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与宋家的革命联姻
有熟悉陈云家世的人透露陈方曾经在海军服役，退役后既不热衷「科学兴国」，亦对宦海遨游不感兴趣。转换了几家单位后，在惠州地区从事房地产生意。但也有人说陈方在惠州地区的生意并非「私营」，而是官办宋庆龄基金会的下属公司。
陈云五个子女在婚姻选择上可谓各有所求，而从政治角度称得上「门当户对」的祗有陈方一个。陈方的妻子是另一名中共一级元老宋任穷的女儿宋珍珍。中共党史界曾有传闻说，宋任穷的妻子锺月林是陈云的前妻。事实上，陈锺在三十年代初期祗是有过一段恋人关系，并未结婚。当时，因为陈云奉派苏联，与参加了长征的锺月林失去了联系，钟氏才嫁给了红一军团政委宋任穷。
宋氏「文革」中曾惨遭极左路线迫害，复出后即被陈云竭力举荐，先是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后在陈云手下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陈方与宋任穷女儿宋珍珍结婚后不久，宋氏即到美国留学，毕业后长期滞留美国加州安居乐业。一九八O年左右，宋氏曾为丈夫陈方联系了美国某大学的奖学金，但陈方却放弃了这一机会。有传说是陈云不准他前往，也传说是陈方自已不愿到美国受「洋插队」之苦。至今为止，陈方仍和宋珍珍天各一方。
陈伟力经商名声在外
虽然有消息说陈云力主要把「永保江山代代红」的重任托付「子弟兵」，但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他的五个孩子中也祗有陈元一人热衷于宦海遨游。
陈元在家里排行第二，上有一姐，下有两妹一弟。五姐弟都受过高等教育。其中弟弟陈方排行最小。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陈元的姐姐陈伟力代表全家在北京京西宾馆对参加悼念陈云活动的工作人员、朋友、亲属表示感谢。她说：我们的父亲不在人世了，我们都很悲痛，我们子女、水远怀念他。怀念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怀念他对我们的教育；怀念他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我们会继承父亲的遗愿，社会主义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
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这最后一句话，陈伟力加重重复了两遍。但是，聆听如此感人的口号，人们就更有理由怀疑陈伟力这番话到底是说给父亲在天之灵听的，还是发自内、心的。陈氏五兄妹中，虽然有陈方经商的传说，但至少在海外还鲜有人知。唯有陈伟力的公司，的确是在香港、美国等地名声很坏。
陈伟力曾于八十年代初期到美国加州史丹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学位。在美国镀了几年金后，返回北京，与合伙人共同从政府机构和国家科委「筹集」两千七百多万元贷款创办了一家「中国创业技术投资公司」。该公司美其名日为：科技投资，但公司的内幕十分神秘，鲜为人知，在邓小平籍九二年南巡掀起中国大陆第二轮「全民经商热」之前，这间公司也极少曝光，更不为海外所知。所以，一九九二年以后，陈伟力就给人以突然在商海崛起的印象，并很快与邓小平的儿子邓质方、王震的儿子王军等人并驾齐驱、共同致富。
陈伟力手下的商业集团在香港大肆并购上市公司，立刻引起外界议论纷纷：「原来祗知道中共『改革派』的子女搞官倒，如今怎么『保守派』的后代也加入了大干资本主义的行列？」
陈伟华拒绝官场诱惑与陈元相反，他的大妹妹陈伟华平时在学校里较少与同学接触，因为一般不住宿舍，所以同班同学很多人一直都不认识她。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与外语系同在一所教学楼「文史楼」内，邱会作的女儿就读于该校外语系英文专业，中共审判「四人帮」那天晚上，邱会作的女儿破例没有到班里与同学一起看电视，陈伟华则破例到了学校。他们的同学们说：这才叫「亲者痛，仇者快」。陈伟华最大的特点就是衣着朴素。大学时代里，同班同学说任何一个农村来的女孩子都比她穿得入时。
但在大学期间，同学们对她的非议多于肯定，主要是因为她在读书期间怀孕生子，却没有因为请产假留级。这在当时已经是高干子女特殊化的典型表现了。
