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24日星期日

中共王震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二日,王震在广东辞世,这个时间到将被免去其国家副主席职务的八届全国人大召开日期仅差三天。
在中共所有超级政治元老中,王震同一九九二年六月去世的李先念都是最不情愿在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问题上起表率作用者。
果然天遂人愿,王震与李先念先后都实现了「死也要死在领导岗位上」的宿愿。过去,海外对王震的评价大都把他作为改革开放的对立面,送他的外号不是「左王」就是「左炮」。其实,王震其人正是中共所有政治老人中个人性格、思想观点最复杂的」个人,而外界对他的报导和评价大都过于脸谱化了。
王震的名字在海内外都是如雷贯耳。邓小平王朝建立以来,他是邓小平建立经济特区,大搞改革开放的应声虫;另一方面又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炮筒子」。矛盾的表现加上对一九八九年学生运动的一昧主杀,使得他成为当时中共八大元老」中最招人恨的人物。
「痞子运动」中的敢死队长
说来很有讽刺意义,被中共残酷镇压下去的一九八九年学潮中涌现出的大陆民运人士的经历,同许多中共领导人打江山时期的「革命经历」特别相像。比如王丹、吾尔开希等人的经历就颇似当年靠搞学运起家,而赚得坐江山资本的中共前任领导人宋平、姚依林及现任领导乔石、任建新等;而一度被中共逮捕下狱的「工自联」领袖韩东方的经历,则同王震早年的经历相似。
韩东方一九八九年前是北京的一名铁路工人,王震一九二九年前是湖南的铁路工人;韩东方一九八九年在天安门当了「工自联」常委及工人纠察队长;王震当年在长沙也是工人运动的执行委员兼纠察队长。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长沙曾发生历史上著名的「马日事变」。当时,因为共产党在湖南等地发动的「工农革命运动」(毛泽东自认是「痞子运动」一搞得十分过火,以至乡下的绝大部份有产者和长沙城的民族工商业者都成了「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的革命对象。同时,再加上国共两党之间日益严重的分歧等种种复杂政治原因,终于导致了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的一场政治大屠杀。
五月二十一日深夜,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对共产党在长沙的各类机关突然袭击,迅速逮捕并陆续枪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及其外围组织的成员。一时间,整个长沙城里杀声震天、尸横遍地。
此后,由于国共合作的失败,共产党在湖南的组织和军事势力,尤其是在长沙省城的势力大大受挫。但是,对共产党人的杀戮必然导致复仇,何况从事「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原本就是共产党从俄国的娘胎里带到中国的革命本性。
当时,中共湖南地方省委根据其中央指示精神,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发出了夺取全省政权总暴动的总动员通知。十二月一日,决定长沙暴动,计划于七日至十日为暴动日期,但届时暴动并没有完全发动起来。十日中午,长沙的铁路工人开始罢工,王震在其中扮演了工人纠察队队长的角色。
当日晚上七时开始,中共湖南省委组织了二百人的「敢死队」,进攻电灯公司、军事厅和警备司令部。但是,包括王震在内的敢死队员大都表现得不「敢死」,战斗结果仅仅是破坏了电灯公司。接着,国民政府方面调动一个师的兵力从外地紧急增援长沙省城,共产党的这次暴动终于被镇压下去。
不过,失败后侥幸平安逃出长沙城的王震还是因为「对敌斗争」表现英勇而被正式接收为共产党员,并日渐为社一上级所器重。由于他年纪轻轻就留着一脸络腮胡子,加上性格鲁莽,所以人送名号「王胡子」。直到他的晚年,邓小平等人都还直呼他王胡子,邓小平等人的后代则称他「胡子叔叔」。
一九二九年,王震担任了中共游击大队的队长兼政委,一九三O年起任红军师政委、红六军团政委。
贪天之功冒领嘉名
到延安以后,他担任了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当时,是八路军的总司令朱德提出了著名的「南泥湾政策」,即调部队到人迹罕至、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搞「生产自救」。也是朱总司令到南泥湾实地勘探,然后下令调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其后,朱总司令又多次到此视察督促,以南泥湾的作法带动了中共各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也为中共建政以后在新疆等地进行军垦屯田提供了经验。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延安《解放日报》曾经发表社论,称「南泥湾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而这个嘉名、永远与总司令名字联在一起」。但后来的中共党史上却将南泥湾与毛泽东、王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朱德的名字不见了。
在毛泽东时期,对朱德如此不公正完全是毛泽东本人暗示甚至直接指使的结果,而王震对此心知肚明,既为毛泽东打击朱德当了炮手,个人又乐得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朱总司令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的时候,他的秘书撰写回忆文章披露此事,但这篇文章被与王震穿一条裤子的理论左棍胡乔木压下不准发表。胡乔木虽然知道文章中说的全是事实,却表示「发了有影响,宁可向作者检讨也不能发。」
由此可见,中共党史经常是任人涂抹,哪里还有可信性可言!.
