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重演：大阅兵的背后，共产党政治局里密谋达到高潮！习近平或重蹈覆辙】
金秋十月，逢十大庆，高大魁梧的士兵们阵容严整，踢着整齐的正步，士气昂扬，正在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各式武器纷纷上场，总书记频频举手向受阅部队致意。但是，在这背后，一场改变党国命运的密谋正在进入高潮。
那是1989年10月7日，正值东德建国的40周年大庆。东欧诸多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都聚齐了，但此时他们还没意识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的“辉煌”。
受邀前来的，还有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东德共产党（正式名称：统一社会党）的总书记艾瑞克・昂纳克（Erich Honecker）亲自到机场迎接他，两人在机场见面后，他们嘴对嘴亲吻，这是在共产党国家领导人之间特有的，表达亲密无间的方式。
这一年，昂纳克已经77岁了，从他1971年开始执掌统一社会党，登上东德“王座”，已经过去了18个年头。昂纳克在30年代就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后被纳粹德国政权囚禁，二战后，昂纳克重获自由，成为共产党骨干。他1946年建立了自由德国青年团（类似于中共的共青团），并担任其主席直到1955年。1961年，他成为具体负责建造起柏林墙的人。1971年，在苏联勃列日涅夫的帮助下，他发动了一场内部斗争，从东德前任领导人乌布利希手上取得了权力，成为统一社会党的第一书记。
勃列日涅夫，而不是戈尔巴恰夫，才是昂纳克的真正知己，10年前东德30周年上他们两人之间的亲吻，道尽了一切，那时是昂纳克的好日子。
虽然艾瑞克・昂纳克曾经在纳粹的监狱里吃尽了苦头，但是他却丝毫不犹豫把同样的折磨施加予他的同胞。东德秘密警察机关“斯塔西”在东德无处不在，监视着公民们的一举一动，东德成为东欧共产党国家中最僵硬，最严密控制的政权。在东德崩溃前，每63人中，就有1人为特务机关工作，告密者到处都是，哪怕是亲人、恋人间都不得不防。
东德社会充满着压抑，人们向往着可以自由表达情绪的时刻。当时民间流行着一个艾瑞克・昂纳克和太阳的笑话，是这样说的：
艾瑞克・昂纳克一天早上来到办公室开始工作，他看着窗外的太阳说，早上好，亲爱的太阳。太阳马上回答道，早上好，亲爱的艾瑞克。过了中午，昂纳克又向窗外看去，对太阳说，下午好，亲爱的太阳。太阳又一次礼貌的回答，下午好，亲爱的艾瑞克。到了傍晚，临下班的昂纳克又来到窗边，对太阳说，傍晚好，亲爱的太阳。但是这一次，太阳却沉默了。于是昂纳克又说，傍晚好，亲爱的太阳，你这是怎么回事？太阳这次回答到：去你妈的滚一边去，你没看到我现在已经到了西方了吗？
崩溃前的形势大好和阅兵前的密谋
强硬僵化的昂纳克仍坚决认为东德正在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形势大好。这一年的１月，昂纳克还公然宣称：“除非柏林墙存在的理由被消除，否则，它将继续存在５０年、１００年。”
从1989年5月起，成千上万的东德难民用脚投票，经由匈牙利、捷克等国逃往西德。大规模的民众外逃更让东德雪上加霜，但昂纳克仍然无动于衷。
这时东德政治局里的一些政治局委员们，开始意识到只有让昂纳克下台，才能挽救这个政权。
密谋的主角是政治局里主管内外安全事务的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和柏林市委第一书记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克伦茨比昂纳克年轻25岁，被公认为是党的接班人。两人都看到了东德所面临的危机，并对昂纳克处理危机的方式不满。
克伦茨来到了沙博夫斯基的办公室，之后他们又在沙博夫斯基的家里见面，然后又在沙博夫斯基的一处有秘密地下通道的办公室里隐秘会面。两人达成共识，只要昂纳克还在台上，东德就无法幸存。
两人之后开始秘密接触了一些他们认为可信的政治局成员，并且选定把10月7日“国庆日”作为第一步行动的开始。那一天会有游行，烟火，招待会等很多活动，正可以借机串联同盟者。而且戈尔巴乔夫和所有东欧国家的领导人也会来，两人认为，他们应该给苏联领导人一个信号，也许可以向他请求支持。
从10月2日到6日，克伦茨和沙博夫斯基分头联络了十余名他们信得过的东德党政大员们，他们惊讶的发现几乎没遇到什么阻力，这些人都认为昂纳克必须下台。
克伦茨去机场迎接捷克党的总书记米洛斯・杰克斯（Milos Jakes），后者回忆说：他告诉我未来的几天内会有大的变化，总书记将不再是昂纳克，而是克伦茨同志他自己。
10月7日下午，当戈尔巴乔夫与东德政治局全体成员开会时，戈尔巴乔夫精心准备了讲稿，他开始谈苏联所遇到的问题，谈要转变思维，要尽快改革等。他用波兰所遇到的经济困境为例谈到如果及早行动就不会这样。最后戈尔巴乔夫说出了那句名言，谁行动晚了，谁就会被惩罚（He who arrives late is punished by life）。
沙博夫斯基后来回忆说，戈尔巴乔夫的发言是非常用心，也是非常礼貌的，尽管他是在谈他自己在苏联遇到的问题，但显然也是在邀请东德政治局开诚布公的谈自己的问题。
但昂纳克却没有，相反，他大谈东德光明的未来，并且自我吹嘘说，东德没有苏联的问题，更没有波兰的问题，他甚至还自夸东德刚刚制造出了4兆字节的计算机芯片。
沙博夫斯基回忆当时的场景说，这简直是非真实的幻觉，人们正在街头抗议，但形势却仍然被说成一片大好？
昂纳克发言后，是长长的沉默，没有人发言。政治局里的密谋者们知道，戈尔巴乔夫说的是对的，但现在表明态度或许会让他们的密谋暴露。戈尔巴乔夫以吃惊的眼神环视四周，他无法相信昂纳克的发言。过了一会儿，他摇了摇头，站了起来，一言不发的离开了会议室。
沙博夫斯基认为，从这一刻起，戈尔巴乔夫终于下了结论，只要昂纳克还在台上，东德就不会有任何的改革。
在当天晚上的国宴上，昂纳克右边坐着戈尔巴乔夫，左边坐着老朋友捷克总书记杰克斯。昂纳克兴致很高的站起来致辞，他再次表扬了自己和东德的伟大成就，举杯邀请大家展望十年后的东德50周年大庆，并为此干杯。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北京的六四天安门屠杀学生事件发生后，昂纳克的东德政府马上表态支持中共的镇压。所以当时中共副总理姚依林率党政代表团赴东德，也参加了这次东德建国40周年的庆典，“双方肯定了彼此4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也许昂纳克并不会犹豫在东德复制一个天安门屠杀，但对政治局里的密谋者来说，这样做会葬送他们的政治生命。他们一边尽量拖延昂纳克的镇压要求，一边加紧行动。
