,从多元的婚恋文化中提炼出中国当代单身人士婚恋观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深层原因。
个人觉得,这份报告显得比统计局发布的CPI数据靠谱,故采信。
报告指出:超过40%的受访女性希望理想伴侣的职业是公务员,以下依次是企事业管理人员、警察/军人、企业主、医务工作者等——简直是以权力为中心构建的中国社会等级。
这告慰了那些在全世界最惨烈考试——国考中胜出的男人们:你们不仅可以终身不下岗,工资只升不降,福利待遇优渥,到哪都有饭局,靠,还有最大机会找到漂亮老婆。
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剧未来国考的PK热度——孔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国考一旦成功全给办了。
如果设计一个广告语,那就是嫁人就要嫁李刚。顺便提醒一句:可别生出撞人后随便供出老子的傻儿子。
先别急着羡慕嫉妒恨,捎带脚慨叹世风日下,毕竟妇女们纷纷争嫁公务员总比争当失足妇女和小三强。
中国自古以来就流行士农工商之说,只是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农被商干掉了而已。当然也有美女一不留神被穷书生拐跑了,显得真爱无敌,其实也与书生距离士最近有关。排名第二的农民例如董永要想泡美女,那就得是七仙女了——人间相当不好找了,得王母娘娘的傻女儿帮忙。
调查还显示,七成受访女性认为男性要有房、有稳定收入和一定积蓄才能结婚。这显示了处于情感乱世、找真爱的概率低于遭雷劈的中国当代女性,越来越追求婚后生活的稳定和舒适。这是极度真实的,是无可厚非的。过日子不是创业,整天四海为家、颠沛流离显然不是和平时期家庭的上选——这直接导致了农民工成为光棍主力军。
故广大公务员是最称心的MR.RIGHT——他们中不少人不止有一套房,工资基本不用,吃喝用车都公款报销,社会地位优越、人脉广泛,且生活比大款规律且永无破产之虞,有足够的时间和爱人一道在家培养官二代。
但少数公务员是不适合的——如文强太贪,国法难容被处决了,再如靠感人日记成名的当代廉吏税成康因太勤政过早地活在人民心里——不过都属于意外小概率事件,绝大多数公务员在现阶段是有能力与美眉们一道营造幸福生活的,成为寡妇的概率当低于中国交通事故率,请放心。
问题是:这个社会发展主要的贡献者是工农大众,科技人员和伟大园丁,为什么集体遭到美眉们的冷落?
不是说我们党员干部崇尚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吗,怎么生活条件优渥得让美眉们主动投怀送抱?
如果一个社会混得最好的人都是吃纳税人供奉的财政饭的,会不会让其余真正推动这个社会前进的一线主力军心寒,进而成为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公务员热从就业延伸至婚恋,是权力战胜金钱赢得美人的当代传奇。
或许,也是爱情和市场的杯具。

 

 《石述思:嫁人就嫁公务员》

2010年12月8日

王立军强调“依法”的精神应充分肯定

王立军局长"双起宣言"有"依法"两字,思想进步值得肯定;
公民都有胡说八道各持已见的"特权",不知"双起"如何依法?
公职单位和人员均无特权利益,不知如何依法起诉

强烈支持任何公务员自动辞职,获得起诉他人胡说八道的资格


重庆帮王立军局长双起论,似让媒体涉"王"人士毛骨悚然。自然地联系到重庆打黑案中一打一个准,连胆敢辩护的律师也打掉,确保不存在冤错案的可能性;有此前科,王局长内部会议里的发狠话,难免让媒体中人"作民心虚"。其实南媒系也许多心,王局长虽是大领导,但象李庄案中的众目睽睽的违法乱纪,与公安局的王局是没有直接关联的。王局长能够说出"依法双起","依法"两字无论如何是精神可嘉,是重庆打黑运动以来的重大思想进步。

南方系诸媒记挖掘传说中的王局长的内部发言稿,发扬语文老师改作文的认真精神逐字批改实非必要。孔庆东老师等大语文宗师再批改南方系的作文,除了口水仗的高水平以外,大概也有向在重庆帮的大人物王局长卖乖讨好,求得大人物保护伞之处。但实话实说,王局长还是和这几位语文老师隔点距离为妙,这几位语文老师只有老国企的老人协会中有点名声,在学生里的民望可不乍的。

王局长称要"依法起诉南方系的胡说八道",还看到刘仰老师批作文称"媒体没有特权"(光看题目,刘老师的作文又长又臭逻辑又不通顺,还是让刘的小学语文老师去批改吧),大体上没有什么错。民主法治的社会,谁都可以被起诉,依法就行;媒体没有特权,也是对的,任何人包括王局长在内,都没有特权,实在挑不出错处。

所以如果从法学的角度,王局长和刘仰老师都说得没错的。只不过同样是从法学的角度,所谓言论自由,任何人都有胡说八道的自由,如果有人被忽悠了,责任不在胡说八道的造谣者身上,而在于"选择性听取了谣言"的脑残身上。如果这条规则不成立,那么就可以马上把刘仰张宏娘还有孔庆东老师他们全抓起来,狠狠地抽他们的PP,谁让他们娘亲没教会这几个老头子"不能胡说八道"!

正因为民本有私,官职无私;所以民主社会中公民是有隐私权的;是疑罪从无的;所以才能避免文革式的冤假错案大量发生;而官职公务人员的工作是无私的,(个人是有私的),所以才能百口交毁,疑过下课;方足显赤金,如果受不了众目睽睽的监督,可以辞职不干,换取象小老百姓式的胡说八道的"特权"。

所以笔者是非常认同孔庆东刘仰等很不高兴的老师们,就象南方报系的媒记一样拥有"胡说八道不受惩罚"的"特权",也非常支持王局长辞职为公民王立军先生,以及重庆所有公务人员,任何不满意南方报系媒记的胡说八道,都可以辞职变成平民后,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身份,依法起诉南方报系任何媒记的文字对自已造成的精神损害。笔者可是坚决支持将公民要求国营单位的"精神赔偿"纳入立法讨论的。

平心而论如果不是炫耀非法打黑的高大形象,重庆方面为自已安排一些"失败的诉讼",既说明对法律的尊重,又显示了尽力反贪打黑;打黑领导公信力估计会大大改观,此所谓争为不争,不争为争。以上都是假定是民主社会的法治条件的法学常识,如果王局长说,"中国有……特色"!笔者立刻接受:"Yes Sir!",以上观点全部作废。让俺喊万岁,保证也喊得跟孔刘老师他们一般响亮!

不妨给重庆帮的同志们出一个主意,要扭转不利局面其实也简单,利用重庆根据地俯首贴耳,首先推广县区级的民主选举,罢免县区以下的政府部门,(纯属浪费行政成本),一夜就可重新改变形象。只不过重庆又已经搞了什么户籍改革,把选举的基础搞乱了。虽然如此,如果按区县起步选举,直到重庆全市选举,我看重庆民主再怎么"乱",也乱不了全中国。或者,全国良性竞争可始。

2010年12月6日

Hundreds in Hong Kong March for Nobel Winner's Freedom

Hundreds of pro-democracy activists in Hong Kong have joined a rally demanding that China release jailed dissident Liu Xiaobo ahead of a formal presentation of his Nobel Peace Prize this week.
At least 400 protesters marched Sunday through Hong Kong's financial district to a Chinese government liaison office, holding banners and chanting slogans calling for Liu Xiaobo's freedom.
The marchers expressed support for Liu's call for democratic reforms in China and urged Chinese authorities to free his wife, Liu Xia, from house arrest.
The Nobel Committee is due to hold a ceremony Friday in the Norwegian capital Oslo to present Liu's peace prize, despite his ongoing detention and Beijing's moves to block his relatives from leaving China to accept the award.
Liu is a co-author of "Charter 08," a petition calling for sweeping political reforms and freedoms in China, a one-party state.  Chinese authorities sentenced him to 11 years in prison for subversion last year.
China has denounced the Nobel Committee's decision to award Liu the peace prize and has pressured foreign diplomats to boycott the award ceremony.
Hong Kong is a former British colony whose constitution guarantees Western-style civil liberties typically denied in mainland China, such as the right to protest against Beijing's Communist leadership.
Liu received further support Sunday from former Czech President Vaclav Havel and South African Archbishop Desmond Tutu, a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 In an article published in British newspaper The Observer,  Havel and Tutu called for Liu's "unconditional" release.
The two accused China of supporting "abusive regimes" and using "brutal force" to crush dissent within its borders. They said Beijing must undertake "substantial reform" if it is to be viewed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a "true leader."

Hundreds in Hong Kong March for Nobel Winner's Freedom
VOA News 05 December 2010

2010年11月26日

中国失业大军的挑战

起源于加利福尼亚问题房贷的金融危机,最终会不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构成挑战?

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很可能会比全球其它地区高出许多,但全球金融危机仍给中国的制造业基地带来了巨大冲击。

中国政府高级官员陈锡文在2月份披露了这一冲击的严重程度:在总数1.2亿至1.4亿的农民工中,已有2000万人遭出口行业工厂解雇。

这一数字也许很快就会大幅攀升。陈锡文披露这一数字时,经济衰退尚未对出口行业造成全面冲击,春节假期也尚未结束。假期结束后,预计许多工厂不会再开业。

北京一位研究人员估计,失业人数最终将达到5000万。

这一巨大的数字带来了出现大范围社会不安定的可能性,中国领导人对此并不讳言。

胡锦涛主席把这场危机称作是对中共执政能力的一次考验:“能不能变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考验。”

自毛泽东去世以来,尤其是自20年前的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以来,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就一直与其提升多数中国人生活水准的能力息息相关。

在失业的农民工中,许多人很可能只有数月的储蓄来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如果他们找不到新工作,就可能产生爆发抗议活动的可能性。

此外,农民工只是不安定的潜在根源之一。另一个危机来自于大学毕业生。去年,有30%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当时危机尚未影响中国。

农民工主要来自偏远的乡村,而多数大学毕业生要么是城市居民,要么在城市有着广博的人脉。对政府来说,他们有可能成为一个更加棘手的政治问题。

甚至在经济下滑之前,中国就不断出现大范围、低层次的不安定事件。近年来,政府已承认发生过数万起“群体性事件”(官方对抗议活动的称呼),包括在2005年发生的8.7万起,该年中国经济增长超过10%。

然而,尽管多数政治分析人士都相信,未来两年中国的抗议活动很可能会增多,但他们并不认为这会对共产党构成致命挑战。

一些观察人士表示,中国政治制度目前面临的这类压力,不久以前也曾出现过。上世纪90年代晚期,当时的中国领导层决定采取断然行动,对本国经济的国有部门实施改革。

成千上万的公司倒闭,多达5000万人下岗。

这些人不仅失去了工作,其中许多人还失去了他们曾以为将终生有效的社会契约的大部分保障——医疗、家人享有的教育、以及退休金。

随后出现了许多抗议活动,尤其是在经济低迷、工业集中的东北地区,有些抗议很激烈。

但政府并未受到这一动荡的严重挑战。

研究机构龙洲经讯(Dragonomics)的董事总经理葛艺豪(Arthur Kroeber)表示:“就在不那么久以前,中国经受住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冲击。从许多方面来看,那场冲击比中国现在面临的冲击更加严重,但社会承受住了。政府和国家相当好地生存了下来。”

他补充称,对政府来说,相比以往国有工厂的工人,如今的工厂雇员不会构成那么大的政治风险,因为年轻一代更加能屈能伸,不指望国家照顾他们一辈子。

控制风险集团(Control Risks)驻上海的安德鲁•吉洛姆(Andrew Gilholm)表示,多数抗议活动仍倾向于反映当地具体的不满,而不是批评整个政治制度。

许多抗议活动并不攻击中国领导人,实际上还请求北京出手干预,以便解决问题。

同时,政府保持对安全部队的完全控制,限制独立社会团体的生存空间,还牢牢控制着媒体。

分析人士认为,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很难想像短期内会出现由人们对失业的不满所引发的协调的挑战。

但分析人士承认,这种大范围失业给中国政治制度带来了新课题,没有人真正了解中国人的期望在过去十年间发生了什么变化。

经济低迷持续的时间越长,其所造成的政治后果就越不可预知。

 

译者/何黎

2009年04月08日 00:00 AM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 杰夫•代尔

2010年11月25日

京沪双城记

上海喜欢把自己当成纽约,而把北京比作华盛顿特区。上海人告诉自己:北京是因循守旧的政府官僚中心,而上海则是金融、时尚和文化之都,同时引领着全国流行风尚。

第一次到中国的外国人,离开时往往抱有同样的观点。浦东光彩夺目的摩天大楼,来自全球各地、鳞次栉比的新餐馆,让上海散发出从容自在的国际风范,相比之下,北京就像一个省会城市。

这样的第一印象或许十分诱人。在上海旧日租界所在地外滩,有家魅力酒吧(Glamour Bar),窗子直开到天花板,崭露出浦东的轮廓。在两次不同的场合,都有素昧平生的人向记者请教:如何在这个城市里找到一份工作?他们都是第一次来上海,某种与景色有关的东西,使他们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

然而,尽管上海让人忍不住浮想联翩,但也不能只把北京视作一个政治中心。实际上,与第一眼看上去的印象相比,北京的吸引力、人才底蕴和影响力都要深厚得多。

不论是在商业还是在文化方面,上海往往屈居北京之后。以金融为例,上海的目标是成为中国的金融之都,人们说起来的时候,常认为上海是要与香港争夺主导地位,争取成为中国企业的主要融资市场。

过去十年,中国内地企业纷纷在港上市,希望借此进入规模更大、也更为稳定的市场,这推动了香港市场的繁荣发展。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上海正开始扭转这种趋势。

但北京才是真正的金融之都。在中国所有融资活动中,商业银行占80%左右,而主要银行的总部都设在北京。此外,北京不仅是各金融监管机构的总部所在地,也是中国多数大型企业的总部所在地。在中国经济中,政府仍以多种形式发挥着巨大作用,这使得北京处于商业活动的中心位置。

外资银行的决策,体现了北京在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那些希望在中国开拓零售业务的银行,如汇丰(HSBC)和花旗集团(Citigroup),扎根在了上海。但那些将中国业务总部设在北京的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从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到摩根大通(JP Morgan),再到瑞银(UBS)。在上海能够接近市场,当地的中层管理人才储备也更为雄厚;而在北京则更便于接触客户和决策层。不论是好是坏,高盛(Goldman Sachs)已成为纽约金融业的象征,而该行将中国总部设在了北京。

上海也在大力吸引研发业务,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仅在制药业,罗氏(Roche)、诺华(Novartis)和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等公司均在上海建立了实验室。

然而,上海又一次面临北京的有力竞争。北京拥有国内最有名的两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并利用这种资源吸引了大量研发投资。中国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上的贡献全部来自北京,微软(Microsoft)和IBM等跨国公司选择在北京设立研发中心。

上海有其自身的浮华和魅力,而北京也为人们提供了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抽象艺术已成为当代中国主要文化流派之一,而北京是中国最具活力的艺术园地——虽然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艺术家们已无法再开出天价。中国最有意思的音乐创作地也在北京,当下最火爆的当属垃圾摇滚,有着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狂放风格。

北京文化上的吸引力部分源自于其首都地位。由于北京是首都,主要媒体机构都设在这里,同时这里还聚集着大批试图影响政策的学术及非政府团体。京沪两地在政治体系和审查力度方面并无不同,但在北京,精英阶层有关国家未来的谈话要深刻得多。

某些情况下,中共奇怪的管理方式也对北京有利。在上海,一个艺术项目要获得必要的批准,唯一的途径是通过市文化局的审查。但在北京,存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相互较劲的权力中心,聪明的艺术家有时可以从中挑拨,以获得所须的批准。

但尽管如此,上海从很多方面说都更适于居住。十多年来,城市保护运动在这里开展得如火如荼。虽然大片老城区已被拆毁,但保护主义者已迫使市当局更多地考虑保留老街区,设法修复建筑物,而不是将它们夷为平地,以便修建更多已数不胜数的高楼。

这一点值得北京学习。为迎接奥运会,北京近年来刚刚大兴土木,完成了一批建设与改造工程。

 

译者/岱嵩

2009年05月14日 06:34 AM

京沪双城记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 杰夫•代尔

2010年11月24日

整个社会的舆论都是落后,就不能指望有明智的中央政策

加息恐怕难免责任不在现政策
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政策比99%的良心传媒"进步"
整个社会的舆论都是落后,就不能指望有明智的中央政策



对于市场物价干预的担心,在公布了16条措施后,笔者松了一口气。看样子温内阁习惯于雷声大雨点少,四万亿也象是心理攻势,真正因四万亿而增加的流动性是比宣布的数量少。实际增加的4.3万亿,主要是由于财政赤字和人民币汇率低估造成的外汇占款

上调准备金看来是一个不错的缓兵之计,――仅仅是缓兵之计,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仍是公有制体制造成的行政费用过高,对市场干预过多,容不得国企破产,和出口导向服务于寻租利益集团(用农民工做挡箭牌),这些问题不解决,从高房价到通货膨胀压力,什么也解决不了。

但是在不考虑"根源"的情况下,上调准备金作为缓兵之计,可以让市场流动性暂时不会增加(或减缓),付出的是央行利息上的代价,――>因此削弱了加息的压力。上调准备金,实际上是回避加息,将通货膨胀的压力向后推,期望全球经济走出低谷――>中国是经济危机的发源地,恐怕无望!因此加息恐怕最终难免,结果是大型国企为代表的"资金动物"业绩大减,直到大部分退出社会。

由于中国减息并不能促进消费,通货膨胀也只不过是让国民积金防饥进一步储蓄,(参考80-90年,以及明朝灭亡前的白银储蓄倾向),并不能将国民储蓄迫向消费。增加内需的办法是明确户籍制度所代表的地方利益合理性,以此基础上允许地方完善国民福利,才能一点点地让国民放下积金防饥的大包袱。

因此中国减息实际上是促进了投资欲望,进一步增加"生产-消费"的结构性失衡,加息反而可以通过减小无效生产而减小通胀压力。所以如果从经济角度看,加息最终难免,国企最终要全部玩完,――>恰恰是后者,让决策者难以下手!不信,看看毛左在本博每天的骂贴?毛左剥削阶级特权难舍也

经济学的结论必须加息,而从马列四项原则,则"毛左国企至高无上"死不得,这种中国特色的精神病政治经济学,近期会怎么决策,笔者实在预测不来。尽管有关政策不完全合笔者意,但是笔者基本表示认同。其实笔者是很同情当政者的。不妨看看新浪财经那些写手,可以说99%,不是鼓吹政府干预市场,就是责骂市场中人不够廉洁,这些良心民粹不是文盲就是极左,要么就是别有用心。

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当政府的政策比99% 的良心人士经济学者们,都来得合理时,实在没有理由附和这些王八良心分子,批评只有少数人才理解的"政府缺点"。试想政府真的"完全正确"去做,在这种民粹氛围下,会有什么结果?会有什么下场?这里还没算上毛左呢!