许光达为王震的军衔鸣不平
中共建政后,王震被派往新疆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和中共新疆分局书记。此公最大的劣绩就是武力镇压新疆少数民族的反叛。
当时,王震是自治区党委书记,邓力群是宣传部长。开展肃反运动中,这两人力主多杀、滥杀,并擅自逮捕一批伊斯兰上层阿匀,把个新疆搞得人心惶惶,政局动汤,其后是因此而导致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对立至今难以消除。
当时,中共高层眼看王震如此胡来,下令纠正,但王震自己称自己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拒不承认错误。毛泽东一怒之下,下令中共西北局撤销王震和邓力群在新疆的职务,调回北京。此后,改任为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一九五五年又委任以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和国防委员会委员的虚衔。
一九五五年,王震仅被授予上将军衔,毛泽东钦定的十个元帅十个大将都没有他。为此,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时任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曾上书毛泽东,言他自己无论资历和战功都不卓著,故对大将军衔受之有愧,难以服众,所以建议将王震同志授予大将。
毛泽东给许光达回了话,大意是叫你当你就当,别人的事情不要管。至于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封王震为大将,外界不得而知。有人分析,是因为王震在新疆的民族政策没有掌握好,导致后患无穷,所以毛泽东认为他祗有「匹夫之勇」,封大将更是难服众人。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用王震所长,说他当年在延安南泥湾率领三五九旅开荒种地领导有方,一句话把他捧得不知所以,乐呵呵地转业到地方当了农垦部长,一直到「文革」开始。
提着老母鸡见毛泽东
「文革」中,王震开罪林彪一度被下放到江西,但基本上没有受太大的冲击,无论是林彪的「九大」还是「四人帮」的「十大」都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大陆上有传说,王震这门「大炮」在「文革」中之所以基本上没有挨整,是因为三十年代初毛泽东在中共内部被所谓「左倾」路线整肃时处境特惨,没有人敢与他接触,唯有王震曾提着一只老母鸡去看望他。毛泽东为此大受感动,所以几十年后仍然念着王震的好,至少不置之于死地。
这类传说无从证实,或许真有其事,但更大的可能是人们的附会,甚至是王震为了给自自己脸上贴金而自编自造出来的故事,就像林彪说他自己当年曾在井岗山同毛泽东「会师主样。实际上,王震在「文革」期间没有被毛泽东当成敌人,一是他从来就不是刘少奇和陈云路线上的人,第二他向来「有勇无谋」,不被毛泽东认为是什么危险人物。
王震是标准的「流氓无产者」
无论是「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还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王震都充当了急先锋。
胡耀邦在台上的时候,邓小平在」在一次小会上提出自己退下来的愿望,在场的人祗有胡耀邦表示问意」,其他人,特别是王震这样的政治老人立刻劝阻。谁都明白,祗要邓小平退下来的,其他政治老人怎么还有可能继续留在位置上?所以,就因这件事,胡耀邦成了众多政治老人的众矢之的,王震更是公开骂娘。
据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曾经因为与胡耀邦关系密切而受到王震残酷打击的吴江回忆:王震接替胡耀邦中央党校校长职务后,立刻利用这一阵地对胡耀邦大肆诋毁。在一次党校大会上,他公然破口大骂:「谁让邓小平退下来,谁就是反革命,就是『三种人』!」然后又在大会上大声宣布:「学生上天安门,要热处理,来一个抓一个。我们有四百万军队,怕什么?」
一九八二年中共召开十二大时,吴江在小组会上有个发言,谈关于坚持与发展毛泽东思想问题。当时主秦川闻讯即约吴江就此问题写文章在党报上发表。文章见报后,王震连夜打电话给秦川:「《人民日报》竟敢发表吴江的文章,你们还要不要脑袋?」
