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25日星期一

中共太子党陈云之子陈元

一九九五年一月,五十岁生日的那天,陈元赶到到北京医院二二O号病房看望已在那里躺了二百多天的父亲。陈云什么都没有说。
三个月后的四月十日中午,另一政治元老薄一波也到此问安。薄一波走后,陈云静下心来听了一会评弹录音,病情突然恶化,随时待命的医疗小组一边抢救,一边要求陈办工作人员紧急通知陈云家属及中共高层领导人。陈元与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几乎是同步赶到病房,但九十高龄的陈云已撒手人间。
在陈云遗体告别仪式上,先后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四十多名工作人员齐集悼念堂,其中一位叫赵彤的,在抗战胜利后至中共建国这段期间任陈云的机要秘书,悲痛地伏跪在陈云灵前嚎啕大哭,久久不起。陈元赶紧上前,扶起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老人家使不得,快起快起。」老人回过身来,凝望着中年谢顶的陈家长子,携手相看泪眼:「元,我再抱抱你!」
五十年前,这位赵彤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受命到陈云身边工作后,曾经身背呀呀学语的陈元爬山涉水,躲过了蒋军的飞机轰炸。直到中共建立政权,陈云一家随毛泽东进驻中南海,这位赵彤才离开陈家。五十年之后,老主人撒手归西,少主人已成长为中国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为十二亿人掌管总金库的第二把手。总算没有辜负赵彤当年的、心血。
政治企图心不如邓小平强势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工人出身,在特工系统起家,三十年代即是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在党内的地位比邓小平还要资深。他是中共历史上担任中央委员最长者,竟达五十六年之久。
陈云曾经与刘伯承搭档指挥红军中央纵队,但是红军长征途中,他奉命离队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召开著名的「遵义会议」的情况,结果使他丧失了指挥军队的机会一时为红军选编辑的邓小平后来与刘伯承搭档建立在军中的影响力)。在整个抗战中,陈云未指挥过战斗,而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缺乏军事资历,没有来自军队的有力支持,被认为是陈云一直未能在最高层成为主流派的原因」。
更重要的原因,是陈云缺乏一种强势的政治企图心。尤其与邓小平相比,陈云在政治策略上、权术上均略低一筹。邓小平常常表现出灵活性、残酷性的一面,陈云则讲究原则、显得刻板。例如邓小平是「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陈云用人则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主」。
邓小平为了翻身不惜发誓「永不翻案」,一旦大权在手即翻脸不认人,对政治对手绝不心慈手软。陈云则不赞成用非正常的方法击垮对手,包括非法逮捕「四人帮」;邓小平在民运上是坚定的镇压派。邓小平下令逮捕了魏京生,陈云却表示了反对意见(《纽约时报》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二日刊出该报驻北京记者颌培德的报导提及此点);陈云亦主张平息一九八九年学运,但不赞成用大规模出动军队屠杀的极端手法处理(这个传言似乎从中共讣告中得到了某些证实,讣告中未提及陈云在「六四事件」时的表现)。
陈云不擅长政治造势,个人性格沉潜内敛,衣食住行也相当俭朴,早在六十年代起就极少出席宴会,而习惯于家里清淡的饭菜。
尽管有关他子女从政经商的流言辈语也不少,耄耋之年、曾任中纪委书记的陈云却对端正党风比其他元老、特别比邓小平更为重视,多次提出反对腐败,以为这关乎中共的生死存亡。过去一段时间,腐败问题成为所谓保守派与改革派的主要攻防点。
陈云似乎也缺乏邓小平那种开阔的国际视野,极少看见他接见外宾,也甚少在国际问题、港台问题上发表看法。三十年代到过莫斯科是他唯一的出国记录,他也没有到过香港。他的一个女儿曾对美国人说:「我父亲很不喜欢美国。」
陈云的实力集中体现在组织、纪检系统、经济领域。也正是他相对正统的共党作风,在中共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以及他对中共组织系统、纪检系统的掌握,使他自然集合了一批力量与邓小平抗衡。一贯强调「稳定才能发展」在延安经济极为困难之时,陈云所领导的生产自救、自力更生运动奠定了他在中共经济领域的创始人地位。后来,他成功领导接收沈阳、主持东北经济复苏工作;中共建政后又长期分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文革后负责修补经济烂摊子。毛泽东曾称赞陈云为「党内一流的经济专家」,中共在其讣告中定位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与邓小平相比,陈云在经济思想上当然属于稳健或保守者,而且陈反对经济发展速度过快有其历史。早在五十年末期,他就大胆地抨击毛泽东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相比之下,邓小平那个时候头脑要发热得多。邓是中央反右办公室主任,积极执行了毛泽东打倒知识分子的命令。
邓小平时代,陈云并非彻底反对改革开放。不能忽视的是,代表中共改革开放重要政策指导纲领的「三中全会路线」,他即是最主要的规划人之下,提出利用外资、「市场调节」的观点甚至比邓小平还早,但陈云后来对改革步伐过快、过乱愈来愈不满,与邓小平摩擦的情况也就越来越多
邓小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主张「发展才有稳定」,陈云则强调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下发展,不能搞资本主义式的发展,而是「稳定才能发展」陈云曾经反对经济特区主要由资本家控制,因此他一直拒绝前往经济特区视察(后来陈对经济特区的评价有所改变一;在他的反对下,原本将十四个沿海城市改为特区,最后只能称为对外开放城市。陈云力主对经济降温,所谓「治理整顿、宏观调控」,所谓强化中央财力(国家能力)的理论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陈云。
总而言之,在「邓记」改革造成经济过热或政治震荡时,陈云总是浮出治面稳定时局。
是故,邓小平与陈云在推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方式和手段上的分歧,使人们在经济政策左右摇摆时明显地感觉得到。
陈云使中国改革有了张力无疑,陈云的经济思想主张有极大的局限性,在意识形态上亦相当僵化,不赞成老干部尽快退休,主张暂缓政治体制改革。相比之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策略更符合老百姓的心态,更强力地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但也不能因此将陈云全然否定,陈云的作用是使中国改革有了张力。
盼望中国经济尽快市场化、政治上尽快民主化的人多对陈云的思想主张持否定、批评态度。 问题在于,苏联东欧的演变、中国大陆改革以来所呈现的乱相一面,应当使人深思: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步伐是否愈快愈好呢?在整个政权缺乏制约的情况下,中共内部的派系之争是否对某派权力的过度扩张起了某种良性的制约作用?
