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言获罪：山东大学生张文斌高喊‘习近平下课！共产党下课！’，遭中共警察抓捕失联

因言获罪：山东大学生张文斌高喊‘习近平下课！共产党下课！’，遭中共警察抓捕失联

山东青年大学生张文斌因在微信发布“习近平下课”、“共产党下课”的视频，微信号被永久封禁，他自己也因“寻衅滋事”被拘留5天。目前张文斌处于失联状态。

3月30日晚间，张文斌在推特发布视频称，“曾经我也是一名中共的小粉红，是翻墙之后慢慢认清共产党邪恶的嘴脸。中国共产党从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三年饥荒、计划生育、六四屠杀……对西藏、香港和新疆人民的迫害，到今天它已经将魔爪伸向了全世界，而大家还都视而不见，甚至还在歌功颂德，我实在无法忍受。”

“看到香港、台湾人民勇敢地对抗共产党，我也想发出自己的声音，呼吁大家认清共产党的真面目，团结起来推倒面前的那堵墙，‘习近平下课！共产党下课！’”

他最后说，“或许我不能亲眼看到共产党灭亡的那一天了，也不知道这个视频能不能被大家看到。总之，这个世界，我来过……”

“看到你的面孔，感觉就像看见当年六四的学生面对着电视说，出来游行，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戴着牛仔帽，是想暗示他是向往美国自由民主的吧，加油！义士！”

当时记者猜测微信被封号是自动程序检测，可能不是人工所为，不料他很快被“叫去喝茶了”。

张文斌是山东人，目前大学还没有毕业，正在准备论文答辩，是2020年的毕业生。

他表示，“这次疫情算是导火索，让我有说出共产党下课的冲动。我感觉最接受不了的还是中共通过谎言的教育蒙蔽大家的双眼，把人们都囚禁在高墙里。”

他表示，中共一直在说谎，很多都是他亲眼看到的事实。

中国公民力量运动发起人杨建利博士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他非常担心这位大学生的安危，呼吁大家能够关注这位勇敢的大学生，聚孤胆为群胆。

杨建利说，山东的这位大学生张文斌发出视频，同时他发出了两个口号，“习近平下课”，“共产党下课”。下课的意思就是下台、离职。这样的一句话在民主的社会里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政党轮替。但是在中国，这就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因为在中共政治体制下，中共的一党专政是不允许人挑战的，而中共习近平也是不允许人挑战的，如果你有任何的挑战言论，在他们眼里就是造反。

他说，“说出这种话意味着他可能要在监狱里，而且还要给家人带来很多伤害和灾难。其实他无非就是使用他自己的权利，宪法第35条规定人民有言论的自由，但是那只是纸上的东西。”

杨建立认为，中共不会尊重自己的宪法，也不会在意任何人的权利，甚至都不尊重生命，所以这个政权是一个21世纪里非常野蛮、落后的政权，只把保卫自己的权力作为最主要的考量。

“这次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以后，可以说全面暴露了这个政权的邪恶、野蛮，那种无能，全都暴露出来了。”他说，“这次疫情发生后，老百姓表达声音的频率在增高，这样的声音在增多。只有大家都来关注，都来支持，把一个个的孤胆聚在一起，成为群胆，一旦人多了，声音大了，中共政权来镇压这种声音的成本就要增高，那可能就出现了改变中国的政治状况的一个机会。”

杨建利认为，李文亮事件发生之后并没有让中共得到任何教训，“它的调查报告在愚弄老百姓，中共并没有放松言论的管控，而且更加加强了。公民记者陈秋实、方斌、李泽华现在去哪儿了？敢于发声的任志强、许章润现在去哪里了？艾芬去哪里了？大家都在问。所以从李文亮事件之后，它变本加厉地箝制言论，打击敢于说话的人。”

李嘉诚撤资逃离中国大陆真正原因：中共习近平极左文革政治运动将搞垮中国经济

李嘉诚撤资逃离中国大陆真正原因：中共习近平极左文革政治运动将摧毁中国经济


是谁把他李嘉诚捧红，是谁又要把李嘉诚搞臭？作为一个商人，他为什么那么急切的转移资产，李嘉诚在害怕什么？
李嘉诚撤离大陆的核心原因是习近平推行的文革式政治运动，将摧毁中国经济。李嘉诚接受採访时，时常会提及自己在1930和1940年代经历战乱的不幸童年，由他对战争的恐惧来判断，他很难喜欢过于强势的纳粹式政治人物。而习上台后，由于其强势与极左的文革政策；李嘉诚顶着华人圈头号资本家的头衔，以及中共历史上对资本家的整肃，这些都让李对习近平敬而远之。
中共对李嘉诚的不满也是积累起来的，习近平上台以来，李嘉诚敏感地意识到中共纳粹式政治的压力越来越强大，“此处不可久留”，开始从中国撤资。李嘉诚其实早有解释，他是商人，他的决定是商人行为，但中共习近平当局对他的“不捧场”非常愤怒，通过中共官媒的红卫兵发出评论发泄，中共习近平当局早已拉清单记着这笔帐。

中共习近平当局想第二次打土豪分田地剥夺私营企业财产

知情人透露，现在中共没钱了，不但资金外逃、外汇储备急剧下降，而且地方债非常高，不少地方政府的财政已经破产，因此中共习近平当局想再次藉文革式“打土豪分田地”，从私营企业那里争夺钱财。
马云被迫退休，马化腾被迫辞去腾讯职务。而在马化腾卸职前，广州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被传出遭中共习近平当局边控。
 “浙江在线”称，杭州政府将抽调100名机关干部，进驻阿里巴巴、吉利、娃哈哈等100家第一批重点企业，作为“政府事务代表”“服务于‘新制造业计划’”。从山西太原某区也传出，当地政府已开始试点，“派驻会计接管私企的财务。试点过后，就将在全区执行。”中共官方的所谓服务，就跟共产党是老百姓的“公仆”、“服务”于民众是一样的谎言，实质就是接管企业。民营企业家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事业，恐怕很快都会被中共各级政府红卫兵蚕食或鲸吞。
在中国做生意，尤其是地产生意，那是在和中共这个魔鬼打交道。习近平上台以后，中国大陆有一种非常不正常的潮流，文革时期的极左做法正在回潮。李嘉诚逃离中国动摇了海外投资者、尤其是华侨对大陆的投资信心，因为如果李嘉诚作为亚洲的首富都成为中共官方媒体的攻击对象，那么想想，其他任何一个商人成为中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那是很容易的事情。
在香港雨伞运动前夕，李嘉诚难得谈论到政治议题说：“争取民主的努力，每一步，也不会是徒劳无功的任务。”“我深信，在中华民族的民主进程中，必定有我们香港人智慧的风采。”一个月后雨伞运动爆发；五年后反送中运动爆发，真的展现了香港人智慧的风采，尤其是年轻人。
如今马云、马化腾、王健林等实权被夺、资产被抢，而李嘉诚早就把大陆资产基本转移出来了，李嘉诚对法西斯中共的态度也由软变硬。
从2010年以后的8年，李嘉诚已经靠卖房卖地套现近3,000亿港元。很多商界精英评论说，李嘉诚不愧是超人，他能看清中共习近平，及早从纳粹中国抽身，才能保有香港首富的地位长久不变。

习近平819讲话大肆妖魔化美国普世价值，暴露极左文革真面目

习近平819讲话大肆妖魔化美国普世价值，暴露极左文革真面目

中国大陆掀起的借打击网络谣言为名、封杀言论自由为实的“网络反右”运动，原来是根据中共总书记习近平8月19日一次内部讲话的精神。
大陆最近几个月来发起的网络打谣运动，在现代版的反右运动下，司法部门匆匆制订网络入罪新规条，谣言被点击5000次或被转发500次，即可刑拘；互联网则掀起大整风，一个又一个在微博指点江山、议事论政、批评政府的大V（微博名人），相继以多种“罪名”被捕，被捕者包括王功权及薛蛮子等著名网络名人。
网传讲话是今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记绿，据称是中共内部的传达版本。北京独立学者高瑜指，传达版本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整理过，不会太出格，但据她所知，习的讲话原版比传达版更具火药味，露出习近平极左的文革思维真面目。
习近平讲话长逾1.5万字，针对思想意识形态高谈阔论，除司空见惯大道理和“党八股”之外，全篇讲话杀气腾腾。讲话内容最令人震撼部分是习近平把火头指向互联网，指互联网已成舆论斗争主战场，是中共面临的“最大变量”、“心头之患”，指西方一直想用互联网扳倒中国。根据网传的8.19讲话传达版本，习说：“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
传达版虽未见“互联网为亡党亡国的大敌”的字眼，但报导引述内地知情者指，习近平讲话时确实用了这样字眼，表述对互联网的恐惧。

习近平加速中国纳粹化

习近平又指普世价值是敌对势力挂羊头卖狗肉，跟中共争阵地、争人心最终推翻中共的阴谋，如任由其大行其道，势搞乱党心，危及中共政权安全。他吁全党“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主动出击，抢夺阵地”；“决不让这些人舒舒服服造谣生事、浑水摸鱼、煽风点火、信口雌黄”；对恶意攻击中共领导、歪曲党史、国史言论，“决不能提供空间、提供方便”。
习近平还大肆妖魔化美国和西方，指西方媒体戴有色眼镜看中共，“好事也往坏处引”，攻击中共的体制制度，老拿中国经济、食品、人权、治安、贪污腐败“借题发挥，小题大做”；他反问党媒“我们为什么要对他们客气留情？”、“必须要平衡，要他们来平衡是不可能的，得我们自己做！”
北京《中国改革》杂志社前社长李伟东指，习的8.19讲话精神与世界文明背道而驰，如此下去中国前途堪忧。北京政治学者陈子明说，习正率领中共开历史倒车，仿佛回到1957年反右。陈认为，习近平的极左文革思维，源于其血液中充满毛泽东基因，与已倒台的薄熙来一样，是毛的孝子贤孙。


以下是臭名昭著的习近平819讲话摘录：

我们的同志一定要增强阵地意识。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我看，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3个地带。第一个是红色地带，主要是主流媒体和网上正面力量构成的，这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决不能丢了。第二个是黑色地带，主要是网上和社会上一些负面言论构成的，还包括各种敌对势力制造的舆论，这不是主流，但其影响不可低估。第三个是灰色地带，处于红色地带和黑色地带之间。对不同地带，要采取不同策略。对红色地带，要巩固和拓展，不断扩大其社会影响。对黑色地带，要勇于进入，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斗，逐步推动其改变颜色。对灰色地带，要大规模开展工作，加快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防止其向黑色地带蜕变。这些工作，要抓紧做起来，坚持下去，必然会取得成效。

对那些恶意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史国史、造谣生事的言论，一切报刊杂志、讲台论坛、会议会场、电影电视、广播电台、舞台剧场等都不能为之提供空间，一切数字报刊、移动电视、手机媒体、手机短信、微信、博客、播客、微博客、论坛等新兴媒体都不能为之提供方便。对造谣生事的，必须依法查处，不能像《三岔口》里那样摸着黑打来打去，也决不能让这些人在那里舒舒服服造谣生事、浑水摸鱼、煽风点火、信口雌黄。牵涉到大是大非问题，牵涉到政治原则问题，也决不能含糊其辞，更不能退避三舍。

在宣传思想领域，我们不搞无谓争论，但牵涉到大是大非问题，牵涉到政治原则问题，也决不能含糊其辞，更不能退避三舍。“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是不行的！领导干部要敢于站在风口浪尖上进行斗争。我曾经说过，领导干部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有些干部对大是大非问题绕着走，态度暧昧，独善其身，怕丢分，怕人家说自己不开明。这是万万要不得的！这是什么羽毛？这是什么形象？故作开明姿态嘛！你在某些人那里形象好了，在广大党员、干部心中的形象就差了，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就差了。战场上没有开明绅士，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也没有开明绅士，就得斗争。作为党的干部，不要去想博得社会各种人的喝彩、赢得海外各种舆论的好评。只要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坚持原则，就不可能取得这样的结果。为了党和人民事业，我们共产党人连流血牺牲都不怕，还怕损失一点蜗角虚名吗？我们党也不会以这种虚名来评价干部。作为党的干部，不能用“不争论”、“不炒热”、“让说话”为自己的不作为开脱，决不能东西摇摆、左右迎合！在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政治斗争中，所有领导干部都不能作旁观者。今后，谁再围攻我们的同志，我们宣传思想部门要发声，党委要发声，各个方面都要发声！要发出统一的明确信号，形成一呼百应的态势，不要怕被污名化。我常常讲干部要敢于担当，这就是一个重要检验。

                                                       习近平，2013.08.19

武汉肺炎是习近平变态体制必然的危机

武汉肺炎是习近平变态体制必然的危机

《回声报》社评记者的专栏文章分析这次疫情危机的体制性因素，认为，无论是武汉肺炎，还是此前的香港反送中抗争，都是习近平任下可以预期的危机。
面对武汉肺炎，中国习近平政府的行动迟缓了7个星期。这篇文章作者指出，否认疫情，导致无所作为的最主要原因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建立的变态体制。
自2012年以来，习近平加速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强化集权和严酷管治社会。在政治领域，它利用反贪腐运动，清洗党内政敌，将党控制在自己一人手中，建立起毛泽东式的权力运作模式，甚至将习近平思想写入宪法。他取消最高领导人任期限制，彻底改变了邓小平自1978年建立领导干部轮替制度。如今，官员提拔最重要的标准是服从和唯唯诺诺。
武汉肺炎危机显示，至少在武汉市，听话官员把持一切。文章引述作家许开桢的观点指出，反贪腐运动的压力使得官僚体制领导人，包括那些高层领导人无所适从，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官位。在不知道上级领导的意见之前，他们不能采取行动。习近平本人也承认，这次武汉肺炎是对治国能力的重大考验。但文章作者就此指出，这场危机是可以预期的，武汉肺炎只是一起，但不会是最后一起重大事故。
另一场重大事故是香港。如果不是习近平政权的独裁越来越转向法西斯纳粹化，香港不会出现年轻人如此规模的抗争运动。香港的主权回归之初，人们还希望邓小平式的体制会逐渐开放。香港逐步开始走向民主，港人可以保留他们最重要的自由。但习特勒改变香港司法体制，这显示，不是北京向香港的模式靠拢，而是相反。香港年轻人7个月以来一直坚决勇敢地拒绝这种前景。
文章作者预言，中国必然还在向其它事故加速迈进。

管控人民最严密的习近平政府，一定也是保护人民最无能的中共政府

管控人民最严密的习近平政府，一定也是保护人民最无能的中共政府

这是一条与物理法则几乎一样可靠的政治法则。
这是因为：
（1）即使是专制或极权政府，它所掌控的资源也是有限的，长期将资源优先分配给管控民众和压制社会的需要，就一定会挤占用来保护与服务民众的资源；
（2）长期将管控民众或“维稳”视为要务，必然会削弱政府保护民众的意识和能力，就像一群长期严密管控囚犯的狱吏，不可能在囚犯之中出现健康危机时，立马就能变身拯救囚犯的爱心天使；
（3）由于专制政体的逆向淘汰机制，只会将那些品性和能力极差的人，送上各种极为重要的官位，这些人平时人五人六、作威作福，一旦面临重大危机，就一定是六神无主、进退失据。
（4）官员们的权力并非源于民众的授予，也不受民众的控制，官员和民众之间并无紧密的联系，两者完全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官员们因而不可能理解民众的担忧、痛苦和期盼。当成千上万的民众身染恶疾，且求医无路、求生无门时，各级政府官员仍在聚众欢庆、歌舞升平，这就一点都不是什么意外的事了。
有不少中共大陆人在网上呼吁，要对武汉地方官员进行问责。这种要求是完全正当的，但仅仅是这样的要求是远远不够的。又像以往一样，让上层官员来对下层官员打几板子，是不可能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发生的。比如，湖北省因要开人大会议而不如实公开疫情，我们会为此感到愤怒，但在全国两会期间，难道不是也一直要封锁负面消息，以便营造一种上下祥和的假象吗？
归根结底，中国大陆现行的落后共产党政体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这种不民主和不尊重公民权利的极权政体，是绝不可能具备现代治理能力的。如果人民不能控制政府，不能有效地约束政府权力，然后却指望政府能有效地保障人民的安全，那就无异于痴人说梦了。
在中共政体下，一个国家必然会分成两群人：一群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统治者；一群是唯唯诺诺、仰人鼻息的被统治者，而前一群人竟会真正关心和在乎后一群人的死活，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即使是在现代政体下，人们也不是“依靠”政府来保护和服务自己，而是“利用”政府来进行自我保护和自我服务。
也就是说，为了让每一个人都生活得更安全、更有尊严，全体国民共同表达政治意志（主要是制定宪法），来创设必要的政府机构，并委托部分国民行使政府权力，同时又用宪法持续而严密地限制、规范和约束政府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行使政府权力的人，就不是和其他国民泾渭分明的统治者，而只是由国民选任出来，在一定任期内履行公共职责的受托者，并应始终受到国民的监督和控制。
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府，只是全体国民实行自我治理的中介和手段。现代政体下的政府，它的权力虽然应是有力的，但也必须是有限的。政府权力应该强到足以履行正常的职能，却不能强到压制个人自由和社会自治。这样一来，一旦遇到武汉肺炎这样的公共健康危机，不但政府会采取及时而高效的行动，而且媒体、专业人士和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也可以从各方面为应对危机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可见，此次疫情爆发给我们带来的教训，绝不只是问责几名地方官员这么简单，而是必须要将政治转型和体制改革提上全社会的议事日程，必须用一个体现政治竞争、分权制衡、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社会自治等原则的现代政体，取代中共这个无能和不公正的“史前”政体。
中国大陆现在发生的所有重大社会问题，根源都在于【政治体制】；不推翻中共这个体制，中国大陆这些重大社会问题无解。

中共网军大外宣烧钱1000亿成世界笑话，官媒五毛党报成捆送垃圾场

中共网军大外宣烧钱1000亿成世界笑话，官媒五毛党报成捆送垃圾场

中共大陆习近平政府近年来砸钱千亿美元组建网军大外宣计划，但世界各主要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不仅没改善，好感反而急剧下降。中共党媒登陆美国后，印出的报纸因没人看，有时直接成捆送往垃圾回收场。

长期以来，中国习近平政府一直被怀疑雇用多达200万网络水军，暗中将大量的假名和其他欺骗性文章插入真实的社交媒体帖子中（海外如推特、facebook、youtube等，中国大陆内的微博等论坛社区），好像他们是普通人的真实意见。许多学者，以及大多数记者和活动家声称，这些中共水军五毛帖是在政治和政策辩论中歪曲事实，大声帮共产党政府争辩。