终于在10月17日，大阅兵之后的十天，这个决定命运的日子来了。这一天是政治局会议。早上十点，昂纳克来到政治局，他和每个人一一握手，问早上好。然后他宣布会议开始，这时，政治局里资历最老的成员威利・斯托斯（Willi Stoph），开始发难了：艾瑞克，我提议把会议议题改变一下。
昂纳克有些疑惑，他并不习惯于别人打断他，斯托斯直白的继续说：我提议撤换总书记。
接下来是怪异的沉默，昂纳克的脸色冷了下来，然后他好像没有听见似的，开始继续他先前的话题。这时斯托斯再一次打断了他，用几乎是平静的语调说：艾瑞克，我们必须讨论这个。
这时昂纳克好像恢复了他的思路，他说：好吧，我们就来讨论这个。不可思议的是，昂纳克继续主持了这个讨论，好像这只是一个平常的议题，他还没有意识到，决定性的转变已经到来了。昂纳克问谁想发言，很多手都举起来了。在这些人中，他看到了那些他原以为会站在自己身边的人。没有人维护昂纳克，就连掌握东德秘密警察的强硬派米尔克都起来反对他。
终于轮到最后就撤换总书记投票了，看着那些举手反对他的人，昂纳克坐在椅子上，眨着眼睛。突然，这位独裁者做出了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举动。以谦卑沉默的姿态，他也和众人一样举起了手。昂纳克的这个举动表明他终于做到了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昂纳克下台后，一系列真正的经济数字才被揭示出来，就连党内的高级官员都震惊了，事实上东德已经处在崩溃破产边缘。昂纳克一直是靠着从西方私底下借债而度日。东德当年10月的外债是260亿美元，利息就要支付45亿美元，相当于2/3的国家收入和1.5倍的出口收入，要解决经济问题，东德人需要把日常生活支出减少30%。曝光的事实表明，早在1973年，就有一位勇敢的高级顾问曾用数字告诉昂纳克这样下去，国家迟早会破产，但昂纳克却粗暴的命令他停止此项工作，立即销毁数据，昂纳克不想听到这些。
克伦茨已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每天都活在危机模式中。不到一个月后，11月9日，柏林墙倒坍。不到两个月后，12月4日，该党全部政治局成员和中央委员包括克伦茨辞职，12月6日，克伦茨辞去了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职务。统一社会党不得不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该党为了急需提高形象以应对东德的第一次自由选举，于90年1月21日，决定开除克伦茨党籍。
克伦茨后于1997年被控谋杀翻越柏林墙的4名平民罪名，1999年罪名成立而被判处6年半的有期徒刑，他在2003年服刑近4年后被提前释放，现定居在波罗的海边的小村庄里。
而昂纳克的最后岁月是在凄惶中度过的，随着柏林墙的倒塌，昂纳克曾被短暂关押。1991年3月，两德统一后，他和妻子玛格特逃往莫斯科。苏联“8・19”事件后，夫妇俩又流亡智利。1992年7月29日，昂纳克因“命令开枪射击翻越柏林墙的192名德国人”而被遣返德国接受审判。只是由于此时他已身患肝癌，健康状况很差，审判于1993年被德国宪法法院搁置。当年1月，昂纳克返回南美，与妻子儿女团聚。仅仅一年后的5月29日，81岁的他便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离世。
看着网上40年前东德的最后一次逢十大阅兵视频，不禁无限感慨，若不是因为已经知道后来的历史，不少人们也许就会被这宏大团结的场面所震撼，但历史随后就揭开了这个政权的虚弱实质和内部的密谋倾轧，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党魁昂纳克还在做着10年后50年大庆的梦，但就在此刻，历史却正在拿走他和这个党最后的机会。
2019年9月30日
中共党内反习声音越来越多越来越强：贾庆林批评习近平
【中共党内反习声音越来越多越来越强：贾庆林批评习近平】
中共建政70周年之际，三名要求匿名的红二代披露，中共高层面临来自习近平修宪修改任期解除终身制限制、香港、中美贸易战、中共内部以及民众不满、新疆等压力，中共党内政治精英对习近平的不同声音越来越多、越来越强。
9月28日，香港举行了两个大规模反送中活动，一个是当日下午的“连侬之路”活动，另一个是“反抗威权 迎接黎明”集会。 在集会现场，抗议者高喊“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等口号。集会当晚，港府总部外，有人扔汽油弹 ，港警多次动用水炮车向抗议者喷射蓝色液体。
在中共建政日的10月1日，香港民阵将再次发起“人民归来”大游行，提出“没有国庆，只有国殇”的口号，呼吁中共政府及港府回应港人其它四项诉求。
红二代A表示，10月1日之前，习近平不愿意在中共建政70周年的时候对香港反送中表示强硬，但是他对双普选这些事情又不愿意妥协。
他说：“习近平十一前选择不镇压是对的，我现在担心的是十一之后，习近平会怎么样做。如果习近平的底线是不开枪、不会像六四那样开枪，不死人，不会像六四那样死人。但是他就采取现在这种你说死皮赖脸也好、什么招也好，然后（香港）民主派那边呢，凡是节假日就采取抗议。”
他表示，如果中共十一以后镇压港人的抗议“那就完蛋了”。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刚在联合国说了，如果中共不采取人道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的话，那美国不会答应，中美贸易协定就很难签署。欧盟、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有这种类似的表态，就是倾向于支持美国这个态度。
“我估计现在习近平最大的压力还是美国、欧洲、日、韩、澳、新西兰，这是对习近平最大的压力。因为他要是把所有民主国家、民主世界都得罪了，他的损失是他受不了的，包括香港的损失，所以他不敢镇压，不敢公开把军队派去香港，他主要担心还是香港的地位，就是美国的压力。因此我是寄希望于不要镇压，因为镇压习近平损失很大，香港的损失更大。”红二代A说。
港警内部混入中共警察
对于港警在太子站等地无差别袭击港人，港警越来越疯狂镇压港人的问题，红二代A表示，看起来香港警察完全受中共大陆控制，特首林郑月娥对这些人控制不了。
红二代A还透露，香港警队里面混入了很多中共大陆警察，香港警察就三万人，实际上应付不了现在的这个局面，现在到处都有假警察；另外，香港回归22年，香港警队首先被中共“蓝金黄”（蓝泛指网路监控和舆论洗脑等、金指金钱收买、黄指美女色诱）。
但他表示，不管怎么样，香港警察“不可能直接代替”中共在香港直接镇压港人，因为香港警察不管怎么样，（即使主权移交）22年也不会所有的法治精神都没有了，香港警察里面还是有良心的，有的警察和公务员出来参加抗议；但这种良心到什么程度，另外混进来假的警察占多少比重，这些东西现在都不知道。
中共党内针对习近平的不同声音越来越多 越来越强