 当陈云在得知「卫星上看不到的城市」本溪烟尘污染严重,以及已被人口问题困扰的四川省又面临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挑战后,他呼吁:「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一项大的国策,要当做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来抓。」他同时提出经常宣传、增加投资、监督检查」等三点保护环境的意见。这些主张往往被人忽视,却是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难症。
元老治国时代终结,新戏码才会揭开不短的一段时间以来,中共两个超级元老邓小平、陈云,谁先死成为判断中国局势前进或停滞、倒退的最重要依据。因为邓陈在改革开放政策上的严重嫌隙,是大陆十多年来政策左右摇摆不定的根本原因所在。 许多人曾经认为,邓小平和陈云两个超级政治对立者一直在进行寿命比赛。谁先死谁就是政治上最终的失败者,后死的人就可以免于制约、随心所欲迅速全面推行自己的主张。如果邓小平先死,主张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的人就会重新掌权,改革就会停滞、倒退。 陈云去世对第一线掌权者影响亦小,尽管一直传言江泽民、李鹏的对陈云的依靠多过邓小平,但陈云的去世并不会使江李有很快被人赶下台之忧,因为邓小平已无力对中共最高层改组,在第一线的掌权者中亦暂时没有人有足够实力挑战江李。
陈云其他追随者大都由于年龄原因已经退居二线或去世(如财政系统最重要的弟子、前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姚依林已病逝,组织系统最重要的弟子、前政治局常委宋平已退休, 他们将难以推出能承继陈云席位的人物。所谓中共保守派的说法将因陈云的去世而基本消失,至少是大大减少使用频率。
陈云是元老治国时代两个最重要标志之一。他的去世,意味着元老治国时代就将很快在中国终结。只有元老治国时代完全终结,新的戏码才会揭开。
陈云妻子,标准的贤妻良母.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陈云的家庭情况。我们未能查出陈云在娶于若木为妻之前,是否有过婚姻或恋爱的记录。与中共多数第一代元老形成鲜明对比。 于若木生于一九一九年,山东淄博人,原名于陆华,其父于丹绂,中国第一批派往日本
的留学生之一,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回国后担任山东第一师范校长。
于若木十六岁时在北平读书时加入中共,抗战爆发后赴延安,在中共中央党校及中央马列学院学习,不久分配去做刚刚从苏联到延安的陈云的护理员,不到一月即与长自己十四岁的陈云结为发妻。 陈云向于若木求婚时如是说:「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
于氏曾在陈云手下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专家联络室处长,后又调中国科学院审干办公室任处长,文革结束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挂一研究员名义,但平时只醉心于营养学的研究。 于若木堪称贤妻良母,整个后半生全都为照顾陈云的身体和养育五个子女而操劳。陈云去世前一年的九月,北京一家报纸曾刊登记者对于若木的访问,专谈营养学问题。于氏认为,随着对微量元素进一步研究和新的微量元素被发现,以及饮食结构环境的改善,人类将会不断战胜顽症,平均寿命也将大幅度提高,人均过百岁甚至一百二十岁都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理想。可惜的是于氏的这一理想没来得及在他丈夫身上实现。于若木对微量元素益寿延年之功效的研究始自一九七五年。昔日时,她刚刚从国家科委湖南干校结束劳改回到北京,正赶上一位美籍华人辗转托人带给陈云一瓶微量元素保健酵母,引起了于若木强烈的兴趣。 从此,长期对陈云身体状况担忧的于若木迷上了营养学,一九八二年曾在中共党刊杂志上发表过专文:营养是关系人民体质的大事〉。在她的力主下,大陆有了营养学研究所,还特别成立了一个中国微量元素科学研究会,会员五千之众,遍布全国各地的农、林、牧、食品、医药等部门.
于若木从事这项研究的实验对象,自然首先是她的丈夫。从五十年代开始,陈云与林彪同是中共七巨头中身体较差者。一九五六年陈云去某工厂讲话,工作人员考虑到他身体不好,请他坐下讲。当时他还祗有五十一岁。 一九六九年下放江西时,陈云的身体更是虚弱不堪,一次吃了八颗盐水煮花生米便腹泄不止,此后肠胃虚弱得很。吃一个苹果都要分三次。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陈云被医生确诊为患有血癌。一九七五年,于若木回到北京后,陈云一家生活得以安定,比陈云年轻十四岁的于若木开始将其大部份精力用在保护丈夫的健康方面。于若木及其子女对外介绍过陈云的营养保健加坚持锻炼的综合养生之道:
一是少忧寡欲,不急不恼。虽然陈云自华国锋时代结束以后曾与邓小平如东、西两千后一样长期「垂廉听政」,但十数年来陈云的每日工作时间从不超过两个小时。无论外界如何认为他与一邓小平争权,至少在宣传个人方面陈云是从来不出头的。
陈元访问美国时曾介绍,他父亲生前绝不会有「回忆录」之类的东西发表,因为他父亲向来反对党内一些人给自已树碑立传。在生活方面的欲念,陈云既不嗜烟酒,更不沾牌桌,晚年的大部份时间都是一人独处。
八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中南海内将陈云居处彻底改造,因为要考虑警卫、医疗、身体锻练等诸方面的特殊需要,该建筑的实际价值无疑是一个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由于陈云标榜简朴,其室内陈设之简陋和古板又与整座建筑的高额花费绝对不成比例。
二是勤于书法、坚持面壁。祗要身体还能支持着坐到桌前,陈云的书法练习从不中止。大概从一九七七年开始,陈云便坚持每天面壁静坐四个小时,直到病入膏盲无法起坐而止。
三是基本吃素,定时定量。从一九七五年开始,陈云即不再同家人共同进餐,其本人的饭量被严格定为早餐两片面包、一碗豆浆加其他营养品少许,午餐二两米饭配一份蔬菜、一份豆制品,晚餐与午餐定量一样,但菜肴的花色要保证一周内不重复。如同陈云循规蹈矩的性格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一样,炊事员每天煮饭要用一只于若木亲手制作的量杯定量米和水,以确保丝毫不差。豆浆、豆腐及其他豆制品花样,则全部出自家伙房内的袖珍石磨。后来,上海市委领导人在陈云一次去上海暖冬期间,专门令某厂为陈云特制了一个度量更为精确的金属量杯。
了解陈云家庭生活内情的人都知道,陈云近二十年来一直都过的是一种「仙居」生活,清心寡欲,长年在一种瞑瞑状态中保持最低消耗,是能让他把生命维持到整整九十岁的决定性因素。 他终于没有活过邓小平,但就他的身体底子来讲,能够在病榻上度过九十大寿已经是一个奇迹了。解放军三O五医院的医生曾感慨:一般人如果是像陈老这样的身体底子,远不能活到他这个岁数。 而陈云能够坚持活到九十高龄才撒手人间,在保持对整个共产党政权的影响力的同时,他存在的本身就给陈元等子女们的「政治成长」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

航天部的技术员

一九四五年,陈云一家双喜临门。一月,于若木为陈云生了第一个儿子;六月,陈云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看来当时陈云即还想再要一个儿子,所以为这长子取名陈元。 陈元随其父在东北度过自己的幼年时代。中共建国后即举家迁进北京。一九五三年就读