如此土匪行径,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祗有王震表演得出来。
大陆还有传说,一九八六年底左派老人逼胡耀邦下台时,就是王震拿着老人们的联名信威逼邓小平。「六四」后更有传说他亲山口指挥了屠城的杀人部队。
有一个得到了证实的传说则是:一九八六年在逼迫胡耀邦辞职的党内生活会上,王震发言给胡耀邦列举的主要罪行是组织路线上存在严重问题,不但对「文革」中的「三种人」徐惟诚等造反派的秀才加以重用,而且拒绝听取群众来信的批评反映。
赵紫阳担任总书记后,尽量不招惹王震这位邓小平从来都要让几分,地位特殊的政治元老,王震仍然对他一百个看不惯。一九八八年六、七月间,北京广播影视工作者苏晓康等人拍摄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河殇》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当时正在湖北巡游的王震无意中在电视上看到其中的片断,立刻引起阶级斗争警觉。回到北京后,他下令广
播电影电视部立刻将全片录影带及解说词全文调到「王办」。看完后立刻要求禁止继续播映并展开批判,但遭到赵紫阳的拒绝。
一个月后,王震恰好到宁夏参加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在当时举行的座谈会上故意把话题引到黄河上,然后便痛批《河殇》是诋设黄河、诬衅中华民族。王震还要求新闻媒体必须刊登他的这番讲话,无奈当时的《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并不买账,不但拒绝刊登他的讲话,而且继续组织对《河殇》的赞赏文章。
当年十月,党内连个中央委员职务都已经不是的王震,不但能够出席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而且居然能够打断赵紫阳主持的会议正常议程,突然发难,拍着桌子大喊《河殇》已经让他「不能容忍」。
「六四」事件发生之后,赞扬《河殇》成为赵紫阳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罪状之一,而王震目无组织原则,公然大闹党的中央全会会场的恶劣行为却被说成是「民族正义感」、坚持无产阶级党性的大义凛然之举。
当然,如果不是「六四」事件的发生,如果还是赵紫阳继续做共产党的总书记,王震对《河殇》的发难也已经阻止不了该片在海内外继续发挥影响,更何况该播出的电视片已经播出,该出版的解说词已经上市,该发表的赞扬文章已经刊出。
而王震对大陆著名歌手崔健的封杀,则更厉害得多。
崔健在刚刚成名的时候,曾经演唱过那首在大陆几乎人人知道的《南泥湾》,内容是歌颂王震的三五九族如何成为将南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而崔健绝就绝在将这首歌用所谓「气嗓子」唱出,处理得柔婉绵软,成了所谓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靡靡之音」。歌声传到王震耳朵里,王震大怒,一声令下,大陆所有电视台都不能出崔健的镜头,更河况播放他的演唱曲目。
正是由于王震这些左的表现,所以外界常常把他排在与邓小平针锋相对的陈云势力一边。实际上,如果仔细分析邓小平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一贯所做所为,尤其是联系他一九八九年以后的强硬政治态度就不难发现,王震身上所表现出的那种既要坚持政治上的高压政策,又要倡导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的态度,正是邓小平所需要的。
虽然王震如此不得人心,但他在中共高层中却颇有人望,原因之一就是他性格中有仗义的一面,所以,他应该属于毛泽东在其文章中所定义的那种标准的流氓无产者。
邓榕盛赞「胡子叔叔」
「文革」中,王震对邓小平、陈毅等许多挨整的老干部不但没有落井下石,甚至还为他们及他们的子女做了一些好事。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回忆文章中,曾盛赞这位「胡子叔叔」在邓小平落难时不怕毛泽束和「四人帮」开罪,对邓小平一家关怀有加。正因为这层原因,邓小平主政后,对王震一直容忍颇多。
一九七二年春,邓榕从陕西去江西看望父母后,在回陕西的途中绕道北京,想打听一下林彪死后有什么新的政治消息。有人见到邓榕说:王震要见你。
