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30日
共产党为何后悔支持卡扎菲?
文章援引北京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Patrick Chovanec的话说,中国的不干涉政策目前遇到了困境,中国在许多被认为存在潜在政治不稳定性的国家都有商业利益,而共产党的政策是支持这些国家维持现状,当这些国家的局面变得不确定时,就会将中国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习近平李克强亮相 习喜欢好莱坞二战电影 王岐山剑指总理宝座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与到访的美国副总统拜登(Joe Biden)进行了几次会谈。习近平已被非正式地指定为中国下一届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拜登周日在中国西部城市成都的一家餐馆喝了茶,还用了一顿便餐。周日是拜登访华行程的最后一个整天。
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高调访问香港,期间他展示了自己的能力,首次在演讲中秀出了自己的英语技能。李克强最有希望接任国务院总理一职。
在这两个经过了精心设计的插曲中,习近平和李克强都坚持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分析和外交人士说,这两次事件的目的是在十年一次的领导层换届之前,提高他们的知名度。共产党现任领导人将分别在明年和2013年结束党内职务和政府职务任期。
虽然如此,但一些外国官员、学术人士和投资者认为,习近平与李克强的表现暗示了他们的领导风格将更开放、更老于世故。众多这类人士一直严密注视他们两人的举动,希望能找到他们可能为中国领导层带来何种变化的最微小信号。中国目前是排在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习近平的表现尤其为美国官员关注,一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像陪拜登这样,和一位美国高官待过这么长时间,二是因为他明年将对美国进行首次正式访问。
美国高级官员说,58岁的习近平上周对美国政治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询问了前不久提高美国政府债务上限交易背后的谈判细节。有官员说,习近平上周与拜登的第一次会见比预定时间超出了45分钟。
奥巴马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说,习近平很清楚自己想传达什么信息,处理问题的方式很有策略性,在和同事的沟通互动中也十分自信。他还说,很明显习近平很高兴能有这个与国际上与他同等地位的人坐下来坦诚交流的机会。
这位官员说,习近平特别提到他坚信美国将继续作为一个太平洋大国发挥作用。
周日,习近平和拜登打破了外交惯例,一起前往都江堰市参观。2008年四川发生地震时,都江堰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周日下午,他们在一座横跨河流的桥上聊天时谈到了与普通民众交流的重要性。习近平说,自己初任领导之职时(包括在几个省挂职),每年都会到农村看望村民。
另一位美国高层官员说,从某个层面看,你会认为这两个人没有共同点,但我觉得他们认为存在很多共通的地方。
习近平此前曾对美国发出混杂的信号。2009年在墨西哥讲话时,他厉声斥责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划脚。另一方面,维基解密(WikiLeaks)网站去年公布的一封美国外交电文显示,习近平对时任美国驻华大使说,他喜欢二战题材的好莱坞电影。
美国官员力图淡化有关中国对其美元资产十分担忧的说法,他们说,习近平和中国其他领导人都对美国经济表达了信心。
中国领导人在其公开言论中确实是保持了克制。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一场美中商界领袖会议时说,美国经济“具有很强的韧性”。
但自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8月5日下调美国政府债务评级以来,官方媒体新华社便一直猛烈抨击美国的经济政策。
新华社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说,拜登曾反复告诉中国领导人和学生,美元资产是安全的。拜登按计划于周一离开中国。
文章说,但这远不足以缓和中国和世界的担忧,美国急需采取切实措施来兑现承诺。文章敦促华盛顿结束对海外举债的过度依赖,做出大刀阔斧的改革,并削减庞大的福利项目、削减财政赤字、调整经济结构。
评论文章还把债务问题跟市场准入、人权和中方所谓“核心利益”──台湾、西藏──等问题引起的双边争端联系起来。文章说,为赢得中国的信心,美国还需要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发展道路,尊重中国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的核心利益。
美国官员说,他们相信习近平有志于维持良好的中美关系。
但他们仍然担心,他和其他文职领导人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发挥的作用,可能不及其他强大的利益集团、特别是军方的作用。
分析人士说,考虑到这些利益集团在领导人换届前夕的明争暗斗正在加强,李克强访问香港被认为是在习近平受到更多关注的同时也增加他的曝光度。
56岁的李克强上周四在香港大学演讲临近结束时突然改说英语,吸引了很大关注,特别是在中国的网民当中。现任领导人很少尝试在公开场合说英语。
自2007年被提拔进入中共最高决策机构、由九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以来,李克强一直被视为最有可能在2013年接替温家宝担任国务院总理。外界认为李克强与温家宝关系紧密。
但最近有强大的声音──特别是金融界──提出,分管金融的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会是一位更强硬、更有能力的总理。
一位曾在最近与党内高级官员们讨论过此事的人士说,很多人不想让又一个温家宝上台。
2011年 08月 22日 10:51
卡扎菲的互联网监控中心 类似中共GFW
2011年8月19日
中共密室政治:胡锦涛钦点胡春华隔代接班传承团派香火
近几十年来,中共领导层的接班问题,不仅是中共内部在思量争斗,外界包括西方国家也都高度关注。台湾《联合新闻网》有文章分析认为,目前中共的〝隔代指定〞模式,实际是由邓小平创立的,在政治局常委中设两层,一层是当朝,一层是下任,当朝握大权把方向,下任做实务摸经验。
而香港《苹果日报》评论分析,1992年,胡锦涛被中共元老邓小平钦点为隔代接班人,跃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西方政界、传媒都在问:〝Who is Hu?〞明年中共十八大举行时,胡锦涛就要卸任中共总书记,但人们仍要问:〝Who is Hu?〞
文章说,以前人们问的是胡锦涛曾经做过什么,是怎么成为政坛黑马的;明年要问的是胡锦涛这20年做了什么,特别是他在主政的10年做了什么?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15年后,在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习近平与当年的胡锦涛一样,从一位普通的中央委员,跃升政治局常委,成为前总书记江泽民〝隔代指定〞的第五代接班人。
文章认为,〝Who is She(Xi)〞与〝Who is Hu〞的问题,都是因为中共的密室政治、老人政治而产生的。如今外界仍在猜测,中共明年十月召开的十八大,会不会再度出现隔代钦点的接班人,甚至会不会再出现〝Who is Hu〞的问题,而这里的〝Hu〞不再是指胡锦涛,而是胡的爱将--现任内蒙古区委书记胡春华。
香港《东方日报》在早前也有评论文章说,尽管〝隔代指定〞这个模式到了今天的胡锦涛手里,已比邓小平、江泽民弱了许多。但胡的〝团派〞仍在努力,目前最热门的所谓的第六代〝王储〞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
文章提到,当年的胡锦涛和习近平之所以被〝隔代指定〞,都出自某种政治上的〝偶然〞,但胡春华却明显不同,他是在十七大后,就是胡锦涛处心积虑要〝隔代指定〞的〝团派〞香火传人。
而《苹果日报》的分析文章最后提到,从〝Who is Hu〞到〝Who is She(Xi)〞,不只反映西方对中共政治的茫然,也反映中国民众对中共最高权力层的产生的无奈,因为无论是胡或是习,中国百姓都只能接受他们成为自己〝皇上〞的事实。不过,时代已经不同了,习近平、李克强主政之后,中国百姓可以在网路世界高声告诉他们:你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2011年8月19日
习近平政治面具不清 中共内部各强势派系都能接受
习近平是中共建国元老习仲勋的次子,在中国政府的网站对习近平的个人介绍,有一个长长的履历表。1953年出生的习近平,1969年作为知识青年到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后任该大队党支部书记, 1975年进入清华大学化工系学习, 1979毕业之后任 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1983年出任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1985调到福建,任厦门市副市长,其后一直在福建任职,直到2002年出任福建省省长,并于2002年获得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2002年出任浙江省委书记,2007年任上海市委书记,2007年进入北京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200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军委副主席。
《路透社》星期四报道说,习近平为人低调,除了官方立场的讲话之外,很少人能看透他的政治面具。
资深新闻工作者,香港《动向》主编杂志张伟国介绍说,虽然习近平是高干子弟,但在他十多岁的时候,他父亲习仲勋就已经被打倒,而习近平家人的生活也跌到了社会底层:
"他十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因为刘志丹小说被整肃,他因该是15岁就去陕西插队落户了,这种经历跟江泽民、胡锦涛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反差。等于是经历了社会的底层,与前任两位中共领导人的区别是比较大的。"
他认为,习近平和江泽民及胡锦涛不同,过去几十年政治上经历了很大的起伏,因此具有多面性,但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才能成为中共内部各派都能接受的未来领导人。他表示,在习近平过去二十多年的从政经历中,很难看出他的政治取向:
"你看不出他的保守,也看不出他的改革倾向,面目不清。那么恰恰是这一点对他的政治生态起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保护作用。外界比较难理解,他是韬光养晦,还是本来他的能力就那么差。"
在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表示,习近平和其他高干子弟一样,在六十年代也曾经有过对共产主义的反思,也和江泽民以及胡锦涛有不同的个人经历。不过他认为,作为中国利益集团的总代表,习近平不太可能对中国进行大的政治改革:
"文化革命的时候,他们家也算是狗仔子,黑崽子,然后被下放到乡下等等。而且那个时候他也参与了北京的老红卫兵探讨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等等。我想他的思想应该是比较开放的,根儿上来讲不是那种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北京的朋友评价习近平都是说这个人的面目不太容易看清楚。但是共产党的主流还是希望维持一党专政的。 这个他们似乎没有太大的动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他作为整个利益集团的总代表,我想他往民主方向走的可能性不是那么大。"
而张伟国也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本身有强大的惯性力量,外界不应该高估个人在这个体制中能够起到的作用。
按照北京的安排,习近平将在明年中共十八大接替胡锦涛总书记的职位,如无意外,他也会在2013年成为下一届中国的国家主席。
2011-08-18
习近平上台无力改革 只能维持中国现状
《日本经济新闻》8月17日发表驻中国总局发出的报导,题目是,"美国副总统拜登抵达中国,将与习近平会谈五次。"报导说:
"拜登副总统17日晚上乘专机抵达北京国际机场,开始对中国进行六天的访问。在应中国内定的下届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国家副主席的邀请访问中国期间,已安排与习近平举行五次会谈。白宫表示,'这是美国高级官员长时间以来首次与习近平会面,'......从而把与中国下一代领导人建立个人关系当作这次访问的重要目标。"