红二代B披露，中共党内政治精英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是越来越多，不排除秘密筹划一些针对习近平的特别行动，最近党内精英把习近平过去说的一些话拿出来，比如说反对终身制。
习近平2014年在中共人大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把废除中共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任期制度，说成是中共“政治制度改革的重大成就”。
这与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修宪，解除对最高领导人任期限制，取消中共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制限制形成鲜明对比。习修宪解除任期限制，是改革的倒退，是个人不断膨胀的产物。
红二代B说，中共党内的不同意见声音越来越强，而且是用习近平自己过去说的话来反驳习现在做的事。这是因为习近平在香港问题、新疆、中美贸易战上没处理好，“捅娄子了”，所以中共党内不同的声音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强。
上个月中共召开北戴河会议，据知情人透露，中共高层在香港问题和中美贸易战上分为两派，一方是政治老人，另一方是习近平和王沪宁代表的极左政治路线。政治老人都不赞成对香港动武和镇压，在中美贸易战上，党内元老们也有很多不认同习近平王沪宁极左路线的地方。
在双方达不成共识的情况下，据说中共前总理温家宝对习近平一方撂下了一句话，“我们该说的话都说了，你看着办。”
另外，还有一名中共元老写了一封题为“明年是否我们还能在北戴河相见”的公开信，也被曝光。公开信质疑，中共最终怎么解决香港问题，美中关系如今到了这个程度，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下去等，中共能撑过明年吗？
红二代B说，这封公开信是中共前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写的，是批评习近平的意见，现在正好又是70周年，反对习近平的党内势力在集结，习近平面临下台危险，而且北京现在是草木皆兵，习近平把氛围搞得乱七八糟，连《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都抱怨习近平。他表示，习近平乱扣帽子，现在习近平有了各种各样的反对派，比如说，嫌习不妥协的就是反对派，嫌习不够强烈的也是反对派。现在“形势很糟糕，香港也好，中美关系也好，都很糟糕，所以比他习近平更左的，比他更右的都是反对派”。
红二代B说，习近平在香港问题上反应迟缓，对港人妥协得太慢，所以香港才弄成现在这个局面。
港澳系统人事异动 习防对手搅局
中共港澳办、中联办都出现人事变动。其中，港澳办综合司司长向斌晋升为党组成员，港澳办领导层因此由5人增至6人。而出身福建官场的香港中联办副主任陈冬，晋升为中联办党组副书记，而且名字排在杨建平、杨健、仇鸿之前，跃升第一副主任。红二代B表示，中联办、港澳办这一块里面有人故意给习近平搅局上眼药水，可能是被利用设局设计习近平的，因此习近平不再信任中联办、港澳办这帮人了。中联办和港澳办在过去联手给中央谎报军情，传递虚假情报，欺骗中央欺骗习近平，搅乱了香港局势，在香港问题上起到严重负作用。
大陆民众对中共越来越不满
红二代B表示，十一过后，中共是否能挺的下去，“我也不看好，因为香港问题和中美关系问题现在都无解”。
他说，香港民众对中共越来越不满，22年以来，港人与大陆没有一点点走在一起的气象，两百万人上街了，十一如果不禁止游行，或者允许游行的话，港人可能三百万人上街了。
但他认为，任何一个政党垮台都是内因起决定作用，外因是起辅助作用，不管是政党垮台也好，还是其它的事情也好，都是内因起决定性的作用。
红二代C表示，国内的老百姓对中共不满意的也很多，但由于中共管控得很严以及它多年给大陆人洗脑，所以大陆人普遍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作为两面人在公开场合表达虚假观点，不像香港在自由社会里那样。
中共建政70周年之际，三名要求匿名的红二代披露，中共高层面临来自习近平修宪修改任期解除终身制限制、香港、中美贸易战、中共内部以及民众不满、新疆等压力，中共党内政治精英对习近平的不同声音越来越多、越来越强。
9月28日，香港举行了两个大规模反送中活动，一个是当日下午的“连侬之路”活动，另一个是“反抗威权 迎接黎明”集会。 在集会现场，抗议者高喊“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等口号。集会当晚，港府总部外，有人扔汽油弹 ，港警多次动用水炮车向抗议者喷射蓝色液体。
在中共建政日的10月1日，香港民阵将再次发起“人民归来”大游行，提出“没有国庆，只有国殇”的口号，呼吁中共政府及港府回应港人其它四项诉求。
红二代A表示，10月1日之前，习近平不愿意在中共建政70周年的时候对香港反送中表示强硬，但是他对双普选这些事情又不愿意妥协。
他说：“习近平十一前选择不镇压是对的，我现在担心的是十一之后，习近平会怎么样做。如果习近平的底线是不开枪、不会像六四那样开枪，不死人，不会像六四那样死人。但是他就采取现在这种你说死皮赖脸也好、什么招也好，然后（香港）民主派那边呢，凡是节假日就采取抗议。”
他表示，如果中共十一以后镇压港人的抗议“那就完蛋了”。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刚在联合国说了，如果中共不采取人道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的话，那美国不会答应，中美贸易协定就很难签署。欧盟、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有这种类似的表态，就是倾向于支持美国这个态度。
“我估计现在习近平最大的压力还是美国、欧洲、日、韩、澳、新西兰，这是对习近平最大的压力。因为他要是把所有民主国家、民主世界都得罪了，他的损失是他受不了的，包括香港的损失，所以他不敢镇压，不敢公开把军队派去香港，他主要担心还是香港的地位，就是美国的压力。因此我是寄希望于不要镇压，因为镇压习近平损失很大，香港的损失更大。”红二代A说。
港警内部混入中共警察
对于港警在太子站等地无差别袭击港人，港警越来越疯狂镇压港人的问题，红二代A表示，看起来香港警察完全受中共大陆控制，特首林郑月娥对这些人控制不了。
红二代A还透露，香港警队里面混入了很多中共大陆警察，香港警察就三万人，实际上应付不了现在的这个局面，现在到处都有假警察；另外，香港回归22年，香港警队首先被中共“蓝金黄”（蓝泛指网路监控和舆论洗脑等、金指金钱收买、黄指美女色诱）。
