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7日
韩寒:要自由
首先,作为一个文化人,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求更自由的创作。我一直没有将这个写成XX自由或者XX自由,是因为这两个词会让你们下意识的觉得害怕和提防。虽然这些自由一直被写在宪法里。事实上,它一直没有被很好的执行。顺便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体人们要一些新闻的自由。新闻一直被管制的很严。还有我的拍电影的朋友们,你不能理解他们的痛苦。大家都像探雷一样进行文艺工作,触雷就炸死,不触雷的全都走的又慢又歪。这些自由是时代的所趋,也是你们曾经的承诺。我知道你们一定对苏共进行过研究,你们认为苏共的失败,很大的程度源于戈尔巴乔夫开放了报禁,并将最高权力依照宪法约定,从党返还给了人民代表大会。所以这让你们对言论自由和宪政特别的谨慎。但是时代已经不同,现代的资讯传播终于让屏蔽形同虚设。而文化的限制却让中国始终难以出现影响世界的文字和电影,使我们这些文化人抬不起头来。同时,中国也没有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媒体——很多东西并不是钱可以买来的。文化繁荣其实是最省钱的,管制越少必然越繁荣。如果你们坚持说,中国的文化是没有管制的,那就太不诚恳了。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
如能达成,从我而言,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让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那便更好。
但是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蚍蜉撼树,不足挂齿,力量渺小,仅能如此。当然,只我一人,没有同伴,也不煽动读者。我不会用他人的前途来美化我自己的履历。同样,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品质,所以我相信这些迟早会到来,我只是希望它早些到来。因为我觉得我还能写的更好,我不想等到老,所以请让我赶上。
以上是基于我的专业领域的个人诉求。我觉得在这场让大家都获益良多的讨论里,研究该是什么样,不如想想应该怎么办。据说一个人一次只能许一个愿望,我的愿望用完了,其他的诸如公平,正义,司法,政改,一切一切,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再提。虽然我觉得自由未必是很多人的第一追求,但没有人愿意常常感觉恐惧不安。愿各位没钱的能在一个公正的环境里变有钱,有钱的不再为了光有钱而依然觉得低外国人一等。愿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像这个圣诞一样不畏惧讨论革命,改革和民主,担忧国家的前途,视它为自己的手足。政治不是肮脏的,政治不是无趣的,政治不是危险的。危险的,无趣的,肮脏的政治都不是真正的政治。中药,火药,丝绸,熊猫不能为我们赢得荣誉,县长太太买一百个路易威登不能为民族赢得尊敬。愿执政党阔步向前,可以名垂在不光由你们自己编写的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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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说民主
回答:我不认为天鹅绒革命能够发生在中国。不谈当时的国际局势,也不说整个捷克的人口只有北京的一半。相信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了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你不能把一场完美的革命常挂在嘴边来反驳也许未来不完美的改革。我理解中国很多文人和学者对天鹅绒革命的感情,他们甚至能够在脑海中将自己代入哈维尔的角色暗自感动。但无论中国发生暴力革命或者非暴力革命,文人所处的地位和角色远远比他们想象的要低得多,更别说能作为领袖了。而且国民素质越低,文人就越什么都不是。你也不能用完美的民主,完美的自由,完美的人权从字面上解释应该什么样子的来逃避中国的现实。改革和民主其实就是一场讨价还价的过程,你不能盼着执政者看了几本书忽然感化把东西全送给你。你不能天天盼着天鹅绒革命,再由你来扮演哈维尔,并瞬间让每个中国人有一张选票,还都不能被贿选。捷克至今也不是普选。所以我的观点很简单,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意发生,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否则在书房里空想民主和自由憋爆了自己也没有意思,改良是现在最好的出路。
问:你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人素质太低,不适合民主。政府有没有给你维稳的回扣啊?
回答: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出了这个结论,我觉得我已经写的很通俗了。民主不是适合不适合的事情,它迟早会到来。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谁都不希望来个卢旺达式的民主,虽然这并不是真正广义的民主。有时候缓缓来,有时候突然来。也许它来的不那么彻底,来的不那么全部,来的不那么美式,来的不那么欧式,但在你的余生里,它一定回来,回首起来,可能还来的有点平淡。
问:你的意思是一切只能靠执政者的恩赐,而不是人民自己的争取?
回答:给执政者压力当然重要,但遗憾的是,执政者的配合更重要。这的确需要运气和人品。现在社会各个阶层是割裂的,比如执政者,你动车事件闹得再大,他们依然淡定,觉得这是民间的事情,不费一兵一卒,时间自动摆平,执政者的家属可能完全不关心这事,只关心谁要上谁要下,谁的岁数差一点,XX位置怎么排。而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事情依然能自然过去。当然,更有可能是他们都没有感受到舆论压力。好比你账户里有十亿,你丢了一千块,你自然不紧张。文化界兜里加起来的总和就五百,而他们认为统治者兜里也就三千,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放大的统治者的焦虑。人家完全没考虑你的问题。而文化界很多人认为一切的问题就是体制的问题,仿佛改了体制一切都迎刃而解,他们虽然善良正义,嫉恶如仇,但要求农民和工人和他们拥有一样的认知,甚至认为全天下都必须这么思考问题。可事实往往有些让人寒心。
因为拉力赛都在偏远地方举行,我这些年去了上百个各种各样的县城,这些都不算特别封闭和贫瘠的地方,我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他们普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更多源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亲戚得到了这一切,而不是如何去限制和监督,只有倒霉到自己头上需要上访的时候才会从词典里捡起这些词汇来保护自己,只要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一切能用钱解决的社会矛盾都不算什么矛盾。而知识界普遍把国民对这些词汇的这种应急应用当成了他们的普遍诉求,觉得与文化界形成了共识。我不认为在分歧和割裂这么大的国家里能有一场美好的革命。你也许觉得这正是执政者驯化的结果,所以要改变执政者。但现实就已经这样了,那一两代人已经这样了。但是幸运的是,我和他们的子女聊天时,互联网和各种传媒已经或多或少的打开了他们的眼界。所以我并不悲观。
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产党给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所以更要着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问:如果革命到来,有影响力的文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回答:文人到时候就应该扮演一颗墙头草,但必须是一颗反向墙头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义,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响力就越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骗子,不听任何承诺,想尽办法确保不能让一方消灭其他方而独大。所以未来的中国如果有革命,谁弱小,我就在那里,它若强大了,我就去它对手那里。我愿牺牲自己的观点而争取各派的同存。只有这样,才有你追求的一切。
补加一个问答,关于素质和民主:问:我去了一些发达国家,我发现在表面的素质之下,其实深交下去,人性也都是这样的,所以好的制度才是高素质的保障。
回答:我完全的赞同。但我们说的就是表面素质,不要因为觉得人私底下都是怎么怎么样的而小看表面素质。民主的质量就是由国民的表面素质决定的。一个人开车可能关远光灯,看见人彬彬有礼,遵守社会功德,但一交往,发现其实也是自私懦弱狭隘贪婪……这又如何呢。素质和人性放在一起谈没有意思,美国人的人性和中国人的人性说到底当然是大同小异的,全世界人类的人性都差不多。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鸡和蛋的问题,先有好的素质,再有好的制度,还是先有好的制度,再有好的素质。其实这个没有疑问,在能出现好的制度的时候,无论素质的好坏,都应该保障好的制度,因为好的制度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制度有实在的,素质是空幻的。问题是,当好的制度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能到来的时候。咱不能天天期盼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好的制度,然后一切才有开始的可能和动力,否则反正好的素质也没必要,又缓慢又不见得有效……好的制度以及好的民主有两个到来方式,一种是有一个纪念日,一种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日子,但要一两代人的努力。我觉得还是要实际一些,美国的独立宣言再好,美国的宪法再好,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再好,是因为他们的政党和人民都做到了。我们宪法其实也好,我们的执政党说过不少只比独立宣言好不比独立宣言差的宣言,但大多数没做到。他们是不会看着各种宣言而自省的,革命代价又太大太不可控,改良又慢又拖延,国民素质又不高,的确看着像死结。但我依然选择相信改良。暴力或者非暴力革命只能是督促改良的筹码,但不能也不肯能真正的操作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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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3日
韩寒:谈革命
问:中国最近群体事件频出,你认为中国需要一场革命么。
回答:在社会构成越复杂的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很坦率的说,革命是一个听上去非常爽快激昂并且似乎很立竿见影的词汇,但是革命与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首先,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么,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这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是可能不可能有的问题。我的观点是不可能也不需要。但如果你问我中国需要更有力的改革么,我说一定是的。
问:你为什么不去领导一场起义呢?
回答:开玩笑,就算我认同革命,并在上海起义,而且还稍具规模,官方只要一掐断互联网和手机讯号,我估计不用政府维稳机器出马,那些无法用QQ聊天或者玩不了网络游戏看不了连续剧的愤怒群众就足以将我们扑灭,你也别指望着能刷微博支援我,你三天上不了微博就该恨我了。
问:那难道中国就不需要民主与自由了么?
回答:这是一个误区,文化人普遍将民主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其实对于国人,民主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自由。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所以,好的民主必然带来社会进步,更加法制,这势必让大部分并不在乎文化自由的人们觉得有些不自由,就像很多中国人去了欧美发达国家觉得浑身不自在一样。所以,民主和自由未必要联系在一起说,我认为中国人对自由有着自己独特的定义,而自由在中国最没有感染力。
问:我认为中国顽疾太深,改革已经没有用了,只有来一场革命才能让社会好转。
回答:我们假设革命没有遭到镇压,当然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幻想一下革命,假设,革命到了中段,学生,群众,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农民,工人,肯定不能达成共识。而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人群,那就是贫困人口,这个数目大概是两亿五千万。你平时都不能注意有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甚至从来不使用互联网。既然革命能够发展到中段,必然已经诞生了新的领袖。没有领袖的革命一定是失败的,白莲教起义就是很好的例子,而有了领袖的革命,也不一定好到哪里去,太平天国又是很好的例子。中国式的领袖,绝对不会是你现在坐在电脑前能想象的那些温厚仁慈者。这样的一个领袖,八成独断专横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动力,是的,听着有点耳熟。但中国人就吃这一套,也只有这一套才能往上爬,这个社会习惯了恶人当道,好人挨刀。文艺青年们看好的领袖一个礼拜估计就全给踢出局了。而越是教育水平高的人,越不容易臣服与领袖。所以这些人肯定是最早从革命中离开的。随着社会精英的离开,革命人群的构成部分一定会产生变化,无论革命的起始口号有多么好听,到最后一定又会变回一个字,钱。说的好听一点就是把应该属于我们的钱还给我们,说难听一点就是掠夺式的均富。你们不要以为因为我觉得自己有点钱,所以我怂了,害怕失去。在革命的洪流里,你拥有一个苹果手机,你是开摩托车的,甚至你会上网,你平时买报纸,吃肯德基,你都算是有钱人,甚至是有能力在互联网上阅读到这篇文章的人,都是充满着原罪的被革命对象。有一亿家产的人比起有一万家产的人反而安全,因为他们打开家门,门口已经放的是纽约时报了。最后倒霉的还是中产,准中产甚至准小康者。以前人们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自相残杀,现在的人们只认钱,所以很多人民已经被训练成只认钱的自相残杀者。所以你就想象吧。而中国人讲究清算,这也必然导致镇压。
任何的革命都需要时间,中国那么大的国家,不说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权利真空。稍微乱个五年十年的,老百姓肯定会特别期盼出现一个铁腕独裁者,可以整治社会秩序,收拾一下局面。至于从百花齐放重新看回人民日报,这个真的没所谓。况且我们的一切假设都建立在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下,所以这些都是幻想,连幻想都不乐观,就别提操作了。
问:那你看埃及,利比亚⋯⋯
回答:埃及,利比亚是被一个人独裁统治几十年,城市也不多,一个事件作为爆点,一个广场用来演讲,就可以革命成功。中国没有一个具体的个人能成为被革命的对象,城市,人口众多,而且各种千奇百怪的灾难都发生过,G点已经麻木,更别提爆点了。就算社会矛盾再激烈十倍,给你十个哈维尔在十个城市一起演讲,再假设当局不管,最终这些演讲也是以被润喉糖企业冠名并登陆海淀剧院而告终。
当然,以上更是废话,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
问:你的观点非常的五毛党,是被政府买通了么?为什么不能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
回答:在这样一个非此即彼,非黑就白,非对既错,非带路党既五毛党的社会里,革命两字说起来霸气,操作起来危害更大。也许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其实这并不是中国最大的急迫。相反,一人一张选票,最终的结果还是共产党代表获胜,谁能比党更有钱?五百亿就能买五亿张选票。不行加到五千亿。一年税收都十万亿呢。你和人家比有钱?你觉得你周围的朋友的公正独立,那样的人加起来也就几十万张选票。你看好的有识之士,能有十万张都不错了。唯一能和共产党抗衡的就是马化腾,因为他可以在QQ登陆的时候弹出一个窗口:谁选我马化腾,谁就可以得500Q币。此举估计也能获得两亿张选票。但问题是,到时候马化腾一定会入党的。民主是一个复杂,艰难而必然的社会历程,并不是什么革命,普选,多党制,推翻XX,这些脱口而出的简单词汇可以轻易达成的。如果你对司法和出版都从来没有关心过,你关心普选有什么意义呢。无非就是说起来更拉风一点。这和那些一说起赛车只会提F1,一说起足球只知道世界杯的人有什么区别呢。
问:我觉得中国的革命和民主只是时机的问题。你认为什么时机最合适。
回答:革命和民主是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是完全不等同的,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这个咱们不是早就已经证明过一次了嘛。历史曾经给过中国机会,如今的局面则是我们爷辈的选择。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
但这样的国家,也不需要任何的革命了,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到了那个份上,一切便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也许你能活着看见这个国家的伟大变革,也许你至死都是这个死结里缠绕的纤维,但无论如何,你要永远记得,错车时请关掉远光灯,也许我们的儿女将因此更早的获得我们的父辈所追求的一切。
冬至回读者问之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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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17日
韩寒:这事儿都过气了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不开微博。其实我开过几天微博,后来觉得不适合,便把账号关了。并不是一百四十个字不够我写的,谁高兴写一千四百个字啊。这要是写文章,还得想半天,一百四十个字,就只用想些佳句就成。没佳句的日子里转发转发也行。在开了大概一个星期以后,我觉得我自身发生了变化,首先情不自禁的老要去看看有了多少的转发,新加了多少的粉丝,我说了一句话,有多少人在夸我,多少人在骂我,这个骂我的是带V的,他是哪路的,那个夸我的看头像是个美女,她是哪里的,哎哟,还挺好看的,来,我加她一个关注,她就肯定主动私信我了,一来二去,约个啥吧。啊,这发生了一个悲剧,看着挺惨的,又写不出什么文章,转发一个谴责两句,这符合大众对我的期望,我应该是嫉恶如仇的嘛。哟,漂亮姑娘发我私信了,我去多翻两页挖挖人家的生活照,别看走眼了。这里有个朋友让我转转他的新书出版了。啊,刚才那个悲剧原来是假新闻,妈的,看着和真的一样。诶哟,这么多人夸我,我回个谢谢吧。对了,这个人也夸我,这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啊,我是不是不在他下面留言,而是转发他那条再感谢一下,那就有更多人看见他是怎么夸我的了,反正这也不算不要脸啊,皆大欢喜。恩,这件悲剧看来是真的,新浪都确认了,我赶紧评论两句,再错了反正就是新浪的责任了。那边又出了个悲剧,我转一下吧,诶等等,我这么一转,那是不是转发都归人家了,我是不是该组织一下语句,然后开头写,刚才看见了一个新闻,XX市发生了……这样我自己数据上更漂亮一些?也显得自己没一天到晚在刷微博。操,这是什么心理啊。算了,该睡觉了。咦,起床了。赶紧去看看评论,再刷刷新闻。对了还要看看私信。新增加的关注我的人太多我是看不过来了。哟,这个女明星也关注我啊,我还挺喜欢人家的。来,私信勾搭一下。人家还专门写了个微博说我来着,我回一条调个小情。这个人是谁,好像哪里看见过,来,我看看他的资料,哦,他公司这么大啊。诶哟,这个小姑娘被烧伤了,真可怜,转发一下捐点钱。我是不是该写点人生的感悟啊,可我人生最近也没感悟什么啊,操,混了这么多年了,编点不会错的心灵鸡汤总是没问题的,虽然我总看不起那些精神导师。我该去外面办事了。没事我手机还能上微博。我朋友短信我说我关注的那个妞他以前认识,好,假装问问人家什么情况,啊那妞已经结婚了,操,怎么看丫微博还是一幅单身楚楚待泡的样子。那我关注下我朋友的微博吧,啊,什么,丫转发的第一条就是在高速公路上救狗的微博,还在哀求大家救救这些金毛吧,妈的当年冬天就是丫把自己家的草狗都吃了进补……
是的,写下这些我心里特别舒坦,我是一个虚荣的人,有时候甚至还虚伪,由于我得到的越来越多,所以也可以假装越来越不虚荣,因为有了一些真荣。但我的内心还是虚荣的。不出席所有颁奖不去各种上流场合其实是另外一种虚荣,并不是淡泊。博客写了好几年,现在我已经不再会被评论和期待所干扰了。开了几天的微博,我陷入了一种意淫的豪迈。当然,也许就我一个人这样。可能其他人都是信手拈来举重若轻虚怀若谷德艺双馨,心里也没有我那样的小九九八十一。我觉得这样的状态影响到了我,甚至也许还会影响到我写文章,我就关闭了它。不过如果你不是一个写作者,我觉得这真是一个调剂生活的好工具。在上面都可以有每一个更好的自己。
微博改变了咨询传播的形式和速度,让一切屏蔽变得更加的复杂和困难,事实上,是互联网改变了这一切,而有些产品让传播变得更加麻利。我有一个小马甲,每天看着有了什么样的资讯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闻,其实和以前没区别,但是更省事。以前我是看报纸获得资讯,可能我要看二十份报纸,后来我是上论坛,我要上四五个论坛,现在有了微博,只要关注的人够多都对胃口,我只要注册一个账号。虽然有更多的丑恶曝光,但事情也过去的更快了,看报纸的时候,过一两个月我还能看见追踪报道,深度报道。那是我还初中,觉得丑恶如果被发现,都要被晒好几个月,后来十二年前上论坛时候,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事我不知道,到现在上微博,知道的更多了,但只要事不够惨,上午的事儿下午就得靠搜索才能找着了。但是我发现,从看报纸到今天,我其实还是我,我并没有影响到我身边的朋友,他们依然有着自己的关注和兴趣。如果说我的文章影响到了读者的口味,其实还不如说是有着一样口味的读者找到了我。
我越来越觉得很多东西的结果,其实并不是不同人的改变,而只是同类人的聚集。在我的微博马甲里,你觉得这个政府糟透了,时日不多。在别人的微博马甲里,你觉得生活挺安逸的,一切都好。所以,你所关注的一切,就是你所看到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更新的越来越快,你都来不及下载。
上个礼拜两天忙着比赛,没有上网。到了周一,比赛结束,回去的车上,我打开微博。看到了我朋友在写一个多礼拜前发生的一件悲剧,他说他认真想了七八天,翻阅了一些资料,觉得也许是这样的。他分析的很有道理,我深表赞同,平时都有很多人转发他,结果那条才几十个人转发,评论的第一页有一条就是:怎么现在还有人说这这个啊,这事儿都过气了。
李承鹏:这个国家除了权贵,人人都是弱者
这个国家除了权贵,人人都是弱者,人人都在被强奸——你捐了款,其实捐给了天价晚餐;你交了税,其实交了不怎么保护你的保护费;你一半收入交了税没得实惠,还要表白才这点税负呀日子可过得一点都不累;你喝着毒牛奶吃着瘦肉精每天出门都要大口呼吸一砣一砣的空气,还要开心地装成生活小清新;你看个苍井空叫低俗,他包个二奶叫培养女干部;你幻想一下移民就叫叛变,他全家三代拿着米国护照只是去卧底;还是作家乖,等不及别人来奸,写作的时候就先行把自己预奸一遍。
因为这里培养人才的模式是:反抗的成为杨佳,不反抗的成为杨武,辩解的成为杨乃武,剩下的既不反抗也不辩解的成为杨伟。所以很多人发现自己无法反抗强奸时,就只能假装享受的哼哼。其实我承认我们是懦弱的,但是这种懦弱可悲不可耻,当几百万军队面对被它称之为东南小蛮夷时都只敢抗议不敢单挑,还怎么要求它手无寸铁的子民学会空手夺白刃。其实我们也不是天生懦弱,而是天天被奸而变得懦弱,也不是这样一定会变得懦弱,而是因为被规定戴了套子就不算强奸,而变得懦弱。人就是这样,开始也反抗,可抗而无用,渐渐地就会怀疑其实是自己错了,当初一点小小的痛楚,只是因为还不够主动不够润滑而已。一切习惯就好,这时,就变得很坚强。
李承鹏:墙里扔出的一根骨头
前天在微博上看到,把国家和政府当父母,为了不给父母添乱就从不在两会上投反对票的倪萍获得"共和国脊梁"的殊荣,出于对脊梁这根很敏感的骨头理解的不同,大家议论纷纷,我说:倪萍确实是共和国的脊梁,只是患了颈椎病。
我觉得把国家和政府当父母,是一个很欠的说法。通俗来说国家就是保镳政府就是物管,是纳税人聘来的,可大家显然没跟小区保安和物业喊过父母吧。其次,为不给保安和物业添乱,哪怕它们做得再差,也深情地不投反对票……这样的逻辑很差劲,除了会导致中国这个小区下水道持续内涝,一定会导致"你到底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这样的励志名言及墓志铭言,教育出更多的软骨头而不是脊梁。所以我反对从不投反对票的倪萍是共和国脊梁,我不认为这么说有什么不对,不为老百姓说话的代表即使是脊梁也是颈椎病的7,而不是迎风招展的1。
好玩的是出现了很多水军帖子,除了每回都会整编制出现的"大姐好人哪""谦虚,低调,实在""大姐像一阵春风化解了人间"知音体(每回都发这些,雇的水军太没创意了),这次增派了很多的"不给国家添乱就是好脊梁,操李全家""李就是想搞乱中国,操他全家""我们这个世界,大姐无疑是建设者,搅和者如大眼、奸详、含含之流利用当下的民主宽容无时无刻不在大呼小叫,其实是在捞取个人的好处!历史上的汉奸大多数都是出自于这种类型的搅和者!"……这时我不笑是很难的,因为大量ID都是刚注册的或只有几篇散文美容帖的,最好玩的是"大眼明显是故意的,他有私心,想引起领导的注意,他想当人大代表"。
我对水军无所谓,虽然派水军已是笔仗中很土鳖的一招了,可水军多一点,水涨船高可力保我国航母不至搁浅。操我全家及让我道歉也无所谓,我天天都在向共和国道歉,我家那条柴狗正在发情期也正急着找同类,谢谢舍身帮忙。让我觉得要写点什么的是,看到倪萍更新了一封给我的信:《李承鹏,你的微博我看了》——
最近我获了两个奖。一个是"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奖,获奖那天组委会安排我接受媒体采访,我婉拒了,我说:"有德有艺是一个文艺工作者应具备的基本条件,不用表扬。"另一个就是昨天你说的那个奖,我具体获得的是纪念建党90周年•共和国脊梁系列活动"十大杰出艺术成就奖"。我的现场获奖感言是这么说的:和同时获奖的田华老师、刘兰芳老师、张继刚他们相比,我真的不配拿这个奖,如果能退的话,这个奖我退了吧。我仅是沾了职业的光,又出名又得利的,我知道自己,我会努力的。
其实,无论你怎么说,我都能理解你。圈内我们都叫你李大眼,我还签了本《姥姥语录》托人转给你,并写了这样的话:你的几本书我都看了,散文写得真好,尤其是写张国荣,还有写你的母亲。交换吧,你也看看我的书。
最后我想说,姐姐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脊梁,盼你能理解。
表面看这是一篇特别谦虚厚道和温暖感动的文章,可透着一种春晚体的假,假装老百姓贴心小棉袄,实是有关部门的铁马甲,假装趴着接地气,其实在琢磨抽掉想翻墙的梯子。你都不婉拒获德艺双馨奖,却要婉拒采访。都婉拒采访了,可还是要告诉亿万观众"有德有艺是一个文艺工作者应具备的基本条件,不用表扬"。这么裸的假,我雷鸣般地想起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名,就是写在日记上。另外一个雷鸣般响起的就是倪萍获奖感言居然是要退掉共和国脊梁奖。多么熟悉的场景,就是这样,领导每回都说"咳,我真的不想当这个官啊,可群众不答应啊",倪萍说"哎,我是真不想领这个奖啊,可恐怕退不掉啊"。姐,你退掉它吧,我打赌,真退还是能退掉的。
我也不认为倪萍提及的那些人配得上共和国脊梁,靠演些红色电影讲些价值观混乱的评书或是导一场耗费民资毫无实用的大型晚会就脊梁了,你说的是蚯蚓的脊梁吗。也别说德艺双馨奖了,我说过我俩唯一的分歧就在德艺双馨的定义,大家都说,苍井空听了,会含泪退役的。
其实我觉得跟倪萍打笔战没意思,也不想绑架倪萍去反对什么。只是觉得派水军这做法太不脊梁了,我要告诉倪萍:这个国家,因为种种原因,你我都是戏子,且不幸是三四流的戏子,举国都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在演皮影。可蹩脚戏子中还是有高下之分的:知道自己在演戏的,和忘了自己在演戏的。你碰巧就属于那种经典入戏太深的,你真相信靠煽情的眼泪就清涤了街市上的耻辱,靠略颤的尾音就共鸣出一个幸福大家庭的心声。可我要告诉你,那是你的幻觉。太多的人民上不起学找不到工作喝着毒牛奶住着高价房,老了火化时却成得道高僧,因为烧成灰后闪现出好多三聚牌舍利子……其实你也不是看不到,开始你是装看不到,后来你就真看不到了。你盈眶的泪,已自顾自凝化成一副美瞳隐形眼镜,看什么都叫幸福、安康、合家欢乐、举国欢腾。
倪萍是个好人,可这就是好人倪萍现象。这个国家总有这么一群人,他自己装看不见,后来真看不见,不仅他看不见,还不许别人看得见。他从不投反对票,他唯一投的反对票就是,反对别人投反对票。因为他凭借这个方法赚到很多,上面有大佬罩着,下面有脑残欢呼。到后来,他不再是当初那个只是有些傻气的人,而成为精明的帮凶,他其实确知自己要什么,怎么要。动作娴熟,表情纯真,下手狠毒,倘若你发现这些技巧,他会深情地望着你说:呀,我只是一个孩子,想帮父母操点心。
可以对下撒泼,可以对上撒娇。问题是,这么多年,都姥姥了,还装孩子,不烦吗。
花了一辈子演乖孩子,而且高龄之际竟演出这么清纯的一嗲,所以好人倪萍不是脊梁,其实是是伎俩,是化骨绵掌,因为这么一伎俩,高堂之上本有些心虚的父母就坦然了:这样一群代表民意的脊梁,油价就不用降了,房价不算太高,税费还是嫌有些低哈,总之一切都是发展中必然遇到的问题嘛。还有一些小棉袄式絮叨的话,比如教我厚道的。我觉得最厚道的是帮人民说话,而不是成为两会一枚永恒不倒的"同意牌"假肢。教我善良的,这国家的人民被善良害过几千年了,生活中哪个教你善良的人没害过你。以及倪姐夸我散文写得好张国荣写得好,这只是中文系的基本功,不值一提,且这国家已让我没心情写散文,我写的《李可乐抗拆记》比所有的抒情散文都好。因此交换彼此的书就不必,我俩不是同一路人,你我的区别,就是《李可乐抗拆记》和《姥姥语录》的区别,这不是两本书,是两个中国。不如你带我去姥姥的菜市场,我带你去拆迁现场,看我俩谁先崩溃,以后你在两会上反对一次父母,我在文章里表扬一次父母。倪,敢?