陈伟华的另一「特殊化」表现是：她的毕业论文是关于中共党史方面的。她为此到系里请秘书开证明到中共中央档案馆等机要部门查资料，系秘书一听她前往的单位名称即吓得不敢动笔，忙不迭地逐级向上请示。
一九八一年初陈伟华大学本科毕业时，班里有的同学被分配到中学教书，陈伟华却被分配至国家劳动人事部。一九八四年，陈伟华被中组部指名选调到国家广播电视部任整党工作组成员。按照惯例，整党工作组成员在整党结束后一般都会留在该单位「充实领导班子」，当时被派驻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整党工作组成员中高级干部子女不乏其人，被人认为是曲线升官。陈伟华在整党结束后却出人意料地拒绝了党对她的栽培，坚持调到自己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担任了一名普通的历史课教师。
陈伟华的十年乡村教师生涯
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原名师大女附中，一九六六年，十九岁的陈伟华刚刚从这所学校毕业便赶上了于革」，因此也断绝了她参加高考的愿望。当时，父亲是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学校在分配毕业生工作时让她遇到了很多的麻烦。几经联系，学校决定分配她到北京丰台地区的某部门工作，该部门听到陈云的名字，立刻表示拒绝。于是，学校将她分至北京郊区怀柔县，在地处半山区的辛营公社当了一名乡村女教师。
与所有兄妹相比，陈伟华的生活经历最为坎坷。一九六八年刚刚到乡下时，父亲还在北京，但早已被剥夺工作权力，母亲和其他兄妹则分赴各地接受劳动改造。在窗子上没有玻璃的乡村小学教室里，陈伟华时刻惦念着亲人，便踏上了回北京的长途公共汽车。没想到父亲见到她的第一句话是：「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第二天，陈伟华返回乡村小学，在那里学会了上山砍柴，下田割麦，也学会了用柴火烧炕灶，用玉米面贴饼子。 在与乡亲们日夜相处的日子里，从小在蜜罐子里泡大的陈伟华看到了中国下层百姓生活的疾苦，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从此，每次回北京时，她都主动为乡亲们代办事情、代买东西，回乡下时总是吃力地背着大包小包。时间长了，连长途汽车司机都记住了这个越来越像乡下人的城里姑娘，见面时主动打招呼。一九七四年，辛营公社党委批准了陈伟华的入党申请。在此前后，因为当地一个年轻的生产队长对她十分同情，常常保护她并照顾她的生活，于是，陈伟华便嫁给了这个生产队长。一九七五年陈云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后不久，陈伟华曾要求父亲将她调回北京，但陈云拒绝了。一九七七年大陆恢复高考制度，陈云立刻让于若木将此消息通知陈伟华。此时，陈伟华已经在公社受到政治上的重用，参加了农村工作队，祗能利用晚上的时间在老乡家里的土炕上复习功课，但还是如愿考进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回北京后，因为那位生产队长无论从门第、知识水平等各方面都相去甚远，所以陈伟华在乡村里结成的那桩亲事就难以为继了。
陈伟华的同学告诉笔者，不管怎么说，陈云夫妇对那位农村小伙子还是深怀感激之情的，于若木曾主动邀请他到北京的家里来，并陪同女儿到永定门火车站接亲。但那个朴实得过份的小伙子，一看接他的红旗轿车比他们生产队里的拖拉机还长出一大截，死活不敢上去，藉故上厕所返回车站买了回程票。
后来，据称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去乡下帮助这小伙子解决了一些生活上的问题，由陈云自家里出钱给小伙子的二老修了几间大瓦房，两家的亲缘也就这样「好合好散」了。
陈伟华再婚后，陈云视她的孩子若掌上明珠，祗要人不进医院，坚持要求每周能见到这个孩子。后来，还是医生考虑陈云身体过于虚弱，经不起任何病菌的侵袭，便要求陈伟华必须随时注意自己孩子的身体情况，如果发现有感冒等病症，便不能与陈云接触。
从陈伟华向自己的介绍看，陈云晚年对有她这样一个争气又争光的女儿十分欣慰。而在中共内部，即使一些对陈云的保守思想不能苟同的人，提起陈伟华来，也不得不承认「如今的高干子女里，恐怕也祗有陈云的这一个孩子还能『出污泥而不染』了。」