于北京实验二小,一九五八年升入北京男四中。一九五五年中学毕业后,陈元如当时中共多数高层领导干部子女一样,立志于科学兴国,随即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 一九七O年,陈元自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航天工业部第三研究院任技术员,并于一九七五年加入中共。 一九七二年,陈元第一次结婚,妻子孙王黎,也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 某位当年与陈元在清华大学同窗者回忆:孙氏出身普通知识分子家庭,在清华读书期间原本无意与陈元要好,看中了班里另一位平民子弟。但因此人「家庭出身」有问题,毕业后被迫西出阳关,孙氏可能是由于惧怕到那里,而终于改变了自己的婚姻选择。
陈云以两子名字合成化名当时,陈元的父亲陈云还在江西南昌郊区某工厂从事「调查研究」(其实是被毛泽东外放劳动改造)。一九六九年底,与陈云同时发配江西的还有邓小平、王震、何长工、萧克、陈再道等」大批中共党政军元老,其中陈云住位于南郊的福州军区干部休养所八号院,劳动场所在附近的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邓小平则被安置在位于西北郊的一所将军旧宅,平时在一家拖拉机修理厂「改造思想」。 不过,陈云「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工厂原来属于江西省劳改局,所以对陈云进行「再教育」的「工人师傅」中有很多都是陆续进厂的刑满释放人员。祗是陈云没有像邓小平那样被「彻底打倒」,故生活和警卫等方面的待遇比邓小平要好。邓小平祗被恩准带秘书王瑞林前往,陈云则带了原来的秘书、警卫和炊事员,江西省奉命为其又配备了司机和锅炉工各一名,并调一辆「华沙」牌小轿车,后来又换成一辆副省级干部才有资格乘坐的「伏尔加」牌。
某天,福州军区干休所负责人接到的「上级命令」是:有一位叫「陈元方」的中央干部要到你处居住」。待陈云抵达之后,接待人从相貌上立刻认出了这位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务院副总理,硬着头皮打探「首长怎么改了名字」;「怎么会来我们这个小地方居住」。陈云也祗好硬着头皮回答:人是「上头叫来的」,名是「上头叫改的」。「还好,名字改了,姓没改,我还能姓陈」。 「元」字取的是长子的名,「方」则取的是次子的名。把自己两个儿子的名字加在一起组成「上头」恩准使用的化名。 陈云当时不如邓小平的方面是,邓小平的妻子卓琳及继母夏氏被允许前往照顾邓小平生活,陈云的妻子于若木却被发配到国家科委设在湖南衡东县的「五七干校」劳改。
从一九七O年年中开始,于若木先上缴了一份揭发材料,题为「铺张浪费、挥霍无度的盖子必须揭开  江青是党内最大的剥削者、寄生虫」。几天后,又在干校院内贴出一张大字报,题为「必须揭开铺张浪费的盖子  江青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分子」,批判江青「自私、贪婪、好逸恶劳,对人民颐指气使,作威作福」,并举出占自己和陈云一九六二年在上海的所见所闻为例。时值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上海市委交际处安排陈云夫妇住进位于太原路的一座中央领导人行宫,五十年代陈云曾在这里住过一次。当陈云问到为什么现在的陈设如此奢华时,才知道所有的豪华装备都是专为江青整修的。现在江青不屑于在这里住了,才提供给陈云夫妇。而比这奢靡许多的江青行宫,在上海还有三处。 大字报贴出后,干校很快接到「上头」的指示,将于若木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戴
上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帽子,日夜批斗,罚做重体力劳动。一九七二年四月,陈云被允许回京,三个多月后,陈云在八一建军节的招待会上公开露面,于若木却仍被强迫留在湖南干校继续劳改,直到一九七五年,陈云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情况才有变化。 长子中年丧偶,人生首次坎坷的陈元在信中将自己准备结婚的想法告诉父亲后,陈云即让他们到南昌完婚。 陈元携孙玉黎到达南昌,陈云买了两斤水果糖分发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表示给长子办了喜事。 据在南昌奉命安排陈云衣食住行的干休所负责人回忆,陈元身穿一件蓝色工装,看上去完全是一副工人模样。 一九七四年,孙王黎为陈家生一长孙。据接近陈元的人介绍,他的这个孩子学习十分用功,中学生时即被送到美国某地一家私立中学就读,一九九三年顺利升入美国麻省的一间私立大学。 不幸的是,一九八O年左右,陈元的夫人孙玉黎患了癌症,不久即去世。中年丧妻,是陈元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坎坷。
陈元的续弦是一位年轻貌美的上海女子,大学毕业后从事医生工作。她也为陈家生了一个儿子,生子一年多后把孩子托付给了婆婆于若木,只身前往美国某大学作访问学者。
政治上分道扬镳的老同学
一九七八年初,刚刚从中国科学院分出,另起炉灶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为适应反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形势,急于建立一批新的研究所,时任副院长的著名经济学家马洪立即主持建立了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广为招兵买马,一方面网罗经济学专门人才,一方面立刻开始招收研究生。当年十月,陈元作为中国大陆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批研究生,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专业,师从马洪和另一名经济学家于光远门下。与陈元同时进入该专业的还有朱嘉明等人。 朱嘉明自工经所毕业后,一度在理论和政治实践领域与陈元表现得同样活跃,八十年代中后期,是被赵紫阳主政时期的中共高层十分看重的青年经济学家。 一九八九年五月,朱氏因为对中共政权筹划的「六四」镇压持坚决反对态度,起草「三所一会」《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在大学生绝食的天安门广场公开广播宣传。声明中要求中共「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要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特别代表大会」。
这个「三所一会」是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国务院农业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所长陈锡文)、中国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朱嘉明)、北京青年经济学会(负责人王军涛和陈子明)。自此,「三所一会」成为所谓的「动乱黑三,而其中的「三巨均有中共高层之背景,故被主杀派李鹏等人指认为「党内黑手」,而这个「党内黑手」的最大后台自然是指赵紫阳。 但是,无论是「党内黑手」还是「党外黑手」当时都已经无法左右形势,就在天安门开枪屠杀的前夜,朱嘉明愤而辞官出国,长期居留美国波士顿地区,从此彻底站到了中共现政权的对立面。从一九九O年开始,朱嘉明成为被中共视为「反动组织」的「民阵」理事长。大陆在海外的民运组织「民阵」和「民联」合并组成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后,朱嘉明再次当选理事长。