中共为扩大全球“影响力"，竭力向海外输出共产主义红色威权价值观，加强共产党媒体的海外功能。央视北美分台于2012年开播。新华社北美分社位于纽约时报广场2011年5月启用。新华社还效仿卡达半岛电视台，成立了一个全天24小时的英文电视新闻频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也已经开始全天24小时用英文广播。英文的中国日报在2009年进军美国平面媒体市场后，在纽约、华盛顿、旧金山等美国主要城市发行。
《经济学人》认为，中共投入巨资在全球建立水军喉舌。从2009至2011年，新华社在全球增加40个办事处，总数达到162个，海外记者人数翻番。2016年，官方媒体集团花费3千万元人民币启动一个叫Sixth Tone的英文共产党水军网站。
路透社2015年调查披露，中共习近平政府控制14个国家的33个电台，但是却使用前台公司掩盖这些电台跟中共极权的关系。这些电台播放有利于中共习近平当局的节目，审查封锁任何中共不满意的新闻资讯。
中共花巨额资金打造的网军大外宣计划看似雄心勃勃，实则收效甚微。中共外宣网军2009年开始海外大扩张，孔子学院被视为大外宣计划的关键，以宣扬中华文化为借口，在全球开设过500多间孔子学院，但该类学院被指是中共间谍海外渗透的工具。2013年起，西方多国院校掀起关闭孔子学院潮，全美开始关闭孔子学院，德国、法国、瑞典也先后关闭孔子学院的运作。
伦敦国王学院的凯瑞·布朗说，“大家都十分清楚他们（中共）的目的。结果是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怀疑。”

中共大外宣水军直接渗透他国，2010年7月，新华社在纽约时代广场租下近二万平方呎写字楼，大幅增加驻美人员，进行网军外宣工作，后来还租用时代广场户外最佳广告位，大卖中国形象广告，染红纽约街头。
《环球时报》2013年也登陆美国，但读者甚少，印出来后摆街头任取，或直接成捆送往垃圾回收场。
网友嘲讽：“中共在国内外的形象就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无论再怎么涂脂抹粉，也改变不了恶魔的形象！”

《经济学人》评论称，人民才是软实力当中的关键角色。只要中共捂住人民的嘴巴，压制言论自由，审查新闻自由，中共它几乎不可能赢得朋友和世界影响力。
北京与费尔法克斯媒体，澳大利亚空中新闻(Sky News)和其他当地媒体签的合约所引发的争议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大陆记者被消失、囚禁以及许多外国媒体网站被GFW防火长城屏蔽，证明了中共大陆国的虚伪和欺诈。
与俄罗斯官方媒体今日俄罗斯(RT)相比，中国外宣影响力要弱得多。虽然RT的反西方论调在其报道和节目中比比皆是，但至少采访了一些争议人物，传播了一些有新闻价值的内容，中国的水军外宣新闻报道相比则十分枯燥，视野狭隘，沦为中共意识形态的打手和喉舌。
中国问题专家彼得·马蒂斯（Peter Mattis）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说，中国水军大外宣虽然没能像俄罗斯媒体那样以具体形式影响到西方社会的日常讨论，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西方人讨论某些中国问题的方式和角度，尤其是在一些语境下把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混为一谈。

中共五毛党似乎主要由共产党政府雇员组成，他们在正常工作之外做兼职，而不是像一般人认为的，由普通公民为的零碎地报酬而工作。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支庞大的劳动力队伍，估计每年可以产生4.48亿个五毛贴。中共网军五毛行动的目的不仅仅是宣传共产党官方观点，还有干扰正常讨论的作用，给正常网络社区参沙子。
除了中共政府雇员外还有各种大中专院校的学生，只要是能轻松被体制威逼利诱的人员，都可能有这种兼职行为。无论是不是被专门授意去做五毛的，中国大陆的体制决定了，中国有大量居民是由中共政府圈养的、而非以独立创造交换价值为生的人，这样的人出于维护自己经济来源的目的而发表言论，都属于广义上“拿政府钱为政府说话”行为，这样的人属于广义上的五毛。从这一点上来说，只要是中共体制的人员，只要为体制说话，那就是五毛。只有从未接受过补贴的私营经济体中工作的为体制说话的人员才能算做是自干五。

中共太子党红二代：中共体制内没人心服习近平修宪终身制，共产党是中国最大祸害，一党专制必然垮台

中共太子党红二代：中共体制内没人心服习近平修宪终身制，共产党是中国最大祸害，一党专制必然垮台

旅居美国的红二代罗宇发表第27封公开信。信中说，中国最大的祸害就是共产党，一党专制必然垮台；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唯有逐步有秩地民主化。
罗宇写道：中国老百姓现在最恨的就是共产党，因为党天天说谎，因为党堕落成只为极少数人谋利益的贪腐集团。现在中共的公检法就是黑社会，杀人越货。
罗宇表示，中共驱赶低端人口、强拆、打压维权律师、活摘人体器官、全面封杀网络……老百姓不看《人民日报》，是因为说的都是假话。
《美国之音》刊发对罗宇的采访报导。罗宇在采访中表示，1989年“六四”之后，中共已经腐败不堪，中共领导的一切党政军都腐败了，中共的整个官僚系统都已经到了买官卖官的程度，搞了二三十年的买官卖官，没有一个可能是好的了。
罗宇称，因为全党都贪腐，实际上反腐就是反中共，所以这个问题对习近平来说，如果他真的想反贪的话，他最大的问题是现在没人，但没人这不是三五年能解决的问题，而唯一解决贪腐的办法是逐步有序地实现民主化，就是官为民选，然后贪官才能无处藏身。
2015以来，罗宇连续发表了27篇公开信，一再呼吁同是红二代的习近平放弃中共一党专政，逐步有序的民主化。在第13封公开信中，罗宇开篇直指，中国大陆当政者目前面对的是庞大的腐败透顶的中共，这个党已经完蛋了，民心丧尽。
罗宇说，“你（习近平）真要肃贪，中央委员会里有几个不贪的？贪官会把你当核心吗？”“现在被你拉下马的贪官，有一个服你吗？他们都想著翻案呢！有了民主化，贪官们就翻不了案了。你也安全了。”
罗宇表示：红二代里除了那些在习近平身边向他拿利益的人，没有谁赞成他修宪终身执政。绝大多数红二代不为习近平修宪站台，罗宇说：“大家都不吭气，不吭气就是不同意嘛。其实也有红二代，像戴晴，出来说不赞成修宪，我还真没有看到哪个红二代赞成他修宪。习近平现在除了那些吹吹拍拍的在他身边，想从他那儿拿到利益的人，没有谁赞成他修宪。”
罗宇表示：“红二代的整体并不赞成独裁专制。红二代里头对中国的前途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大多数的人还是主张融入世界民主潮流。红二代里面的人认为独裁专制有出路，应该是个别的。”
罗宇说：“以前的人代会也没有什么民主，但是气氛稍微松一点。现在由于修宪这件事，来参加会的人很紧张，你看外国记者访问一些人，有些人拿稿子出来念都念不全，紧张得不得了。为什么紧张呢？因为每个人都有小辫子被习近平抓着，要是真说什么不同意的话，下次就没你了。”
罗宇是中共建政大将罗瑞卿次子，曾任职于中共总参谋部，大校军衔。1989年六四时，罗宇因不满当局镇压学生而出走海外，被开除军籍党籍。
罗宇是个极具人性色彩的理想主义者，这与他和父辈原来所追随的“反现实的共产革命理想”大相径庭。“六四的枪声一响，我就觉得这身军装穿不下去了”，他曾说，对共产党、共产主义，从拥护到怀疑，再到彻底抛弃，用了半生时间。
当他终于看到，“中共这架可怕的机器，不仅吞噬敌人，也吞噬自己人”，他选择了“人性”，抛弃了“党性”。思想开放头脑敏锐的罗宇完全认同了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
红二代是依附于中国共产党而存在的，因此红二代对于党的生死存亡，是不是比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更关心呢？罗宇回答记者这个问题时说：“党的存亡和国家的存亡是两码事，党如果变成一个廉洁的党、民主的党，它可以领导人民、领导国家走向兴旺发达。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是以人民利益为准办事，所以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但是1949年之后，就越来越偏离了民主建国的理念，事情就越办越糟。到了邓小平，那就是与人民为敌了。坦克都能开上天安门广场镇压学生，中国共产党在六四时就已经完蛋了。红二代里有人想把共产党从一个腐败的党变成一个廉洁的党，有没有可能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习近平当局，是不是真的想明白了，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逐步的、有序的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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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指出中共习近平心胸狭窄气量狭小，任志强因言获罪，习近平亲自下令严查任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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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地产商任志强与外界失联，与其曾撰文尖锐批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有关，日前有署名任志强文章在网上广传，指习近平负有责任。评论人士认为，事件代表中共体制内部一批力量与习的决裂。而习近平正在加速中共政权走向终点。

周四（3月19日），推特上的活跃人士“老灯”发布了疑从中共体制内部回覆任志强下落的信件，透露任志强目前被羁押在北京市纪监委，暂时属于留置审查。“信件”还进一步爆料指出：一篇署名任志强的批判习近平文章深深触怒习近平，因此中共官方对任志强的问题定性“非常严重”，属于习近平钦定办案，包括任志强亦师亦友的国家副主席王歧山在内，无人可以出面疏通此事。

据知情人称，早前北京市纪委欲以“妄议中央”罪名将该事件定性为“内部矛盾”，最严重的结果是开除任志强的党籍；但上报处理意见后，习近平大怒，指示称任志强“屡教不改、有恃无恐”，必须严惩以儆效尤，因此要将事件定性为“敌我矛盾”，目前北京检查院专案组进驻任志强原来任职的华远地产，入手调查经济问题，但因正处疫情之际案件不会公开处理。

信件中也指习近平的胸襟是一系列国家级灾难的源头。当初为了一本无聊且可以无视的小书，竟然越界到香港抓捕书商，习近平心胸狭窄，毁了一国两制，导致后来爆发香港反送中运动。

尚无法查证该信件及相关消息的真伪。记者今日联络华远地产总经理办公室询问是否有调查组进入，工作人员称不知情后急速挂断电话，本台再联络其它部门未果。

华远地产工作人员说：我没听说过，不了解！我不清楚，我这个部门不是负责这个的。

早在周二（3月17日），韩连潮曾发出推文：据称任志强案是国安委大案要案，任何人不得打听、插手、干扰办案。早前亦有消息透露，任志强被控制在北京郊区、纪委蟒山培训基地。

德国时政评论人范先生认为，就如这份流出的信件所言，任志强的事件将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代表中共党内一批力量与习近平的决裂，习近平带领中共倒行逆施的执政走向终点。

范先生说：意味着中共利益集团内部成员已经和习近平这种倒行逆施、一路走到黑的这种统治模式进行决裂、切割。任志强这样的一批人其实已经看到这一点：习近平加速了中共的灭亡，中共这种模式走到头了。任志强一定被报复，习近平就像崇祯皇帝挽救明王朝的努力一样，而且他本人的下场一定不好。

一位不愿具名的体制内人士向本台表示，任志强说出了很多体制内外人士的心里话，心胸狭隘而无能的习近平无法容忍批评声音，但如果习试图向任志强报复，习近平将惹怒与任志强相同背景的一众红二代。

体制内人士说：任志强他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说包子（习近平）是小丑，一点没错。他捅瘘子捅得多大，你说他早报一点，（疫情）不会扩散这么大。就这封信来说，任志强绝对有理，习包子只能就是想找他的经济问题。任志强不是贪钱的，他是一个红二代，他有很多关系、有很多资源，所以习包子要考虑，红二代对他威胁是最大的。

章立凡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任志强失联后，关于中共党内权力之争的传言纷起。疫情带来了中共执政合法性危机，也带来党内分裂的危机，而任志强事件有可能成为高层博弈的着力点。

章立凡说：任志强这个观点可能代表了体制内相当一部分官员、红二代的想法，这时候动他到底利弊如何？到底高层在这个问题上该怎么博弈？体制内很多人也在看。真想整他，肯定以找到词儿（借口）；整不成他，最后还有一个退步，就是党内纪律处分。

任志强据信于3月12日失踪，早前一篇署名任志强的文章，尖锐批评中共习近平当局在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未及时让民众知情，在2月23日中共习近平当局17万人大会上，未披露事实真相及问责，试图用“伟大成绩”掩盖责任；虽未直接点名习近平，但读者可以轻易看出，他文中所指贪恋权力的“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即是指习近平。

现年69岁的任志强曾任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作为体制内敢言人士被称为任大炮，2016年2月，他因为批评中国媒体姓党受到处分和审查。任志强父亲任志泉曾任中国商业部副部长，所以他是“红二代”。

另外，早前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抨击疫情显示出体制的溃败；北京法学学者许志永也撰文要求应对疫情无策的习近平退位，目前许志永已被抓捕。

当前中共当局正开动宣传机器将习近平描绘成全球“抗疫领导者”的英雄形象。德国时政评论人士范先生也认为，任志强事件将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代表中共党内一批力量与中共决裂。

路透社、《纽约时报》等很多外媒报导了任志强失踪事件，该事件已闹得沸沸扬扬。其中，任志强的好友、大陆企业家王瑛3月15日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说：“任志强是公众人物，他的失踪广为人知。对此负有责任的机构需要尽快对此做出合理和合法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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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武汉肺炎泛滥，习近平无能应负最重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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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应把中国和中共区分，中国病毒（武汉病毒）改称中共病毒，中国大陆人民也是中共政权的受害者

外媒：应把中国和中共区分，中国病毒（武汉病毒）改称中共病毒，中国大陆人民也是中共政权的受害者

"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在全世界爆发，感染及死亡人数不断增加。中共自病毒爆发开始时就极力隐瞒真相。这种做法让德国媒体对中共发出的信息越来越持怀疑态度。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图片"报（Bild）2020年三月十二日发表题为"中国这样微笑着欺骗了世界"的文章。文章不仅对中共在病毒的应对方面，也对德国与中国的合作提出了质疑和反思。
文章说：" 冠状病毒的大流行以最痛苦的方式提示了我们：这个微笑的国度微笑着当面欺骗了我们。一次又一次。" 对此，文章罗列了四点事实。
第一是中共领导人在病毒开始爆发的两周用各种方式隐瞒真相，不让外界知道。
第二是"吹哨人"李文亮医生被警察要求噤声，后来又死于冠状病毒[1]。对于李文亮的真实死因，文章也提出了质疑。图片报评论说："他究竟是怎么死的，世界永远也不会知道。目前死于冠状病毒的人中，他肯定属于最年轻、身体最好的那一类。"
第三是中共数据造假。"据国际专家称，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在感染者人数上作假。没人知道那里实际有多少人生病和死亡。"
第四是，当病毒波及全世界后，中共当局又声称"冠状病毒来自国外"。
文章对德国与中共这样的政权合作表示担忧。文章提到"至少同样糟糕的是，德国几周以来只是观察着中共在冠状病毒上的欺诈而没有做为"，"欺骗是一方面，而愿意被欺骗是另一方面"。
对于"愿意被欺骗"的原因，文章提到了对利益的追求。比如"德国大众每年在中国销售数百万辆汽车，那么大众的老板很可能就不想知道中共对人权的迫害。德国还不顾情报机构的警告和华为合作，因为中共'保证'不会把5G手机桅杆用于监视。"
一个正常国家是无法跟中共这样的政权合作的。文章最后说到："在通往超级大国的道路上，冠状病毒并不是他们对世界最后的一次欺骗。如何应对他们的欺诈取决于我们。"
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希·罗今（Josh Rogin）于2020年3月19日发表文章称，针对目前的瘟疫，不要指责中国，而应指责中共。作者强调，要把中国人民和中共区分开来。他赞扬中国人民在抗疫中的精诚团结，但强调中国人民也是中共的受害者。他提醒西方决不能帮助和怂恿中共煽动内部份裂和散布虚假信息。
文章首先肯定，「美国反击中共试图改写瘟疫大流行历史的做法，对我们的健康和安全至关重要。」并强调「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助长种族主义，不羞辱中国公民或美籍华人。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关键是，我们需要将谈论中国人民的方式与谈论中共的方式分开。」
前不久，川普总统坚持称新型冠状病毒为「中国病毒」。对此，该文表示：「川普总统这样做的理由过于简单，但技术上是准确的：中国官员故意散布『病毒可能起源于美国』的谎言，以转移对自身早期失误的指责。」
川普周三（18日）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不是种族主义，根本不是。它（病毒）来自中国，这就是为甚么（我称其为中国病毒）。我希望准确（表达）。」
该文强调，准确性并不是总统应该考虑的唯一因素。他也应考虑到自（疫情）危机开始以来，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事件真的正在增多。
但该文强调，有一个方式，有充份理由来尊重病毒的真相，并追究那些该负责任的人，而不会造成不当的冒犯。
该文揭示，「我们都必须具体地指责中共的行为。正是中共在病毒爆发后隐瞒了数周，压制了医生（的言论）、监禁了记者、阻碍了科学──最引人注目的是，关闭了第一个公开发布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的上海实验室。」

◎ 中国人民是英雄也是中共的受害者
罗今在文中赞赏中国人民在抗疫中的表现，他说，中国人民是这个故事中的英雄。中国医生、研究人员和记者冒着生命危险，甚至面对死亡对抗病毒和警告世界。随着我们自身形势的恶化，中国人的团结为我们上了一课。中国人也是中共严厉措施的受害者，中共这些措施造成了巨大的额外痛苦。
该文引用国家民主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负责研究和分析的副总裁克里斯托弗．沃克（Christopher Walker）的话表示：「必须记住，中国人民对政府采取的措施没有实质、有意义的发言权。」在现在来自中共的威权信息化和虚假信息的阴霾中，我们不能忽视全球瘟疫源头的大规模威权治理的失败。
文章强调，「（疫情）这不仅仅是关于病毒，它事关我们整个对华方针的关键点。我们的问题不是和中国人民的，我们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中共的内部镇压，外部侵略，以及它在自由和开放社会中的恶性影响。」
◎ 中共对外影响战略是利用种族主义分裂西方
文章揭示，「中共战略的一部份是分裂我们的政治、民族和种族。中共官员经常将对其政府的批评指控为（西方）种族主义。他们还指责美国的种族主义行为，以分散人们对中共骇人听闻的种族主义政策的注意力，例如中共以种族为由在新疆监禁数百万无辜人民。「
」在美国，大多数人不适应中共的这种动态。在澳大利亚，政治阶层多年来一直在争论中共（在全球）的影响行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发表的一份报告就如何避免中共这种陷阱提出了一些明确的指导方针。报告指出，我们应该避免泛泛而论的概括，应该明确区分中（共）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注意不要在本国国内疏远中国公民。反过来，我们也必须小心，不要认为那些批评中共的人有种族主义动机（除非有正当理由）。「
文中提及，约翰．菲茨杰拉德（John Fitzgerald）在这份报告中写道：「最重要的是，中共搞楔形政治，破坏了关于中共在澳大利亚政策和行为合法性的公开辩论。」这在美国也发生过。
◎「中共病毒（CCP virus）」这个名称更准确
文章说，对病毒的称谓，并不是政治正确的问题，而是认识到独裁政权对我们种族主义敏感性的利用。文中还表示：我们必须继续向中共施压，要求它们提供更多透明度和真相，这对制止这种蔓延至关重要。
他建议：「决不能帮助和怂恿中共煽动美国内部分裂和散布虚假信息。」也强调，「在这次危机中，华人和美籍华人需要我们的支持，为我们的疫情应对工作带来巨大的力量。」
文章在最后强调，」让我们停止说『中国病毒』──不是因为每个使用这个名词的人都是种族主义者，而是因为它不必要地扮演了中共分裂我们和转移我们注意力──从其不良行为中转移注意力的角色。让我们称病毒为『中共病毒（CCP virus）』。这样更准确，只会让那些该拥有这一称号的人感到不悦。」