日本《产经新闻》8月17日发表记者川越一从北京发出的报导说:
"来年秋天,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将决定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68岁)、总理温家宝(68岁)的后继者。事实上已经确定的下届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国家副主席(58岁)等人开始登台,向中国国内外展示自己。招待从17日开始访华的拜登副总统的是习近平本人。"
"包含非正式会谈在内,习近平至少要跟拜登会面五次。18日,在北京举行会谈之后,习近平将主持正式的晚宴招待他。这虽然是寻常的做法,但随后拜登访问外地,中国国家副主席同行就不同寻常了。"
"2009年习近平访问墨西哥期间,脱口说出'一些外国人吃饱了没事干批评中国的缺点'。美国方面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对习近平进行评估。而习近平则显然是要利用这次机会对中国国内外展示自己。习近平将在年内对美国进行回访。"
川越一在这里提到的习近平的言论来自维基解密组织公布的美国外交电文。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络版在2011年1月12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援引电文说,在2009年2月访问墨西哥期间,习近平在一次餐会上冲口而出,说"一些吃饱了撑着的外国人没有别的事干,就知道指责我们的事情。首先,中国不输出革命;第二,中国不输出贫困和饥饿;第三,不给你们制造麻烦。"
*习近平令人深感好奇*
假如说,拜登副总统因为在公开场合话多而令人觉得好奇(人们不知道他会说出什么话来),那么,习近平副主席则因为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更少在公开场合随意说话而令人更感觉好奇。习近平在墨西哥的那番话是罕见的例外。
拜登副总统访华前夕,《华盛顿邮报》8月15日发表记者基斯·里奇伯格从福建厦门发出的一篇报导,题目是"中国可能的下一届领导人习近平被称作务实,低调。"报导说:
"在官方的简历之外,人们对习近平的具体思想以及他和他的同伴可能会如何用跟现在的领导人不同的方式管理中国所知甚少。......但那些见过习近平在福建和浙江两省工作的人使用类似的词来形容他,说他务实,严肃,谨慎,刻苦,脚踏实地,低调。他们也说他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是一个好像是对高官的那些排场不感兴趣的人。"
"习近平先是在福建,后来到了浙江,从2002年到2007年3月担任省长和中共省委书记。当地的商界和学界的人说,在那段时间公民社会团体享受到一段难得的长时间开放。成千上万的新团体成立,很多团体代表该省的小企业。独立的候选人获得地方政治团体和地区人大的席位。"
里奇伯格的报导说,"美国官员表示,在访华跟习近平会晤期间,拜登计划在一系列问题上试探习近平的看法。这些问题包括朝鲜问题、人权问题、知识产权,以及中国兑换率被压低的货币问题,以及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的角色问题。
*比红还要红*
《华盛顿邮报》有关习近平个人情况的独立调查在西方报界是相对罕见的。目前,西方媒体有关习近平情况的消息来源大都来自维基解密组织透露的美国外交电文。
德国新闻杂志《明镜》周刊2010年12月5日发表记者安德雷亚斯·洛仑兹对维基解密透露的电文的汇总解读。洛仑兹在报导中说,在1970年代初,中国的太子党即高干子弟被准许返回北京。"他的同辈人开始享受新得到的自由,但习近平选择了另一条道路。美国大使馆的一个消息来源说,'习近平选择变得比红还要红,以谋求生存。'1974年,尽管他的父亲(习仲勋)依然在监狱中,习近平加入了共产党。这个决定让他失去了太子党同伴的信任。他们觉得,他的这个举动是对他们的背叛。"
洛仑兹对美国外交电文有关习近平的汇总解读还包括,习近平出身生活条件优越的高干家庭,但在爱情方面不走运,离过一次婚;他雄心勃勃,当年为了避免树敌过多,选择不留在北京,而是到外省任职,从基层做起;他是一个严厉的上司,很了解他的同志们有多么的贪污腐败;他厌恶追求金钱,也不像其他高官一样贪近女色,所以女人认为他无聊乏味,跟胡锦涛一样;他在1987年访问过美国,在华盛顿呆过一段时间,但显然对美国兴趣不大。
*习近平与中共既得利益集团*
英国《电讯报》驻北京记者彼德·福斯特对维基解密透露的外交电文则有另一套解读汇总。福斯特在2010年12月6日发表的一篇报导说:
"向美国大使馆提供消息的人说,'中国的高层领导层已经瓜分了中国的经济大饼,创造出一种硬化的体系,让既得利益集团得以推动决策,阻碍改革。而领导人们则千方百计保证这些利益集团的利益不受到威胁。'这个人还说,在共产党领导层内没有什么改革派,而只有相互竞争的派系,拼命保护他们的商业地盘不被即将上任的领导攻击。"
"这个消息来源说,'众所周知,'前总理李鹏和他的家人控制着中国的电力利益集团,而中国的治安总管周永康则控制着国家对石油企业的垄断。"
"这个消息来源说,被内定为中国下一任领导人的习近平之所以被选到,并不是因为他的领导能力才能,而是他'维持着一种让人不感到威胁的低姿态,从来没有树过敌,'因此可以相信他不会藉着反腐败调查来进行政治打击报复。"
2011年8月18日
戈尔巴乔夫:中国的变革绝对是不可避免的
《卫报》报导,1个小时的访谈中,戈巴契夫至少说了5件担任共党总书记时觉得遗憾的事。头一件戈巴契夫说到:"事实上,在尝试改革共产党的路上,我走过头了。"他表示应该早几个月,在1991年4月辞去总书记职务成立民主政党,因为"共产党对所有必要的改变踩刹车。"
报导指出,1995年戈巴契夫出版的回忆录中,还未表明这个早点辞职的想法。
1991年春天,两大趋势使戈巴契夫的回旋空间紧缩。一方面党内的保守派及反动派试图扭转他的政策,另一方面,主张进步者欲建立完全的多党制且进行市场改革。
事情发生在苏共中央委员召开会议的4月,会上几个发言人要求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重新实行审查制度。回忆录上戈尔巴乔夫反应激烈地说:"我受够了煽动,我要辞职。"
戈尔巴乔夫解释,这时中央委员会的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进入会场,把戈尔巴乔夫请出去,并在会议中待了3个小时。戈尔巴乔夫被告知受到批评,讨论已较为缓和。3小时后政治局找他,要求他收回辞意。那段时间,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委员会的支持者给了他一份名单,里面有100多个支持成立新政党的人。
会议重新开始时,气已经消了,戈尔巴乔夫收回辞职意愿,也没有人将这个议题付诸表决。事实上,即使他辞去党务仍是苏联总统。回忆录中,戈巴契夫想当时是否应该坚持辞职,虽然那符合他个人的意愿,但一些情感因素让他觉得"没有权利放弃党"。
不过这次受访时戈尔巴乔夫再没有疑虑了,他说:"我现在认为,我应该利用那个机会成立新政党,而且坚持辞去共产党职务。它(共产党)使改革停滞,尽管它启动了改革。他们都认为改革只是化妆的需要而已。他们觉得表面粉刷一下就够了,事实上里头仍是同样的陈腐秽物。"
访问的最后,记者问到这位前苏联总统对中国的看法,他说就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中国的变革绝对是不可避免的。
记者又问,有人说,戈尔巴乔夫应该像中共一样,首先实施经济改革而非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回应:"如果我那么做,苏联不会有任何改变。人民完全被隔绝于决策之外。我们的国家与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我们来说,解决问题必需有民众参与。"
戈尔巴乔夫1985年至1991年担任苏共总书记,其间推动苏联解体、结束美苏冷战,199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薄熙来十八大仕途无望 汪洋将晋身政治局常委
中共主席胡锦涛在过去五天考察深圳及广州等地,这是胡锦涛一年内第三次访粤。法广在8月16日发表题为《胡锦涛年内三度访粤 汪洋应可成政治局常委》的报导,并引用时事评论员林和立的话认为,胡锦涛此行明显是"撑(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汪预计在"十八大"会晋身政治局常委会。而薄熙来则"行情看淡"。
新华社报导,8月11日至15日,中共总书记兼主席胡锦涛在出席深圳第二十六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前后,由身兼广东省委书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汪洋等陪同下,到深圳、广州等地考察。
时事评论员林和立形容,"胡锦涛神情轻松,相信下届党代表大会的人事安排已大致在北戴河会议拟定。"林和立还称,胡年内三度访粤,明显是撑汪洋,汪洋在十八大晋身政治局常委会相信"已成定局","至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则行情看淡"。
江系放风薄熙来或已无望进入政治局常委
8月14日,有海外中文媒体发表《如果薄熙来进不了常委,定是胡锦涛强力反对》的报导,认为薄熙来仕途或会因胡锦涛"强力反对"而出问题。此报导估计是江系或薄人马的放风文章。
报导鼓吹称,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使得中国百姓"在黑暗腐败的现实中看到了某种希望";虽然在"南方系"传媒上,论述批评薄的做法是一种"倒退","破坏法制进程",但仍不妨碍广大普通百姓对"薄书记的呼唤",希望"薄书记到我们这里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报导认为薄熙来仕途或会因胡锦涛"强力反对"而出问题,还"推荐"让薄进入常委后成为"闲职"的政协主席。但事实上,薄熙来的"打黑"运动,只是借刀杀人的一个变相清除异己、同时骗取百姓支持的卑鄙手法,因为薄熙来本人的贪腐绝不在这些黑老大之下。
据知名记者姜维平透露,薄熙来家人巧取豪夺的财富不会少于十亿元,他的死党们囊括了大连基建工程、房地产开发、海外招商、融资谘询等各个领域的绝大部分的生意,连他的秘书车某、吴某、司机王某等人,没有一个不经商发财的。被贬重庆的薄熙来现已年过62,自知其权力已是强弩之末,如不拚力一搏,就是束手待毙,于是他精心策划,利用社会两极分化和穷人仇富的心里,拿民营企业家开刀祭旗。
"唱红打黑"始终未受胡温认同
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上山下乡"系列举动一直没有得到来自胡温的支持。虽然薄熙来自己对外宣称,打黑是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和要求进行的"规定动作",但仍然无法抵消外界的猜度。
2009年10月初,中纪委副书记刘峰岩带领中央第三巡视组进驻重庆,对薄熙来倡导的"打黑问题"进行监督检查。2010年两会期间,薄在北京开会,而中纪委副书记张惠新却带领中纪委检查组突访重庆。
由重庆十多个单位组成的"千人红歌团"在6月11日晚到北京大剧院演出。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专程到北京观看演出,但中南海领导人全体缺席。8月10日,《重庆晚报》"自说自话"称"重庆被中央评为全国最安全、稳定城市"。港媒分析认为,从中央无声音,只有重庆自我表扬的形势来看,薄熙来又受到冷遇。
温家宝在4月23日提及主要是两股势力在阻挠"改革":一股是中国封建社会残余,另一种则是"文革"遗毒。外界认为这实际是指向薄熙来的"唱红打黑"。
2011年8月13日
胡锦涛不相信共产主义 基于仇恨的政权
茅于轼日前在一次研讨会上提出,共产主义不再是普世价值,而且,茅于轼相信,很多人不相信共产主义,尽管胡锦涛自己没说过,但他认为,胡锦涛也不见得相信共产主义。时事评论员、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章天亮博士指出,这是中国人开始在道德层面的觉醒,全面反思共产主义。
7月30日,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北京举办“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广东模式、重庆模式对比”研讨会。作为主持人之一,茅于轼以《从世界大潮看国家转型》为题,做了会前发言。
茅于轼指出,普世价值是当今世界潮流,而普世价值的内容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
茅于轼以中国为例子来讲,针对目前在中国引发热烈讨论的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茅于轼指出,要拿普世价值来衡量,哪一模式更接近民主、法制、平等、自由。
南方周末高级评论员笑蜀表示,最近十年越来越明显,中共这个政权有统治没有治理,统治上无所不能,治理上百无一用,治理上是彻底失败的。
笑蜀认为,在两个地方的试验都是解决治理失败的问题,都是从自己角度进行有益的探索。按照原来的办法已经没有办法继续统治下去了,究竟怎么统治下去?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中央也不知道,胡锦涛、温家宝不知道。
那么,中国从满清的封闭状况走到今天,究竟有没有普世价值呢?