最后,我对脊梁是这样看的:人体最重要的中枢神经系统,实现大脑指挥屁股。如果屁股指挥大脑,不叫脊梁,当了一辈子代表连句有担当的话都不敢说,这脊梁,顶多是野夫说的一根墙里面扔出来的骨头。
你敢保证每回墙里扔的都是骨头?我知道的一个真实故事,那人一直在等骨头,等啊深情地等,结果扔出来一砖头。
2011年11月3日
韩寒:格调不高怎么办
自从《脱节的国度》不见了以后,一直都未写东西。因为我着实是一个写的不勤奋的人,每次写完,隔日不见,真的扫兴,而且国家部门繁多,就算宣传部门和新闻出版部门觉得没问题,所有配备了帕萨特以上公务车的部门也都可以一个电话把你文章删了。其中最仁慈的反而是某地方的公安部门,08年有一天我写了一篇文章,事隔一年多,他们删除了这篇文章。难怪大家都说公安出警慢。的确。删文章的地方太多了,就不知道该怎么下笔了。
从事了这个工作大概十三年,我发现文化工作者在地位上真是一个特别下三滥特别窝囊废的工种。这个工种所出产的作品由于受到诸多的限制,所以肯定没有那么奇特的经历更加精彩。我来说一些小故事。
在中国的出版行业,其实是没有官方的审查的。大家都应该觉得很奇怪,因为这违背了常识。但是可以告诉大家,出版行业的确没有审查。这是因为中国每年要出几十万本书,实在审查不过来。而且我相信管那些读书人的同志大部分都不爱读书,所以图书审查其实一直由出版社独立完成。
只有拥有书号才能出版,只有出版社才能发书号,只有官方才能有出版社,所以从源头上,自由的出版其实是不可能的。而由于大量的国有出版社能力不济,很多民营文化公司开始运营图书出版。出版的方式就是合作出版或者从出版社那里购买一些书号。但这依然不能改变出版现状,因为出版社依然是终审方。而一本书如果不让出版,在以往理由是反革命,后来反革命这个词不太出现了,因为反革命既然是不好的,那岂不成了鼓励革命。而官方认为,革命工作已经完成,所以既不能反革命,也不能革命,群众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呆着。于是现在不能出版的理由就是格调不高。我第一本书《三重门》就是因为格调不高,迟迟不能出版。格调不高是致命的,因为文笔太差可以改,逻辑不清可以理,唯独格调不高让人头疼,你也不知道怎么能让自己的格调提高一点。你问他什么是格调,他也不知道。一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了,格调其实就是割掉的意思,格调不高就是割掉的不够高,你以为象征性的把脚底板的老茧磨磨平就能从事文化行业了么,你要割掉的够高。凡是保留腰以下部分的,从事文化行业明显还是会显得雄性气息太浓厚。
我是一直饱受审查之苦的。但在格调稍微高了一点以后,我还是侥幸可以出版图书,并且因为图书的畅销,有的时候还稍微可以在小问题和出版方争取格调稍微降低一点。每次写作前,我都要进行一次自我审查。也许很多没有从事过这个行业的朋友会觉得我们这样做特别怂,不够MAN。比如当年《独唱团》出版前遇到很多的困难,一些朋友看不下去了,说你太娘们了,这要是我,不要书号了,直接拿到印刷厂去,印个几十万本,这就开卖了。我欣赏这位朋友的没有格调,但他们不知道印刷厂只有收到了出版社开具的委托印刷单以后才能开机印刷,否则你非但印不了一本,人家就报警了。其次就算你爹开了一个印刷厂,你印刷出了几十万本,你没有书号,没有一家书店和报刊亭是会进你的货的。连卖盗版的都不敢帮你卖。也许这位朋友会说,那我就放到网上去,在淘宝卖。那我告诉你,在淘宝销售图书,首先你得拥有资质,其次你不能随手拍一个封面就上架了,你必须输入书号,当系统把你输入的书号和书名对应起来,你才能上架。
所以一直到今天,所有的文化人都在进行着痛苦的自我审查。那我们能否指望出版社突然格调降低呢,这当然也不可能,一旦出版社有格调降低的迹象,由于都是国有单位,官方再指派一个社长过去就是。而那些格调降低的同志就可以去妇联残联养养老。事后审查制最恐怖一环在于惩罚,就是我不管你,但你要是出版了什么幺蛾子,我罚死你。轻则撤职撤社,重则投进大牢,所以你看着办吧。
至于我本人,虽然每一篇文章都经过了自我审查和阉割,但有的时候难免也会出现阉割的形状不符合认证的情况。这个和每个出版社的紧张程度有关系。比如我最新的小说就被枪毙了,因为新小说里的主人公姓胡,虽然我才写了五千字,但是出版社认为这必然是有政治隐喻的。当我明白了要避讳的时候再改姓已经晚了。但避讳要记住勿忘前朝,我还有一篇小说中,因为出现了"江河湖海"四个字,被更直接的枪毙了。如果说之前我犯了错误的话,那这一个就是两倍的错误。连我都不能原谅我自己,明知道惹不起,怎么连躲都没躲利索呢。
我不知道一个文化人提笔就哆嗦的国家怎么能建设成文化强国,一个因为要避讳常委所以在谷歌上搜索不到李白的国家怎么能建设成文化强国。我不知道该怎么一个文化体制改革法,反正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韩正老师别再升官了,要不然我就搜不到我了。
韩寒:脱节的国度
你一直问,他们何以如此的丧心病狂,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克制忍让。
你一直问,他们何以如此的颠倒黑白,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公正坦率。
你一直问,他们何以如此的包庇凶手,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愧对炮友。
你一直问,他们何以如此的掩盖真相,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透明开放。
你一直问,他们何以如此的生活腐化,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艰苦朴素。
你一直问,他们何以如此的骄横傲慢,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姿态低下。
你觉得自己很委屈,他们也觉得自己很委屈,他们认为,在清政府的统治下,老百姓连电视机都看不上,现在电视机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这是多大的进步。
他们觉得,我们建了这个,我们建了那个,你别管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也别管这是给谁献礼,至少你用到了吧。你以前从上海到北京火车要一天一夜,现在只要不被雷劈,五个小时就到了,你为何不感激,为何充满了质疑?
偶然发生一个安全事故,中央最高领导都已经表示了关心,我还派人来回答你们记者的问题,原来赔17万,现在赔50万,甚至撤职了一个兄弟,事情都做到这份上了,你们为什么还抓着一些细节不放呢,你们的思想怎么反而就这样不开放呢?你们的大局观都去哪里了呢?为什么要我谢罪呢,我又没犯罪,这是发展的代价。迅速处理尸体是我们的惯例,早签字多发奖金,晚签字少拿赔偿,这是我们的兄弟部门在强拆工作中被证明了行之有效的手段。掩埋车厢的确是当时一个糊涂做出的一个决定,况且是上头叫我们这么做的。因为上头觉得任何可能引发的麻烦都是可以就地掩埋的。错就错在大白天就开始施工,洞挖太大,而且没有和宣传部门沟通好,现场的摄影记者也没有全控制住,准备工作比较仓促。这次事故最大的教训就是以后在就地掩埋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到物体的体积和工作的保密。还是低估了。
他们认为,总体来说,这次的救援是成功的,及时的。调度合理,统筹规范,善后满意。唯一的遗憾是在舆论上有点失控,他们觉得这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舆论不归我们管。
他们认为,从大的来说,我们举办了奥运会,我们取消了农业税,这些你们不赞美,老是抓住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这是什么居心。我们本可以在政治上比朝鲜更紧,在经济上比苏丹更穷,在治国上比红色高棉更狠,因为我们拥有比他们更多的军队,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做,你们不感恩,却要我们谢罪,我们觉得很委屈。这个社会里,有产者,无产者,有权者,无权者,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委屈。一个所有人都觉得委屈的国家,各个阶层都已经互相脱节了,这个庞大的国家各种组成的部分依靠惯性各顾各的滑行着,如果再无改革,脱节事小,脱轨难救。
国家为什么不进步,是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直在用毛泽东斯大林时代的他们来衡量自己,所以他们永远觉得自己太委屈了,太开明了,太公正了,太仁慈了,太低姿态了,太不容易了。他们将科技裹着时代向前走的步伐当成了自己主动开放的幻象,于是你越批评他,他越渴望极权,你越搞毛他,他越怀念毛。
有一个国家机器朋友对我说,你们就是不知足,你这样的文人,要是搁在四十年前,你就被枪毙了,你说这个时代,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我说,你们就是不知足,你这样的观点,要是搁在九十年前,早就被人笑死了,你说这个时代,他到底是进步了还是。
2011年9月26日
别让我们投票 我们是中国人
中国又回到中央集权时期了吗?或者它单纯只是要践踏一切民主的希望?近日,共产党政府禁止了一档名为"快乐女声"电视选秀节目的继续播出,这档节目在禁播前拥有亿万观众。共产党的这一行为掀起了民间质疑的狂澜,比起节目中那些漂亮的女孩经历的考验来说,共产党政府面临的这些质疑要严峻的多。
"快乐女声"刚刚结束今年的选秀活动,就接到了中共广电总局的禁播通知,要求明年不再播出该节目。官方称,禁播的原因是该节目的时长远远超过了法律允许的90分钟。并且在黄金时间播出这样一档节目也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一节目过于不雅)。
"快乐女生"是国有湖南卫星电视公司制作并播出的,但它的影响力遍及全中国。这一禁播令将现今官方思维和民间思维间的巨大罅隙呈现在了人们面前,湖南卫视一位发言人说,明年,他们将用更积极向上的节目来替换此档节目,比如"有关做家务的实用信息"。
对于"快乐女声"类节目的谈虎色变很久以来都不是秘密了。该节目的前身"超级女声",就因为运行观众通过发短信的方式参与投票而惹恼了官方权威-----因为这之中包含了太多民主色彩。
"快乐女声"已经把投票权缩减到了现场观众手中。但是它的另外一些特质照样另官方感到不满:选秀节目吸引了大批观众,它的收视率甚至超过了中央电视台那些一成不变的节目;参赛者不同寻常的装扮(今年"快乐女声"的第一名看起来十分男性化);还有参与者不设防的情绪爆发。
实际上,遍及中国的非传统类节目近期都经历了波折。在位于中国西南的重庆市,官方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老式的"红色文化",例如革命歌曲。下个月,共产党将召开年度中央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就将是鼓励"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发展和繁荣"。引入关注的是,明年,共产党内部领导将进行大换届。官方不希望有任何类似"快乐女声"的东西让人们觉得,他们对国家领导的上台具有任何选择权。
一家北京的中文报纸<经济观察报>在其网站上发表评论说,共产党对于"快乐女声"的最大顾虑就存在于其观众投票模式。"一些人感叹说,如果我们可以像参与'快乐女声'那样参与中国选举,那我们就会相互辩驳政见,并参与到选举当中…… 这是个真正敏感的问题。
2011年9月13日
温家宝不满家人高调表现 曾想跟妻子张蓓莉离婚
另一份美国驻北京大使馆2009年发出的电文,引述甘肃省政协秘书长石晶的谈话,在2007年春节国家主席胡锦涛到访甘肃定西市大坪村农家,官员在胡到访3天前特意叮嘱接待的70岁老农李彩不得剃鬚,保留典型农民形象,家中佈置不得有任何变更。
胡锦涛到访期间,亲手与李家一起炸油粿子吃,但官员怕胡锦涛被滚油溅伤,给胡锦涛准备了特长筷子,油锅里的油温只及正常七成,结果油粿子炸不熟,胡锦涛吃的都是预先炸好的成品。
胡锦涛原计划李克强接班 后被迫接受习近平
电报引述李光耀谈到前中国主席江泽民,称江“热衷”他的八点方式,而胡更灵活。李称,江希望在其有生之年解决“台湾问题”以显示自己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而胡更有耐心。
电报引述李光耀的话说“在台湾问题上,胡锦涛更重实效。他不在意需要10年、20年还是30年。关键的是要建立与台湾的纽带。”
李补充道:“对胡来说,重要的是台湾不要寻求独立。如果台湾独立,中国有1000枚导弹,并在发展其实力拖住美军舰队。”
电报称,李光耀说:北京的算盘显然是要防止台湾在短期内独立,“然后把台湾收回中国,哪怕需要40年或50年”。
李光耀还说,胡锦涛希望其接班人是副总理李克强而不是副主席习近平,“但胡做了自己的计算,当看到习近平显然有其余领导层在背后撑腰时,胡接受了习”。
在2009年8月17日该大使馆发出的另一封电报中,李光耀在2009年8月13日与美国参议员Bill Nelson的会面时说:中方已经要求新加坡不要送其军队到台湾受训,而邀请他们到中国的海南受训。
新加坡与台湾没有官方外交关系,但在1975年的一份共识中允许新加波在台湾训练其步兵、炮兵、装甲部队及特攻队。
电报显示,李光耀对中方表示,“如果新加坡部队到海南受训,美方将停止向新加坡出售武器”。
“李说,他希望中方能明白,中方的武器不能与美方的武器娉美。”
2011年9月8日
刘云山称5亿中国网民难管 将强化网络封杀审查
参加了在长春举行4天的“中日韩媒体圆桌论坛”的多个日本传媒记者周三晚发自北京的报导引述刘云山的分析说,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无境界化、一国发生的革命马上扩大到世界等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无境界化、铁道事故也变成政治和文化问题等科技、经济、政治、文化都在向无境界化方面推移,所以中宣部被挑战、面临危机。
刘云山以“赞成网络自由发展,但必须有秩序和安全”来强调中国有必要通过立法来管理网络的认识。
日本销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说,中国有五亿网民超出了原来一般预计三亿的数字,令中国传媒被共产党中宣部禁止批评共产党政权的言论不时能在网络上看到,刘云山的发言是显示共产党将以新的法律措施来限制网络自由。
经济界最大报纸《日本经济新闻》也指出,作为共产党领导层排名第25位的刘云山发言是为了显示有必要管理讯息的见解。
社交网路媒体、微博、博客的迅速发展,正在打破共产党官媒的垄断地位。共产党官方最新统计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已达4.85亿,微博用户接近2亿。而新浪网在8月中公布其微博用户数字突破二亿,用户平均每天发布内容7,500万条。
8月23日,共产党北京市委书记刘淇视察了中国最大的网路公司新浪,对微博内容审查至少有100人的新浪,需要2个小时才能找出并删除他们认为是敏感和虚假的消息,甚为不满。他对新浪微博服务发出警告,要求互联网企业“加强新技术应用和管理,杜绝虚假有害资讯”。
据分析人士认为,这个迹象,被认为是共产党要封杀微博的决心,因为微博目前是最能表达和快速传达民意,这对共产党政府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近期中国大陆网民认为微博加强整顿,厦门网民小潘表示,近日他使用的微博删帖情况严重,它会屏蔽某些言论,不让你继续发言,或干脆关掉帐户,他的帐户巳关了两三次。
中国网络人士野渡表示,其实微博一直在整顿封杀、审查,但近日中国发生多宗重大事故,如温州高铁车祸、郭美美有关中国红十字会事件等,共产党当局看见微博的影响力,必定加强控制措施。
野渡又指,新浪微博审查较严重,从近日有知识份子不满微博管理言论,曾在网上发起退出新浪微博行动。他说:可以预料近期将会出台针对微博,更加严重的管制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及网络管理部门压力下,中国大陆所有微博服务提供商,一定会加强自我审查,对危机共产党政权的敏感作者及言论,一定会控制。
天网电脑顾问蒲飞指,现时审查微博有三种方式,第一,对敏感或特定用户,进行点对点跟踪,第二,采取搜索引擎手段,对敏感词进行删除。第三,特殊情况下,由中宣部等有关网络管控部门下发通知删除一些敏感讨论内容。各大互联网企业都有审查人员专门负责删贴。
他说:现在我们没有在向各个互联网企业作调查,找出相关证据,但是有媒体认为中国各大网站的审核、删贴人员加起来至少上万人,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2011年09月09日讯】
2011年8月30日
共产党为何后悔支持卡扎菲?