反美女英雄华春莹美国购置房产，女儿在美国留学逍遥生活

反美国女英雄华春莹美国购置房产，女儿在美国留学逍遥生活

网传2019年在华春莹即将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之前的公示期间，有匿名人士向纪委举报，称华春莹夫妇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圣何塞（San Jose，港台称作圣荷西）有一处房产，并提供了地址、照片、房产交易文件的复印件等。

收到举报后，纪检组长约谈了华春莹，了解情况。华春莹辩解称，这处房产是2015年底在美国购买的，仅用于女儿樊华的留学居住，从未用于出租谋利或其他用途，在每年年底填写《外交部领导干部廉政报告书》时，已经向组织申报过，并未隐瞒。

纪委工作人员调取存档，发现华春莹2016年廉政报告书上，确实有这处房产的购买、使用说明。考虑到外交部干部中购置美国和海外资产的情况很多，纪委并未深究此事。这次匿名举报事件，在外交部内传遍。

勃列日涅夫时代与习近平新时代修宪搞领导干部终身制：政治体制僵化加速共黨垮台

勃列日涅夫时代与习近平新时代修宪搞领导干部终身制：政治体制僵化加速共黨垮台

接替赫鲁晓夫的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这个党内公认的最没有能力的人物。在克格勃第五局的严厉监制和压迫之下，苏联成了一座压抑心灵的大监狱，在克格勃监听和思想控制下，谁也不敢表露心声，谁也不敢得罪克格勃这个权力无限的机关，但也绝不会有人会喜欢它。就在克格勃在政治地位高升的同时，它已经在人民心目中堕落为最讨厌的机关。

1964年10月13日，正在黑海度假的赫鲁晓夫被紧急召唤回莫斯科参加主席团(即苏共政治局)的经济会议。等他抵达莫斯科的时候，前来迎接的只有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和一名警卫局长。谢米恰斯内明显有点紧张，他向赫鲁晓夫俯下身去，压低嗓门告诉这位总书记：“大家都在克里姆林宫等着你。”
等着这位总书记的是一场政变。而接替赫鲁晓夫的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这个党内公认的最没有能力的人物。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任命只是临时过渡，再过几年，总书记这个职务就会由党内那些强有力的人物，比如曾经的克格勃主席谢列平来接手。然而正如当初大家小看了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一样，这次大家也没有估计到勃列日涅夫超强的官僚手腕——他不仅成功保住了自己的位置，挤走了所有可能挑战的对手，还成为继斯大林之后在位时间最长的苏联领导人。从1964年到1982年，苏联进入漫长的勃列日涅夫时代。

社会体制僵化，笑料却井喷的新时代

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一起乘火车出门。开着开着，突然火车停了。
斯大林把头伸出车窗之外，怒吼道：“枪毙火车司机!”可是火车没有动;
赫鲁晓夫也把头伸出车窗之外，说：“给司机恢复名誉!”火车仍然没有动;
这时候，勃列日涅夫说：“同志们，不如我们拉上窗帘，坐在座位上自己摇动身体，做出列车还在前进的样子!”

从外表来看，勃列日涅夫统治前期在全球范围内带着自家小弟和北约集团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地缘争霸，成为让所有其他国家都为之忌惮的超级大国。1975年，在“新经济体制”的刺激下、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峰值，排名欧洲第一，世界第二。
然而，这种好景只是表面的虚像，掩盖不了苏联经济走向深渊的本质。在“八五”之后，苏联连续3个五年计划经济增长率都急剧下降。糟糕的不只是经济，整个苏联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停滞现象。情况就正如笑话所说，苏联这列火车已经在事实上停滞不前了，但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层却自欺欺人地认为形势一片大好，甚至连头都不愿意探出车窗，只是装出火车还在继续前进的样子。
在这种社会停滞僵化、气氛压抑的大环境下，苏联民间的政治笑话却突然发生井喷。各种辛辣讽刺笑话纷纷出台，流传甚广。美国学者布鲁斯·亚当斯曾在《俄国的微弱反抗》中收集了总共794则苏联政治笑话，其中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就有211则，占了1/4强!此时的政治笑话不仅产量大，而且流传速度奇快，在斯大林时代，一则政治笑话传遍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大概需要两到三天，而在1970年，克格勃对蔓延在社会上的政治笑话做了一番调查，结论是“一则政治笑话只需要6到8个小时就可以传遍一座如莫斯科市大小的城市”。
为什么政治笑话突然在这个时候发生井喷?归根到底是因为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层出了问题。在长达18年的时间里，苏联一步步走向了僵化深渊。大量民众对政府极度失望;勃列日涅夫任人唯亲，搞干部终身制，给苏联社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弊病：老人政治、官僚阶层集体腐化、思想僵化、特权阶级、克格勃对意识形态的严厉控制等问题，都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这些广为人民所诟病和痛恨的事情，也为这些政治笑话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而另一方面，勃列日涅夫治下的整个苏共高层种种匪夷所思的僵化和堕落，又给广大民众展现了一副丑态百出的现实笑话。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也好，克格勃也好，就是在这种荒诞的笑话中，一步步走向了垮台。

僵化的老人政治和特权体制的荒诞 

新闻报道：“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部长会议沉痛宣告：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在长期患重病之后没有苏醒过来，但是目前仍在工作。”
苏斯洛夫临终前，政治局委员围在他的床边。他们在等着医生宣布苏斯洛夫死亡。沉默良久之后，医生终于开口说：“没有办法啊，没有人能顶得住。我们主要敌人就是老年化。”
“不对”，勃列日涅夫说，“我们主要敌人是缺乏自律。大家看看，我们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但苏斯洛夫居然还没有来!”

1981年3月的苏共二十六大选出了14名政治局委员，其中只有两人年纪在60岁以下，70岁以上的竟有8人，占一半以上。除此之外，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平均年龄也达到了67岁，部长会议领导层的平均年龄也高达到了68. 1岁。就是这么一帮行将就木的老头，牢牢把持住了苏联政坛。这些人的生活已经越来越远离现实世界，面对苏联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和危机，他们既没有精力，更没有任何动力去推动任何有意义的改革。对苏联政坛上这种死气沉沉的老人政治，人民都看在眼里，社会上开始大量流传着讽刺勃列日涅夫老糊涂的笑话，然而更加可悲的是，现实比笑话还要可笑：晚年的勃列日涅夫在某次主持召开阿塞拜疆党代会时，由于秘书疏忽给错了讲稿，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毫无察觉地拿着错误讲稿念了整整两页。这时，惊慌失措的秘书才匆匆忙忙给他换了正确讲稿，而勃列日涅夫只是嘟哝着：“同志们，这不是我的错，让我们从头来过。”就又从头念起。
老人政治的根源来自领导干部终身制，而领导干部终身制又来源于勃列日涅夫的上台。他是在党政官僚阶层的支持下，通过宫廷政变将赫鲁晓夫赶下去。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与各部门和地方领导干部达成默契：各部门和地方干部支持勃列日涅夫把持总书记的宝座，而他则从制度上保证他们特权和终身制。而随着时间演化，苏联逐渐形成了一个脱离普通群众的特权阶级，更可怕的是，这些人还建立一个专收这些子弟的教育制度，然后通过一套任命和提升职务的制度来使得自己特权得以继承，形成了一种世袭罔替的特权继承制!对此，苏联人民辛辣地讽刺道：
一位老将军和他的孙子正在散步。
“爷爷，我长大之后能当上将军吗?”
“当然能!”
“那我能当上元帅吗?”
“那不能，元帅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孙子啊。”

面对民众内心的不满和愤怒，苏共高层并没有意识到问题根源，而是出于维护自己既得特权利益，大肆加强对思想的限制和管控，妄图用国家力量去压制。这个任务被交给了他们心目中无所不能的机关——克格勃，事实证明，即便是这种糟践自己名声的任务，克格勃也完成得很好，生生地让自己从一个威震敌胆的机关，变成了人人厌恶的思想警察，被勃列日涅夫集团拖到了泥潭之中，成为政治笑话的主角。

臭名昭著的思想警察

勃列日涅夫时代，广大民众中间形成了厨房政治，就是在公用厨房中和亲密的朋友讨论一些敏感话题，发泄对苏共特权阶层的不满。每当大家谈话告一段落的时候，就会抬头望着厨房电灯：“那个，少校同志，您还在听吗？”
在莫斯科地铁上，突然有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同志，请问您在克格勃里工作吗？”
“没有。”
“那您有亲戚在克格勃工作吗？”
“没有。”
“那您有朋友在克格勃工作吗？”
“也没有。”
“那你赶紧给我把脚挪开，你踩着我了！”

1966年9月15日，苏共政治局通过决议，对刑法第190条作了几项增补：
以口头形式散布诋毁苏联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明显谣言，以及书面形式创作同样内容的作品，处以剥夺三年以下的自由，或劳动营改造一年，或处以100卢布的罚款；……对组织和参加破坏社会制度的集体行动者进行惩处。

到底什么算是明显谎言？什么算是破坏社会制度的集体行动者？这件事情，本人说了不算；律师说了不算；甚至连法官说了也不算，苏共中央把解释权交给了自己最宝贝的机关——克格勃，让他们随心所欲解释法律。1967年5月19日，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在他的主持下，克格勃成立一个专门局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思想警察——第五局。
一开始，第五局只有六个处，第一处负责文化交流渠道；
第二处负责针对国外，反和平演变；
第三处负责大学生工作；
第四处负责宗教界工作；
第五处负责侦查“反苏”作品和传单；
第六处负责理论研究。
随着克格勃对苏联社会生活干涉的深入，这个局迅速扩大，到1982年已经扩充到15个处共2.5万名工作人员，负责监控艺术、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宗教等所有人们能想到的和意识形态沾边的领域。这个局的工作“卓有成效”，仅1967到1970年，就有2456人根据第五局提供的黑材料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以反苏宣传和鼓动罪被判刑的有281人。而这些人可能仅仅是因为收听了国外电台，然后在公开场合一不留神把听到的内容当奇闻逸事给讲了出来而已（库布拉诺夫案，因定期收听并转述“以色列之声”“美国之音”内容，被判刑两年）。
但第五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仅仅能把人送到劳改营，为了对付所有“思想颠覆分子”，他们甚至会动用国家资源对目标的名誉进行破坏，甚至将他们诬蔑为精神病，然后送到精神病院加以囚禁。直到此人签署自白书，承认自己是在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下发布了反苏言论才有可能释放——但这么一来更坐实此人有精神病的嫌疑，第五局以后就更有理由把此人弄到精神病院去。这种比《二十二条军规》还要荒谬的情景，就发生在现实中。活生生地将生活变成了笑话，而把人们原本以为的笑话变成了苏联现实！
到底有多少人被第五局诬蔑迫害成精神病人？由于打着保护病人隐私的旗号，普通人并不清楚其规模和受害者姓名。但可以从克格勃的报告中见到一些端倪：1967年，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和总检察长鲁坚科联名给苏共政治局打报告，称在全苏各地都发生了“闻所未闻”的挑衅苏维埃政权案件……这些案件是如此之多，以至于精神病院不够用了，因此他们坚决要求中央至少拨给他们（劳改营管理总局）5所精神病院！这种疯狂的政治精神病直到1988年才正式终止，而克格勃手中的精神病院已经多达16所，一次性被摘掉精神病帽子的就有80万人之多！
除了将看不惯的人送到精神病院之外，对于一些名气较大的人物，第五局则采取流放或者驱逐出境的措施，比如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第五局在1974年2月13日直接将其押上飞机驱逐出境。而对于一些小虾米，第五局则是进行威胁性的训诫警告。光1967年到1970年3年之中，克格勃第五局的就对58298人进行了预防警告，平均约每天53人（全国范围），而20世纪70年代后频率更高，1971年到1974年同样3年之中，第五局对63108人进行了预防警告。
在克格勃第五局的严厉监制和压迫之下，苏联成了一座压抑心灵的大监狱，正如笑话所讲，在克格勃监听和思想控制下，谁也不敢表露心声，谁也不敢得罪克格勃这个权力无限的机关，但也绝不会有人会喜欢它。就在克格勃在政治地位高升的同时，它已经在人民心目中堕落为最讨厌的机关了。

逆向淘汰，不允许正直的人存在

勃列日涅夫统治后期，苏共高层的腐朽已经深入骨髓，荒诞事件频出，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整个苏联社会已经完全成了荒谬的怪诞世界。1980年的鱼子酱走私案就是如此，一名克格勃人员偶然买到了一批鲱鱼罐头，打开之后发现里面装的居然是价格昂贵的鱼子酱。大吃一惊的侦查人员经过调查，结果揭发出一起严重的走私案：
以渔业部副部长、渔业生产销售管理局副局长为首的官员，伙同涉及苏联外贸部、食品工业部、太平洋舰队、莫斯科、索契等地领导，将索契和阿斯特拉罕的鱼子酱装入贴有鲱鱼标签的罐头走私到国外，然后牟取高额差价，猖獗的走私活动居然持续了长达十余年之久，涉案人员高达300人之多。此案最后也只是以负责人调职而不了了之。
其实此时的苏联已经从根子上烂掉，就连第五局也无法挽救。况且就算是克格勃本身也好不到哪里去，叛逃、走私、心理变态等各种丑闻频出。而更可悲的是，如果在克格勃中还有坚持原则的人，那么他自己反而没有什么好下场。
1981年12月，莫斯科的演艺圈接连发生两起影响恶劣的重大刑事案件：
12月11日，著名演员卓娅·费多洛娃在家中被害；
12月30日，著名的马戏团驯虎女郎伊琳娜·布格林莫娃家失窃，许多贵重的珠宝钻石被窃。案件侦破很快，因为4天之后的1982年1月3日，海关在莫斯科截获了一名叫作鲍里斯·布里亚采的人，在他身上发现了伊琳娜·布格林莫娃家被窃的珠宝。但随着调查的深入，案件性质变得越来越严重，调查人员不仅在布里亚采家搜出了许多来历不明的珠宝，还发现他和卓娅·费多洛娃被害案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于是，案件被移交给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谢苗·库兹米奇·茨维贡负责处理。这桩“珠宝走私案”真相迅速被查清，布里亚采是勃列日涅夫女儿加琳娜的情夫，在他周围有一个克里姆林宫子女的权贵圈，他们疯狂倒卖走私黄金、古董和钻石。布格林莫娃和费多洛娃都是这个团伙中的一员，费多洛娃之所以被害，是因为她掌握了太多团伙犯罪证据而被灭口。
1982年1月11日，茨维贡已经完全了解了此案的来龙去脉，由于牵涉到勃列日涅夫的家人，他不得不赶往孔策沃别墅向身体状况欠佳的勃列日涅夫做了汇报，要求惩办牵涉其中的加琳娜。勃列日涅夫躺在沙发上听完汇报，一边指示“全部依法律审判”，一边转过身子面朝墙壁哭了。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1982年1月18日，苏共第二号人物苏斯洛夫紧急从华沙赶了回来，和茨维贡进行了一番“艰难的谈话”，谈得具体内容虽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是与加琳娜和“珠宝走私案”有关。谈完之后苏斯洛夫血压升高，直接住进的医院。第二天，也就是1月19日，茨维贡突然蹊跷地自杀了：没有留下任何遗书、遗言，保险柜里面的贵重物品没有任何事先安排过的迹象；而且事前也没有任何征兆，就在当天出门前，他还在和妻子讨论装修别墅的问题，但是出门后不久，他就在一个栅栏旁“使用”警卫员的手枪自戕了。现场只有他和警卫员两人，到底是自杀还是“被自杀”，就成了一桩死无对证的悬案。
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触犯到勃列日涅夫集团利益时候，不明不白地被自杀。昔日铁面无私，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一切在所不惜的机构，此时也成为特权集团的狗，有点正义感的人也不允许存在！克格勃成为权贵的工具，悲哀地成为人民眼中令人厌恶的对象。

从勃列日涅夫的垮台和苏联梦的破产，看中共习近平未来命运结局

从勃列日涅夫的垮台和苏联梦的破产，看中共习近平未来命运结局

勃列日涅夫刚上台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还算成功，经济增长迅猛，工业产量增加了138%，十年间GDP增长率以平均每年5%左右的速度增长，大国盛世，以至于人们产生了超英赶美的幻想。
但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从1970年起GDP增长率逐年下跌，1973年起基本进入到了停滞时期，80年代经济增长率只有不到2%。
关键的是，由于共产党中央集权的国有垄断体制僵化，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少的惠及普罗大众，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深层问题暴露无遗。体制改革只停留在口头上，毕竟壮士不到临死是不肯断腕的，可是发现死亡来临的时候，断臂已经来不及。
许多人把苏联解体归罪于宣布执政党下台的戈尔巴乔夫，但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就像明朝末年的崇祯帝，或者清末的溥仪皇帝，他希望努力通过改革挽救大明大清帝国，但可惜还是断送在他的手上。那是因为，改革窗口期很快就过去，前面的人没能抓住时机，到现在已经积重难返、气数已尽、墙倒众人推，就算汉武、康熙再世也无济于事。

苏共特权阶层特权极为严重，社会中上层子女家属纷纷出国

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既得利益空前固化，勃列日涅夫与柯西金、苏斯洛夫成为苏联的三驾马车，大力培育自己的势力范围，纵容自己的势力捞权捞钱。在后来戈尔巴乔夫的反腐败运动中，牵涉到勃列日涅夫家族的多名亲属和大量羽翼。
勃列日涅夫家族的某个人之所以掌权，取决于他曾与这位总书记一起共过事，特别是曾经的老部下。级别提拔越高，说明他与勃在年轻时期就已经相互认识。
这最终导致大型的权力集团林立，主席团成了超级特权分子的老巢。当时的规定，委员和书记们都配备卫队，轿车装有无线电话，别墅里安排专职厨师、服务员、园丁。别墅里有电影厅、图书馆、网球场、桑拿房、温室花园、带暖气的车库等等，所有的食品也都是以难以想象方式特供，可预定的食品名单长达数百页。
即便如此，中高层的官商阶层仍然纷纷把子女家属送到国外去读书和生活，同时把大笔资金汇往海外的秘密账户。从这一点也能看出，他们虽然在嘴上拥护和效忠勃列日涅夫，爱党爱苏联，积极地向苏联民众宣传苏联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他们之中许多人，从内心深处对苏联的现状和未来根本就没有任何信心。