如果以为这些文盲极左是国产货,那就不妨看看朗咸平李敖这些王八分子。可以说,只要朗咸平的那些反市场的言论,有一天不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笔者就一天不会再批评政府了。因为相比这些王八分子,有关政策多少显得是"驼鸟有三条腿"的正确答案(比四条腿要正确嘛)。又如360-腾迅的市场纠纷,王八良心分子吵了一会儿,涉足网站业务的人,估计都知道言论管制又强了多少了。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各种"进步分子"自已检讨一下吧。

言论自由,就不得不面对各色人等的胡说八道,所以笔者既不怪政府,也不怪王八分子;甚至不怪毛左;笔者只会数数,有多少王八,又有多少蠢王九,居然能够王八忽悠了。最终结论还是: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整个社会的舆论都是落后,就不能指望有明智的中央政策的。

2010年11月21日

李承鹏:大侠

2010年11月15日据新京报(记者刘刚)11月12日上午,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警方接到报警称,位于县城中心地段一高档小区内发生凶案,一对夫妻在家中非正常死亡。

知情人称,两名死者均为洪洞县公安局干警,两人系夫妻关系。男子王某,52岁,为洪洞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公路巡警中队原队长,王妻为洪洞县公安局机关科室干警。据了解,遇害警察夫妇育有两女一子,均在美国留学,11日晚,子女联系父母,发现手机关机、家中电话无人应答,后找亲属和司机,最后发现在家中遇害。知情人称,死者的宝马车停在车库,楼道有一摊血迹,男子脖子有勒痕,女子身上无明显痕迹,死者家的大门没有遭到破坏,房间茶几上放着一个茶杯。洪洞一知情人告诉记者,死者王某为人低调,生前曾开办过企业,在当地很有名气。

另据消息,洪洞县公安局副局长、交警队大队长王建勋被人杀死,死者系被狗链勒死。其妻也一并被杀。王为亿万富翁,在洪洞有3个煤矿。

 

我用Word检索了一下才373字,这条短小的新闻,信息量其实是很大的:

首先,它暴露了警察叔叔也是会超生的,两女一子,所以这起凶杀案涉及的办案部门不仅会有刑警,还会有户籍片警,还有计生委干部,须得联合办案。其次,均在美国留学,我们的官员天天反对美国,天天又把子女送到美国,这暴露,他们其实一直悄悄送下一代去拯救美国人民于水火,顺便搞点破坏,你看,按CCTV和肉成钢这些代表的说法施使推理,美国下周就要破产了。

再次,曾经有报告说中国警方警务用车太次速度还不如歹徒,因此影响到办案效率,可一名交警队长开宝马,只能暴露当时警察追凶时其实挂的是倒档,浮云中我想到《天下无贼》里说,开好车的就是好人吗。

三个煤矿,这会让警察多忙,所以也不要说警察在办案的业余时间违规开矿,其实他是利用开矿的业余时间办一办案,又联想到前几天有三个官员跑到一废弃矿里,不小心被熏殉职了,里面也有警察叔叔……随便死一个科级的交警队长就有上亿元,处级厅级部级……这也暴露,我们的官员意外死一次,福布斯财富榜就要惭愧一次,就要修改榜单一次,戈壁的要是来个连环凶杀案,那个榜单直接作废,神马都是浮云,多少财富藏于斯,屁民们不穷就没天理。

这些都不是我最兴趣盎然的,我最关心的是哪一个凶手干的。用狗链,证明该名凶手还是有些文化的,用了隐喻手法。同时,交警王队长虽年近52,但体魄不会太差,一般人也干不翻,凶手用一根链子就玛勒戈毙掉一名警察,臂力着实惊人,文武双全。不要看好莱坞片子多了就以为这样干很容易,其实得准确找到受力点,勒到锁骨不行,勒到下巴脱臼舌头吐出来也怪吓人的,听说最佳的姿势是勒住后反身让被勒者悬挂着,以其体重使其毙命,颈骨一断,就OK了,也KO了。当然,我声明没干过这事,只是抛砖引玉,请教在这里潜水的有侦探情结的朋友们发言。

仅仅是交警队长有勒痕,其妻身体无明显痕迹,大门未遭破坏,茶几上的杯子也没打碎,附近邻居和小区保安均未听到动静,这说明做案者来之则战,一战毙敌,毙之则撤,思路之清晰,动作之干净,是职业的。我听说曾内蒙曾有一个职业的连环杀毙十余名贪官,手法纯熟,来去无踪,但未经证实,兴许是人民在意淫。

有人分析这是黑吃黑,可这样就太不过瘾了,我更愿意意淫一下,到底是哪一位大侠干的。

到底是哪位大侠干的,真给力。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e7ba410100mtgk.html

爱国主义不能装大头

一只被随意发现的乾隆花瓶,在拍卖行拍到天价,每次竞价,都以100万英镑的价格递增,最后,这只几乎被人遗忘的花瓶被以5300万英镑的价格卖出,购买者据说是中国的爱国商界人士。天价竞购,是出于“瓷器爱国主义”。

当然,这只乾隆花瓶,也许有它的价值,这个价值由于出自乾隆,甚至有可能出自圆明园,而翻番,也不无道理。前一阵,圆明园那几只西洋楼的前毫无艺术价值的喷头,不也是被炒到了不可思议的天价,有幸变成世界上最昂贵的水龙头,更何况是园子里出来的乾隆花瓶呢?众所周知,乾隆这个吃饱了没事干的风流皇帝,自以为天下第一的“十全老人”,在御制瓷器的烧制上,特别下功夫,烧出了好些惊世骇俗但又超级俗气的瓷器,在艺术上让人哭笑不得,但偏就是有那么些嗜痂成癖的人,就是喜欢的不得了。但是,即便如此,一个花瓶,卖到5300万英镑,也还是让人确掉了眼镜。

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在世界上大收文物,手笔越大,爱国的旗帜似乎举得越高,行为的正当性就越足,碰上比较容易受感动的国人,为此哭上一鼻子,也未可知。二十年前,日本人也到处收古董,手笔也大得让欧美人恨得牙根痒痒。但是就是不知道打一个什么旗号,所以,即使在他们本国,也遭人骂。看来,还是中国商人比较聪明,连买古董,都讲政治,讲得还有鼻子有眼。

我的信息不灵,不清楚内幕,但这些年来,碰到的爱国主义志士太多,挂羊头卖狗肉的也太多,所以,凡是碰到这样的事,在感动之余,总难免有几丝怀疑。老担心是不是这些人就是在做买卖而已,无论是否天价,人家最终赔不了,说不定会从天外有天的人那里找补回来。就算是卖不出去,大爷有钱,买个瓶子玩玩,谁也管不着。在本质上,这个拍卖,跟爱国主义无关。但我更担心的是,这样类似大头的行为,很可能花的不是买家自己的钱,折腾到最后,还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然,但愿我的猜测都是错的,买乾隆瓷瓶的商人,就是出于单纯的爱国主义,一腔报国之志,跟当年的张伯驹似的,宁可破家,也要挽回国宝。但是,人家张伯驹收的是虔春图,一个乾隆花瓶,用得着这样玩命吗?就算这只花瓶真的出自圆明园,也犯不着如此拼命搭钱。不能一沾圆明园,大家就头脑发昏,丧失理智,都跟吃错药似的,非把它收回不可。其实,随便到国外的博物馆走走就会发现,中国这些年散失在国外的宝贝多了去了,比乾隆花瓶更值钱的不知凡几,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宝级的文物仍然在向外流失,大批量的流失。一面是文物大量的失血无动于衷,一面是拼命用高价收回那么一丁点,而且是没有太多价值的一丁点,难道中国人有病吗?

快150年了,圆明园成了国人的一块明显的伤疤,敏感的伤疤,只要触动了这个伤疤,人们就会激动不已,争先恐后地做大头,这是悲剧还是喜剧?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2f50100ngwt.html

2010年11月16日

农产品涨1%消费价格涨100%,农民收入不会提高

食品价格快速上涨无关通货膨胀;
农产品价格上涨不会提高农民收入;
农产品涨10%,消费者的价格估计已经涨了100%
政府干预农业和食品供应将导致毛式大饥荒;
提高农民收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也不管;
最好的政府是只提供基础保障,什么也不管的政府;
市场经济下全中国均富脱贫只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

小心那些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的民粹分子


食品价格迅速上涨,如果说是通货膨胀的原因,那是不确切的。通货膨胀是一个长期的综合性的过程,尽管表现为若干波段,但不会在瞬间某种商品忽然之间就上涨了60%。这种情况不是因为通货膨胀,而是短缺和通货膨胀的预期,让流通商尝试涨价。对食品价格波动,政府绝不应"加强管理",市民嫌贵,这段时间吃少一点吃低档一点就是了;减小国内外管制,过一段时间,价格就会便宜下来。

当食品价格上涨时,一些大嘴巴农民分子(农民分子是不耕田,但代表了农民利益的那些分子)嚷嚷"国家让农产品涨价造福农民收入"――>更不可听从这些人的话。这些家伙如果不是良心大大的太好了的文盲,就是品德大大的坏了的民粹,实际上是为真正的通货膨胀鸣锣开道。国家对市场涨跌最好的管理办法就是找棉花塞上双耳,让道德分子们嗓子喊哑了,他们自已就不喊了。

这些道德分子们总是以为国家是可以(也应该)操纵市场价格的,更以为农产品是农民一生产出来就直接通过毛主席英明制定的计划渠道流入消费者手中的,所以"农产品一涨价,农民收入就提高了",如果事实与之不符,他们准定骂"奸商",再骂"政府为什么不管一管"。政府万能教就是这样传道的

如无意外,骂转基因的也是这些道德王八先生,转基因这样的小屁事,让消费者自已选就是了。如果政府一多管闲事,就成了政腐,实际上帮了国营种子公司搞垄断只要政府不是吃饱了撑着,代替消费者选或否转基因,代替农民选种作物,消费者自然可以得到廉价的农产品,农民自然可以得到最高的农业收入。

实际上农产品涨价赚钱的是市场上卖菜等等的流通商,轮到农产品涨10%,消费者的价格估计已经涨了100%真正供应农产品的是流通商,也正是由于流通商的价值,才令农产品不会大量坏在地里,让消费者得到价廉物美的食品。当这些道德分子纵容政府掐"奸商"时,就会出现消费价格暴涨,农民收入暴跌的情况。到那时,道德分子们就会脚底抹油失踪了,让政府收拾毛主席大跃进之类的烂摊子。

现在全世界的市场是供应过剩的市场,特别是农产品是供应过剩。原因在于各国包括中国在内都过分重视"农业安全"的结果。在农业生产过剩的情况下,农产品长期涨价是不可能的,期望通过农产品涨价提高农民收入是不可能的,倒是可能在城市造成中低收入阶层的营养不良。政府的干预将令中国再现毛上帝时期的那种"全球生产过剩",唯独中国大饥荒死几千万人的悲剧

最好的政府是只管基本保障,其他什么事也不管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可以变得非常小,只花很少的钱,什么公款消费什么贪官污吏,保证全部立刻失踪。如果政府真的打算提高农民的收入,最应该做的就是把涉及农业的管理政策一一废除。只要政府把"帮助农民提高收入"的政策统统废了,农民收入就会直线上升。很简单的,把什么耕地红线废除了,农民的收入就增加不少了。

在农业生产过剩的社会里,希望农民从农业中提高收入脱贫是不可能的。但生产过剩的国际环境,是服务业发展的良机。但服务业发展的前提是市场经济去特权化,明确市场经济所必须的个人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明确户籍制度法学上不可侵犯的地位,(不是城乡公有体制的特权),明确地区自治权具有社群私有财产的性质。私有财产明确了,国民自然会在自有财产安全边际内自由消费,创造大量的需求。

户籍制度明确了,农民劳动力而不会把时间浪费在侯鸟生涯之中。当劳动者的低收入不再作为中国所谓"低人权优势"时,市场经济自然会抹平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也抹平社会之中的贫富差距。在完全市场化状态化,笔者认为在一到两代人的时间,就可以达到全国均富脱贫的目标。今天为地区特权而争夺的所谓"反户籍制度",自然烟消云散。

2010年11月13日

芮成钢同奥巴马争话语权 称可以代表亚洲

凤凰卫视11月12日《凤凰全球连线》节目播出“芮成钢抢问奥巴马 称可以代表亚洲”,以下为文字实录:

在韩国首尔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今天落幕了,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离开韩国之前召开的记者会上,就大谈特谈美韩的合作关系,其中还曾经因为要坚决维护韩国记者的提问权利而和一位中国记者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冲突和插曲我们来看一下。

芮成钢(中国记者):很不幸我可能会让你失望,奥巴马总统,其实我是中国人,我想我可以代表亚洲,我们是这里的成员之一。

奥巴马(美国总统):你的英文比我中文要好,但是公平起见,该轮到韩国记者提问,所以…我想…你…。

芮成钢:如果韩国朋友可以让我代表他们来提问呢?好还是不好?

奥巴马:那要看韩国记者是否有问题问,没有,没有人发言吗?这好像变的比我预期的复杂。

芮成钢:请回答来自亚洲人的一个问题,奥巴马总统。

奥巴马:嗯,好,那就发问吧。我想确保韩国记者有提问机会。

 

2010年11月12日 23:26 凤凰卫视

谷歌在拷问中国政府的良心

一直以来,政府对互联网这一新生的平台又爱又恨。有良心的领导人喜欢它的透视功能,可以照到政府阴暗面,从而促使自身的良性变革。但是,统治者对权力的迷恋,学者的传统道德观,商人对利益的追逐,都一同排斥这个在西方观念中的自由。

    其实,言论自由与民主是政府一直在小心翼翼处理着和尽量回避的问题。因为他们直接影响整个政治基础和社会状态。在最近十年网络发展的这个时期,虽有尚有不如人意之处,但还是可以看出领导人的态度在一步步转变,一步步走向利用这个平台完善与发展政府自身。不可否认,这种从绝对的言论控制与封锁到自由开放这样一个本质性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与时间。若然处理不好的话,轻易就会打破统治团体与平民百姓之间这脆弱的平衡。

    可这种纯粹凭借领导人良心主导的改革到底能走多远?谁都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毋庸置疑的是,这只是权宜之计,因为长久的良性发展必须是要有健全的制度支持的。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因为特殊的国情,自古就有天生畸形的遗传因素。

    很明显,中国现在凭着领导人的良心正在循序渐进地寻找着一条折中的出路。无奈的是,在现实利益的驱使下,政府还是加大了对言论自由的控制力度,而这场冲突中首当其冲的是被视为西方自由代表的各个网站。被政府压迫的体无完肤的谷歌终于被逼到了背水一战之地,然后言论自由这个政府一直在通过各种现状掩盖和回避的问题终于被逼向了不得不做出抉择的尽头了——是民主还是专制?

    我相信谷歌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放弃中国的市场。Google损失的最多只不过是一场生意,而对于中国而言,即使赢了也是输了。要知道,这完全无异于另一场闭关锁国的开始。  

    不要因为各种自私的动机而重新引领中国走向另一场闭关锁国,那时候,中国连一个循序渐进走向光明的唯一道路也被关闭了。

    更重要的是,这是对政府良心的一场叩问。如果政府真的还是以绝对控制的权力为优先考虑的话,中国式的新希望政府的出现将遥遥无期。政府存在不是因为人民需要被统治,而是人民需要一个可以集合人民力量从而给人民提供服务的机构。相比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更重要的是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府。
    这的确是中国的内政,但这不是政府的内政。中国人的自由就非得跟西方的自由不同吗?

 

2010年11月8日

360齐向东曾是新华社通信技术局副局长

齐向东先生于2005年9月就任奇虎公司CEO,负责公司的整体运营、市场拓展等策略制定和执行。此前,齐向东先生为雅虎中国区副总裁兼3721公司总经理,负责雅虎中国网站的内容策划、运营、市场拓展以及3721公司的整体运营和公共事务战略规划执行。

加盟雅虎之前,齐向东先生任职于新华社通信技术局副局长,是新华社系统最年轻的司局级干部之一。在此期间,他主管技术规划、建设计划和技术培训工作,并主持一系列重大项目的规划和论证,其中包括主持制订"新华社十五技术发展规划"、主持论证新华社年度技术建设项目、规划论证新华社多媒体数据库技术方案、和规划论证新华社国内分社宽带保密通信网。此外,齐先生作为主要人员和分项目负责人参加了新华社重点建设项目"三网一库"和"新华2000通信工程"的建设。齐向东先生在新华社任职17年,积累关于大规模技术团队运营管理的丰富经验,同时他也是业界公认的关于网络通讯技术和互联网政策的专家,曾多次受邀参加有关方面的高层论坛和政策研讨。2003年8月加盟3721公司,就任3721公司总经理。

Press Beijing on human rights, top Chinese artist Ai Weiwei tells PM

Ai Weiwei urges David Cameron to challenge Beijing as the PM leads the largest ever British delegation to China.

 

China's best-known artist, Ai Weiwei, has urged David Cameron to press Beijing on human rights issues this week, as the prime minister leads the largest-ever British delegation to the country.

Writing in the Guardian on the eve of Cameron's visit, Ai says that there has been a pitiful change in global attitudes to China since the economic crisis, with western leaders increasingly reluctant to challenge Beijing.

"Cameron should as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ot to make people 'disappear' or to jail them merely because they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 Cameron should say that the civilised world cannot see China as a civilised country if it doesn't change its own behaviour," he writes.

It is understood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plans to raise the case of Nobel peace prize winner Liu Xiaobo, serving an 11-year sentence for co-writing a call for democratic reforms. Four weeks ago, he was award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his human rights activism, a decision that incens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hich regards him as a criminal.

While it is very rare for people to disappear in China, there has been international concern over human rights lawyer Gao Zhisheng, who has not been seen for months.

Ai, creator of the "sunflower seeds" installation currently in the Turbine Hall of Tate Modern , was himself due to be released from house arrest at midnight last night. Police restricted his movements last week after thousands of people accepted his invitation to a party at his condemned studio in Shanghai.

In his first official visit to China, Cameron will hold a summit tomorrow with the Chinese premier, Wen Jiabao and President Hu Jintao, at which he is expected to focus on improving trade, but will also mention human rights issues.

The five-day tour of the far east and it will culminate in a potentially tense showdown at the G20 summit in Korea.

The scale of the visit beats Cameron's trip to India, an event that led to Downing Street feeling pressurised by the Chinese to field an equivalent size or larger delegation. Cameron will be accompanied by the chancellor, George Osborne, education secretary Michael Gove, the business secretary Vince Cable and the energy secretary Chris Huhne.

Fifty business leaders, from companies ranging from Tesco to Rolls Royce will accompany Cameron, and also attend a China-UK Business summit with Chinese leaders. This makes it even bigger than the business delegation who went to India.

William Hague, the foreign secretary, told the cabinet on Tuesday that China was expected to build 86 airports in the next five years, a small indication of growth and th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vailable.In a sign of what a bilateral deal is worth, Hu signed contracts worth £8.6bn with the French during a state visit last week, covering 102 Airbus planes, as well a the telecoms and nuclear sectors.

British officials point out that China is still a controlled economy and even in the case of private sector investment the umbrella of state officials are needed to get the go ahead to invest.

The Chinese have warned the British not to raise human rights issues, but neither side intends to let the issue dominate what is supposed to be a visit focused on raising exports.

Cameron may come under pressure from the Chinese to condemn the US Federal's reserve decision last Wednesday to buy $600bn worth of government bonds, in the hope that the cash injection can kickstart the US economy.

The move weakens the dollar, making imports from China, a major trading partner, more expensive for US consumers.

"If the domestic policy is optimal policy for the United States alone,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ot an optimal policy for the world, it may bring a lot of negative impact to the world," said China's Central Bank head Zhou Xiaochuan.

Cui Tiankai, China's vice foreign minister, said the Federal Reserve had the right to take steps without consulting other countries beforehand, but added: "They owe us some explanation."China has been under pressure to appreciate its currency against the dollar in order to let in more imports.

British officials are playing down any great breakthrough on the issue of currency war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t the G20 summit to be held in Korea on Thursday and Friday. "It is more a case of managing the process", said one official.

The officials also said the G20 was moving away from big dollar announcements designed to help the world's poor. The Koreans have been urging the G20 to look at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based on approaches such as trade, investment and studying how other emerging economies - such as their own – have grown rapidly.

The same officials, determined to lower expectations, also said they saw no prospect of a breakthrough over climate change saying the issue has been deferred to Cancun conference in a month's time.

Chris Huhne is due to sign a number of bilateral deals on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ies with China, the country most likely to add to global pollution as its industrialisation grows apace. Some blame China for the failure to agree a legally binding deal at Copenhagen.

In probably his main G20 initiative, Cameron is likely to press the case for a new world trade deal, arguing the room for manouvre around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limited leaving trade as the best way to boost world demand.

With Obama facing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n two years, British officials see the next 12 months as the critical window of opportunity to secure a trade breathrough. The time left is very limited warned one official, adding " this is the best boost we can give to the world economy at a time when we are running out of fiscal and monetary flexibility".