邓家原来与王震并无多少交往,邓榕甚至未曾见过这位「胡子叔叔」。四月三十日那天,当邓榕赶到北京北太平庄王震住处,王震急忙迎了出来,一把握住邓榕的手,十分热情地问:「爸爸好吗?」
几年来受尽委屈的邓榕忍不住热泪盈眶。
据邓榕回忆:胡子叔叔详细问了我父亲及全家人的情况,他让我不要再回陕西,回江西去转告我父亲,主席对父亲是有区别的,并说他自己要向毛主席及中央上书,让我父亲出来工作。胡子叔叔还留我在他家吃饭住宿。自「文革」以来,从我成人开始,便历尽那个非常时期的世态炎凉,但此时此刻,在胡子叔叔这里竟然受到如此的关怀、如此的厚待,实是令我感动万分。胡子叔叔在那种时刻敢挺身出来为我父亲说话,怎能不令人敬佩之至、没齿难忘呢?胡
子叔叔这种以正义勇敢、豪情侠胆著称的品格,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回到江西把这些告诉父亲后,父亲也是十分感动的。
由自此,邓榕逐渐成了王家的常客,也与王震的三个儿子王兵、王军和王之相熟。一九九三年三月,王震在广州去世后,邓榕带着女儿前往机场迎灵。接着,很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缅怀胡子叔叔〉的文章。文章中记述,每当王震与儿子们生气,祗要邓榕去劝说,王震准会露出笑容。
另外,邓小平二次出山后,邓榕还充当了生父与乾爹之间的传话人,每当王震对中共中央在位领导人的某项决策有意见时,便要求邓榕转告邓小平出面制止。比如取消所谓「生产建设兵团」的事情,是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作主的。曾经领导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王震听说此事,如丧考妣。刚巧此时邓榕与贺平从中共驻美大使馆回国休假去看望王震,王震立刻要求邓榕向邓小平转达山自己的意见。
就这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被改成建制地保留至今。
如果说王震当初就觉察将来的天下属于邓小平,那么说明这个大老粗的政治眼光敏锐;如果说王震完全是出于拔刀相助,那么说明他确实有豪情侠胆。但无论如何,这是导致后来王震得宠于邓小平最重要的原因。
中共高层中流传着许多关于王震在「文革」中如何利用自己在毛泽东那里的微妙地位,设法帮助一些正在挨整的老干部和他们家属的故事。
比如「四人帮」在整叶剑英的过程中,曾把他的女儿叶向真及其当时的丈夫刘诗昆也投入监狱,同时还把他们的一个上了岁数的保姆也抓了起来。有人找到王震请他救救那位无辜的老太太,于是王震就找毛泽东说自己缺一个保姆,但他看中的这个人现在却在监狱里。于是毛泽东果真就批示放人。
一九七四年,胡耀邦从干校回到北京,因为还没有被启用,所以对仍留在干校的部下伍绍祖(「文革」前的全国学联主席,胡耀邦的爱将)爱莫能助。于是胡耀邦鼓动伍绍祖的母亲熊天荆去找王震想办法。
熊天荆也是中共元老人物,丈夫伍云甫六九年病逝后祗能与独子相依为命,处境颇为凄惨。她找到王震后,王震即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言由自己眼下急需一个秘书,而这个秘书既要有文化,又要出身好,所以祗能像伍绍祖这样的人担任最合适。于是,伍绍祖果真就回到北京到王震身边当了秘书。
一九七五年王震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后,与积极支持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两人联络颇多。
在一次交谈中,王震对邓小平推荐说:我手下有一个秘书,有德有才,但现在却不能被重用,一直在我那里管管文件什么的。这简直就是人才浪费。当邓小平问到此人适合干什么的时候,王震信口说道: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的就是科技,当然应该管管科技什么的。于是,伍绍祖进了国防科工委。
「文革」中,王震仍然享受着中共高干的〔特供」待遇。由于各种物资奇缺,对中共高干的这种「特供」也是要限量的,比如中华烟每月祗限六条。王震本人不抽烟,所以「文革」前这每月六条烟都是他的儿子们享受。但「文革」中王震却命令儿子们每月省出一条来,给几位因为被打倒而被中止「特供」的老干部和「民主人士」,荣毅仁当
时就是受益者之」。
从那时起,荣毅仁与王震两家关系就一直非常密切,这同改革开放以后王震的儿子入主荣毅仁的公司不无关系。