茅于轼指出,有一段时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普世价值,全世界都要走到共产主义去。 但是,经过七八十年的实验,共产主义失败了,公有制、计划经济不行了,绝大部分国家放弃了共产主义。
章天亮表示,关键的原因是这些国家道德的觉醒。他们觉得共产主义是不道德的意识形态。是因为这些国家政权都不道德,所以这些国家抛弃了共产主义。
章天亮:“你会发现共产党的社会是不道德的社会。因为宗教,不管是佛教、道教、基督教都好,他都是讲爱的,都是讲人和人之间的善的。而共产主义都是讲恨的,讲人和人之间的斗争的。它是基于仇恨的一个政权。”
茅于轼还表示,中国现在不大会有人再要求共产主义,虽然还叫共产党,他说:“我相信胡锦涛也不见得相信共产主义,当然他没有说过,相信的还是现代社会的制度”。
章天亮:“胡锦涛肯定是不相信共产主义了。他如果相信的话,现在的共产党就是资本家,他就应该把共产党的财产拿出来大家分一分,就应该把江泽民、罗干的钱都拿出来分一分。”
章天亮认为,共产主义虽然在经济上可以造成非常短暂的繁荣,共产党是在用经济上的有效性来支撑它的合法性。
例如,在中共的媒体报章中经常报导,老百姓生活好了,涌现出大量的面子工程。但是,章天亮认为,真正让社会繁荣,中共体制缺乏一个最关键的因素:社会公正。
章天亮:“谁掌握了暴力,谁就可以为所欲为,谁就可以把别人的财富聚敛在自己的名下。”章天亮指出,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谁掌握政权,谁就可以为所欲为。章天亮指出,目前在中国,一个企业做大做强,是因为你敢做坏事,你敢去拆别人的房子,你敢去抢别人的地,你敢去把这个人杀了之后,把这个人的钱抢走。
章天亮认为,现在中国是到了全面反思共产主义的时候了。他认为,茅于轼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的时候,发现共产主义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阻碍,是回避不了的。因为,每一个研究领域的学者最终都会发现,共产党就是阻碍每一个领域包括金融、文化、信仰等发展的最大因素。
2011-8-13
2011年8月12日
深圳大运会草木皆兵 禁飞断网买菜刀实名制
而中国民航资源网、中国经济网相关报导并未提到禁飞停运的具体理由。
吸取北京奥运会和广州亚运会被批评劳民伤财的教训,此次官方强调深圳大运会开幕式走简约路线,〝不放烟花,不请大腕〞。既然没有焰火等空中表演,为何开闭幕式要禁航呢?网民表示不解。
深圳评论人士朱键国认为:〝封航封路就没有考虑到对民众的干扰和伤害,是官为本的安排,如果大运会期间出了一点安全事故,乌纱帽可能就会有问题了,现在是保安、安全、过度防范。〞
公路交通同样受阻,此前官方就通告了大运会期间多路段将有封路改道措施,11日晚体育馆附近全部封路,街道单向行车严重堵塞,不少司机在微博上对这种情况表示不满。
7月下旬开始,深圳机场已对国际候机楼三座航站楼实施防爆安全检查,相关安检延长乘客登机时间,机场建议旅客提前一个半至两个小时到达机场。
深圳罗湖火车站近期安检流程之严格可比机场,从站外开始大排长龙,除了随身物品机器过检,安检工作人员搜身,携带液体也须查验。
不光是日常生活,连虚拟网路的安保同样加强,涉及范围更达到整个广东省。此前各大互联网服务公司发布通告称,为了保障大运会在深圳顺利举行,相关部门下达通知,要求IDC公司、广东省内IDC机房自7月25日-8月25日期间,封网一个月。
某深圳网路机房工作人员告诉本台记者:〝不让施工、不让加网路设备这一块,至于防止什么?主要是大运会期间有人利用这个传递保密的信息,再有就是黑客破坏大运会期间的网路信息传递。但目前特别安全隐患倒是没有,因为几个运营商都有安全设备,我们也有值班进行网上的信息过滤。〞
这是继08奥运和去年广州亚运会后又一次封网行动。
网路评论人士北风认为,当局区区一个大运会进行的各方面安保措施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实在令人费解:〝这个有点草木皆兵了,正常的没有听说哪个国家会这样做,像我根本不会留意大运会,我只能用发神经来形容他们。〞
搜索大运会相关新闻的评论贴,常看到的一句话是:就一个大运会,至于吗?
为了这场所谓〝国际盛事〞,深圳年初开始加强治安管理,四月该市警方公布,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受到震慑离开深圳;市政府决定在大运会筹备和举办期间对菜刀等刀具进行实名购买登记制度;住房和建设局一份大运会维稳文件中规定,5月1日至9月30日,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手段讨薪;七月下旬,深圳政府公布经国务院批准,大运会期间除了保障国事活动、大运会运行、城市运转等必要的工作岗位外,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和社会团体增加放假调休,无端多出七天假期,理由竟是为保障大运会赛事的活动顺利进行,减少对市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朱键国认为恰恰相反:〝现在他们的思想就是让大运会期间,深圳成为一个没有人的空城一样,都放假嘛!就让人失去正常的生活规律。而且这个大运会于老百姓体育水平的提高、生活的方便、城市的美化都没什么关系,唯一给市民带来感觉有好处的是通了五条地铁,但现在天天事故,因为它是赶工程的。那这个会无非就是给官方搞个形象工程,说我举办了个国际的盛事。〞
2011-8-12 05:24
2011年8月8日
韩寒:我只是在猜想
思科帮薄熙来主政的重庆建最大最先进街头监控网络
共产党官员表示,此举是为了预防犯罪,但是人权活动人士则认为,此举也是针对共产党异议活动的。这项将于未来两三年在重庆市设置的摄像监视系统,其规模不但是中国最大,也是全世界最大、最先进的。这项计划预定在重庆市四百平方英里范围内的各个大街小巷、十字路口、以及公园等处,设置监视摄像头。
华尔街日报说,预料美国的思科公司将为这项计划提供联网设备 -- 这是这项大规模而且复杂的监视系统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2011年 7月 05日
中国五毛党:薪酬从五毛上升为一块
虽然对外保密,但“五毛党”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而且也名声在外,早就受到世界媒体的注意。每当发生什么重大新闻事件、中国网民意见喷涌的时候,“五毛党”都必定加班加点,竭力表现。在最近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之后,中国网民和世界媒体也注意到“五毛党”的积极活动。
*何谓“五毛党”*
“五毛党”是一种非正式的称呼,特指领取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津贴的人,他们互联网上跟踪盯梢针对中共及其政府的批评意见以及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早些时候中共透露出来的内部文件说,中共宣传部门雇用所谓的“网络评论员”在互联网上以普通网民的身份替中共说话,发一个贴子可以领取五毛钱的报酬。
“五毛党”的称呼由此在中国不胫而走,并且传遍世界。
非常有趣的是,虽然“五毛党”是中国国产,中国特产,但迄今为止对“五毛党”的最简洁、最生动的概括却来自中国之外,来自外国语。
例如,在德语当中,有人把“五毛党”称作“网络民意特工大军”(einer Armada von Netzagenten die offentliche Meinung)。在日语当中,有人则把“五毛党”称作“政府的信息操纵部队”(政府の情报操作部队)。
不用说,德语所谓的“网络民意特工大军”的说法是指营造、塑造、捏造、歪曲、误导、扰乱网络民意的庞大特工组织;而日语的“政府的信息操纵部队”的说法则更是不言自明。
*“五毛党”详解*
通过谷歌搜索引擎查德语新闻,可以看到欧洲小国奥地利第三大城市林茨(Linz)的《新闻报》有“网络民意特工大军”的说法。该报在7月12日发表记者伯恩哈德·巴茨什一篇关于“五毛党”的长篇报道,题目是,“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互联网来加强独裁。”
或许是德语文化注重哲学的传统使然,巴茨什的报道一开头就从政治哲学的高度点出了“五毛党”问题的要害:
“互联网可以推翻、也可以加强独裁政权。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宣传计划显示了中共如何动用网络民意特工大军来进行操纵。”
在接下来的报导里,巴茨什写道,中国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在今年2月公开声明,他愿意出重金采访几十名或几百名“五毛党”成员,了解他们具体的工作方式方法;艾未未做了很多让共产党恼火的事情,他在4月3日被秘密抓捕,这大概也是原因之一。
与奥地利林茨德语的《新闻报》明显不同的是日语的《产经新闻》有关“五毛党”的报导。《产经新闻》7月30日发表记者矢板明夫的“中国网络观察”专栏文章,题目是“高速铁路事故/政府的信息操纵部队/五毛党的原形。” 矢板明夫的报导走的不是从哲学高度鸟瞰的路子,而是从平地、从近距离详细观察的路子。他的报导说:
“中国浙江温州市7月23日发生高速铁路追尾事故,中国国内互联网上出现大批贴子,批评共产党对事故的应对措施。与此同时,也出现一些很扎眼的贴子为当局说好话。例如,‘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有铁路事故,也没有这样大惊小怪的;’ ‘我认为共产党(对事故处理)的应对是诚实的,’ 等等。这些贴子受到激烈的反驳,例如,‘你是五毛党的人吧?’‘五毛党滚开。’”
接下来,矢板明夫介绍了“五毛党”称呼的由来,然后接着详细、细致地陈述了“五毛党”历史沿革,以及“五毛党”在共产党中国中的尴尬地位和处境:
“五毛党这个说法出现于大5年前的2006年。当时,有人把共产党的内部资料‘安徽省共产党宣传部地方视察报告书’上传到互联网上,五毛党的说法由此出现。这份资料陈述了湖南省长沙市的做法,说是‘长沙市对外宣传办公室雇佣网络评论员,月基本工资600元(人民币),在网上发帖,一贴加0.5元,加入工资。’”
“中国以前就有‘有人拿钱写评论替政府说话’的言传,而这份内部资料则成为把这种事情暴露出来的一个物证。于是,这份内部资料一曝光,立即就成为热题。自那时以来,凡是在互联网上发帖替共产党政府说话的人都被称作‘五毛党。’这种称呼也有‘为了一点点小钱而出卖灵魂的人’这种表示轻蔑的意思。”
“中国的消息来源说,共产党政府重视网络舆论,判定对网络上出现的批评共产党政府的言论只是进行删除效果是有限的,而且也永远难以形成支持共产党政府的舆论。因此,从2005年开始,共产党中央各部委以及地方当局正规制定预算,雇佣‘网络评论员,’让他们在互联网上写支持共产党政府的评论。”
*“五毛党”长报酬了*
迄今为止,有关“五毛党”的最著名的讽刺文学作品,大概是中国最著名的网络作家之一韩寒写的“2010年新活动---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一文。在那篇博客文章中,韩寒对“五毛党”的挖苦讽刺令成千上万的读者忍不住笑出来,也令共产党当局感到难堪。那篇博文发表之后不久就受到了“和谐,”即屏蔽、删除、封杀。但韩寒的支持者锲而不舍地替他重贴,从而使他的博文在被封杀之后依然能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
韩寒在那篇博文中以开玩笑的口吻大胆预测,在2011年1月,“五毛党”的报酬由五毛上升为一块。令人惊讶的是,根据《产经新闻》记者矢板明夫的采访调查,韩寒居然预测大致正确。矢板明夫7月30日发表的报导说:
“据熟悉网络问题的中国记者说,五毛党大多是由没能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兼职。另外,政府团体的一些年轻职员也被雇来从事这一副业。最近每发一贴的报酬上涨到一元,还有的是1.5元。这样,五毛党每月发帖1万件以上,可以获得比公司职员平均收入还高的收入。五毛党要写出严守秘密的保证书。另外,这也是公众所鄙视的一种行当,所以,五毛党人很少跟周围人说,而且大都也不能跟家人说。”
*一个新西兰教授经历的“五毛党”*
五毛党人数到底有多少?五毛党的预算是多少?这一切都是中国的国家机密,外界还不清楚。但外界清楚地看到,五毛党人数众多,步调统一,口径一致,分工细致,不但有专门负责应对中国国内网站和意见领袖的,而且也有专门应对境外媒体以及境外互联网个人言论的。
2010年10月4日,美国网络新闻网站哈芬顿邮报发表目前在新西兰首都奥克兰马西大学任教的国际商业学教授乌莎·黑利的博文,题目是“中国互联网宣传的五毛党。”黑利教授现身说法,讲述了她个人所经历的“五毛党”:
“我头一次在哈芬顿邮报发表博文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怪异的事情。我的博文讲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对中国造纸行业的补贴,并为美国政策提出了一些建议。在哈芬顿邮报还没通知我我的博文上网之前,就有人对我的博文提出了评论。那个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也对我的观点感到不高兴。那个评论我的人先是写了两篇长篇的帖子,对我的数据和美国总体的对华政策提出质疑。然后,该人又提出另一种观点,要我的博文读者考虑。尽管我当时不知道,但我那时是头一次跟中国的五毛党对上了。每当我的博文获得一个正面的评论,那个人就会不分昼夜地做出反应。那个人最后发出了大约二十多条评论。”
跟《产经新闻》的矢板明夫一样,黑利教授也得到了一些有关“五毛党”的内部文件。她概括总结的“五毛党”大致分工如下:
“在中国大陆,五毛党向共产党报告危险的网络内容;在国外,五毛党跟共产党的新闻机构和大使馆一道工作。对一个外界的观察者来说,五毛党可以让他们洞察胡锦涛主席所说到‘引导舆论的新模式。’
“共产党中国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动用网络警察的国家。然而,共产党中国在这方面下的功夫是令人惊愕的。”
2011年 8月 08日
温家宝:一位孤独的老人
“但是第二天,政府新闻审查就不让媒体对铁路部门腐败和渎职进行报道,然后又禁止微博上的发帖。”
“如果这显得格外难堪的话,那这样的颜面全无并非第一次。随着温家宝作为中国第三号领导人当政十年即将卸任之际,他看上去努力想不与中国的政治体制脱节。这一体制一方面贪求他亲民的形象,另一方面却对他的主张弃而不用。”
报道认为,温家宝作为中国政治开明派的头号发言人,在意识形态上他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九名常委中被孤立。他的观点不止一次在党的机关内被公开批评或淡化处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方新闻媒体主编的话说,由于他成为一个高风险人物,保守派李长春、刘云山主导的一家国营电台去年竟不敢接受他的提议,让他与听众现场对话。
温家宝2008年在汶川地震灾区也曾承诺要彻查校舍倒塌导致学生死亡的丑闻。但是事后却并没有揭发出任何不当行为,反而是那些要求彻查的活动人士被拘捕。
“今年68岁的温,退休在望。他可能并不在意遭到党内高层的批评指责。他的敢言或许也不会招致他本人的任何损失,可能还会在下一代领导人的培养过程中争取到更大的声音。”
“不过,温快乐勇士的个人风格也破坏了他一贯站在群众立场说话的形象,因为他的多项承诺却没有政府行动加以兑现。”
中国学者贺卫方的话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问,为什么这些承诺都没有实现?