 

  • Patrick Wintour and Tania Branigan
  • guardian.co.uk, Sunday 7 November 2010 20.46 GMT

    Press Beijing on human rights, top Chinese artist Ai Weiwei tells PM

  • China Releases Dissident Artist Ai

    Chinese authorities released dissident artist Ai Weiwei from house arrest on Monday - a little more than two days after detaining him at his compound in Beijing.  Ai's release comes as human rights activists say China is cracking down on dissent and international calls to free Nobel Peace Prize recipient Liu Xiaobo grow ahead of this week's G-20 summit in Seoul, South Korea.  
    Although artist dissident Ai Weiwei was unable to attend a protest party he had planned outside his soon to be demolished studio in Shanghai on Sunday, hundreds of his friends went ahead with the event.
    Ai says the fact that the party was still held is a sign of how China is changing.  Ai says he thinks the days of people censoring themselves and being afraid have passed.  He says many people, especially young people, "can freely show their smiles and have the courage to voice their own opinions."
    Ai's newly constructed million-dollar studio in Shanghai was ordered to be demolished after allegedly violating land use and construction laws.  Ai helped design the Bird's Nest stadium for the 2008 Summer Olympics in Beijing.  But the artist frequently has had run-ins with Chinese authorities.
    He was allowed to go to Munich last year for an exhibit criticizing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the 2008 Sichuan earthquake.  But several months earlier, he was severely beaten by police in Chengdu after having traveled there to testify in the trial of a fellow activist.
    Meanwhile, Nobel Peace Prize recipient Liu Xiaobo remains imprisoned in China where he is serving an 11 year sentence for trying to subvert the state.  Liu co-authored an online petition that called for democratic reform in China.
    Maran Turner, executive director of Freedom Now, which represents Liu Xiaobo as his international legal counsel, says Liu's situation has not changed since he was named the 2010 Nobel Peace Prize recipient last month. "His case before the Chinese courts has been exhausted, and so there is really no where to go in China.  We've taken his case to some international venues like the U.N. Working Group on Arbitrary Detention to try to get him a fair hearing there.  But unfortunately, he is still sitting in prison with very few visits from his attorney or anyone else - certainly not his wife since she is sitting under house arrest," he said.
    Turner says Liu Xiaobo's wife been held under house arrest since early October and that the group has not heard from her for almost two weeks. "Her conta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has now been fully shut off, meaning her phones have been broken, her lines cut.  No Internet access.  No nothing.  What we heard previous to when that happened and when, I would say, the black hole happened.  She was being permitted to leave the house and go to the grocery store and things like that, but she was always accompanied by police officers," he said.
    In the weeks following the anouncement of Liu being named this year's Nobel peace prize winner, people who signed "Charter 08" -- the online political manifesto that Liu co-authored - have been placed under varying degrees of house arrest.
    Human rights groups say Chinese authorities are stepping up an apparent campaign to limit information about Liu receiving the Nobel Prize, harassing members of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 a writers' group that promotes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e PEN American Center says members of the group in China have been questioned by authorities, harassed and put under house arre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ccused the Nobel Committee of disrespecting China's judicial system and interfering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for having name Liu as this year's peace prize winner.
    Freedom Now's Maran Turner says China has warned several countries through diplomatic channels not to focus on Liu and the award.
    But Turner says that as many as 15 Nobel Peace Prize winners have appealed to the leaders of the world's top 20 economies, asking them to help press Chinese President Hu Jintao during meetings this week in Seoul to release Liu Xiaobo and his wife. "China is doing its bit to make sure that everybody stays silent.  And this is one opportunity where these world leaders can speak to him directly and I urge them to take that opportunity," he said.
    The G-20 summit is scheduled for Thursday and Friday in Seoul.

     

    William Ide 07 November 2010

    China Releases Dissident Artist Ai

    美国茶党诞生记

    三十多岁的艾米•克莱默(Amy Kremer)和珍妮•马丁 (Jenny Beth Martin)都住在亚特兰大的市郊。近两年之前,她们饱受了经济衰退之苦,奥巴马(Barack Obama)当选总统又让她们感到沮丧,只能寄望人生能早日翻开新的篇章。
    克莱默以前在达美航空公司(Delta Air Lines)当空姐,后来辞职在家带女儿。孩子长大后搬出去住了,她就靠写两个博客打发日子──一个是园艺方面的,一个是时政方面的。

    克莱默回忆道,当时我的生活出现了一段真空期。
    马丁是一名训练有素的软件开发经理,业余时间也写写博客。她丈夫开的人才派遣公司倒闭后,她只能靠帮别人打扫房子来贴补家用。他们面临着失去房子的危险。
    在她家庭的经济状况急转而下之际,美国国会──其中包括马丁曾为其担当竞选志愿者的佐治亚州共和党参议员萨克斯比•钱布利斯(Saxby Chambliss)──投票通过了布什(George Bush)总统提出的法案,以拯救华尔街濒临倒闭的大型银行。
    马丁出离愤怒了。她说,我生气并不是因为政府没有拯救我丈夫的公司,自己的公司破产确实令人伤心,但这是市场机制的一部分……让我生气的是,政府没有必要进行干预,让一些本该倒闭的公司继续生存下去。
    在2009年二、三月份的几周时间里,这两位女士在一个电话会议上认识,并协助创建起美国茶党(Tea Party)运动中第一个全国性的主要组织。短短数月后,她们成为2010年美国最具活力的政治团体的两位中坚人物。
    39岁的克莱默现任“茶党快车”(Tea Party Express)主席一职。这个茶党的政治活动委员会已为新踏入政治舞台的参选人筹集到数百万美元竞选资金,并策划了威胁到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瑞德(Harry Reid,内华达州民主党参议员)政治地位的竞选活动。克莱默曾经很害怕在公众场合说话,现在却四处发表演讲,每次的听众都有数千人之众。2010年10月的一天,克莱默队在内华达州里诺市面对2,000 名听众大声疾呼道,你们准备好让哈里•瑞德下课了吗?
    40岁的马丁是“茶党爱国者”(Tea Party Patriots)的全国协调员,这是一个组织联盟,在全美拥有近3,000个当地组织。她把年幼的儿子和女儿放在家中,自己踏上前往30个城市的巡回之旅,激励茶党积极分子行动起来,力争在11月2日赢得一场胜利。
    马丁说,这是我必须做的一件事情,我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受够了共和党。
    茶党的中坚力量主要是步入中年的美国中产阶级人士,他们从政经验有限,但不满经济动荡的现状,其中一些保守派人士感到共和党已经抛弃了他们。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茶党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茶党运动是民众发泄不满情绪和表达从政热情的综合产物,拥有自己的政治观点,如反对非法移民,反对在全国范围征收消费税,支持民众的持枪权,等等。此外,对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是否具备合法性的质疑也是这个草根组织不断壮大的因素之一。
    如今,在民主党大获全胜仅仅两年之后,茶党运动的影响力已经足以重新改变美国的政治地图。借助互联网沟通方式,茶党联合了美国不同政见的活动家,今年已经把好几个州的知名共和党领袖拉下马来。2010年11月2日,茶党让数十名民主党议员下了台,瑞德本人的地位也险些不保。
    虽然茶党诞生的时间不长,但其政治领袖已经经历了获得意外成功和面临联盟分裂等种种考验。一些早期的茶党领军人物被曝光是种族歧视和仇外分子,令茶党面临令人尴尬的指责。马丁和克莱默曾经彼此很友好,现在却势同水火。
    这些失误和对抗都在考验着茶党能否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政治势力。

    茶党运动的根源

    茶党运动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08年末,当时一部分美国民众对金融危机、政府救助和奥巴马的当选十分不满。
    即使在布什总统执政期间,许多保守派人士对布什及共和党救助银行和汽车制造商的举动就已经深恶痛绝。民主党入主白宫后,开始讨论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而在财政支出上趋于保守的共和党人关于政府支出的批评声音也越来越大。
    许多保守派人士认为,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在竞选总统时的失败之处在于,他没有好好通过互联网手段来筹集资金,并与不同政见的活动家建立同盟关系。奥巴马的竞选团队则在利用互联网方面更加得心应手。
    民主党的成功让帕特里克•莱希(Michael Patrick Leahy)很生气,他是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市(Nashville)的一名IT顾问。2008年11月末,他在Twitter上建立了一个有25名成员的联系组,名叫“Twitter顶级保守派”(Top Conservatives on Twitter,简称#tcot)。2008年12月,他开始每周一晚上召开电话会议,建立了一个有着共同诉求的活动家网络。
    莱希说,我发现Twitter上有很多保守派,他们很有能力,却各自为战。短短数周内,我们发展了1,500名成员。其中有艾瑞克•欧顿(Eric Odom),他之前已经组建了一个成员众多的活动家组织,旨在撤销美国的近海石油禁采令。
    斯黛西•莫特(Stacy Mott)是新泽西州华盛顿镇(Washington Township)的一位全职妈妈,她有三个孩子,一个刚蹒跚学步,另外还有一对双胞胎婴儿。她对美国的两大政党都越来越不满意,但让她彻底爆发的事情发生在2008年12月16日,当时布什总统为政府救助辩护说:我放弃自由市场的原则,为的是拯救自由市场的体系。
    莫特说,这种说法点燃了保守派心中的怒火。给她伤口撒上一把盐的则是奥巴马的当选。她说,我最大的担心是民主党将同时获得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控制权……他们会尽可能地通过自己想要的各种提案。
    莫特说道,当时看来,奥巴马想要继续拯救美国的银行和汽车产业,他也确实这么做了。
    莫特决定开一个代表保守派女士心声的博客,名为“聪明女孩政治”(Smart Girl Politics),并以同样的名字创建了一个社交网站。这个网站吸引了亚特兰大的克莱默和马丁加入,当时她们彼此还不认识。
    20多岁的凯莉•卡伦德(Keli Carender)是西雅图的一名教师,也是个即兴表演喜剧演员。她对布什“放弃自由市场原则”的言论极为愤怒,并觉得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是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巨大浪费。她尝试给自己支持的两名民主党参议员的办公室打电话投诉,但他们的语音信箱都已经满了。
    卡伦德回忆说,我简直想大声尖叫。但最后意识到,自己根本没什么话语权,这是一种即将被淹没窒息的感觉。
    卡伦德也写博客,但决定要更进一步。她策划了一起示威活动,在当地的广播脱口秀节目中进行宣传,并给保守派博客作者并曾任福克斯广播公司(Fox)新闻顾问的米歇尔•麦尔金(Michelle Malkin)发电子邮件,后者在博客上报导了卡伦德组织的示威活动。
    2009年2月17日,有120人出现在当地的公园参与示威活动,这令卡伦德喜出望外。茶党相关文献将这一事件列为茶党运动的第一次示威活动。

    “胡言乱语”

    2009年初,成千上万的保守派人士被当时国会正在讨论的政府救助行为和经济刺激计划所激怒,他们同病相怜,通过互联网连上了线。这些串联活动为后来被称为“胡言乱语”(The Rant)的事件提供了一个温床。
    2009年2月19日,54岁的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金融市场评论员里克•桑塔利(Rick Santelli)在芝加哥交易所(Chicago Board of Trade)做现场直播,对政府面对经济危机所做出的反应提出了质疑。前一天,奥巴马政府刚刚宣布了一项750亿美元的援助方案,旨在帮助那些付不起房屋贷款的业主。
    桑塔利在直播中揭竿而起。他大声疾呼,这里是美国!你们有多少人愿意为邻居的住房抵押贷款买单?他们的房子多了一个洗手间,却付不起房屋贷款。
    在他身后,交易员们在为他呐喊助威。桑塔利喊道,我们7月份要在芝加哥掀起一场茶党运动。
    批评人士表示,桑塔利的这次举动一定经过精心策划,但桑塔利说,他的独白完全是即兴发挥,他脑子里“当时对茶党的唯一印象”来自于家中最小的女儿在学校里做过的关于波士顿倾茶事件的研究作业。
    这番“胡言乱语”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当时约有400名积极分子的“聪明女孩政治”组织起来响应。莫特说:我们半数的会员发出邮件问,我们能干些什么?桑塔利点燃了导火索。
    在佐治亚州,马丁在开车去打扫房屋的路上听到桑塔利做出呼吁的片断。她回忆道,我们刚刚失去了自己的房子。当时他们正处于破产清算的程序之中。
    马丁说,她和丈夫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负担房屋贷款,也不想试图去保住房子。马丁说,我们做了一个决定,认为最好还是从头开始。想到政府居然鼓励别人不为自己无法负担的房屋贷款承担责任,她就没办法不抓狂。
    #tcot组织的莱希在twitter上发布了一个电话号码,号召大家通过电话会议来讨论桑塔利的呼吁。2月20日,有20多名活动家打电话进来,包括佐治亚州的马丁和克莱默,以及西雅图的卡伦德。有一点很重要,参加电话会议的还有一些老兵组织的代表,而且规模都不小,有些组织的数据库拥有数万乃至数十万人的联系方式。
    #tcot组织认为,等到7月4日国庆节才发起茶党运动太慢了,因此决定马上进行全美总动员,在一周不到的时间内举行集会。一场茶党运动的热潮由此产生。
    这次集会的口号略显拙劣──“撤销政治恩惠,否则下台” (Repeal the Pork or Retire),但活动家们热情高涨,疯狂地打电话通知别人,全身心地投入集会的组织当中。他们回答来自各地的询问,一开始是几十人在问,后来扩大到数百人,通常都是了解一些基本的情况,比如如何获取示威许可等。
    克莱默说,当时,我就像一个接受许多病人询问的医生一样。
    2月27日,美国各地发生了约50起示威活动,大多数活动的参加人数都在数十人到两三百人之间。西雅图的卡伦德在举行第一次示威活动的那个公园里召集了集会,有300人参加。当时,她还打电话给华盛顿的民主党参议员帕蒂•默里(Patty Murray),让示威人群对着电话一起发出嘘声。

    电话打爆

    茶党的电话会议开始把目光投向4月15日的联邦法定纳税日。起初,他们希望当天至少在40个城市举行示威活动。莱希后来回忆道,从第830个响应的城市之后,我们就没再去做统计了。
    参加莱希每周电话会议的人越来越多,有时连电话都被打爆。组织者建立了一个类似维基百科(Wikipedia)的网站,讲解示威抗议的技巧和相关建议。据跟踪示威活动的一名志愿者说,网站每天的访问量在5万到10万人次之间。
    茶党的活动经费很少,没有建立一个接受社会捐赠的机制,没有办公场所,也不记账。Facebook成为一个主要的沟通场所。
    先是数十家,随后是数百家当地组织开始在美国各地生根发芽,宣布加入茶党运动。在短短一年内,这类组织增加到了2,000家。
    虽然茶党的代表人物是克莱默和马丁(她们当时还是免费服务的志愿者)这样的人,但茶党运动的成功还得益于一些富人集团的支持,其中包括“繁荣美国人协会”(Americans for Prosperity)和“自由之力”(FreedomWorks),这两个组织源自20世纪80年代由科赫家族(Koch family)成员创建的保守派智库团体,科赫家族经营着石油天然气企业集团美国科氏工业集团(Koch Industries Inc.)。
    在实际运作中,克莱默一直在考虑为这个新兴的全美组织建立一个更规范的领导架构。据克莱默讲,2009年4月的某一天,她正站在厨房里,她丈夫脱口而出一个名字:茶会爱国者。

    “由我创建”

    4月12日,克莱默启动了一个名为“茶会爱国者”的社交网站,并让人开始网站建设。她说,我不是在吹嘘,茶会爱国者由我创建。
    5月份,马丁•克莱默和另一名活动家、加州草谷市(Grass Valley)的网络推手及律师马克•麦克勒(Mark Meckler)共同聘请了一名律师,以“茶会爱国者”的名字申请成立社团并进行商标注册。
    媒体对于该组织的关注不断增加。福克斯新闻台(Fox News)的名嘴格伦•贝克(Glenn Beck)在一档新节目开播不到三个月后就开始大力宣传茶党4月15日的示威集会,并提出自己的“9/12计划”(9/12 Project)。博客作者麦尔金也宣传这些活动,此外还有福克斯公司的肖恩•汉尼堤(Sean Hannity)。(福克斯公司和《华尔街日报》同属新闻集团[News Corp.]旗下。)
    一传十,十传百。到4月15号,几十万人──没人能给出一个确切的数字──在各地的市政厅、邮局、城市广场、公园和闹市街道聚集起来。人群涌入费城的爱心公园(Love Park),在各州议会大楼的外面集会,从爱荷华州首府得梅因(Des Moines)、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特(Hartford),到密歇根州首府兰辛(Lansing),可谓遍地开花。
    在弗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Richmond),48岁的全职妈妈柯林•欧文斯(Colleen Owens)也加入示威人群。除了投票支持共和党外,她此前从未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
    欧文斯说,布什卸任之后,我曾经想:事情会变好的,我们将摆脱那些战争。但实际情况是,我们在往悬崖下冲。欧文斯说她的朋友和邻居很少有意识到这一点的。
    4月15日,欧文斯站在雨中,听集会的演讲者发表言论。她后来说,当时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原来我并不孤单。

    分道扬镳

    茶党运动在短短几周内获得的成功令人震惊。在心照不宣之下,白宫在4月15日也举行了自己的活动,宣传奥巴马政府一直在推动的减税方案。共和党领袖对茶党的集会表示赞赏,私底下却怀疑这场运动会走向何方。
    茶党的组织者对此也不确定。麦克勒说,我们从没说过要组建广泛的网络。我们只是一群迷惘的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并没有太清楚的认识。
    与此同时,美国西海岸也在酝酿新的行动。在20年代六、七十年代曾给里根总统(Ronald Reagan)担任顾问的共和党人萨尔•鲁索(Sal Russo)在目睹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市(Sacramento)的茶党集会后,察觉到这一运动所蕴含的潜力。他说,当时有四、五百人参加集会,规模之大让我们大吃一惊。
    约翰•麦凯恩黯然无光的总统竞选让鲁索很不高兴,他在2008年成立了一个名叫“这个国家理应更好”(Our Country Deserves Better) 的政治活动团体,但后来打算将其关闭。
    看了茶党集会后,鲁索和同事乔伊•维兹比基(Joe Wierzbicki)重新将该团体打造成一个茶党主题的组织,他组织了一次全国巡回巴士之旅──这是一种非常讨巧的策略──以传播茶党的影响力。
    该组织就是后来的“茶党快车”。在短短两年内,它已筹集了超过700万美元的资金。
    在发展初期,茶党快车和茶党爱国者就开始走上不同的道路,折射出茶党运动出现的第一次严重分歧。茶党快车想为参选人募集竞选资金,策划竞选活动;而茶党爱国者想保持无党派身份,只对时政提出意见,而不提名参选人参与政治选举。
    茶党爱国者的马丁说,当地的协调员表示,他们不想让我们提名参选人。他们不喜欢老是有人过来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为此,#tcot组织的创始人莱希退出了茶党爱国者。
    两大组织之间的分歧也受到白宫计划通过医疗改革法案的影响。许多茶党的活动家认为,该法案是一场规模庞大、耗资巨大的联邦权利扩张,侵害了美国人的私人生活。
    2009年6月,自由派组织“自由之力”发布了一个“医疗改革自由行动套件”(Healthcare Freedom Action Kit),内容包括如何把公费医疗赶出政府预算的论点、一封300字的致媒体函的样本以及其它一些材料。

    “把船弄翻”