朱氏从体制内一出走以后,据说曾与到美国哈佛大学访问的陈元曾有过一次见面。陈元劝慰朱氏「可以先回国看一看」,朱氏则婉称「眼下时机不是太好」。从此两人似乎中断了联系。 不过,一九九五年,朱氏又从海外民运中激流勇退,弃政从商。此后,随着大批海外民运人士个人定位的改变,未来朱嘉明与陈元这两位老同学是否会在某一个历史的当口重新交会,眼下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与朱镕基的首次共事在招收研究生的同时,马洪为工经所网罗的经济学人才之了是后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进所后担任研究室主任。此后一段时间里,马洪、朱镕基与陈元和朱嘉明同为工经所里的特殊角色。
关于朱镕基同马洪的关系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共建政之初。马洪长朱镕基八岁,参加中共革命的时间却要比朱镕基早十一年,一九三六年就在山西参加了中共外围抗日组织牺盟会,三七年正式加入中共,三八年赴延安入马列学院学习,是中共培养出的理论工作者。
中共建政之初,马洪奉调中共中央东北局,先是担任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不久即升任中共东北局委员和东北局副秘书长,同时还担任过政治研究室主任等职务。所以,在东北工作期间,朱镕基即是马洪的下级。
高岗和李富春先后进京主持国家计委的组建工作后,马洪与朱镕基同时以支援中央干部的名义进京,马氏任国家计委委员、秘书长等职务,朱氏则任主任办公室副处长等职务。
主任办公室本来就是在秘书长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所以这一段时间里朱氏成了马氏的直接下级,二人工作接触更多,私人关系也日益深远。
「高岗事件」后,马洪被打成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并被毛泽东点名,自此则长期不被重用。待朱镕基成为右派分子后,两人也就惺惺相借,用一句「同是天涯沦落人」自嘲或共勉。
所以,马洪在「文革」结束后首先提携朱镕基,其中自然有「同病相怜」的一面,但是否也有原来与高岗关系的原因在其中,却不得而知。
在朱镕基刚刚进入社科院工经所时,一九五七年被戴上的「反党右派分子」帽子早已摘掉,但「摘帽右派」仍然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因右派问题被开除的党籍也还没有恢复。 一九七八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文件中说:一九五七年进行的反右派斗争,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共四十五万人(后来中共新的文件称五十五万人),至一九六四年摘帽三十余万人,剩下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有十余万人经过二十一年的长期教育改造,大多数人有了转变,表现较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条件已经成熟。同年九月,中共又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者全部改正过来。 于是,中共中央最后决定,全部五十五万名右派中,九十六人不予平反。五十五万比九十六,五千比一的比例,这就是中共的所谓反右斗争「扩大化」。也就是说,一「扩大」就扩大了五千倍。依朱镕基一九五七年时的名气和地位,还没有资格名列进五千分之一,同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对右派平反问题还是持比较积极的态度,这才使马洪较快地从朱镕基的档案材料里去掉了所谓「政治历史污点」。 接着,又经胡乔木的同意,马洪在工经所力主给朱镕基恢复中共党籍。时任工经所的党支部书记是朱嘉明,与陈元一起为恢复朱镕基的党籍各投了自己庄严的一票。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陈元在工经所的老同学朱嘉明与他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但同在该所的老上级此后却重新成为他的直接上级。朱镕基先是被邓小平安排为国务院副总理,接替当时的姚依林主持经济工作。再到后来,朱镕基干脆亲自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元时任第二副行长。
一九九五年,朱镕基不再兼任行长职务,陈元的地位又升为常务副行长。而由于朱镕基进入中共决策圈后,其力主实行的经济政策诸如加强宏观调控之类,与陈元在此之前发表的经济理论多有「英雄所见略同」之处。此是后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刚刚成立时,还没有自己的校舍,学生都在北京师范大学借住。陈元妹妹陈伟华当时正好也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七七级本科就读。和陈元同学的一些人后来回忆说:北京师范大学宿舍条件很差,平均四个人挤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陈元也被分配了一个床位,但较少来住。同房间的人也就乐得同他的名字分在一个宿舍。陈元的同学很多都是拖儿带女,甚至家在农村,平时生活比较拮指。大家谁也没有想到要在经济问题上向陈元求援,陈元倒是经常主动表示关心,甚至节日里把家不在北京的外地同学请到自己家中,因而颇得同学好感。 陈元学习上还算用功,成绩也算不错。但大家当时就私下里议论,他选择现实经济学科的目的是为了今后从政打理论基础,苦熬学历资本。一九八一年八月,陈元顺利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先是留在院内做了很短一段时间的研究工作,很快就调至国家计委。一九八二年中,陈元奉调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副书记,正式开始政坛生涯。次年,升为中共西城区委副书记,并很快被安排为中共北京市委常委。
在西城区工作期间,同僚和属下对陈元的印象是:他试图给人以「平易近人」的印象,不希望别人把他的职位同他的出身联系在一起。但是,从一个普通的科研人员直接提拔为副厅局干部的事实本身,自然就暴露出他的特殊背景。再者,陈元性格是沉默寡语,不善玩笑,早年谢顶的外貌更给人一种过于老成持重的感觉,所以多数人同他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往往感觉拘谨。  
在西城区工作期间,陈元被分配主管「党务」,平时却把主要精力放在编制西城区的经济发展战略上,甚至还组织了一个经济研究会。他在西城区最主要的政绩,就是大胆主持改建了北京著名的西单商业街,准备在此建设几个现代化的商贸企业。「六四」后落成的华威大厦就是其中之一。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整个西单商业区改建工地在「六四」当夜成了北京市民反抗中共军队镇压暴行的「弹药」基地。愤怒的市民推倒工地围墙,成车的砖头、木块等建筑材料被送至长安街沿线狙击戒严部队进城。
差额选举,名落孙山
一九八四年,陈元调任北京市商贸部部长兼市体改委常务副主任。市体改委主任由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兼任,实际工作都是由陈元主持。在此期间,陈元召集了一批青年理论工作者,成立了北京青年经济工作者协会,制定了北京发展战略研究计划报告,并承担了七五计划的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课题。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北京市召开了该市党的第六届代表大会,之前,中组部和北京市委已经把陈元列为市委副书记候选人,但他要得到这一职务,必须先要当选为中共北京市委委员才行。