文章援引北京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Patrick Chovanec的话说,中国的不干涉政策目前遇到了困境,中国在许多被认为存在潜在政治不稳定性的国家都有商业利益,而共产党的政策是支持这些国家维持现状,当这些国家的局面变得不确定时,就会将中国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习近平李克强亮相 习喜欢好莱坞二战电影 王岐山剑指总理宝座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与到访的美国副总统拜登(Joe Biden)进行了几次会谈。习近平已被非正式地指定为中国下一届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拜登周日在中国西部城市成都的一家餐馆喝了茶,还用了一顿便餐。周日是拜登访华行程的最后一个整天。
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高调访问香港,期间他展示了自己的能力,首次在演讲中秀出了自己的英语技能。李克强最有希望接任国务院总理一职。
在这两个经过了精心设计的插曲中,习近平和李克强都坚持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分析和外交人士说,这两次事件的目的是在十年一次的领导层换届之前,提高他们的知名度。共产党现任领导人将分别在明年和2013年结束党内职务和政府职务任期。
虽然如此,但一些外国官员、学术人士和投资者认为,习近平与李克强的表现暗示了他们的领导风格将更开放、更老于世故。众多这类人士一直严密注视他们两人的举动,希望能找到他们可能为中国领导层带来何种变化的最微小信号。中国目前是排在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习近平的表现尤其为美国官员关注,一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像陪拜登这样,和一位美国高官待过这么长时间,二是因为他明年将对美国进行首次正式访问。
美国高级官员说,58岁的习近平上周对美国政治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询问了前不久提高美国政府债务上限交易背后的谈判细节。有官员说,习近平上周与拜登的第一次会见比预定时间超出了45分钟。
奥巴马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说,习近平很清楚自己想传达什么信息,处理问题的方式很有策略性,在和同事的沟通互动中也十分自信。他还说,很明显习近平很高兴能有这个与国际上与他同等地位的人坐下来坦诚交流的机会。
这位官员说,习近平特别提到他坚信美国将继续作为一个太平洋大国发挥作用。
周日,习近平和拜登打破了外交惯例,一起前往都江堰市参观。2008年四川发生地震时,都江堰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周日下午,他们在一座横跨河流的桥上聊天时谈到了与普通民众交流的重要性。习近平说,自己初任领导之职时(包括在几个省挂职),每年都会到农村看望村民。
另一位美国高层官员说,从某个层面看,你会认为这两个人没有共同点,但我觉得他们认为存在很多共通的地方。
习近平此前曾对美国发出混杂的信号。2009年在墨西哥讲话时,他厉声斥责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划脚。另一方面,维基解密(WikiLeaks)网站去年公布的一封美国外交电文显示,习近平对时任美国驻华大使说,他喜欢二战题材的好莱坞电影。
美国官员力图淡化有关中国对其美元资产十分担忧的说法,他们说,习近平和中国其他领导人都对美国经济表达了信心。
中国领导人在其公开言论中确实是保持了克制。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一场美中商界领袖会议时说,美国经济“具有很强的韧性”。
但自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8月5日下调美国政府债务评级以来,官方媒体新华社便一直猛烈抨击美国的经济政策。
新华社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说,拜登曾反复告诉中国领导人和学生,美元资产是安全的。拜登按计划于周一离开中国。
文章说,但这远不足以缓和中国和世界的担忧,美国急需采取切实措施来兑现承诺。文章敦促华盛顿结束对海外举债的过度依赖,做出大刀阔斧的改革,并削减庞大的福利项目、削减财政赤字、调整经济结构。
评论文章还把债务问题跟市场准入、人权和中方所谓“核心利益”──台湾、西藏──等问题引起的双边争端联系起来。文章说,为赢得中国的信心,美国还需要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发展道路,尊重中国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的核心利益。
美国官员说,他们相信习近平有志于维持良好的中美关系。
但他们仍然担心,他和其他文职领导人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发挥的作用,可能不及其他强大的利益集团、特别是军方的作用。
分析人士说,考虑到这些利益集团在领导人换届前夕的明争暗斗正在加强,李克强访问香港被认为是在习近平受到更多关注的同时也增加他的曝光度。
56岁的李克强上周四在香港大学演讲临近结束时突然改说英语,吸引了很大关注,特别是在中国的网民当中。现任领导人很少尝试在公开场合说英语。
自2007年被提拔进入中共最高决策机构、由九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以来,李克强一直被视为最有可能在2013年接替温家宝担任国务院总理。外界认为李克强与温家宝关系紧密。
但最近有强大的声音──特别是金融界──提出,分管金融的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会是一位更强硬、更有能力的总理。
一位曾在最近与党内高级官员们讨论过此事的人士说,很多人不想让又一个温家宝上台。
2011年 08月 22日 10:51
卡扎菲的互联网监控中心 类似中共GFW
2011年8月19日
中共密室政治:胡锦涛钦点胡春华隔代接班传承团派香火
近几十年来,中共领导层的接班问题,不仅是中共内部在思量争斗,外界包括西方国家也都高度关注。台湾《联合新闻网》有文章分析认为,目前中共的〝隔代指定〞模式,实际是由邓小平创立的,在政治局常委中设两层,一层是当朝,一层是下任,当朝握大权把方向,下任做实务摸经验。
而香港《苹果日报》评论分析,1992年,胡锦涛被中共元老邓小平钦点为隔代接班人,跃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西方政界、传媒都在问:〝Who is Hu?〞明年中共十八大举行时,胡锦涛就要卸任中共总书记,但人们仍要问:〝Who is Hu?〞
文章说,以前人们问的是胡锦涛曾经做过什么,是怎么成为政坛黑马的;明年要问的是胡锦涛这20年做了什么,特别是他在主政的10年做了什么?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15年后,在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习近平与当年的胡锦涛一样,从一位普通的中央委员,跃升政治局常委,成为前总书记江泽民〝隔代指定〞的第五代接班人。
文章认为,〝Who is She(Xi)〞与〝Who is Hu〞的问题,都是因为中共的密室政治、老人政治而产生的。如今外界仍在猜测,中共明年十月召开的十八大,会不会再度出现隔代钦点的接班人,甚至会不会再出现〝Who is Hu〞的问题,而这里的〝Hu〞不再是指胡锦涛,而是胡的爱将--现任内蒙古区委书记胡春华。
香港《东方日报》在早前也有评论文章说,尽管〝隔代指定〞这个模式到了今天的胡锦涛手里,已比邓小平、江泽民弱了许多。但胡的〝团派〞仍在努力,目前最热门的所谓的第六代〝王储〞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
文章提到,当年的胡锦涛和习近平之所以被〝隔代指定〞,都出自某种政治上的〝偶然〞,但胡春华却明显不同,他是在十七大后,就是胡锦涛处心积虑要〝隔代指定〞的〝团派〞香火传人。
而《苹果日报》的分析文章最后提到,从〝Who is Hu〞到〝Who is She(Xi)〞,不只反映西方对中共政治的茫然,也反映中国民众对中共最高权力层的产生的无奈,因为无论是胡或是习,中国百姓都只能接受他们成为自己〝皇上〞的事实。不过,时代已经不同了,习近平、李克强主政之后,中国百姓可以在网路世界高声告诉他们:你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2011年8月19日
习近平政治面具不清 中共内部各强势派系都能接受
习近平是中共建国元老习仲勋的次子,在中国政府的网站对习近平的个人介绍,有一个长长的履历表。1953年出生的习近平,1969年作为知识青年到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后任该大队党支部书记, 1975年进入清华大学化工系学习, 1979毕业之后任 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1983年出任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1985调到福建,任厦门市副市长,其后一直在福建任职,直到2002年出任福建省省长,并于2002年获得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2002年出任浙江省委书记,2007年任上海市委书记,2007年进入北京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200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军委副主席。
《路透社》星期四报道说,习近平为人低调,除了官方立场的讲话之外,很少人能看透他的政治面具。
资深新闻工作者,香港《动向》主编杂志张伟国介绍说,虽然习近平是高干子弟,但在他十多岁的时候,他父亲习仲勋就已经被打倒,而习近平家人的生活也跌到了社会底层:
"他十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因为刘志丹小说被整肃,他因该是15岁就去陕西插队落户了,这种经历跟江泽民、胡锦涛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反差。等于是经历了社会的底层,与前任两位中共领导人的区别是比较大的。"
他认为,习近平和江泽民及胡锦涛不同,过去几十年政治上经历了很大的起伏,因此具有多面性,但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才能成为中共内部各派都能接受的未来领导人。他表示,在习近平过去二十多年的从政经历中,很难看出他的政治取向:
"你看不出他的保守,也看不出他的改革倾向,面目不清。那么恰恰是这一点对他的政治生态起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保护作用。外界比较难理解,他是韬光养晦,还是本来他的能力就那么差。"
在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表示,习近平和其他高干子弟一样,在六十年代也曾经有过对共产主义的反思,也和江泽民以及胡锦涛有不同的个人经历。不过他认为,作为中国利益集团的总代表,习近平不太可能对中国进行大的政治改革:
"文化革命的时候,他们家也算是狗仔子,黑崽子,然后被下放到乡下等等。而且那个时候他也参与了北京的老红卫兵探讨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等等。我想他的思想应该是比较开放的,根儿上来讲不是那种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北京的朋友评价习近平都是说这个人的面目不太容易看清楚。但是共产党的主流还是希望维持一党专政的。 这个他们似乎没有太大的动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他作为整个利益集团的总代表,我想他往民主方向走的可能性不是那么大。"
而张伟国也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本身有强大的惯性力量,外界不应该高估个人在这个体制中能够起到的作用。
按照北京的安排,习近平将在明年中共十八大接替胡锦涛总书记的职位,如无意外,他也会在2013年成为下一届中国的国家主席。
2011-08-18
习近平上台无力改革 只能维持中国现状
《日本经济新闻》8月17日发表驻中国总局发出的报导,题目是,"美国副总统拜登抵达中国,将与习近平会谈五次。"报导说:
"拜登副总统17日晚上乘专机抵达北京国际机场,开始对中国进行六天的访问。在应中国内定的下届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国家副主席的邀请访问中国期间,已安排与习近平举行五次会谈。白宫表示,'这是美国高级官员长时间以来首次与习近平会面,'......从而把与中国下一代领导人建立个人关系当作这次访问的重要目标。"
日本《产经新闻》8月17日发表记者川越一从北京发出的报导说:
"来年秋天,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将决定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68岁)、总理温家宝(68岁)的后继者。事实上已经确定的下届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国家副主席(58岁)等人开始登台,向中国国内外展示自己。招待从17日开始访华的拜登副总统的是习近平本人。"
"包含非正式会谈在内,习近平至少要跟拜登会面五次。18日,在北京举行会谈之后,习近平将主持正式的晚宴招待他。这虽然是寻常的做法,但随后拜登访问外地,中国国家副主席同行就不同寻常了。"
"2009年习近平访问墨西哥期间,脱口说出'一些外国人吃饱了没事干批评中国的缺点'。美国方面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对习近平进行评估。而习近平则显然是要利用这次机会对中国国内外展示自己。习近平将在年内对美国进行回访。"
川越一在这里提到的习近平的言论来自维基解密组织公布的美国外交电文。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络版在2011年1月12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援引电文说,在2009年2月访问墨西哥期间,习近平在一次餐会上冲口而出,说"一些吃饱了撑着的外国人没有别的事干,就知道指责我们的事情。首先,中国不输出革命;第二,中国不输出贫困和饥饿;第三,不给你们制造麻烦。"
*习近平令人深感好奇*
假如说,拜登副总统因为在公开场合话多而令人觉得好奇(人们不知道他会说出什么话来),那么,习近平副主席则因为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更少在公开场合随意说话而令人更感觉好奇。习近平在墨西哥的那番话是罕见的例外。
拜登副总统访华前夕,《华盛顿邮报》8月15日发表记者基斯·里奇伯格从福建厦门发出的一篇报导,题目是"中国可能的下一届领导人习近平被称作务实,低调。"报导说:
"在官方的简历之外,人们对习近平的具体思想以及他和他的同伴可能会如何用跟现在的领导人不同的方式管理中国所知甚少。......但那些见过习近平在福建和浙江两省工作的人使用类似的词来形容他,说他务实,严肃,谨慎,刻苦,脚踏实地,低调。他们也说他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是一个好像是对高官的那些排场不感兴趣的人。"
"习近平先是在福建,后来到了浙江,从2002年到2007年3月担任省长和中共省委书记。当地的商界和学界的人说,在那段时间公民社会团体享受到一段难得的长时间开放。成千上万的新团体成立,很多团体代表该省的小企业。独立的候选人获得地方政治团体和地区人大的席位。"
里奇伯格的报导说,"美国官员表示,在访华跟习近平会晤期间,拜登计划在一系列问题上试探习近平的看法。这些问题包括朝鲜问题、人权问题、知识产权,以及中国兑换率被压低的货币问题,以及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的角色问题。
*比红还要红*
《华盛顿邮报》有关习近平个人情况的独立调查在西方报界是相对罕见的。目前,西方媒体有关习近平情况的消息来源大都来自维基解密组织透露的美国外交电文。
德国新闻杂志《明镜》周刊2010年12月5日发表记者安德雷亚斯·洛仑兹对维基解密透露的电文的汇总解读。洛仑兹在报导中说,在1970年代初,中国的太子党即高干子弟被准许返回北京。"他的同辈人开始享受新得到的自由,但习近平选择了另一条道路。美国大使馆的一个消息来源说,'习近平选择变得比红还要红,以谋求生存。'1974年,尽管他的父亲(习仲勋)依然在监狱中,习近平加入了共产党。这个决定让他失去了太子党同伴的信任。他们觉得,他的这个举动是对他们的背叛。"
洛仑兹对美国外交电文有关习近平的汇总解读还包括,习近平出身生活条件优越的高干家庭,但在爱情方面不走运,离过一次婚;他雄心勃勃,当年为了避免树敌过多,选择不留在北京,而是到外省任职,从基层做起;他是一个严厉的上司,很了解他的同志们有多么的贪污腐败;他厌恶追求金钱,也不像其他高官一样贪近女色,所以女人认为他无聊乏味,跟胡锦涛一样;他在1987年访问过美国,在华盛顿呆过一段时间,但显然对美国兴趣不大。
*习近平与中共既得利益集团*
英国《电讯报》驻北京记者彼德·福斯特对维基解密透露的外交电文则有另一套解读汇总。福斯特在2010年12月6日发表的一篇报导说:
"向美国大使馆提供消息的人说,'中国的高层领导层已经瓜分了中国的经济大饼,创造出一种硬化的体系,让既得利益集团得以推动决策,阻碍改革。而领导人们则千方百计保证这些利益集团的利益不受到威胁。'这个人还说,在共产党领导层内没有什么改革派,而只有相互竞争的派系,拼命保护他们的商业地盘不被即将上任的领导攻击。"
"这个消息来源说,'众所周知,'前总理李鹏和他的家人控制着中国的电力利益集团,而中国的治安总管周永康则控制着国家对石油企业的垄断。"
"这个消息来源说,被内定为中国下一任领导人的习近平之所以被选到,并不是因为他的领导能力才能,而是他'维持着一种让人不感到威胁的低姿态,从来没有树过敌,'因此可以相信他不会藉着反腐败调查来进行政治打击报复。"
2011年8月18日
戈尔巴乔夫:中国的变革绝对是不可避免的
《卫报》报导,1个小时的访谈中,戈巴契夫至少说了5件担任共党总书记时觉得遗憾的事。头一件戈巴契夫说到:"事实上,在尝试改革共产党的路上,我走过头了。"他表示应该早几个月,在1991年4月辞去总书记职务成立民主政党,因为"共产党对所有必要的改变踩刹车。"
报导指出,1995年戈巴契夫出版的回忆录中,还未表明这个早点辞职的想法。
1991年春天,两大趋势使戈巴契夫的回旋空间紧缩。一方面党内的保守派及反动派试图扭转他的政策,另一方面,主张进步者欲建立完全的多党制且进行市场改革。
事情发生在苏共中央委员召开会议的4月,会上几个发言人要求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重新实行审查制度。回忆录上戈尔巴乔夫反应激烈地说:"我受够了煽动,我要辞职。"
戈尔巴乔夫解释,这时中央委员会的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进入会场,把戈尔巴乔夫请出去,并在会议中待了3个小时。戈尔巴乔夫被告知受到批评,讨论已较为缓和。3小时后政治局找他,要求他收回辞意。那段时间,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委员会的支持者给了他一份名单,里面有100多个支持成立新政党的人。
会议重新开始时,气已经消了,戈尔巴乔夫收回辞职意愿,也没有人将这个议题付诸表决。事实上,即使他辞去党务仍是苏联总统。回忆录中,戈巴契夫想当时是否应该坚持辞职,虽然那符合他个人的意愿,但一些情感因素让他觉得"没有权利放弃党"。
不过这次受访时戈尔巴乔夫再没有疑虑了,他说:"我现在认为,我应该利用那个机会成立新政党,而且坚持辞去共产党职务。它(共产党)使改革停滞,尽管它启动了改革。他们都认为改革只是化妆的需要而已。他们觉得表面粉刷一下就够了,事实上里头仍是同样的陈腐秽物。"
访问的最后,记者问到这位前苏联总统对中国的看法,他说就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中国的变革绝对是不可避免的。
记者又问,有人说,戈尔巴乔夫应该像中共一样,首先实施经济改革而非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回应:"如果我那么做,苏联不会有任何改变。人民完全被隔绝于决策之外。我们的国家与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我们来说,解决问题必需有民众参与。"
戈尔巴乔夫1985年至1991年担任苏共总书记,其间推动苏联解体、结束美苏冷战,199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薄熙来十八大仕途无望 汪洋将晋身政治局常委
中共主席胡锦涛在过去五天考察深圳及广州等地,这是胡锦涛一年内第三次访粤。法广在8月16日发表题为《胡锦涛年内三度访粤 汪洋应可成政治局常委》的报导,并引用时事评论员林和立的话认为,胡锦涛此行明显是"撑(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汪预计在"十八大"会晋身政治局常委会。而薄熙来则"行情看淡"。
新华社报导,8月11日至15日,中共总书记兼主席胡锦涛在出席深圳第二十六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前后,由身兼广东省委书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汪洋等陪同下,到深圳、广州等地考察。
时事评论员林和立形容,"胡锦涛神情轻松,相信下届党代表大会的人事安排已大致在北戴河会议拟定。"林和立还称,胡年内三度访粤,明显是撑汪洋,汪洋在十八大晋身政治局常委会相信"已成定局","至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则行情看淡"。
江系放风薄熙来或已无望进入政治局常委
8月14日,有海外中文媒体发表《如果薄熙来进不了常委,定是胡锦涛强力反对》的报导,认为薄熙来仕途或会因胡锦涛"强力反对"而出问题。此报导估计是江系或薄人马的放风文章。
报导鼓吹称,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使得中国百姓"在黑暗腐败的现实中看到了某种希望";虽然在"南方系"传媒上,论述批评薄的做法是一种"倒退","破坏法制进程",但仍不妨碍广大普通百姓对"薄书记的呼唤",希望"薄书记到我们这里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报导认为薄熙来仕途或会因胡锦涛"强力反对"而出问题,还"推荐"让薄进入常委后成为"闲职"的政协主席。但事实上,薄熙来的"打黑"运动,只是借刀杀人的一个变相清除异己、同时骗取百姓支持的卑鄙手法,因为薄熙来本人的贪腐绝不在这些黑老大之下。
据知名记者姜维平透露,薄熙来家人巧取豪夺的财富不会少于十亿元,他的死党们囊括了大连基建工程、房地产开发、海外招商、融资谘询等各个领域的绝大部分的生意,连他的秘书车某、吴某、司机王某等人,没有一个不经商发财的。被贬重庆的薄熙来现已年过62,自知其权力已是强弩之末,如不拚力一搏,就是束手待毙,于是他精心策划,利用社会两极分化和穷人仇富的心里,拿民营企业家开刀祭旗。
"唱红打黑"始终未受胡温认同
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上山下乡"系列举动一直没有得到来自胡温的支持。虽然薄熙来自己对外宣称,打黑是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和要求进行的"规定动作",但仍然无法抵消外界的猜度。
2009年10月初,中纪委副书记刘峰岩带领中央第三巡视组进驻重庆,对薄熙来倡导的"打黑问题"进行监督检查。2010年两会期间,薄在北京开会,而中纪委副书记张惠新却带领中纪委检查组突访重庆。
由重庆十多个单位组成的"千人红歌团"在6月11日晚到北京大剧院演出。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专程到北京观看演出,但中南海领导人全体缺席。8月10日,《重庆晚报》"自说自话"称"重庆被中央评为全国最安全、稳定城市"。港媒分析认为,从中央无声音,只有重庆自我表扬的形势来看,薄熙来又受到冷遇。
温家宝在4月23日提及主要是两股势力在阻挠"改革":一股是中国封建社会残余,另一种则是"文革"遗毒。外界认为这实际是指向薄熙来的"唱红打黑"。
2011年8月13日
胡锦涛不相信共产主义 基于仇恨的政权
茅于轼日前在一次研讨会上提出,共产主义不再是普世价值,而且,茅于轼相信,很多人不相信共产主义,尽管胡锦涛自己没说过,但他认为,胡锦涛也不见得相信共产主义。时事评论员、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章天亮博士指出,这是中国人开始在道德层面的觉醒,全面反思共产主义。
7月30日,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北京举办“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广东模式、重庆模式对比”研讨会。作为主持人之一,茅于轼以《从世界大潮看国家转型》为题,做了会前发言。
茅于轼指出,普世价值是当今世界潮流,而普世价值的内容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
茅于轼以中国为例子来讲,针对目前在中国引发热烈讨论的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茅于轼指出,要拿普世价值来衡量,哪一模式更接近民主、法制、平等、自由。
南方周末高级评论员笑蜀表示,最近十年越来越明显,中共这个政权有统治没有治理,统治上无所不能,治理上百无一用,治理上是彻底失败的。
笑蜀认为,在两个地方的试验都是解决治理失败的问题,都是从自己角度进行有益的探索。按照原来的办法已经没有办法继续统治下去了,究竟怎么统治下去?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中央也不知道,胡锦涛、温家宝不知道。
那么,中国从满清的封闭状况走到今天,究竟有没有普世价值呢?