    在民主党策划一系列“市政厅市民座谈会”的时候,茶党爱国者的一名积极分子传阅了一份备忘录,号召人们阻挠这些会议。备忘录上写道,把船弄翻。找机会大声叫喊,向会议代表提出质疑,目的是让他不知所措。
    一些市政厅市民座谈会要求警察负责维持秩序。
    茶党快车准备发起第一次竞选巴士巡回之旅,并邀请茶党爱国者加入。麦科勒和马丁有些迟疑:他们的组织茶党爱国者,已经决定不推举或资助参选人,因此担心参与巴士巡回之旅可能与组织成员的想法背道而驰,并影响其无党派的纳税主体身份。
    然而,克莱默觉得自己理应前往第一线,登上巴士。她说,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
    最终,她踏上了巴士巡回之旅,开始在公众面前演讲,并喜欢上了这种感觉。
    巴士巡回之旅的最后一站是华盛顿特区,那里的集会由“自由之力”组织,包括格伦•贝克“9/12计划”在内的几个保守派组织提供了赞助并进行宣传。集会吸引了至少7.5万人。克莱默说,我觉得自己像是换了一个人,我不必再站在马丁和麦科勒的阴影当中,我对自己很有信心。
    茶党运动名声鹊起,引起公众的关注,但也有一些茶党成员传递出不协调的声音。就在茶党快车启动竞选巴士巡回之旅之前,一个名叫戴维•麦卡利普(David McKalip)的佛罗里达州知名医生及茶党活动家在谷歌(Google)一个与茶党运动相关的列表服务器上转发了一张图片。在图片中,奥巴马总统被恶搞成一个土著巫医,鼻子上还插着一根骨头。批评人士抓住这一事件作为茶党存在种族歧视倾向的证据。
    麦卡利普医生做了公开道歉。(在给《华尔街日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他说图片不是自己搞出来的,只是在半夜时不经脑子就转发出去了。)然而,这一事件导致茶党活动家之间产生了意见分歧。克莱默写邮件力挺麦卡利普:戴维,我们全都支持你,我向你保证一件事,我们将保护自己人。我的朋友,我们将全部站在你的身后。
    茶党爱国者的其他成员则非常愤怒。麦科勒说,我们这些人都惊呆了,认为这是纯粹的种族歧视。
    巫医事件发生后,茶党爱国者开了两小时的电话会议,马丁和麦科勒建议克莱默退出茶党爱国者。
    克莱默并不甘心。她说,我哭得很伤心,并为此祈祷,最后回到电话边上说,我不会退出,这个组织是我创建的。她回忆当时自己说:我不是种族主义者,如果他们把我们一个一个拉下来,最后就能彻底甩掉我们。

    被逼出局

    2009年8月,茶党爱国者正式组成一个四人委员会,成员为马丁•克莱默、麦科勒以及保守派博客作者罗伯•奈珀(Rob Neppell)。
    然而,四名委员的关系很快紧张起来。马丁在一份书面陈述中写道,在一次会议中,克莱默表示自己聘请了律师,可能打算宣布拥有对该组织的知识产权。几周后,委员会通过投票将克莱默请出了委员会。
    目前,克莱默和茶党爱国者都向亚特兰大郊区的地方法院互相提起了诉讼,以争夺对该组织的控制权。
    克莱默被逼出局后,立刻投向茶党快车的阵营。她“转会”后的第一个举动是:督促茶党快车支持一个默默无闻的共和党人,他要与马萨诸塞州检察长马莎•柯克利(Martha Coakley)竞争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M. Kennedy)逝世后留下的参议员席位──可谓困难重重。这个人名叫斯考特•布朗(Scott Brown)。
    布朗的公开宣言是要在参议院拿下第41个投票权,反对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方案,这让茶党愿意为他摇旗呐喊。茶党快车开始为布朗募集竞选资金(约35万美元),并号召全美的茶党活动家都来关注他。
    佐治亚州萨凡纳(Savannah) 60岁的牧师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说,突然之间,茶党在互联网上的沟通出现了一场不可思议的热潮,大家都在问,要是我们拿下肯尼迪的那个席位怎么样?坦普尔是当地“黄金岛茶党”(Golden Isles Tea Party)的副会长。
    在选举的那天晚上,布朗轻松击败柯克利。毋庸置疑,茶党活动家已经成为影响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这是茶党运动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也让他们开始感受到自己拥有的巨大能量。


    Douglas A. Blackmon / Jennifer Levitz / Alexandra Berzon / Lauren Etter

    2010年 11月 05日 17:51

    2010年11月7日

    南泥湾种卖鸦片记实

    三十年代,中共红军南泥湾种卖鸦片,此事中共高官谢觉哉的日记里有。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对它有彻底的揭露。专门的研究文章可看陈永发教授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其实鸦片交易更早前就开始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讲过“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摘录一些:
      彼得在他的《延安日记》里这样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一二零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因为当尤任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毛泽东没有吭声。邓发代毛泽东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著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
      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
    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一二零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
      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此外,彼得还说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部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
      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著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

      ■附录:淮太西县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

       民国三十四年七月日颁布
      (作者按:「淮太西」县系河南之淮阳、太康、西华三县之一部划编而成,隶属于冀鲁豫边区第六专区,该专区又称水东专区,因地处新黄河以东。本办法第七条所称水东办事处,即指此而言。)
      一、为了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减轻人民负担,管制烟土出口,争取必需品的收入,特根据冀鲁豫边区政府税收原则暨本县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二、于本县中心集市设立烟土总行,统一管理烟土行之经营与税收事宜。
      1进行烟土经营之行户(以下简称行户),须按期向烟土总行呈请登记交纳营业税,领取营业许可证,在烟土总行监督与管理下进行营业。
      2烟土总行将根据实际情形在其他集市设置分行或集市管理员,分别负责各集市烟土税收与营业管理事宜。
      3烟土总行得根据集市交易情形,规定一定行户额数,超过规定额数时,由县政府在呈请行户中指定之,其余可作为候补行户。
      4合法经营之烟土行户,可取得下列收入:
      (一)介绍成交,可按买卖各给三分红利。
      (二)可按代收烟土税总收入百分之十作为酬金。
      5总行得考核各行户营业收税及执行法令之情形,予以适当奖惩,必要时并可撤消其营业权限,由其他候补行户的补之。
      三、买卖烟土之商民必须将税款向总行或合法营业之行户进行交纳,方准出口。
      1购买烟土人须首先向烟土总行或其代办机关举行登记,并取得许可证始得购买烟土。
      2购买烟土后,即由经手交货之行户收纳烟土税后始准出口。
      3不经买卖,而系直接出口之烟土,应先到纳税机关缴纳税款领取税单,始准出口.
      四、税率1烟土税率暂定征收按售价百分之十五征收之。
      2购买烟土人如以银元黄金购烟土者,按百分之五征收,但只准在总行或其指定机关换兑。
      五、罚则:
      1烟土行户买卖烟土后,低报烟土价格因而漏税者,查获后,除补税纳款外,处以应缴税款二倍之罚金
      2购买烟土人,于购买后,实行走私漏税者,查获后除补税外,另处相当于纳税额二倍之罚金。不经买卖关系走私漏税者,其处罚适用于购货走私办法。
      3通过非法行户(即未领取营业许可证之行户)买卖烟土,查获后,卖主处相当于烟土售价十分之一的罚金,买主除照章纳税外,处相当于烟土购价十分之四的罚金,非法行户,依情节轻重,处五千元到两万元的罚金。
      4不经烟土行户,私人买卖烟土者,查获后卖主处相当于烟土售价十分之一的罚金,买主除照章补税外,处相当于烟土购价十分之五的罚金。
      六、提成:
      1缉私人员及脱离生产之其他工作人员,查获漏税或私行买卖烟土者,应按所得罚金百分之十奖励查获人;但每人每次不超过一千元。
      2商民行户群众发现有漏税或私行买卖烟土事项者,有向烟土总行报告之权

    ---------------------------

      笔者最近接触到一位中共延安时代的老干部,谈起改革开放后 「陕甘宁边区」的经济落伍,他便耿耿於怀。谈到陕西地区毒祸猖獗的问题,这位老干部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 说明了陕西地区的烟毒泛滥,正是当年种下的祸根。

    陈云手令山西八路军贩毒

      这位陕北老干部是当年刘志丹的部下。中央红军到陕北后,陕北红军便成了「后娘养的」。用他的话说,陕北人就是不如湖南佬和江西佬吃得开。
      国共抗日统一战统一战线形成后,这位老干部被派到山西参与掌管一个抗日根据地的财政。一九四一年该根据地因为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了,不得不向延安方面告急。延安方面答应得非常痛快,没几天便派一支部队护送一批毛驴和骡子驮运物资到了山西。山西方面验货时才发现,除了几百件延安生产的土布军装,还有几百斤大烟土。押运人员还带去了陈云的亲笔信,那信要求山西方面用这批烟土向当地国民党军队或日伪占领区换取必需的军事物资和生活物资。

    王震领导三五九旅生产大烟

      这位老干部讲到此处,问笔者是否会唱那首著名的《南泥湾》,然后又愤愤地说:「什麽『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说到处是大烟还差不多!」
      原来,这位老干部当时因为对贩卖大烟想不通,便被抽调回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受训。根据边学习、边生产的原则,受训期间前往南泥湾,与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一同开荒种地。粮食确实种了一些,但好一点的地都被用来种了鸦片。而且,王震的三五 九旅还专门雇来工匠,把收获的鸦片加工成烟土,然后交由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集中保管,随时运往山西、河北等地,无论是国民党军守备区还是日伪占领区,谁给钱就卖给谁。事实上,因为日伪占领区很难进入,所以绝大部份边区烟土都被卖到国民党守备区,部份卖到民间,部份直接到卖给国民党军队。

    张思德死於烧大烟的窑洞

      在中国大陆,年龄稍长者都知道毛泽东的那篇《为人民服务》 ,其中描述的那位「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事实上并不像《毛泽东选集》中注释的那样,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时因为炭窑崩塌而牺牲,而是被派到当地一处大烟加工厂参与烧制大烟时,因为烟窑崩塌而被活埋的。
      因为加工大烟的事情既要保密,又要保证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不会中饱私囊,所以必须安排十分可靠的人去干。除了张思德, 中央警卫团很多干部、士兵都轮流参加过加工烟土的工作。
      贩卖大烟的行当实在不是什麽体面光彩的事情,所以边区根 据地统一将大烟称为「土特产」。这种「土特产」交给山西、河北的八路军经营时,则一律称之为「特品」或「特种物资」。

     贩卖大烟养活共产党

      这位老干部给笔者看了一篇几年前在大陆芋杂志公开发表的 文章,其中详细介绍了中共当年的陕甘宁边区如何靠经营「土特 产」救活了首己。
      文中记述,从一九四O年冬开始,国民党政府停止给八路军发军饷,用毛泽东的话说:「蒋委员长不给我们开饭了。」再加上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禁运,整个陕甘宁边区穷到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地步。毛泽东情急
    之下,将南汉宸(中共建政后首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委为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兼边区参议会秘书长。
      南氏「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是纠正「片面施行仁政」 的作法,组织徵粮工作团下乡。第二把火是趁日伪军控制山西及苏北的池盐产地之际,集中收购陕甘宁地区池盐产地的民间产盐,同时组织部队打盐,然后将盐价提高一倍。山西方面的国民党部队不同意这一价格,南民便下令不准外运,直到国民党部队的库存告罄,边区政府自然发了一笔盐财。
      第三把火便是由边区政府统一进行所谓「土特产经营」。
      「革命」便要不择手段。
      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直接说明所谓「经营土特产」就是贩卖大 烟的勾当,但字里行间还是可以让读者了解所谓「经营土特产」 绝对是见不得人的勾当。
      文中描写道:边区政府里一直有人反对经营土特产这种生意, 有几位老同志还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历数经营土特产的弊端。 另外,西北局的一些领导,包括司令员高岗在内,都是一个意见:「宁可饿死,也不能做这个买卖。」。
      为此,毛泽东又召见南汉宸,嘱咐南氏:「我们要向人民说清楚,向全体干部说清楚,使大家都了解,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抗日和革命。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牺牲一切。」
      文章接著写道:有了毛泽东的支持,南汉宸便依靠经营土特产筹措到钱财,用这些土特产从国民党地区交换过来革命大必不 可少的军用和民用物资。贩卖土特产的收入要占到边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个别时候要占到三分之二左右。
      南汉宸因为亲自组织财卖大烟「功」不可没,得到毛泽东的特别器重。

    ------------------------------

    “老三篇”的张思德死于延安炼鸦片 北京学者张耀杰最近揭露,毛泽东著名文章《为人民服务》中表扬“死得重于泰山”的八路军战士张思德,实际上是在烧制鸦片时,窑洞坍塌被活埋而死。 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耀杰在最近一篇批评中共篡改历史的文章中披露上述真相。中 共在延安时期为经济自救,曾在南泥湾地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五六十年代一首歌颂大生产运动,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的歌曲《南泥湾》因此脍炙人囗,而使南泥湾精神深入人心,还成为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的最大政治资本。张耀杰说,他几年前曾亲到延安的南泥湾实地考察过,“据当地政府官员讲,南泥湾本来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极其野蛮落后的方式砍伐烧荒后,种植了大片的鸦片,《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就是在烧制烟土的过程中被活埋在窑洞里面的。”
    张耀杰还说,据他的研究中共党史的朋友告知,这些事情在中共内部文献中也有记载。但毛泽东却欺骗了中国人民半个多世纪,把南泥湾种鸦片说成是种庄稼养牛羊,而炼鸦片的张思德则被说成是烧木炭。实际上有关王震的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种鸦片的真相在此之前早已在海外有不少报导。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的《延安日记》、陈永发教授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美国学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都有经考证后的详细记载。海外人士还查得一九四五年中共冀鲁豫边区第六专区所辖淮太西县允许鸦片烟合法经营,征收鸦片烟土税的文件《淮太西县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 不过披露张思德是炼鸦片至窑塌活埋则是第一次。 据官方说法,张思德是毛身边的中央警卫营士兵,在一九四四年响应大生产号召,在延安附近的安塞县挖烧木炭所需的泥时窑垮被活埋。毛泽东写了《为人民服务》文章追悼他,六十年代被捧为“老三 篇”之一,迫令全国人民背诵。中共至今仍维持这个人造神话,捧张思德为英雄。
    ------------------

    长征时在西南地区,大烟本来就等于是硬通货。解放军文艺出版的《开国将军逸事》,吴东峰写的,介绍龙书金的就有一段:“将军负伤掉队,与另一红军同行……幸同行红军怀藏一团大烟土,状如牛屎,大小如皮球。每至一地,便与当地苗民易物,割指甲大小,便可易一只大公鸡。行整七天,始赶上部队,大烟土尚未去半。”——可见大烟土还是很值钱的,指甲大小就可换只公鸡。
    长征路上,贺子珍生下一个女孩,当时就寄养在老乡家里。临走,谢觉哉给老乡留下三十块大洋,一斤烟土。当时鸦片在中国很多地方就是通货!滇军(第三军)在北伐期间还专门从云南收购烟土作为军饷,每到一处就出售烟土,获取军饷。当时湖南农会明令“禁止烟土过境”。但是,对北伐军的军饷还是网开一面!这个在《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生动的描述。我看过一些回忆录就提到过,向导拿到烟土后就立刻跑到河边就水吞下,然后就精神大振。
    当年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时,鸦片也是重要的“战备物资”.在豫北反击战期间。那时战争条件艰苦,昼夜没法休息,高度紧张,严重失眠。记不清是在哪次战斗中缴获了一点白面(可洛因),一个参谋给我找了一点,纸烟往下嗑一嗑,上面灌点白面,点火一吸,还真管用,精神面貌马上就不一样。

     

    《秦基伟回忆录》

    他这样一个中级扁上的领导都不能严格要求自己,更何况和那些特货直接接触的战士,某次听明匪就说过8路军一个炮兵连一次就被拽走几十人去强制戒毒.
    党内有人吸食鸦片
    早在1929年12月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毛泽东就把有关廉洁奉公的内容写进了党员的五项条件,并规定凡有政治观念错误、吸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之行为而屡戒不改者,不论是否干部一律清除出党。
    -----------------------------------
    当初接受再教育时当地贫下中农时有偷种(西南)。一般是在小麦灌浆时鸦片就可以割了;这里所说的割是用刀片划开鸦片花下的那个包包,一些乳汁样的水水就流了出来,贫下中农伯伯很小心的刮下那些见空气就很快变黑而干固的水水,这就是生烟土了,大约几十个包包才能刮出耗子屎大小的生土。据对俺们施行再教育的贫下中农伯伯说,生烟土还要蒸过(即真正的大烟)才能享用。
    贫下中农伯伯为了逃避政府的追查,多机智地利用荒山野岭中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时留下的废砖窑,自己辛苦地将肥土一箩一箩的背到靠砖窑内顶部的废砖上,并在对着肥土的窑顶部打开一个直径约1.5米的洞洞,播种栽培后从窑底的入口爬出,并封好出口,做好伪装,再从外面上到窑顶,把那个1.5米的洞洞用事先准备好的玉米秆编成的盖子盖上,同样做好伪装然后离去。
    此后间不时贫下中农伯伯会借打柴到山上打开那个玉米秆盖盖,让阳光照射到窑里的那些宝贝,就这样,不断地精心照料直至收割。鸦片籽型同芝麻,炒来吃非常之香,我试过,然而非常宝贵。鸦片有两种,一种只开美丽的花花,不能收鸦片,另一种花很小,但下面结一个宝贵的包包。
    -----------------------------------------
    认为苏联出的《延安日记》是两国交恶时的中伤者应当搞清楚:美国人也记载了延安种鸦片。
    在到处可以买到的《延安使命》一书中美国人清楚写下了:中共把一些不利于他们的资料藏起来不让美国观察员看到,一个是整风运动,一个是种鸦片。
    岂止在陕甘宁 在湘赣时就已有先例了
    鸦片在日占区一般是好用的,因为市场很多都被关东军在热和出产的海洛因占领了(光复后热和的关东军鸦片种植基地完整的被解放军接收),8路军条件有限,鸦片没海洛因劲大,吸了海洛因后就不喜欢鸦片了,根据地的鸦片还是以在国统区交换物资为主,当时贩卖鸦片并也不需要上升到道德高度,这东西算是中国近代很正常不过的一种硬通货了.
    秦基伟吸白粉是因为他受伤么没有麻醉剂么?八路军炮兵团一个连队足足有十八人抽大烟,二野后勤文献选编讲过,某个医院一年就收治吸食大烟的官兵500多人……而且我在上面也早就说过,8路军,解放军时期中共种植贩卖鸦片也没什么要上升到道德高度去指责的,那东西在中国近代很是正常的一种硬通货.只不过以后一口咬定不承认干过。
    这个最起码说明一点,苏联对于中共的资金援助不足以支持开销,而陕北苦贫之地,物产不丰,税收极重还是不足以负担军队开支。种贩鸦片也是应运而生。不过中共自己也知道这个实在有损形象,公开资料一概不见。

    ******

     

    谢觉哉的日记《南泥湾种卖鸦片记实》

    “花篮里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赞颂延安大生产运动的著名歌曲《南泥湾》,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风靡全国。词曲作者贺敬之、马可皆为革命圣地的红色艺人,花篮里什么花儿香,理应十分清楚。半个世纪后,不断有文章质疑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垦荒,是种植鸦片进行经济自救。这让世人大惑不解,开始怀疑花篮里飘香的是艳丽的罂粟花。
      据报道:当下最骇人听闻的说法,源自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耀杰的揭露:“南泥湾本来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极其野蛮落后的方式砍伐烧荒后,种植了大片的鸦片,《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就是在烧制烟土的过程中被活埋在窑洞里面的”。他批评毛泽东欺骗了中国人民半个多世纪,把南泥湾种鸦片说成是种庄稼养牛羊,而炼鸦片的张思德则被说成是烧木炭。
      关于三五九旅种鸦片的“真相”,在海外已有不少报导,影响较大的是台湾学者陈永发教授的专题论文《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正是此文后来引发中共党史好事者一系列的探讨追问,支持者说有,反对者说无,这中间,未见过任何来自官方的史实澄清,甚至听不到依然健在的那些延安时期的老人发出一丝愤然之音。英国散文家黎里说:“没有火就不会有烟,没有重重疑惑,就不会有纷纷谣言”。烟火正在熏染曾经神圣的南泥湾精神,今天谁将站出来辟谣解惑呢?
      对南泥湾种鸦片的种种风传,大多依据几本著名的日记。
      抗战时期苏联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120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
      当时负责边区政府事务的谢觉哉,则以自己的日记提供了佐证。谢觉哉在日记中把鸦片一律称为“特货”,说“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1944年4月9日又记,“据调查边区内存的法币不下二万万元,无疑是由特货补足普通物品入超而有余来的”。可见,经营“特货”的收入,不仅足够使用,减去开支,还有不下两亿元顺差。“特货”作为边区政府的大宗收入来源,显然成了GCD军队在八年抗战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
      不仅延安,1945年中共冀鲁豫边区第六专区所辖淮太西县下发《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为了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减轻人民负担,管制烟土出口,争取必需品的收入,明文征收鸦片烟土税,允许鸦片烟合法经营。
      另据《李锐、范元甄1938年—1960年通讯、日记集》记载,从延安去东北,许多干部带了一些鸦片以代现金之用。1946年11月19日范元甄信中说, “这次干部带大烟的人多极了,夏淑贤等都是廿、三十两。仅在白城子就没收了一千多两,未查出的还更多”。李锐1946年12月27日回信:“代金听说热辽这边比东北价还高,如有移动,打听情况后再脱手”。延安的鸦片就是这样流通到东北解放区的,“这里家属队有不少太太,成百两的烟土,……真富的不像话”。(1947年4月30日范元甄信)。
      延安地区早有生产鸦片的历史。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边区政府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整理财政及增加收入。以前最主要的收入,是从鸦片烟而来,陕北北面的三边一带,盛产鸦片”。当年南泥湾种植大片的鸦片一点也不稀奇古怪,用不着张耀杰先生千里迢迢跑去实地考察。其实,八路军对鸦片本不陌生,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讲过:“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