在此之前,刚刚开过的中共全国第十三届代表大会,第一次实行了党的中央委员无记名投票和差额选举,所以北京市在地方的党代会中必须仿效。首先要在七百多名党代表中选举五十名中共北京市委委员,而候选人是五十五人。然后,在五十名当选者中产生出十一名常委(此前一届北京市委是十五名常委)。祗有过了这两关以后,才可以在常委的「内部份工」中,按照「组织需要」当上副书记。
据中共北京市委的工作人员回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陈毅之子)和担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薄熙成(薄一波之子),考虑到党内和社会上对干部子女当官普遍反感的情绪,很知趣地主动表示不愿把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差额选举的候选人名单上。陈希同分析当时的情况,担心陈元会在差额选举中落选,于是很委婉地把陈昊苏和薄熙成的决定告诉他,但陈元表示对自己的当选很有信心。纽约时报一九九O年十二月十八日的一则专题报导中说: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担心,如果陈元选不上会让他那有权势的父亲生气,所以托人问陈元是否需要帮助。陈元却自信地表示失败是没有可能的。但是,他偏偏就成了仅有的五名落选者之一。
这次参选失败,无疑是对陈元仕宦野心的一次重大打击。事后,有接近他的人劝说他还不如专心去搞自己的业务,或干脆学着别的高干子女的样子往由自己口袋里捞钱。
陈元拒绝了好心人的劝告,表示第一自己已志在于此,第二是这种选举有失公平。 北京市容不下「太子党」《纽约时报》评论说:「陈元的落选实际上并不是他本人的原因,而是因为投票者对他的父亲看法不好,并把对党内元老的孩子们官位普遍高升现象的怨恨迁怒于他。」 事实上纽约时报仅仅道出了陈元当时落选的背景之一,有知情人士分析说:除了普通党员对高干子女升官现象的反感之外,北京市的「地方主义」因素也不可忽视。现在回想起来,几乎每个曾经想在北京市范围内施展一番抱负的中共元老子女最后都混不下去了。
前面说的陈昊苏「激流勇退」,从北京市副市长的位置上调往广播电影电视部任副部长;薄熙成在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位置上坐了多年亦未看到升迁希望,干脆辞官下海,当了某饭店管理公司的总经理。陈元在清华大学自控制系的学长,李维汉的儿子李铁林曾经在北京市担任市委工业部副部长、东城区委书记等职,也是因为一直在正局级位置上踏步不前,才转而调进中央部门,先是在中央组织部任副秘书长兼经济科技局局长,一九九二年终于熬成了副部长。
万里之子万季飞,任北京市外经委副主任多年,一九九六年调任国务院特区办副主任。 不但是上述元老子女,就是长期被认为是北京市独立王国「国王」的彭真,都没有把自己有心从政的子女安排在北京市内任职。比如他的儿子是在广东省熬成副省(部)级干部(广东省委常委兼省委组织部长),而后又调进中央国务院系统。另外,就陈元本人来说,从国家计委系统的一个普通工程师,直接被提拔为中共西城区委副书记,确实在北京市的干部系统内也招致一些非议。公正地讲,陈元在入读研究生前,已经有过九年时间的所谓「基层工作实践」,但非议他的人谁也不会仔细了解一下他的简历。再者,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陈元在北京市任职期间长期住在中南海里,也容易被市里的干部们议论成「高高在上,脱离群众」。
北京市曾有传说,陈元生病住院时,享受的是同他父亲一样的待遇,住在中南海的直属医院北京三O五医院,手下一班人曾经到三O五医院向他汇报工作。
在毛泽东时代,与中南海祗有半里之遥的三O五医院实际上就是中南海门诊部,所有「御医」都归此医院编制。医院里有特别为毛泽东、周恩来设立的专用病室,据传邓小平时代开始以后,此两家病室实际上是为邓小平和陈云两人保留,其他人无权享用。据曾担任毛泽东「大内御医」的李志绥先生回忆,毛泽东死后是邓小平钦旨安排李志绥出任三O五医院院长。
就是这样一所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市长都没有资格享用的医院,陈元居然能住在里面,人们由目然会议论他「依仗父权」。
当然,如果与那些顺利当选者相比的话,当时令陈元落选的那次选举也的确有失公平。至少陈元的名声应该比那位靠文革造反起家、并炮制了臭名昭著的「黄帅事件」的徐惟诚好多了。但徐惟诚却能在这次选举中以多数票当选北京市委委员,接着又当选为市委常委。

江泽民会为陈元大伤脑筋

对于长子的宦海呛水,陈云做何想法外自然无法得知。在此之前,陈云不知是有预感还是本来就不希望儿子长期在北京市工作,总之,陈云早在一九八四年前后即就陈元调中央部门工作的事情非正式地打过招呼。
一九八四年的一天,时任电子工业部长江泽民突然接到陈办召见电话,到场后见时任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及当时担任北京市体改委常务副主任的陈元都已在座。
谈笑风生之间,陈云漫不经心地冒了一句:「我看陈元同志该归队了吧?」接着便又顾左右而言他。 陈云说这话或许是无意,或许是希望陈元到「专业对口的」电子部工作,所谓「归队」,是因为陈元大学所学专业为自动化控制。但是,当时初入官场高层的江泽民尚还处在政治上的发育期,在陈云面前除了腼腆就是畏怯,岂敢多嘴多舌? 召见过后,陈云那句漫不经、心的问话,弄得江泽民茶饭不思,仍琢磨不出精神要领,祗好硬着头皮问李锐:「陈云同志的意思,是不是要我主动提出来换陈元同志来当电子部长?」
李锐在中组部工作的任务,就是按陈云的旨意专门负责「第三梯队」培养工作,自然深知陈云安排自己子女入仕的「阶梯」步骤。陈元的级别是正司局级,晋升一级为副部级。故陈云的「归队」说法即使有心,也祗是在暗示李锐和江泽民安排陈元出任电子部副部长。 在李锐以「陈云同志高风亮节」回答江泽民后,江泽民仍然担心如果陈云怪罪下来,自己吃罪不起。于是,李锐祗好拍着胸脯为江泽民打包票,安慰江泽民,如果有「怪罪」之事发生,还有中组部在前面顶着。此后不久,李锐即不再担任中组部副部长职务,陈元「归队」的事情也未再提起。
李锐在陈元同志「归队」的问题上明顶暗抗了一次,陈云似乎并未记恨在心。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后,中顾委一帮老人动议要开除顾委内四个委员的党籍,其中便有李锐,以及陈元的恩师于光远,罪名是「在党内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动议交到陈云处后遭到否决,理由是对党内知识分子进行组织处理一定慎而又慎,再不能犯毛泽东时代「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
不过,李锐从中组部退居二线后,接替他主管中央三梯队工作的新任副部长,是陈元在大学期间的同班同学刘泽彭。此人与陈元的朋党关系中组部内尽人皆知,以至风传他是陈云的义子。九十年代初,已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又一次为陈云的这位儿子大伤了一番脑筋。