茅于轼指出,有一段时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普世价值,全世界都要走到共产主义去。 但是,经过七八十年的实验,共产主义失败了,公有制、计划经济不行了,绝大部分国家放弃了共产主义。
章天亮表示,关键的原因是这些国家道德的觉醒。他们觉得共产主义是不道德的意识形态。是因为这些国家政权都不道德,所以这些国家抛弃了共产主义。
章天亮:“你会发现共产党的社会是不道德的社会。因为宗教,不管是佛教、道教、基督教都好,他都是讲爱的,都是讲人和人之间的善的。而共产主义都是讲恨的,讲人和人之间的斗争的。它是基于仇恨的一个政权。”
茅于轼还表示,中国现在不大会有人再要求共产主义,虽然还叫共产党,他说:“我相信胡锦涛也不见得相信共产主义,当然他没有说过,相信的还是现代社会的制度”。
章天亮:“胡锦涛肯定是不相信共产主义了。他如果相信的话,现在的共产党就是资本家,他就应该把共产党的财产拿出来大家分一分,就应该把江泽民、罗干的钱都拿出来分一分。”
章天亮认为,共产主义虽然在经济上可以造成非常短暂的繁荣,共产党是在用经济上的有效性来支撑它的合法性。
例如,在中共的媒体报章中经常报导,老百姓生活好了,涌现出大量的面子工程。但是,章天亮认为,真正让社会繁荣,中共体制缺乏一个最关键的因素:社会公正。
章天亮:“谁掌握了暴力,谁就可以为所欲为,谁就可以把别人的财富聚敛在自己的名下。”章天亮指出,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谁掌握政权,谁就可以为所欲为。章天亮指出,目前在中国,一个企业做大做强,是因为你敢做坏事,你敢去拆别人的房子,你敢去抢别人的地,你敢去把这个人杀了之后,把这个人的钱抢走。
章天亮认为,现在中国是到了全面反思共产主义的时候了。他认为,茅于轼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的时候,发现共产主义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阻碍,是回避不了的。因为,每一个研究领域的学者最终都会发现,共产党就是阻碍每一个领域包括金融、文化、信仰等发展的最大因素。
2011-8-13
2011年8月12日
深圳大运会草木皆兵 禁飞断网买菜刀实名制
而中国民航资源网、中国经济网相关报导并未提到禁飞停运的具体理由。
吸取北京奥运会和广州亚运会被批评劳民伤财的教训,此次官方强调深圳大运会开幕式走简约路线,〝不放烟花,不请大腕〞。既然没有焰火等空中表演,为何开闭幕式要禁航呢?网民表示不解。
深圳评论人士朱键国认为:〝封航封路就没有考虑到对民众的干扰和伤害,是官为本的安排,如果大运会期间出了一点安全事故,乌纱帽可能就会有问题了,现在是保安、安全、过度防范。〞
公路交通同样受阻,此前官方就通告了大运会期间多路段将有封路改道措施,11日晚体育馆附近全部封路,街道单向行车严重堵塞,不少司机在微博上对这种情况表示不满。
7月下旬开始,深圳机场已对国际候机楼三座航站楼实施防爆安全检查,相关安检延长乘客登机时间,机场建议旅客提前一个半至两个小时到达机场。
深圳罗湖火车站近期安检流程之严格可比机场,从站外开始大排长龙,除了随身物品机器过检,安检工作人员搜身,携带液体也须查验。
不光是日常生活,连虚拟网路的安保同样加强,涉及范围更达到整个广东省。此前各大互联网服务公司发布通告称,为了保障大运会在深圳顺利举行,相关部门下达通知,要求IDC公司、广东省内IDC机房自7月25日-8月25日期间,封网一个月。
某深圳网路机房工作人员告诉本台记者:〝不让施工、不让加网路设备这一块,至于防止什么?主要是大运会期间有人利用这个传递保密的信息,再有就是黑客破坏大运会期间的网路信息传递。但目前特别安全隐患倒是没有,因为几个运营商都有安全设备,我们也有值班进行网上的信息过滤。〞
这是继08奥运和去年广州亚运会后又一次封网行动。
网路评论人士北风认为,当局区区一个大运会进行的各方面安保措施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实在令人费解:〝这个有点草木皆兵了,正常的没有听说哪个国家会这样做,像我根本不会留意大运会,我只能用发神经来形容他们。〞
搜索大运会相关新闻的评论贴,常看到的一句话是:就一个大运会,至于吗?
为了这场所谓〝国际盛事〞,深圳年初开始加强治安管理,四月该市警方公布,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受到震慑离开深圳;市政府决定在大运会筹备和举办期间对菜刀等刀具进行实名购买登记制度;住房和建设局一份大运会维稳文件中规定,5月1日至9月30日,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手段讨薪;七月下旬,深圳政府公布经国务院批准,大运会期间除了保障国事活动、大运会运行、城市运转等必要的工作岗位外,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和社会团体增加放假调休,无端多出七天假期,理由竟是为保障大运会赛事的活动顺利进行,减少对市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朱键国认为恰恰相反:〝现在他们的思想就是让大运会期间,深圳成为一个没有人的空城一样,都放假嘛!就让人失去正常的生活规律。而且这个大运会于老百姓体育水平的提高、生活的方便、城市的美化都没什么关系,唯一给市民带来感觉有好处的是通了五条地铁,但现在天天事故,因为它是赶工程的。那这个会无非就是给官方搞个形象工程,说我举办了个国际的盛事。〞
2011-8-12 05:24
2011年8月8日
韩寒:我只是在猜想
思科帮薄熙来主政的重庆建最大最先进街头监控网络
共产党官员表示,此举是为了预防犯罪,但是人权活动人士则认为,此举也是针对共产党异议活动的。这项将于未来两三年在重庆市设置的摄像监视系统,其规模不但是中国最大,也是全世界最大、最先进的。这项计划预定在重庆市四百平方英里范围内的各个大街小巷、十字路口、以及公园等处,设置监视摄像头。
华尔街日报说,预料美国的思科公司将为这项计划提供联网设备 -- 这是这项大规模而且复杂的监视系统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2011年 7月 05日
中国五毛党:薪酬从五毛上升为一块
虽然对外保密,但“五毛党”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而且也名声在外,早就受到世界媒体的注意。每当发生什么重大新闻事件、中国网民意见喷涌的时候,“五毛党”都必定加班加点,竭力表现。在最近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之后,中国网民和世界媒体也注意到“五毛党”的积极活动。
*何谓“五毛党”*
“五毛党”是一种非正式的称呼,特指领取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津贴的人,他们互联网上跟踪盯梢针对中共及其政府的批评意见以及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早些时候中共透露出来的内部文件说,中共宣传部门雇用所谓的“网络评论员”在互联网上以普通网民的身份替中共说话,发一个贴子可以领取五毛钱的报酬。
“五毛党”的称呼由此在中国不胫而走,并且传遍世界。
非常有趣的是,虽然“五毛党”是中国国产,中国特产,但迄今为止对“五毛党”的最简洁、最生动的概括却来自中国之外,来自外国语。
例如,在德语当中,有人把“五毛党”称作“网络民意特工大军”(einer Armada von Netzagenten die offentliche Meinung)。在日语当中,有人则把“五毛党”称作“政府的信息操纵部队”(政府の情报操作部队)。
不用说,德语所谓的“网络民意特工大军”的说法是指营造、塑造、捏造、歪曲、误导、扰乱网络民意的庞大特工组织;而日语的“政府的信息操纵部队”的说法则更是不言自明。
*“五毛党”详解*
通过谷歌搜索引擎查德语新闻,可以看到欧洲小国奥地利第三大城市林茨(Linz)的《新闻报》有“网络民意特工大军”的说法。该报在7月12日发表记者伯恩哈德·巴茨什一篇关于“五毛党”的长篇报道,题目是,“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互联网来加强独裁。”
或许是德语文化注重哲学的传统使然,巴茨什的报道一开头就从政治哲学的高度点出了“五毛党”问题的要害:
“互联网可以推翻、也可以加强独裁政权。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宣传计划显示了中共如何动用网络民意特工大军来进行操纵。”
在接下来的报导里,巴茨什写道,中国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在今年2月公开声明,他愿意出重金采访几十名或几百名“五毛党”成员,了解他们具体的工作方式方法;艾未未做了很多让共产党恼火的事情,他在4月3日被秘密抓捕,这大概也是原因之一。
与奥地利林茨德语的《新闻报》明显不同的是日语的《产经新闻》有关“五毛党”的报导。《产经新闻》7月30日发表记者矢板明夫的“中国网络观察”专栏文章,题目是“高速铁路事故/政府的信息操纵部队/五毛党的原形。” 矢板明夫的报导走的不是从哲学高度鸟瞰的路子,而是从平地、从近距离详细观察的路子。他的报导说:
“中国浙江温州市7月23日发生高速铁路追尾事故,中国国内互联网上出现大批贴子,批评共产党对事故的应对措施。与此同时,也出现一些很扎眼的贴子为当局说好话。例如,‘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有铁路事故,也没有这样大惊小怪的;’ ‘我认为共产党(对事故处理)的应对是诚实的,’ 等等。这些贴子受到激烈的反驳,例如,‘你是五毛党的人吧?’‘五毛党滚开。’”
接下来,矢板明夫介绍了“五毛党”称呼的由来,然后接着详细、细致地陈述了“五毛党”历史沿革,以及“五毛党”在共产党中国中的尴尬地位和处境:
“五毛党这个说法出现于大5年前的2006年。当时,有人把共产党的内部资料‘安徽省共产党宣传部地方视察报告书’上传到互联网上,五毛党的说法由此出现。这份资料陈述了湖南省长沙市的做法,说是‘长沙市对外宣传办公室雇佣网络评论员,月基本工资600元(人民币),在网上发帖,一贴加0.5元,加入工资。’”
“中国以前就有‘有人拿钱写评论替政府说话’的言传,而这份内部资料则成为把这种事情暴露出来的一个物证。于是,这份内部资料一曝光,立即就成为热题。自那时以来,凡是在互联网上发帖替共产党政府说话的人都被称作‘五毛党。’这种称呼也有‘为了一点点小钱而出卖灵魂的人’这种表示轻蔑的意思。”
“中国的消息来源说,共产党政府重视网络舆论,判定对网络上出现的批评共产党政府的言论只是进行删除效果是有限的,而且也永远难以形成支持共产党政府的舆论。因此,从2005年开始,共产党中央各部委以及地方当局正规制定预算,雇佣‘网络评论员,’让他们在互联网上写支持共产党政府的评论。”
*“五毛党”长报酬了*
迄今为止,有关“五毛党”的最著名的讽刺文学作品,大概是中国最著名的网络作家之一韩寒写的“2010年新活动---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一文。在那篇博客文章中,韩寒对“五毛党”的挖苦讽刺令成千上万的读者忍不住笑出来,也令共产党当局感到难堪。那篇博文发表之后不久就受到了“和谐,”即屏蔽、删除、封杀。但韩寒的支持者锲而不舍地替他重贴,从而使他的博文在被封杀之后依然能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
韩寒在那篇博文中以开玩笑的口吻大胆预测,在2011年1月,“五毛党”的报酬由五毛上升为一块。令人惊讶的是,根据《产经新闻》记者矢板明夫的采访调查,韩寒居然预测大致正确。矢板明夫7月30日发表的报导说:
“据熟悉网络问题的中国记者说,五毛党大多是由没能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兼职。另外,政府团体的一些年轻职员也被雇来从事这一副业。最近每发一贴的报酬上涨到一元,还有的是1.5元。这样,五毛党每月发帖1万件以上,可以获得比公司职员平均收入还高的收入。五毛党要写出严守秘密的保证书。另外,这也是公众所鄙视的一种行当,所以,五毛党人很少跟周围人说,而且大都也不能跟家人说。”
*一个新西兰教授经历的“五毛党”*
五毛党人数到底有多少?五毛党的预算是多少?这一切都是中国的国家机密,外界还不清楚。但外界清楚地看到,五毛党人数众多,步调统一,口径一致,分工细致,不但有专门负责应对中国国内网站和意见领袖的,而且也有专门应对境外媒体以及境外互联网个人言论的。
2010年10月4日,美国网络新闻网站哈芬顿邮报发表目前在新西兰首都奥克兰马西大学任教的国际商业学教授乌莎·黑利的博文,题目是“中国互联网宣传的五毛党。”黑利教授现身说法,讲述了她个人所经历的“五毛党”:
“我头一次在哈芬顿邮报发表博文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怪异的事情。我的博文讲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对中国造纸行业的补贴,并为美国政策提出了一些建议。在哈芬顿邮报还没通知我我的博文上网之前,就有人对我的博文提出了评论。那个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也对我的观点感到不高兴。那个评论我的人先是写了两篇长篇的帖子,对我的数据和美国总体的对华政策提出质疑。然后,该人又提出另一种观点,要我的博文读者考虑。尽管我当时不知道,但我那时是头一次跟中国的五毛党对上了。每当我的博文获得一个正面的评论,那个人就会不分昼夜地做出反应。那个人最后发出了大约二十多条评论。”
跟《产经新闻》的矢板明夫一样,黑利教授也得到了一些有关“五毛党”的内部文件。她概括总结的“五毛党”大致分工如下:
“在中国大陆,五毛党向共产党报告危险的网络内容;在国外,五毛党跟共产党的新闻机构和大使馆一道工作。对一个外界的观察者来说,五毛党可以让他们洞察胡锦涛主席所说到‘引导舆论的新模式。’
“共产党中国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动用网络警察的国家。然而,共产党中国在这方面下的功夫是令人惊愕的。”
2011年 8月 08日
温家宝:一位孤独的老人
“但是第二天,政府新闻审查就不让媒体对铁路部门腐败和渎职进行报道,然后又禁止微博上的发帖。”
“如果这显得格外难堪的话,那这样的颜面全无并非第一次。随着温家宝作为中国第三号领导人当政十年即将卸任之际,他看上去努力想不与中国的政治体制脱节。这一体制一方面贪求他亲民的形象,另一方面却对他的主张弃而不用。”
报道认为,温家宝作为中国政治开明派的头号发言人,在意识形态上他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九名常委中被孤立。他的观点不止一次在党的机关内被公开批评或淡化处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方新闻媒体主编的话说,由于他成为一个高风险人物,保守派李长春、刘云山主导的一家国营电台去年竟不敢接受他的提议,让他与听众现场对话。
温家宝2008年在汶川地震灾区也曾承诺要彻查校舍倒塌导致学生死亡的丑闻。但是事后却并没有揭发出任何不当行为,反而是那些要求彻查的活动人士被拘捕。
“今年68岁的温,退休在望。他可能并不在意遭到党内高层的批评指责。他的敢言或许也不会招致他本人的任何损失,可能还会在下一代领导人的培养过程中争取到更大的声音。”
“不过,温快乐勇士的个人风格也破坏了他一贯站在群众立场说话的形象,因为他的多项承诺却没有政府行动加以兑现。”
中国学者贺卫方的话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问,为什么这些承诺都没有实现?
2011年8月8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0:06
2011年8月7日
李克强出访香港 十八大接任总理基本定局
回顾以往,从2003年以来,先后访港的中央高层分别有总理温家宝(2003年)、国家副主席曾庆红(2005年)、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2006年6月)、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2006年12月),以及国家主席胡锦涛(2007年)和国家副主席习近平(2008年)等。此前从未有过国务院副总理正式访港的先例,即便是同时身为政治局常委的前副总理,如李岚清和已故的黄菊等,也都未能例外。就是温家宝在2003年接任总理之前,也没有过如此待遇。
由此可见,李克强这次的香港之行,是一个破格的安排,借此进一步确立其未来总理接班人的地位。李克强与习近平一样,都是在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上,双双从普通中央委员越级升任政治局常委的,“习李体制”将在十八大后取代目前的“胡温体制”。
2011年 8月 04日 - 更新日期 2011年 8月 04日
美国会议员呼吁中共胡锦涛政府释放刘晓波
2011-08-06
2011年8月5日
胡锦涛指定胡春华为隔代接班人
香港《东方日报》8月6日的评论文章说,尽管这个模式到了今天的胡锦涛手里,已比邓小平、江泽民弱了许多。但胡的〝团派〞仍在拚命努力,目前最热门的所谓的第六代〝王储〞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
文章说,当年,无论是邓小平隔代指定胡锦涛,还是江泽民隔代指定习近平,都出自某种政治上的〝偶然〞。文章认为,胡春华明显不同,他是在十七大后,就是胡锦涛处心积虑要〝隔代指定〞的〝团派〞香火传人。文章引述政坛人士的话说,胡春华无论性格、为人处世的作风,还是官场经历都和胡锦涛颇像。胡春华与胡锦涛一样,也在西藏工作过,二十九岁出任西藏自治区团委书记,是当年中共官场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而他也一直被称为“小胡锦涛”。
胡锦涛善于固权
《动向》杂志署名王功谠的文章表示,如何治国,胡锦涛是没有什么作为的;但是,如何固权,胡锦涛其实正准备在这两年半里大展拳脚。
海外有文章分析,胡锦涛从十六大之后,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他采用的是地方围中央战略:除了最重要的几个省市,调升的人多有胡系色彩。
今年4月份的《朝鲜日报》也有文章分析,2009年11月底,中共公布了一项令国内外专家震惊的人事安排。当时只有46岁的河北省省长胡春华和农业部部长孙政才份别被提升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和吉林省委书记。
文章认为,考虑到其他省市党委书记大都五、六十岁,可以说这次人事任命是为数不多的破例之举。同时还让人联想起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46岁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后,50岁的1992年又成为政治局常务委员的经历。
孙政才2006年就任农业部部长时,以43岁的年龄成为国务院最年轻的部长。此番就任吉林省委书记,媒体称他是目前中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比孙政才大5个月、同样为“60后”的胡春华,就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2009年1月当选河北省省长时,他被称为是“最年轻的省长”。
也有香港分析人士认为∶胡春华和孙政才两人有可能是2022年中共20大时,接替习近平(专题)和李克强的中共领导人。
《朝鲜日报》认为,胡春华和孙政才份别是代表中国主要政派“图派”和上海政治势力的“年轻力量”。法国《世界报》当时分析称,他们二人可能是2022年掌权的第六代领导班子中的主席和总理人选。
据专家分析,胡春华最有可能在明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入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以接受执政培训。
2011-8-6 07:20
中国档案馆开放 文革和天安门广场镇压档案仍没公开
不过档案馆内仍然有半数文件被列为机密,包括中共当局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镇压民主运动。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杨冬权对记者说,根据法律,事关国家安全、国防和外交的重大机密不适于公开。
杨冬权还说,其他秘不公开的还有关于民族、宗教和财产等敏感方面的档案。只要属于上述方面的档案,无论是反右、大跃进、或是文革的档案,都不公开,特别是那些涉及个人隐私和名誉的档案,都会被推迟公开。
这次中共中央外宣办组织中外记者采访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是中共外宣机构纪念建党90周年系列专题新闻活动的一部分。
2011年5月31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0:42
周恩来亲属旧部访谈:周恩来与毛泽东不和谐
节目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和未公开过的录像,也证实了不少中国内外早已流传的猜测。
NHK形容,在周恩来和毛泽东去世35年后,周恩来身边的人才“终于开金口”谈周恩来。
不过从这个没有中国政府首肯和协助绝不可能实现的采访规模和人物来看,一些关注中国政治的日本人对中共建党90周年时,同意披露毛泽东时代的中南海内幕,也揣测着其政治风向。
与毛泽东不和谐
节目一开始就是周恩来的大侄女周秉德叙述周恩来如何谨慎、严格待己和家人,她形容小时候虽经常和毛泽东的儿女们一起玩,但非常敬佩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周恩来,却对毛泽东小心翼翼、如屡薄冰。
周恩来的秘书纪东也说,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总有疙瘩。他形容如果把当时的中国看作一条船,那么毛泽东就是船长、周恩来是掌舵人。
纪东说,船长管方向,掌舵人具体来操作,所以周恩来是小心地把自己的想法付诸于落实方向的具体过程中。他承认,现在回想大跃进、文革,觉得周恩来可能可以做得更好些。
林彪叛逃事件
1971年获悉林彪叛逃,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指挥,除了下达全国“禁飞令”,周恩来一直在预测林彪出国后可能做什么。他说:“我现在第一想的是打仗、第二想的是打仗、第三想的还是打仗”。
后来接到飞机用尽油、林彪摔死的电报时,周恩来面露笑容说“好了,好了”。
周恩来对身边人说林彪叛逃是极左路线必然的极右结果,但毛泽东坚持说林彪是极右,周恩来私下罕见地骂娘说:“他妈的,明明是极左,怎么是极右!”
苦心与日美建交
1952年周恩来访问苏联(俄罗斯前身)旅途中,读一本日苏在旅顺交战的书《旅顺口》,那本书说苏联虽打败了,但是正义的战争。周恩来读后说:“那是在我国领土上的战争,不是正义”。
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处于险境。当时中、苏、美三角关系中,谁拉拢了美国,谁就安全。
周恩来苦心积虑地安排了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通了中美关系。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急忙表明尽快探讨与中国的关系的政策,消息传到中国第三天,周恩来就公开作出回应。为了接待田中访华,周恩来甚至改变自己凌晨睡觉、中午起床的作息时间来迎合早睡早起的田中。
1972年中日建交签署《联合声明》等外交文件中,不仅放弃了战争赔偿的要求,而且周恩来顾虑日方的立场,把“侵略”两字改为“战争”。周恩来说:“外交就一定要替对方设想”。
患癌后的争斗
1973年周恩来患膀胱癌后,谋求让邓小平复出。为了与反对的“四人帮”争斗,周恩来带病飞到湖南长沙找在那里修养的毛泽东。当晚毛泽东、周恩来、张春桥(前副总理、“四人帮”之一)三人会谈两小时后,秘书们看到周恩来面色柔和,知道成功了。果然中共中央随后决定邓小平复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张春桥任第二副总理。
不过与“四人帮”争斗令周恩来病情加重,除了“四人帮”把批林批孔的矛头直指他外,还阻挠周恩来专心治病,以至于周恩来怒拔输血管。
谴责贪腐现状
NHK的所有采访都是单独的,大部分人看来都在家接受采访。令人意外的是,几乎所有人的家看来都非常普通,尤其在北京这个现在充斥富贵人家的城市里,周恩来的侄儿、侄女们,他的秘书等随从们晚年看来最多只能够得上中产。
周秉德在节目最后对中国的贪污腐败现状表现得很气愤,尽管毛泽东和周恩来从性格上就不合,但她说:“现在这些贪污腐败对不起所有革命先烈们”!