从中共公开的文字材料中看,王震在「文革」时期对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及他们家庭成员所做的帮助甚至是当时位高权重的周恩来所没有做到的,邓小平复出后当然对王震十分感恩。这是毛泽东去世之后,王震能够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层的重要原因。
一九七八年,邓小平掌握中共实际领导权后,提出让王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徵询胡耀邦意见时,胡表示王震的个人作风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考虑到中央决策机构的严肃性,此人不宜进决策层。再者,当时在世的许多军队元老都比王震军衔高,好几个大将都还在世,这样安排恐怕不太合适。但邓小平坚持这样安排,胡耀邦当然被王震恨之入骨。一九八五年,王震在政治局内不再占有位置,又被邓小平安排了一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一九八八年,王震同意不在党内继续任职,却向邓小平伸手要了一个体面风光的国家副主席职务直到去世。
王震不懂什么就喜欢什么
王震其人没有任何学历,十四岁即当了铁路工人,所以自命「老粗」。但中共的宣传材料大都说,他在「革命队伍」里却对文化人颇为敬重,他本人也由自称是「知识分子的朋友」。
王震的妻子王季青早年是燕京大学化学系的高材生。中共建政后曾在北京的一所重点中学里当校长,后来在高教部任职。
王震国共内战时的秘书郭小川,是大陆后来著名的诗人,此人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后,因为王震做了工作,才没有被整得更惨。
大陆著名诗人艾青之子,旅居纽约的艾端午曾在」篇文章中写道:中共保守派军头王震,过去一度结交文人,附庸风雅,父亲艾青当年被打成右派时,受到王震的照顾。事实上王震结交党内文人,自称「知识分子的朋友」,还是出于毛泽东专用三农分子」控制知识分子的需要。在延安的时候,王震在所有「粗人」中,最为关心党内政治动态,对毛泽东这样的山沟里的知识分子与王明那样的吃过洋面包的知识分子之间的斗争十分敏感,对从大城市投奔延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一百个看不惯。四十年代初中共搞所谓的「延安整风」时,正是王震首先在「鸣放」的墙报上看出了王实味的文章有「反党」气息并及时向毛泽东报告。
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一九四二年五月下旬至六月初,命令中央研究院对王实味开展批判,并对其政治历史问题进行审查。当时此事轰动延安,这对后来整风运动发展成「审干」运动有直接影响。
据吴江著作中的描述,王震因为挖出了王实味而受到毛泽东的器重,竟被委任为「文艺界整风学习小组组长」。王以自己没有文化而表示了」番谦虚,毛泽东则意味深长地说:「我就是要你这个文化不高和文化人打交道」。吴江认为,这种现象透露出历史上中共对知识分子政策阴暗的一面,可谓一针见血。
从那以后,王震自己从来没有什么理论,却对共产党内的理论工作者颇为友好,当然是指邓力群、胡乔木这样的理论工作者,他们的思想前提首先必须是无限忠于共产党,其次要符合王震个人的口味。正因为如此,王震在邓小平时代成了中共左派理论家(如邓力群等人)和左派文人(如贺敬之和他的妻子柯岩)最有力的后台。
左派理论家及左派文人们之所以把邓小平都不放在眼里,之所以架空了一度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与其说是后面有陈云的支持,还不如说是仗着王震在邓小平那里的特殊地位。祗要王震保他们,邓小平就奈何他们不得。
一九九O年六月,贺敬之命令属下马畏安在举国文化艺上向李瑞环发动攻击,发表了〈全党应服从中央〉的社论和中央领导关于意识形态的指示,故意不收李瑞环的内容。李瑞环知道后大为光火,在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提出文化部有人无法无天,江总书记和李总理均装傻充楞,没有个明朗的态度。于是,李瑞环又上报邓小平处要求讨个「公道」。邓小平十分生气,说「这是政治性事件」,表示支持李瑞环追查。于是,李瑞环命令贺敬之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将书面检查交出。
