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武汉肺炎泛滥，习近平无能应负最重要责任

学者邓聿文发文分析：武汉肺炎泛滥，习近平无能应负最重要责任

习本人要为这次疫情的泛滥负最重要的责任，因为正是他的改造，导致这个中共这个体制无力有效应付诸如此类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虽然中共这个体制本来就千疮百孔，但大体还能运转，可习近平像个医术拙劣的医生，硬是给它动了一个完全错误的大手术。
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或类似灾害，专业判断、信息透明、公众监督和领导人的担当与责任，对战胜困难和危机缺一不可。但在此次武汉肺炎的处置，权力意志特别是习近平的个人意志支配着疫情防控的进程。当年中共政府在应对SARS疫情时，尽管也离不开权力意志、隐瞒的时间比较久、被中共最高层换届问题纠缠，但那时官僚队伍里尚有一批技术官员，他们还尊重专业和公共舆论。现如今则完全变成了政治官僚，他们崇尚权力意志，唯上是从，以讲政治作为头号使命，它导致中共习近平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时官员的懈怠和不作为表现突出。如武汉市长周先旺说没有上面的批准，地方政府不能公布疫情；湖北等各省、部级领导就疫情防控讲话通篇都是大谈习近平。官僚队伍的这个蜕变，是习近平对中共改造的结果。
在习近平时代，权力至上性表现得更加不遮掩没有廉耻。中共对权力的高度垄断以及官员行使权力的独断专行，泛政治化，都达到了一个顶点：党管一切，根本不和社会分享权力，而习近平刚愎自用，独占人事、决策和监督大权，唯一核心。
习近平体制——这个新极权体制关闭了几乎所有的外部监督和信息通道，剩下的只有权力和习近平自身，它不仅造就官场大批的依附性官员和依附性人格，不敢主动作为，害怕担责，坐等上面尤其最高领导发号施令，形成体制性谎言和官僚群体的趋利避害，也导致社会特别是基层失去应有活力，在灾害来临时缺乏自救能力。尽管有高科技，无所不在的天网监控，数字极权，仍无法解决中共习近平当局不作为和乱作为现象，更无法改善乃至进一步加重民众对政权的信任赤字。在这次武汉肺炎面前，中共习近平政权变得更加僵化问题暴露无遗。
前期应对失据，没有预案仓促封城，以及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之死，导致民怨沸腾，民意和民心出现集体转向，社会矛头直指习近平指挥无方，领导无能，民众公开发声呼吁习近平辞职下台让贤的宣言。

习近平强迫中共官员站队，突出在他主导下对疫情的有效防控部署。疫情对习近平的大考还在进行。现在的问题是即使习近平防疫策略见效，中共习近平政府最后取得抗击疫情的“伟大胜利”，但民众已经不再信任习近平政权。中共习近平政权依然不能避免下一次突发公共危机，习近平未来之路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