2011年8月5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9:20
韩寒:没希望工程
中国的慈善机构是很淡定的,因为他们都是政府机构,事态再失控,他们都不害怕。他们知道,他们拥有最后一道防线:舆论消灭权。在这些慈善机构们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肯定有个部门会发出最后的吼声,然后一片寂静。比较著名的一次慈善机构行使舆论消灭权是在2002年,《南方周末》头版揭露希望工程负责任挪用亿元善款进行投资,最终导致亏损。结果这份报纸几十万份被收回销毁,仅存几千在人间。写这篇文章的新闻人方进玉遭到处理,提供线索的杨女士在2006年患癌症去世,审计报告一直没有对外公开。此前希望工程还有假信丑闻,上海一家规模不大的私营公司捐助希望工程17名学生,他们收到了所有学生的感谢信,结果经查证,仅有3名学生收到了善款,其余均为假信,他们踏访了那片土地,发现感谢信中的一些学生其实已经失学。后来南方周末的记者去做过深度报告,有一家未收到善款的失学的兰姓孩子家中母亲双腿瘫痪,家中孩子全部失学,由于当时中央还征收农业税,而残疾人可以免除农业税,孩子的母亲交不起五十元办理残疾证,所以爬到了当地政府门口要求减免,官员说,你没有残疾证,所以你不是残疾人。后来走访的学生虽然补收到了希望工程善款,但日期其实已经被涂改。
虽然在假信风波中,有相当责任是地方的共青团和教委,因为是官方慈善机构的性质,所以善款会先到当地共青团,再到教委,再到学校,再到个人,但毫无疑问这是整套系统出现的问题。那么为什么类似红十字会这样的慈善机构,臭名昭著,但官方一样不允许非官方的慈善机构或者NGO的产生呢?我觉得这并不是因为官方担心管理混乱,因为NGO再混乱也混乱不过他们自己。而是由于官方机构做的实在太差,所以他们明白很多NGO的诞生势必会很快树立威信,吸引大量年轻人和各界人士,而NGO往往都与慈善有关,加上独立,透明,又有资金和会员的支持,又获得人心,等于是建党伟业,假以时日,势必会政权构成一定的威胁,就算没有威胁,被监督和对比着也是浑身不舒服,就好比金正日一定不喜欢金城武天天站在他边上。所以官方牢牢控制着慈善机构,管理媒体,审计和司法的又都是自己人,这便是中国所谓慈善机构的问题来源。
但是很明显,红十字会的后台没有希望工程硬,在新浪微薄搜索红十字,会出现很多内容,正面负面都有,但是搜索希望工程或者其娘家青基会,马上会出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你所搜索的内容不予显示",这就变成了没希望工程。而在百度和谷歌上搜索其丑闻,很多也被屏蔽。在丑闻出现以后,红十字会的各种领导虽然智商不济,但还硬撑召开了发布会,说了一堆不着边的傻话,而且新闻媒体也没有遭到报复。希望工程面对自己的丑闻则不会进行任何的回应,直接封杀媒体,销毁报纸,处理记者。红十字会表示,争取马上开通查询系统,可以让捐款者知道每一笔善款的去处。而希望工程则无法审计。面对一个这样霸道而神秘的慈善工程,我们完全有理由用最坏的心去揣测他,并要求对希望工程进行独立的审计。
在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大家都曾经被要求为希望工程捐献,而且年复一年。如果你问我,我们还要为希望工程捐款么,我问你,如果美国人用TWITTER搜索一个慈善机构和一个慈善工程,结果搜索不到任何信息,那他们会为这个慈善机构捐款么?人类没有任何理由为一个不愿公布审计报告并压迫传媒的机构捐款,无论它救助的是什么样的对象或者获得了什么样的成就。
如果我们以最好的心去揣测,那么希望工程也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如果现在退出,那也算功成身退,毕竟希望工程帮助过不少贫困学生,虽然这是拿老百姓的捐款来节省应该是属于财政的开支,但也是有善。当年邓小平推出希望工程,财政尚不富裕,需要民间慈善。但如今,公款吃喝一年数千亿,维稳一年数千亿,讨好各种生僻国家一家数百亿,而中国有失学儿童三百万,承担他们教育仅仅需要一年十亿。假设现在的中国没有一所小学,要给中国的五十万个村里每一个村都盖一个小学,包括华西村之流也给盖上,需要的全部资金也仅仅等于我们的全体行政人员一个季度不要进行公款消费。所以我觉得希望工程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理由向民间征集善款,教育本来是国家财政的一个重要支出部分。我们来看一个数据:2010年香港GDP17481亿港元,征税2090亿港元。深圳GDP9511亿元,征税3061亿元,广州GDP10604亿元,征税3379亿元。香港税收占GDP12%,深圳、广州均为32%。香港教育预算540亿,医疗预算399亿,共占税收45%;而广深两地的教育、医疗预算累计才213亿元,占税收3%。说到医疗,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数据: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这两个数据说明了什么我就不说了。到了今天,政府有足够的能力和义务去承担基础教育和希望工程,老百姓无需去掏不明不白并不容质疑的捐款。如果政府对教育的支出所占的GDP比例达到了其他国家的相应比例,而基础教育问题依然无法解决,那才是民间慈善应该帮助和顶上的时候。但这些不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慈善,我自己抄袭自己一下,引用去年一篇文章的结尾来给这篇文章结尾: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但是如果诸恶一直在作,甚至越做越过,乃至是非颠倒,这一切都不影响后面的那句,众善奉行。
只有众善够重,诸恶才能被诛。
2011年8月2日
胡锦涛高调纪念胡耀邦 答谢知遇之恩
中共已故总书记胡耀邦的名字,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已十六年。就连二零零一年北京隆重推出纪念中共建党八十周年的文献电视片里,也没有胡耀邦的一个镜头。彷佛在中国现代化极为关键的改革开放初期,根本就不存在一个贡献卓着、在位整整六年的中共最高领导人。
但是,中南海不久前却宣布将于十一月二十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大会,同时在湖南、江西等地也有大张旗鼓的纪念活动。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将亲自发表讲话,为这位曾背负党内左派强加给他「犯有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引发六四天安门事件」等罪名的中共前总书记,恢复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私无畏的改革家」的名誉。
但这次中共中央纪念胡耀邦与以往对中共元老的例行纪念不同,无论是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还是彭真、邓小平和陈云,都是百年诞辰纪念,唯独胡耀邦是九十诞辰纪念。亚洲周刊获悉,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就纪念活动进行讨论,当时黄菊、李长春、罗干提出了「纪念胡耀邦,六四怎么办?」温家宝提出「赵紫阳怎么办?」胡锦涛说:「你们先不要说六四,先说说你们个人对胡耀邦同志的意见。」黄菊等人先后表示:「我们和胡耀邦同志没什么接触,没什么意见。」胡锦涛说:「既然没意见,那就应该搞。」针对温家宝提出的「赵紫阳怎么办」,胡锦涛说:「胡耀邦同志已经去世十六年,赵紫阳刚去世,可放一放,以后再说。」九名政治局常委最后都在文件上署名,同意纪念胡耀邦。
中南海纪念胡耀邦的决定今年初就已见端倪。今年春节,胡锦涛一大早跨过中南海直通胡耀邦家的边门,向胡夫人李昭拜年,表示今年是耀邦九十诞辰,「中央会有考虑」。中共统战部长刘延东也约副部长、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到家中谈话,说:「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都非常重视你父亲与李锐的谈话。」那次谈话,已被视为胡耀邦的「政治遗言」,涉及胡耀邦对中共民主化的重要看法。
八十年代初,大胡(胡耀邦)认识小胡(胡锦涛),并及时提拔他由地方进入中央。小胡对大胡也一向怀有知遇之恩。
一九八零年,胡锦涛被甘肃省前省长李登瀛由省建委副处长破格提拔为甘肃省建委副主任后。大胡和小胡相遇的「关键人物」是胡耀邦长子胡德平。一九八一年九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青干班学习时,结识了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的胡德平,两个同学因志趣相投,成为知心朋友。一天晚上,胡德平带着同学胡锦涛来到了家里,拜访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大胡和小胡的第一次谈话就相当融洽。以后,胡锦涛又去了胡耀邦家几次,与胡耀邦一家的关系自然也就密切起来。
北京消息人士向亚洲周刊透露,胡锦涛对胡耀邦这位「伯乐」一直怀有知遇之恩,尤其尊敬和仰慕胡耀邦「廉洁清明、务实亲民」的政治家品格。十二年前的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五日清晨七点多,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胡锦涛来到江西共青城的耀邦陵园,在墓前肃立良久,突然大声呼喊起来:「总书记,今天我是来还愿的!」
当年陪同胡锦涛到访共青城的有关人士告诉亚洲周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时前往耀邦陵园吊唁的地方党政干部,一般都不敢再称胡耀邦为『总书记』,更不用说中央级干部了。所以,当时我们大家都吃了一惊。」在与还健在的当年老垦荒队员的见面讲话中,胡锦涛虽未提他曾经陪同胡耀邦总书记访问共青城之事,但却意味深长地说:「我虽离开团的岗位也有多年,但我的心和你们是连在一起的。」他提出了要把共青城建设成为享誉国内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发区。「我们感觉得到他(胡锦涛)对耀邦总书记怀有深深的感情和尊敬的」。
大胡小胡同考察江西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第二次前往江西共青城,特意邀胡锦涛同行。在朝夕相处的「考察」后,胡锦涛被任命为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由副厅级升为正部级。这是今天胡锦涛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仕途中最重要的一个台阶。
据亚洲周刊了解,从去年底开始,湖南和江西以及胡耀邦的大批老同事、老部下、老朋友就开始积极酝酿今年胡耀邦九十冥诞的纪念活动,这与胡锦涛要为「总书记还愿」不谋而合。今年湖南省向中央打报告,要求举行公开纪念活动,包括修复耀邦故居、修建纪念广场和正式建立耀邦纪念陈列馆。江西省也积极向中央报告,提出了各种纪念活动打算,省委书记孟建柱还亲自前往北京商讨,共青团中央书记戈尔江三次亲临江西共青城,商议由胡耀邦题名的共青城五十岁纪念活动。
今年五月中旬,胡耀邦夫人李昭给胡锦涛总书记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耀邦自认为他是一个『过渡人物』,为党为人民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李昭在信中还说,这么多年来,有关耀邦的事,也是海外讲得多国内甚少。最近听说湖南、江西等地都在筹备纪念耀邦诞辰九十周年的活动,希望中央给予指导。李昭不久收到了中央办公厅的口头答覆,称胡锦涛总书记对此事已有全面的考虑和安排,中央也会正式发文进行布置。随后,中央办公厅正式下发了五号文件,其五大内容有:中共中央于十一月二十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大会,政治局常委出席;相关部门发表纪念文章;同时出版《胡耀邦文集》和《胡耀邦传》;同意在江西、湖南开展纪念活动;所有活动经费由中央财政统一拨款。
北京消息人士对亚洲周刊说,中共决定高调纪念胡耀邦,体现胡锦涛确立了主政的思想理论,即在科学发展观中构建「和谐社会」。胡锦涛今年初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专题研讨班讲话时,就明确而具体地提出中国当下施政特色,那就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其实,这正是中共政治改革先驱胡耀邦的理想、留在人间的最大希望。
赵紫阳论胡锦涛
赵紫阳对胡锦涛有着别具慧眼的认识,在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四日的谈话中,他指出:“胡锦涛是清华大学学生,做青年团的工作,是在我党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后来分配到甘肃工作,是在宋平领导下,受宋平的正统意识形态影响。总之,他是在我们党正统意识形态所谓‘驯服工具’‘教育’出来的一个青年干部。而胡锦涛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乃是邓力群提出来的,自然也受邓力群一些观点的影响。”一般人只知道胡是邓小平亲自挑选的“隔代接班人”,赵紫阳却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胡是由“左王”邓力群推荐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如果不是在“左”的方面与之相投,邓力群又怎么会青睐在地方上毫无政绩可言的胡锦涛呢?
在中共史上与陈独秀并立
由赵紫阳的老友宗凤鸣记述、李锐和鲍彤作序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几经周折终于在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前,多名当事人受到北京高层的恐吓,有关部门甚至承诺拿出重金购买书稿。
宗凤鸣在赵紫阳晚年以气功师的身份出入赵家,与赵紫阳有过上百次谈话。赵紫阳本人未动笔写回忆录,因此这本时间横亘十余年的谈话录,堪称赵紫阳晚年思想的结晶。在中共党史上,赵紫阳可以同陈独秀相提并论:两人都是因为坚持真理而在权力斗争中失败的总书记,两人的被罢黜均印证了中共“流氓当道、贤良出局”的潜规则;而两人在凄风苦雨的晚年生涯中,均超越个人的利害得失,对国家、民族和中共自身的命运作了深刻而冷峻的思索。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抗战硝烟里的四川江津,陈独秀从苏联斯大林的大清洗和延安毛泽东的肃反中,看穿了共产党打着“无产阶级专政”旗号,实施比法西斯还要残酷的独裁统治的事实,从而重新回归五四时代高举的自由主义和人权观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卫兵环伺的北京富强胡同六号,赵紫阳从天安门屠杀的鲜血和苏联东欧的崩溃中,悟出了“所谓政治改革,就是要放弃党垄断一切的权力”,并以长达十六年囚禁和被侮辱的代价,来捍卫此一真理。这两位总书记失去了权力,并长期受到官方控制的传媒的封杀和侮蔑,但他们赢得了历史和人心,不是权力与金钱所能收买或改变的。
赵紫阳是中共建政之后历届总书记中学识最为渊博、与知识份子关系也最为融洽的一位。在其晚年谈话中,赵紫阳涉及到的学者和著作有:《顾准文集》、何清涟《现代化陷阱》、马立诚和凌志军合着之《交锋》、王力雄《底层毛泽东与经济文化大革命》、孙立平《断裂》、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许家屯回忆录》、章韶华《人类的第二次宣言》、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章家敦《中国即将崩溃》、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以及《战略与管理》杂志等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思想界的脉动,赵紫阳一直密切关注并洞悉于心。他赞同自由主义和普世人权价值,而对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的民族主义以及 “新左派”思潮则有尖锐的批评。对于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重新发现的思想先驱顾准,赵有极高的评介,认为顾准“是个大思想家”,“当今理论界还没有超过顾准的思想水平的”。对于论述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的《交锋》一书,赵在赞同之余也提出不同看法:“第三次思想解放只能是政治改革,而不是姓公姓私的问题。”
智商、人格、能力远超胡锦涛
赵紫阳是中共党内少有的拥有强烈求知欲和不耻下问精神的领导人,其手不释卷的习惯并非失去权力之后才形成的。据与赵交谈过的美国经济学家大师弗里德曼和曾在赵身边工作过的中国经济学家周其仁等人回忆,赵既虚心向他们讨教经济学问题,他本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有着清晰的思路。赵紫阳智商、人格力量、知识水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却远远在胡锦涛之上。 据一位曾与胡锦涛共事的官员透露,与赵紫阳家中琳琅满目、时时充实的藏书相比,胡锦涛家中除了马列和毛选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藏书。胡锦涛每天惟一阅读的公开出版物便是《人民日报》,明明知道这份报纸上全是假话、套话、空话,他仍然装模作样地耗费许多时间,在这份报纸上作勾划和批注。难怪在访问俄罗斯时,有俄国记者询问:主席阁下喜欢哪部俄罗斯的经典名著?胡锦涛茫然不知所措,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此答案在俄国传为笑谈。
这也表明胡锦涛是一个喝着“狼奶”长大的孩子。作为一个毛时代的工科大学生及政治辅导员,胡锦涛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几乎为零。在那样的氛围之下,还形成了他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蔑视心态,以及对党的教条的顶礼膜拜。毛主席不是说过,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都是资产阶级的过时的学科吗?
陈云支持军队六四镇压 毛泽东批倒刘少奇 陈云有份
至于陈云提出的民主,其实是党主,早在毛泽东时代,党主、党头就是毛泽东,1954年2月,陈云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坚持毛泽东的党主路线,批评他的同事高岗、饶漱石所谓反党分裂活动,称“保障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其责任主要在高级领导人员”,“出大乱子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几百人里面,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军界)、穿黑衣服的(政界),(地方)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人。如果出了野心人物,能否迅速地把他揭露,不闹成大乱子呢?那也决定这几百人。只要这几百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1968年毛泽东搞倒刘少奇,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陈云有份,但1978年陈云开始恢复党内职务后,就参与推动为刘少奇平反,直到1980年各党头、政头、军头意见才统一决定恢复刘少奇名誉,此时刘少奇已经被害致死已十多年,陈云后来自我辩护“当时我已靠边站”,把罪归到毛泽东等人头上,陈云提到的民主不过是党主而已,只要党做主,权力在握,号称“不唯上、实事求是”的陈云就这样可以任意回避历史。
陈云坚持所谓正确的政治路线,并没有把毛泽东当成中华民族的祸首,而是处处为毛泽东辩护,称毛泽东发动文革“本意是很好的”,“防止中国变修”,“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后来他承认“文化大革命搞了十二年。至少十年”,他和邓小平一同表态“将来适当地时候再总结文革问题”,后来虽然否定文革,但没有彻底否定毛泽东。
八九年“六四”,陈云与邓小平站在一起,废黜赵紫阳,把赵紫阳的主张定性为分裂党,使得党内有“两个司令部”。而从某些方面看,陈云与邓小平实际上正是中共党的两个司令部,可在政治路线关键的时候,这两个司令部又变成一个司令部,即“邓小平陈云司令部”,赵紫阳不过是有职无权的新闻发言人。陈云在“六四”前表态“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坚决拥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即使后来任总书记的江泽民,也不是所谓“第三代核心”,在陈云眼里不过是又一傀儡。以前批示给赵紫阳的文件,现在又转到江泽民头上,陈云眼里哪里有什么民主制度,党内民主更没有。陈云在世期间电视台播出了《陈云出川》电视剧,里面有虚构成分,陈云不满意就批示不要再放映这部片子。江泽民就赶紧在政治局会议上制定有关规定,停止电视剧播出,禁止未经批准就拍摄有关中央领导人的影视文学作品。至于中共取消中央顾问委员会,邓小平与陈云两人商议才决定,两人太上皇,共同执政,影响了中国三十多年。是是非非,是福是祸,如今很多内情未解密,更多真相仍待后人评说。
陈云反对新闻、言论自由
陈云邓小平之间权力交锋和制衡关系
邓小平、陈云的关系,现在公开的资料,基本上都是展示邓小平与陈云共同决策同意的事情,如陈云、邓小平把中央主席华国锋挤下台,让胡耀邦当中央主席,事实上成为邓小平、陈云的新闻发言人。当时也有人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央主席,但陈云公开说“小平同志不愿意干”,邓小平自己也知趣说“担任中央主席不相宜”,邓小平当主席,陈云不同意,陈云也不愿当这个没有实权的空职,最后挑了一个当时并没有多少政治级别的胡耀邦、赵紫阳,当了总书记的胡耀邦、赵紫阳,处处听从邓小平、陈云的批示。
胡、赵实际是高级办事员,只能遵从邓小平、陈云处处发号施令。如赵紫阳主张国库券“允许到银行贴现”,陈云批评“不能搞”,否决了赵紫阳的意见;陈云还批评胡耀邦这样的“一把手”“却是常委不常开会”,批评胡耀邦不讲民主,实际上胡耀邦、赵紫阳面对太上皇发号施令,什么民主制度也没有用。邓小平出三卷文选,陈云也出三卷文选(后来江泽民也模仿出三卷)。至于邓小平、陈云两人决策出现矛盾的事情,不见诸公开,一旦解密核心档案,就不难找到两人处理事情暴露出来的矛盾。
李鹏推动六四天安门镇压 赵紫阳主张退让
过去,外界对六四前夕中南海高层运作的理解,都要依靠海外出版的《天安门真相》。这次人民出版社印行的《陈云晚年岁月》,印证一些流传海外的材料的真确性。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证实了六四事件中最关键的一幕,也即是1985年5月17日发生的“元老密会”。
书中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5月16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多数人认为,当前形势十分严峻,对动乱绝不能退让。赵紫阳坚持退让,与多数常委的意见形成鲜明对比。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召开会议,多数人反对赵紫阳主张退让的意见。会议决定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在这种关键时刻,赵紫阳要求辞职,受到严厉批评。
李鹏于17日“及时地就十六、十七日中央常委会的决定和近期动乱的情况,向中顾委在京委员会议做了通报”。在李鹏的推动下,“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等老同志坚决支持多数常委会议的意见,拥护中央(戒严)的决定。”
从此书资料可见,当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先在5月16日晚开会,未能达成共识,但翌日晚上元老们就跨过了政治局常委,做出戒严的决定。
过去中国官方发布的记录,只着重突出“赵紫阳不听常委多数同志的意见”,但《陈云晚年岁月》中却明确提到李鹏在事件中的关键影响。由于此书得到中共正式授权,可信性可谓十分高。
《陈云晚年岁月》另一重要的信息就是,当年的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确实没有支持戒严。书中提到,“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等老同志坚决支持”李鹏,唯独杨尚昆不在其中。杨尚昆当时也有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参加会议。
薄瓜瓜陈晓丹政治联姻 薄熙来处境微妙寻求政治联盟
*薄瓜瓜陈晓丹亲密照在网上流传*
薄瓜瓜被爆与陈晓丹拍拖一年多,日前在中国大陆的网站上流传了大批薄瓜瓜和陈晓丹的亲密照,据称多达400多张,其中大部分是两人去年夏天在西藏游玩的照片。
香港星岛日报的报道说,相片中,两人均面对镜头,并非偷拍,而且表现恩爱,薄瓜瓜不时揽着陈晓丹腰部拍照,甚至还有薄瓜瓜背着陈晓丹,打情骂俏的相片。
从照片上还可以看见两人游玩拍照时,随行有多辆警车、轿车停在路边等候。有网民声称,薄瓜瓜和陈晓丹游西藏时享受特级待遇,全程有警车开路,浪费公共资源。许多网民对薄熙来说一套做一套,放任家人搞特权的行为颇为愤怒。
除此之外,也有网民把这一事件与中共的高层政治联系起来,认为薄瓜瓜和陈晓丹的恋情相当于一种政治联姻。这些网民称,薄熙来在国内外既有支持者,也有反对派。由于中共十八大临近,各派力量正处于较劲之中,薄熙来的处境不但微妙而且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儿子才与陈云的孙女结缘,用以加强自己的政治联盟。
据媒体介绍,现年23岁的薄瓜瓜自幼赴英国留学,是哈罗公学的第一位中国学生。他2005年底进入牛津大学,2009年当选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目前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攻读。
陈晓丹也在哈佛大学读书,目前在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凭借其显赫的家庭背景,陈晓丹近年在国外的名媛舞会中相当活跃。2006年,18岁的陈晓丹因获邀参加法国著名的名媛成人礼舞会而走进公众视线。
2011年 2月 22日
李鹏六四日记:除赵紫阳所有人都支持邓小平军事镇压
鲍朴还说,日记中还讲述了官方文件中没有记录的一些情况,包括有多少部队参与了镇压,以及军队的部署地点等。
同时,从日记中还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内部权力层中的交锋。香港《南华早报》引用李鹏在日记中的话说,李鹏从动乱的一开始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李鹏说:“我宁愿牺牲自己和家人的性命,也要阻止示威失控,变成好像文化大革命一样的悲剧。”
《南华早报》的报道还说,李鹏在日记中提到,是邓小平决定派军队进入北京及实施戒严的,除了赵紫阳,所有人都支持邓小平的决定。
真实性?