贺敬之接到李瑞环的「最后通牒」即找到王震和李先念,寻求支持。王震当即表态:《中国文化报》没有错,如果谁敢说有错,「让他来找我」。李先念则说,没有他李瑞环的语录有什么不行?我李先念还从来没有发表过语录呢。
贺敬之取得两个老人明确表态支持后,更不把李瑞环放在眼里。李瑞环没有办法,祗好再次向邓小平求救,邓大人那里却没了下文。
自此,李瑞环像个霜打了的茄子一样,足足拈了有半年之久。至于事后海外报刊报导李瑞环派驻工作组进入《中国文化报》,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很可能是人们出于对左派们的憎恶而附会出来的。
没有文化偏偏爱「关心」教育
王震还有一个与他的出身和经历相矛盾的特点,就是爱往教育界凑。他既无理论又无文化,却担任过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其实,他除了对共产党的理论教育感兴趣,对大陆的普通教育也常常插手。至去世之前他还兼任着全国中小学教师基金会的名誉主席职务。大陆每每有什么「教师节」、教育表彰大会之类的活动,他总是少不了出席的。教育界的左玉何东昌之流同他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因为时常插手教育界,所以王震非常喜欢在学校里露面,如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北京四中等校开校友会时,他非常喜欢以学生家长(爷爷辈)的身份被校方请去。一九八六年四中校庆时,王震正得意地坐在主席台上被师生们观瞻,会场上突然有人喊了声「方励之来了」(方是四中校友),于是,许多人都纷纷前去请「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签名,会场秩序大乱。气得王震在主席台上用拐杖把地板戳得乱响,大叫「这像什么话!」
王震还有一个令外人难以相信的特点,就是生平喜爱读书,而且还专门能在读书过程中发现问题。曾经在大陆出版后引起强烈争议的军史小说《雪白血红》,就是王震读完后「及时发现了其中的严重问题」,大骂作者张正隆良心大大的坏了。
王震最早主张「两手硬」
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中共在清算前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错误时,指责他们是抓物质文明的一手硬,抓精神文明的」手软。从此「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成了党的政策的通俗解释。其实,这所谓的「两手硬」政策是王震首先提倡的。在经济改革方固,王震实际上是较早支持邓小平主张的党内元老。
一九八一年王震衣锦还乡时,曾对家乡父老透露他早在一九六二年就主张包产到户,「不过挨了顿批」。
查遍有关中共公开资料,还没有找到关于王震因为一九六二年主张包产到户遭到毛泽东批判的确实记载。不过,一九七九年的时候,王震就以国务院副总理的名义带领国务院数名部长前往深圳蛇口考察,研究开发蛇口经济特区的工作。
一九八四年,王震又与杨尚昆陪同邓小平视察广东、福建等沿海城市,并建议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对经济特区的开发和建设。
相比而言,当时所谓中共「八大政治元老」中的陈云、彭真、李先念、宋任穷等就从来没有像他这样如此肯定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名,行资本主义之实的经济特区。还有一个外界鲜为人知的事例是:从一九八九年初开始被」些政协委员指责为「丧权辱国」、「开门缉盗」的海南省洋浦开发方案,正是时任海南省省委书记许士杰通
过王震直送邓小平和杨尚昆的。王震在许士杰等人致党中央国务院的联名上书前面指示日:「洋浦地区三十平方公里的开发由日本熊谷组承包,完全可行。谨建议:中央、国务院批准……」
洋浦地区以租让土地形式吸引外商开放一事早已获得批准,当时一些争论的内幕随之曝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中共现在所公开批露的材料看,一九八九年初最早支持洋浦租让国土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竟是王震和田纪云。而前者从来都是被认作中共保守派势力的代表,后者则被公认为改革开放的急先锋。