    ******

    漫谈鸦片对革命的贡献

    一、一点疑问

       首先有一个疑问是长久使我感到困惑的,即战争时期我军的后勤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如果说内战时期可以用打土豪、斗地主、分浮财的办法来解决,那么抗战时期呢?那时搞了统一战线,不好打地主土豪了,此其一;根据地大多都很贫瘠,难以想象能够负担得起这么多军队和工作人员,此其二;抗战进入相持以来,我军基本上都是遇鬼子就躲,躲不过去才勉强打几仗,唤为“反扫荡”,更谈不上去收复日军侵占的失地,获得可观的物资补充,此其三。而日常消耗还是很大的,据说八路军每个指战员每天要有5分钱的菜金、1斤半粮食,此外每月还有战士1元、干部2元的津贴。到相持阶段,我军在各处扩编已达几十万人,再加上干部、工作员、民兵等等,少说也得百来万吧。即使是最低消费,每个月总得开支人头费不下数百万元,粮食数千万斤吧。这些如何解决?有人说不是搞大生产吗?比如南泥湾... 打住打住,南泥湾的产量我去查过了,1939年陕北留守兵团全年开荒25136亩,收获粮食38.85万公斤;1940年全年开荒20679亩,收获粮食36万公斤。每年收获的这点粮食大概仅够留守兵团自己自给一个半月。难道我党人士真乃特殊材料制成,不吃不喝居然也使得革命不断壮大乃至最后胜利胜利?近来看到一些文章,似乎找到了一点答案,发现“土特产”——大烟对于革命实在是功莫大焉。
      我党我军对大烟的使用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例如在土地革命时期,就经常将黄金、烟土这些体小易藏而价值大的东西作为地下活动的经费;红军在长征途中,一路上都是把大烟土当现金使用,随时用烟土与所经之地的老百姓或国民党地方军队交换生活物资或枪炮弹药(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讲过:“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 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等等。不过,在抗战时期在边区种植和贩卖鸦片则知道的人较少。台湾陈永发教授在1990年发表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一文曾系统地阐述过这个问题,那篇文章俺没有看过,最近看了一些网络文章,又到超星上调出了《谢觉哉日记》和部分民国挡案文献等资料加以印证,略微查到一点蛛丝马迹而已。 

    二、老红军干部的回忆 

      有一位署名晓庄的曾在网络撰文提到采访一个陕北老红军的故事。该陕北老干部是当年刘志丹的部下,谈起改革开放后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落伍,他便耿耿于怀。谈到陕西地区毒祸猖獗的问题,这位老干部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陕西地区的烟毒泛滥,正是当年抗战时期种下的祸根。 
      据这位老干部回忆, 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他被派到山西参与掌管一个抗日根据地的财政。一九四一年该根据地因为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了,不得不向延安方面告急。延安方面答应得非常痛快,没几天便派一支部队护送一批毛驴和骡子驮运物资到了山西。山西方面验货时才发现,除了几百件延安生产的土布军装外,还有几百斤大烟土。押运人员还带去了陈云的亲笔信,那信要求山西方面用这批烟土向当地国民党军队或日伪占领区换取必需的军事物资和生活物资。 
      这位老干部讲到此处,问晓庄是否会唱那首著名的《南泥湾》,然后又愤愤地说:“什么‘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说到处是大烟还差不多!” 原来,这位老干部当时因为对贩卖大烟想不通,便被抽调回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受训。根据边学习、边生产的原则,受训期间前往南泥湾,与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一同开荒种地。粮食确实种了一些,但好一点的地都被用来种了鸦片(想想上面的数据,每亩平均产量不过二三十斤,也委实低了点,这说明开荒的土地的确不是全种了粮食)。而且,王震的三五九旅还专门雇来工匠,把收获的鸦片加工成烟土,然后交由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集中保管,随时运往山西、河北等地,无论是国民党军守备区还是日伪占领区,谁给钱就卖给谁。事实上,因为日伪占领区很难进入,所以绝大部份边区烟土都被卖到国民党守备区,部份卖到民间,部份直接卖给国民党军队。 
      那位老干部说,他本人没有参加过长征。他在抗大受训时仍然表现出对我党作贩毒生意的无法理解,一些参加过长征的干部笑他“少见多怪”。那些长征干部还夸口说:“当年如果我们手里没有大烟土,早就饿死困死在长征路上了。” 
      贩卖大烟的行当实在不是什么体面光彩的事情,所以边区根据地统一将大烟称为“土特产”。这种“土特产”交给山西、河北的八路军经营时,则一律称之为“特品”或“特种物资”。在笔者看到《第120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中曾写到:“留守兵团驻各地的部队.....积极开展贸易工作,主要输出一些食盐和一些土产,输入棉花、布匹、药品和一些自己不能制造的日用品。”时,还一直纳闷那光秃秃的黄土高原有何值钱的“土产”可以换来这大批的物资。看了上文,自然茅塞顿开。 

    三、革命的生意经 

      一般认为,从一九四○年冬开始,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政府就停止给八路军发军饷,用老毛的话说:“蒋委员长不给我们开饭了。”实际上,笔者怀疑,即使国府按原额准时地付给八路军军饷,也是杯水车薪。因为那时八路军已经扩展到几十万人了,国府当然不会按这个数字给钱吧。那时整个陕甘宁边区穷到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地步。老毛情急之下,将南汉宸委为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兼边区参议会秘书长。南氏掌印后,就“新官上任三把火”,立即扭转了边区的财政窘境: 
      第一把火是纠正“片面施行仁政” 的作法,组织征粮工作团下乡,让老百姓把手里的粮食“自愿”地交上来。例如有些地方志或文史资料中曾写道:“群众宁肯以野菜度日,也不让八路军子弟兵挨饿。”这真是绝妙极了。 
      第二把火是趁日伪军控制山西及苏北的池盐产地之际,集中收购陕甘宁地区池盐产地的民间产盐,同时组织部队打盐,然后将盐价提高一倍。山西方面的国民党部队不同意这一价格,南氏便下令不准外运,直到国民党部队的库存告罄,边区政府自然发了一笔盐财。笔者在《谢觉哉日记》中曾看到一些有关盐品买卖的有趣记录。 
      第三把火便是由边区政府统一进行所谓的“土特产经营”。 边区政府里一直有人反对经营土特产这种生意,有几位老同志还给老毛写了两封信,历数经营土特产的弊端。 另外,西北局的一些领导,包括司令员高岗在内,都是这个意见:“宁可饿死,也不能做这个买卖。” 为此,老毛又召见南汉宸,嘱咐说:“我们要向人民说清楚,向全体干部说清楚,使大家都了解,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抗日和革命。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牺牲一切。” 
      有了老毛的支持,南汉宸便依靠经营“土特产”筹措到钱财,用这些“土特产”从国民党地区交换过来革命所必不可少的军用和民用物资。一般认为,贩卖土特产的收入要占到边区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个别时候要占到三分之二左右。南汉宸因扭转边区财政状况,“功”不可没,而得到老毛的特别器重。一次江青见到南汉宸夫人王友兰,曾拍著她的肩膀,竖起了大拇指说:“你的爱人真行,毛主席夸奖他,说他是这个!” 建国以后,南汉宸因有此救党大功,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之职。 

    四、外人日记中的有关记载 

      下面的几段均摘自《延安日记》: 
      “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 
      “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一二零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 ” 
      “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此外,彼得还写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都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 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著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 
      从彼得的日记来看,鸦片的种植地区除了陕北外,晋西北也是个很重要的产区,主要还是因为这些根据地比较偏僻,日本人也来打扰得少,便于进行秘密、成规模的生产。其它一些根据地由于情况比较复杂,相对少一些(也不能说没有,比如后面附件里的就是冀鲁豫边区的,国民党挡案中也曾提起浙西根据地也有此行径)。 

    五、国民政府挡案中的有关记载 

      鉴于鸦片的销售对象主要是国统区,不能不引起国府各有关官员的注意。下面是从国民政府挡案中摘录的一部分有关记载目录概要: 
      1940年10月29日,朱家骅、徐恩曾报告:山西共党合作社公然售卖鸦片等情 
      1941年7月16日,第42军军长杨德亮报告:中共迫商人贩卖烟土。 
      1942年7月12日,财政部公债司抄送中共于陇东摊派公债、贩运毒品等情报函 
      1942年7月21日,傅作义(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报告:中共以种鸦片筹饷为由,拒绝国军派队巡查。 
      1942年7月28日,中央文化驿站榆林分站主任王廷龄报告:共党在晋西北广种鸦片情形。 
      1942年9月18日,朱绍良(第8战区司令长官)报告,中共在陕甘擅征盐税及禁止法币流通与倾销鸦片。 
      1942年10月2日,42军军长杨德亮报告:中共关中分区以鸦片抵发薪饷,每人二两。 
      1942年10月4日,朱绍良报告:中共于陇东推销鸦片,以庆阳之驿马关及合水之西华池为中心,分设土膏店。 
      1942年12月4日,傅作义报告:中共与日军进行交易的情形。 
      1943年12月18日,朱绍良报告:中共当前运销鸦片及强迫人民种植情形。 
      1944年3月25日,傅作义报告:中共令积极推销烟土。 
      1944年4月4日,朱绍良报告:中共于合水西华池设烟土公司,大量倾销鸦片。 
      1944年4月4日,朱绍良报告:中共在绥德广种鸦片,并公开出售。 
      1944年10月18日,河南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刘茂恩报告:中共在豫鄂皖边区强迫人民种植鸦片。 
      1945年5月30日,顾祝同(第3战区司令长官)报告:中共于浙西擅设出口税局并大量种植鸦片。 
    六、《谢觉哉日记》中的有关内容 
      如果有人不相信国民党方面的报道或者外国人的记载,那么在负责边区政府事务的谢觉哉老先生的日记里到可以提供一个佐证。谢老在日记中把鸦片一律称为“特货”。下面摘录几条关于“特货”的情况: 
      1)“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1944年1月18日,从这里可以看出,仅“特货”一项的收入就足够边区政府的支出开销了) 
      2)“特货多边币少,将来不得了”(边币收回,特货跌价,买特贷的不得了)”(1944年3月12日,“特货”之多,都到了跌价的地步) 
      3)“领导机关发动一件事,必须十分考虑周到,常常一小步差错,在群众中可闹出大乱子。‘特货内销’即其一例。”(1944年3月14日,“特货内销”该不是指就地卖给当地群众吧?难怪会出大乱子。) 
      4)“据调查边区内存的法币不下二万万元,无疑是由特货补足普通物品入超而有余来的。”(1944年4月9日,出售“特货”的收入减去购货开支,还有大量顺差,竟不下两亿元) 
      从谢老日记中的上述记载中不难看出,“特货”的经营几乎是边区唯一的大宗收入来源,且使得贫瘠的边区得以扭“亏”为“盈”,是我党我军在八年抗战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 
      谢老的日记里还记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退伍军人,用其积蓄买了几两“特货”,准备外出出售,结果在关卡被查扣没收,于是“变穷了”,一贫如洗,回来后向边区有关政府部门要求经济补助。从这一事例至少可以说明两点:1)“特货”交易的确是赚钱的买卖,当时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并非个别;2)“特货”不允许私人交易,而是“公家”的专利,这点和彼得日记中的描述也是一致的。 
      当年边区种大烟的秘事也曾得到当地农民的证实,当人们询问一些上了年纪的陕北老农时,得到的回答是:“那是共产 党让种的咧。”

     七、“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张思德同志 

     在国内,年龄稍长者都知道有个“老三篇”,一篇是赞扬神话人物的《愚公移山》,一篇是赞扬国际主义战士的《纪念白求恩》,还有一篇是赞扬一个士兵的《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提到中共(此处被屏蔽)团战士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时因为炭窑崩塌而牺牲,他“为人民利益而死”,其死“重于泰山”。 
      但近来网上有人撰文,揭出张思德原来并不像《毛选》中注释的那样,在烧炭塌窑而死,而是在被派到当地一处大烟加工厂参与烧制大烟时,因为烟窑崩塌而被活埋而死的。为什么这种事要让(此处被屏蔽)团的人去干?也不难理解,因为加工大烟的事情既要保密,又要保证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不会中饱私囊,所以必须安排十分可靠、“党性强”、“纪律性强”的人去干。事实上,除了张思德, (此处被屏蔽)团很多干部、士兵都轮流参加过加工烟土的工作。 只可叹的是,烧烟英雄居然也被立作楷模,还让全国人民学习了数十年,也真是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八、简评

      这些东东过去在公开出版的书中当然是绝对禁止出现的,有关的记录均被删改无遗,几乎难寻其踪,恢复事实原来的面目难上加难。而且,长期以来的宣传,往往对为数不少的人造成一种“洗脑”效应,即不愿承认过去以来的某些客观存在,浮现在脑海里的总是教科书本上灌输的那些东西,这里面的是非曲直我们就不说了。但事情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多少总要对过去有个客观的交待,不要再贻害子孙后代吧。就事论事,面对以上曾被尘封的历史事实,回想过去传统教科书里经常抨击某某地方军阀割据一方、种售大烟、残害人民、罪恶滔天云云,我们还能说什么呢?这也许就是政治的需要吧,非我等小民所能道哉。

    我们的祖国

    一对蛔虫父子从肛门里钻出来,蛔虫儿子兴奋地问道:

    “爸爸,那蓝蓝的是什么?”
    “那是蓝天,我的孩子。”

    “那绿绿的又是什么?”  
    “那是草地,我的孩子。”

    “爸爸,外面的世界多么美好啊!我们为什么还要住在肛门里呢?”
    蛔虫父亲庄严地回答:“因为这里是我们的祖国!”

    2010年11月6日

    读《温家宝早期家史》

    昨晚,读到《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题目为《温家宝早期家史》。
    初看题目,吸引眼球。漏鱼之网印象中,在内地媒体上写在位领导人家史的文章不多,不认真读之,恐辜负了《南方周末》的一片好心、苦心。
    读罢此文,感慨有之,随录几点。
    其一,温家宝是个早慧的孩子。6岁入爷爷创办的小学,7岁转到另一小学跳级至三年级。小学毕业后,报考南开中学,每所小学仅有一个名额,他被顺利录取。温家宝在南开中学读初、高中,共六年。
    其二,温家是个教育世家。温家宝的爷爷、父母、一个叔叔、五个姑姑均是从事教育事业的,家风朴正、乡人称善。如果按照老人们的迷信说法,这大约是祖宗积了大德,所以,温瀛士的长孙――温家宝才能当上总理。
    其三,温家宝的叔祖很重要。关于温家宝的叔祖――温瀛举(后称"温朋久"),《温家宝早期家史》中只提到了一句:"温瀛举后来是新中国外交部的初创者之一。"不要小看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这句话隐藏了极大的伏笔。不细心、不查证,就会一眼带过。
    据漏鱼之网查证,温朋久乃周恩来开国建立外交部时,首次任命的15位司局级干部之一,足见周恩来对其的信任。温朋久在中央呆得时间很长,2004年12月12日,在北京医院无疾而终,享年100岁。如此长寿,又有敦厚温良的家风,必然广结人脉,这对家宝同志而言,善莫大焉。
    温朋久是周恩来的得力下属,熟识周恩来的政治秘书――宋平。宋平后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中组部部长,家宝同志在宋平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时,任甘肃省地质局副局长,在宋平任中组部部长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个中关系耐人寻味。
    当然,作为国师的宋平,得意门生至少还有一位,那就是胡总。胡总在宋平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时,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在宋平任中组部部长时,胡总任贵州省委书记、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反垄断必然造成更恶劣的行政垄断――特权

    任何反垄断都造成更恶劣的行政垄断——>特权!
    任何反垄断都导致更恶劣的供应后果——>短缺,甚至没有供应!
    任何垄断都必须建立在紧缺的基础上;价格上涨是因为紧缺而不是垄断;
    政府应对垄断的办法不是更严酷的垄断,只需要增加供给,减小审批阻力;
    只要政府自已不垄断,市场的垄断基础将自然消失;
    杯葛“微软垄断”对中国软件业的恶劣后果

     

    [反垄断情结=均贫富=民粹]的关系,已经充分说明了魔鬼三招在历史上的切入路径。很不幸的刚好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均贫富+民粹)的死穴!中国的死穴和马克思主义简直就是阴阳相合“天魔配”!反垄断情结是对生产者定价和供应者布点的行政干涉,典型的口号就是“让穷人买得起sth”——>显然是人道主义出发点!最简单的行政诉求就是一纸限价令。

    但是自从戴克里先时代开始,对市场价格上涨而发的限价令,无一例外地不能令价格下降,反而是令该项商品消失。紧缺的商品“低价”却断市,生活必须品必须配给供应,以至于毛时代的此票那票在黑市中变得颇为值钱。道理很简单的,销售的价格(生产者收入)如果干预,那么生产的成本却是硬的政府收了税连自已都解决不了的供给,却要生产者(小百姓)赔钱解决,可能吗?

    在苏联、毛中国、朝鲜、古巴……这些计划经济国家,商品供应不足却奢谈什么价格比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后的邓时代便宜多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些国家有钱等于没钱,正是说明任何“反垄断”措施都促成行政垄断的形成,令市场更加长期而剧烈地供不应求!尽管傻逼工业化奴隶工场生产力极大高涨,而所有必须品全面紧缺,这就是所谓的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一种商品价格上涨,唯一的可能是紧缺而不是垄断。垄断也只可能对紧缺的商品而言,没有谁想到去垄断取之不尽的海水——>更正:说来中国古代“经济”大师如桑弘羊辈,能够国营事关“国计民生”的“食盐”,绝对值一万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外加一亿次黑心肝奖——>盐政实际上是人为造成从应短缺,然后垄断之,如同今天的土地垄断与高房价的关系

    当一种商品处于紧缺状态下,也意味着该项产品的开发业务有厚利可图,而吸引资本家逐利而来,“丧心病狂”的满足老百姓的基本需求(马克思对资本的妖魔化),让老百姓花少点钱。因此当一种商品处于可能垄断的状态时,政府要做的事就不是“限价”,淘汰了小供应商后,自已用行政手段垄断寻租暴利——>政府就算是从获利出发,也有更有效的方式,就是增加有效供给,减小审批阻力

    政府只需要减小行政审批等等条条框框,放任市场去寻找新的货源,去寻找替代的产品,市场的垄断基础自然就消失了。历史上除了中国的食盐依靠行垄断构成最稳固的垄断外,最大的垄断就是欧洲的食物必须品香料,一直由威尼斯垄断着,结果呢?促使了航海时代的地理大发现!德国垄断了鲁尔的煤,结果促使了英国开发内燃机技术,德国燃煤战列舰反而不得不对仗坚船利炮的伊利莎白级柴油战舰!