鲍朴证实李鹏日记的手稿是由一位中间人转交给他的,但他不想说这位中间人是谁以及草稿是如何转交给他的。
鲍朴承认日记的真实性仍存有疑问,他们花了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来鉴别日记的真伪,其中包括把日记中的一些事实与公开出版的资料进行对比,同时还请不同的专家进行鉴定。
然而,鲍朴补充说即使仍有疑问,但他们将会出版该日记。他还表示他相信日记是真实的。鲍朴去年出版了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回忆录。
赵紫阳由于不支持对学生的镇压而被迫下台,后一直遭到软禁。
据悉,现年81岁的李鹏目前已经重病在身。
BBC在北京的记者白麦克说,如果日记是真实的话,这可能是李鹏等人首次试图为当年“六四”事件做辩解的努力。
2010年6月4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4:39
李鹏: 邓小平决定派军队实施六四镇压
此前鲍朴曾对媒体表示,他是通过“中间人”拿到的日记手稿,并通过多种途径证实日记的真实性。但路透社周六引述接近北京高层的匿名人士的话说,李鹏“从来没有同意”鲍朴出版他的日记。原定的两万册日记出版之前已经开始有网络版流行,内容详细记录了“六四”前后的事件和决策过程。
外界普遍认为李鹏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流血事件的主要负责者之一。
李鹏说:“我宁愿牺牲自己和家人的性命,也要阻止示威失控,变成文化大革命一样的悲剧。”李鹏在日记中提到,是邓小平决定派军队进入北京及实施戒严的,除了赵紫阳,所有人都支持邓小平的决定。
有分析认为,李鹏的说法似乎是在为自己开脱责任。但不管内容如何,目前的中共当局显然不希望有任何出版物构起人们对“六四”的记忆。
2010年 6月 19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6:34
陈云坚决六四天安门镇压 对赵紫阳不满
抱病返京 统一认识
该书透露,赵发表讲话之后,「陈云再也无心在杭州休养,五月七日,他由杭州返回北京。」他支持在北京地区实行戒严等强硬措施。该书描述,「陈云从杭州回到北京后,始终抱病参与处理六四动乱问题的一系列工作。在这期间,為统一老同志之间的认识,使大家在紧要关头团结在邓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周围,与党中央保持一致。陈云不顾八十四岁高龄,连续找一些老同志和部队老将军谈话,并就坚决反对动乱的问题与中顾委常委们交换意见。」
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主持中顾委常委会会议,讲了两点意见:
第一,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
第二,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
不过,对於六四之后中共进行党员重新登记,陈云却主张採取实事求是、处理从宽的态度。该书透露,陈云提出,「在党员登记工作中,暂缓慢登记可以有,但是要把政治问题同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分开。在政治问题上,除了要格外慎重,只要检讨了,这就是纪录在案了,不要扭住不放。扭住不放,不是我们党的好作风。在这方面,我们党是有深刻的历史教训的。」
事前严厉 事后宽松 对赵紫阳不满
该书透露,陈云同意邓小平提出由江泽民担任中共总书记。《陈云传》一书则透露,陈云对赵紫阳相当不原谅。比如陈云在八九年六月二十日的发言:「赵紫阳同志辜负了党对他的期望。同意中央对赵紫阳同志的处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送审的关於赵紫阳六四中所犯错误的报告上,陈云批示:「同意。对於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赵紫阳同志从来没有作过自我批评,赵紫阳同志长期重用一批有严重资產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人。倡导改革开放的,是以邓小平同志為核心的党中央,并不是赵紫阳同志。」他还批评赵在经济工作中的失误:「中央下放权力过多,削弱了国家调控经济的能力。」
2011年8月1日
薄瓜瓜陈晓丹拥有美国绿卡 防政局变化留后路逃往海外
24岁的薄瓜瓜,爷爷为中国已故领导人薄一波,父亲为“唱红打黑”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英国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哲学系毕业,现就读美国哈佛大学甘迺迪学院。
陈晓丹,今年23岁,爷爷为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云,父亲为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美国宾州大学华顿商学院毕业,现在美国哈佛大学读MBA。
今年2月8日,网友在新浪微博中发布了一条消息,内容是:“美国政府统计,中共部级以上的官员(包含已退位)的儿子辈74.5%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孙子辈有美国公民身份达到91%或以上。”此消息在很短时间里便遭到删除。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表示:“国外的身份本身就一种特权的象征,表示他优越的象征,第二当然是他们留的一个后路,就是万一在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变化,或者贪污这类的问题,他就有了一个保票,就可以跑到美国来。所以我想,这个美国绿卡是他们特权的证明书。”
【2011年04月03日】
解放军退役军人抗议政府 辛子陵批评曾庆红被软禁
76岁的辛子陵,原名宋科,解放军军政大学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著有《毛泽东全传》(四卷)、《红太阳的陨落》等反思历史的作品。他今年二月在官方一个退休科技人员聚餐会上发表《形势与前途的讲话》,讲到“只有理直气壮走资本主义道路,经济才能发展起来……不过,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共产党领导的,是新资本主义”以及“我对锦涛同志有两点谏言:对内不可批温家宝,对外不可发动第二次抗美援朝等,此后被当局约谈话指他的讲话违背了“四项基本原则”,挑拨中南海高层之间的关系;公开传播敌对势力关于“曾庆红的儿子在澳大利亚买幢豪宅,花了2.5亿元人民币”的言论,并宣布对他立案审查,“不许离开北京,不许在网上发表文章,不许在各种场合演讲,不许参加各种聚会,在家写检查作交代”。辛子陵曾先后向组织上递交的四份自辩书不果,至今各项自由受限。
周一是中国的八一建军节,据军转qq 群消息:江西省宜昌市近200名企业军转干部冒着高温酷暑冲破拦堵到市政府大门口,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四周年。两条横幅挂在市政府大门两边,一条是:“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四周年”,另一条是:“请求市领导按《信访条例》规定建立信访接待日制度。企业军转干部代表讲了话,战友们相互交流了节日的心情,部分战友还和到现场劝访的官员对了话,要求市领导接见军转干部代表,批评市军转办说话不算数,许诺的“八一”座谈会也不开。大家表示市领导不见企业军转干部代表、不全面落实中央制定的军转干部政策,上访绝不停止。由于天气炎热,10点钟庆祝活动结束。
而陕西西安的企业军转干部维权骨干李先生说在这个原本属于他们的节日里,强烈感受到并非荣耀而是被遗弃。“政府不理我们,找他们他们光是答应的好但不解决问题,好像就是被遗弃的感觉。”陕西省各地企业军转干部近月多次走上街头,拉横幅挂看板向公众介绍国家军转政策以及敦促地方政府落实,他们从未放弃努力,却面临着极大压力。李先生说:“我们都在干,但压力大得很,政府找单位叫我不要非正常上访,但正常上访没人管。”
近年频频发起集体请愿活动,动辄数百近千人的山东烟台军转干部在这一天,也没有活动。该市军转干部曲先生告诉本台,前几天官方走访了一些维权代表。“八一前面当地政府和一些军转干部代表座谈了一下、走访了一下。以政府来讲要解决上访搞稳定这块。什么叫稳定?大家都满意了都感到公平了社会才能稳定,很多问题都没解决,都感到很不公,这种时候你想稳定恐怕不现实。”
官方四月份答应按照该市职工平均收入调整企业军转工资至今未落实,这是首次以调整而非解困回应这一群体多年诉求,但离军转们所要求的恢复一个身份两个待遇,即按照国家公务员标准调整收入仍相去甚远。
曲先生说:“企业军转分配到企业,国家赋予的干部身份被剥夺了,血比汗贵,在同等条件下参军的和地方公务员相比,我们应该高于起码等于他们的水平,但他们刚刚踏入社会的公务员都比我们高,这个我们感到很不公平。再就是参战老兵这块可能还不如军转干部这块,也解决了一部分,起码能吃上饭,解决个生存危机吧!还有一部分是义务兵、志愿兵、没参加过战斗这块,回来以后恐怕到现在还没有什么照顾。”
据网络消息, 八一上午,桂林恭城平安乡各个村的六十多名退伍军人,包括上世纪五十年代朝鲜战争即官方所谓抗美援朝参战老兵,再次就待遇问题到乡政府进行上访。
与此同时,解放军大校、北京国防大学退休学者辛子陵处于软禁以及噤声之中。本台记者周一致电时他说:“ 还没结束,所以咱们现在不能多谈,我现在还是软禁状态。(出门都不行?)对。”
2011-08-01
胡锦涛和谐社会不和谐 暴力维稳维而不稳
由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进行的这项调查,涉及中国30个省会城市,内容包括公共服务、公民权利和治理方式等三个方面。调查样本为6577个,调查方式为入户调查。
组织者说,满分为100分,可是分数最高的南京市才得60.76分,分数最低的兰州市不过47分多一点。2010年各省会的平均得分为54分。
对于这个结果,天则研究所副所长冯兴元评论说:“这说明,我们整个中国的治理离‘良治’距离非常远。 ”
值得注意的是,治理方式的得分明显低于公共服务和公民权利的分数。治理方式是指人大选举、信息公开、民间组织发展、政治参与、官员廉洁、政府信任度等。
*暴力执法相当普遍*
天则所公共治理项目经理宋厚泽说,政府信任水平总体来说比较低,信息公开制度也有待完善,政府人员执法不规范的现象十分严重。
他说:“有一半受访者反映,他们遇到过乱收费和城管暴力执法的现象。城管暴力执法可以代表一个城市一般的治理水平。”
此外,参政议政途径不畅。宋厚泽说,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当地政府从不开听证会征求居民意见。
至于民间组织,他说,近两年虽有较大发展,可是仍有很多人连本地一个民间组织的名字都说不上来,只有8.5%的受访者在过去一年里参加过民间组织的活动。
*弱势群体表达意愿低*
居民意见表达不畅,是这项调查发现的又一个问题。57%的受访者表示,如果他们对政府有意见,也不会说出来,因为说也没用。
即便愿意表达的人,通过体制内的途径---如政府热线、人大政协等---进行表达的不到一半。其余的人更愿意通过网络发表意见,表达不满。
宋厚泽说,令人堪忧的是,社会中低收入、低学历的弱势群体,最不愿意公开表达意见。“他们遇到社会不公平的待遇可能最多,但反而他们表达出来的意愿最小。所以说,很多冲突被无形中掩埋下来了。”
*政府没有透明度*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天则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周业安认为,治理方式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比如,如何把选举落实到基层、如何增强政府透明度等。
周业安说:“这也是大家反映最强烈的。动车(追尾)事件、红十字会事件,都是反映透明度问题。透明度缺乏后,那么治理方式上(得分)普遍偏低是很正常的。”
调查报告说,公共服务方面的得分稍高,但存在着服务均等化不够的问题。外来务工人员不能享受到和当地城市人口相同的公共服务,差异最大的领域为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
*百姓很难监督政府*
谈到调查的目的,天则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说,现在中国最有权势的就是政府,而百姓则很难监督政府。天则开展这方面的调查研究,“有点监督的味道,而且我们给政府的评价,无形中形成了一个竞争的环境。”
根据这项调查,2010年公共治理情况较好的城市有:南京、杭州、西安、北京、上海、沈阳、成都、呼和浩特。水平较差的是福州、贵阳和兰州。其他省会城市属于一般水平。
2011年 8月 01日
联合国呼吁胡锦涛政府释放刘晓波夫妇
*意见书:中国违反国际人权法律*
国际人权组织“现在就要自由”(Freedom Now),星期一公布联合国任意羁押工作小组(UN Working Group on Arbitrary Detention)针对刘晓波和刘霞案作成的意见书。意见书指称,对两人的羁押和软禁,违反了中国在国际人权法之下的义务。
第15/2011号意见书说,被允许的政治言论限制必须受到严格的规范,中国政府“并没有对干预刘晓波政治言论的自由提出合理的解释。”
第16/2011号意见书说,对刘霞的软禁“等同于一种羁押”,刘霞有权利面对法官并接受法律咨询。
*要求立即释放并赔偿刘晓波夫妇*
任意羁押工作小组提醒中国政府,必须遵守国际人权相关法律,不得有任意羁押行为,并且应立即释放被羁押人士,对他们提供应有的赔偿。
推动联合国任意羁押工作小组对刘晓波夫妇案进行调查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说,要促成刘晓波获释是一个长期工作,但因刘晓波案可能成为中国人权状况的一个突破口,他们将继续为刘晓波夫妇的获释而努力。
*杨建利:刘案为中国人权突破口*
他说:““因为刘晓波和刘霞的状况是中国人权状况的象征,而且他们问题的解决也是一个突破口,所以我们就一直关注刘晓波的状况,继续努力为他的自由在工作。一旦他的案子能够有些突破或者有些松动的话,那么其他的也都可能会有松动。”
*决战中国人权理事会资格*
杨建利说,“公民力量”在推动中国改善人权的工作上,已开始将努力方向转移,除了中国政府外也要找出重大人权事件的具体负责人,并透过联合国及各国政府向北京当局施压。
他说,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资格将于明年5月到期,“公民力量”将利用中国政府试图保卫这个资格的时机,为中国的人权进行决战。
他说:“这是一场决战,也是对国际社会的一个测验,这是我们将会投入很多的精力、大量的精力和资源的一个重要工作,中国政府现在也不敢保证说,虽然我现在慢慢强大,我在国际社会说话的份量也慢慢加大,它也不敢保证,一定能够留在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里。”
*中国:中国公民可批评政府*
中国政府四月间在回复工作小组关于刘晓波案的问题时说,中国公民享有包括可批评政府在内的言论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与国际公民和政治权公约相符,刘晓波是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被判刑,并非因为他推动或保护人权。
对于刘霞案,中国政府三月间回复工作小组说,中国已对工作小组关注的事项和相关情况进行详细调查,中国并没有对刘霞作出强制性的法律行为。
2011年 8月 01日
The Unknown Rebel (Tank Man 王维林)
Tank Man: 王维林 |
The meaning of his moment--it was no more than that--was instantly decipherable in any tongue, to any age: even the billions who cannot read and those who have never heard of Mao Zedong could follow what the "tank man" did. A small, unexceptional figure in slacks and white shirt, carrying what looks to be his shopping, posts himself before an approaching tank, with a line of 17 more tanks behind it. The tank swerves right; he, to block it, moves left. The tank swerves left; he moves right. Then this anonymous bystander clambers up onto the vehicle of war and says something to its driver, which comes down to us as: "Why are you here? My city is in chaos because of you." One lone Everyman standing up to machinery, to force, to all the massed weigh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the largest nation in the world, comprising more than 1 billion people--while its all powerful leaders remain, as ever, in hiding somewhere within the bowels of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Occasionally, unexpectedly, history consents to disguise itself as allegory, and China, which traffics in grand impersonals, has often led the world in mass-producing symbols in block capitals. The man who defied the tank was standing, as it happens, on the Avenue of Eternal Peace, just a minute away from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which leads into the Forbidden City. Nearby Tiananmen Square--the very heart of the Middle Kingdom, where students had demonstrated in 1919; where Mao had proclaimed a "People's Republic" in 1949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people who had "stood up"; and where leaders customarily inspect their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roops--is a virtual monument to People Power in the abstract. Its western edge is taken up by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ts eastern side is dominated by the Museum of Chinese Revolution. The Mao Zedong mausoleum swallows up its southern face.
For seven weeks, though, in the late spring of 1989--the modern year of revolutions--the Chinese people took back the square, first a few workers and students and teachers and soldiers, then more and more, until more than 1 million had assembled there. They set up, in the heart of the ancient nation, their own world within the world, complete with a daily newspaper, a broadcasting tent, even a 30-ft. plaster-covered statue they called the "Goddess of Democracy." Their "conference hall" was a Kentucky Fried Chicken parlor on the southwest corner of the square, and their spokesmen were 3,000 hunger strikers who spilled all over the central Monument to the People's Heroes. The unofficials even took over, and reversed, the formal symbolism of the government's ritual pageantry: when Mikhail Gorbachev came to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for a grand state banquet during the demonstrations--the first visit by a Soviet leader in 30 years--he had to steal in by the back door.
As soon as the man had descended from the tank, anxious onlookers pulled him to safety, and the waters of anonymity closed around him once more. Some people said he was called Wang Weilin, was 19 years old and a student; others said not even that much could be confirmed. Some said he was a factory worker's son, others that he looked like a provincial just arrived in the capital by train. When American newsmen asked Chinese leader Jiang Zemin a year later what had happened to the symbol of Chinese freedom--caught by foreign cameramen and broadcast around the world--he replied, not very ringingly, "I think never killed."
In fact, the image of the man before the tank simplified--even distorted--as many complex truths as any image does. The students leading the demonstrations were not always peace loving and notoriously bickered among themselves; many were moved by needs less lofty than pure freedom. At least seven retired generals had written to the People's Daily opposing the imposition of martial law, and many of the soldiers sent to put down the demonstrators were surely as young, as confused and as uncommitted to aggression as many of the students were. As one of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s leaders said, the heroes of the tank picture are two: the unknown figure who risked his life by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juggernaut and the driver who rose to the moral challenge by refusing to mow down his compatriot.
Nine years after the June 4 incident, moreover, it's unclear how much the agitators for democracy actually achieved. Li Peng, who oversaw the crackdown on them, is still near the top of China's hierarchy. Jiang, who proved his colors by coming down hard on demonstrators in Shanghai, is now the country's President. And on a bright winter morning, Tiananmen Square is still filled, as it was then, with bird-faced kites and peasants from the countryside lining up to have their photos taken amid the monuments to Mao.
Yet for all the qualifications, the man who stood before the tanks reminded us that the conviction of the young can generate a courage that their elders sometimes lack. And, like student rebels everywhere, he stood up against the very Great Man of History theory. In China in particular, a Celestial Empire that has often seemed to be ruled by committee, a "mandate of Heaven" consecrated to the might of the collective, the individual has sometimes been seen as hardly more than a work unit in some impersonal equation. A "small number" were killed, Mao once said of the death of 70,000, and in his Great Leap Forward, at least 20 million more were sacrificed to a leader's theories. In that context, the man before the tank seems almost a counter-Mao, daring to act as the common-man hero tirelessly promoted by propaganda and serving as a rebuke--or asterisk, at least--to the leaders and revolutionaries who share these pages.
The hero--so ran Boorstin's prophecy--was being replaced by the celebrity, and where once our leaders seemed grander versions of ourselves, now they just looked like us on a giant screen. Nowadays, as we read about the purported telephone messages of a sitting President and listen to the future King of England whisper to his mistress, the power of technology not just to dehumanize but to demystify seems 30 times stronger than even Boorstin predicted.
But the man with the tank showed us another face, so to speak, of the camera and gave us an instance in which the image did not cut humanity down to size but elevated and affirmed it, serving as an instrument for democracy and justice. Instead of making the lofty trivial, as it so often seems to do, the image made the passing eternal and assisted in the resistance of an airbrushed history written by the winners. Technology, which can so often implement violence or oppression, can also give a nobody a voice and play havoc with power's vertical divisions by making a gesture speak a thousand words. The entire Tiananmen uprising, in fact, was a subversion underwritten by machines, which obey no government and observe no borders: the protesters got around official restrictions by communicating with friends abroad via fax; they followed their own progress--unrecorded on Chinese TV--by watching themselves on foreigners' satellite sets in the Beijing Hotel; and in subsequent years they have used the Internet--and their Western training--to claim and disseminate an economic freedom they could not get politically.
The second half of the century now ending has been shadowed by one overwhelming, ungovernable thought: that the moods, even the whims, of a single individual, post-Oppenheimer, could destroy much of the globe in a moment. Yet the image of the man before the tank stands for the other side of that dark truth: that in a world ever more connected, the actions of a regular individual can light up the whole globe in an instant. And for centuries the walls of the grand palaces and castles of the Old World have been filled with ceremonial and often highly flattering pictures of noblemen and bewigged women looking out toward the posterity they hope to shape.
But nowadays, in the video archives of the memory, playing in eternal rerun, are many new faces, unknown, that remind us how much history is made at the service entrance by people lopped out of the official photographs or working in obscurity to fashion our latest instruments and cures. In a century in which so many tried to impress their monogram on history, often in blood red, the man with the tank--Wang Weilin, or whoever--stands for the forces of the unnamed: the Unknown Soldier of a new Republic of the Image.
