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声报》社评记者的专栏文章分析这次疫情危机的体制性因素，认为，无论是武汉肺炎，还是此前的香港反送中抗争，都是习近平任下可以预期的危机。
面对武汉肺炎，中国习近平政府的行动迟缓了7个星期。这篇文章作者指出，否认疫情，导致无所作为的最主要原因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建立的变态体制。
自2012年以来，习近平加速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强化集权和严酷管治社会。在政治领域，它利用反贪腐运动，清洗党内政敌，将党控制在自己一人手中，建立起毛泽东式的权力运作模式，甚至将习近平思想写入宪法。他取消最高领导人任期限制，彻底改变了邓小平自1978年建立领导干部轮替制度。如今，官员提拔最重要的标准是服从和唯唯诺诺。
武汉肺炎危机显示，至少在武汉市，听话官员把持一切。文章引述作家许开桢的观点指出，反贪腐运动的压力使得官僚体制领导人，包括那些高层领导人无所适从，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官位。在不知道上级领导的意见之前，他们不能采取行动。习近平本人也承认，这次武汉肺炎是对治国能力的重大考验。但文章作者就此指出，这场危机是可以预期的，武汉肺炎只是一起，但不会是最后一起重大事故。
另一场重大事故是香港。如果不是习近平政权的独裁越来越转向法西斯纳粹化，香港不会出现年轻人如此规模的抗争运动。香港的主权回归之初，人们还希望邓小平式的体制会逐渐开放。香港逐步开始走向民主，港人可以保留他们最重要的自由。但习特勒改变香港司法体制，这显示，不是北京向香港的模式靠拢，而是相反。香港年轻人7个月以来一直坚决勇敢地拒绝这种前景。
文章作者预言，中国必然还在向其它事故加速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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