造神运动、大搞个人崇拜、恢复斯大林声威

刚上台时，勃列日涅夫清楚的知道自己上台是妥协的产物，被视为能力不足的临时性领导人，所以执政根基不稳，既能被这些人扶上去，也随时能被他们拉下马。有鉴于此，他只能对所有人表现出非常客气的态度，开会时非常尊重党内的意见。大家以为勃这么随和的老好人，不可能是斯大林或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对他们不构成任何威胁，放松了警惕。但是随着“乌克兰派”与“共青团派”在党内斗争中水火不容，勃列日涅夫尽得渔翁之利，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通过一些列政治运动削弱了党内不同山头，同时开始大力安插自己人马，如谢尔比茨基、季托夫、卡皮托诺夫、萧洛科夫等等。
经过几年时间，苏共领导层经历了大换血，从中央到地方被重新洗牌。第一对手谢列平、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等一大群中高层官员，以及大多数被赫鲁晓夫提拔过的官员，全部都被边缘化。
到了1970年，勃列日涅夫已经摒除了所有对他不够忠诚的人，开始大权独揽，也不再容忍反对声音的出现，每次会议都是一片歌功颂德之声。同时，被赫鲁晓夫批判过的斯大林，被勃列日涅夫重新接回神坛。他的丰功伟绩和伟人形象又重新回到苏联的宣传里。
勃列日涅夫部分恢复斯大林的威权，这有助于树立他自己的伟人领袖形象。勃列日涅夫跟他的侄女提到过，当年斯大林望着台下欢呼的人群时，说了一句：“他们都是我的羊啊！”勃列日涅夫跟斯大林一样，也同样把苏联人民都当成了懦弱无知任人宰割的羔羊。
勃列日涅夫喜欢给别人发勋章，最著名的有两次，一次是给暗杀托洛茨基的西班牙人梅卡德尔颁奖，一次是给首位宇航员加加林颁奖。当然，勃列日涅夫更喜欢自己获奖，他一生总共获得国内外114枚勋章，打破了世界纪录。

打压言论自由、打击异见者，严禁不同声音出现

勃列日涅夫重用曾经担任《真理报》总编辑的苏斯洛夫掌管意识形态。苏斯洛夫是公认的顽固、僵化、强硬的保守主义分子。但是由于勃列日涅夫文化程度非常低，所以误以为拿着《列宁选集》手不释卷的苏斯洛夫很有学问。
对诺贝耳文学奖得主、《日瓦戈医生》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的迫害就是苏斯洛夫的杰作。据赫鲁晓夫回忆：“没有苏斯洛夫，就无法处理这类问题。他说这部作品很坏，不符合苏维埃精神。”
勃列日涅夫时期，一些电影不允许上映，很多作家的书被禁止出版，《新世界》杂志被停刊，作家安德烈·辛亚夫斯基由于在海外媒体撰文批评当局，被秘密警察抓捕关入劳改营。勃列日涅夫甚至还禁止下台的赫鲁晓夫撰写回忆录，在他家中安置了窃听器，把赫鲁晓夫气得七窍生烟。
有一件事值得特别一提。克格勃曾经在1981年10月23日向中央呈上报告，以大量群体性事件案例表明，苏联各地带有民族性质的冲突非常严峻，但是报告没有引起的重视。
苏联内部的民族矛盾早已经非常尖锐了，只是被暂时镇压了下去和封锁了消息，所以在苏联解体后有些人觉得诧异：“从哪儿突然冒出来的这么多民族问题？”
沈志华教授分析说：“在披露出的档案中，有一大批当时的群众写的人民来信、上访信，比如说饥荒来了没饭吃、对特权官员的指责、对住房问题的抱怨等，牵涉到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从中可以看到，人民对于很多问题的不满是很强烈的。所以，当苏联解体时，大家发现一个执政了70多年的政党下台，居然很少有群众对他们表示出留恋。”

炫耀军备，以武力恐吓周边国家，不断渗透和扩张苏联在东欧和亚洲的影响力

勃列日涅夫喜欢向全世界炫耀苏联最新型的武器装备，例如T-62坦克和洲际导弹。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的陆军数量和核武数量都超过美国达到了世界第一。勃列日涅夫最为人诟病的是1968年以武力手段残酷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在社会主义框架内的民主化改革。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虽然逞了一时之强，但是让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从心底彻底抛弃了社会主义，也抛弃了俄罗斯，更抛弃了苏联。同时，“布拉格之春”也让勃列日涅夫放弃了自己仅有的那么一点在苏联实行改革的愿望。
勃列日涅夫成功解决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各种不服之后，又把矛头对向中国。
老大哥觉得，中共这个干儿子不听管教、在路线方针和意识形态上反对老大哥，教训一下属于天经地义。
双方在中苏边境屯兵百万，一副决一死战的派头。莫斯科红场盛大的游行中，苏联的爱国主义气氛空前高涨，苏联人叫嚣要用核武器把中国人打回石器时代，核平中国，“宁肯珍宝不长草，也要收回珍宝岛”！
但是中国也开始“深挖洞、广积粮”，积极备战，苏联知道没那么容易一口吞下中国，再加上美国的尼克松对苏联发动核战争的强烈反对，中苏冲突最终没有进一步军事扩大化。
但在十年之后，苏联入侵阿富汗。
苏联的中央集权体制和日趋庞大的官僚体制，再加上妄图扩张国际影响力的迫切需求，这些因素决定了这个国家如果不进行大刀阔斧的体制改革，就很难找到一条中间道路。
很明显，后者的共产主义大一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等待它的只有衰亡，只有分崩离析的全盘皆输。
勃列日涅夫可能直到临死的那一刻，仍然有一种“谎话说多了自己都相信”的幻想，以为苏联已经走向了真正的共产主义，彻底打败了没落的资本主义西方模式，苏联模式体现了共产主义的优越，正在朝着实现斯拉夫民族伟大复兴的方向加速、加速、再加速。

控制住舆论，就控制了武汉肺炎！？习近平的国家恐怖主义：思想警察赋予更大权力，残酷打压民众的愤怒和批评

控制住舆论，就控制了武汉肺炎！？习近平的国家恐怖主义：思想警察赋予更大权力，残酷打压民众的愤怒和批评

随着中共习近平当局试图重塑其对冠状病毒暴发应对迟缓的叙事，它正转向一种对言论自由进行报复的新警种。随着习近平努力对中共大陆国八亿网民的思想、言论甚至记忆进行控制，网络警察获得了更大权力。治理的崩溃加剧了疫情，现在，中共习近平的网警正成为抵挡针对前者的愤怒情绪的堡垒。
警察会出其不意地来到网上发表批评言论的人家中。他们强行拉走犯事者，进行数小时的审讯。他们强迫目标对象签署保证书，并宣布不再发表政治上不能允许的言论，即使这些言论是在相对私密的聊天群里说的。
成都，刚从法学院毕业的李昱辰（音）说，他在2月初用古文写了一篇讽刺共产党审查制度的文章后，被人从家中带走。警方对他的审问从下午持续到半夜，他们首先问他是否爱国，他说是。李昱辰说，他被迫签署了一份声明，否认自己的观点，并保证听党的话。
这次经历与李昱辰文章里的主人公、武汉医生李文亮的遭遇如出一辙，后者在聊天群里试图提醒同行注意一种神秘病毒的传播，结果却被叫到派出所，被迫在散布谣言的训诫书上签字。
李文亮因冠状病毒去世后，哀悼和愤怒的浪潮席卷了中国的互联网。
“李文亮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个声音，”李昱辰写到。后来，他又在微信上的一个帖子里写到：“我认为悼念他的最好方式是继续做一名公民”，并继续写作。
这变得越来越困难。为了平息人们的怒火——对李文亮医生之死以及许多本可以因他的警告而逃过一劫的人的死亡，中共习近平当局加倍采取了最初引发这种愤怒的策略：利用网警让最直言不讳的人噤声。
人们对该组织知之甚少，它隶属于网络安全保卫局，长期以来一直是针对黑客和网络欺诈的执法者。但是中共习近平政府释放的信息偶尔会提供一些线索。2016年，人口5000万的广西表示，它拥有将近1200名网警。该省的目标是在该地区达到每万人拥有一名网警，可见这一警力部门的雄心。
在早期的中国社交媒体上，对批评者极少有严厉的惩罚。Twitter和Facebook在中共大陆国被禁止，数以百万计的人使用模仿它们的替代品，而审查制度通常意味着帖子消失不见或者外国网站无法访问。现在，中共的思想警察积极追捕禁文的作者，怒火被恐惧取代。
朋友和家人互相警告，在聊天群里说话要注意。这些变化发生在习近平努力推动共产党在互联网上的铁腕统治之际。
习近平为维稳部队提供了新的资源。网警找人的速度非同寻常，人们本来以为在网上发表批评言论是匿名的。这种速度是新近花费数十亿美元的监视技术的结果。
网警所属的中共公安部没有回应多项置评请求，包括网警在使李文亮医生噤声事件中起的作用。但专家表示，李文亮签署并随后在网上发布的声明，与网警强迫网上的批评者签署的保证书相符。
“李文亮去世后，网上愤怒的原因是人们知道他所遭遇的只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经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School of Inform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研究科学家萧强说。“这不是当地警察的错。这种事情已经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习近平的错。”
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后，迅速采取行动协调网络监控工作。他设立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这个新机构，用于协调网络审查，打压社交媒体上那些并不总是听党的话的“大V”。中国大陆言论自由环境加速恶化。
2015年网警的出现，表明习近平对压制网络言论自由的野心达到更高水平。那一年，各地警察局创建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宣传网络逮捕行动。
没过多久，网警就成了共产党国家最严厉的工具，用来迫使网上的异议者保持沉默。中共网警经常不动声色地进行监视，他们会要求当地执法部门将违法者带进来审问——他们称之为“摸底”。他们进驻越来越多的地方警局，打击各种思想言论活动，从电信诈骗到使用Twitter。
在武汉肺炎暴发之前，他们关注的焦点是香港的抗议活动。
45岁的金融工作者波尔·程（Bole Cheng，音）去年秋天接到电话。之前他在网上就香港问题跟人发生争吵，并用意思是“小人”的双关语称呼习近平。两天后，两个警察来到他的门口。
“他们说我在微信上胡言乱语，有问题，所以我得和他们去警局走一趟，”他说。在五个小时的审讯中，他们告诉波尔·程，他们使用人工智能搜索引擎找到了他。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又联系了他两次。他们吹嘘自己的权力越来越大，承担了新的国家安全责任。还有一次，波尔·程与一名年轻警官讨论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后者试图将自己的工作与《1984》中描述的情形区分开来。
“他想表现出他读过书，那些故事不是关于中国的。奥威尔说的不是我们，”他说。
警方威胁说要让他的儿子无法上学，波尔·程做出了让步，签署了一份保证书，承诺不再讨论香港问题，不再侮辱中共国家领导人。
伯克利的萧强说，中共网警在武汉肺炎暴发期间更加活跃。零星的习近平政府消息证实了这一点。在今年的头几周，广西警方调查了385名散布谣言的人。青海警方约谈了72人。宁夏警方约谈了66人。
网络审查人员也在加班加点删帖封号。自李文亮去世后，他就成了受审查的话题。大量帖子和账号从社交媒体上消失。
“这是自社交媒体在中国出现以来空前的言论爆炸，”汉娜·杨 （Hannah Yeung，音）说。她经营着一个致力于保存帖子的网络组织，称其为网络墓地。最近几周审查变得异常严格，她说她担心中国人正在失去记录过去的能力。
“人们大喊大叫一通，然后他们的帖子就被删掉，不再有反对的声音。什么也留不下来，”她说。
初步迹象表明，这场运动至少取得了部分成功。中国互联网上充满了对政府应对疫情的真诚赞扬。早期失误的记录大多不复存在。
这种成功本身也构成了威胁。如果地方官员掩盖问题，中共领导人可能会错过重大危机的早期预警，就像1月初武汉医生发出的那种。
1月初，当迈尔斯·张 （Miles Zhang，音）出差到武汉时，他是为疫情暴发做好准备的少数人之一。在妻子的坚持下，他戴上了护目镜和口罩，她在新闻遭审查之前在网上看到了李文亮被训诫的消息。
“我真的很显眼，”他回忆道。这些预防措施可能使他没有患上当时正悄悄在全城蔓延的冠状病毒。
就在一年前，这种对被封锁的信息的兴趣曾让迈尔斯·张陷入麻烦。去年9月，中共警方将他叫去问话，就他使用一款拦截政府互联网过滤器的软件一事进行讯问。经过几个小时的审讯，他们把他扔到街上。那次经历让他大为震惊，他走了几公里的路才回到焦虑的家人身边。
他刚从加拿大旅行回来，开始计划永远离开中国。
“我曾经认为，审查是一个可以克服的技术问题，”迈尔斯·张说。“但是这一次就像当头一棒。这是国家恐怖主义。”

外媒：中共90%以上中央委员亲属家人拥有美国绿卡

外媒：中共90%以上中央委员亲属家人拥有美国绿卡

近年来，中共大陆国舆论高度关注代表委员们的国籍问题，包括是否可以拥有国外绿卡的问题。据爆料，中共官二代三代75～91％拥有美国身份。剩下10%不在美国的也有加拿大、澳洲、欧洲等地身份，有好几个海外身份的估计也不少，毕竟狡兔三窟。
据由美国政府背景的美国之音8月12日报道，中共大陆习近平当局首次以负面清单的形式，为中共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候选人划定“资格红线”。
报道称，官媒发布了这两类人的15项负面清单，其中包括拥有外国国籍者、道德败坏者、恶意欠薪者、曾任代表委员时履职不尽责者等，均不得当选中共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2016年底，中共大陆国将完成地方的中共人大和政协换届选举。此前，中共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发生重大贿选风波等负面事件。每年两会期间，一些委员和代表拥有外国国籍或绿卡的新闻也引发民众的关注。
香港《东方日报》曾发表文章称，中共习近平当局强调不容外国干涉内政，可谓自欺欺人，人民大会堂里面就有不少外国人或外国孩子他爹妈在指指点点。文章质疑，所谓外国势力，指的就是那些持有非中国护照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他们已成为外国人，向外国政府效忠，却仍以中国人民的代表和委员自居，高坐人民大会堂参政议政，这不是干涉中国内政又是什么？
再说，即使代表和委员本身没有外国护照，许多人早就把家人和财产送到外国，这些外国孩子他爹身在汉营心在曹，究竟效忠哪一国，只有自己才知道。有消息指，现实中，一些所谓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不仅子女已移民，这些官员也早已拥有外国护照，随时准备弃船而逃。
2013年两会被提出涉嫌、举报持有外国居留权、外国护照、外国国籍的人大代表179名，占代表比例6%；政协委员近450名，占委员比例20%。
外媒早前曾引述消息披露，至少两成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曾被举报持有外国居留权、外国护照、外国国籍。演艺人士巩俐于2008年曾因被发现入籍新加坡，而遭撤销十一届政协委员资格。其后，曾担任北京朝阳区政协委员的饮食连锁集团俏江南董事长张兰，被揭发已移民国外，她随后被迫辞去政协职务。杨澜也曾被指拥有美国国籍。
邓小平的孙子邓卓棣1985年在美国出生，根据美国法律，在美国出生的婴儿即为美国公民。邓小平曾说过:“谁说我的孙子是美国公民，他回到中国就是中国公民。”邓卓棣曾在中国任平果县委副书记，近日又有消息称，邓卓棣已经就任广西百色市团委书记。
2013年港媒曾曝光，除90%中共中央委员之外，还有8.5%中央候补委员、88%中纪委委员的直系亲属、家人在西方国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加入所在国国籍。
报道还援引美国政府的资料，称中国部级以上官员（含已退位）的第二代有75%成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第三代拥有美国公民身份者更达到91%以上。过往人大会议被冠称“橡皮图章”、“举手机器”，现在被讥讽为国际会议。以往政协会议被冠名“花瓶”、“统战安慰奖”，而现在被讥讽为“万国俱乐部”。

李锐谈共产党死结：一党专政终成一人专制独裁

李锐谈共产党死结：一党专政终成一人专制独裁

作者：李锐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刚刚走出“文革”动乱，却依旧被极左阴霾和桎梏所笼罩禁锢。冲破阴霾和打破桎梏的，是胡耀邦发动、领导和全力推动的振聋发聩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冤假错案的大平反。他以非凡的勇气，破冰般打开思想解放的局面，掀开了改革开放大潮的序幕。今年（2009年）4月，是耀邦逝世20周年，我谨以此文向他表示深切的哀悼和缅怀。