但他表示，不管怎么样，香港警察“不可能直接代替”中共在香港直接镇压港人，因为香港警察不管怎么样，（即使主权移交）22年也不会所有的法治精神都没有了，香港警察里面还是有良心的，有的警察和公务员出来参加抗议；但这种良心到什么程度，另外混进来假的警察占多少比重，这些东西现在都不知道。
中共党内针对习近平的不同声音越来越多 越来越强
红二代B披露，中共党内政治精英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是越来越多，不排除秘密筹划一些针对习近平的特别行动，最近党内精英把习近平过去说的一些话拿出来，比如说反对终身制。
习近平2014年在中共人大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把废除中共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任期制度，说成是中共“政治制度改革的重大成就”。
这与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修宪，解除对最高领导人任期限制，取消中共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制限制形成鲜明对比。习修宪解除任期限制，是改革的倒退，是个人不断膨胀的产物。
红二代B说，中共党内的不同意见声音越来越强，而且是用习近平自己过去说的话来反驳习现在做的事。这是因为习近平在香港问题、新疆、中美贸易战上没处理好，“捅娄子了”，所以中共党内不同的声音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强。
上个月中共召开北戴河会议，据知情人透露，中共高层在香港问题和中美贸易战上分为两派，一方是政治老人，另一方是习近平和王沪宁代表的极左政治路线。政治老人都不赞成对香港动武和镇压，在中美贸易战上，党内元老们也有很多不认同习近平王沪宁极左路线的地方。
在双方达不成共识的情况下，据说中共前总理温家宝对习近平一方撂下了一句话，“我们该说的话都说了，你看着办。”
另外，还有一名中共元老写了一封题为“明年是否我们还能在北戴河相见”的公开信，也被曝光。公开信质疑，中共最终怎么解决香港问题，美中关系如今到了这个程度，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下去等，中共能撑过明年吗？
红二代B说，这封公开信是中共前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写的，是批评习近平的意见，现在正好又是70周年，反对习近平的党内势力在集结，习近平面临下台危险，而且北京现在是草木皆兵，习近平把氛围搞得乱七八糟，连《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都抱怨习近平。他表示，习近平乱扣帽子，现在习近平有了各种各样的反对派，比如说，嫌习不妥协的就是反对派，嫌习不够强烈的也是反对派。现在“形势很糟糕，香港也好，中美关系也好，都很糟糕，所以比他习近平更左的，比他更右的都是反对派”。
红二代B说，习近平在香港问题上反应迟缓，对港人妥协得太慢，所以香港才弄成现在这个局面。
港澳系统人事异动 习防对手搅局
中共港澳办、中联办都出现人事变动。其中，港澳办综合司司长向斌晋升为党组成员，港澳办领导层因此由5人增至6人。而出身福建官场的香港中联办副主任陈冬，晋升为中联办党组副书记，而且名字排在杨建平、杨健、仇鸿之前，跃升第一副主任。红二代B表示，中联办、港澳办这一块里面有人故意给习近平搅局上眼药水，可能是被利用设局设计习近平的，因此习近平不再信任中联办、港澳办这帮人了。中联办和港澳办在过去联手给中央谎报军情，传递虚假情报，欺骗中央欺骗习近平，搅乱了香港局势，在香港问题上起到严重负作用。
大陆民众对中共越来越不满
红二代B表示，十一过后，中共是否能挺的下去，“我也不看好，因为香港问题和中美关系问题现在都无解”。
他说，香港民众对中共越来越不满，22年以来，港人与大陆没有一点点走在一起的气象，两百万人上街了，十一如果不禁止游行，或者允许游行的话，港人可能三百万人上街了。
但他认为，任何一个政党垮台都是内因起决定作用，外因是起辅助作用，不管是政党垮台也好，还是其它的事情也好，都是内因起决定性的作用。
红二代C表示，国内的老百姓对中共不满意的也很多，但由于中共管控得很严以及它多年给大陆人洗脑，所以大陆人普遍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作为两面人在公开场合表达虚假观点，不像香港在自由社会里那样。
2019年9月28日
王沪宁给习近平挖坑：中共宣传机器极左斗争思维绞杀习近平
【王沪宁给习近平挖坑：中共宣传机器极左斗争思维绞杀习近平】
中共大外宣媒体引述专家分析，将贸易战肇因归结于国内宣传系统的〝过度宣传〞。时政评论员表示，王沪宁作为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之前人民日报，环球时报，CCTV等极左媒体激进言论，王沪宁负有不可推卸责任。
郑永年说，中共官媒在解读一带一路的问题上让人以为中共要统治世界了。郑永年认为，中共宣传部门只要把中共大陆真实面表达出来即可。他提到中共党媒在报导习近平讲话时也是有选择性的，“中国国内为什么只是说他这几句，而不说那几句，我觉得还是平衡（balance）的表述比较好…
去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政党大会，习近平说“我们不输入模式，也不输出模式”，之后我只看到（中联部部长）宋涛（在媒体上）写的评论，其他人似乎都（对此）不感兴趣，好像没有什么跟进（follow）的东西出来”。
胡平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与欧美发达国家基本价值观存在根本差异，中共在国际上的冲突在所难免。中美贸易纠纷冲突只是更大、更深刻和更严重冲突的体现。即便贸易战完全化解，也不等于双方更深刻的矛盾得到化解，而不过是推迟了对抗。
时政评论员在自媒体节目中表示，王沪宁是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之前“环球时报”等左派媒体的激进言论，王沪宁负有责任，在王沪宁主导下，对习近平讲话刻意删减，断章取义，塑造习近平大搞个人崇拜的形象对其高级黑，捧杀习近平，以舆论绑架当局整体左转。
郑永年提到中共一带一路统治世界的宣传，不排除王沪宁有故意替习近平四处树敌、制造外敌的因素。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也曾说，中共大陆国内，宣传部门〝一些不合适的言论〞对激发贸易战负有一定责任。
中共大外宣媒体引述专家分析，将贸易战肇因归结于国内宣传系统的〝过度宣传〞。时政评论员表示，王沪宁作为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之前人民日报，环球时报，CCTV等极左媒体激进言论，王沪宁负有不可推卸责任。