薄熙来之子薄瓜瓜与陈元女儿陈晓丹政治联姻缘
在内地网站流传的大批薄瓜瓜和陈晓丹的亲密照,据传多达四百余张,大部分是两人在西藏游玩的相片。两人当时穿着夏装,估计是夏天拍摄。相片中,两人均面对镜头,并非偷拍,而且表现恩爱,薄瓜瓜不时揽着陈晓丹腰部拍照,更有薄瓜瓜背着陈晓丹,打情骂悄的相片。
相片显示有其他朋友,包括外国友人,随同到西藏游玩,薄瓜瓜更与几名外国朋友嬉戏。陈晓丹则不时和藏民拍照。
这批相片的来源暂时不明,其中一个张贴了大批相片的讨论区,一名网名“UBC才子”的发帖者声称,自己也是“红色后代”。他留言说:“昨日突然听闻瓜瓜和陈晓丹谈恋爱。于是登录我近一年多没用的Face(Book),发现果然唉。之前瓜瓜是我Face好友,我就真的看到了那个陈晓丹的照片。结果我顺藤摸瓜,今天就发现陈加我好友了。于是果有了一些亲密照片。”
网民怀疑,这个“UBC才子”可能是薄瓜瓜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同学,也是中共高干子弟。
现年二十三岁的薄瓜瓜是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之子。自幼赴英留学,是哈罗公学首位中国学生,○五年底进入牛津大学,○九年当选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现在美国哈佛大学甘乃迪政治学院攻读。
同样在哈佛大学就读工商管理硕士的陈晓丹,是中共元老陈云孙女、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之女。凭其标致的外表及家庭背景,陈晓丹近年在国外的名媛舞会相当活跃。○六年出席巴黎“克利翁名媛舞会”。
(2011-02-18)
六四 The Tank Man: 王维林
1989年6月5日,“Tank Man”王维林试图阻挡军队的坦克而因此得名。实际上,“Tank Man”的真实名字是否真的就叫“王维林”,以及“王维林”在事件后的下落、命运如何,现今都已经无法得到确证。以至于,在2000年9月江泽民与CBS华莱士的访谈中,江说:“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底在那儿”。
然而,“Tank Man”王维林站在政府军队坦克前的画面,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式徽标。美国《时代周刊》评选“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0个人物”中,这位“不知名的反对者”(The Unknown Rebel)在列,评价说:“他的一个举动为这个世界重塑了勇气的象征”。
薄瓜瓜陈晓丹谈恋爱 甜蜜游西藏警车开道
薄的父亲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陈的父亲为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 2006年, 18岁的陈因获邀参加法国著名的名媛成人礼舞会( Crillon Ball)而走进公众视线。
陈晓丹档案
陈晓丹(23岁)
籍贯:上海
家庭背景:爷爷为中共已故元老陈云;父亲为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
经历:
·美国宾夕凡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毕业,现在哈佛大学读 MBA
·2006年参加法国著名的名媛成人礼舞会
薄瓜瓜档案
薄瓜瓜(23岁)
籍贯:山西
家庭背景:爷爷为中共已故元老薄一波;父亲为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经历:
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哲学系毕业,现就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
2009年当选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
2011-02-18 12:54
邓小平隔代接班人胡锦涛
胡锦涛隔代接班 无奈何江泽民根深叶茂
【2011年08月01日】
香港民众抗议中共暴力维稳体制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
星期一,香港多个人权团体组成的“监察国保行动组”成员高呼“还我高智晟”,“还我刘晓波”和“国保侵犯人权可耻”等口号,游行到位于香港岛市中心的解放军驻港部队总部,抗议中国当局对维权和政治异见人士的打压和迫害。
*“监察国保行动组”展示国保酷刑十大辣招*
“监察国保行动组”人员向媒体展示了中国公安国保人员对维权人士实行酷刑的十大辣招示意图,包括用电棒击打生殖器、半空悬吊和不许睡觉。
示威活动的带头人、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说,无论是现在仍然被强制失踪的维权律师高智晟,还是已被释放但仍失去自由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以及前不久获释但一反常态不肯对外说话的滕彪和江天勇等维权律师,都遭到中国当局的法外监禁和某种程度的酷刑。
蔡耀昌说:“我们今天来到解放军驻港总部是抗议中国政府未经审讯强行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和施行酷刑,现在促请中国政府停止残害维权和异见人士,释放高智晟和陈光诚等维权人士。我们也强烈谴责中国政府肆意打压和违反宪法赋予人们的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并以残暴的手段逼害维权人士。”
香港示威人士一般选择到中联办抗议北京当局的政策,而解放军驻港部队通过军营开放日等活动和严格的军人纪律给许多港人留下了良好印象,博得不少港人的赞许和信任。
*蔡耀昌:解放军应国家化人民化*
蔡耀昌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说,这次选择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总部示威是因为解放军所代表和支持的政权正是迫害维权人士和政治异见人士的中共当局。
蔡耀昌说:“当然我们今天的矛头是指向中国的公安,尤其是国保对维权人士的逼害。但我们当然也知道解放军,尤其是22年前在六四事件中解放军很残暴地屠杀和镇压北京的人民和学生。我们都希望我们中国的武装部队,无论是解放军还是公安,都应该国家化、人民化,不为一个专制政权服务,应该真正为广大人民服务。”
香港警方以超出示威人士几倍的警力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总部外戒备,并用扩音器多次打断示威人士的讲话,要求他们到指定的示威区合法表达自己的诉求。在总部大楼上,穿迷彩服的解放军人员至少在两处架起摄影机,拍摄现场的示威人士。
2011年 8月 01日
共产党暴力维稳体制实质上是维而不稳
举例来说,2009年7月29日清晨,北京市公安局对著名法学教授、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北京公盟法律中心主任许志勇博士实施刑事拘留,同时拘留了一名机构财务人员。当时,外界并不知道此事。
7月29日上午10点,北京市公安局国保警察给我来电话,要求我不要介入公盟的事情,特别是提到我和另外一个民间组织负责人准备去北京市民政局为公盟讨说法的行动意向。我口头上答应了国保的意见。
5分钟后,北京益仁平中心工作人员通过网络实时在线MSN传来信息,说北京市文化执法大队两名穿制服的执法人员来到他们办公室,调查他们的出版物。我立即询问消息可否发布?回答说内部询问一下领导意见。同时,我通过MSN和SKYPE传给一些活跃人士,同样询问可否发布?我说等一下。益仁平很快回信可以发布。我对外说可以发布了。我的一位联系人表示,已经发布到推特上面去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有趣。两家国际电视台在执法人员到达一个小时后来到现场,执法人员在拍摄,记者也在拍摄。网络上的传播就非常广泛了。一个新闻传播事件诞生了。
晚上,许志勇失去联系的消息传出。人们开始关注和营救中国维权运动的代表人物许志勇博士。有人询问,和专制当局的决战时机是否成熟?我回答道,我们必须应战。这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
2009年夏天,中国出现流行语“许志勇,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在北京大学校园、在看守所门前、在街头、在网络上,人们呼喊许志勇回家吃饭。中国法学界泰斗江平先生最后站出来要求释放许志勇。8月24日,许志勇回家了。
2009年的公盟事件,标志着中国政府对维权组织和公民社会全面打压的开始。打压伴随全面的社会反抗,中国政府根本不能实现其控制或消灭民间维权组织和公民组织的目标。相反,在打压依照法律维权和为人民服务的公民组织后,中国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更多人走到了政治上更加积极或激烈反对或挑战中共体制的立场上。中共暴力维稳体制实质上是维而不稳,而稳定恰恰就在其维稳行动中被破坏。
2011年7月31日
李长春系中宣部温州动车事故下封口令 民众反感
本台曾报导29日是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第七天,遇难者“头七”,许多大陆媒体大篇幅悼念死难者。然而,当天晚上许多媒体收到有关部门转达李长春、刘云山系中宣部指令,称鉴于事件引发「境内外舆情趋于复杂」,要求各媒体,包括子报子刊及新闻网站禁止报导温州动车事故,只能正面报导及转发官方消息。
据网友上传消息,禁令让「二十一世纪经济报导」、「新京报」、「钱江晚报」、「华商报」等报纸被迫连夜撤下数个版面。《21世纪经济报导》的编辑抱怨,原本有八个版的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的相关报导,晚间禁令到达后,不得不临时撤版换稿;财经周报《中国经营报》则有8个相关版面被迫临时换搞。《新京报》撤下了A15版《逝者》、A16版《目击:我们都是幸存者》等多个版面;浙江的《钱江晚报》撤下了两个版的《停下1分钟》;西安《华商报》撤下了3个版的评论周刊。
新京报的一位编辑在撤版后在微博表示《:“坚持又坚持、妥协又妥协之后,仅存的4个版也被和谐。长歌当哭。没办法,我们要为2000多新京报员工的饭碗考虑。”
作为只报道体育赛事的《东方体育日报》在七月29日周末班版中头版以“封口封博,封不住哀思”作为标题,九个大字占去了版面三分之一的位置,导文中则披露了国足教练向队员下达“封口令”和“封博令”不允许接受采访、不允许发微博。
《中国经营报》冲破中宣部的禁令,原本在8月1日发行的报纸,提早到今天发售。头版以“危险动车”作为标题,十个版面对事故进行报道十个版面中分别有《铁道部在掩饰什么》《请敬畏生命》《铁道部错位》《铁道部是铁心部》,文中并且原了追尾前后16分钟发生的事情。电影人程青松在微博上评价到“我听到的是号角声”
《经济观察报》也冲破中宣部的禁令,在头版以“分拆铁道部”作为标题,在第10版至16版以“温州没有奇迹”对追尾事故进行报道。最后一版下方出现了一张带血的动车票。
广州一位媒体人黄先生向本台表示:“有些媒体人还是坚持去做,《新京报》十个版用非常直接的方式来表达,没有用很隐约的方式来表达,《21世纪经济报导》12个版面统统被撤掉,在新媒体的年代还用这样的方式,这不仅是掩耳盗铃的问题了,是完全跟时代作对,这些作恶的人只能用「反言论自由」来形容他们。”
有多家报社的编辑在微博上贴出了因禁令被撤下的版面,也有记者转发无法上版的新闻。广州《南方都市报》以全黑首页,带出16版专题报道,总题为“真相是最好的纪念”,质问责任人,呼吁“我们拒绝用死亡叠加的高速发展,我们相信真相的力量”;《南方日报》的社论中提到:“应把经济发展步伐放慢点,让人民的尊严也能坐上高速列车,与社会同步”。
香港记者协会30日发表声明,表示温州火车追撞事故涉及逾200人死伤和铁路安全,各界应吸取教训,总理温家宝也表示,事故调查处理全过程要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记协呼吁温家宝亲自跟进事件,要求中宣部撤回指令,让真相公诸于世。记协主席麦燕庭告诉本台记者:“我们在30号看到中宣部下了禁令,之后的第二天国内传媒报道都相同,都是遇难者增加到40人赔偿额度提高到91.5万元人民币,新闻版面标题大小规格都一样,他们就是要统一所有媒体,让报道只有一个声音。”
身兼全国人大代表的前九铁主席田北辰表示打算致信温家宝,要求加入国务院就事故成立的调查委员会,出一分力,协助调查。他说,十分关注中国铁路的发展,除了关注事故发生的原因,也关注如何营救。
香港时事评论员潘小涛日前在facebook上发起维港两岸烛光悼念活动,数十名市民周六晚上自发到尖沙嘴文化中心,为死者默哀一分钟。潘小涛告诉本台记者:“身为香港人在这个时候还是很感动的,有的坐轮椅还专门来,有的是从屯门,本来可以在家里进行的,也不一定到现场,在心里面点燃蜡烛也是可以的,这件事是非常大的惨剧,香港往后也会有高铁,也要面对这样可能的意外,我们应该有点表示才对。”
2011-07-31
国际组织呼吁胡锦涛政府释放刘晓波
“现在就要自由”组织的创办人根泽说,“这是联合国作出的关键断言,认为中国政府拘留刘晓波和刘霞是公然违反了国际法。......我们今天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刘晓波和刘霞。”
2008年12月8号,中国作家也是文学批评家、人权和民主活动家的刘晓波从家中被警方抓走,他被捕前参与起草了《零八宪章》。该宪章呼吁中国执政党共产党结束一党专制,尊重人权,实行民主,实行法治。
他的妻子刘霞自去年10月8号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以来,一直处于实际上的被软禁状态中。
2011年 7月 31日
焦国标:讨伐中宣部
一、 中宣部怎么了?中宣部害了十四种大病
中宣部害的第一大病是工作方式巫婆神汉化。许多人都看过赵树理的 《小二黑结婚》,现在中宣部的工作方式堪比小二黑他爹二诸葛和小琴他妈三仙姑。在这两位大神眼里,今天“不宜栽种”,明天“不宜出行”,后天不宜娶媳妇,大后天不宜嫁闺女。中宣部整治新闻媒体不正与此德行类同吗?今天不许再提蒋彦永,明天不得反思非典,后天又有新禁忌,不得说媒体是“社会公器”,诸如此类。试问中宣部这些禁令都是怎么得来的?依据是什么?比刘修德和三仙姑的“结论”科学多少?他们的“不许”,毫无根据,绝对想当然,绝对人治, 绝对与人类基本文明准则背道而驰,与巫婆神汉违背基本科学常识属于同一个级别。
中宣部害的第二大病是权威程度罗马教会化。如今中宣部实在太正确了,正确得跟欧洲中世纪的罗马教会一样,势焰熏天,莫予毒也,炙手可热,谁碰到它都要被它烧糊半截,就跟柳宗元笔下永州之野产的那种异蛇一样,触草木,草木尽死,咬了人,没治。我们不能听任中宣部正确得像中世纪的罗马教会,我们不能听任中宣部部长神圣得像红衣大主教,我们不能听任中宣部厉害得像永州的异蛇。新闻媒体监督这个监督那个,谁敢监督宣传部?“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宣传部门处分了那么多的记者、老总,没谁敢吱声,难道宣传部永远正确吗?现在政府各部,无论依法行事的程度如何,总还有个法,可是中宣部发号施令根本没有章法,混同于巫婆神汉顺口胡扯, 悖逆最起码的人类政治文明,而其效力却是金口玉牙!中宣部是目前中国惟一不依法行政的死角,是法律的太阳照射不到的惟一的黑暗王国。中宣部是人民共和国最后一只黑箱,我们不能答应它平安而威力四射地存在。 中宣部害的第三大病是日本文部省化。日本文部省屡屡修改学校教 材,篡改侵华历史,把“侵入”改成“进入”。中宣部有过之而无不及,凡历史上的罪错皆不许提,反右、文革、饿死几千万农民、六四、 哈尔滨的宝马案等等,皆成禁忌字眼。这一切已经令所有媒介和学术中人忍无可忍,令普通民众伤心欲绝。
中宣部害的第四大病是宪法杀手。言论出版自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的权利,按道理说,中宣部既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传部, 就应该是言论出版自由的捍卫者,而实际上它却是宪法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最大侵害者,整个一个精神屠夫。自己制定的宪法,自己的政府职能部门不去努力保障它,却是千方百计地折磨它,践踏它, 这在当今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捍卫宪法,就不能不讨伐中宣部。
中宣部害的第五大病是背叛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理想,于行动上堕落为中国共产党的叛徒。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向国民党专制统治抗争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光彩夺目的时期。有人将此期的重庆《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和一般言论文章择要辑为《历史的先声》出版,竟遭中宣部查禁。这些文章言必称民主,言必称言论自由,是当时中国最伟大,最能代表先进文化方向的文章,而今居然遭到中宣部的查禁,足见中宣部已经如何深重地沉沦为共产党原初理想的敌人。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都应该鸣鼓而攻之,决不可坐视中宣部再如此随心所欲地乱党祸国下去。
中宣部害的第六大病是冷战思维的衣钵传人。中宣部吹风,凡涉美国, 必是敌意。“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 们就要反对。”这至今仍然是中宣部对外宣传和事关欧美新闻报道的指南。某出版社编辑报一个选题是《看美国人怎样治国》,总编辑一看题目,急了,问:“你什么意思?”总编辑这话的意思是,美国人的政治文明是不可赞美的。中宣部训话会一贯讲究的就是这样的导向。美国的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当你把它诬为臭狗屎的时候,实际上你已嗅着向真正的臭狗屎靠近或正在进食。心地光明磊落一些吧,中宣部!恢复正常的嗅觉,把狗屎称为狗屎,把香饽饽称为香饽饽才是你的出路。否则必然身败名裂,自己将自己挂上历史的 耻辱柱。实际上你已经声名狼籍太久,赶快悬崖勒马。
中宣部害的第七大病是中央精神的克扣者、阻挠者,而不是贯彻者。 媒介中人,特别是那些常到中宣部“领旨”听训的媒体领导人称:你听中央领导讲话,中国一片光明,大有希望,可是你一到中宣部听训, 中国简直是乌云翻滚,魔爪横伸,整个感觉中央精神的头号阳奉阴违 者,头号克扣者,头号反对者,头号否定者,头号干扰阻挠者,不是台湾,不是香港,不是贪官污吏,不是海外民运分子,不是美帝国主 义,不是法轮功,不是六四死难家属,而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中央宣传部。此时你禁不住产生今夕何夕的感觉,中宣部究竟是谁的中宣部, 它究竟是听谁的,今日域中,是光明的天下,还是黑暗的天下。笔者写此文,正值2004年两会,这本应是媒体最活跃,中国人政治生活 最自由的时期,可是你看媒体被中宣部收拾得个个“清心寡欲”,家家跟素食者似的,会上谈的一些重大问题,修宪、拆迁之类,都不许媒体自由言说,实在是与中央的中心工作对着干。
中宣部害的第八大病是冷血弱智病。日前与某杂志社一位朋友通电 话,无意间谈到他们最近一期杂志刊载的一组关于信访的文章。恰好我也看了这篇文章,他说:“这组文章影响不小,连中宣部都打来电话了,说这是迄今为止关于信访问题最大的一篇报道。”我立即回应道:“远远不够!应该做一期专号。你们这一期做的是什么呀?简直就是一趟浮光掠影的信访旅游,把信访者的苦难当风景看,隔靴搔痒, 太轻飘飘了。应该照着督促和帮助政府彻底解决信访问题的方向去做,脚踏实地而不是浮光掠影,追根溯源,竭尽媒介之力,坚决挖掉导致信访现象产生和存在的各级毒瘤。前不久在网上我发表一篇《给温总理的一封信》,提请并奉劝他们这一届政府,要拿三分之一的精 力,解决人民群体幸福感指数过低的问题。富裕固然重要,可是富裕 而不幸福,人文环境不适合人类居住,有背政府初衷,是国家的硬伤。 上访就是这样一块硬伤,是老百姓幸福感的头号杀手。我相信温总理 能够看到那封信。信访的存在是我们不可饶恕的罪恶,居然听任它存在几十年,实在太罪过!良心大大地坏了!”
听我此番话,这位朋友接着说:“中宣部的电话不是来鼓励的,而是来责备的。说这样报道会影响社会稳定。”我心中顿时无名火起: “这种混蛋!简直是弱智!上访者个个都是炸弹又能怎样?对于十三 亿中国人民来说,毕竟是极少数,怎么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何况上访 者十之八九都是蔫人,真正的暴烈之士根本不会去上访。长期听任上访的存在才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头号原因,宣传部的此类责备又是导致 上访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根源。如果媒体自由跟进,而不是像这样被各 界宣传部的冷血和愚昧封锁,上访现象早他妈八百年就绝迹了!”
形诸文字还客气了一些的,在电话里我跟泼妇和泼皮一样破口大骂, 没有一点风度和修养。我简直是出离愤怒了!报道上访怎么会影响社会稳定?不报道才会积累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面对一个个悲惨的上访故事,你们居然能无动于衷,竟责备媒体报道太过,实在是太铁石心肠!太愚昧,太冷血,太可恨了!这样的心智,这样的冷血,呆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发号施令,怎么能不误我苍生,误我中华!
非典期间,在卫生部举行的那次究竟该如何公开非典疫情真相的研讨 会上,有卫生部的官员担心和盘托出真相会引起恐慌,我当即怒不可 遏:“在座的不是都知道真相了吗?大家不都好好的没有一个寻死上 吊投井跳楼吗?别以为我们比老百姓高明多少!现在就可以通知媒体,召开新闻发布会,立即向国人公开疫情真相。”卫生部领导真是 “从善如流”,第二天果然公开了疫情,就是4月20日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张文康部长公开的那个来中国旅游很安全那个“真相”。我插这个曲是什么意思是?是想说明,有些政府官员要比普通人懒惰得多,冷血得多,也愚昧得多。他们大脑根本没有科学缜密思维的影子, 完全是跟着愚昧的感觉走,跟着愚昧的想当然下结论,做决策,下命 令。口口声声为社会效益计,为国家稳定计,本质上是“误国误民, 实乃千秋罪人!”
中宣部害的第九大病是庇护恶棍和腐败分子。年前各新闻媒体都传达 了中宣部吹胡子瞪眼睛转达的二十五个“不准”,其中一个“不准” 是不准各家新闻媒体报道云南省委宣传部长被“双规”的消息。为什 么不准报道?说是这影响了宣传系统的形象。这个理由太邪恶!宣传部没有免于被监督的特权。不许报道云南省委宣传部长被“双规”, 试问你代表了谁的利益?你代表了“双规分子”的利益!这一“不 准”,让新闻记者扼腕痛惜,让腐败分子暗暗称快,这不是一个以宣 传“三个代表”为业的机构可以说出口的话。真正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请问一切正义之士: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宣部封杀无数新闻报道,每一个报道里都是小民被欺;封杀一个报道就是纵容继续欺压小民,做恶人的帮凶。
中宣部害的第十大病是吃里扒外。新闻媒体被中宣部管得跟三孙子一 样灰头土脸。你管他就应该保护它,可是记者屡屡被打,从来没见中 宣部站出来为记者说话,给记者撑腰。修理记者的办法一套一套,层出不穷,可到记者需要你为他们鸣冤撑腰讨公道的时候,你乌龟王八 脖子一缩,生死由他去,屁都不放一个!