不正常的党内生活

要谈胡耀邦，不得不先谈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任何党员都是党的驯服工具，这个观念深入人心，也作为组织原则贯彻下去。作为一个实质上的农民党，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缔造者。毛泽东这个人很复杂，毛的周围有一帮人。毛泽东最喜欢的人是高岗、林彪和邓小平，曾打算让高岗当接班人。高岗有他的本事，属于“绿林豪杰”，毛很欣赏。我当过高岗的政治秘书，他喜欢下围棋，晚上同我下棋是从不接电话的。
离休后我负责编中共组织史资料，从打AB团起，10年内战肃反，自己杀自己人，杀了10万。延安时期抢救运动打了1万5千个特务，但事实上一个打入党内的特务都没有。
我问过黄克诚，在江西时他就感到，毛有两个毛病：一是脾气太坏，二是任人唯亲。井冈山下来在福建选前委，多数人投陈毅的票，毛泽东就甩手不干了。后来陈毅去上海找周恩来，周让陈赶紧把毛请回来。如萧克没投毛的票，毛对萧一直记在心上。没有林彪的吹捧与参与，“文化大革命”可能搞不起来；“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就垮了。
后来接班的邓小平，其实也是半个毛泽东。1989年“六四”风波，出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这种连毛泽东活着都不可能干出来的事，邓小平却干了。“六四”期间，他听信李鹏和李锡铭谎报“学生动乱”的谗言，要实行军事戒严，萧克、张爱萍等7位上将联名上书反对武力镇压，他毫不理睬。
总之，80年代的局势对耀邦来说，很难办，上面两个老人压着。邓小平赞成“权威主义”，他认为中国总得有“一个人说了算”。耀邦告诉过我，邓小平与陈云这两位政治老人的关系，按邓小平的话说，是“谈不拢”，胡耀邦在位时，就开不成常委会；“只能有一个婆婆”，这是邓小平让薄一波向陈云传达的。
改革开放，邓小平在经济上比较坚定，如成立“特区”，这是一个创举。而陈云仍坚持“鸟笼政策”，这是原则性分歧……对“六四”风波，陈云则有自己的看法。当时在中顾委，我们四个人（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和我）反对镇压，几个月批斗，将要开除党籍，是陈云挽救了我们；他说，这种事不能再干了，否则，以后还要平反。
1987年耀邦在“生活会”上被以前的战友王鹤寿揭发，非常伤心，他曾对王鹤寿讲过一些心里话。王鹤寿的侄女后来向我透露，揭发耀邦是陈云的命令。除了两个老人，当时还有两个“左王”看不起他，在两老之间讲闲话，一个是胡乔木，一个是邓力群。胡乔木这个人，“一日无君则惶惶然”。改革开放以后，主要在意识形态上，胡乔木仍坚持毛泽东“政治挂帅”的路线，实质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过不明说罢了。他是个两面派，真正的两面派，今天这样明天又翻过来。我跟胡乔木的渊源很深，对他比较了解。解放初我在湖南工作的时候，曾收集了毛主席20几篇旧作，印了50本，给中宣部1本，胡乔木要求全部上交，责备我“此种事，有害无益。”我年少气盛，写了一本《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1952年我调到北京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居然又要我到中宣部管党史。没有他支持，《庐山会议实录》也出不来啊！张闻天纪念文集出版前，夫人刘英写信要我写篇文章，后来胡乔木把书的主编叫去加以训斥：“你干嘛让李锐写文章？”主编说是刘大姐让写的，他才不吱声了。像胡乔木那样的人，不当奴才不行啊！他愿意当奴才，因为有好处。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种人物。
1986年，邓力群把陆铿同胡耀邦的访谈交给邓小平，引起邓的震怒，这也成为1987年1月“生活会”后胡耀邦下台的一根导火索。1987年春，陈云让王震等人活动，把邓力群抬出来当总书记。我在1987年7月11日给邓小平、赵紫阳写了一封信表示反对，除了揭发他抵制改革开放外，还述及他在延安抢救运动时犯的一件严重政治错误。邓小平14日批示，撤销邓力群的职务，陈云、李先念、薄一波三人也画圈了，制止了这个危机。
除了一些小事，胡耀邦和赵紫阳合作比较融洽，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全面改革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对全面改革却有不一致的看法。那两个“左王”趁机在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中穿梭，大进谗言。这两个“左王”对改革开放起了很坏的作用，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先搞“清除精神污染”，后又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污只搞了28天，幸好被胡、赵联手制止了。
1987年的“生活会”上，耀邦被迫作了检查，听说离开会场后即失声痛哭。一个人如果不是因受大委屈而伤心透了，是不会这样大哭的，尤其是在这种场合。他在担任总书记时就说过：我尊重老人，又独立思考。他尽力在两位老人之间沟通协调，遇大事必请示，同时还要面对两个“左王”的明枪暗箭与各种阻挠，最后遭到两方面夹击，个人事小，全局堪忧，他怎能不放声大哭！

胡耀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胡耀邦是红小鬼，十四五岁就参加革命，文化程度不高。他碰到第一件事是打AB团，几乎丧命，此事终生难忘。此后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他都尽可能予以抵制或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做有益之事。耀邦历来对“政治挂帅”有自己的看法，不喜欢搞条条框框，坚守言行一致。“大跃进”失败后，1960年就主张恢复长途贩运；他曾公开讲话：“衣食足而知廉耻，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饱肚子”，不怕被扣“修正主义”帽子。
胡耀邦能在共产党内出现，非常了不起，战争年代出来的人，服从惯了，更不容易了。他独立思考，他不当奴隶，更不愿意当奴才。延安抢救运动时，到处大抓特务，他当时担任总政组织部长，自己做了个试验，找几个绝对没有问题的年轻人，一逼供信，就都承认是特务了。于是他立即找毛主席说，不能再干这种事情。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
1957年反右派时，他不在国内；回国后，对团中央打的右派进行安慰。他同我谈过，生平憾事，对项南和苏进没有保护好；两次自责，批斗彭德怀时没讲公道话，开除刘少奇党籍也举了手。1962年下放湖南帮助工作两年时，他亲自到浏阳、醴陵、平江的生产大队蹲点。四清运动开始，对政策界限和方法步骤都作了规定：凡属集体瞒产私分，不做处理；手脚不干净的，公物归还，不搞坦白检举；群众向干部提意见，只“背靠背”；同时号召“一手抓生产，一手抓运动。”湘潭地区因此没有发生乱斗和影响生产，大家都满意。1964年12月到1965年6月，在陕西第一书记任上，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四清运动越来越左时。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开展了“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为主题的超前民主改革，纠正社教运动中侵犯人权的错误作法。发出这样的号召：“社教运动是教育人，不是整人”；“要维护人权，尊重风俗人情”；“民主要过硬”；“领导人要听反对的话”。他强调“生产好不好，是检验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标志。”同时，恢复集市贸易，允许短途运输，发展乡镇企业，提倡植树造林（谁种归谁）。当年在西北局的领导下，陕西“左祸”特别严重，耀邦本人被叶剑英保护先行回到北京，他的副手等则受到十年迫害。
耀邦在“文革”中始终是清醒的。初期同团中央几位书记同舟共济，每天有几千上万人来揪斗他们。有人揭发他反对毛主席，说过“太阳也有黑点”；反对林副主席“突出政治”，说：“游泳时要突出鼻子，不然就要呛水”；他说过“康生一贯左”。他只承认学习不够，工作有错，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有次在长辛店，被打得全身皮肉红肿。他认为毛泽东骄傲了；“不让权，不做自我批评的。”“骄傲害死人呀！”他曾叹息“搞了八年还看不到头”，“多行不义必自毙”。
文革后期，耀邦负责科学院工作，主持起草了《汇报提纲》……我们知道耀邦一生历经革命磨练，特别注重理论实践的结合，尤其看重实践效果，因而能抓住过去党和毛泽东屡犯错误最终走上文革绝路的症结，那就是毛接受了斯大林的一套做法，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思想的绝对统治，名为无产阶级专政实为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又变成了领袖专政。

胡耀邦对中国问题的反思

从投身革命到最后辞世，胡耀邦在党内生活了60年。对这段漫长而沉重的历史，他有深刻的反思；对当代中国的痼疾，他有透辟的洞察。反思和洞察的结果，使他形成了许多反映和顺应人类文明主流的思想、观点和理念。耀邦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而应该独立思考；党和国家生活应该正常化、民主化、法治化，必须杜绝家长制、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要爱护知识份子、尽力发扬知识份子的才能；应当重视自由、民主、人道和法治原则，吸取人类文明共同的优秀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他提出和实施的许多政策主张，尤其坚持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步，都体现出一种超越原有意识形态的人类普世价值。即便发生1987年的“辞职事件”后，他的思考仍然没有停止，反而更加深刻。一个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从人类文明的视野，来思考国家、民族、政党的前行方向，过去在我们党内，确实是鲜见的。
胡耀邦去世，是中国很大的不幸，也是一切以他为师、为友、为长者、为楷模的人很大不幸。但中国出了个胡耀邦，共产党里出了个胡耀邦，这又是中国的大幸。胡耀邦否定“文革”最彻底，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最坚定。
他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对于“左”祸肆虐的记忆可谓刻骨铭心。他重视自由、民主、人道，熟悉西方的发展历史，很愿意接受外来的新思想。他对毛泽东的认识是全面的，在“文革”时便不盲从，常说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要独立思考。他力主党内生活正常化、民主化，应健康发展，一定要避免过去搞家长制、一人说了算的错误，并主持了“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起草。
胡耀邦的辞职和辞世，是上个世纪80年代带有浓烈悲剧色彩的一幕……

2009年2月

国人传讲开明领导人李瑞环昔日讲话，剑指习近平

国人传讲开明领导人李瑞环昔日讲话，剑指习近平

【2020年2月17日】一场武汉肺炎疫情，宣告中共习近平独裁体制为祸百姓，召示习近平中国梦破灭。中共大陆举国封城抗疫，令人民有时间反思这场疫情的前因后果，探讨疫情与社会政治制度、与中共决策层和领导人的关系。社交媒体近日劲传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早年的谈话纪录，国人赞许这位木匠出身的前领导人“高瞻远瞩，所言极是”，吁现在台上的习近平好好学学。
武汉肺炎李瑞环重出江湖批习？消息称，中国大陆网民在微信转发的李瑞环言论，包括80年代李在天津主政期间，直至六四事件后进入中南海，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兼全国政协主席期间的谈话等，这些谈话不少涉及评论中共政治制度、领导人为官之道等。特别是他反对领导人搞一言九鼎、统一思想等主张，现在读起来仍有现实意义，被认为是批习的最好依据之一。
例如，李瑞环提出，领导干部“要勇于自以为非，不要自以为是”、“什么问题都是完全统一，没有不同声音，并不正常”；李甚至直指“一呼百应、一言九鼎，久而久之必犯错误”；被认为是对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大搞集权独裁的最好批判武器。
李瑞环还说：“一个认为自己过去的一切都好的人，一定是进步不快的人”；“一个干部在台上时满台锣鼓响，一片赞扬声；一旦下台，意见就全来了。为什么？就是在台上的时候不让人家提意见或人家不敢真提”。网民大赞李前主席“有远见、说的对”，“今天读来仍不过时”，矛头直指现任习近平。
中共建政十年周大兴土木，1959年李瑞环参与人民大会堂建设，任工地青年突击队的队长，并任建筑公司党委副书记，受到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胡启立的欣赏。胡启立任天津市长后，李瑞环被任命为副市长，正式进入政坛。胡启立入主中办后，李瑞环于1982年接班任天津市长、市委书记。
六四事件后中共高层改组，时年55岁的李瑞环升任政治局常委，是当时常委中最年轻者；李分管意识形态及统战，顶住党内保守派要求反对自由化压力，主张意识形态要“宽松和谐的环境”，被视为是继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后，中共又一个思想开明的领导人。2002年中共换届， 68岁的李瑞环退休。

网传前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怒斥习近平反动独裁令人作呕，痛批习近平祸国殃民搞垮共产党不会有好下场

网传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怒斥习近平反动独裁令人作呕，痛批习近平祸国殃民搞垮共产党不会有好下场

2020年网上流传出一份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和友人谈话内容，该段流出的谈话内容中，李瑞环语调犀利，义正辞严，对习近平极为不满。李瑞环批评习近平反动独裁，政治倒退。
以下是李瑞环的谈话内容：

“党内现在有一股妖风，那就是全面否定小平同志，否定他的改革开放路线，否定党政分开，否定他的政治遗产，主要是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也否定他韬光养晦的外交路线。有人（习近平，笔者注）热衷搞个人崇拜，自称人民领袖，实在令人作呕！自文革以后，只有华（华国锋，笔者注）被称过英明领袖，也被我们党及时纠正了。第二代领导集体中，小平陈云等都是杰出的开国元勋，也不敢自称领袖。你个寸功未立的毛孩子（习近平），有什么资格自称领袖？你（习近平）搞那种运动式的反腐，不搞体制改革，能起到什么根本作用？你（习近平）把自己屁股上的脏东西先擦干净，把巴拿马文件对你家属贪腐的揭露，公开说清楚，党内自然口服心服。我退休前一再公开讲，千万不要瞎折腾，千万不要搞运动，踏实低调再干一个二十年，再干几个二十年，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发展起来。现在怎么样，自他（习近平）当权后，蛮干胡来，打左灯往左转，穿旧鞋走老路，经济下滑，政治倒退，国际关系恶化，如今又隐瞒疫情（武汉肺炎）全国大乱，他（习近平）这是祸国殃民，是在公然搞垮我们党。他（习近平）还不让大家说话，老百姓说话是寻衅滋事，党员干部说话是妄议中央，这不是反动独裁是什么？毛主席权威大不大，即便他老人家也得听取不同意见，那些老帅照样跟他拍桌子。搞独裁不会有好下场，毛的后期就是众叛亲离，如果不是周总理阻拦，毛死前就早被政变推翻了，我太了解这些党史内幕。”

《赵紫阳5子女撰文批中共习近平：“寡廉鲜耻亘古未闻”》

朝鲜战争中共志愿军真实伤亡人数究竟多少？100万！

朝鲜战争中共志愿军真实伤亡人数究竟多少？100万！

1949年中共为北朝鲜提供了兵员69,200人，构成了北朝鲜军队的作战主力，占朝鲜战争前北朝鲜军队总数148,680人的46.5%。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到北京向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向南朝鲜发动进攻的请求，毛泽东自然依照与斯大林的约定照准，并作出了必要时会派兵入朝的具体承诺。金日成同斯大林制订的战争计划得到毛的认可，斯大林于16日来电最后点头。
程干远说："中国的当时参战部队是280多万，占了中国军队的70%，实际上中国动员了一场全民战争。联合国军队达到近100万人，美军投入的兵力最高的时候是40万。这说明当时战争的惨烈程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最大的一场局部战争。"

中国军人伤亡人数是一个谜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的具体伤亡人数一直都是一个谜。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伤亡人数上隐瞒真相，制造谎言。朝鲜战争是二战之后残烈的一场战争，造成了500万人的死亡，（平民死亡300多万，军人死亡100多万）。中国志愿军死亡人数，现在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很多战士死得悲壮凄惨。
中共不公布志愿军牺牲人数，只含糊地说"伤亡人数"──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公布的数字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三十六万余人，但不单独公布志愿军牺牲人数。
志愿军10月入朝，本想尽快结束战斗，没有想到拖了三个冬天，后勤补给跟不上，很多战士冻死。根据美国人写的回忆录提到，曾经有一段时间，志愿军和联合国部队之间的阵亡人数是14：1.在这场战争中除了造成人员死亡之外，还耗费了中国的大量财政开支。
程干远说，中共对朝鲜战争中国军人伤亡人数一直不给一个确定的数字。"中国公布的数字越来越少，第一次公布数字是彭德怀回国以后，向全国政协做的报告，他说志愿军死亡50多万人，现在讲只死了18万人。我认为可信的数字是80多万，我是根据军史记载的每次战役的数据加以分析。为什么数字会缩小？这里边有很多文章：中国军队内部统计的数字，把第一线和后勤分开来，一个叫战斗减员，一个叫非战斗减员，就像我们连队死的战士，都没有列入烈士名单，因为是非战斗减员。他们把后勤这一部分隐瞒掉了，实际上后勤死亡人数至少30万人。"
据近曝光的一套《抗美援朝卫生工作经验总结》透露，入朝志愿军总减员达九十七点八万人（978,122人）。如这一数字准确，可见入朝的一百三十五万志愿军只有百分之二十七点五（三十七点二万人）返回。在战争期间，交战双方共先后投入了200多万兵力参战。其中中朝方面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78万人、朝鲜人民军26万人，以及苏联红军2.6万人（大多数为飞行员）。
至于联合国军一方则包括韩军59万人、美军48万人、英军6.3万人、加拿大军26791人、澳大利亚军1.7万人、菲律宾军7千人、土耳其军5455人、荷兰军3972人、法国军3421人、新西兰军1389人、泰国军1294人、埃塞俄比亚军1271人、希腊军1263人、哥伦比亚军1068人、比利时军900人、南非军826人和卢森堡军44人。
据苏联官方解密文件：美军死亡人数：36574人。英、法、土、澳、加等其它国家军队兵员损失约为17200余人。称中国志愿军阵亡人数为100万。70年代中期，美国统计：志愿军阵亡 908447人，失踪4471。
根据美方的统计数字，在朝鲜战场上阵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为40万人以上、负伤48.6万人及被俘21839人。
1953年9月8日军委作战部关于志愿军非作战减员统计，非作战减员共556，146人。实际非作战减员为382，741人。伤亡补充人数应在38万到90之间。志愿军总的补充人数为80-130万之间。加上补充人数，不计民工，志愿军参战总人数估计为240-290万之间。根据多方统计数字，可以得出结论，朝鲜战争，至少造成近100万中国军人死亡。
志愿军总伤亡人数与美军地面伤亡人数之比应高于二战中日本与美军地面伤亡之比的16：1。 至少应为18：1。 这里估计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死亡40-45万，受伤50-55万。 一人多次负伤按一次计。志愿军死伤比高的原因除救助不及时外，还有以下原因：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汪洋，志愿军第三十九军一一六师师长：抗美援朝战争，美军伤的多，死的少；我军牺牲的多，受伤的少。原因是美军重武器多，命中后，很少受伤，大都致命，因此我军死亡率高。我军使用的轻武器多，命中后，一般受伤率高，死亡率低"。

中共志愿军战俘

中共志愿军在韩战中有21,374人被俘。1953年10月，在朝鲜半岛中立区由印度军队管辖的营地内，由印度、波兰、捷克、瑞士、瑞典五国代表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主持"战俘遣返解释"，联合国军方派一名观察员在场，中共代表在周恩来、李克农的指挥下，每天5~6人以超长时间轮番向一名名志愿军战俘发动"解释"攻心战。有三分之二共计14,235人拒绝返回大陆，而是选择去台湾自由民主世界。最终回到大陆的6,064名战俘大多受到政治审查，他们没想到历经苦难活着回来竟然成了罪人，被迫面对面坦白，背靠背揭发，只好违心地不写功绩，只写过错， 甚至违心地给自己上纲上线，直到最后几乎所有的人都有"叛变性行为"……因为他们是"战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扣上"叛国投敌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叛徒"、"特务"等帽子加以整肃迫害。文革爆发后，大部分战俘受到严厉批斗，不少人受不了折磨而自尽。

战后

1958年，金日成大清洗，亲中派党员惨遭死刑，志愿军被赶回中国。1967年，金日成下令捣毁志愿军陵园，毛岸英的墓碑也被砸得粉碎。1992年中韩建交，朝鲜立刻在中朝边境集结大军做进攻状，并扬言要与台湾建交。1993年中国申奥，朝鲜投票悉尼，北京一票之差落选。2008年朝鲜《劳动新闻》社论骂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
2013年3月5日，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表示，从3月11日起，不再承认停战协定，朝鲜人民军将处于"全面对抗战"的准备状态。

任志强撰文怒批中共习近平愚蠢无耻无知，称习近平是被扒光不穿衣服还要当皇帝的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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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落笔了“记忆与反思”，本想就此罢手了，尤其是不愿再碰触2月19日的伤疤。

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转发“央视姓党”的微博照片时，加上了“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评论，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坚决的放下手中的笔，以守护曾经的这一天。

但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

几天之后媒体上、网络上疯传着2月23日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参加的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且远胜于当年七千人的庐山会议的规模，有着比七千人大会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会议。