郑永年说，中共官媒在解读一带一路的问题上让人以为中共要统治世界了。郑永年认为，中共宣传部门只要把中共大陆真实面表达出来即可。他提到中共党媒在报导习近平讲话时也是有选择性的，“中国国内为什么只是说他这几句，而不说那几句，我觉得还是平衡（balance）的表述比较好…
去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政党大会，习近平说“我们不输入模式，也不输出模式”，之后我只看到（中联部部长）宋涛（在媒体上）写的评论，其他人似乎都（对此）不感兴趣，好像没有什么跟进（follow）的东西出来”。
胡平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与欧美发达国家基本价值观存在根本差异，中共在国际上的冲突在所难免。中美贸易纠纷冲突只是更大、更深刻和更严重冲突的体现。即便贸易战完全化解，也不等于双方更深刻的矛盾得到化解，而不过是推迟了对抗。
时政评论员在自媒体节目中表示，王沪宁是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之前“环球时报”等左派媒体的激进言论，王沪宁负有责任，在王沪宁主导下，对习近平讲话刻意删减，断章取义，塑造习近平大搞个人崇拜的形象对其高级黑，捧杀习近平，以舆论绑架当局整体左转。
郑永年提到中共一带一路统治世界的宣传，不排除王沪宁有故意替习近平四处树敌、制造外敌的因素。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也曾说，中共大陆国内，宣传部门〝一些不合适的言论〞对激发贸易战负有一定责任。
2019年9月25日
王沪宁中共宣传机器对大陆人灌输极左仇恨思维，制造中港对立、中港仇恨，搅浑香港局势
【王沪宁中共宣传机器对大陆人灌输极左仇恨思维，制造中港对立、中港仇恨，搅浑香港局势】
香港反送中运动以来，香港首富李嘉诚接连发表两次言论后，遭到中共官媒口诛笔伐。专家认为，李嘉诚的两次发声，都命中了中共的要害，如他写的"爱自由，爱包容，爱法治"是中共的死敌等，这令中共恼羞成怒。
港人的反送中运动从6月至今，不但没有停止，而且还有进一步激化的趋势。期间，不少香港商界人士迫于中共的压力，不但不敢就此表态，甚至还被迫出来"撑警"，但李嘉诚接连两次发声，令中共相当不满。
李嘉诚的"主人翁"言论刺痛了中共
李嘉诚9月8日出席香港慈山寺祈福活动时，公开发声劝架：希望抗议者能够体谅大局，而执政者都能够对"我们未来主人翁"， 能够"网开一面"。
时评家林保华9月18日对法广记者表示，李嘉诚要求对香港未来的"主人翁"网开一面这句话"深深得罪了共产党"，在中共眼里，党才是中共国家主人，岂容他人置喙？且北京已视香港抗议者为"暴徒"，让他们做未来主人，岂不是要推翻共产党统治？
林保华表示，李嘉诚深知他这些话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但还是说了别人不敢说的话，这是91岁高龄的他，"对香港最后的回馈"。
李嘉诚发表上述言论后，不但遭到中共政法委批其"纵容犯罪"，而且还遭到王沪宁主管的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媒的"口诛笔伐"。中共官媒宣传极左思想，大肆制造中港对立、中港仇恨，它们将本来是政治问题的反送中运动，说成是因为李嘉诚这些地产大亨们推高了房价所致。
对于中共政法委的指责，李嘉诚表示自己习惯于"莫须有的指责"，并表示，他所说的"宽容不等于纵容"。
对于中共官媒将反送中运动与房价挂钩，外界普遍质疑中共企图借香港房价来转移港人反送中、争取民主、法治的视线。而且外界还质疑，香港的房价攀升是由于香港地产商，那中共大陆北上广深的高房价又怪谁呢？香港在英国治下时，为什么没有这个危机，而主权移交中共大陆后，为什么爆发了呢？
"自由 包容 法治"是中共的死敌
李嘉诚8月16日在多家报章的头版，刊登两则广告，一则是"黄台之瓜，何堪再摘"，仅仅几个字；另一则是中间写着有禁止符号在"暴力"两字上，两字上面写有"最好的因可成最坏的果"，左右两边写着"爱中国．爱香港．爱自己"，"爱自由．爱包容．爱法治"。
林保华对法广表示，李嘉诚提到"爱自己"，是不忍心看到香港年轻人在街头被暴打溅血，表现的是正常人的人性，而他写的"爱自由，爱包容，爱法治"，这三者恰恰是中共的死敌。
中共批李嘉诚，转移视线，蒙蔽大陆人对港人追求自由民主的认识
香港区前中共政协委员刘梦熊9月17日对美国之音表示，李嘉诚现在可能成为了中共进行"斗争"的一个对象，中共可能希望通过"炮轰"李嘉诚把香港"反修例"民众的不满从政治层面转移到经济、民生的层面，来减弱香港林郑月娥政府和中共政府受到的压力。
刘梦熊说，九十多岁的李嘉诚，本来希望促进当权者与年轻的抗争者进行良性的互动，不料他的一句"闲话"被当局"无限上纲"，把李嘉诚希望社会从对立转向对话、由撕裂变为和谐的出发点曲解为"纵容犯罪"，这太"过分"，实在是"令人心寒"。
中共可能统战李嘉诚失败
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小民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对李嘉诚的不满可能是一种积累的作用，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法广也认为，中共对李嘉诚的不满也是积累起来的。中共十八大后不久，李嘉诚就开始从中共大陆撤资，当时中共官媒就刊文批李嘉诚，但整体上还算克制，但中共记着帐。这次香港反送中危机中，李嘉诚出面说了几句本来不偏不倚的话，没想到遭到如此"炮轰"，也可看作是中共当局对李嘉诚愤怒的总爆发。
小民认为，香港的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三个多月，中共绝对不会任其发展，相反可能已经在幕后作了大量的工作，但香港的富豪们"不大买账"。
黄台之瓜 何堪再摘
石实表示，李嘉诚引用"黄台之瓜，何堪再摘"，意在表示：香港主权移交大陆后，港人的民主、自由不断被中共剥夺，现在中共又想利用修订香港的《逃犯条例》，将所谓的违犯中共法律或其异见人士引渡到中国受审，这等于又剥夺了港人的法治，如此港人已没有任何民主、自由以及法治，中共把黄台瓜"摘绝"了。中共对香港社会的自由、法制、民主侵蚀和干预，破坏了一国两制，这才是真正的乱港之源，乱局之源。
香港反送中运动以来，香港首富李嘉诚接连发表两次言论后，遭到中共官媒口诛笔伐。专家认为，李嘉诚的两次发声，都命中了中共的要害，如他写的"爱自由，爱包容，爱法治"是中共的死敌等，这令中共恼羞成怒。
港人的反送中运动从6月至今，不但没有停止，而且还有进一步激化的趋势。期间，不少香港商界人士迫于中共的压力，不但不敢就此表态，甚至还被迫出来"撑警"，但李嘉诚接连两次发声，令中共相当不满。
李嘉诚的"主人翁"言论刺痛了中共
李嘉诚9月8日出席香港慈山寺祈福活动时，公开发声劝架：希望抗议者能够体谅大局，而执政者都能够对"我们未来主人翁"， 能够"网开一面"。