当时,中共高干子女「圈子里」的人大都知道邓小平大公子邓朴方和陈云大公子陈元各有一个视为「人生第一知己」的大学同班同学,前者是何维凌;后者是刘泽彭。查刘氏简历,从吉林省宏伟机械厂一个普通技术员直调北京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办公厅秘书,然后又直升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副局长。接着又是中组部副秘书长、副部长,一路跃升。这种经历,不但没有任何背景者不敢想像,绝大多数中共「太子党」成员的晋升速度也无法与之相比。 有报导说,刘泽彭进入中组部后,很快搞得怨声载道,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里分别于一九九二年四月和六月的两次差额选举十四大代表过程中,名落孙山。同时,许多中组部干部分别找到中组部的老领导李锐、曾志、王照华等人,反映刘泽彭德行太差、作风霸道,而且缺乏起码的工作能力。
李锐等人将这些意见转达给江泽民后,江泽民虽然也觉得刘泽彭「有点过份」,平时连他这个总书记也不太放在眼里,但碍于陈云的面子,堂堂总书记竟然只敢在私下里唉声叹气。 不过,江泽民毕竟已经学会了耍点政治手腕,暗示李锐等人应该直接「向小平同志反应反应」。这样,邓办突然向中组部时任部长吕枫下达了小平同志指示:责令即刻将刘泽彭调出中组部另行分配工作。
报导中还说,当时吕枫接到邓办指示后,立刻同宋平向陈云讨主意,无奈刘泽彭被反应的种种问题都是有根有据、有证人的事实,特别是他在中组部不但从不避讳他与陈云家族的特殊关系,反而故意造势,打着陈云亲信的旗号为非作歹,这一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表现也使陈云感觉恼火。何况江泽民在此问题上是站在邓小平一边,口口声声支持中央领导集体独立工作的陈云也不好公开表反对。于是,几种因素促成了刘泽彭的失势。
但就这样,吕枫还想最后再拉刘泽彭一把,准备安排他离开北京担任一个省委的副书记以避北京的锋头,没想到刘泽彭表示坚决不离开北京,并私下里给自己找了接收单位,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当时,据说是陈元亲自找侨办主任廖晖,说了一大堆好话,刘泽彭才到廖氏手下当了个副主任,而且在所有副主任中排名最后。 事后,陈元曾对自己的小兄弟哀叹「关键时刻看错了人」。有中共高层人士分析说:碍于国内外、党内外对高干子女接班问题的反感,陈云安排自己儿子的朋友接掌中组部大
权不失为高招。刘泽彭如果言行谨慎,他同陈云家族的特殊关系也不会被外界所知。谁想到刘泽彭竟是「狗肉包子上不得台面」,坏了陈云家族的全盘计划。

落选后地位反而高升

在北京落选后,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及时伸出救援之手,让中组部下一纸调令,陈元成了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美其名日「用其所长」。
自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陆续成立和恢复了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保险总公司等金融业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则逐渐变成了一个全国金融工作的最高管理和决策机构,属于纯国家行政单位。被其管理的各业务总行(总公司)及其直属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全部是副部级单位,所以中国人民银行的行政级别实际上高于正部级。
陈元没有当成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但因此前他已是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按照中共有关的组织规定,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党委常委即享受副省、部级的待遇,所以他在北京市的地位已经是副部级了。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后,海外有报导说他的行政级别已经升正部级。
纽约时报的报导说:由于陈元是系统制定中国经济政策的关键人物,所以备受外国投资者的青睐和注目。  

陈元的「改革务实派」经济理论

一九八七年夏天,陈元曾出函邀请了一百多位经济专家,在北京平谷县研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阶段性报告」,这是陈元经济新理论的首度「大亮相」。陈元自己的观点归纳为「紧运行理论」,认为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徵。此后,大陆上有人写文章吹捧陈元,认为他的经济理论预见了三件事,这是后来经济发展中所证明了的:一是经济过热必然带来通货膨胀;二是经济结构不调整会出现紊乱;三是利益发展多元化问题解决不好会形成市场割据,中央和地方利益矛盾是分配不公。
一九九O年底,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陈元又在北京市组织了一次经济理论研讨会,许多经济学家如厉以宁、黄达都参加了。研讨会主要讨论陈元的一篇学术论文--我国经济的深层问题和选择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格局和运行机制的若干问题(纲要)
文章内容共分四部份。陈元文章认为:行政权力开始弱化,资产权力日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地方利益过度膨胀,呈现出某些『诸侯经济』的特徵。 陈元对邓小平前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进行了某种程度否定。 不但如此,陈元还在文章中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了李鹏政府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后的两年里自鸣得意的「治理整顿」的功效。
陈元在文章中批判了过去十年中实际是由邓小平所主持的改革路线是至全脱离了中国现实」,是于切实际、急功近利的思想作怪」,「忽视甚至否定集中的必要性,追求权力的绝对分散化」。十年改革中,「本应由中央牢牢掌握的社会总需求的调控权,都被下放掉了,甚至可以说我们现在的社会需求的管理处于无政府状态」。 所以,陈元在文章中疾呼:「为了迅速遏制正在走向分散的『小农经济』局面,最根本的是要大力增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实力,再造宏观调控体系」,「进行一次新的集中」。这篇文章是陈元经济理论思想的系统表达,出笼后不久即被印发在中共高层传阅。值得一提的是,文章出笼后入人民日艺人光明日选、《经济日报》等都没有反应。
《中国青年报》在刊登时注明「本文系陈元同志在一次讨论会上的学术报告,全文一万五千字,本文有删节」。 中共在香港的中通社(实际上是中国新闻社的分支机构,所以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报导称:陈元的这篇文章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注意,很多人赞成他的观点。 误传为「太子党纲领」组织者一九九一年前后,大陆上有消息说,何新最近一直在想方设法向「太子党」靠拢,恳切希望「太子党」成员能将他收为幕僚,以图日后可以有个强劲的靠山。这则消息的真假当然不易查证,但笔者看到何新一篇发表在「内部参阅」
上的经济理论文章中,确实是满篇的「陈元思想」或者说与陈元观点接近。
何新的文章很长,不可能将其中主要内容一一列举。但可以看出何新与陈元在经济理论观点上的默契。
一九九一年九月,一份被视为「太子党施政纲领」,一时炒得沸沸扬扬,陈元也因此被万炮齐轰。但事隔几月此事已经淡化之后,陈元在出外访问时表示,他被海外莫名其妙地大批一通时还没有看过〈选择〉这篇文章,何谈组织炮制?