2011年8月8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0:06
2011年8月7日
李克强出访香港 十八大接任总理基本定局
回顾以往,从2003年以来,先后访港的中央高层分别有总理温家宝(2003年)、国家副主席曾庆红(2005年)、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2006年6月)、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2006年12月),以及国家主席胡锦涛(2007年)和国家副主席习近平(2008年)等。此前从未有过国务院副总理正式访港的先例,即便是同时身为政治局常委的前副总理,如李岚清和已故的黄菊等,也都未能例外。就是温家宝在2003年接任总理之前,也没有过如此待遇。
由此可见,李克强这次的香港之行,是一个破格的安排,借此进一步确立其未来总理接班人的地位。李克强与习近平一样,都是在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上,双双从普通中央委员越级升任政治局常委的,“习李体制”将在十八大后取代目前的“胡温体制”。
2011年 8月 04日 - 更新日期 2011年 8月 04日
美国会议员呼吁中共胡锦涛政府释放刘晓波
2011-08-06
2011年8月5日
胡锦涛指定胡春华为隔代接班人
香港《东方日报》8月6日的评论文章说,尽管这个模式到了今天的胡锦涛手里,已比邓小平、江泽民弱了许多。但胡的〝团派〞仍在拚命努力,目前最热门的所谓的第六代〝王储〞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
文章说,当年,无论是邓小平隔代指定胡锦涛,还是江泽民隔代指定习近平,都出自某种政治上的〝偶然〞。文章认为,胡春华明显不同,他是在十七大后,就是胡锦涛处心积虑要〝隔代指定〞的〝团派〞香火传人。文章引述政坛人士的话说,胡春华无论性格、为人处世的作风,还是官场经历都和胡锦涛颇像。胡春华与胡锦涛一样,也在西藏工作过,二十九岁出任西藏自治区团委书记,是当年中共官场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而他也一直被称为“小胡锦涛”。
胡锦涛善于固权
《动向》杂志署名王功谠的文章表示,如何治国,胡锦涛是没有什么作为的;但是,如何固权,胡锦涛其实正准备在这两年半里大展拳脚。
海外有文章分析,胡锦涛从十六大之后,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他采用的是地方围中央战略:除了最重要的几个省市,调升的人多有胡系色彩。
今年4月份的《朝鲜日报》也有文章分析,2009年11月底,中共公布了一项令国内外专家震惊的人事安排。当时只有46岁的河北省省长胡春华和农业部部长孙政才份别被提升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和吉林省委书记。
文章认为,考虑到其他省市党委书记大都五、六十岁,可以说这次人事任命是为数不多的破例之举。同时还让人联想起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46岁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后,50岁的1992年又成为政治局常务委员的经历。
孙政才2006年就任农业部部长时,以43岁的年龄成为国务院最年轻的部长。此番就任吉林省委书记,媒体称他是目前中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比孙政才大5个月、同样为“60后”的胡春华,就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2009年1月当选河北省省长时,他被称为是“最年轻的省长”。
也有香港分析人士认为∶胡春华和孙政才两人有可能是2022年中共20大时,接替习近平(专题)和李克强的中共领导人。
《朝鲜日报》认为,胡春华和孙政才份别是代表中国主要政派“图派”和上海政治势力的“年轻力量”。法国《世界报》当时分析称,他们二人可能是2022年掌权的第六代领导班子中的主席和总理人选。
据专家分析,胡春华最有可能在明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入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以接受执政培训。
2011-8-6 07:20
中国档案馆开放 文革和天安门广场镇压档案仍没公开
不过档案馆内仍然有半数文件被列为机密,包括中共当局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镇压民主运动。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杨冬权对记者说,根据法律,事关国家安全、国防和外交的重大机密不适于公开。
杨冬权还说,其他秘不公开的还有关于民族、宗教和财产等敏感方面的档案。只要属于上述方面的档案,无论是反右、大跃进、或是文革的档案,都不公开,特别是那些涉及个人隐私和名誉的档案,都会被推迟公开。
这次中共中央外宣办组织中外记者采访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是中共外宣机构纪念建党90周年系列专题新闻活动的一部分。
2011年5月31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0:42
周恩来亲属旧部访谈:周恩来与毛泽东不和谐
节目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和未公开过的录像,也证实了不少中国内外早已流传的猜测。
NHK形容,在周恩来和毛泽东去世35年后,周恩来身边的人才“终于开金口”谈周恩来。
不过从这个没有中国政府首肯和协助绝不可能实现的采访规模和人物来看,一些关注中国政治的日本人对中共建党90周年时,同意披露毛泽东时代的中南海内幕,也揣测着其政治风向。
与毛泽东不和谐
节目一开始就是周恩来的大侄女周秉德叙述周恩来如何谨慎、严格待己和家人,她形容小时候虽经常和毛泽东的儿女们一起玩,但非常敬佩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周恩来,却对毛泽东小心翼翼、如屡薄冰。
周恩来的秘书纪东也说,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总有疙瘩。他形容如果把当时的中国看作一条船,那么毛泽东就是船长、周恩来是掌舵人。
纪东说,船长管方向,掌舵人具体来操作,所以周恩来是小心地把自己的想法付诸于落实方向的具体过程中。他承认,现在回想大跃进、文革,觉得周恩来可能可以做得更好些。
林彪叛逃事件
1971年获悉林彪叛逃,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指挥,除了下达全国“禁飞令”,周恩来一直在预测林彪出国后可能做什么。他说:“我现在第一想的是打仗、第二想的是打仗、第三想的还是打仗”。
后来接到飞机用尽油、林彪摔死的电报时,周恩来面露笑容说“好了,好了”。
周恩来对身边人说林彪叛逃是极左路线必然的极右结果,但毛泽东坚持说林彪是极右,周恩来私下罕见地骂娘说:“他妈的,明明是极左,怎么是极右!”
苦心与日美建交
1952年周恩来访问苏联(俄罗斯前身)旅途中,读一本日苏在旅顺交战的书《旅顺口》,那本书说苏联虽打败了,但是正义的战争。周恩来读后说:“那是在我国领土上的战争,不是正义”。
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处于险境。当时中、苏、美三角关系中,谁拉拢了美国,谁就安全。
周恩来苦心积虑地安排了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通了中美关系。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急忙表明尽快探讨与中国的关系的政策,消息传到中国第三天,周恩来就公开作出回应。为了接待田中访华,周恩来甚至改变自己凌晨睡觉、中午起床的作息时间来迎合早睡早起的田中。
1972年中日建交签署《联合声明》等外交文件中,不仅放弃了战争赔偿的要求,而且周恩来顾虑日方的立场,把“侵略”两字改为“战争”。周恩来说:“外交就一定要替对方设想”。
患癌后的争斗
1973年周恩来患膀胱癌后,谋求让邓小平复出。为了与反对的“四人帮”争斗,周恩来带病飞到湖南长沙找在那里修养的毛泽东。当晚毛泽东、周恩来、张春桥(前副总理、“四人帮”之一)三人会谈两小时后,秘书们看到周恩来面色柔和,知道成功了。果然中共中央随后决定邓小平复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张春桥任第二副总理。
不过与“四人帮”争斗令周恩来病情加重,除了“四人帮”把批林批孔的矛头直指他外,还阻挠周恩来专心治病,以至于周恩来怒拔输血管。
谴责贪腐现状
NHK的所有采访都是单独的,大部分人看来都在家接受采访。令人意外的是,几乎所有人的家看来都非常普通,尤其在北京这个现在充斥富贵人家的城市里,周恩来的侄儿、侄女们,他的秘书等随从们晚年看来最多只能够得上中产。
周秉德在节目最后对中国的贪污腐败现状表现得很气愤,尽管毛泽东和周恩来从性格上就不合,但她说:“现在这些贪污腐败对不起所有革命先烈们”!