时评家林保华9月18日对法广记者表示，李嘉诚要求对香港未来的"主人翁"网开一面这句话"深深得罪了共产党"，在中共眼里，党才是中共国家主人，岂容他人置喙？且北京已视香港抗议者为"暴徒"，让他们做未来主人，岂不是要推翻共产党统治？
林保华表示，李嘉诚深知他这些话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但还是说了别人不敢说的话，这是91岁高龄的他，"对香港最后的回馈"。
李嘉诚发表上述言论后，不但遭到中共政法委批其"纵容犯罪"，而且还遭到王沪宁主管的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媒的"口诛笔伐"。中共官媒宣传极左思想，大肆制造中港对立、中港仇恨，它们将本来是政治问题的反送中运动，说成是因为李嘉诚这些地产大亨们推高了房价所致。
对于中共政法委的指责，李嘉诚表示自己习惯于"莫须有的指责"，并表示，他所说的"宽容不等于纵容"。
对于中共官媒将反送中运动与房价挂钩，外界普遍质疑中共企图借香港房价来转移港人反送中、争取民主、法治的视线。而且外界还质疑，香港的房价攀升是由于香港地产商，那中共大陆北上广深的高房价又怪谁呢？香港在英国治下时，为什么没有这个危机，而主权移交中共大陆后，为什么爆发了呢？
"自由 包容 法治"是中共的死敌
李嘉诚8月16日在多家报章的头版，刊登两则广告，一则是"黄台之瓜，何堪再摘"，仅仅几个字；另一则是中间写着有禁止符号在"暴力"两字上，两字上面写有"最好的因可成最坏的果"，左右两边写着"爱中国．爱香港．爱自己"，"爱自由．爱包容．爱法治"。
林保华对法广表示，李嘉诚提到"爱自己"，是不忍心看到香港年轻人在街头被暴打溅血，表现的是正常人的人性，而他写的"爱自由，爱包容，爱法治"，这三者恰恰是中共的死敌。
中共批李嘉诚，转移视线，蒙蔽大陆人对港人追求自由民主的认识
香港区前中共政协委员刘梦熊9月17日对美国之音表示，李嘉诚现在可能成为了中共进行"斗争"的一个对象，中共可能希望通过"炮轰"李嘉诚把香港"反修例"民众的不满从政治层面转移到经济、民生的层面，来减弱香港林郑月娥政府和中共政府受到的压力。
刘梦熊说，九十多岁的李嘉诚，本来希望促进当权者与年轻的抗争者进行良性的互动，不料他的一句"闲话"被当局"无限上纲"，把李嘉诚希望社会从对立转向对话、由撕裂变为和谐的出发点曲解为"纵容犯罪"，这太"过分"，实在是"令人心寒"。
中共可能统战李嘉诚失败
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小民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对李嘉诚的不满可能是一种积累的作用，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法广也认为，中共对李嘉诚的不满也是积累起来的。中共十八大后不久，李嘉诚就开始从中共大陆撤资，当时中共官媒就刊文批李嘉诚，但整体上还算克制，但中共记着帐。这次香港反送中危机中，李嘉诚出面说了几句本来不偏不倚的话，没想到遭到如此"炮轰"，也可看作是中共当局对李嘉诚愤怒的总爆发。
小民认为，香港的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三个多月，中共绝对不会任其发展，相反可能已经在幕后作了大量的工作，但香港的富豪们"不大买账"。
黄台之瓜 何堪再摘
石实表示，李嘉诚引用"黄台之瓜，何堪再摘"，意在表示：香港主权移交大陆后，港人的民主、自由不断被中共剥夺，现在中共又想利用修订香港的《逃犯条例》，将所谓的违犯中共法律或其异见人士引渡到中国受审，这等于又剥夺了港人的法治，如此港人已没有任何民主、自由以及法治，中共把黄台瓜"摘绝"了。中共对香港社会的自由、法制、民主侵蚀和干预，破坏了一国两制，这才是真正的乱港之源，乱局之源。
美国总统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社会主义对全世界构成严重威胁
【美国总统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社会主义对全世界构成严重威胁】
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周二（9月24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UNGA）发言，指出"社会主义幽灵"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川普警告世界领导人警惕"社会主义幽灵"，称这是各国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它们会在国内肇事以及破坏社会。
"委内瑞拉的事件提醒我们所有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与公正无关，与平等无关，与提升穷人（生活质量）无关，当然也与国家利益无关。"川普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做一件事：争夺统治阶级的权力。"
世界各国领导人于本周在纽约举行了联合国大会第74届会议，这是美国总统川普连续第三次参加并发表演讲，而过去三年川普的演讲主题都包括"社会主义"。
在就任美国总统后的2017年联大演讲中，川普表示，共产主义带来苦难；2018年的演讲中，川普呼吁，世界各国应抵制社会主义。
在周二的36分钟的联大发言中，川普指出，在过去一百年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杀害了一亿人。
"不幸的是，正如我们在委内瑞拉看到的那样，死亡人数仍在继续增加。"川普说。
川普总统还表达了对历史、文化和传统的珍视，他说："自由世界必须拥抱自己的传统。如果你想要自由，就要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如果你想要民主，就要维护自己主权；如果你希望和平，就要热爱你自己的国家。"
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周二（9月24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UNGA）发言，指出"社会主义幽灵"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川普警告世界领导人警惕"社会主义幽灵"，称这是各国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它们会在国内肇事以及破坏社会。