游说海外寻找支持力量?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八日,香港画华早选报导:陈元和邓力群之子邓英淘今年到美国和欧洲访问时,均曾和异议组织的所谓「反革命分子」会晤。陈元曾向异议人士保证说:在中共元老领导过世后,中共政策将会改变。他也强烈暗示,在后邓小平时代,他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届时将重用异己分子们的才能。
按笔者从知情人处了解,邓英淘在「六四」以后至一九九一年底未曾到过美国,祗是「公差」去过澳大利亚一次。是否在那里会见过一些异议人士不得而知。
陈元则在一九九O年八月和一九九一年十月,分别应美国福特基金会和英国政府邀请,到两国进行了访问。
在美国的时候,陈元除在纽约参加会议,还专程到了波士顿,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学院举行了一个小型演讲会。据说,陈元这次美国之行,接到了好几所名牌大学,包括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邀请,陈元都婉言谢绝了。
在英国访问的八天中,陈元发表了公开演讲,认为中国目前物价稳定,贸易盈余,估计未来五年中还会有更大发展。 到场者评论说:陈元演讲时一副雄心勃勃,意气风发的样子,似乎是要暗示他本人在中国政坛上的仕途会比中国本身更有发展,速度更快。 陈元有一份雄心壮志是毫无疑问的,不过真正熟知陈元的国内政界人士都对上述报导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一个简单的推理是,即使陈元真是从给自己留后路的角度,或从「改造」共产党的角度出发,也不会有这样张扬的办法与异议人士打交道且如此行事只会坏了他的大事。
国内政界人士还透露:陈元身边确实也聚集有所谓的「前异议人士」,比如曾经在「西单民主墙」期间一度非常活跃,王军涛、胡平等人。
陈元与陈云思想的异同虽然大陆上很有一些人对「陈元思想」颇为赞赏,但一些中青年经济研究人员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陈元的经济理论与其父陈云倡导的计划经济思想如出一辙,正所谓三教子袭,一脉相传,并无新创造。
作为中共第一代高层领导人陈云是著名的计划经济专家,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曾三次在全国性的经济决策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简单说来,陈云的经济观点大略可以概括为三个方固: 一,「统筹安排,综合平衡」理论。全部内容可概括为一句话、四个字,即「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因此,经济建设必须有计划按比例地进行」和「四大平衡」(财政平衡、信贷平衡、物资平衡、外汇平衡)。 二,分清主次,循序渐进的思想。即先生活,后生产;先生产,后基建.先安排好简单再生产,再安排扩大再生产;先安排内含扩大再生产,再安排外延扩大再生产。 三,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思想。即「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改革开放后,陈云曾提醒说:「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祗能
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祗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 因为有了这段名言,所以国内外都把陈云的经济思想戏称为「鸟笼经济思想」。 如果仔细对照的话,陈元的理论确实是在陈云思想的基础上升华出来的。两者之间最大的同一性就是对于「计划经济」的强调都是建立在批判「经济过热」的基础上的。老子抵制的是毛泽东时代的「左倾盲动主义」;儿子反对的是邓小平时代的「右倾盲动主义」。

陈云父子与江泽民

大陆官方报刊在陈云去世后刊发的颂扬文章中,曾经特别提到江泽民接到「陈云同志病情恶化」的电话后,立刻驱车前往医院。虽没有赶上和陈云最后握别,但此番心意足以令陈元及其他家属打、心里底感到宽慰。陈云在去世之前,似乎也对江泽民较为满意,除了一九九四年春节在上海面对全国电视观众对江泽民大加赞扬外,据说江泽民一九九五年春节期间到北京医院看望陈云之后辞别时,陈云向江泽民伸出大拇指称赞他工作做得好。
至于江泽民对陈云的感情,陈云刚刚去世时即有评论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位中共党内保守派的精神领袖「人去音留」,他的「精神遗产」将长期影响中共高层的政治运作。从江泽民一手导演的,对陈云「丧事从简,评价从优」的作法,则被认为是对邓小平「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重要信号。
一九九五年四月陈云去世时,中共对这位二号元老人物的丧事处理之低调令外界十分不解。官方的解释是「丧事从简」;外界的猜测是担心引发政治震动。而一批仍然活在世上的政治元老,甚至过去曾在政治观点上与陈云相佐的元老,都因此而敏感地联想至自己的百年之后,对此种现象颇有凄悲之感。
但是,祗要注意到《陈云文选》增补的内容,就会发现江泽民其实是在这个问题上玩了一个人们轻易不能觉察的,「丧事从简,评价从优」的把戏。
当年五月间,江泽民亲自出席《陈云文选》及《陈云画册》出版发行暨纪念陈云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席问讲话虽然内容不长,但讲话中对陈云的评价已被人认为实际上超过了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对邓小平的评价。
当时,因为邓小平把军委主席位置让给江泽民,五中全会在同意邓小平「辞职」的决定
中,对邓小平的一生做了在当时来看实在是非常高的评价,故被人们认为是一份事实准备好的给邓小平的悼词。但现在看来,这份评价邓小平的东西在一些关键内容上虚的成份多,实在是不如江泽民对陈云的称赞来得精彩、来得实在。特别是对陈云在建国初期的高度评价,海外的报导说连邓家人都已经表示不满,认为如今把陈云说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十三届五中全会时为什么不把邓小平说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
邓家人是否有如此气愤暂且不表,事实上江泽民等人在《陈云文选》「增补」时的时间编排上,确实给人以这样的感觉:「第二代领导集体」实际作用发挥到最一刻的不是邓小平而是陈云。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一九九四年重新编辑并出版的第二卷和新出版的第三卷,所收文章截止时间是一九九二年初,即那份著名的「南巡讲话」。而一九九五年新增补出版的《陈云文选》第三卷,所收文章截止时间是一九九四年初,即当时中共新闻媒体上已经大致报导过其中内容的陈云「一九九四年二月同上海市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另外,还有一篇陈云发表于一九九二年七月的悼念李先念的文章,也比《邓小平文选》中最后一篇文章的时间迟五个月的时间。这篇文章当时发表的目的,是为了对外解释陈云在经济改革问题上并未反对特区开发和建设。再者,从《陈云文选》第三卷所收文章的最后」篇的编辑题目更可以看出江泽民等人的别具匠心匠心.