网上许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吹嘘和吹捧这次大会的伟大意义，并且格外的强调这次会议中最重要的党的主席的长篇讲话，是一个鼓舞人心、英明正确的战略部署，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号召用举国体制的力量，应对大考，战胜疫情，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体现了”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讲话而欢呼雀跃，似乎中国又进入了那个曾经伟大的大跃进时代，又进入了四处红旗飘舞，高举红宝书，三呼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代。更有许多人在从各个角度解释自己从2月23日讲话中发现的精华，以为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我也好奇并认真的学习了这篇讲话，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讲话分为一、二、三、四和最后，我也来个一、二、三、四和最后吧！

一、 第一部分是“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

这里讲的是表彰自己的伟大成绩，包括1月7日的批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要有正确的战略策略，要靠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举国体制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的保供和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失序，以及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总之都是一尊（习近平）亲自靠“巨大政治勇气”做出的决策和亲自指挥而取得的重大成绩。

网上有位名为李锦的专家，出版过国企政策的书籍多本，被媒体誉为“我国国企政策与新闻第一解读人”。专门写了篇《“17万人大会”的抗疫历史传奇》的长文，将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与“17万人大会”并列称为党史上空前的事情，必将载入史册。对此次会议大肆吹捧，已到了无耻之极了！

中国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可谓是党内执政的一次危机，并提出了“不怕批评，敢于接受批评，敢于自我批评”的信息。对“反右倾”和“大跃进”及瞒产、瞒报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对真相的追查，最终刘少奇用“三七”开承认了七分人祸的错误。毛则在大会上终于作了检讨：“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事后还做了一些平反的工作，这才让危机渡过了。

这次的大会，也许同样面临的是党内执政的危机，但人们没有看到大会上有批评的意见，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追究与批露，没有查清疫情暴发的原因，更没有人检讨责任和承担责任。却在试图用各种伟大的成绩掩盖事实的真相，好像这个疫情是从1月7日的批示才开始。那么去年12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信息？为什么会发生1月1日中央电视台追究8名谣言者的新闻？为什么会有1月3日的训诫？为什么会有1月3日对美国通报的疫情信息？为什么不提1月7日之前已发生的各种危机？为什么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会公布？至今也未公布！为什么1月7日之后还会召开了各种聚集性的全国大会？为什么还出境访问？为什么在云南敲鼓庆春节？……

这所有只用1月7日和1月20日来试图终止与斩断国民与社会对疫情发生原因和扩散原因的追究。不再提为何没有及时公布疫情等等的原由，正是掌握权力者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也拒绝社会追究这些责任。只想用伟大成绩来为自己遮羞，同时动用各种党所控制的媒体，用所谓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规范和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宣传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迷人感人的事迹，引导舆论的正能量等方式坚决堵住各种追查事实真相的言论。坚决堵住追究造成这次疫情责任的言论，坚决不承认吹哨人的作用，不承认体制与决策无能的事实！

但这种遮羞式的宣传，大约只能欺骗那些愿意被你欺骗的人，却无法欺骗那些只相信事实与真相的人。

无论目前的防控取得了多大的成绩，都无法挽回那些失去了的生命和失去了欢乐的节日，失去了亲人的破碎家庭。也无法挽回因疫情而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和家庭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习近平）满篇的讲话中根本不提造成疫情的原因，不提疫情扩大化的失控原因，全社会没有看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情况。同时不提党的领导的统一体制之下的弊病；不提谁应对疫情的扩大化承担责任；更不会检查和检讨自去年12月以来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和责任。历史上的皇帝尚有“罪己诏”，七千人大会尚有检讨、自我批评和认错，但这伟大的“十七万人”的大会，却只有表扬和功劳，并无原因、真相与责任。

这哪里是“七千人大会”啊，这只能是天安门上招手接见红卫兵啊！

不提原因、真相与责任的自我表彰，都是些傻瓜也知道的“马后炮”。伟大与英明正确的战略策略，本应都是防御疫情发生和扩大的工作，但却都发生在钟教授的严重警告之后，而非发生在钟教授的呐喊之前。这也敢称是英明？也敢自吹为成绩？也敢自吹是“及时制定和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明明是在事后不得不进行的各种挽救，是在补漏洞、堵窟窿，却被吹成了“该出手时，必须出手”，真是不知天下还有“无耻”二字了！

皇帝可以骗自己是穿了衣服了，但连孩子们都知道皇帝是光着屁股的，那些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穿着新衣，什么是没穿衣服。齐奥塞斯库以为人民仍然会相信他的谎言欺骗时，却不知道船已调头了！


    二、 关于当前加强疫情防控重点

这段讲话的核心大约在“对借机恶意攻击的舆论坚决依法制止”上！

疫情防控的部署是在告诉社会，目前的情况全党、全国都纳入了一体，是在同一条船上。将疫情发生的原因和责任下放到各级政府的头上，告诉全党和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去取得胜利。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我（习近平）领导的，没我（习近平）你们都不行。如果不能取得全面胜利，则我（习近平）死就会中国共产党死，中国共产党死，中国也就死了！

因此必须保住湖北、保住武汉、保住北京，用举国体制支援重疫灾区，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尤其是防控的重点要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做好防控工作，没有我不行，没有党不行，没有统一指挥不行，没有所有人共同为维护核心的努力不行。

皇权意识的传统是国为君天下，臣为君命，故同船同命。没有了君，就没有了国，也就不会有臣的地位与权力了。因此只能是同船同命运，要先共同保住这条船，保住这个君，才能保住臣与民。

当一个现代的国家中，民为天下之主时，则并非是同船同命的概念，也并非都与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袖同命运。如果是个民主制的国家，民主制度可以选择谁当船长，也可罢免和撤换船长。同样不但可以撤换船长，还可以撤换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大副和水手们。

即使是现代的中国也同样，可以没有一尊，也可以没有执政党，但绝不能没有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

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党在维护党的利益，官在维护官的利益，君则只是在维护一尊的核心地位与利益。正是这种体制造成了，只听君命而不顾民情的情况。当疫情已经发生时，却不敢在没有君令的情况下，向民众公布疫情。不敢公布事实与真相，反而用抓批“谣言”的方式，限制和阻止真相的传播，才造成了不可控制的传播。

此时所有人并非站在一条船上，各自严守着各自的利益，却将一国之民抛弃于后。但当疫情发展到失控时，皇帝却变成了英明的指挥与部署者，让全党全国都被捆绑于这个指挥和部署的船上，成为了必须和只能为皇帝承担责任的人。皇帝可以随意的撤换任何不为维护皇权而献身的臣子，也可以用同船同命的方式要求所有人为了党的利益去打好这场保卫战，迎接此次大考。

如果没有上命之错，又何来危机与大考？既然党中央已对疫情形势有了准确的判断，既然亲自指挥已采取了有力有效的举措，既然各项工作部署都是及时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疫情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呢？这些并非事前、事中的举措与预防，而是造成了事后的补救。当疫情失控的大量传播时，也才出现了危机。如果是事前的预防，又何来的大考？

当前的所有举措都是在失了先机的情况之下的补救，是在掩盖与纠正错误的不得已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全世界都知道如能提前预告与预防就不会有武汉500万人的流动，不会有武汉各种的聚会，不会有几十万人的密切接触，不会有几万人的确诊，也不会有几千人的死亡和全国不得不居家隔离的春节，更不会有不能营业与开工的各种经济损失了！

防控的重点不是在那些具体的工作上，而在于不改变这种体制上的弊病，则无论用什么样的举国体制，能解决了此次的疫情问题，也还会再出现下一次的灾难。十七年前的教训，并没有让这个体制发生彻底的改变，也才有了今天的疫情再次暴发。此次不解决根子上的问题，下次也一定会再出现更大的灾难。

疫情发生的原因也许尚未查清，但疫情出现之后，未能及时让国民知情，则在于“上无令则下不行”。同时也在于“媒体姓党”，没有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如今又加了个“对借机恶毒攻击”要严惩的罪名！

真相并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反到是没有真相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当问题已经出现，社会要求查明真相时，执政党（中共）却将所有人的命运试图用捆在一条船上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共同努力来救这条船。并试图用同为一条船而堵住要查明真相、追究罪首责任的那股力量的嘴，试用用以法制止借机恶毒攻击来扼杀可能对圣君不利的言行。

即使是同在一条船上，各级的责任也各有不同。船长本就应承担船长的责任，这是大副及水手们无法替代的。想用同船一体的概念掩盖船长应承担的责任则是幕后的真实目的。

“同舟共济”是当今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疫情的必要，但却不能用此来掩盖船长的责任。


    三、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执政党的文化是习惯于将两种完全对立的情况统一于一个命题之下。如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本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体制，却能合并为一个特殊的无法合理解释的词。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它担负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它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此时已经没有了民主而只剩下专政了！

中央的文件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既◊◊◊◊，又◊◊◊◊”的用语，每当“既”和“又”连在一起时的两个定义通常是相对的，这大约就是一种两面开刀的艺术。

讲话的前者是强调防控的重点，后者则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于是就有了既要重点防控疫情，又要抓好经济发展工作的部署与安排。

如果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信息是完全开放与公开的，经济是由市场化的方式自我调节的，那么任何时候与任何情况之下，这个小政府都无法用非市场化的手段去调控经济与人们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疫情有危险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提出对疫情防控的要求，却无需为人民选择的市场行为提出限制。

但在一个专政的国家，一个非市场化的国家中，极权的宏观政策调控则成为市场经济的障碍。这个统一指挥的调控中，既包括了要服从于疫情防控的一切严格的要求，同时又要精准复工，却又难以获取疫情防控的真实信息，还要由企业承担重点防控的疫情控制，要保证不发生病情的出现，这就更难上加难了。疫情并不能将企业家们变成神仙！

疫情是一种关系人情、生命和难以防控的风险。企业经营同样是有各种风险的，也涉及员工、股东和上下游等。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企业家会在这两种不同的风险中做合理的评估和防预的对策，并做出适当的选择。

但非市场的情况下，则难以进行合理的安排。也许上下游并不能因疫情和各种规定给以配合，也许你的生产复工也因各种规定而无法满足上下游的要求。尤其是当政治排在第一位时，任何人都不再以市场的需求和信息做出判断而只能服从于政治的责任。又有谁敢跨越雷池呢？在这种连完全复工正常生产都难以兑现时，又何谈扩大与维护就业呢？

两面开刀则必然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局面，但这已成为执政党文化（中共）的特征。因此才有了冲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本是为挽救生命的主力军，却大量的被感染而变成了被救治的病人。失去了许多的生命，失去了优秀的医学界人才。

为什么浙江也出现了全国病人第二多的地区，但却没有一例医务人员染病呢？原因与差别正在于一种是按完全行政管理的方式，下级绝对服从于上级，政治第一且信息无法公开。另一种则是市场化的方式，将信息公开并各有灵活性，首先尊重人民的利益与权利！

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停工与延长假期本就给社会带来许多的问题，但试图用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的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前武汉发出了17号令，会后则撤消了17号令的原因。前者也许是想增加复工的可能，后者则重在疫情的防控，导致了朝令夕改的再次冲突。

靠中央或国家统筹，还是靠市场自我调节，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个别省市敢政府付费用专车、专列、专机去迎接农民工入境，支持企业复工，这也许是市场化的需要，政府给以支持和补充，但绝不是统筹防疫和发展的安排。

原本，防疫的事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企业的事是市场的自我调节，但双面开刀的统筹则将两种责任关系混为一谈了！企业也成为了防疫的责任主体了，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也被政治第一捆住了手脚！

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都出现了疫情，但各国却采取了适合于本国国情的措施。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社会承担社会的义务，企业负责企业的经营，各司其职让国家在没有统筹之中，也并未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正常生活。

虽然疫情尚未结束，无法认定疫情后续的变化，但分工与职责的承担，则十分清楚。这些国家并不会追求领导者的伟大胜利，只追求人民的生活幸福，也绝不会让人民用鲜血与生命为代价去换取胜利，并承担本应由决策者承担的错误责任。

国家为复工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减息、减费等政策，以支持中小企业自救与发展，许多人将此认为是一种上天的恩惠。但却不知如果疫情被有效的在初期被公布于众，并相应防治，又岂会有如今的各种损失与困境，又何需靠各种政策支持才能活下去？与其说这是政府对企业的恩惠，不如说这是政府不作为造成的恶果，是理应承担的赔偿。

在武汉的疫情防治中，更多的看到的并非是党与政府走在了前面，而是各种民间组织与私人企业走在了前面，并无私的奉献了许多。为了人的生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没有这些民间的支持和支援，则政府早已走不到今天了！

虽然中央下达了上千亿的资金以支持疫情防治，但如没有此前不负责任的隐瞒疫情的错误，又岂会有后续的发展与不得已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在补救自己决策的失误，而民间的投入则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免受政府失误的侵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涵，不能并列与同解，更不能将政府的责任与民间的奉献混为一谈。

但在一尊（习近平）的眼中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伟大的亲自指挥与亲自部署！

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更重要的体现出的是人格上的素质差别！


    四、 加强党的领导

这才是所有讲话中最重要的部分，引用唐太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之言，一语道破了圣心之意。重不在我为上，重在各级组织要落实圣谕，让党旗高高飘扬，尤其是用此疫辨诚臣。

你若冲在前，必被我所用，你若退于后，必被我所杀之“决不容忍”！关键时刻要冲上去，并用关键时刻来考察干部，委以重任。

此疫的责任在于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短板，而非党的领导的失责失职，以此来推卸党的领导的相关责任。正是一边高喊加强党的领导，高喊此次“两个亲自”的功劳，一边却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将责任推给了党的领导之下的短板，似乎这样就能回避社会对疫情未能及时发布与公告真相的责任追究了。但这恰恰揭穿了这个体制的病根。所有在讲话中存在的这些党的组织中的问题，其根源都来自于一个不受人民监督，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执政党（共产党），只忠于皇权与维护核心的体制，来自只讲对党负责在前，而将人民于后的责任关系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承包制首先要打破的正是党的领导，党决定一切。承包制就是要让人民自己说了算，自己对自己负责，同时对人民负责。先交国家的，再交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如果坚持党的领导，又如何承包呢？这里最简单的道理正在于如果你要领导，你就必须承担责任。就像这次疫情的暴发正是在“东西南北中，一切服从于党的领导”之下发生的，那么这里所有的责任就不是哪一块短板的问题，而是党的领导的责任。而承包切割了党的领导，却明确了承担责任的人，也因此才有了改革的成功。

当这个国家再次回到了党领导一切，但党绝不对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管理体制中时，那么不但会出现本不应出现的疫情暴发，也会让疫情扩大到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康幸福的地步，也许还会在党的领导中出现更严重的其他问题。

从彻底否定邓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到修改宪法都证明了，这个执政党在试图重新建立一党专政的党国体系。这个一党专政也违背了宪法的精神，将人民踢出去，由党代替了人民民主。此后看到的正是纪委领导着监察委、党的网信办领导着国家的体系，并可任意的制定超越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这个国家早已不是党的领导的问题，而是只有党的国家，而无人民的利益与权利了！

这段话还告诉所有的党员，你们今天都同在一条船上，但如果你不去努力的救这条党国的船，那么我就将你扔到船下去，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另想当“逃兵”，没门！加大问责的刀已经架在了你们的脖子上了！

讲话的最后提出了三点要求，并引用了著名的古诗来鼓励全党下定决心冲向第一线，落实再落实这些党领导一切的指示。

我只好奇的是皇上重提了2018年1月就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姓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但这次为什么这句话没有用在自己身上？皇上自称今年的1月7日就做出了批示，说明早已知道了疫情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否则又何需批示？但为什么这个见叶知秋的敏锐却未能让这个批示公示于众，甚至没向社会透露丝毫疫情的公开消息？中国已于1月3日向美国通报了疫情情况，为什么如履薄冰的谨慎，却未能将在1月3日向美国通报的信息也同时向中国人民公告呢？
从全文的开始到最后，我所能看到的都是在用各种谎言来当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事实。在试图证明自己（习近平）的英明伟大时，却已将自己置于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之中。越是吹则让遮羞布飞的越高，越是露出了其内心的恐惧和赤裸裸的维护皇权地位的野心。也许这些口号与古诗会让许多人倍受鼓舞，但聪明的人都能看到这些美丽装饰的背后，是其绝不为此次疫情暴发和领导失误准备承担任何的责任，反倒准备用全国人民的努力与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疫情防治的“胜利”为自己庆功，准备迎接全国人民欢呼“万岁”的战果。

中国执政党用隐瞒前期疫情暴发的原因，靠后续封城的举国之力，骗取了世卫组织的信任，并赢得了国际的称赞。但身历其中的中国人却难以再次欺骗。生活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的人，也许并不知道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痛苦，但中国人知道这次疫情的暴发和所引发的一切本不应出现的痛苦，都来自于这个严禁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体制。

不管中国的管理体系上有多少的短板，但如果有了言论自由，那么国民在提前知道事实真相时，就会主动的采取各种自我保护，也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失控和传播。比如被当成谣言者的李文亮的微信，不正是在告诫朋友和亲属们要严防疫情的传播吗！如果这不当成谣言，而变成政府对社会警告，那么又何需1月7日的批示和后来发生的一切呢？或许仅靠民间的言论自由的传播就早已取得了防治疫情的伟大胜利了，也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巨大代价的付出！

无论如何去吹嘘党的领导和“两个亲自”，都无法向中国人民解释1月1日的中央电视台的抓批“谣言”的广播，都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对疫情暴发现任的追究。也许不是今天，但迟早这些政党对人民欠下的债，都是要还的！

我无法为2月23日的讲话欢呼，反倒从中看到了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会在那些为讲话而欢呼的声音中更快的发酵。当无耻和无知的人们试图甘心于伟大领袖的愚蠢中生存时，这个社会就会在乌合之众中难以发展与维持了。也许不远的将来，执政党也会在这种愚昧中清醒，再来一次“打倒四人帮”的运动，再来一次邓小平式的改革，重新挽救这个民族和国家！

24日公安系统学习2月23日讲话的大会上，给出的信号是政治第一。全国的公安系统要为了“政治第一”而行动起来。拿起刀，扛起枪，坚决消灭一切借机恶毒攻击的势力，为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惜一切代价！