"委内瑞拉的事件提醒我们所有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与公正无关，与平等无关，与提升穷人（生活质量）无关，当然也与国家利益无关。"川普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做一件事：争夺统治阶级的权力。"
世界各国领导人于本周在纽约举行了联合国大会第74届会议，这是美国总统川普连续第三次参加并发表演讲，而过去三年川普的演讲主题都包括"社会主义"。
在就任美国总统后的2017年联大演讲中，川普表示，共产主义带来苦难；2018年的演讲中，川普呼吁，世界各国应抵制社会主义。
在周二的36分钟的联大发言中，川普指出，在过去一百年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杀害了一亿人。
"不幸的是，正如我们在委内瑞拉看到的那样，死亡人数仍在继续增加。"川普说。
川普总统还表达了对历史、文化和传统的珍视，他说："自由世界必须拥抱自己的传统。如果你想要自由，就要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如果你想要民主，就要维护自己主权；如果你希望和平，就要热爱你自己的国家。"
2019年9月24日
王沪宁宣传机器制造乱局，习近平遭拐带入坑
【王沪宁宣传机器制造乱局，习近平遭拐带入坑】
王沪宁一度盛传在中南海失势，在此前多项分管工作上均出现让位、失权迹象，也引起不少猜测。
贸易战、香港问题或令王沪宁地位实际动摇
中美贸易战持续，中南海高层的气氛越来越微妙。外界发现，几年间充斥中共媒体和官场的"四个自信"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政策摇摆和进退失据的尴尬。香港问题上，王沪宁主管的中共宣传机器制造中港对立、中港仇恨，为香港问题火上浇油，给习近平决策制造棘手话语环境。
德国之声刊发北京专家文章，坊间许多传闻都把焦点集中到了王沪宁身上，相信他是"君侧"的保守一方，作为主张全面的新权威主义，即加强个人集权和国企垄断、鼓吹浮夸自大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对技术官僚们的务实主义形成很大干扰，问责之声不绝于耳。
曾有北京传言声称中共元老对习近平发难；王沪宁担责被迫下台等等。而王沪宁这期间一度隐身。
路透社曾有报导引述的知情者称，中美贸易战导致中共内部出现分裂，王沪宁正陷入麻烦。
中国政府网发表国务院人事任免信息表明，习近平的亲信、前网信办主任徐麟于本周二正式出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另一福建旧部庄荣文则接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现年56岁的徐麟曾与习近平在上海共事。
徐麟、庄荣文的任命，加上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也是习近平旧部，中共宣传口被认为已牢牢由习掌控。
一位匿名人士称："另外点名批评了中宣部，还有网信办，提出了很多问题，而且语言激烈。回来以后，对习近平在宣传口，提出习近平新闻思想指导整个宣传口，是为习近平在十八大以来，用他的新闻思想指导舆论，连篇累牍的发了一大篇（人民日报）"。
当时有分析认为，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或表明中共高层对宣传口舆论导向不满，宣传领域料将迎来大地震。
王沪宁实权被架空 沦为弱势常委
曾有台湾媒体刊登社论，引述中共圈内人士的话说，王岐山、刘鹤、汪洋等务实派深知国力疲惫，不堪一战。但被暗指"不谙实务的党务大员"和"居心叵测的保守派"王沪宁极力鼓吹民族主义情绪，鼓吹与美国开战。
香港《南华早报》早前报导引述消息人士指，王沪宁的宣传部门过度吹嘘中国崛起，这一战略错误，必须有人负责。中共正在调整宣传和网络舆论领导层，以确保外宣符合当局的路线。
王沪宁一度盛传在中南海失势，在此前多项分管工作上均出现让位、失权迹象，也引起不少猜测。
贸易战、香港问题或令王沪宁地位实际动摇
中美贸易战持续，中南海高层的气氛越来越微妙。外界发现，几年间充斥中共媒体和官场的"四个自信"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政策摇摆和进退失据的尴尬。香港问题上，王沪宁主管的中共宣传机器制造中港对立、中港仇恨，为香港问题火上浇油，给习近平决策制造棘手话语环境。
德国之声刊发北京专家文章，坊间许多传闻都把焦点集中到了王沪宁身上，相信他是"君侧"的保守一方，作为主张全面的新权威主义，即加强个人集权和国企垄断、鼓吹浮夸自大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对技术官僚们的务实主义形成很大干扰，问责之声不绝于耳。
曾有北京传言声称中共元老对习近平发难；王沪宁担责被迫下台等等。而王沪宁这期间一度隐身。
路透社曾有报导引述的知情者称，中美贸易战导致中共内部出现分裂，王沪宁正陷入麻烦。
中国政府网发表国务院人事任免信息表明，习近平的亲信、前网信办主任徐麟于本周二正式出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另一福建旧部庄荣文则接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现年56岁的徐麟曾与习近平在上海共事。
徐麟、庄荣文的任命，加上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也是习近平旧部，中共宣传口被认为已牢牢由习掌控。
一位匿名人士称："另外点名批评了中宣部，还有网信办，提出了很多问题，而且语言激烈。回来以后，对习近平在宣传口，提出习近平新闻思想指导整个宣传口，是为习近平在十八大以来，用他的新闻思想指导舆论，连篇累牍的发了一大篇（人民日报）"。
当时有分析认为，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或表明中共高层对宣传口舆论导向不满，宣传领域料将迎来大地震。
王沪宁实权被架空 沦为弱势常委
曾有台湾媒体刊登社论，引述中共圈内人士的话说，王岐山、刘鹤、汪洋等务实派深知国力疲惫，不堪一战。但被暗指"不谙实务的党务大员"和"居心叵测的保守派"王沪宁极力鼓吹民族主义情绪，鼓吹与美国开战。
香港《南华早报》早前报导引述消息人士指，王沪宁的宣传部门过度吹嘘中国崛起，这一战略错误，必须有人负责。中共正在调整宣传和网络舆论领导层，以确保外宣符合当局的路线。
王沪宁宣传机器制造中港对立、中港仇恨，学者拆解王沪宁对港宣传战
【王沪宁宣传机器制造中港对立、中港仇恨，为香港问题火上浇油，学者拆解王沪宁对港宣传战】
港市民反送中运动，已经持续多月。期间，王沪宁主管的中共官方媒体，从不报道，到选择性报道，再到全面抹黑、污名化港人抗争，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在党媒的仇恨煽动下，惨遭洗脑的中共大陆民众，或称"自干五"（自带干粮的五毛党），对香港的敌视和仇视，也臻于狂热的至境。