中宣部害的第十一大病,表面上的精神贵族,实际上的金钱奴隶,铜臭十足,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们对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随意叫 “停”,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稳定压倒一切”,许多时候实际是权钱交易,是权力寻租,是受恶人之托,忠恶人之事,拿党和国家赋予的 媒介管理权为腐败分子减祸消灾,谋取私利。据一些大型网站和著名报刊的从业者介绍,中宣部一些人常以宣传为名,指令媒体免费给一 些文化商品做广告。媒体该收的广告费免去了,可是广告主的广告费没有免,哪去了?进了“叫停”者的腰包。另据可靠消息,宁波普陀区曾拿八十万请中宣部摆平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天津一个卫生事件 的当事人也曾拿出几十万元贿赂中宣部,求中宣部封杀中央电视台的报道。看起来是封杀一个报道,实际上就是庇护一群或一个恶棍,是延续一个灾难,是出卖党和政府的形象以换取非法利益。最近,中宣部下令封死宝马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有没有接受事主的黑钱?我们不能不提出质疑。
中宣部害的第十二大病,嫉妒贤德,谁冒头就封杀谁,谁的正义感突 出就“活埋”谁。现在中国不能有畅销书,哪本书畅销接着必有中宣部跑步“灭火”。理由冠冕堂皇,内心阴暗无比。封杀一本有创意的走红新书,就是扼杀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摁下去一个有正义感的记者或学者或报纸,就是摧灭中国社会的正气。当下中国社会,之所以精神创造力枯萎,道德沦丧,正义泯灭,邪恶势力猖獗,正气弱如游丝, 中宣部要负百分之九十九的罪责。中宣部败坏了中国政治道德和社会道德。
中宣部害的第十三大病,中国弱势群体灾难的二级制造者。民工欠薪多年,为什么直到温总理时代才真正着手解决?宣传部一向不许媒体报道,欠薪问题进入不了国人的视野,怎么可能解决?上访为什么几 十年不绝,有的祖孙几代上访,前仆后继,为什么?宣传部为无数的罪恶捂着盖子。计划生育有多少惨绝的事,都因为得不到媒体的报道 而屡屡重演。恶人不怕见官,就怕见报,新闻媒体本来可以为中国人民做一万件好事,解决一万件灾难,只因宣传部愚昧落后的思维方式 和霸道武断的工作方式,却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件被勒令禁绝,宣传部系统整个就是中国弱势群体灾难的延续者和二级制造者。
中宣部害的第十四大病,媒体老总们的是非感、正义感、文明感的戕杀者。每次听中宣部训话归来,受训的媒体领导都大倒苦水,说坐在中宣部的会议室里简直是时光倒流,中宣部的那套说辞实在太违背时代潮流。看上去他们好胳膊好腿去,好胳膊好腿回,没有半点损伤, 实际他们内心被大大挫伤,他们的是非感、正义感和文明感被中宣部 的训话彻底地损伤了。是非感的伤害是世间最大的伤害,正义感的被蹂躏是最残暴的蹂躏。
二、怎样拯救中宣部?上下二策拯救中宣部
上策,撤消各级宣传部。美国有宣传部吗?英国有吗?欧洲有吗?都没有。谁有宣传部?纳粹德国有宣传部,而且曾涌现出一位著名的部 长,就是戈培尔博士,“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这条谎言的发明者。国民党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有宣传部,当时的中心工作是宣传 “共产党共产共妻”,宣传朱毛的队伍是“共匪”。宣传部本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它的核心工作是好事无中生有,坏事有中生无;好事小的化大,坏事大的化小;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不知客观为何物,与实事求是的精神背道而驰。殊不知宣传部这种工作本身就是罪恶,就是灾难,就是政党和政府自绝于人民之举。中国政府如果 说在国际社会上形象不理想,应该首追中宣部的责任。它的工作性质和工作方式都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
下策,制定一部《宣传部工作法》,一切照章法来,不得再采用三仙 姑式的巫婆神汉工作法。允许其依照现有工作模式运行,但是必须设置监督环节,以节制宣传部的工作,不得再正确得如同罗马教会。具体办法有四个:办法一,设立专门的学术研究项目,为中宣部的功罪盘点,看看宣传部系统在过去的历史时期里都立过哪些功,犯过那些罪,哪些宣传部长是中华民族的功臣,哪些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功臣画进凌烟阁,罪人刻上耻辱柱。可以倒着清盘,从现任刘云山、吉炳轩开始,依次丁关根、王忍之、徐惟诚等,顺着往上捋。
办法二,建立宣传部工作日志制度。宣传部必须有清楚全面的工作日志,今天下了哪些封杀令,明天举了哪些黄牌,必须笔笔记录在案, 昭昭在册,以备查询,以备监督,以备日后责任追究,以备日后历史的论功和定罪。眼下正流行的那种企图逃避责任追究和历史审查,以电话下“禁令”,不留文字痕迹的鬼魅做法必须坚决禁止。一件坏事, 新闻媒体正准备暴光,宣传部的电话便斜刺杀来,高喊“刀下留人, 不许报道!”研究者对此类情况一定要格外注意,除了冠冕堂皇的 “稳定压倒一切”之外,还要细心考察这背后还有没有权钱交易?要追问凭什么你自告奋勇替坏人坏事捂盖消灾?鲁迅先生说:“我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我们有理由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 推测宣传部的这种“叫停”电话。一个‘叫停’电话,拿坏人多少贿 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给我从实招来!
办法三,建立宣传部工作事故追惩制度。豆腐渣工程有责任追究制度, 宣传部工作如果发生失误,其危害比豆腐渣工程更大,故也应该有事故追究制度。一句话,意识形态的超级豆腐渣工程危害更大,不能白白放过。当年的中宣部发动的许多反这反那的活动,现在看都是笑谈, 视为丑事,为什么不见有人为那些丑事、蠢事负责?
办法四,增加中宣部工作透明度,媒体随时将中宣部下达的各种“不许”指令刊登在报刊上,或者发布上网。中宣部也有这样做的法定义务,让全国人民都来评价宣传部下达的这些禁令哪些属于正确的,是功德,哪些是罪恶,是反文明,是伤天害理。各媒体老总,听了中宣部的训话之后,凡觉得有违背起码的文明社会常识的指令,都应该自觉将其发布上网。丑恶言行最惧怕透明。中宣部的跋扈和“常有理” 也是被媒体老总们听完不当、不正确、甚至反动的训话之后“秘而不 宣”惯出来的。据一些老总讲,中宣部训话根本不讲理性,不循文明常识,也不讲什么媒体责任,有时甚至迹近流氓无赖滚刀肉的腔调, 充溢在训话中的是酣畅淋漓的颟顸气和管人欲。中国新闻媒介体系如此庞大,而对中国社会进步和中国人民的福祉贡献实在太少,祸根就是整个宣传部系统使出全幅力量,专以拖新闻监督的后退,拉历史的 倒车为职责。实在令人痛心!实在令人愤怒!
三、中宣部挟王明、康生、张春桥极左历史的余威才这么凶顽, 它的极左根子从未被清算
这些年新闻圈常用这个句式:“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某报道夭折 了。”什么是“众所周知的原因”?实际就是宣传部从中横加干涉。 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未能报道,实际上是说虽然是公认的荒谬、 愚昧甚至反动,可是也不能不听它的。这等于认可了宣传部拥有了颠倒黑白、强奸公意、指鹿为马、不按常理出牌、践踏文明常识的特 权。众所周知的荒谬,而威力却如此之大,如此“神圣不可侵犯”, 如此“不可向迩”,几十万新闻人,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没有人正 面抗争哪怕半句话,实在是中国道德人格的耻辱!新闻圈里的人都 说:中宣部的权威只隔一层窗户纸,只是大家不愿捅破就是了。为什 么不愿捅?是不敢捅。为什么不敢捅?因为它太凶顽,它不讲理,更不讲法,好人不敢跟跋扈的恶棍较真儿。他加害了你,你连说理的地方都没有,法院都怕它,不敢接你的诉状。这样的现实助长了宣传部的行不由径,致使其肆无忌惮地祭起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各种邪术法宝来。整个宣传部系统是中国新闻业正头顶上的一块乌云,是新闻记者的噩梦,它蔑视文明社会的一切是非曲直,冒天下之一切大不韪。它是党和政府民意基础的最大淘蚀者,是党和政府合法性的最大流失者,是中国弱势群体灾难的二级制造者。
中宣部为什么这么凶顽?第一,这是极左历史留给它的历史遗产。从王明、康生、姚文元、张春桥时代以迄于今,中宣部一直享有道德和政治上的免责权。它做到哪儿哪儿是边,即便事后证明宣传错了,鼓动歪了,“城头大王旗”可变,中宣部的地位却一成不变,什么责都不用负,一不用反省,二不用忏悔,三不用问责。“反右”期间, “文革”期间,以及后来中宣部搞的反这反那期间,抓意识形态的中宣部都红得像烙铁,毒得像异蛇,事后没有谁向它“反攻倒算”追究其过失。政治路线变了,人事变了,中宣部作为一个机构的红和毒却 一直没变。中宣部从来没有得到清算,它的角色没有变,它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从未被触动,它的极左性、悖逆性从来没变。要像清算王明、康生、姚文元、张春桥那样清算中宣部在过去历史时期的一切罪错!第二,这是继承前此意识形态衣钵的体现,固守着与时代相背的国际冷战思维。中国媒体说美国至今抱着冷战思维不放,中宣部才真正是冷战思维的烈女节妇。第三,把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看成是一 小撮人的禁脔,各种在它看来不顺耳的发音器官都是没有发声资格 的。须知中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中国,是全体炎黄子孙的托身之地、 庇护之所,任何异类,你是民运分子也好,你是六四流人也罢,都是这片国土的合法继承人,都有平等地在这片我们祖先共同开发的老娘土上自由生活、自由表达、自由言说的权利。我即便是不爱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也有在这片热土上生活而不去逃亡、不去坐监的权利, 因为这也是我的祖产。你中宣部部长的曾高祖在这片热土上耕耘过, 他政治流亡者、持不同政见者的曾高祖也在这块土地上耕耘过,爷爷们的孙子是平等的,是应该坐在一张圆桌边共商国事的。可是中宣部是不许你这么看,这么说,这么商量的。
四、我敢喊出“讨伐中宣部”的十四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毛主席教导给我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一切反动派,都 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 而是属于人民。”新闻圈早已在私下自由的场合称中宣部是当下中国 的“反动派”了。虽然“反动派”这个词有泛政治化倾向,有“历史 问题”,不想使用它,可是揆诸中宣部的种种行径,除了这个词,别的词真的很难表达。中宣部的反动,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 不背不盖赤裸裸的反动,是不折不扣的反动。
第二个理由,这是我的宪法权利。共和国里不应该有老虎的屁股,共和国里不应该有任何免于诘问的圣物,共和国里也不允许有欧洲中世纪红衣大主教那样的圣人。
第三个理由,我比中宣部高明和文明。从上到下各级宣传部系统的工 作,在我眼里就像一个愚妄之人不可一世地叫嚣着走向结薄冰的深湖,又好比街头恶棍行横,却没人喝令断阻。我是止不住要大叫阻止 的。他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不利于任何人。他们自认为“守土有责”,是忠心耿耿为党和政府“看家护院”。在我看来,他们是陷党 和政府于不义。他们出台的每一个“不许”,都经不起推敲,都是愚昧的“结晶”,都误党和政府的事业。报道上访会“影响稳定”就是 最典型的例证。究竟会不会影响?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会怎么影响? 他们调查过吗?他们研究过吗?他们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的?没有一 点科学的影子,全是愚昧!全是懒惰!全是冷血!
第四个理由,他们对人类文明常识的践踏令我忍无可忍。他们不许媒 体用“公民”一词,要用“老百姓”,不许“民主”、“自由”的字眼随意上媒体,宪法上可以用,十六大报告可以用,普通人不能随便用,这分明是把“民主”、“自由”当摆设。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这是人类之敌、文明之敌、民主之敌、自由之敌!这是“敌我矛盾”!这是对60万中国新闻人最起码的职业理念的践踏,是对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最起码的人文情操的蔑视和挫伤。这种反对起码的新闻文明和政治文明的行径,充分说明他们不是党和政府的思想卫士,不是“三个代表”思想的贯彻执行者,而是愚昧落后文化的代表者,代表着人类腐朽没落的文化堕落沉沦倒行逆施的方向。
第五个理由是我有好生之德。我不忍心看着中宣部这个机构就这么自我毁灭,更不忍心听任你们继续毁灭中国尚存的一息精气神。我必须像佛教大师那样对你们加以“当头棒喝”:“休得无礼!不许走那条 路!”
第六个理由,别的部和部长都可以成为媒体“挑剔”的对象,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工作都可以“批评”,凭什么中宣部就不能被“说三道四”?司法部、公安部、铁道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等,及其部长,都受到过媒体的质疑和责问。特别是铁道部,年年像打狼一样受到国人的围攻,说春运涨价实在可耻,是“大发中华民族团圆财”。 中宣部每一次发布“不许令”,新闻界都会经过一次全国范围的心灵折磨,整体地灰心伤气,骂骂咧咧,痛不欲干新闻,然而却向来无人 敢反问一句“你的‘不许’合适吗?你凭什么‘不许’?”如此不得人心,竟如此令行禁止,威力无穷,凭什么?凭什么宣传部就是猫, 而新闻媒体就是老鼠?谁给中宣部这样被监督、被批评的豁免权?
第七个理由,中宣部副部长吉炳轩是河南人,2003年底他一口气发布二十五个不准时,新闻圈朋友聚会时总半真半假说“河南人都什么玩意儿!”一位级别挺高的新闻界朋友说:“春天他们这一届(中宣部领导)初上台时,加上正赶上非典,新闻宣传通气会上对媒体老总还客客气气。现在,牛得很,凶得很,一点不客气!眼空无物,去听精神的仿佛都是三孙子。”河南人抓意识形态让人不放心。向来中国灾难最重的是河南,河南灾难的总根源是河南官方的意识形态过敏。 1942年河南饿死一百万,二十年后的1962年,河南饿死人更多,祸根都在地方行政官官迷心窍。河南的官员大多“忠心向上”。上边未必是那样的意思,跟来跟去实际上是跟了魔鬼。上边有上边的事,他不会觉察你看起来跟上面,实际上已经跟了魔鬼。于是你越跟越远,最后把自己跟成文明的罪人、精神的杀手。我不相信中宣部发布的二十 五个“不许”是胡主席指定的,我相信完全是中宣部自行拣选出来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放手让同志们发挥主观能动性”, 于是中宣部把领导人的信任做到于国于民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程度。 “防火防盗防河南人”,这令人痛心。我们不能听任全中国的舆论环 境都发生河南化。
第八个理由,这是我的一种文风自觉。梁启超把时务文体发展至极致, 胡适把白话文张扬到极致,徐志摩把新诗发挥至极致,鲁迅把杂文发挥至极致,李敖、柏杨、王朔、孔子、孟子、曹雪芹、唐宋八大家各臻其极。他们的每一个极致都为汉语文和汉民族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也希望把这种不忌生冷的文风发展之极致,为汉语文和汉民族 的发展略尽绵薄。书生报国无长物,惟有手中笔如刀。
第九个理由,前辈的鼓舞。三百六十年前弥尔顿写了《论出版自由》,一百五十年前马克思写了《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一千五百年前骆宾王就写了《讨武照檄》,尼采说“上帝死了!”章太炎斥光绪帝是“载恬小丑”,梁启超嘲骂袁世凯“异哉所谓国体问题”, 五四先驱喊“打到孔家店!”张季鸾数说“蒋介石的人生观”,郭沫若叫人“试看今日之蒋介石”,傅斯年写文章《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倒“皇亲国戚”,前贤相望,史不绝书,我说句“这个样子 的吉炳轩非走不可”,或喊一声“讨伐中宣部”,较之这些前辈,有 什么大不了?实在小菜一碟。再者,新闻媒体上国外整天喊总统不称职,要下台,部长有劣迹,快滚蛋,我就不信中国人喊一句“讨伐中宣部”就是大逆不道,就该死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 想当弥尔顿的知识者不是好知识者,我想做一个好的知识者,我想做中国的弥尔顿,我想让这篇《讨伐中宣部》成为彪炳史册的历史文 献,就像《论出版自由》一样,就像《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一 样。
第十个理由,为后辈造福的欲望。拯救中宣部,为后辈开辟幸福自由 的源泉。“公民”、“民主”都成为忌讳,这灾难太深重了吧?何时 是尽头?鳞介羽毛尚知为子孙计,何况我圆颅方趾的人类?千人诺 诺,不如一士谔谔;文王谔谔以昌,纣王默默以亡。
第十一个理由,人不亲行亲。你是抓新闻工作的,我是研究新闻工作 的,新闻工作的抓法也是新闻研究的对象。我们本是一家,共同对同 一个“东家”的兴衰负责,那就是中华民族。我们应以辐辏之势指向 我们共同的轴心:父母之邦!炎黄之族!
第十二个理由,生态学的依据。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苍鹰更后。权力产生腐败,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中宣部如此绝对的权力为什么 就没有监督?谁能保证它不腐败?它不以权牟利?中宣部后面也应 该“黄雀”,没人敢追问他打一个“不许报道!”的电话背后是不是 收受了别人的贿赂,这是生态学常识不能答应的。恐龙没有天敌,最后还是灭亡。大家彼此应该“互相监督,切莫违犯了”。
第十三个理由,大不了一死,我还正不想活了。每听说中宣部又出台新“不许”了,我就恨不得一口气把自己憋死算了。或者离圆明园、 颐和园都很近,那里到处是荒林子,足以把人吊死的树枝有一千万个不止,找个僻静之地,“自挂东南枝”算了,不看这个世界了。这都是什么混帐“不许”啊!实在没什么法子让中宣部醒来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读研究生时一师兄常说:“司马迁写 《史记》蛋砸三砖。”蛋砸就砸了,可你要不让他写《史记》,成吗? 我想遍宪法、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种法,讨伐中宣部该不着死罪。 既是“活罪”,就更没什么好怕。不就是蹲大狱吗?没准还捞个“秦城待遇”。蹲秦城是以肉身存银行,有利息,不贬值。现在凡叫得上名字的老人物,有几个没蹲过秦城?甘地说监狱是大英帝国免费的旅馆,住着很棒,一日三餐很省心。中国监狱与大英帝国的监狱在这一点上文明程度一样,也是全免费的(曾经有一个时期不太一样,枪毙 一个“反革命”,那“反革命”的家属得拿五毛钱的子弹费,不然不得收尸)。不就是性生活悬空吗?练“在狱出家功”可也。不就是吃 不好吗?还能比上高中、上大学差?高中、大学时我就饿过肚子,没什么大不了。受过苦的人有担待。前几天看凤凰卫视,许戈辉采访丁 玲老伴儿陈明先生,说秦城伙食不孬。那是什么时候啊?正当物质匮乏。现在,全国人民都不挨饿,还能亏了秦城人?不就是可能挨点儿小打吗?我一受刺激容易休克,像有些昆虫的假死。一打,假死了, 谅他再也不敢打第二次。话说过来,打死也没什么,孙志刚不是就被打死了吗?不死哪能成圣啊?中国人有个毛病,就是想成圣贤不顾老 婆孩子。这一点西方人更可取,想成圣贤就不成家,当年来中国传教 的那些耶稣会教士就是这样,“不婚不宦”。如果让我自己“定罪”, 我既不该死罪,也没有“活罪”,讨伐中宣部,推动中国当代社会文明,功劳反倒是大大的,大英雄一个,跟前面提到的诸位前人一样, 足以名垂青史。
第十四个理由,我对苦难的敏感度比较高,对不公正的麻木度比较低。 上访和民工欠薪二事,谁要说影响稳定,不能报道,我就特别痛恨。 元旦那天,胡主席对全世界作个简短的“新年献词”,呼吁、祝愿世界和平。听了我很生气。呼吁、祝愿什么世界和平啊,呼吁拖欠的民工款全还了就行了!祝愿全中国的上访者委屈的心都得到平复就足够 了!就功德无量了!元旦那天夜里,我做个梦。我到颐和园游玩,一 个人影都不见,一个大园子里就我一个游客。我疑疑惑惑、意意思思地走,就这么来到十七孔桥上。低头一看,桥拱最高处有一双鞋,鞋尖对着北边的石栏杆,放得特别整齐。人投水死了,剩下一双鞋,让人注意。这是我见这双鞋子的第一个感觉。接着一个感觉是发现这双鞋竟是我自己的!我已经投昆明湖死了。我不信我死了,我要寻找没死的证据。末了我发现鞋里有一封信,是写给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的。信的大意是,你们为什么不下死命令解决民工欠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壮士断腕下死力解决上访问题?今天我要死给你们看!明年再有欠薪,再有上访,我在阴间决不饶恕你们!瞧瞧,我已经在梦里 “死谏”,以死抗议政府对上访和欠薪的麻木不仁了!
五、戳穿中宣部愚昧、冷血、贪贿的“稳定观”,确立科学的稳定观
在中央要求各级领导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中宣部动辄以“影响稳定” 为由封杀新闻传媒,我们必须重新打量这个理由,培育起科学的发展 观。据我思索,稳定有三种状态,一是常态稳定,一是不稳定状态, 一是超稳定状态。超稳定状态就是死态,就是化石状态。中宣部现在搞的稳定就是超稳定状态,中国新闻媒体已经被它搞得化石般稳定。
以“影响稳定”为由封杀新闻报道的根源也有三个:一个是中宣部冷血愚昧,像报道上访、欠薪会影响稳定,报道计划生育的野蛮做法会影响国家形象,诸如此类,都是愚昧冷血造成的。如今关于欠薪的报 道这么轰轰烈烈,不仅没有影响稳定,反倒国家因此稳定许多,政府 因此亲和许多,这充分证明过去中宣部以“影响稳定”为由扼杀新闻 监督的行为是多么的愚昧和大错特错。它大大推迟了中国社会的文明 进程,在世界国家之林为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抹了太多的黑。
再一个根源是中宣部权力寻租,这边拿了人家的钱,转脸就以“影响 稳定”的名义喝令焦点访谈或其他什么媒体不许报道。据可靠消息, 没有中宣部摆不平、封不杀的媒体,只有新华社的内参除外。所以给中宣部送钱免灾的恶人都知道,如果是被新华社内参盯上了,上供中宣部也不好使。
被中宣部指控为“影响稳定”,从而加以封杀,对此我们要厉声问一句:“影响了谁的稳定?”影响了国家的稳定吗?非也!影响了腐败分子的稳定!影响了宝马案肇事者的稳定!影响了云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稳定!针对中宣部号称的“稳定压倒一切”,我们不能不问一声: “谁的稳定压倒一切?”从中宣部叫“停”的一个个报道里我们看到, 是腐败分子的稳定压倒一切!是邪恶势力的稳定压倒一切!是欺压良善弱小的人的稳定压倒一切!是有钱给中宣部上供的人的稳定压倒一切!是克扣民工工资的工头的稳定压倒一切!是逼迫苦难的人民群众千里万里走上上访路者的稳定压倒一切!
第三个根源是确实可能影响稳定,于是喊“停”。对此我们还要问一 问:到底影响的是哪一种稳定?是常态的稳定,还是超稳定?如果影 响常态稳定,是该喊“停”。如果影响的是超稳定,那是应该影响影 响的,再不影响影响就死屁了,万马齐喑。什么是常态稳定,什么是 超稳定,什么是不稳定,必须有个科学的指标,而决不能允许像过去 那样,跟着冷血、愚昧、贪贿者的感觉走!中宣部对中国文化事业的管理,远远比三百年前的英帝国对新闻出版事业的管理还要落后。对此我们不能无动于衷。
已经是数字化时代,中宣部的决策也要数字化。已经是透明的时代, 中宣部的决策也要透明化。找遍北京的街道,你看不见“中宣部”的 招牌;拨北京的114查号台,你查不到中宣部的电话;网上搜索“中宣部”,你得到的是空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闭目塞听,以不变应万变,悖逆时代而存在的“机关”!中宣部是地下党,还是黑社会组织?它为什么胆敢这么无视公众对中宣部的知情权?中宣部早已不是党和政府的意识形态看门人,而蜕变为有着独立经济利益的险要“机关”。它拥有对全国庞大的新闻业说一不二的“叫停”特权,它安享着“说你影响稳定你就影响稳定”的鉴定垄断权和由此带来的谁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油水的非法利益。已经是听证的时代,中宣部每发一号,施一令,也必须建立在严格科学理性的基础上。保守的,历来以极左闻名的,冷战思维孑遗的,谁也说不清它究竟接受过多少黑钱, 谁也说不清它究竟曾迫使多少弱者和受害者在媒体上失声的中宣部, 该彻底清算了!谁左谁当宣传部长的恐怖时代该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