2011年8月5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9:20
韩寒:没希望工程
中国的慈善机构是很淡定的,因为他们都是政府机构,事态再失控,他们都不害怕。他们知道,他们拥有最后一道防线:舆论消灭权。在这些慈善机构们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肯定有个部门会发出最后的吼声,然后一片寂静。比较著名的一次慈善机构行使舆论消灭权是在2002年,《南方周末》头版揭露希望工程负责任挪用亿元善款进行投资,最终导致亏损。结果这份报纸几十万份被收回销毁,仅存几千在人间。写这篇文章的新闻人方进玉遭到处理,提供线索的杨女士在2006年患癌症去世,审计报告一直没有对外公开。此前希望工程还有假信丑闻,上海一家规模不大的私营公司捐助希望工程17名学生,他们收到了所有学生的感谢信,结果经查证,仅有3名学生收到了善款,其余均为假信,他们踏访了那片土地,发现感谢信中的一些学生其实已经失学。后来南方周末的记者去做过深度报告,有一家未收到善款的失学的兰姓孩子家中母亲双腿瘫痪,家中孩子全部失学,由于当时中央还征收农业税,而残疾人可以免除农业税,孩子的母亲交不起五十元办理残疾证,所以爬到了当地政府门口要求减免,官员说,你没有残疾证,所以你不是残疾人。后来走访的学生虽然补收到了希望工程善款,但日期其实已经被涂改。
虽然在假信风波中,有相当责任是地方的共青团和教委,因为是官方慈善机构的性质,所以善款会先到当地共青团,再到教委,再到学校,再到个人,但毫无疑问这是整套系统出现的问题。那么为什么类似红十字会这样的慈善机构,臭名昭著,但官方一样不允许非官方的慈善机构或者NGO的产生呢?我觉得这并不是因为官方担心管理混乱,因为NGO再混乱也混乱不过他们自己。而是由于官方机构做的实在太差,所以他们明白很多NGO的诞生势必会很快树立威信,吸引大量年轻人和各界人士,而NGO往往都与慈善有关,加上独立,透明,又有资金和会员的支持,又获得人心,等于是建党伟业,假以时日,势必会政权构成一定的威胁,就算没有威胁,被监督和对比着也是浑身不舒服,就好比金正日一定不喜欢金城武天天站在他边上。所以官方牢牢控制着慈善机构,管理媒体,审计和司法的又都是自己人,这便是中国所谓慈善机构的问题来源。
但是很明显,红十字会的后台没有希望工程硬,在新浪微薄搜索红十字,会出现很多内容,正面负面都有,但是搜索希望工程或者其娘家青基会,马上会出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你所搜索的内容不予显示",这就变成了没希望工程。而在百度和谷歌上搜索其丑闻,很多也被屏蔽。在丑闻出现以后,红十字会的各种领导虽然智商不济,但还硬撑召开了发布会,说了一堆不着边的傻话,而且新闻媒体也没有遭到报复。希望工程面对自己的丑闻则不会进行任何的回应,直接封杀媒体,销毁报纸,处理记者。红十字会表示,争取马上开通查询系统,可以让捐款者知道每一笔善款的去处。而希望工程则无法审计。面对一个这样霸道而神秘的慈善工程,我们完全有理由用最坏的心去揣测他,并要求对希望工程进行独立的审计。
在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大家都曾经被要求为希望工程捐献,而且年复一年。如果你问我,我们还要为希望工程捐款么,我问你,如果美国人用TWITTER搜索一个慈善机构和一个慈善工程,结果搜索不到任何信息,那他们会为这个慈善机构捐款么?人类没有任何理由为一个不愿公布审计报告并压迫传媒的机构捐款,无论它救助的是什么样的对象或者获得了什么样的成就。
如果我们以最好的心去揣测,那么希望工程也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如果现在退出,那也算功成身退,毕竟希望工程帮助过不少贫困学生,虽然这是拿老百姓的捐款来节省应该是属于财政的开支,但也是有善。当年邓小平推出希望工程,财政尚不富裕,需要民间慈善。但如今,公款吃喝一年数千亿,维稳一年数千亿,讨好各种生僻国家一家数百亿,而中国有失学儿童三百万,承担他们教育仅仅需要一年十亿。假设现在的中国没有一所小学,要给中国的五十万个村里每一个村都盖一个小学,包括华西村之流也给盖上,需要的全部资金也仅仅等于我们的全体行政人员一个季度不要进行公款消费。所以我觉得希望工程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理由向民间征集善款,教育本来是国家财政的一个重要支出部分。我们来看一个数据:2010年香港GDP17481亿港元,征税2090亿港元。深圳GDP9511亿元,征税3061亿元,广州GDP10604亿元,征税3379亿元。香港税收占GDP12%,深圳、广州均为32%。香港教育预算540亿,医疗预算399亿,共占税收45%;而广深两地的教育、医疗预算累计才213亿元,占税收3%。说到医疗,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数据: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这两个数据说明了什么我就不说了。到了今天,政府有足够的能力和义务去承担基础教育和希望工程,老百姓无需去掏不明不白并不容质疑的捐款。如果政府对教育的支出所占的GDP比例达到了其他国家的相应比例,而基础教育问题依然无法解决,那才是民间慈善应该帮助和顶上的时候。但这些不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慈善,我自己抄袭自己一下,引用去年一篇文章的结尾来给这篇文章结尾: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但是如果诸恶一直在作,甚至越做越过,乃至是非颠倒,这一切都不影响后面的那句,众善奉行。
只有众善够重,诸恶才能被诛。
2011年8月2日
胡锦涛高调纪念胡耀邦 答谢知遇之恩
中共已故总书记胡耀邦的名字,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已十六年。就连二零零一年北京隆重推出纪念中共建党八十周年的文献电视片里,也没有胡耀邦的一个镜头。彷佛在中国现代化极为关键的改革开放初期,根本就不存在一个贡献卓着、在位整整六年的中共最高领导人。
但是,中南海不久前却宣布将于十一月二十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大会,同时在湖南、江西等地也有大张旗鼓的纪念活动。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将亲自发表讲话,为这位曾背负党内左派强加给他「犯有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引发六四天安门事件」等罪名的中共前总书记,恢复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私无畏的改革家」的名誉。
但这次中共中央纪念胡耀邦与以往对中共元老的例行纪念不同,无论是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还是彭真、邓小平和陈云,都是百年诞辰纪念,唯独胡耀邦是九十诞辰纪念。亚洲周刊获悉,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就纪念活动进行讨论,当时黄菊、李长春、罗干提出了「纪念胡耀邦,六四怎么办?」温家宝提出「赵紫阳怎么办?」胡锦涛说:「你们先不要说六四,先说说你们个人对胡耀邦同志的意见。」黄菊等人先后表示:「我们和胡耀邦同志没什么接触,没什么意见。」胡锦涛说:「既然没意见,那就应该搞。」针对温家宝提出的「赵紫阳怎么办」,胡锦涛说:「胡耀邦同志已经去世十六年,赵紫阳刚去世,可放一放,以后再说。」九名政治局常委最后都在文件上署名,同意纪念胡耀邦。
中南海纪念胡耀邦的决定今年初就已见端倪。今年春节,胡锦涛一大早跨过中南海直通胡耀邦家的边门,向胡夫人李昭拜年,表示今年是耀邦九十诞辰,「中央会有考虑」。中共统战部长刘延东也约副部长、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到家中谈话,说:「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都非常重视你父亲与李锐的谈话。」那次谈话,已被视为胡耀邦的「政治遗言」,涉及胡耀邦对中共民主化的重要看法。
八十年代初,大胡(胡耀邦)认识小胡(胡锦涛),并及时提拔他由地方进入中央。小胡对大胡也一向怀有知遇之恩。
一九八零年,胡锦涛被甘肃省前省长李登瀛由省建委副处长破格提拔为甘肃省建委副主任后。大胡和小胡相遇的「关键人物」是胡耀邦长子胡德平。一九八一年九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青干班学习时,结识了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的胡德平,两个同学因志趣相投,成为知心朋友。一天晚上,胡德平带着同学胡锦涛来到了家里,拜访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大胡和小胡的第一次谈话就相当融洽。以后,胡锦涛又去了胡耀邦家几次,与胡耀邦一家的关系自然也就密切起来。
北京消息人士向亚洲周刊透露,胡锦涛对胡耀邦这位「伯乐」一直怀有知遇之恩,尤其尊敬和仰慕胡耀邦「廉洁清明、务实亲民」的政治家品格。十二年前的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五日清晨七点多,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胡锦涛来到江西共青城的耀邦陵园,在墓前肃立良久,突然大声呼喊起来:「总书记,今天我是来还愿的!」
当年陪同胡锦涛到访共青城的有关人士告诉亚洲周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时前往耀邦陵园吊唁的地方党政干部,一般都不敢再称胡耀邦为『总书记』,更不用说中央级干部了。所以,当时我们大家都吃了一惊。」在与还健在的当年老垦荒队员的见面讲话中,胡锦涛虽未提他曾经陪同胡耀邦总书记访问共青城之事,但却意味深长地说:「我虽离开团的岗位也有多年,但我的心和你们是连在一起的。」他提出了要把共青城建设成为享誉国内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发区。「我们感觉得到他(胡锦涛)对耀邦总书记怀有深深的感情和尊敬的」。
大胡小胡同考察江西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第二次前往江西共青城,特意邀胡锦涛同行。在朝夕相处的「考察」后,胡锦涛被任命为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由副厅级升为正部级。这是今天胡锦涛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仕途中最重要的一个台阶。
据亚洲周刊了解,从去年底开始,湖南和江西以及胡耀邦的大批老同事、老部下、老朋友就开始积极酝酿今年胡耀邦九十冥诞的纪念活动,这与胡锦涛要为「总书记还愿」不谋而合。今年湖南省向中央打报告,要求举行公开纪念活动,包括修复耀邦故居、修建纪念广场和正式建立耀邦纪念陈列馆。江西省也积极向中央报告,提出了各种纪念活动打算,省委书记孟建柱还亲自前往北京商讨,共青团中央书记戈尔江三次亲临江西共青城,商议由胡耀邦题名的共青城五十岁纪念活动。
今年五月中旬,胡耀邦夫人李昭给胡锦涛总书记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耀邦自认为他是一个『过渡人物』,为党为人民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李昭在信中还说,这么多年来,有关耀邦的事,也是海外讲得多国内甚少。最近听说湖南、江西等地都在筹备纪念耀邦诞辰九十周年的活动,希望中央给予指导。李昭不久收到了中央办公厅的口头答覆,称胡锦涛总书记对此事已有全面的考虑和安排,中央也会正式发文进行布置。随后,中央办公厅正式下发了五号文件,其五大内容有:中共中央于十一月二十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大会,政治局常委出席;相关部门发表纪念文章;同时出版《胡耀邦文集》和《胡耀邦传》;同意在江西、湖南开展纪念活动;所有活动经费由中央财政统一拨款。
北京消息人士对亚洲周刊说,中共决定高调纪念胡耀邦,体现胡锦涛确立了主政的思想理论,即在科学发展观中构建「和谐社会」。胡锦涛今年初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专题研讨班讲话时,就明确而具体地提出中国当下施政特色,那就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其实,这正是中共政治改革先驱胡耀邦的理想、留在人间的最大希望。
赵紫阳论胡锦涛
赵紫阳对胡锦涛有着别具慧眼的认识,在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四日的谈话中,他指出:“胡锦涛是清华大学学生,做青年团的工作,是在我党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后来分配到甘肃工作,是在宋平领导下,受宋平的正统意识形态影响。总之,他是在我们党正统意识形态所谓‘驯服工具’‘教育’出来的一个青年干部。而胡锦涛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乃是邓力群提出来的,自然也受邓力群一些观点的影响。”一般人只知道胡是邓小平亲自挑选的“隔代接班人”,赵紫阳却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胡是由“左王”邓力群推荐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如果不是在“左”的方面与之相投,邓力群又怎么会青睐在地方上毫无政绩可言的胡锦涛呢?
在中共史上与陈独秀并立
由赵紫阳的老友宗凤鸣记述、李锐和鲍彤作序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几经周折终于在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前,多名当事人受到北京高层的恐吓,有关部门甚至承诺拿出重金购买书稿。
宗凤鸣在赵紫阳晚年以气功师的身份出入赵家,与赵紫阳有过上百次谈话。赵紫阳本人未动笔写回忆录,因此这本时间横亘十余年的谈话录,堪称赵紫阳晚年思想的结晶。在中共党史上,赵紫阳可以同陈独秀相提并论:两人都是因为坚持真理而在权力斗争中失败的总书记,两人的被罢黜均印证了中共“流氓当道、贤良出局”的潜规则;而两人在凄风苦雨的晚年生涯中,均超越个人的利害得失,对国家、民族和中共自身的命运作了深刻而冷峻的思索。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抗战硝烟里的四川江津,陈独秀从苏联斯大林的大清洗和延安毛泽东的肃反中,看穿了共产党打着“无产阶级专政”旗号,实施比法西斯还要残酷的独裁统治的事实,从而重新回归五四时代高举的自由主义和人权观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卫兵环伺的北京富强胡同六号,赵紫阳从天安门屠杀的鲜血和苏联东欧的崩溃中,悟出了“所谓政治改革,就是要放弃党垄断一切的权力”,并以长达十六年囚禁和被侮辱的代价,来捍卫此一真理。这两位总书记失去了权力,并长期受到官方控制的传媒的封杀和侮蔑,但他们赢得了历史和人心,不是权力与金钱所能收买或改变的。
赵紫阳是中共建政之后历届总书记中学识最为渊博、与知识份子关系也最为融洽的一位。在其晚年谈话中,赵紫阳涉及到的学者和著作有:《顾准文集》、何清涟《现代化陷阱》、马立诚和凌志军合着之《交锋》、王力雄《底层毛泽东与经济文化大革命》、孙立平《断裂》、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许家屯回忆录》、章韶华《人类的第二次宣言》、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章家敦《中国即将崩溃》、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以及《战略与管理》杂志等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思想界的脉动,赵紫阳一直密切关注并洞悉于心。他赞同自由主义和普世人权价值,而对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的民族主义以及 “新左派”思潮则有尖锐的批评。对于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重新发现的思想先驱顾准,赵有极高的评介,认为顾准“是个大思想家”,“当今理论界还没有超过顾准的思想水平的”。对于论述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的《交锋》一书,赵在赞同之余也提出不同看法:“第三次思想解放只能是政治改革,而不是姓公姓私的问题。”
智商、人格、能力远超胡锦涛
赵紫阳是中共党内少有的拥有强烈求知欲和不耻下问精神的领导人,其手不释卷的习惯并非失去权力之后才形成的。据与赵交谈过的美国经济学家大师弗里德曼和曾在赵身边工作过的中国经济学家周其仁等人回忆,赵既虚心向他们讨教经济学问题,他本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有着清晰的思路。赵紫阳智商、人格力量、知识水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却远远在胡锦涛之上。 据一位曾与胡锦涛共事的官员透露,与赵紫阳家中琳琅满目、时时充实的藏书相比,胡锦涛家中除了马列和毛选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藏书。胡锦涛每天惟一阅读的公开出版物便是《人民日报》,明明知道这份报纸上全是假话、套话、空话,他仍然装模作样地耗费许多时间,在这份报纸上作勾划和批注。难怪在访问俄罗斯时,有俄国记者询问:主席阁下喜欢哪部俄罗斯的经典名著?胡锦涛茫然不知所措,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此答案在俄国传为笑谈。
这也表明胡锦涛是一个喝着“狼奶”长大的孩子。作为一个毛时代的工科大学生及政治辅导员,胡锦涛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几乎为零。在那样的氛围之下,还形成了他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蔑视心态,以及对党的教条的顶礼膜拜。毛主席不是说过,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都是资产阶级的过时的学科吗?