    以微软的所谓垄断来说,微软自已研发出来的windows,当然可以在上面做任何时情,就算盖茨让太太穿上三点式在桌面上招徕顾客,网景关门也只能怪吉姆自已的老婆不够漂亮(网景创始人)。用户如果不是贪图微软windows的方便,完全可以用linux/BSD造出自已的桌面,就象苹果在BSD上构筑了Macintosh。笔者反对对微软的所谓反垄断,但笔者用的却是BSD,请问那些号称反微软的人,用什么OS?

    反微软的结果是导致中国的D版横行,老外已经提供了linux/BSD内核和所有必要的开发包,中国的软件公司也不可能从操作市场中得到100万的营销收入!再加上政府采购完全挤占了市场空间,中国的所谓软件业实际上就变成了给政府和垄断单位机房做做样子的擦屁股业务。没路子的就算是软件大师还要当化子,有路子的几个网页之所谓“电子政务”就是千万元收入。这就是反垄断带来的中国高科技

    反垄断与“均贫富”可以划等号

    反垄断情结就是均贫富的民粹情结;
    在等级社会中是没有贫富差距的,因为市场是不必要的;
    毛主席和金将军可以是最“穷”的人,更是最不需要钱的人

    完全颠倒了贫富差距的成因和出路,是什么原因?有多可怕
    贫富差距是市场经济中“特权存在”的探测器

     


    “反垄断”的幕后台词实际上是“私有财产人人平等”,所谓的贫富差距,那么反垄断情结与均贫富的情结,几乎可以画上等号。甚至于连茅于轼这样的“右派”,在持反垄断的立场的同时,也在中国特权等级制度仍然坚如磐石的现实中,持“贫富差距正在拉大,要加强行政管制缩小贫富差距……”,——>在茅于轼的知识里,“等级制度造成的权力差距”不算贫富差距

    在中国传统文化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的极左环境里,茅于轼先生算是感染最轻的一部分人士,而且是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居然能说出“我相信分散的供给比垄断好,税收要消除贫富差距”,就已经说明茅先生是将信念代替了经济学,将市场经济的结果“中产者为主的社会”当成了市场经济的前提,而事实上,“财富平均分散到每一个人”的均贫富,就是马克思计划经济的民粹号召。

    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用自已的私有财产换取自已需要的劳务和产品。在类种姓的等级社会中,市场是不必要的,市场需求也不可能成长成足以支持工业革命大规模生产的成本投入。等级社会的底层人士总是自力更生,个个都是全能小奴,在奴奴互助之中满足自已的生活基本需求,——>不是不满意市场能否供给,而是小奴口袋里根本没有钱购买劳务。所以毛主席的时侯,中国的男人个人是全能的家庭男人。

    而对于等级社会金字塔上层的人士来说,(学名奴隶主),可以无偿占用“全能小奴”的所有劳务和产品,也委实不必到市场上购买。所以如果算贫富差距,就算是美国这种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型社会,其贫富差距绝对比金将军的朝鲜要大得多。金国拥有的毛文革特色就象是历史的窗口,最底层冒着生命危险走东北的小百姓,从货币现金比金将军父子还要“富”,否则就不会有所谓的货币改革了。

    在等级社会里,“朱门酒肉臭”吃的是小奴的奉献,而不是市场的供给;所以与“路边冻死骨”相比,其贫富差距大约可以视同无。在毛帝国时代,毛主席的私有财产,完全可以称为全中国最贫穷的人,——>也是最不需要钱的人!小百姓比毛主席有钱得多,但购买猪肉也要凭票供应,毛主席就算是全世界第一大债务人,毛吃红烧肉,需要凭票吗?需要掏钱吗?

    明明是特权等级制度造成了贫富差距,市场经济削除了人的地位差距(包括贫富),却被转义为“市场经济带来了贫富差距”;不把注意力放在有什么特权干预了市场的公平,而是唠叨着市场中还剩下多少自由;不是监督公权运用是否侵犯了人权,而是眼红是否有人死里逃生!如果没有如此非常可怕的社会氛围,如果没有小农意识的愚蠢交换,马克思就算是魔鬼下凡的忽悠,又岂能把亿人大国骗进了地狱?

    (特级等级制度=贫富差距),(市场经济=中产者为主的橄榄型社会),所谓贫富差距本来就是市场经济中衡量市场成熟程度的反向指标基尼系数实际上是否存在特权侵犯了市场的公平,用到特权等级制度为基础的社会里,就象衡量市场经济的GDP被用于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就象五大三粗的老男人套上三点式参加选美,如果不被直接开出赛场,那是一定可以拿冠军的。

    当中国文化中人身为社会最底层的人,却唠叨着市场经济如何令一些人比自已更富,所谓“市场经济造成贫富差距”,那么如何解释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的代表性社会,是以中产者为经济主体的橄榄型的,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呢?请问美国社会是搞马克思主义搞出来的中产者社会,还是美国自由市场的结果?中国苏联搞马克思主义搞得更彻底,“中产者”了吗?还是“被中产”了?

    中国反垄断的结果是强化了特权,强化了行政垄断

    “反垄断情结”与社会主义思路的深远渊源
    发掘垄断背后的行政特权,比“反垄断”更为现实
    反垄断情结与“均贫富”可以划等号
    “反垄断”的传统信仰和经济科学的客观
    中国有多少人怀疑过“理所当然”?
    反垄断命题中体现的“伪经济学”和数学滥用,——>数学能论证人权可以任意被侵犯吗?

     

    了解一下“对供应商垄断的恐惧”,对“自由市场的物价波动的恐惧”,而导致的政府全面管制,用“可靠的政府垄断(含监管)”代替“不可靠的个人大户的私心”的后果,是不是就是反垄断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对于认识马克思主义历史产生和作用途径,有着深刻的意义。可以说不理解“反垄断”的影响,就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成功,也就不能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

    如果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逻辑颠倒的立场上,是很难解释强大的行政权力垄断市场的“反垄断”,会比汇源在市场多一个百分点更善良的。这样就必然出现一个悖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制度,一直以来是用“反资产阶级垄断”起家的,所谓“垄断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建立的是最垄断的计划经济体制,如果不是从“主义”出发的话,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更腐朽更垂死的。

    当反垄断法中所涉及到的垄断,以不侵犯人权交换的自主询价为前提的话,在市场经济的意义上,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什么好反的。但只有到此程度,反垄断才真正称得上是“经济学的问题”,它要回答的是生活中的直觉:“垄断了就是坏的”是不是真实的?“垄断的资本家会不会凭垄断地位控制社会,成为世袭的君权?” ,对此的一系列探讨的答案是:不可能

    除非存在非市场因素的特权,否则垄断在市场经济中自然被消除。有稳定的垄断存在,就一定是因为特权的存在,发掘其背后的特权,比反垄断更为现实。忽略了[特权=垄断]的常识定律,轻则陷入中国人政府万能教式的“政府为什么不管一管”,重则陷入中国《反垄断法》成为“国进民退法”的现实悲剧,反垄断的结果是强化了特权,强化了行政垄断;严重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极权的出现。

    如果说“反垄断是否必要”还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学术争论”的话,那么包括咱国发言人在内的断置无疑的“垄断当然是要反的”(注意他们正处于行政垄断的大爷地位),有多少华汉小民曾经怀疑过半分?这些在特权世代压榨下的进步人士们,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特权的存在,却对资本家(平民)做大了生意的所谓垄断,如此敏感,以至于同样是以断言“垄断肯定要反”?这还是学术争论吗?

    类似反垄断的断然置之的“信仰”,还有对市场经济的无端怀疑,“难道市场是万能的吗,政府可以放任市场吗?”,请问这是学术讨论吗?市场可以满足任何有支付力的需求,需要怀疑吗?那么放任市场满足需求,让供应者自主询价确定满足成本的需求,不就自然而然地完成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了吗?不就保护环境了吗?同理“市场工业经济损害了地球环境”,是欲加之罪的断言,还是“学术命题”?

    如果说“反垄断”“均贫富”这些信念,只在不关心经济学的小民百姓的大脑中回转,还算得上是人云亦云,那么茅于轼先生作为市场经济的启蒙者,断言“垄断是有害的”(这只是学术错误),还说“微观经济学可以证明垄断是有害的”,就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权威的洗脑到了何等程度!也足以断定此命题中微观经济学必定是伪科学,方法论是错误的,是先下结论后再倒腾数学魔方的“科学”。

    当垄断的基本定义难以确定时,不知道微观经济学的个体模型如何抽象?其累积有何意义?从茅于轼的“反垄断”中可看到数学的滥用!整个垄断命题完全在“人权利益和自主交换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下就可以求解,根本没有数学可以引入的空间,更没有引入的必要。当数学可以用于侵犯人权的论证时,请问,那还是“数学”吗?奥地利学派一直排斥数学工具的引入,这就是原因。

    “反国际商业巨头”实际上是民族主义的渲泄

    全世界的反垄断法都侵犯人权

    反垄断法限制了生产者的“询价自由” ,是对人权的侵犯
    各国反垄断法实际上是“国际贸易阴谋办法”;
    反垄断情结实际上是用政府的极端垄断,抵销私营经济的“恐大症”

    反垄断是小农牛二的官本位情结;
    汇源反垄断案集中体现了反垄断法(民族主义排外+国进民退)的政治作用;
    “反国际商业巨头”实际上是民族主义的渲泄

     


    所以任何“垄断是否有害”的讨论,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垄断”的定义,而这种定义,不能冲突于人权和产权的合法拥有。否则,我们每个人拥有自已的劳动力就是100%的垄断;我们拥有自已的财产也是100%的垄断……,如此反垄断,实际上就是名符其实的奴隶制的维护行径,剥夺任何平民对任何产权的拥有。换言之,今天所谓官方反垄断,大部分情况下是反人权,或说反私有,反民主,“反人类”。
    由人权与人道的区别,和人权利益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出发,马上就可以发现中西方反垄断的理由,所谓“垄断损害消费者利益”是站不住脚的,其根据的不是人权,而是“人道主义”对他人负责。消费者的利益(从人权出发)在于拥有自由财产的购买选择权,而没有要求供应者廉价供应的权力。生产者的人权同样是人权,生产者的权力就是自由定价出售自已的产品。

    因此,反垄断法无论是用什么理由,其本质就是干预生产者自由出售自已的产品的权力,而要为竞争者的弱势负责。象反垄断法的判断标准是非常模糊的,“超出51%的市场就是垄断”——>暂不谈大量国企的行政垄断超出这个份额;我们每个人出售劳动力商品获得的收入,是不是就是(100%>51%)?显然,反垄断法在“市场经济”上超越了人权制造了交易成立的额外条件

    反垄断法实际上就是限制了生产者的“询价自由”,是对生产者人权利益的侵犯,仅此一项,就足以将其废除。今天中西方所谓的反垄断法,实际上是“国际贸易临时阴谋办法”,事实上用于国际贸易的贸易保护之用,所谓的反垄断功能只不过存在于不明真相的文人墨客的口水战之中而已。观察一下现代中国、美国、欧洲的反垄断案,近半个世纪有那一宗不是针对外国产品发起的?

    由于中国集中了全球99%的国有企业,因此反垄断法在中国不但有“国际贸易阴谋法”的功能,还有“国进民退办法”的实际功效。只需要翻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就会发现“反垄断”建立政府更强的管制措施,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借口和精髓。反垄断的实际上就是“恐大症”,却是用更极端的“大型政府垄断”去抵销,真是古怪的逻辑!除了小农牛二的仇富情结,完全找不到任何合逻辑的解释。

    “汇源反垄断案”充分表现出《反垄断法》是一部实施行政垄断的恶法。该案名为反垄断,作为“法”的裁决者却是行政单位“商业部”,司断(商业部不是司法单位)理由是民族主义的(外资收购“中国的企业”)和部门利益的(商业部控制内企更方便),与“垄断”经济理由相去十万八千里。汇源案充分说明中国的反垄断法,作为“国进民退法”和“国际阴谋法(anti可口可乐)”的实际功效。

    今天传媒中到处在滥用着民族主义渲染着“外资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恐慌,其实就是名为反垄断,实际上是为排外和国有垄断制造声势,科盲的“反转基因”此起彼伏,目的却是剥夺消费者的选择权(这才是垄断)。中国国内的的涨价,很大程度就是由于中国公有制计划经济体系对国内经济的盘剥,背走了全球的通货膨胀,并向全球输出流动性过剩的结果;却成了欧美“跨国巨头”操纵中国命脉!

    中国国企控制着全中国大部分命脉,造成我国产品供应给国民几乎是全世界最贵,没有多少人敢吭声,反而怪罪到“美国逼中国升值人民币”上,如果是文盲如此颠倒也就算了,但是我国官方“权威经济字家”一律如此说,说明什么?象豆油涨价(中国操纵市场的后果之一),就以民族主义的手段指责到合法经营的供应商的头上,只因为其中股东是“外资”,(注意法理上的对等国民待遇,外资实际上等同于中国民族资产),却不去问一问,一直以来的市场经济,是不是比国企垄断是的供应更便宜,更充分,更加不需要“凭票供应”?

    少折腾少办事少收税就是最好的改革

    政治改革千万不要冒进,否则会乱!

    民主政治改革慢点就慢点吧,只要不是南辕北辙走回头路;
    企图由上而下力推民主改革,必定画虎不成反类犬,stop somewhere then return;
    苏联教育对罗马历史的了解,有力促进了苏东向民主社会的转变;
    民主水到渠成之日,国民自然会要求民主权力的;到时顺水推舟即可;

     


    邓公摸着石头过河,那是因为死硬不承认美国社会的成功,非要抱着发臭的马列主义,才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总比毛上帝抱起石头跳河强!但是今天就算是向美国的成功经验选拔,政治改革也不能急于求成;只需要让社会自由充分地讨论;企图由上而下的凭权力推,必定画虎不成反类犬!stop somewhere then return! 这就是治乱循环

    回看胡温任期,笔者认为能够开放了言论,对民主法治加以讨论,他们已经是尽力了。中国社会的民主认识还非常幼稚,知识分子泛意识形态化,“政治改革”时机未成熟。因此民主政治改革如果真的是向民主方向的改的话,慢点就慢点吧,只要不是南辕北辙就行而且,如果能够把握着“真正的民主改革必定是由枝及干从地方治权入手”,体制转换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偶而想想,苏联的公开化改革其实还算得上的顺利的,关键不见得是戈尔巴乔夫放任(老戈何尝不想有序渐进?现在他还想当总统呢!),而是苏联的文化有欧洲认同感,他们的历史书三分一是罗马史,对于罗马由共和入元首制帝国视为历史退步,与欧洲的主流观点并无大的区别,所以从戈尔巴乔夫的元首制再转向欧美的现代民主制,文化上并没有太大的冲突。这个条件,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中国出于民族沙文主义,将自已的历史吹大了十倍的气球,简直就是半分地球。比中国要深远起码三千年的西方史,成了中国历史中的少数民族;比中国更波澜壮阔、复杂多变,对今天国际国内政治更有参考价值的罗马欧洲历史,被中国压缩成“黑暗落后的奴隶社会”两页纸;而中国那些勾心半斗角的王朝阴谋,忠君模范的道德故事,就占据了其余95%的章节。

    试问这样的历史文化认知,与苏联在严重经济危机的转变时期的的国民认知,在今天中国经济还未到苏联崩溃时,基本条件相差何其大也?所以现在最适宜的不是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是充分的开放社会讨论,承认政府是一个自利的组织,(谁都知道了),真要干点什么,就向万历学习,关闭冗余机关和国企d-dd-ddd,少折腾少办事少收税就是最好的改革。

    动之过急,意识形态分子联合阵线反扑做实事的人身败名裂是小事,民主之路又要治乱循环中推迟若干岁月。所以当权者不宜以为手中的权能干多少大事,从小处着手,从保证言论自由开始,打击毛左特权开始,由枝及干从基层社区自治开始,不以事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小事做多了,人民懂得扔开意识形态唯利是图了,民主也就水到渠成了。

    社会进步这种大事,不需要总是自已射门得分的,做做中场二传助功,照样是得分。如果头脑发热从中央的“民主”做起,如果不是导致明朝式的“高度民主”,就是在短时间内罗马-法国式内战。笔者此文不是为了“献计”,而是希望公众对政改前景不要抱过高的期望,而且可以有一种预期:假如太冒进,必定动乱,这是建立在实体社会学体系上的预测,准确度一向相当高。(实际上没错过)。

    2010年11月3日

    如何忽略防火长城

    简介

    本文从TCP/IP协议安全性的角度对中国防火墙系统的工作原理、工作特性和潜在的漏洞、造成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和分析,并从多个角度提出了针对特别是防火长城这类利用TCP/IP协议进行攻击的反制措施。


    如何忽略防火长城

    Richard Clayton, Steven J. Murdoch, and Robert N. M. Watso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omputer Laboratory, William Gates Building, 15 JJ Thomson Avenue, Cambridge CB3 0FD, United Kingdom
    {richard.clayton, steven.murdoch,  robert.watson}@cl.cam.ac.uk


    * 致谢:我们感谢一位中国公民的帮助。(我们不会透露他的名字,他对我们实验的本质完全不知情,他的网页也不包含任何非法内容)他为我们理论思考提供了极为可信的实践材料。Richard Clayton正为Intel Research资助的spamHINTS项目工作。Steven J. Murdoch由OpenNet Initiative资助。


    摘要:所谓“防火长城”之部分工作原理即是检测传输控制协议(TCP)报文中需要封锁的关键词。如果出现关键词,TCP复位报文(即RST标志置位的报文)即向连接两端发送,连接随之关闭。而原报文完好通过防火墙,如果双方完全忽略防火墙的复位,那么连接仍可顺畅进行而防火墙失效。一旦连接被封锁,防火墙还会进而尝试封锁双方的继发连接。后种特性可能被利用来对第三方进行拒绝服务攻击。

     

    1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运行的互联网过滤系统,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系统之一。[1]其部分工作原理即是检测网络(HTTP)流量判断是否出项特定关键词。[2]这些关键词涉及一些中国政府封杀的组织、不可接受的政治意识形态、不愿讨论的历史事件。[3]

    直观判断,关键词封锁发生在连接中国与外界网络的路由器组内部。[4]这些路由器利用基于入侵检测系统(IDS)技术的设备来判断报文内容是否匹配中国政府制订的过滤规则。[5]如果客户端与服务器的一个连接需要封锁,路由器则会在数据流中注入伪TCP复位报文,于是双方便会断开连接。[6]这种封锁一旦触发,便会持续数分钟,相同方向上的继发连接都会被伪复位直接打断。

    在本文第2节我们将讨论国家阻止其公民访问特定网络内容的方法,以及以往调查者认定的优点和缺点。在第3节我们提供了从中国防火墙系统封锁的连接两端获取的一组报文。第4节我们提出了这个防火墙的一个模型,来解释我们获得的结果。然后第5节我们将展示,通过忽略防火墙发出的TCP复位我们成功传输了本来应该被封锁的内容,并讨论为什么这种手段防火墙难以应付。第6节我们展示了防火墙的封锁行为如何可以被利用来对第三方进行拒绝服务攻击。最后在第7节,我们讨论了这种规避审查的方法的优缺点,并思考了中国以外的网站如何免于封锁降低访问难度,还提出公共政策能怎样鼓励人们规避审查的问题。

    2 内容封锁系统

    有三种显著的内容封锁手段:报文丢弃、DNS污染、内容检测。研究北威州封锁右翼纳粹内容的Dornseif的论文[7],和研究英国电信混合封锁系统封锁恋童癖网站的Clayton[8]的论文,一起确定了以上手段。