八十年代中后期，经过北京师范大学领导的一再说服，坚持不要当官的陈伟华还是被选拔为实验中学副校长（副县、团级），不过据称她从来不管学校事务，继续做历史课教师和班主任工作。 陈伟华的这一举动被北京知识界广为传颂。因为有媒介报导引用陈伟华的话，说她从事人民教师这一职业的选择首先是得到了她父亲的大力支持，所以陈云也因此在群众中大为得分。但是，更多的人并没有因为陈云女儿给官不做，而原谅他儿子在政坛地位上的突起和落选反而高升的事实．更没有人原谅他长女所经营的公司无情骗取大陆在美新移民血汗钱的恶劣行为。这也是陈云晚年的悲剧之一。
陈云小女儿从不曝光
陈云的小女儿名陈伟兰，排行在陈伟华和陈方之间，是陈家五子女中从不对外曝光的一个。 陈伟华甘于做一名中学教师而不愿涉足官场招惹是非，但毕竟还接受过大陆记者的采访，
曾在《中国妇女》之类的刊物上出镜；陈方在商场上虽远不如大姐陈伟力的知名度打得响，但至少大陆公开报导陈云生平的文章中对这个小儿子有所提及。 唯独小女儿，就连与陈元十分接近的人士都祗能说出其名叫伟兰，大学毕业后也是转了几个单位才调进中组部青年干部局工作，具体负责青年干部培训中、心的业务。若果真如此，那就真是权力大得可以了。
前文已经提到，陈云的亲家宋任穷「文革」后一复出，即担任了中组部部长。当时，邓小平为了彻底消除华国锋「凡是派」的影响和安排党中央领导层的「梯队」建设，急于让当时最占居军、师两级职位的高干子女、军干子弟俞正声十分看重。 他们认为，未来接替江泽民、李鹏等人最高领导职务者，显然不能直接由军界产生，但对完全没有军队背景的人选，这些退休军人和职业军人们又总是放、心不下。所以，他们认为中央党务和政务系统的主要领导层中应该有军界背景的人选进入，而俞正声的家庭背景、个人出身及本人能力等条件综合起来，被军界认为是「信得过产品」。
俞正声虽然没有直接在军队里正式服役，但他当年从考入哈军工的第一天起，即已经是在籍的人了。哈军工与清华等「民校」最大的不同也在这里。查中共公开的人事档案，对俞正声「参加工作」的时间从来都是从他到哈军工报到的时间开始。这种哈军工的经历，在相当一批中共元老及军干子弟中是非常被看重的。
因为从中央委员中产生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员的过程是由全体已经当选的中央委员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候选人名单」举手通过，所以只要过了中央委员差额选举这一关，能够进入中央核心层就不再存在「民主」的问题了。
至于届时俞正声能否顺利通过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当然没有人敢给他打包票。不过已经有过的先例是：一九九三年出任北京市市长的李其炎，早在一九八七年的中共十三大上就是被「差额」掉的中央委员候选人，但在十四大上顺利当选。
再者，因为标榜「党内民主」的中央委员候选名单上可提供的差额范围十分有限，所以党代表们一般都要从一些现任职务不太起眼的人选上挑毛病，只要在党代会之前已经被安排成省委或省政府第一把手的中央委员候选人，还从来没有过被「差额」掉的先例。
由此推论，如果江泽民等人有心在十五大上提携俞正声，只要先把他安排成某省省长、省委书记或中央某部部长，然后再提名他为十五届中央委员候选人，那么被差额掉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了。
古田然，俞正声和萧秧在一九九二年的十四大上中委落选后，北京政界也有一种传闻说江泽民等人事实上并不愿意俞正声和萧秧如愿当选，故意在山东、四川等代表团放风说中央已对这两人调升核心层有所安排，这才引起党代表们的强烈反感。 如果此种传说属实，那么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大上俞正声就凶吉难测了。一般说来，如果他的青岛市委书记职务届时仍然在手，那么候补中央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一届。但如果届时还只是个中央候补委员，未来的俞正声可就是年龄不饶人了。
无论哪种传闻更接近事实，都必须承认俞正声与薄熙来、邓楠、习近平、傅锐、陈元等一批正在从政的元老子女相比，毕竟已经在中央委员序列中先踏进一脚。所以，如果形势正常发展，俞正声在副省、部级职位上再跃升一步甚至更多的机率还是要较其他「太子党」成员大一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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