陈云支持军队六四镇压 毛泽东批倒刘少奇 陈云有份
至于陈云提出的民主,其实是党主,早在毛泽东时代,党主、党头就是毛泽东,1954年2月,陈云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坚持毛泽东的党主路线,批评他的同事高岗、饶漱石所谓反党分裂活动,称“保障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其责任主要在高级领导人员”,“出大乱子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几百人里面,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军界)、穿黑衣服的(政界),(地方)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人。如果出了野心人物,能否迅速地把他揭露,不闹成大乱子呢?那也决定这几百人。只要这几百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1968年毛泽东搞倒刘少奇,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陈云有份,但1978年陈云开始恢复党内职务后,就参与推动为刘少奇平反,直到1980年各党头、政头、军头意见才统一决定恢复刘少奇名誉,此时刘少奇已经被害致死已十多年,陈云后来自我辩护“当时我已靠边站”,把罪归到毛泽东等人头上,陈云提到的民主不过是党主而已,只要党做主,权力在握,号称“不唯上、实事求是”的陈云就这样可以任意回避历史。
陈云坚持所谓正确的政治路线,并没有把毛泽东当成中华民族的祸首,而是处处为毛泽东辩护,称毛泽东发动文革“本意是很好的”,“防止中国变修”,“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后来他承认“文化大革命搞了十二年。至少十年”,他和邓小平一同表态“将来适当地时候再总结文革问题”,后来虽然否定文革,但没有彻底否定毛泽东。
八九年“六四”,陈云与邓小平站在一起,废黜赵紫阳,把赵紫阳的主张定性为分裂党,使得党内有“两个司令部”。而从某些方面看,陈云与邓小平实际上正是中共党的两个司令部,可在政治路线关键的时候,这两个司令部又变成一个司令部,即“邓小平陈云司令部”,赵紫阳不过是有职无权的新闻发言人。陈云在“六四”前表态“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坚决拥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即使后来任总书记的江泽民,也不是所谓“第三代核心”,在陈云眼里不过是又一傀儡。以前批示给赵紫阳的文件,现在又转到江泽民头上,陈云眼里哪里有什么民主制度,党内民主更没有。陈云在世期间电视台播出了《陈云出川》电视剧,里面有虚构成分,陈云不满意就批示不要再放映这部片子。江泽民就赶紧在政治局会议上制定有关规定,停止电视剧播出,禁止未经批准就拍摄有关中央领导人的影视文学作品。至于中共取消中央顾问委员会,邓小平与陈云两人商议才决定,两人太上皇,共同执政,影响了中国三十多年。是是非非,是福是祸,如今很多内情未解密,更多真相仍待后人评说。
陈云反对新闻、言论自由
陈云邓小平之间权力交锋和制衡关系
邓小平、陈云的关系,现在公开的资料,基本上都是展示邓小平与陈云共同决策同意的事情,如陈云、邓小平把中央主席华国锋挤下台,让胡耀邦当中央主席,事实上成为邓小平、陈云的新闻发言人。当时也有人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央主席,但陈云公开说“小平同志不愿意干”,邓小平自己也知趣说“担任中央主席不相宜”,邓小平当主席,陈云不同意,陈云也不愿当这个没有实权的空职,最后挑了一个当时并没有多少政治级别的胡耀邦、赵紫阳,当了总书记的胡耀邦、赵紫阳,处处听从邓小平、陈云的批示。
胡、赵实际是高级办事员,只能遵从邓小平、陈云处处发号施令。如赵紫阳主张国库券“允许到银行贴现”,陈云批评“不能搞”,否决了赵紫阳的意见;陈云还批评胡耀邦这样的“一把手”“却是常委不常开会”,批评胡耀邦不讲民主,实际上胡耀邦、赵紫阳面对太上皇发号施令,什么民主制度也没有用。邓小平出三卷文选,陈云也出三卷文选(后来江泽民也模仿出三卷)。至于邓小平、陈云两人决策出现矛盾的事情,不见诸公开,一旦解密核心档案,就不难找到两人处理事情暴露出来的矛盾。
李鹏推动六四天安门镇压 赵紫阳主张退让
过去,外界对六四前夕中南海高层运作的理解,都要依靠海外出版的《天安门真相》。这次人民出版社印行的《陈云晚年岁月》,印证一些流传海外的材料的真确性。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证实了六四事件中最关键的一幕,也即是1985年5月17日发生的“元老密会”。
书中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5月16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多数人认为,当前形势十分严峻,对动乱绝不能退让。赵紫阳坚持退让,与多数常委的意见形成鲜明对比。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召开会议,多数人反对赵紫阳主张退让的意见。会议决定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在这种关键时刻,赵紫阳要求辞职,受到严厉批评。
李鹏于17日“及时地就十六、十七日中央常委会的决定和近期动乱的情况,向中顾委在京委员会议做了通报”。在李鹏的推动下,“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等老同志坚决支持多数常委会议的意见,拥护中央(戒严)的决定。”
从此书资料可见,当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先在5月16日晚开会,未能达成共识,但翌日晚上元老们就跨过了政治局常委,做出戒严的决定。
过去中国官方发布的记录,只着重突出“赵紫阳不听常委多数同志的意见”,但《陈云晚年岁月》中却明确提到李鹏在事件中的关键影响。由于此书得到中共正式授权,可信性可谓十分高。
《陈云晚年岁月》另一重要的信息就是,当年的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确实没有支持戒严。书中提到,“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等老同志坚决支持”李鹏,唯独杨尚昆不在其中。杨尚昆当时也有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参加会议。
薄瓜瓜陈晓丹政治联姻 薄熙来处境微妙寻求政治联盟
*薄瓜瓜陈晓丹亲密照在网上流传*
薄瓜瓜被爆与陈晓丹拍拖一年多,日前在中国大陆的网站上流传了大批薄瓜瓜和陈晓丹的亲密照,据称多达400多张,其中大部分是两人去年夏天在西藏游玩的照片。
香港星岛日报的报道说,相片中,两人均面对镜头,并非偷拍,而且表现恩爱,薄瓜瓜不时揽着陈晓丹腰部拍照,甚至还有薄瓜瓜背着陈晓丹,打情骂俏的相片。
从照片上还可以看见两人游玩拍照时,随行有多辆警车、轿车停在路边等候。有网民声称,薄瓜瓜和陈晓丹游西藏时享受特级待遇,全程有警车开路,浪费公共资源。许多网民对薄熙来说一套做一套,放任家人搞特权的行为颇为愤怒。
除此之外,也有网民把这一事件与中共的高层政治联系起来,认为薄瓜瓜和陈晓丹的恋情相当于一种政治联姻。这些网民称,薄熙来在国内外既有支持者,也有反对派。由于中共十八大临近,各派力量正处于较劲之中,薄熙来的处境不但微妙而且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儿子才与陈云的孙女结缘,用以加强自己的政治联盟。
据媒体介绍,现年23岁的薄瓜瓜自幼赴英国留学,是哈罗公学的第一位中国学生。他2005年底进入牛津大学,2009年当选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目前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攻读。
陈晓丹也在哈佛大学读书,目前在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凭借其显赫的家庭背景,陈晓丹近年在国外的名媛舞会中相当活跃。2006年,18岁的陈晓丹因获邀参加法国著名的名媛成人礼舞会而走进公众视线。
2011年 2月 22日
李鹏六四日记:除赵紫阳所有人都支持邓小平军事镇压
鲍朴还说,日记中还讲述了官方文件中没有记录的一些情况,包括有多少部队参与了镇压,以及军队的部署地点等。
同时,从日记中还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内部权力层中的交锋。香港《南华早报》引用李鹏在日记中的话说,李鹏从动乱的一开始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李鹏说:“我宁愿牺牲自己和家人的性命,也要阻止示威失控,变成好像文化大革命一样的悲剧。”
《南华早报》的报道还说,李鹏在日记中提到,是邓小平决定派军队进入北京及实施戒严的,除了赵紫阳,所有人都支持邓小平的决定。
真实性?
鲍朴证实李鹏日记的手稿是由一位中间人转交给他的,但他不想说这位中间人是谁以及草稿是如何转交给他的。
鲍朴承认日记的真实性仍存有疑问,他们花了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来鉴别日记的真伪,其中包括把日记中的一些事实与公开出版的资料进行对比,同时还请不同的专家进行鉴定。
然而,鲍朴补充说即使仍有疑问,但他们将会出版该日记。他还表示他相信日记是真实的。鲍朴去年出版了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回忆录。
赵紫阳由于不支持对学生的镇压而被迫下台,后一直遭到软禁。
据悉,现年81岁的李鹏目前已经重病在身。
BBC在北京的记者白麦克说,如果日记是真实的话,这可能是李鹏等人首次试图为当年“六四”事件做辩解的努力。
2010年6月4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4:39
李鹏: 邓小平决定派军队实施六四镇压
此前鲍朴曾对媒体表示,他是通过“中间人”拿到的日记手稿,并通过多种途径证实日记的真实性。但路透社周六引述接近北京高层的匿名人士的话说,李鹏“从来没有同意”鲍朴出版他的日记。原定的两万册日记出版之前已经开始有网络版流行,内容详细记录了“六四”前后的事件和决策过程。
外界普遍认为李鹏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流血事件的主要负责者之一。
李鹏说:“我宁愿牺牲自己和家人的性命,也要阻止示威失控,变成文化大革命一样的悲剧。”李鹏在日记中提到,是邓小平决定派军队进入北京及实施戒严的,除了赵紫阳,所有人都支持邓小平的决定。
有分析认为,李鹏的说法似乎是在为自己开脱责任。但不管内容如何,目前的中共当局显然不希望有任何出版物构起人们对“六四”的记忆。
2010年 6月 19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6:34
陈云坚决六四天安门镇压 对赵紫阳不满
抱病返京 统一认识
该书透露,赵发表讲话之后,「陈云再也无心在杭州休养,五月七日,他由杭州返回北京。」他支持在北京地区实行戒严等强硬措施。该书描述,「陈云从杭州回到北京后,始终抱病参与处理六四动乱问题的一系列工作。在这期间,為统一老同志之间的认识,使大家在紧要关头团结在邓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周围,与党中央保持一致。陈云不顾八十四岁高龄,连续找一些老同志和部队老将军谈话,并就坚决反对动乱的问题与中顾委常委们交换意见。」
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主持中顾委常委会会议,讲了两点意见:
第一,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
第二,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
不过,对於六四之后中共进行党员重新登记,陈云却主张採取实事求是、处理从宽的态度。该书透露,陈云提出,「在党员登记工作中,暂缓慢登记可以有,但是要把政治问题同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分开。在政治问题上,除了要格外慎重,只要检讨了,这就是纪录在案了,不要扭住不放。扭住不放,不是我们党的好作风。在这方面,我们党是有深刻的历史教训的。」
事前严厉 事后宽松 对赵紫阳不满
该书透露,陈云同意邓小平提出由江泽民担任中共总书记。《陈云传》一书则透露,陈云对赵紫阳相当不原谅。比如陈云在八九年六月二十日的发言:「赵紫阳同志辜负了党对他的期望。同意中央对赵紫阳同志的处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送审的关於赵紫阳六四中所犯错误的报告上,陈云批示:「同意。对於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赵紫阳同志从来没有作过自我批评,赵紫阳同志长期重用一批有严重资產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人。倡导改革开放的,是以邓小平同志為核心的党中央,并不是赵紫阳同志。」他还批评赵在经济工作中的失误:「中央下放权力过多,削弱了国家调控经济的能力。」
2011年8月1日
薄瓜瓜陈晓丹拥有美国绿卡 防政局变化留后路逃往海外
24岁的薄瓜瓜,爷爷为中国已故领导人薄一波,父亲为“唱红打黑”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英国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哲学系毕业,现就读美国哈佛大学甘迺迪学院。
陈晓丹,今年23岁,爷爷为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云,父亲为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美国宾州大学华顿商学院毕业,现在美国哈佛大学读MBA。
今年2月8日,网友在新浪微博中发布了一条消息,内容是:“美国政府统计,中共部级以上的官员(包含已退位)的儿子辈74.5%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孙子辈有美国公民身份达到91%或以上。”此消息在很短时间里便遭到删除。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表示:“国外的身份本身就一种特权的象征,表示他优越的象征,第二当然是他们留的一个后路,就是万一在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变化,或者贪污这类的问题,他就有了一个保票,就可以跑到美国来。所以我想,这个美国绿卡是他们特权的证明书。”
【2011年04月03日】
解放军退役军人抗议政府 辛子陵批评曾庆红被软禁
76岁的辛子陵,原名宋科,解放军军政大学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著有《毛泽东全传》(四卷)、《红太阳的陨落》等反思历史的作品。他今年二月在官方一个退休科技人员聚餐会上发表《形势与前途的讲话》,讲到“只有理直气壮走资本主义道路,经济才能发展起来……不过,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共产党领导的,是新资本主义”以及“我对锦涛同志有两点谏言:对内不可批温家宝,对外不可发动第二次抗美援朝等,此后被当局约谈话指他的讲话违背了“四项基本原则”,挑拨中南海高层之间的关系;公开传播敌对势力关于“曾庆红的儿子在澳大利亚买幢豪宅,花了2.5亿元人民币”的言论,并宣布对他立案审查,“不许离开北京,不许在网上发表文章,不许在各种场合演讲,不许参加各种聚会,在家写检查作交代”。辛子陵曾先后向组织上递交的四份自辩书不果,至今各项自由受限。