你愿意成为这个代价吗？代价能让你从梦中清醒吗？


附录：
《学者邓聿文发文分析：武汉肺炎泛滥，习近平无能应负最重要责任》

邓聿文：武汉肺炎泛滥，习近平无能应负最重要责任

学者邓聿文发文分析：武汉肺炎泛滥，习近平无能应负最重要责任

习本人要为这次疫情的泛滥负最重要的责任，因为正是他的改造，导致这个中共这个体制无力有效应付诸如此类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虽然中共这个体制本来就千疮百孔，但大体还能运转，可习近平像个医术拙劣的医生，硬是给它动了一个完全错误的大手术。
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或类似灾害，专业判断、信息透明、公众监督和领导人的担当与责任，对战胜困难和危机缺一不可。但在此次武汉肺炎的处置，权力意志特别是习近平的个人意志支配着疫情防控的进程。当年中共政府在应对SARS疫情时，尽管也离不开权力意志、隐瞒的时间比较久、被中共最高层换届问题纠缠，但那时官僚队伍里尚有一批技术官员，他们还尊重专业和公共舆论。现如今则完全变成了政治官僚，他们崇尚权力意志，唯上是从，以讲政治作为头号使命，它导致中共习近平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时官员的懈怠和不作为表现突出。如武汉市长周先旺说没有上面的批准，地方政府不能公布疫情；湖北等各省、部级领导就疫情防控讲话通篇都是大谈习近平。官僚队伍的这个蜕变，是习近平对中共改造的结果。
在习近平时代，权力至上性表现得更加不遮掩没有廉耻。中共对权力的高度垄断以及官员行使权力的独断专行，泛政治化，都达到了一个顶点：党管一切，根本不和社会分享权力，而习近平刚愎自用，独占人事、决策和监督大权，唯一核心。
习近平体制——这个新极权体制关闭了几乎所有的外部监督和信息通道，剩下的只有权力和习近平自身，它不仅造就官场大批的依附性官员和依附性人格，不敢主动作为，害怕担责，坐等上面尤其最高领导发号施令，形成体制性谎言和官僚群体的趋利避害，也导致社会特别是基层失去应有活力，在灾害来临时缺乏自救能力。尽管有高科技，无所不在的天网监控，数字极权，仍无法解决中共习近平当局不作为和乱作为现象，更无法改善乃至进一步加重民众对政权的信任赤字。在这次武汉肺炎面前，中共习近平政权变得更加僵化问题暴露无遗。
前期应对失据，没有预案仓促封城，以及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之死，导致民怨沸腾，民意和民心出现集体转向，社会矛头直指习近平指挥无方，领导无能，民众公开发声呼吁习近平辞职下台让贤的宣言。

习近平强迫中共官员站队，突出在他主导下对疫情的有效防控部署。疫情对习近平的大考还在进行。现在的问题是即使习近平防疫策略见效，中共习近平政府最后取得抗击疫情的“伟大胜利”，但民众已经不再信任习近平政权。中共习近平政权依然不能避免下一次突发公共危机，习近平未来之路堪忧。

金庸亲口承认《鹿鼎记》神龙教就是共产党，最想采访赵紫阳

金庸亲口承认《鹿鼎记》神龙教就是共产党，最想采访赵紫阳

香港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在香港去世，他撰写的《射雕英雄传》、《鹿鼎记》等十几部作品一度对华人社会影响很大。金庸生前曾说，自己的小说是关于现代政治的寓言，《鹿鼎记》中的神龙教指的就是共产党。

金庸小说以史为镜 隐喻中共的危害

《明报》报导，2013年金庸接受《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专访时承认，《鹿鼎记》中的神龙教影射的是共产党。《纽约客》今年4月刊出一篇由耶鲁大学东亚研究博士生傅楠（Nick Frisch）专访金庸的文章，作者在文中说，4年前他在香港专访金庸时询问，有关他的作品的政治意涵，金庸承认自己的小说是关于现代政治的寓言，他后来几部作品的确有文化大革命部分事件的寓意。
关于金庸作品《鹿鼎记》中出现的神龙教，金庸答道：“你说神龙教的洪教主？是的，神龙教说的确实是共产党。”
《鹿鼎记》中的神龙教，为明末清初江湖一个邪教，目的在于一统江湖，神龙教将称雄天下。
金庸动笔撰写《鹿鼎记》时是1969年，正值文化大革命席卷神州大地。
根据维基百科所载，金庸笔下的神龙教教主洪安通为人心狠手辣，喜欢听教徒谄媚奉承。他搞的文字狱、语录、歌功颂德等等，被认为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所为十分相似。洪安通在其妻的操纵下大力发展少年教众，迫害老一辈教众，也被认为是影射红卫兵批斗老革命。而洪安通的妻子与少年教众，被认为从头到脚都闪烁着江青和红卫兵们的影子。
金庸的父亲查枢卿毕业于震旦大学，受过西式教育，他在中共建政后不久的“镇反”运动中被定性为“黑五类之首的地主与恶豪阶级”，遭中共批斗，不久后在家人面前被处决。
金庸曾说，父亲被杀是难以想像及接受的悲剧。
另外，《纽约客》专访中还指出，金庸的作品《射雕英雄传》虽是一部武侠小说，却以史为镜。
《射雕英雄传》中叙述的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侵略中原的故事，也是影射共产党占领大陆带来的创伤。故事的主角面临和金庸世代相同的挑战：决定加入新兴的北方政权或是逃往南方成为爱国遗民，永怀失去故国河山的悲痛。
据报导，金庸本人曾因写文章和社论批评毛泽东推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招致香港的地下共产党人士扬言对他不利，1967年他一度离开香港避居新加坡。
《明报》透露，针对中共镇压1989年六四学潮，金庸曾说：“不应当发生的事发生了，没什么特别可说的，伤心就是了。”此后他接受访问，曾表示他的记者生涯中最希望采访的，是原中共总书记赵紫阳。

美国总统候选人：若我当选总统，中共武力入侵台湾，美国必将出兵消灭解放军

美国总统候选人：若我当选总统，中共武力入侵台湾，美国必将出兵消灭解放军

桑德斯接受《60分钟》主持人库珀访谈，提出动用用武装部队的标准：威胁到美国人民，以及威胁到美国的盟友。他表示相信北约，并认为美国应该与其他国家结盟，而不是单独行动。

在民主党初选中领先的桑德斯稍早在CBS电视台《60分钟》节目访谈时表示，如果他当选，会在中共侵略台湾时出兵武力打击解放军。

在CBS 60 Minutes节目23日播出的访问中，桑德斯被问到，若你是三军统帅，在什么情况下你会部署美国军队。

桑德斯表示，在美国人民和美国的盟友受到威胁时，而且他相信美国需要和其他盟国合作，而非单独行动。

被问及中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是否会引起美国的军事反应时，桑德斯答复：“是的、是的。我的意思是，我认为我们必须向世界各国明确表示，我们绝对不会袖手旁观，也不会允许发生入侵。”

桑德斯表示，如果他当选总统，“绝对”会有必要动武的情况，为保护美国利益和支援台湾，他会动用军队。

这应该是主要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首次公开表示，一旦中国人入侵台湾，美国将会直接动用军队武装保卫台湾，消灭中共解放军。

Bernie Sanders是人权斗士，当年跟Martin Luther King一同上街游行，他是非常难得言行一致的政客，一个如此人物会对中共这独裁者存有敌意，对香港及台湾有善意。

秘密暗杀习近平事件

政治暗杀和阴谋发生在中共政界并触及到高层，中共领导人多有暗杀遇险的经历。据官方解密邓小平曾遭七次暗杀，胡锦涛遭遇三次暗杀。有美媒称，习近平接班后，从背伤到腹痛至少十次遇险，多与暗杀有关。习近平上台后安保严密程度越来越厉害，这似乎对应着其防暗杀的心机和中共政局暗涌不断。
报导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习近平遭遇的暗杀多是饮食、交通和视察期间。饮食安全事件有至少5起，例如2017年12月，习近平腹疼就医事件。
中共高层对饮食安全特别慎重，近年更是草木皆兵，每位中央领导出行喝水后，都会存样品做记录，以便万一出事可以查找来源。除了饮食安全，习近平出行交通事故至少4起，这主要是航班发生的隐患。

秘密刺杀习近平事件

中共十八召开前夕，作为胡锦涛的“接班人”习近平，突然隐身14天。
期间，习近平罕见取消了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会面的原定行程，取消了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丹麦女首相托宁·施密特、俄罗斯代表团等诸多重要外事活动。
当时各种传闻在网络传播。消息人士指，习近平隐身是因为背部受伤，但那个伤不是游泳摔倒，而是被人用重物（椅子）砸伤的。砸习近平的嫌疑人病死，事件不了了之。
不过，港媒争鸣动向杂志2017年10月号合刊披露，习近平在接班前隐身10多天，事件疑是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等中共党内“野心家”阻止习近平接班，密谋策划对其暗杀。
当时胡锦涛获知消息后，紧急告诉习近平不要外出，不要接待任何来访。
十八大前的2012年2月，重庆事件爆发。同年2月14日，习近平访美时，美媒《华盛顿自由灯塔》披露，王立军出逃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时，移交美领馆材料中，有关于薄熙来、周永康联手图谋发动政变、最终废掉习近平的计划。
据悉，江派的这次政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主导，江派二号人物曾庆红主谋，由薄熙来、周永康联手实施。他们企图在十八大后2至3年内，利用江派军中势力及江派把持的公安、武警部队，从习近平手中夺取中共的最高权力。
习近平上台5年来，以贪腐为名陆续拿下了徐才厚、郭伯雄、薄熙来、周永康等政变集团的主要成员。

行动目标习特勒

但在十九大后，再传出习近平遭遇暗杀的消息。去年12月24日平安夜，有消息称，习近平因腹痛住院，并推测是因频遭暗杀导致神情紧张，从而引发身体不适。
消息还称，习近平曾经险被放在北京大会堂的炸药暗杀，不过，炸药被提前发现而移除，后来被证实是军队高层所为，后来，更有中共军队原参谋长房峰辉、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因政变被逮捕。
去年11月28日，中共官方罕见披露张阳在调查期间自缢身亡。有美媒爆料称，张阳与房峰辉，曾谋划用1976年抓捕“四人帮”的手段控制习近平，这个计划被提早察觉。
报导说，这场政变中房峰辉、张阳等人只是具体行动者，而布局策划，包括海外舆论的准备另有“高人”。
张阳被指是徐才厚的嫡系，房峰辉则被指是郭伯雄的头马，两人关系密切。习近平在接班前突然请辞并“消失”10多天，背后疑是有“野心家”，阻止习近平接班，密谋策划对习暗杀。报导称，当时某日深夜零时20分，胡锦涛办公室主任接到中南海警卫团第一大队副队长诸某“告急电话”，要求立即向首长报告。
胡办主任随即安排在机要室听取了有关习可能会遇险的汇报，深感事态严重，把已经入睡的胡锦涛叫醒，胡听取报告后，立即用特级电话通知习近平，除非接到胡本人电话，否则习不要外出，不要接待任何来访。
同时，胡锦涛还调派北京卫戍区保卫处特警中队到习近平住所，全方位保护其安全。随后，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核心会议，讨论事件发展。翌日清晨，又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的人员是在京的党、军高层。会后向中共离退休的元老通报情况。
在凌晨的政治局核心会议上决定，将习近平和李克强及其家属接到中南海，取消习近平近期的一切内外活动。
报导说，胡锦涛怀疑，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等一伙在京城郊外的一家“会所”时常有不正常的活动，疑与暗杀事件有关联，但又缺乏有力证据。
胡锦涛当时在政治局核心会议上通报，党内有“野心家、阴谋家”多管齐下，策划暗杀习近平，以及阻止习接班等政治事件，称内鬼就在党内、军内。
当时中共高层成立了专案组调查此案。组长是孟建柱，副组长为栗战书等人，有关案情工作直接向胡锦涛和温家宝等高层汇报，十八大换届后向王岐山汇报。
直至徐才厚落马后，临终前，徐向专案组交代一些惊人事件，其中包括策划习近平在外地考察时制造特大车毁人亡事件，在习所下榻招待所制造电源短路事件，以及习视察部队时制造冷枪事件等，此外还有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的政治野心及其活动等。
中共十八大前，重庆事件爆发。2012年2月14日，习近平访美时，美媒《华盛顿自由灯塔》披露，王立军出逃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时，移交美领馆材料中，有关于薄熙来、周永康联手图谋发动政变、最终废掉习近平的计划。
据悉，这次政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主导，江派二号人物曾庆红主谋，由薄熙来、周永康联手实施。他们企图在中共十八大后2至3年内，利用江派军中势力及江派把持的公安、武警部队，从习近平手中夺取中共的最高权力。
2014年援引中共高层消息称，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两个月，即2012年9月中旬，以中央书记处书记身份到河北石家庄考察时，遭遇冷枪暗杀。习担任总书记、军委主席后至今年7月初，由中共保卫部门发出安全预警通知有16次以上，其中北京就有4次，包括到市委、市政府考察部门工作期间。
消息指，除此之外，习近平在郑州、武汉、福州、济南、青岛等大城市还曾遭遇过5次暗杀，而从已侦破案情获知，5次暗杀全是内部人雇凶作案。2012年一周至少两次试图暗杀习近平。一次是在会议室放置计时炸弹，另外一次是趁习在301医院做体检时打毒针。2012年8月初举行的中共高层北戴河会议期间，周认为末日来临，于是孤注一掷，策划暗杀。
习近平一度险遭放在北京大会堂的炸药暗杀，不过，炸药被提前发现而移除，后来，被证实是军队高层所为，后来，更有房峰辉和张阳因政变被逮捕，最后张阳〝被自杀〞。当时报导还说，从北京301医院知情者获悉：习近平确实到301医院就医，但不是急救，他因长期精神紧张导致消化道功能紊乱，引发腹疼进行检查治疗。原因很可能是跟他遭遇数次暗杀有关。
有关习近平遭暗杀未遂的消息频频流出。习近平上台后安保严密程度越来越厉害，似乎对应着其防暗杀的心机和中共政局暗涌不断。对习近平安全构成即时威胁的，最大可能是来自中共权斗。

风水中共，中共风水，中共高层领导人与风水：六四前赵紫阳祖坟惨遭政敌损毁

风水中共，中共风水，中共高层领导人与风水：六四前赵紫阳祖坟惨遭政敌损毁

尽管中共宣扬无神论，不过，中共官员为个人的趋吉避凶，获取更高职位而按照“风水”行事的事例，却比比皆是。尤其在权力斗争中，中共高层更是祭出风水术恶招。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被政治仇家挖断祖坟气脉施展巫蛊邪招。
赵紫阳先生，他对中国文化也很明白，但在关键的时刻，他忽略了。他的祖坟被破坏时，消息传到了北京，经过情报的分析，大家认为是阴裂。当时大家说，你身为国家的首脑，应该进行修补。但他第一为了照顾面子；第二为了影响；第三没有时间，就没有去护理他自己的祖坟，风水就没有那么好了。他母亲是1976年80岁时在河南老家病逝的，葬在河南。对赵紫阳不满的人挖了他的祖坟，这是中国人最残酷的一种报复手段。这对赵紫阳的精神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但他却不动声息，要河南省‘淡化处理’。

风水中共，中共风水：中共内斗阴损互刨祖坟

1988年大雨滂沱的一个夏夜，赵紫阳父母的祖坟被人盗挖，因为坟塚内原无贵重陪葬冥器，被传是政治仇家所施展的巫蛊邪招。赵家两位老人的尸骸，被扔得七零八落，还被人用桃木桩子深深打在地下。据说这在巫蛊术中是最损的邪招。
后来，中共公安部一名副部长率人前来破案，当时县里负责治安的副书记吓得“筛糠”，但最终也难以破案，不了了之。
到了翌年“八九风波”陡现，赵紫阳“六四”黯然下台，然后被幽禁14年后，郁郁而终。知情人说，这与赵家的风水被人存心捣破有着很大关联。
2016年清明节，赵紫阳的老部下、前中共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俞梅荪撰文纪念赵紫阳，提及赵家祖坟被挖的更多细节。
俞梅荪说，“1988年，赵的老家河南滑县桑村赵庄来了几个外地口音（我同学一直在县城工作，说是四川口音）的人，找到村支书，要求到总书记的祖坟上祭拜。村支书就把他们领到坟地，那几个人很是恭敬和虔诚，又是摆祭品，又是点鞭炮（我们家乡的习俗，祭奠时要放鞭炮），很像回事。结果，第二天，就有村民发现总书记父母的坟被挖了，这时村支书才恍然大悟。于是不敢怠慢，层层上报；据说后来省公安厅的人过来了，住在赵庄。还有人说乔石也来过，想必这个不难查证。总之当时很是重视。当然，后来北京那场事（六四屠杀）一出，也就不了了之了。”
俞梅荪在文中说，祖坟被挖，破坏了风水，也“损害了后代的正常思维”，赵紫阳在六四关键时刻做出“错误判断”，在与戈尔巴乔夫的“516”谈话中以“掌舵”说“抛邓”，都源于此。
邓小平与赵紫阳最后的决裂，和赵家祖坟被挖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到现在依然是个谜。不过，无论如何，挖政治对手的祖坟，都凸显了中共内斗的残酷与卑劣。而赵紫阳的“淡化处理”，也显示此事背后牵连之深。

许志永发表公开信劝退习近平，敦促习近平辞职下台

许志永发表公开信劝退习近平，敦促习近平辞职下台


以下是许志永文章：

《许志永：劝退书》

七年前，我写过公开信，希望您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那曾是国民众望。您把我投入监狱四年。如今，您的手下到处找我，要把我再次投进监狱。

可我依然心怀善念。对所有人心怀善念。我不觉得您是恶人，只是不够聪明。所以再劝一次。亦是众人之期望：习近平先生，您让位吧。

您不是政治家

政治家有思想。至少，清楚方向。邓是简单实用主义，白猫黑猫，改革开放。江是三个代表，闷声发财。胡是和谐社会，不折腾。您的思想呢？

中国梦？抄美国，说不清内容。民族复兴吗？何朝何代为标杆？强权扭曲市场，经济每况愈下，如何复兴？美丽中国？只顾外表，人民对公平正义自由幸福的追求呢？四个自信，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名词一箩筐，不知所云。

您要把中国带向何处？您自己知道吗？边喊改革开放，边为马列招魂。边讲治理现代化，边强调党领导一切。边安抚民企，边做大做强国企。民主法治，还是一尊独裁？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现代化，还是文革化？前三十年阶级斗争，后三十年改革开放，您说前后不矛盾，世界哪还有矛盾呢？不是我看不明白，不是大家看不明白，是真不明白。

政治家意志坚定，百折不挠。邓三起三落，最后统领中国的还是他的“白猫黑猫”。八九之后，南巡说，谁不改革谁下台。很多人幻想中国有一强人领导，但您让他们失望了。您左摇右摆，游移不定。普京闪夺克里米亚，您也想在南海试一把，可优柔寡断，修了机场就算了。钓鱼岛折腾一年，巩固了美日同盟，放弃了。洞朗修路，莫迪一硬，就认怂了。

您不是普京，不是莫迪，更非川普。本能喜欢文革，不是左派，本能倾向民族主义，不是鹰派。您什么派都不是。喜欢回到文革，有机会就试探，遇到墙就退缩。嘴边自信越多，心中自信越少。有一视频，您双手插兜，旁边川普看您一眼，您立即把手拿出来。中国是大国，领导者怎能如此不自信？