就在如此大力支持经济特区,甚至带头支持「出卖国家主权」的同时,王震又是中共意识形态方面极左势力的带头人。无论是「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还是「六四」镇压,他从来都是充当摇旗呐喊的急先锋角色。王震支持改革开放由自有他的一套「理论」。他认为:实际上,对外开放政策是毛泽东、周恩来在世
时就确定下来的一项国策。早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在立硎十大关系〉一文中即提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的东西,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列宁在苏联建国初期也提出过引进必须的设备和技术,通过租让和借款吸收外资,用以建立起大生产的基础。
有人说,王震支持建设特区是因为他的儿子在经商中得了好处。但如此说来,中共另几个元老中,除李先念的子女外,每个人的子女都有醉心于商品经济的,但他们对商品经济却从来都是没有褒词的。
王震的「绝情」
王震生活作风的腐化、堕落,在海外早有各种报导,如香港耋选月刊曾在一九九O年二月号,披露大陆新疆的天山脚下建有豪华的王震别墅」;《当代》一九九O年六月号也报导王震在珠海的石景山庄(邓小平一九九二年惊蛰前后巡幸珠海时也在此下榻)挥霍的故事。
还有一则报导说,王震曾批准贺敬之的儿子贺小雷在新疆天山脚下的五家渠镇建了一个跑马场,因为游客太少,无钱可赚,这位贺小雷于是又跑回北京,由王震批准在亚运村附近新建了一个所谓「迎亚运」跑马场。王震如此关心这个贺公子,除了与贺敬之的关系,更主要的还因为贺敬之的老婆柯岩认王震做了乾爹,并」度住在王家为王震写传。然后,笔者在搜集王震其人的有关材料时,也有幸看到大陆吉林出版社和北京华夏出版社近年出版的《晚年纪事》、《将帅轶事》两本书,且书中有不少笔墨是吹捧王震为革命事业杜绝亲情的故事。
据书中记载,王震在其家中是长子,弟妹均在乡下务农。王震当了解放军的将军之后,弟妹自然也可以沾点光。弟弟王余美想建一栋房子,写信向王震要点钱,王震的回信内容竟是:「你定要我拿钱,我写信给农会,发动农民斗争你。」王余美有个女儿叫王辉,曾通过王震的部下将户口迁入北京,被王震发现后,立即命令「遣送原籍农民」。一次王震回湖南浏阳家乡,发现弟弟竟养有二十多只鸭,于是他在区公所社员代表会上发起批斗会,并命令当地干部没收他弟弟所有的鸭子并处以罚款。
王震的大弟弟的长子叫王井,高中毕业后要求王震给介绍个工作,被王震一口拒绝;王震的二妹有一儿一女,五十年代找到新疆,王震便把他们留在新疆石河子农垦区当农工。我们暂且不怀疑上述故事的真实性,但即使如此,王震其人也绝不是个「廉洁型」的中共干部。据吴江在其著作中揭露,在中共取得政权后,王震的名言就是「老子打天下,老子就得坐天下」。
笔者一九八九年初在深圳时,曾亲耳听到王震训斥企图审查他儿子经商问题的当地政要,之怒气冲冲地威胁说:「你们知道不知道,老子的儿子当过兵,文革中坐过牢,你们也敢?」
另外,王震的官僚特权不但福及儿女,而且孙子辈们也同样跟着沾光。比如他的孙女王京京原是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的学生,一九八六年曾随学校组织的军训大队去河北石家庄陆军学院参加军事训练。训练日程快结束时,该学院领导突然接到中共中央军委的专线电话,命令他们在通知王京京军训结束后不要返回北京,由陆军学院派汽车直接送往北戴河,因为她的爷爷,首长王震同志正在北戴河避暑。
此事由陆军学院领导转告北京师范大学军训带队教师后,几位教师居然没有买王震的账,告诉陆军学院领导说:我们带来多少学生就要如数带回北京多少。他们到北京后就放假,到那个时候,不用说去北戴河,跟着他爷爷出国我们也管不了。但现在不行。必须跟别的大学生一样坐硬席火车回北京。
陆军学院的领导当时吓得不知说什么好,因为他们戎马半生,从来就知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何况还是直接来自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命令。北师大的知识分子却不吃这一套。所以也难怪王震为什么对知识分子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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