周一是中国的八一建军节,据军转qq 群消息:江西省宜昌市近200名企业军转干部冒着高温酷暑冲破拦堵到市政府大门口,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四周年。两条横幅挂在市政府大门两边,一条是:“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四周年”,另一条是:“请求市领导按《信访条例》规定建立信访接待日制度。企业军转干部代表讲了话,战友们相互交流了节日的心情,部分战友还和到现场劝访的官员对了话,要求市领导接见军转干部代表,批评市军转办说话不算数,许诺的“八一”座谈会也不开。大家表示市领导不见企业军转干部代表、不全面落实中央制定的军转干部政策,上访绝不停止。由于天气炎热,10点钟庆祝活动结束。
而陕西西安的企业军转干部维权骨干李先生说在这个原本属于他们的节日里,强烈感受到并非荣耀而是被遗弃。“政府不理我们,找他们他们光是答应的好但不解决问题,好像就是被遗弃的感觉。”陕西省各地企业军转干部近月多次走上街头,拉横幅挂看板向公众介绍国家军转政策以及敦促地方政府落实,他们从未放弃努力,却面临着极大压力。李先生说:“我们都在干,但压力大得很,政府找单位叫我不要非正常上访,但正常上访没人管。”
近年频频发起集体请愿活动,动辄数百近千人的山东烟台军转干部在这一天,也没有活动。该市军转干部曲先生告诉本台,前几天官方走访了一些维权代表。“八一前面当地政府和一些军转干部代表座谈了一下、走访了一下。以政府来讲要解决上访搞稳定这块。什么叫稳定?大家都满意了都感到公平了社会才能稳定,很多问题都没解决,都感到很不公,这种时候你想稳定恐怕不现实。”
官方四月份答应按照该市职工平均收入调整企业军转工资至今未落实,这是首次以调整而非解困回应这一群体多年诉求,但离军转们所要求的恢复一个身份两个待遇,即按照国家公务员标准调整收入仍相去甚远。
曲先生说:“企业军转分配到企业,国家赋予的干部身份被剥夺了,血比汗贵,在同等条件下参军的和地方公务员相比,我们应该高于起码等于他们的水平,但他们刚刚踏入社会的公务员都比我们高,这个我们感到很不公平。再就是参战老兵这块可能还不如军转干部这块,也解决了一部分,起码能吃上饭,解决个生存危机吧!还有一部分是义务兵、志愿兵、没参加过战斗这块,回来以后恐怕到现在还没有什么照顾。”
据网络消息, 八一上午,桂林恭城平安乡各个村的六十多名退伍军人,包括上世纪五十年代朝鲜战争即官方所谓抗美援朝参战老兵,再次就待遇问题到乡政府进行上访。
与此同时,解放军大校、北京国防大学退休学者辛子陵处于软禁以及噤声之中。本台记者周一致电时他说:“ 还没结束,所以咱们现在不能多谈,我现在还是软禁状态。(出门都不行?)对。”
2011-08-01
胡锦涛和谐社会不和谐 暴力维稳维而不稳
由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进行的这项调查,涉及中国30个省会城市,内容包括公共服务、公民权利和治理方式等三个方面。调查样本为6577个,调查方式为入户调查。
组织者说,满分为100分,可是分数最高的南京市才得60.76分,分数最低的兰州市不过47分多一点。2010年各省会的平均得分为54分。
对于这个结果,天则研究所副所长冯兴元评论说:“这说明,我们整个中国的治理离‘良治’距离非常远。 ”
值得注意的是,治理方式的得分明显低于公共服务和公民权利的分数。治理方式是指人大选举、信息公开、民间组织发展、政治参与、官员廉洁、政府信任度等。
*暴力执法相当普遍*
天则所公共治理项目经理宋厚泽说,政府信任水平总体来说比较低,信息公开制度也有待完善,政府人员执法不规范的现象十分严重。
他说:“有一半受访者反映,他们遇到过乱收费和城管暴力执法的现象。城管暴力执法可以代表一个城市一般的治理水平。”
此外,参政议政途径不畅。宋厚泽说,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当地政府从不开听证会征求居民意见。
至于民间组织,他说,近两年虽有较大发展,可是仍有很多人连本地一个民间组织的名字都说不上来,只有8.5%的受访者在过去一年里参加过民间组织的活动。
*弱势群体表达意愿低*
居民意见表达不畅,是这项调查发现的又一个问题。57%的受访者表示,如果他们对政府有意见,也不会说出来,因为说也没用。
即便愿意表达的人,通过体制内的途径---如政府热线、人大政协等---进行表达的不到一半。其余的人更愿意通过网络发表意见,表达不满。
宋厚泽说,令人堪忧的是,社会中低收入、低学历的弱势群体,最不愿意公开表达意见。“他们遇到社会不公平的待遇可能最多,但反而他们表达出来的意愿最小。所以说,很多冲突被无形中掩埋下来了。”
*政府没有透明度*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天则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周业安认为,治理方式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比如,如何把选举落实到基层、如何增强政府透明度等。
周业安说:“这也是大家反映最强烈的。动车(追尾)事件、红十字会事件,都是反映透明度问题。透明度缺乏后,那么治理方式上(得分)普遍偏低是很正常的。”
调查报告说,公共服务方面的得分稍高,但存在着服务均等化不够的问题。外来务工人员不能享受到和当地城市人口相同的公共服务,差异最大的领域为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
*百姓很难监督政府*
谈到调查的目的,天则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说,现在中国最有权势的就是政府,而百姓则很难监督政府。天则开展这方面的调查研究,“有点监督的味道,而且我们给政府的评价,无形中形成了一个竞争的环境。”
根据这项调查,2010年公共治理情况较好的城市有:南京、杭州、西安、北京、上海、沈阳、成都、呼和浩特。水平较差的是福州、贵阳和兰州。其他省会城市属于一般水平。
2011年 8月 01日
联合国呼吁胡锦涛政府释放刘晓波夫妇
*意见书:中国违反国际人权法律*
国际人权组织“现在就要自由”(Freedom Now),星期一公布联合国任意羁押工作小组(UN Working Group on Arbitrary Detention)针对刘晓波和刘霞案作成的意见书。意见书指称,对两人的羁押和软禁,违反了中国在国际人权法之下的义务。
第15/2011号意见书说,被允许的政治言论限制必须受到严格的规范,中国政府“并没有对干预刘晓波政治言论的自由提出合理的解释。”
第16/2011号意见书说,对刘霞的软禁“等同于一种羁押”,刘霞有权利面对法官并接受法律咨询。
*要求立即释放并赔偿刘晓波夫妇*
任意羁押工作小组提醒中国政府,必须遵守国际人权相关法律,不得有任意羁押行为,并且应立即释放被羁押人士,对他们提供应有的赔偿。
推动联合国任意羁押工作小组对刘晓波夫妇案进行调查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说,要促成刘晓波获释是一个长期工作,但因刘晓波案可能成为中国人权状况的一个突破口,他们将继续为刘晓波夫妇的获释而努力。
*杨建利:刘案为中国人权突破口*
他说:““因为刘晓波和刘霞的状况是中国人权状况的象征,而且他们问题的解决也是一个突破口,所以我们就一直关注刘晓波的状况,继续努力为他的自由在工作。一旦他的案子能够有些突破或者有些松动的话,那么其他的也都可能会有松动。”
*决战中国人权理事会资格*
杨建利说,“公民力量”在推动中国改善人权的工作上,已开始将努力方向转移,除了中国政府外也要找出重大人权事件的具体负责人,并透过联合国及各国政府向北京当局施压。
他说,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资格将于明年5月到期,“公民力量”将利用中国政府试图保卫这个资格的时机,为中国的人权进行决战。
他说:“这是一场决战,也是对国际社会的一个测验,这是我们将会投入很多的精力、大量的精力和资源的一个重要工作,中国政府现在也不敢保证说,虽然我现在慢慢强大,我在国际社会说话的份量也慢慢加大,它也不敢保证,一定能够留在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里。”
*中国:中国公民可批评政府*
中国政府四月间在回复工作小组关于刘晓波案的问题时说,中国公民享有包括可批评政府在内的言论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与国际公民和政治权公约相符,刘晓波是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被判刑,并非因为他推动或保护人权。
对于刘霞案,中国政府三月间回复工作小组说,中国已对工作小组关注的事项和相关情况进行详细调查,中国并没有对刘霞作出强制性的法律行为。
2011年 8月 01日
The Unknown Rebel (Tank Man 王维林)
Tank Man: 王维林 |
The meaning of his moment--it was no more than that--was instantly decipherable in any tongue, to any age: even the billions who cannot read and those who have never heard of Mao Zedong could follow what the "tank man" did. A small, unexceptional figure in slacks and white shirt, carrying what looks to be his shopping, posts himself before an approaching tank, with a line of 17 more tanks behind it. The tank swerves right; he, to block it, moves left. The tank swerves left; he moves right. Then this anonymous bystander clambers up onto the vehicle of war and says something to its driver, which comes down to us as: "Why are you here? My city is in chaos because of you." One lone Everyman standing up to machinery, to force, to all the massed weigh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the largest nation in the world, comprising more than 1 billion people--while its all powerful leaders remain, as ever, in hiding somewhere within the bowels of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Occasionally, unexpectedly, history consents to disguise itself as allegory, and China, which traffics in grand impersonals, has often led the world in mass-producing symbols in block capitals. The man who defied the tank was standing, as it happens, on the Avenue of Eternal Peace, just a minute away from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which leads into the Forbidden City. Nearby Tiananmen Square--the very heart of the Middle Kingdom, where students had demonstrated in 1919; where Mao had proclaimed a "People's Republic" in 1949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people who had "stood up"; and where leaders customarily inspect their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roops--is a virtual monument to People Power in the abstract. Its western edge is taken up by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ts eastern side is dominated by the Museum of Chinese Revolution. The Mao Zedong mausoleum swallows up its southern face.
For seven weeks, though, in the late spring of 1989--the modern year of revolutions--the Chinese people took back the square, first a few workers and students and teachers and soldiers, then more and more, until more than 1 million had assembled there. They set up, in the heart of the ancient nation, their own world within the world, complete with a daily newspaper, a broadcasting tent, even a 30-ft. plaster-covered statue they called the "Goddess of Democracy." Their "conference hall" was a Kentucky Fried Chicken parlor on the southwest corner of the square, and their spokesmen were 3,000 hunger strikers who spilled all over the central Monument to the People's Heroes. The unofficials even took over, and reversed, the formal symbolism of the government's ritual pageantry: when Mikhail Gorbachev came to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for a grand state banquet during the demonstrations--the first visit by a Soviet leader in 30 years--he had to steal in by the back door.