政治家有格局胸怀。您发明一词“妄议”，党员干部发牢骚作为贪腐头条罪状。诸多知识分子、社会精英曾是改良派，理想民主宪政，希望渐进实现。胡温时代尚有空间，如于建嵘先生曾是体制内人才。可您眼中，有民主宪政思想，“两面人”，坚决不用，还要打压。有几个铁杆“一面人”呢？改革开放四十年，文革遗老实属稀有动物了。慈禧用汉人张之洞、李鸿章。到载沣，几乎只用满人了。有几个社会精英是一面人呢？顺应潮流治国有方，大家就跟你走。若是无道昏君，凭什么要别人陪你殉葬？

政治家用人，五湖四海，选贤与能。邓把胡调北京，扶高位，不必曾是酒肉兄弟。江胡虽有派系，也知各门各派有所平衡。可您呢，除闽浙新军，没别的了。一起酒肉小兄小弟才放心。非举贤不避亲，实乃团团伙伙。上梁不正，嫌下梁歪，官场乌烟，谁是俑者？中国没人才吗？帝师三代，江郎亦会才尽，鸡肠小肚，怎堪千里马驰骋？

政治家懂治国理政，抓大放小。邓手握桥牌，大事底定。您身兼十数组长，大事小事一把，足球厕所一锅。文山会海多如牛毛，看一遍亦顾不暇，怎能高瞻远瞩治国理政？财经工作，也是组长，总理职权在哪？您擅长经济吗？自己不擅长，交给擅长者，此政治家基本素养。

政治家决策有现实感，有判断力，知可行不可行。可您的大手笔，如雄安新区、一带一路、精准扶贫，为不可为，却不自知。

雄安新区，横空出世千年大计。遗憾无天时。上海深圳崛起于改革之初，中国巨大经济洼地，人口红利丰厚，世界看好。今日中国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下行漫长周期，四面更是楚歌阵阵。

无地利。历史造就大上海，民国远东第一都市，深圳比邻香港，当年四特区，唯深圳兴，地利使然。雄安不靠海，无交通，飘在北京文化圈之外，且是无法耕种的水涝洼地。仅基建交通足以劳民伤财了。

无人和。当年改革开放举国共识，如今一片水洼里起新城，决策者内部，党务和国务院多少共识？强令国企员工报到，周末还回北京，家在那里。当年一声令下三线建设，极权鼎盛无暇人权，如今时代不同了。

疏解人口本是伪命题，自身眼光、规划、管理的问题，怪人多，要“驱逐低端”。八不靠之地起新城更蛮憨无际。城市兴起人类文明发展之规律，您了解过吗？无天时，无地利，无人和，怎么就拍脑袋千年大计呢？

一带一路，貌似宏大战略。外输产能，控弱国经济，左右其政治，打造强权新秩序。经济目标，跟穷人做生意，赚不到钱，若能赚钱，华尔街早去了。中国数十年外汇靠富人，靠欧美。投资失控，基础设施投资几乎泛化到全世界穷国，5年仅央企承担3000余项目，遍布185国。万亿财富水漂连连，民间戏称“大撒币”。中国有那么强大的经济实力吗？产能过剩怎么办？尊重市场规律，不搞运动，不折腾。政府协助输出，但不主导，不强令。

政治目标，当年第三世界战略，控制大大小小独裁者，即控制了诸国政治，成功跻身联合国。可如今，诸国已民主，阳光之下，蓝金黄丑闻迭出。新当选执政者不买账，诸多项目搁浅。貌似聪明，时过境迁，东施效颦，淮北种橘。

精准扶贫。听着很细致，很有效。特定自然环境，某企业扶持网红农产品，确实有点效果。优质农业投资销售，本应市场行为，被当作精准扶贫成果。产业扶贫，当依靠市场而不是政府，背离市场规律最终一定失败。异地搬迁，山上搬到山下，房子外表漂亮，可无处就业，生活不便，大量空置。更理想化的，精准扶到个人。市场经济下，若非大病、年老致贫，多是懒惰愚笨致贫。非要他富，立项给十只羊，过一年，没了。巨额人力物力，竹篮打水匆匆过场。

这本是简单的事——社会保障：教育免费，大病免费医疗，每月500元养老金，足矣。政府该做的，兜底，其他交给市场。可十年了，养老金从60涨到100。精准扶贫耗费的资源，早解决贫穷了。为什么把一个简单的事做那么复杂？ 认知不到位，理性不到位。

您无能处理重大危机

政治家临危不乱，危中见机。而您每逢重大危机，束手无策。仅举三例。

中美贸易战。若自始清楚认知，谦逊应对，视挑战为机遇，痛下决心，深化改革，不至如此被动。知己知彼方百战不殆。可您不知彼也不知己，一上场就撸起袖子，要以牙还牙。对方出招，两回合即见胜负。川普好斗，但能斗起来需对方配合，美日、美欧贸易战握手言和。

有人说，人家不要钱，要命，共党的命。1990年代，冷战胜负已分，为何世界不要共党的命？彼时中国改革开放，尚能看到希望。然近年来历史倒车不停，改革后退，民主后退，人权后退，终身制恢复，马克思主义大旗高举，冷战重启，就不偶然了。中美贸易战，不在经济，在意识形态，是冷战继续，折腾的结果。

香港民主示威。世界潮流浩荡，香港争民主取得进展不是偶然。邓的战略，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更不用变，不是要香港向大陆看齐，是要大陆向香港看齐。然二十多年尤其七年来，贵党在港咄咄逼人，不断蚕食自由、法治。2018年下半年以来，世界格局重大变化，彰显于香港这前沿阵地，市民赢得反送中，且易守为攻。

明智的领导者，当顺历史潮流，放手香港民主自由。从您自身利益出发，放手香港不会冲击大陆，本来两种制度。可您选择了一条最不利己的道路：抗争——不让——更激烈的抗争——让步一点——抗争——不让——更激烈抗争——再让一点，步步被动。不过以民主自由之立场，难得好事，有助唤醒大陆国民之勇气。

武汉新冠疫情。2019年12月1日出现感染者，12月底武汉医院已经爆满，公安训诫恐吓八位医生，央视辟谣，官家合谋封杀真相。至少1月12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病毒基因组时，您应该已知，却迟迟不批准公开真相，致疫情爆发举国灾祸。2003前车之鉴近在眼前，您就一点敏感性没有？

灾祸即来，指挥失当，部署混乱。一声令下，武汉封城，不懂现代社会的运行规律，该精准的，专业隔离，您大水漫灌，900万人隔离。医疗资源紧张，医院人满为患，大批感染者无法确诊，更无法隔离治疗，疫情快速蔓延。更频发感染者得不到医治而自杀、父亲被隔离脑瘫少年死去的人间惨剧。政府的工作当是信息透明，科学引导，专业救治，积极救助。您宣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一片狼藉。

您不是政治家。跟邓比，差很远。本没什么。可您不自知。自以为比他厉害，要比肩毛。常念错别字，还乐于引经据典。庸庸碌碌，却大兴个人崇拜。年轻时不料如此高位，尚谦卑。如今您变了。一因人性，前呼后拥，难免膨胀。一因体制，封杀言论，只剩阿谀奉承，没有不同声音。

切莫逆流历史

不聪明，可原谅，天才凤毛麟角。自比毛，尚可理解，认知有限。您最大的问题是，总想逆流历史，回到梁家河。

改革开放是极权退潮，释放自由。党从无所不在渐渐退出，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是改革方向。权力从经济领域渐渐退出，萌发私有财产自由市场，有了三十多年繁荣进步。可您执着于“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国企党委说了算，私企也得设党支部，冯仑们也被强制退休。多年创业积累的财富，私有财产，无条件给党支配？这不就是共产吗？实验多年的村民自治，村主任改由书记兼任。连小区业委会主任也要党员了。从渐渐退出到全面回潮，历史在倒车。

市场经济，核心是私有产权和市场配置资源。一大二公到私有产权，计划决定一切到市场决定作用，三十多年之改革大势。可过去几年，您强调做大做强国企。为什么不说做大做强民企？骨子里有偏见，骨子里还是共产，民营企业家怎能安心？再多定心丸有什么用？为何一句民企使命终结，轩然大波？这是中国，公私合营一大二公反右文革惨痛记忆近在眼前。党的特色是运动治国，改革开放多年渐渐淡化。可您喜欢运动。一场环保风暴，千万家企业破产倒闭。不是市场，是权力，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从市场趋势到计划重来，历史在倒车。

集体领导，共产党多年改革趋势。1980年代邓倡导集体领导，八九之后回潮，自称二代核心。江胡有核心，但基本是集体领导，常委各管一摊。可是过去几年来，集体淡化了，个人突出了。2018年泼墨之前大约半年，新闻联播只剩您一人了，其他常委不见踪影。大街小巷巨幅画像，“撸起袖子”豪言壮语。泼墨之后个人崇拜有所收敛，尚看不出停止迹象。有人说，中国需要强人。蒋经国式的威权，中国需要。可您无顺应历史潮流之意愿。若是逆历史潮流所谓强人，只会祸害中国。中国最需的，是自由！有自由，才有创造，才有发展。从集体领导到个人独裁，历史在倒车。

废除终身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教训的总结。江胡基本循前规，两届任期。胡更树表率，不贪恋权力。普京任职廿载，趁年轻钻了法律空子，人家没修改宪法。真牛人，需要修改宪法吗？邓无职无位，让谁下台谁下台。您不一样，堂而皇之修改宪法，三十多年前写进宪法的任期限制被删除。何至如此下策？莫非谁黑了您一把？修宪之后，《经济学人》率发系列宏文，国际社会眼睛一亮，看明白了。一位企业家朋友说，修宪之后六个月，国内精英们，民营企业家、国企高管、体制内官员，迅速共识：他不行。恢复终身制，历史在倒车。

袁世凯逆流历史，以为自己很强大。远不止提拔晋升小恩小惠，将军们大都是他一手从小站带出来的。一夜间倒戈纷纷。真正的强人，领兵打仗血火洗礼极其聪明强悍，才有资本逆流历史，袁世凯都不算。您跟他比，差的太远。项城尚且不能，您做什么梦呢？提拔几个将军大员，给军人涨涨工资，就能千秋万世？这些载沣做得更好。

莫让维稳耗竭中国

因不自信，四面鬼影，拼命维稳。

十几年以前偶尔听说政府裁员，最近几年再不提精兵简政。各种保安、特勤不断增加，大批基层公务员不干正事，忙于维稳。有人说，这也解决就业。不生产，不创造财富，反而压制创造，此等就业不如给全民印钞。一个国家，越来越多人不生产服务，监控生产者、路人、行人，谁来养活他们？

新疆几乎“道路以目”了。以教育培训之名任意羁押。有朋友讲新疆故事，去超市，几百米路四次安检。手机被恣意打开检查，个人隐私尊严尽失。大批汉族人逃离，越来越紧张压抑，比《1984》还过之。古今中外哪个政权如此治理国家？新疆模式还要在内地推广，城市地铁安检，两亿多摄像头，还在快速增加。

为维稳，武汉公安恐吓羞辱披露真相的医生，央视辟谣打压言论，隐瞒疫情，终酿举国灾祸。稳定压倒一切，压倒中国人的自由、尊严和幸福。而体制真的稳定了吗？害怕一切变化意外，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视一切抗议为无序混乱，以一切手段压制打击。医学有个常识，多年不感冒者易得不治之症。过于稳定缺乏变化的系统，一旦生病，无药可救，自掘坟墓。

维稳费早已超军费，还在快速增加。一说维稳就有钱，无穷无尽。其他所有经济、民生都要让路。养老金三六九等，农民生不起大病，本应用于社保，钱都去维稳了。社会更加不公，更不稳定。中国已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无限度投资基础设施，无限度撒币，更无限度维稳，您正在掏空中国，打造一个人人负债的“美丽穷国”。经济衰退，天量债务，某些地级市政府已发不出工资。天量维稳费从哪里出？最后靠印钞，通货膨胀，全体国人买单。大量国民本是房奴，被政府剥夺过一轮。通货膨胀再剥夺一轮。如此下去，恐怕用不了几年，多数中国人要陷入贫困。很多王朝末年，财政枯竭，帝国耗尽财富才算结束。改革开放三十年，一夜回到文革前，难道这就是国人的宿命？

中国不是您梦中的高歌猛进，太平盛世。我为中国的未来深切忧虑，担心这越来越绷紧的体制突然脆断而公民社会尚没准备好。负责任的公民，我们是建设者，多年一直如此。希望贵党多年自诩的党内民主还没有彻底死去，还有点改良空间，也给公民社会多一点成长时间。

您慨叹苏共结束时，竟无一人是男儿。一尊高高在上，万人匍匐在地，专制体制决定了，皇帝身边云集奴才屁精，怎会有堂堂男儿？皇帝新装大游行，国民莫敢妄议。现在，我是那个说出真话的孩子。

有时仰望星空，我是谁，为什么来到这世上？您叩问过吗？有时站高处回望尘世间，渺如尘埃的自己。您回望过吗？生命如此匆匆，何苦执迷，何苦虚妄？您沉思过吗？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何来江山一色？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何苦逆流而动？两届期满，归家休息吧。经言亢龙有悔，莫到尴尬悲剧时，悔之晚矣。

公民 许志永
2020年1月 流亡中

王沪宁低级红高级黑捧杀习近平引发众怒，国人公开呼吁彻查严办王沪宁

王沪宁低级红高级黑捧杀习近平引发众怒，国人公开呼吁彻查严办王沪宁

习近平再遭「泼墨」，王沪宁捧杀习近平的《大国战役》被迫下架。北京市民薛扶民近日实名举报王沪宁，他在网络上公布身分证号，显示自己是北京海淀区居民。公开信中直指王沪宁主导推出《大国战疫》一书。中国网民酸纷纷斥责中共习近平当局「不要脸」、「数千人尸骨未寒，就在庆祝胜利」、「闯了这么大的祸还吹？」。
【武汉肺炎】北京市民炮轰王沪宁乱擦习近平皮鞋，引世界耻笑，北大旧生实名举报：彻查王沪宁政治责任！
中共大陆国武汉肺炎疫情仍陷水深火热之境，中共习近平当局却致力做政治宣传，中宣部早前出版歌颂习近平抗疫的《大国战「疫」》，书还未上市，即惹来国人反感，狠批「丧事喜办」，疫情仍未解决就「庆祝胜利」。近日，有北京民众实名举报主导出版该书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乱给习近平提鞋，实则低级红高级黑捧杀习近平，批其缺乏对人民的关爱，应彻查严办王沪宁。
实名举报王沪宁的薛扶民在网上公开自己的身份证号码，显示他是北京海淀区居民。据悉，他是北京大学法律系八二级（即1982年入学）的。薛扶民举报王沪宁的原因有二，一是王主导出版的《大国战「疫」》；二是《人民日报》早前刊登的文章＜我们的日子过得比蜜甜＞。
薛扶民在网上发帖写道：「王沪宁身为政治局常委，主管意识形态，在当前防疫、抗疫的严峻形势下，罔顾人伦与基本良知，不思反省如何加强和改善防疫抗疫的工作，尽力减轻人民痛苦，真诚向全国人民道歉，向世界忏悔由于早期疫情防控失当致使疫情外溢给全世界人民带来灾难的罪行，反而吹嘘所谓的战役功绩，让全世界人民耻笑，让全中国人民伤心与绝望」。
薛扶民又指，王沪宁「缺乏对人民的关爱，背离了共产党的初心，让共产党与中国成为世界笑柄」。他认为王沪宁不配再承担这样的工作，「应该辞职谢罪，并追究政治责任」。
自《大国战「疫」》出版消息一出，即时引起民众狠批，指国内疫情未有解决，政府便急不及待为习近平形象「贴金」，相反并未真实反映当局隐瞒疫情的事实。最终新书出版临时煞停，网上销售亦被下架。
一月初以来，《人民日报》开始不定期发表的「总书记来过我们家」系列宣传报道，其中＜我们的日子过得比蜜甜＞刊登于2月29日网头版，讲述黑龙江农民尤桂兰82岁在自家见到习近平，感激不尽，觉得这一辈子值了，称「日子过得像蜜一样甜」。文章同样激起网民不满，批评「不顾老百姓死活」，指习近平「至今未去武汉安抚民众，党报说什么日子比蜜甜，真是昧了良心」。

传田纪云公开反对习近平修宪称帝搞世袭终身制

传田纪云公开反对习近平修宪称帝搞世袭终身制

田纪云是一个"少年老革命"。他是赵紫阳提拔的人，在赵内阁担任副总理兼幕僚长，行政能力非常强，完全有资格出任总书记或者总理。如果没有发生六四事件的话，他就是赵紫阳的接班人了。
田纪云是六四后唯一留在政治局里面的改革派。田纪云之所以能留在政治局，倒不是因为他向邓小平和陈云妥协了。而是因为当时邓小平和陈云商议，六四后也不要把胡赵的人马赶尽杀绝，也给改革派留一个人。所以在1993年，田纪云得以在国务院第二副总理任期届满后，又去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副委员长，并且在1998年连任副委员长，2003年才退出政坛。但是众所周知，副委员长是有名无实的闲差，六四后的田纪云不过就是摆设而已。
所以田纪云担任十几年的政治局委员，他并没有进入过中共的核心圈。
据传田纪云还曾经和李瑞环一起找江泽民，希望共产党能够改名称为"人民党"或者"社会民主党"，逐渐从法西斯政党演变为西方的左派政党，但是保守的江泽民没有同意。
根据《杜导正日记》记载，田纪云曾在邓家子女面前表示"六四会平反"，邓家人表示"是的"。
田纪云本人在赵紫阳被软禁期间，曾经写信给胡锦涛要求去探望赵紫阳。几年前，田纪云也曾在《炎黄春秋》上撰文公开怀念赵紫阳和胡耀邦，可见田纪云是比万里更有勇气的。
同样是根据《杜导正日记》记载，田纪云对胡锦涛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党内征求意见稿的时候，他给胡锦涛主要提了三点。
① 永不动摇的走改革开放之路；
②党中央不能因言之罪，要让老百姓讲话；
③政治体制改革要有具体行动，乡镇直选要首先落实，越南的中央主席都完成差额选举了。当时胡锦涛很恭敬的接受了，但是胡不过就是给田纪云这个老同志一个面子而已。
《田纪云文集》我只粗略的读过《民主法制卷》，虽然田谈的大部分还是党内的民主化，但和今天官场上的其他庸碌之徒比起来已经走得很远了。并且田纪云在此书中，多次谈及赵紫阳。
2018年习近平修宪的时候，传田纪云也公开反对，不过习近平更不会在意他了。田纪云是一个好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是胡赵时期留下来的，还有良心的共产党人，说实话，赵紫阳这一批人，是共产党官员的天花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