    2.1 报文丢弃方案

    在一种报文丢弃方案中,往特定IP地址的所有流量被全部丢弃,于是网站便无法访问。这种方案费用低廉,易于实施──标准的防火墙和路由器便已提供这些必要特性。报文丢弃方案有两个主要问题。首先,IP地址列表必须保持最新,如果内容提供者不想让ISP轻易封锁他们的网站,保持更新的困难便暴露出来。[9]其次,系统会导致“过度封锁”──共用同一IP的其他网站被全部封锁。Edelman调查了过度封锁的潜在程度,发现69.8%的.com、.org和.net网站与50以上其他网站共用IP。[10](虽然一部分域名只是“停放”在一个普通网页上)其详细数字显示网站共用IP数的连续变化图谱,反映出在一台主机上尽量多挂网站这种盛行的商业做法。

    2.2 DNS污染方案

    在一种DNS污染方案中,当用户查询域名服务系统(DNS)将文字的域名转换为数字的IP地址时,可以返回错误的应答或者不返回应答导致用户不能正常访问。这类方案没有过度封锁的问题,因为禁止访问特定网站不会影响到其他网站。不过,邮件传递也需要DNS查询,如果只是封锁网站而不封锁邮件服务的话,此类方案实现起来容易出错。Dornseif展示的样本中所有的ISP都至少有一次在实现DNS污染时出错。[11]

    2.3 内容检测方案

    多数内容检测方案是让所有流量通过一个代理服务器。这个代理通过不提供禁止内容来过滤。这种系统可以做得非常精确,程度可以到屏蔽单个网页或者单个图像而让其他内容顺利通过。这类基于代理的系统没有普遍使用的原因是,可以应付主干网络或者整个国家网络流量的系统过于昂贵。2004年9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要求封锁包含儿童色情网站的一条州法令以违宪被裁定无效[12]。当初由于经费原因,宾夕法尼亚的ISP采用的是报文丢弃和DNS污染的混合策略,导致的过度封锁和“前置审核限制”对地区法庭作此裁决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不过,基于代理的系统已被部署到若干国家比如沙特阿拉伯[13]、缅甸[14],以及挪威的一些网络提供商比如Telenor[15]。Clayton研究的英国电信的系统是一种混合设计,利用廉价缓存代理处理特定目标IP的报文。不幸这导致用户可以逆向工程得到封禁网站的列表,而这些网站提供儿童的非法图像,这违背了此系统的公共政策目标。

    进行内容检测的另一种手段则是入侵检测系统(IDS)。IDS设备可以检测通过的网络流量并判断其内容是否可接受。如果需要封禁则会调度邻近的防火墙拦截报文,或者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发送TCP复位报文导致威胁性连接关闭。基于IDS的系统显然比其他方案更灵活,更难规避。Dornseif和Clayton都对如何规避各种封锁进行了深入探讨。[16]然而如果通信保持清晰不加密不变形到IDS无法辨别的程度,那么无论采取什么规避手段,IDS方法都能够将其检测出来。[17]

    3 中国防火墙如何封锁连接

    我们在实验中从英国剑桥(墙外)的若干机器连接了中国内的一个网站(墙内)。当前中国的防火墙系统的工作方式是完全对称的[18]──在两个方向上检测内容并进行过滤。[19]通过从剑桥的终端发出所有的指令我们完全避免了违反中国法律的可能性。一开始我们以正常模式访问一个中国网页并记录双方的报文流。接下来我们又发起一次有意触发封禁的请求,观察连接是如何被复位报文关闭的。我们继续“正常”的(不包含触发性词汇的)请求,却发现接下来的连接都意外地被封锁了。接下来我们将详细描述观测结果。

    3.1 复位封锁

    刚开始我们只是访问一个普通网页,如预期得到完全正常的返回。如下面的转储报文所示,起始的TCP三次握手(SYN[20],SYN/ACK[21],ACK[22])之后客户端(此实例中使用了53382端口)向服务端http端口(tcp/80)发出了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的GET指令获取顶级页面(/),传输正常。我们使用netcat(nc)发出这个请求,没有使用网页浏览器,从而避免了无关细节。报文用ethereal截取,用一般格式表示出来。

    cam(53382) → china(http) [SYN]
    china(http) → cam(53382) [SYN, ACK]
    cam(53382) → china(http) [ACK]
    cam(53382) → china(http) GET / HTTP/1.0<cr><lf><cr><lf>
    china(http) → cam(53382) HTTP/1.1 200 OK (text/html)<cr><lf> ……
    china(http) → cam(53382) ……其余页面内容
    cam(53382) → china(http) [ACK]
    ……

    接下来这个页面就完整了。我们发出另一个请求,包含了一小段可能触发封禁的文字,当然这也很快发生了:

    cam(54190) → china(http) [SYN]
    china(http) → cam(54190) [SYN, ACK] TTL=39
    cam(54190) → china(http) [ACK]
    cam(54190) → china(http) GET /?falun HTTP/1.0<cr><lf><cr><lf>
    china(http) → cam(54190) [RST] TTL=47, seq=1, ack=1
    china(http) → cam(54190) [RST] TTL=47, seq=1461, ack=1
    china(http) → cam(54190) [RST] TTL=47, seq=4381, ack=1
    china(http) → cam(54190) HTTP/1.1 200 OK (text/html)<cr><lf> ……
    cam(54190) → china(http) [RST] TTL=64, seq=25, ack zeroed
    china(http) → cam(54190) ……其余页面内容
    cam(54190) → china(http) [RST] TTL=64, seq=25, ack zeroed
    china(http) → cam(54190) [RST] TTL=47, seq=2921, ack=25

    开头三个复位报文序列号对应了GET报文的序列号+1460和+4380(3 × 1460)。[23]我们认为防火墙发出三个不同的值是想确保发送者接受复位,即使发送者已经从目的地收到了“全长”(1460字节)ACK报文。复位报文的序列号需要“正确”设定,因为现在多数TCP/IP实现都会严格检查序列号是否落入预期窗口。[24](这个验证序列号的内在漏洞由Watson在2004年首先提出。[25])

    此结果还显示,在连接被打断后仍然收到了从中国机发来的一部分页面。然后剑桥机响应了那两个意外报文,发送了自己的TCP复位。注意它将确认号置零而没有使用随机初始值的相关值。收到的所有复位报文的TTL[26]都是47,而中国机来的报文的TTL都是39,说明它们来源不同。如果来源的初始值都是64,这也许说明复位产生的地方距离服务器有8跳(hop)。traceroute显示那是通信从Sprint网络(AS1239)进入中国网通集团网络(AS9929)后的第二台路由器。

    我们也从中国服务器的视角看这次连接封锁:

    cam(54190) → china(http) [SYN] TTL=42
    china(http) → cam(54190) [SYN, ACK]
    cam(54190) → china(http) [ACK] TTL=42
    cam(54190) → china(http) GET /?falun HTTP/1.0<cr><lf><cr><lf>
    china(http) → cam(54190) HTTP/1.1 200 OK (text/html)<cr><lf> ……
    china(http) → cam(54190) ……其余页面内容
    cam(54190) → china(http) [RST] TTL=61, seq=25, ack=1
    cam(54190) → china(http) [RST] TTL=61, seq=1485, ack=1
    cam(54190) → china(http) [RST] TTL=61, seq=4405, ack=1
    cam(54190) → china(http) [RST] TTL=61, seq=25, ack=1
    cam(54190) → china(http) [RST] TTL=61, seq=25, ack=2921
    cam(54190) → china(http) [RST] TTL=42, seq=25, ack zeroed
    cam(54190) → china(http) [RST] TTL=42, seq=25, ack zeroed

    我们可以看到,当检测到“坏”报文,防火墙也向中国机发送复位(“[RST]”)报文,但都在GET报文(以及其响应报文)后面。最后两个复位报文(零确认号)是剑桥机发送的。

    其他到中国机的复位(因为有“falun”而生成的)TTL都是61,这意味着它们在3跳以外生成,初始值为64。这跟剑桥观测到的8跳偏移不一样。不过这说明可能有不止一台设备在生成复位──或者初始值经过调整不是64。我们目前对于观测到的这种不对称性没有确定的解释。

    开始三个复位的序列号也设置在一定范围(+25,+1485,+4405)以确保命中,事实上+25报文就已经重置了连接。[27]第四、五个复位报文检查确认号发现,它们可以视作连接重置前中国机成功发送的两个报文的响应。

    3.2 直接重置连接

    防火墙不仅检测内容,还有其他封锁规则。我们发现,只要进行一次“坏”连接,在短时间内相同两主机之间的所有网络通信在经过检查之前就都被封锁了。前面也是连接被封搜,不过现在开始继发连接也会被封锁了。比如,在上面一例以后立刻继续,我们看到:

    cam(54191) → china(http) [SYN]
    china(http) → cam(54191) [SYN, ACK] TTL=41
    cam(54191) → china(http) [ACK]
    china(http) → cam(54191) [RST] TTL=49, seq=1

    复位报文从防火墙而来(也往服务器而去)随之客户端便关闭了连接。如果客户端在复位到达前成功发送GET报文,便会接着收到多个防火墙发来的复位(即使GET报文是完全无毒的)。接下来便是从服务端来的复位──服务器收到复位后便会立刻在GET到达前关闭连接。由于GET发来时不再存在打开的连接,服务端便按照协议返回一个复位。值得注意的是,防火墙在SYN阶段(三次握手阶段一)没有试图重置连接,而是等到了SYN/ACK(阶段二)。虽然可以在客户端一发出SYN就给它复位报文,但只有等到SYN/ACK才能构造出对服务端起作用的有效复位。[28]

    在实验中我们发现,节点被阻断通信的时间是可变的。有时候是几分钟,有时候可能是一小时。平均时间大概在20分钟,不过由于观测到时间值有在特定值附近聚集的显著趋势,我们怀疑不同的防火墙组件有不同的时间延迟设定;这就需要深入理解是到底是谁在处理通信,才能较准确地预测封锁周期。

    3.3 其他中国网络的情况

    我们获取了中国自治系统(AS)的一个列表,并从中生成了在全球路由表中所有中国子网的列表。[29]然后我们利用了一个修改过的tcptraceroute,判断出通信是通过哪个AS从国际网络进入中国,并从中得知了中国主干边际网络的实体。结果便是:AS4134,AS4837,AS7497,AS9800,AS9808,AS9929,AS17622,AS24301和AS24489。然后我们在各个AS中挑选了样例服务器测试,发现所有网络都有都跟前面描述相似的复位行为(除了AS24489:跨欧亚信息网)。以此我们可以推出:我们的结果正展示了典型的“防火长城”系统。情况在2006年5月下旬是这样的,但并不一定普遍适用。[30]

    4 防火长城的设计

    基于以上实验结果,以及中国使用的技术设备类型的描述──比如思科的“安全入侵检测系统”[31]──我们提出以下模型来描述中国防火墙中路由器的工作方式(此模型很符合观测,但仍是推论性的,因为中国的网络提供商没有发布关于这些系统的任何技术规格):

    当报文到达路由便被立刻放入适当的向前传输队列。此报文也被送到带外IDS设备进行内容检测。如果IDS(关键词匹配)认为此报文“不好”,那么便为连接两端各生成三个TCP复位报文(有三个不同的序列号)交由路由器传输。[32]

    IDS在逻辑上是与路由器分离的,很难从路由传输队列中去除或者延迟“坏”报文。然而发出复位关闭连接是相对简单的。如果路由器相对繁忙,而IDS工作正常,复位报文会在“坏”报文之前发送;这也是我们在实验中观测到的主要情况,虽然有时候复位报文会拖在后面。复位报文的设定值充分显示出,设计者担心与路由器相比IDS的拥塞导致“坏”报文跑在复位报文前面。这种设计中如果不发送附加的复位,在繁忙情况下防火墙是无法保证封锁的可靠性的。

    一旦IDS检测到需要封锁的行为,它也可以向主路由器添加一条简单的丢弃规则而不发出复位。[33]我们相当怀疑这种做法在主干高速路由器上扩展性差,而在IDS内的封锁简单而廉价。

    我们还观测封锁的时长得知,提供防火墙功能的设备不止一个。我们进行了进一步实验,发送256个包含威胁性字串的报文通过防火墙,虽然是从一个机器上发出的,但将它们的源地址设置分别为256个连续的IP地址值,即中国防火墙会认为这是256个不同机器在发送需要封锁的内容。结果是,我们观测到有时候返回的复位报文是乱序的。然而现代互联网处理报文基本上是用FIFO(先进先出)队列,[34]那么对于这种失序的最简单解释便是,不同的报文给了不同的IDS,它们各有各的FIFO队列但在发送复位时负载不一样。可惜我们发现这个实验引起了很多的报文丢失(不是所有的连接都返回了应有的复位报文),不能对报文失序程度有直观感受。这样我们也没法(通过队列建模)确定平行IDS设备的数量下界。我们计划以后再做这个实验。

    4.1 防火墙“状态”

    没有证据证明带外IDS设备互相通信,并共享网络连接“状态”的记录。实验表明在一个边际网络触发防火墙不影响通过其他边际网络的通信。

    而在“状态”本来应该保留的地方(IDS设备中)却没有关于TCP状态的检查。设备孤立地检查报文,于是将?falun分散到相邻两个报文就足以避免检测。更有甚者,这些设备对于是否有连接存在也不关注,我们的许多测试中甚至没有进行三次握手打开连接就直接发送GET报文。事实上除了初始检测之后的持续封锁,没有证据证明IDS设备做了其他什么特别的事情,IDS只是一次检查一个报文而已。

    5 有意忽略复位

    防火墙完全依赖于终端节点以标准兼容方式实现TCP协议[35],在收到复位报文时中断连接。如上所述,虽然有时候防火墙有点超常,复位报文跑在GET报文前面结果被仔细验证一番以后丢掉了,不过在下一个报文到达防火墙的时候连接就会被防火墙摧毁所以,总得来说还是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现在考虑如果终端节点不遵守标准然后TCP复位被彻底忽略的情况,我们会想到,即使触发了IDS,防火墙也对HTTP传输没有任何影响。于是我们进行了深入实验两边的终端节点都忽略TCP复位的情况。这有许多方法可以实现,我们选择设置合适的报文过滤防火墙规则。在Linux可以安装iptables并使用此命令:

    iptables -A INPUT -p tcp --tcp-flags RST RST -j DROP

    来丢弃传入的RST置位报文。如果是FreeBSD的ipfw那么命令是这样的:

    ipfw add 1000 drop tcp from any to me tcpflags rst in

    当双方都丢弃TCP复位时我们发现网页传输确实没有被封锁。在剑桥端检测传输的结果:

    cam(55817) → china(http) [SYN]
    china(http) → cam(55817) [SYN, ACK] TTL=41
    cam(55817) → china(http) [ACK]
    cam(55817) → china(http) GET /?falun HTTP/1.0<cr><lf><cr><lf>
    china(http) → cam(55817) [RST] TTL=49, seq=1
    china(http) → cam(55817) [RST] TTL=49, seq=1
    china(http) → cam(55817) [RST] TTL=49, seq=1
    china(http) → cam(55817) HTTP/1.1 200 OK (text/html)<cr><lf> ……
    china(http) → cam(55817) ……其余页面内容
    cam(55817) → china(http) [ACK] seq=25, ack=2921
    china(http) → cam(55817) ……其余页面内容
    china(http) → cam(55817) [RST] TTL=49, seq=1461
    china(http) → cam(55817) [RST] TTL=49, seq=2921
    china(http) → cam(55817) [RST] TTL=49, seq=4381
    cam(55817) → china(http) [ACK] seq=25, ack=4381
    china(http) → cam(55817) [RST] TTL=49, seq=2921
    china(http) → cam(55817) ……其余页面内容
    china(http) → cam(55817) ……其余页面内容
    cam(55817) → china(http) [ACK] seq=25, ack=7301
    china(http) → cam(55817) [RST] TTL=49, seq=5841
    china(http) → cam(55817) [RST] TTL=49, seq=7301
    china(http) → cam(55817) [RST] TTL=49, seq=4381
    china(http) → cam(55817) ……其余页面内容
    china(http) → cam(55817) [RST] TTL=49, seq=8761


    ……接下来这个页面就完整了。网页以正常方式传输,除了中间夹杂一些防火墙的TCP复位报文。由于被完全忽略(一共28个复位),它们对客户端的TCP/IP栈没有任何影响。客户端仍然继续接收网页,正常发送ACK。中国端也能看到类似的正常传输夹杂复位的情形。

    这样,只是简单地忽略防火长城发出的报文我们就让它完全失效了!这无疑会让它的实现者大为恼火。

    5.1 迷惑封锁

    一方面是在连接建立以后通过发出TCP复位来阻断继发连接,另一方面我们也观察到一些防火墙有时还有附加策略。在一些节点(当然是随机的),我们看见了防火墙发来的伪SYN/ACK报文。显然其序列号是随机而且无效的。如果防火墙的SYN/ACK报文比真报文先到那么连接失效──客户端从伪SYN/ACK中获取了随机的序列号并发给服务端错误的ACK,于是服务端便返回复位报文,导致客户端关闭连接。实际上,如果客户端发送GET比较快,还会收到一批其他报文,导致防火墙和服务端的进一步复位:

    cam(38104) → china(http) [SYN]
    china(http) → cam(38104) [SYN, ACK] TTL=105
    cam(38104) → china(http) [ACK]
    cam(38104) → china(http) GET / HTTP/1.0<cr><lf><cr><lf>
    china(http) → cam(38104) [RST] TTL=45, seq=1
    china(http) → cam(38104) [RST] TTL=45, seq=1
    china(http) → cam(38104) [SYN, ACK] TTL=37
    cam(38104) → china(http) [RST] TTL=64, seq=1
    china(http) → cam(38104) [RST] TTL=49, seq=1
    china(http) → cam(38104) [RST] TTL=45, seq=3770952438
    china(http) → cam(38104) [RST] TTL=45, seq=1
    china(http) → cam(38104) [RST] TTL=45, seq=1
    china(http) → cam(38104) [RST] TTL=37, seq=1
    china(http) → cam(38104) [RST] TTL=37, seq=1

    对付这种防火墙的新策略比处理伪复位报文麻烦许多。因为即使客户端忽略了服务端来的(完全真实的)复位,还是会继续错误理解服务端的序列号,导致不能与服务端同步以完成三次握手打开连接。当然如果有时候防火墙的伪SYN/ACK跑在真报文后面,就会被客户端忽略不造成任何混淆,不过防火墙仍然会坚持不懈用复位报文来打断连接但是由于复位报文都被忽略了所以也没有用,网页照样显示。

    重要的是确定来的两个SYN/ACK报文谁是真的。在样例中我们觉得它们很好区分,防火墙版的TTL值大不相同,没有DF标志,没有TCP选项。这些伪SYN/ACK在现在为止还是像伪复位一样很好过滤的,防火长城再次失效。另外,由于只有封锁继发连接时才会使用这种策略,那么客户端可以把服务端的TTL记下来,而防火墙是搞不清该往伪报文里填什么值的。

    不过,防火墙越搞越复杂,说不定就能造出没法区分的SYN/ACK报文来了。那客户端直接把第一个收到的SYN/ACK当成防火墙发出的伪报文即可。不过要是防火墙又来时不时来延时一下才发送伪SYN/ACK(让思维简单的机器通过,打倒思维复杂的机器!)那么这场复杂的“博弈”会升级成更深奥的战略对决。要注意打开网页常常会有多个连接,那么防火墙即使只是搞掉其中一部分也会觉得有“胜利感”。

    一个高效的客户端策略(先决条件是客户端和服务端都丢弃复位报文)是将所有传入SYN/ACK报文视为有效(防火墙以后也许会发好几个过来),然后检查全部的序列号和确认号直到从服务端收到一个ACK以确认正确的取值。不过这对于像iptables或者ipfw这种简单的报文过滤系统来说太复杂了,超出实现能力。

    新一轮“博弈”也许是防火墙开始针对所有客户端报文伪造ACK。可能客户端可以通过检测从服务端获得的真正RST来看穿防火墙的整个伪连接,于是防火墙连这些都要开始伪造了──这样下去策略变得不知道有多复杂。不过终端节点确实有优势来最终判断报文是来自(有状态的)对方还是(无状态的)防火墙。要是防火墙也开始记录“状态”,那么整个主要架构的变化(虽然一定又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便会带来许多其他可用策略,优势也会决定性地偏向防火墙这边。