As soon as the man had descended from the tank, anxious onlookers pulled him to safety, and the waters of anonymity closed around him once more. Some people said he was called Wang Weilin, was 19 years old and a student; others said not even that much could be confirmed. Some said he was a factory worker's son, others that he looked like a provincial just arrived in the capital by train. When American newsmen asked Chinese leader Jiang Zemin a year later what had happened to the symbol of Chinese freedom--caught by foreign cameramen and broadcast around the world--he replied, not very ringingly, "I think never killed."
In fact, the image of the man before the tank simplified--even distorted--as many complex truths as any image does. The students leading the demonstrations were not always peace loving and notoriously bickered among themselves; many were moved by needs less lofty than pure freedom. At least seven retired generals had written to the People's Daily opposing the imposition of martial law, and many of the soldiers sent to put down the demonstrators were surely as young, as confused and as uncommitted to aggression as many of the students were. As one of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s leaders said, the heroes of the tank picture are two: the unknown figure who risked his life by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juggernaut and the driver who rose to the moral challenge by refusing to mow down his compatriot.
Nine years after the June 4 incident, moreover, it's unclear how much the agitators for democracy actually achieved. Li Peng, who oversaw the crackdown on them, is still near the top of China's hierarchy. Jiang, who proved his colors by coming down hard on demonstrators in Shanghai, is now the country's President. And on a bright winter morning, Tiananmen Square is still filled, as it was then, with bird-faced kites and peasants from the countryside lining up to have their photos taken amid the monuments to Mao.
Yet for all the qualifications, the man who stood before the tanks reminded us that the conviction of the young can generate a courage that their elders sometimes lack. And, like student rebels everywhere, he stood up against the very Great Man of History theory. In China in particular, a Celestial Empire that has often seemed to be ruled by committee, a "mandate of Heaven" consecrated to the might of the collective, the individual has sometimes been seen as hardly more than a work unit in some impersonal equation. A "small number" were killed, Mao once said of the death of 70,000, and in his Great Leap Forward, at least 20 million more were sacrificed to a leader's theories. In that context, the man before the tank seems almost a counter-Mao, daring to act as the common-man hero tirelessly promoted by propaganda and serving as a rebuke--or asterisk, at least--to the leaders and revolutionaries who share these pages.
The hero--so ran Boorstin's prophecy--was being replaced by the celebrity, and where once our leaders seemed grander versions of ourselves, now they just looked like us on a giant screen. Nowadays, as we read about the purported telephone messages of a sitting President and listen to the future King of England whisper to his mistress, the power of technology not just to dehumanize but to demystify seems 30 times stronger than even Boorstin predicted.
But the man with the tank showed us another face, so to speak, of the camera and gave us an instance in which the image did not cut humanity down to size but elevated and affirmed it, serving as an instrument for democracy and justice. Instead of making the lofty trivial, as it so often seems to do, the image made the passing eternal and assisted in the resistance of an airbrushed history written by the winners. Technology, which can so often implement violence or oppression, can also give a nobody a voice and play havoc with power's vertical divisions by making a gesture speak a thousand words. The entire Tiananmen uprising, in fact, was a subversion underwritten by machines, which obey no government and observe no borders: the protesters got around official restrictions by communicating with friends abroad via fax; they followed their own progress--unrecorded on Chinese TV--by watching themselves on foreigners' satellite sets in the Beijing Hotel; and in subsequent years they have used the Internet--and their Western training--to claim and disseminate an economic freedom they could not get politically.
The second half of the century now ending has been shadowed by one overwhelming, ungovernable thought: that the moods, even the whims, of a single individual, post-Oppenheimer, could destroy much of the globe in a moment. Yet the image of the man before the tank stands for the other side of that dark truth: that in a world ever more connected, the actions of a regular individual can light up the whole globe in an instant. And for centuries the walls of the grand palaces and castles of the Old World have been filled with ceremonial and often highly flattering pictures of noblemen and bewigged women looking out toward the posterity they hope to shape.
But nowadays, in the video archives of the memory, playing in eternal rerun, are many new faces, unknown, that remind us how much history is made at the service entrance by people lopped out of the official photographs or working in obscurity to fashion our latest instruments and cures. In a century in which so many tried to impress their monogram on history, often in blood red, the man with the tank--Wang Weilin, or whoever--stands for the forces of the unnamed: the Unknown Soldier of a new Republic of the Image.
薄熙来之子薄瓜瓜与陈元女儿陈晓丹政治联姻缘
在内地网站流传的大批薄瓜瓜和陈晓丹的亲密照,据传多达四百余张,大部分是两人在西藏游玩的相片。两人当时穿着夏装,估计是夏天拍摄。相片中,两人均面对镜头,并非偷拍,而且表现恩爱,薄瓜瓜不时揽着陈晓丹腰部拍照,更有薄瓜瓜背着陈晓丹,打情骂悄的相片。
相片显示有其他朋友,包括外国友人,随同到西藏游玩,薄瓜瓜更与几名外国朋友嬉戏。陈晓丹则不时和藏民拍照。
这批相片的来源暂时不明,其中一个张贴了大批相片的讨论区,一名网名“UBC才子”的发帖者声称,自己也是“红色后代”。他留言说:“昨日突然听闻瓜瓜和陈晓丹谈恋爱。于是登录我近一年多没用的Face(Book),发现果然唉。之前瓜瓜是我Face好友,我就真的看到了那个陈晓丹的照片。结果我顺藤摸瓜,今天就发现陈加我好友了。于是果有了一些亲密照片。”
网民怀疑,这个“UBC才子”可能是薄瓜瓜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同学,也是中共高干子弟。
现年二十三岁的薄瓜瓜是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之子。自幼赴英留学,是哈罗公学首位中国学生,○五年底进入牛津大学,○九年当选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现在美国哈佛大学甘乃迪政治学院攻读。
同样在哈佛大学就读工商管理硕士的陈晓丹,是中共元老陈云孙女、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之女。凭其标致的外表及家庭背景,陈晓丹近年在国外的名媛舞会相当活跃。○六年出席巴黎“克利翁名媛舞会”。
(2011-02-18)
六四 The Tank Man: 王维林
1989年6月5日,“Tank Man”王维林试图阻挡军队的坦克而因此得名。实际上,“Tank Man”的真实名字是否真的就叫“王维林”,以及“王维林”在事件后的下落、命运如何,现今都已经无法得到确证。以至于,在2000年9月江泽民与CBS华莱士的访谈中,江说:“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底在那儿”。
然而,“Tank Man”王维林站在政府军队坦克前的画面,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式徽标。美国《时代周刊》评选“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0个人物”中,这位“不知名的反对者”(The Unknown Rebel)在列,评价说:“他的一个举动为这个世界重塑了勇气的象征”。
薄瓜瓜陈晓丹谈恋爱 甜蜜游西藏警车开道
薄的父亲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陈的父亲为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 2006年, 18岁的陈因获邀参加法国著名的名媛成人礼舞会( Crillon Ball)而走进公众视线。
陈晓丹档案
陈晓丹(23岁)
籍贯:上海
家庭背景:爷爷为中共已故元老陈云;父亲为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
经历:
·美国宾夕凡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毕业,现在哈佛大学读 MBA
·2006年参加法国著名的名媛成人礼舞会
薄瓜瓜档案
薄瓜瓜(23岁)
籍贯:山西
家庭背景:爷爷为中共已故元老薄一波;父亲为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经历:
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哲学系毕业,现就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
2009年当选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
2011-02-18 12:54
邓小平隔代接班人胡锦涛
胡锦涛隔代接班 无奈何江泽民根深叶茂
【2011年08月01日】
香港民众抗议中共暴力维稳体制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
星期一,香港多个人权团体组成的“监察国保行动组”成员高呼“还我高智晟”,“还我刘晓波”和“国保侵犯人权可耻”等口号,游行到位于香港岛市中心的解放军驻港部队总部,抗议中国当局对维权和政治异见人士的打压和迫害。
*“监察国保行动组”展示国保酷刑十大辣招*
“监察国保行动组”人员向媒体展示了中国公安国保人员对维权人士实行酷刑的十大辣招示意图,包括用电棒击打生殖器、半空悬吊和不许睡觉。
示威活动的带头人、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说,无论是现在仍然被强制失踪的维权律师高智晟,还是已被释放但仍失去自由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以及前不久获释但一反常态不肯对外说话的滕彪和江天勇等维权律师,都遭到中国当局的法外监禁和某种程度的酷刑。
蔡耀昌说:“我们今天来到解放军驻港总部是抗议中国政府未经审讯强行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和施行酷刑,现在促请中国政府停止残害维权和异见人士,释放高智晟和陈光诚等维权人士。我们也强烈谴责中国政府肆意打压和违反宪法赋予人们的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并以残暴的手段逼害维权人士。”
香港示威人士一般选择到中联办抗议北京当局的政策,而解放军驻港部队通过军营开放日等活动和严格的军人纪律给许多港人留下了良好印象,博得不少港人的赞许和信任。
*蔡耀昌:解放军应国家化人民化*
蔡耀昌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说,这次选择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总部示威是因为解放军所代表和支持的政权正是迫害维权人士和政治异见人士的中共当局。
蔡耀昌说:“当然我们今天的矛头是指向中国的公安,尤其是国保对维权人士的逼害。但我们当然也知道解放军,尤其是22年前在六四事件中解放军很残暴地屠杀和镇压北京的人民和学生。我们都希望我们中国的武装部队,无论是解放军还是公安,都应该国家化、人民化,不为一个专制政权服务,应该真正为广大人民服务。”
香港警方以超出示威人士几倍的警力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总部外戒备,并用扩音器多次打断示威人士的讲话,要求他们到指定的示威区合法表达自己的诉求。在总部大楼上,穿迷彩服的解放军人员至少在两处架起摄影机,拍摄现场的示威人士。
2011年 8月 01日
共产党暴力维稳体制实质上是维而不稳
举例来说,2009年7月29日清晨,北京市公安局对著名法学教授、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北京公盟法律中心主任许志勇博士实施刑事拘留,同时拘留了一名机构财务人员。当时,外界并不知道此事。
7月29日上午10点,北京市公安局国保警察给我来电话,要求我不要介入公盟的事情,特别是提到我和另外一个民间组织负责人准备去北京市民政局为公盟讨说法的行动意向。我口头上答应了国保的意见。
5分钟后,北京益仁平中心工作人员通过网络实时在线MSN传来信息,说北京市文化执法大队两名穿制服的执法人员来到他们办公室,调查他们的出版物。我立即询问消息可否发布?回答说内部询问一下领导意见。同时,我通过MSN和SKYPE传给一些活跃人士,同样询问可否发布?我说等一下。益仁平很快回信可以发布。我对外说可以发布了。我的一位联系人表示,已经发布到推特上面去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有趣。两家国际电视台在执法人员到达一个小时后来到现场,执法人员在拍摄,记者也在拍摄。网络上的传播就非常广泛了。一个新闻传播事件诞生了。
晚上,许志勇失去联系的消息传出。人们开始关注和营救中国维权运动的代表人物许志勇博士。有人询问,和专制当局的决战时机是否成熟?我回答道,我们必须应战。这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
2009年夏天,中国出现流行语“许志勇,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在北京大学校园、在看守所门前、在街头、在网络上,人们呼喊许志勇回家吃饭。中国法学界泰斗江平先生最后站出来要求释放许志勇。8月24日,许志勇回家了。
2009年的公盟事件,标志着中国政府对维权组织和公民社会全面打压的开始。打压伴随全面的社会反抗,中国政府根本不能实现其控制或消灭民间维权组织和公民组织的目标。相反,在打压依照法律维权和为人民服务的公民组织后,中国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更多人走到了政治上更加积极或激烈反对或挑战中共体制的立场上。中共暴力维稳体制实质上是维而不稳,而稳定恰恰就在其维稳行动中被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