其明显用意被北京政界人士总结成两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最后一篇文章被普遍认为是对巩固江泽民的「核心」地位起了负面作用。即使是经过整理删节后对外公开发表的这部份,也都可以被政治敏感人士看出其中暗含的,对江泽民和李鹏的不满。所以,这次要用《陈云文选》第三卷中的最后一篇文章为江核、心正名。海外报导中透露:陈、邓两人都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他们彻底退出政坛前对接班人的最后评价至关重要,所以在审订《陈云文选》第三卷修订版时,虽有人提出《陈云文选》如果所收文章的截止时间比小平同志文选迟两年,是否会造成政治上的不好影响,江泽民仍坚持「就这样决定」,用意显然是要表示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他江核心的评价要以陈云的文章内容为准。第二,从一九九三年开始,中共高层实行的加强中央集权、加强宏观调控,实际上是在坚持和贯彻邓小平改革路线的幌子下,将陈云的一贯主张换一种表达形式而已。这里,到底是邓小平的激进改革路线有理,还是陈云的缓进改良政策正确是另一回事,但把目前江泽民、朱镕基的治国方式解释成「邓小平的方针陈云的政策」的确是一针见血。而对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和《陈云文选》第三卷的最后一篇文章就会发现,陈云同志的指示才是这两年来中共现实政策的最佳注解,维护中央权威也好、分税制也好、基本建设规模要留有余地也好,陈云在他一九九四年二月对上海负责人的讲话中涉及到了,而这些中共当前政策的具体内容翻遍《邓小平文选》,找不出一处。问题分析到这里,自然会有进一步的问题提出:「江泽民到底是谁的政治遗产?」是邓小平的还是陈云的?上述北京政界人士一语道破:第三代接班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实际上是邓、陈两人的「混血儿」,身体是邓小平的,脑袋是陈云的;旗号是邓小平的,观念是陈云的。
人们还记得一九九四年发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时中共曾经掀起一股学邓选热,江泽民亲自主持了隆重的发行学习报告会,所有中共在京领导人及除陈云、万里、姚依林之外的所有超级政治元老纷纷到会捧场。
值此,人们都认为江泽民如此动作是要以邓小平合法、合理接班人自居,拉大旗作虎皮。 这种分析固然没错,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其背后似还有另一目的,即对邓小平进行荣誉性安慰的同时,藉此对外昭示:从此邓小平对中共政坛的影响将祗剩下抽象的邓小平思想和理论而再无邓小平亲自口进行的政治实践。另外,这种极尽吹捧、阿谀之能事的,大张旗鼓的学习热,反而掩盖住了邓文选内容上的缺失,几乎没有人注意到《邓选》三卷居然祗截止到一九九二年初,对此后的邓小平言论一律不收。 别的内容不说,仅一份邓小平一九九二年年中在视察首钢时的讲话早已在外界流传,当时的中共首钢报及北京市编发的一些公开刊物上都有透露,应该说不是「敌对势力」凭空杜撰。 但是,如此一份对中共改革有指导意义的讲话却没有选入《邓选》三卷。 众所周知,邓小平首钢讲话中有很多不利于江泽民和李鹏本人的内容,所以江泽民在一九九二年十四大之前一度感觉自己地位已经岌岌可危的时候,都坚决顶着不准《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刊登此文,并因此也不准对外报导邓小平视察首钢的消息。邓文选三卷刚刚出笼时,外界追踪此事的评论界人士也都认为邓小平即使为了给江泽民面子,自己也会同意不把首钢讲话收入文选──此所谓「顾全大局」。
对陈云如此敬爱,对其长子陈元,江泽民也从来是表现出足够的尊重。一九九O年下半年,在政治局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经济计划工作的汇报时,主持人江泽民置在座所有国务院负责人于不顾,张口就是「听听陈元同志的意见」。好在中共所有政要都知道陈元的意见很大程度上是代表他老子而发,所以对总书记这种「礼贤下士」的表现也是见多不怪。
据闻,被尊为中国大陆「经济沙皇」的朱镕基,也对陈元这位部下敬让三分。经常与之讨论国内经济形势。 一九九二年中共筹备召开「十四大」时,据说是江泽民点名要求让陈元进入国家机关系统的十四大代表候选名单中。可惜国家机关内多数党员并不买账,令陈元的从政历史上再次写出一笔落选记录。而在十三大党代表选举过程中曾经落选的邓小平长子邓朴方,这回却在国家机关系统如愿当选党代表。 事后,海外曾有报导说:陈元再次落选的问题,令高层很是头疼,特别给国家机关系统增加了一次中共十四大代表名额,其结果是弄巧成拙,反而给陈元帮了倒忙。机关内党员普遍对此作法反感,岂不直接影响陈元在单位内的威信! 由此可见,虽然江泽民、朱镕基等人在九七年中共十五大召开之前,都会为陈元进入中央委员会的问题「尽职尽责」无论是出于对陈云在天之灵的慰藉,还是基于陈元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的职位及其工作成绩和能力,但党代表选举这一关如何顺利通过,对陈元确是一严峻的考验。如果说党内实行「差额选举」是中共政权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在贯彻「党内民主化」方面了试牛刀,那么陈元落选现象就是这一改革过程中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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