    可是必须注意到,防火墙的SYN/ACK报文伪造问题不能通过改变服务端的TCP/IP栈来安全地解决。那样的话服务端需要发现客户端持续地响应的那个“错误”的ACK值并改变自身状态以响应这个从伪SYN/ACK报文中出来的值。但这样就去掉了一个Bellovin记录的重要安全步骤,进而导致恶意主机伪造源IP地址访问的漏洞。[36]

    另外,在可以“嗅探”并伪造报文的对手面前进行安全连接,这在密钥交换协议邻域已经得到充分研究。未决的问题是,如何利用中国防火墙目前的架构性缺陷,通过对现有TCP/IP栈的简单修改来战胜防火长城。

    6 拒绝服务攻击

    我们前面提到,单个包含?falun之类内容的TCP报文就足以触发节点间至多长达一个小时的封锁。如果伪造源地址,就可以发起(但也是受限的)拒绝服务(Denial of Service)攻击,阻断特定节点间的通信。不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目标,这对某些攻击者来说已经足够。比如,识别并阻止地区政府机构的主机访问“Windows自动更新”;或者阻止某个部委访问一个联合国网站;或者阻止中国海外使馆访问家乡网站。

    我们计算发现,即使是一个人通过单个拨号连接也可以发起相当有效的DoS攻击。这样一个人每秒可以产生大约100个触发性报文,假设封锁时间大约是20分钟,那么120000对节点便可被永久封锁。当然,现在的DoS攻击几乎不会通过单个拨号方式实现,而是在快得多的网络上以巨大的数量进行。那么120000便可以乘到你满意。不过防火墙的IDS组件也许没有资源记录如此大量的封锁连接,所以实际的影响要考虑受到此类资源限制的情况。还要注意当IDS处理DoS攻击的时候它处理其他连接信息的资源就会变少,于是其效用也就暂时降低。

    6.1 DoS攻击的限制

    进一步实验显示此防火墙的封锁方式比我们迄今为止解释的还要复杂一些;因此DoS攻击的效果不一定有刚才那样说得那么好。

    首先,封锁只应用于相似端口上的继发连接。[37]只有端口值前9最高有效位与触发封锁的端口对应时,防火墙才会封锁这一连接,这样的端口每次有128个。Windows这类系统会连续分配临时端口,于是平均有64个继发连接会被封锁。(有时比如触发封锁的端口是4095那么就不会有继发封锁)反之OpenBSD之类的系统会随机分配临时端口,于是继发连接被封锁的可能性只有1/500。

    我们对防火墙的这种行为没有确定的解释。不看端口直接封锁所有连接似乎还简单有效许多。[38]这么做也许是为了避免误封NAT后面的其他用户,或者是用来确定发送某报文的IDS。也许这么做只是有意要显得神秘而愈发有威慑力。然而从DoS攻击者的角度,除非有特殊条件可以预测临时端口,要让所有可能端口段都被封锁所需的报文发送量便增长了500倍。

    图1:中国防火墙对“坏”字符串的封锁情况。
    2006年二月上旬我们进行了一次10天的试验,每小时一次从256个相邻IP地址进行连接。这里是前128的结果;其余部分模式也十分相似。黑点表明连接被封锁,白点表明没有封锁,灰点是结果不定(完全没有响应)。在110小时前后可见防火墙策略的显著变化(封锁更多的IP地址)。

    其次,并非所有IP地址的流量都被检测过。我们每小时进行一次突发连接,发送一组256个IP地址连续的含有“?falun”的报文。起初每组报文只有约三分之二被封锁掉,封掉的地址每次不同。不过几天之后几乎所有报文被封锁。我们无法通过逆向工程确定地址选择的算法,不过IP地址选择确有鲜明的模式[39],暗示背后的机制可能相当简单。最直接的解释是资源匮乏──流量的三分之二也许就是整个系统可以处理的极限。显然某些时候如果一部分机器没有进行报文检测的工作,DoS攻击也就不可能通过它们发起。

    最终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些实验只是在中国内外的少量节点上进行的,虽然我们得到了足够一致的结果,但像“防火长城”这种复杂的系统我们还是可能忽略了它的某些重要特性。因此虽然我们认为DoS攻击可以在许多情况下成功,我们也不能保证任一节点对上的任一次攻击都能成功。

    7 战略考虑

    要让流量顺利通过中国防火墙就必须要求双方忽略复位。“世界其他地方”的机器如果想在中国也能正常访问,只需稍作调整。但在中国这边的人就不那么愿意装一些特殊软件了。主要问题是防火墙可能做的,不仅是封锁,还有记录。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侦查,安装的特殊软件便会被查获,有人便会对你安装此种软件的动机产生某种看法。

    中国防火墙的报文检查功能也可以通过加密的方法规避。如果当局通过对内容的统计分析检测出加密通信,那么安装特殊软件遭到侦查的问题还是一样的。由于加密系统一般会话结束后便废弃密钥,通信内容是色情还是政治演讲这是无法分辨的。如果用丢弃复位的方法穿墙,防火墙可以通过日志的方法记录封锁触发内容,当局便可以检查日志并对这两种通信采取不同措施。这两种方法相比有人觉得丢弃复位法更有优势。

    如果复位丢弃广泛以毫不相关的理由应用,中国政府可能不得不对复位丢弃软件采取更加容忍的态度。

    关于软件防火墙的一些研究指出如果例行丢弃TCP复位会产生一些副作用。[40]复位报文主要是用来快速报告不受欢迎的传入连接。如果远端机工作良好,那么忽略报文而不响应复位只会产生稍微多一点的流量。

    然而,对于不想丢掉所有的TCP复位的人来说,当然这里也有另一种策略。[41]目前TTL校验就是一种检测复位报文真伪的简单方法。特别地,我们注意到Watson提出的通过第三方伪复位造成连接关闭的复位攻击[42],通常的防御手段是仔细验证序列号。如果再加上复位报文的TTL校验,就可以更好地识别伪复位。本文作者之一编写了一段20行的FreeBDS补丁[43],可以丢弃TTL值严重偏离的复位报文。到现在用户体验都很好。其他操作系统和个人防火墙大概也不会觉得添加这个功能很麻烦。

    当然,中国防火墙也可以改进,让前面提及的规避方法难以实现。特别是它可以较容易地构造正确TTL的复位报文发往触发报文的相同方向。不过要想获得相反方向的正确TTL就不大容易了,因为网络路由基本上是非对称的,防火墙不能透视通信的两个方向。更复杂的方法是将报文从路由队列中移除(或者延迟到内容检测完成才放行)。除非报文在抵达终点前被阻止,我们的基本策略──无视防火墙发出的噪音──将继续有效。

    另一套完全不同的防火墙策略则是当封禁被触发后不向该站点转发任何报文。不过我们前面提到此法扩展性极差,因为完成这个“内联”过程需要路由器间的快速通路──而且,全面的封锁无疑增加了DoS攻击的威力。

    7.1 打破“防火长城”的公共政策动力

    特别是在美国,有相当的政治利益关心着中国之外的公司如何帮助中国政府压制信息、锁定持不同政见者和异见网志作者。特别地,在2006年2月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相当数量的美国大型公司由于其政策和行为而受到了严厉谴责。[44]不过对于如何绕开中国的过滤技术现在也有更多的关注。比如由CIA部分资助的SafeWeb,在2000到2003年运营了一个匿名网络代理,同时它还开发出一种昵称TriangleBoy的反审查技术。[45]2006下半年发起的加拿大的Psiphon计划旨在让“不受审查国家的公民向在他们防火墙背后的朋友和家人提供自由的网络连接”。[46]

    可以预测本文所描述的通过忽略复位报文规避中国防火墙的方法也会引起相当的兴趣。当然也会有“军备竞赛”的危险,所以双方采取的策略可能复杂得多。让防火墙立刻失效方法也是相当直接的;不过实现这个方案需要中国外的服务器和中国内的浏览器同时丢弃复位。服务器一方显然会有动力去实现复位丢弃,因为这样就让在中国的人可以访问。不过要是看看中国国内的情形和人们改变浏览器(或者操作系统)配置的动力就会知道事情远比这复杂得多。虽然都是运行在中国的机器上,这些软件却都是在中国以外开发,特别是大多数软件都安装在微软开发的Windows上。

    我们这里提出一个关于公共政策的问题:是否应该鼓励或者强制微软修改程序以帮助规避中国防火墙?显然对于中国的审查有着广泛谴责,那么反审查措施当然会得到政治意见和公共意见的赞同。[47]在本节前面我们提到,对这种改进的技术性反对意见是很有限的,这种改进可以提升对第三方攻击(防火墙只是第三方干涉网络通信的特例)的防御安全性。然而微软(以及其他操作系统和浏览器开发商)很可能不愿意冒犯中国政府,那么在被强制之前他们会一直拖下去。

    一般的常识便是软件容易修改,硬件不易修改。不过把硬件改动的时间与制订新法规的时间相比就会知道,在强制供应商提供规避防火墙功能的法律生效之前,中国政府就会采用新的封锁硬件。[48]可以推测,新的硬件会考虑到我们提到的问题并对复位丢弃免疫。因此我们认为通过立法(强制供应商)并不是实用的办法,除非立法是普遍意义上的、不关注技术细节的。让供应商少去讨好中国政府多关心其他所有人,这才是最现实的道路。

    8 结论

    本文我们展示了基于报文内容检测的“防火长城”。当过滤规则触发时,伪复位报文便发向TCP连接两方。然而真正的报文亦完好通过防火墙,于是通过忽略这些复位,通信便不受干扰。相同方向上的继发连接也被封锁(只有在端口相关的情况下),不过通过忽略复位通信仍可以顺畅继续。

    以上结果对于中国当局具有相当的意义,他们也许会加强他们的系统、修补防火墙的漏洞。当然我们在前面也说,这并不容易。[49]然而对于希望自由访问网络的中国居民来说,以上结果意义就小得多,因为他们的活动仍然受到记录和监视。只有当丢弃复位报文成为普遍做法以后,人们的才能说他们是无意中翻墙的。这种想法也不能算离谱,因为验证TCP复位是否为伪造也是TCP/IP栈应该做的。

    我们还展示了封锁的副作用:为DoS攻击提供了可能性。当然这种DoS攻击只能用在特定节点之间。利用一套封锁机制来封锁什么东西这本身并没什么新意,但如果防火墙不作足够的状态记录,我们也看不到避免这种攻击的简便方法。

    我们展示的结果也关系到其他使用类似复位机制来保护自身利益的国家、机构、企业。他们应该谨慎地认识到这种封锁完全依赖于被封锁者的默许。一些相对中国来说的小国家会经受更大的DoS攻击风险,因为他们的终端节点要少得多,防火墙在攻击效果变得显著之前尚不会过载。

    9 补记

    2007年春另外一组研究者(Jedidiah R. Crandall和其他人的“ConceptDoppler”项目)[50]的一些实验也揭露了这个防火墙的工作细节,但复位机制是基本不变的。不过他们的测量表明复位现在开始发生在中国互联网的内部,不仅是边际路由器;且与我们一年前观察到的相比封锁在繁忙时段变得更加断断续续。他们的研究手段也让他们可以发表一份关于被过滤话题的统计列表。

     

    注释


    [1] OpenNet Initiative, “Internet Filtering in China in 2004–2005: A Country Study,” OpenNet Initiative, http://www.opennetinitiative.net/studies/china/ONI_China_Country_Study.pdf (accessed October 21, 2007).
    [2] OpenNet Initiative, “Probing Chinese Search Engine Filtering,” OpenNet Initiative: Bulletin 005, http://www.opennetinitiative.net/bulletins/005/ (accessed October 15, 2007).
    [3] Ronald J. Deibert and others, eds., Access Denied: The Practice and Policy of Global Internet Filtering (Cambridge: MIT Press, 2007).
    [4] Nart Villeneuve, “Censorship is in the Router,” June 3, 2005, http://ice.citizenlab.org/?p=113 (accessed October 15, 2007).
    [5] OpenNet Initiative, “Probing Chinese Search Engine Filtering.”
    [6] RST标志置位的TCP报文。这种报文表明一方要求立即关闭当前连接不再传输。
    [7] See Maximillian Dornseif, “Government Mandated Blocking of Foreign Web Content,” Security, E-Learning, E-Services: Proceedings of the 17 DFN-Arbeitstagung über Kommunikationsnetze, eds. Jan van Knop, Wilhelm Haverkamp, Eike Jessen, 617–646 (Dusseldorf, Germany: GI, 2004).
    [8] Richard Clayton, “Failures in a Hybrid Content Blocking System,” in Privacy Enhancing Technologies: 5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Cavtat, Croatia, May 30-June 1, 2005 (Berlin, Germany: Springer, 2006): 78–92.
    [9] Richard Clayton, “Anonymity and Traceability in Cyberspace,” Technical Report (2005), http://www.cl.cam.ac.uk/techreports/UCAM-CL-TR-653.pdf (for details of the complexity, see the extensive discussion in “Anonymity and Traceability in Cyberspace”) (accessed October 15, 2007).
    [10] Benjamin Edelman, “Web Sites Sharing IP Addresses: Prevalence and Significance,” 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 Society, http://cyber.law.harvard.edu/people/edelman/ip-sharing (accessed October 15, 2007).
    [11] Dornseif, “Government Mandated Blocking,” 626–27.
    [12] Center for Democracy & Technology v. Pappert, 337 F. Supp. 2d 606 (E.D. Penn. 2004).
    [13] King Abdulaziz City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cal Content Filtering Procedure. Internet Services Unit (2004), http://www.isu.net.sa/saudi-internet/contenet-filtring/filtring-mechanism.htm (accessed October 15, 2007).
    [14] OpenNet Initiative, “Internet Filtering in Burma in 2005: A Country Study,” OpenNet Initiative, http://www.opennetinitiative.net/burma/ONI_Burma_Country_Study.pdf (accessed October 15, 2007).
    [15] Telenor, “Telenor and KRIPOS Introduce Internet Child Pornography Filter,” press release, September 21, 2004, http://presse.telenor.no/PR/200409/961319_5.html (accessed October 15, 2007).
    [16] Dornseif, “Government Mandated Blocking,” 642-44; Clayton, “Failures in a Hybrid Content Blocking System,” 78–92.
    [17] IDS可以将多种不规则的表现转化为标准形式,然后与封锁列表比对作出正确决策。
    [18] 这种对称必须存在,因为防火墙需要同时封禁网络请求和回应。
    [19] Villeneuve, “Censorship is in the Router.”
    [20] SYN(同步)标志标明了打开TCP连接时的第一个报文。
    [21] 这是对SYN报文的回应,其SYN和ACK(确认)置位,用“SYN/ACK”来表示在TCP连接打开过程中的第二个报文。
    [22] 关于TCP的准确细节,和发起连接时交换SYN、SYN/ACK和ACK置位报文的方法原因,可以查阅很多好的网络通信教材,比如W. Richard Stevens, TCP/IP Illustrated, Volume 1, The Protocol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94)。
    [23] 当我们启用TCP时间戳且报文包含12字节TCP附加选项的时候,这个值变成1448的倍数。
    [24] TCP对所有数据报文用序列号进行标记,指示报文包含数据的顺序。当报文丢失、延迟或重复时,可以靠序列号来重建数据流。“窗口”是指在没有收到确认时最多可以发送的数据量。现在的互联网中,检查序列号落入窗口(复位报文序列号符合预期)是避免第三方干扰连接的重要安全措施。
    [25] Paul A. Watson, “Slipping in the Window: TCP Reset Attacks,” Open Source Vulnerability Database, http://osvdb.org/reference/SlippingInTheWindow_v1.0.doc (accessed October 15, 2007).
    [26] 存活时间(TTL)初始值由报文发送者确定,通过一个路由就减一。这是为了确保报文不在路由间无穷循环,当TTL为零时报文就被丢弃了。于是通过校验TTL值可以推算报文走过的距离。
    [27] 如果复位在GET报文之前到达,则此复位报文不会被接受。服务器是FreeBSD系统,在连接的这个阶段,TCP栈接受的复位的序列号必须精确匹配上次发送的确认的值,以防止拒绝服务攻击。在GET报文到达前其值为+1,于是这时所有的复位都是无效的。
    [28] SYN/ACK报文含有连接双方选定的序列号。
    [29] AS指特定ISP拥有的骨干网络。我们采用的是CERNET的“China ASN List”,http://bgpview.6test.edu.cn/bgp-view/cur_ana/ipv4cn/china_asnlist.shtml。互联网路由器保存有优化路径列表,而“全球路由表”表达了特定AS对地址的所有权。
    [30] See Jedidiah R. Crandall and others, “ConceptDoppler: A Weather Tracker for Internet Censorship” (14th ACM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s Security, Alexandria, VA, October 29–November 2, 2007) http://www.cs.unm.edu/~crandall/concept_doppler_ccs07.pdf (accessed October 15, 2007).
    [31] Earl Carter, Secure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s (Indianapolis: Cisco Press, 2001).
    [32] 即,检测报文内容的设备是在实际连接“旁边的”于是只能检测“坏”流量而不能对其有任何直接影响。
    [33] 路由器一般都有根据特定标准进行报文过滤的功能。
    [34] Yi Wang, Guohan Lu, and Xing Li, “A Study of Internet Packet Reordering,” Information Networking (Heidelberg, Germany: Springer-Berlin, 2004): 350–359.
    [35] J. Postel, ed.,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DARPA Internet Program Protocol Specification” (memo, Network Working Group Request for Comments, September 1981) http://www.ietf.org/rfc/rfc793.txt (accessed October 21, 2007).
    [36] S. Bellovin, memorandum, May 1996, in Network Working Group Request for Comments, “Defending Against Sequence Number Attacks,” http://www.ietf.org/rfc/rfc1948.txt (accessed October 15, 2007).
    [37] ──译注,此节所述似已过时。在翻译完成的时候译者测试发现,继发封锁跟初始端口或者继发端口没有关系,所有端口的继发连接都被屏蔽。
    [38] HTTP通信不仅在80端口(tcp/http)上被封锁,还有其他一些端口也受到影响。不过一个端口被封不影响其他邻近端口,比如80端口被封不影响433端口(tcp/https)。
    [39] 见图1。
    [40] See Clayton, “Anonymity and Traceability,” 81.
    [41] 未来中国的防火墙还可能通过FIN报文来打断连接,然而忽略所有FIN报文则会导致不能正常连接,到那时TTL校验法会更好。
    [42] Watson, “Slipping in the Window.”
    [43] Robert N. M. Watson, “Patches Associated with My Academic Research,” http://www.cl.cam.ac.uk/~rnw24/patches (accessed October 15, 2007).
    [44] Suzanne Goldenberg, “Congress Accuses Google of Collusion,” The Guardian, February 16, 2006, http://www.guardian.co.uk/china/story/0,,1710616,00.html (accessed October 15, 2007).
    [45] SafeWeb, “TriangleBoy Whitepaper,” SafeWeb, 2003, http://web.archive.org/web/20030417171335/http://www.safeweb.com/tboy_whitepaper.html (accessed October 15, 2007).
    [46] Psiphon, http://psiphon.civisec.org (accessed October 15, 2007).
    [47] Stokely Baksh, “US Calls for Fall of Great Firewall,”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February 15, 2006; Kate Allen, “Today, Our Chance to Fight a New Hi-Tech Tyranny,” Observer, May 28, 2006; Cory Doctorow, “See No Evil?,” Guardian, July 6, 2007.opinion. 47
    [48] “此法案是近年来孕育期最长的。导致此法案产生的斯科特报告是在五年半前的1996年2月发表的。保守党政府接受了此报告的提议并立即发出了资讯文书。工人党1997年的宣言坚定承诺要采取行动。于是1998年出了那本白皮书。不过之后政府就不闻不问于是,过了三年此法案才推出。”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Commons, 6th ser., vol. 374 (2001), col. 457.
    [49] 本文中描述的实验都是在2006年春进行的,本文的初始版发表在2006年6月的隐私增强技术研讨会上。
    [50] ──译注:见http://www.conceptdoppler.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