由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主导的中共宣传机器，添油加醋的制造中港对立、中港仇恨，竭尽所能地诽谤抹黑港人，给港人扣帽子，误导习近平，导致习近平频频出昏招，致使习近平在党内外招致更多反对声音，树立更多政敌。一言以蔽之，王沪宁主管的中共宣传机器为香港乱局火上浇油，计有下列关键词：暴力、暴乱、暴徒、恐怖分子、港独、汉奸、外部势力。笔者对此一一解析。
暴力、暴徒、暴乱。6月12日，警方过度暴力，用布袋弹直射抗议者上半身和头部；7月1日，可疑人士带头砸门立法院、警方上演空城计、警总发声谴责是晚上十点过，腕上手表却停留在下午五点（提前录像）；7月21日，元朗白衣人（黑社会）持凶器无差别攻击示威者、乘客、居民；以及随后发生在北角和荃湾等地的白衣人、蓝衣人攻击示威者暴行…… 对比示威港人的勇武抗争，其先后顺序、因果关系、主被动线条，清晰可见。所谓暴力、暴徒、暴乱，这类帽子，只能属于警方（大量内地公安冒充）、黑社会（当局买通的）、和共产党。
恐怖分子。国际上对恐怖分子的定义，是那些针对平民的袭击者、尤其武装袭击者。参加抗争的香港市民和年轻人，他们中的任何人，没有在任何时间，攻击任何平民或路人，他们的勇武手段，或针对滥用暴力的警察、或反击黑社会、或针对共产党的象征诸如五星旗、国徽等物。反观全副武装的警察、手持刀具、棍棒和藤条的黑社会，攻击手无寸铁的平民，且无差别攻击平民，才完全符合恐怖分子的行为和定义。
港独。在港人的五大诉求中，并没有"香港独立"一项。王沪宁咬定这个词，一是为了遮挡港人的真正诉求，最大的诉求是双普选；二是为了煽动中共大陆民众对港人的仇恨；三是另有所图，仿佛巴不得港人追求独立、巴不得香港独立，以利中共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强化其一党专政的统治。由此可见，说"共产党是港独之父"，并非空穴来风。其实，对照港独、台独、藏独、疆独，均是中共制造。
汉奸。如果没有把马克思和列宁这两个外国祖师爷的招牌摘下来，中共就脱不了汉奸这顶帽子。更不用说，在二战中，中共勾结日军、合攻国军、颠覆国民政府的卖国史实。
外部势力。事实上，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中共当局就是香港的外部势力，而这个外部势力，一直在粗暴干涉香港内政，越来越无所顾忌地逾越一国两制、"井水不犯河水"的界限。中共对香港自由法制社会的长期粗暴干涉才是真正的乱港之源。
在港人的抗争下，中共在香港至少犯下三大错：其一，蓄意制造暴力，以为可以吓唬或栽赃港人，却激起港人更加勇武和更加持久的抗争；其二，越俎代庖，由中共政府取代香港特区政府，直接恐吓港人，把港人对特首林郑月娥的愤怒，延伸为港人对共产党政权的愤怒；其三，王沪宁的中共宣传机器对香港问题宣传过于高调，通过精心编造的假信息、假新闻，在内地煽动起民族主义狂潮，以至于，很多内地民众对香港喊打喊杀，迫使习近平在决策上非常棘手。中共一再误判港人，就在于，执着于用对付内地民众的手段，去对付香港民众，诸如，操纵暴力，图谋嫁祸于人；高喊外部势力，实为贼喊捉贼。殊不知，香港毕竟是香港，香港不是内地。中共在内地驾轻就熟的阴险手段，却在香港派不上用场。
港市民反送中运动，已经持续多月。期间，王沪宁主管的中共官方媒体，从不报道，到选择性报道，再到全面抹黑、污名化港人抗争，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在党媒的仇恨煽动下，惨遭洗脑的中共大陆民众，或称"自干五"（自带干粮的五毛党），对香港的敌视和仇视，也臻于狂热的至境。
由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主导的中共宣传机器，添油加醋的制造中港对立、中港仇恨，竭尽所能地诽谤抹黑港人，给港人扣帽子，误导习近平，导致习近平频频出昏招，致使习近平在党内外招致更多反对声音，树立更多政敌。一言以蔽之，王沪宁主管的中共宣传机器为香港乱局火上浇油，计有下列关键词：暴力、暴乱、暴徒、恐怖分子、港独、汉奸、外部势力。笔者对此一一解析。
暴力、暴徒、暴乱。6月12日，警方过度暴力，用布袋弹直射抗议者上半身和头部；7月1日，可疑人士带头砸门立法院、警方上演空城计、警总发声谴责是晚上十点过，腕上手表却停留在下午五点（提前录像）；7月21日，元朗白衣人（黑社会）持凶器无差别攻击示威者、乘客、居民；以及随后发生在北角和荃湾等地的白衣人、蓝衣人攻击示威者暴行…… 对比示威港人的勇武抗争，其先后顺序、因果关系、主被动线条，清晰可见。所谓暴力、暴徒、暴乱，这类帽子，只能属于警方（大量内地公安冒充）、黑社会（当局买通的）、和共产党。
恐怖分子。国际上对恐怖分子的定义，是那些针对平民的袭击者、尤其武装袭击者。参加抗争的香港市民和年轻人，他们中的任何人，没有在任何时间，攻击任何平民或路人，他们的勇武手段，或针对滥用暴力的警察、或反击黑社会、或针对共产党的象征诸如五星旗、国徽等物。反观全副武装的警察、手持刀具、棍棒和藤条的黑社会，攻击手无寸铁的平民，且无差别攻击平民，才完全符合恐怖分子的行为和定义。
港独。在港人的五大诉求中，并没有"香港独立"一项。王沪宁咬定这个词，一是为了遮挡港人的真正诉求，最大的诉求是双普选；二是为了煽动中共大陆民众对港人的仇恨；三是另有所图，仿佛巴不得港人追求独立、巴不得香港独立，以利中共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强化其一党专政的统治。由此可见，说"共产党是港独之父"，并非空穴来风。其实，对照港独、台独、藏独、疆独，均是中共制造。
汉奸。如果没有把马克思和列宁这两个外国祖师爷的招牌摘下来，中共就脱不了汉奸这顶帽子。更不用说，在二战中，中共勾结日军、合攻国军、颠覆国民政府的卖国史实。
外部势力。事实上，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中共当局就是香港的外部势力，而这个外部势力，一直在粗暴干涉香港内政，越来越无所顾忌地逾越一国两制、"井水不犯河水"的界限。中共对香港自由法制社会的长期粗暴干涉才是真正的乱港之源。
在港人的抗争下，中共在香港至少犯下三大错：其一，蓄意制造暴力，以为可以吓唬或栽赃港人，却激起港人更加勇武和更加持久的抗争；其二，越俎代庖，由中共政府取代香港特区政府，直接恐吓港人，把港人对特首林郑月娥的愤怒，延伸为港人对共产党政权的愤怒；其三，王沪宁的中共宣传机器对香港问题宣传过于高调，通过精心编造的假信息、假新闻，在内地煽动起民族主义狂潮，以至于，很多内地民众对香港喊打喊杀，迫使习近平在决策上非常棘手。中共一再误判港人，就在于，执着于用对付内地民众的手段，去对付香港民众，诸如，操纵暴力，图谋嫁祸于人；高喊外部势力，实为贼喊捉贼。殊不知，香港毕竟是香港，香港不是内地。中共在内地驾轻就熟的阴险手段，却在香港派不上用场。
中共宣传捧杀习近平：王沪宁趁乱夺权，习近平祸福难料
【中共宣传捧杀习近平：王沪宁趁乱夺权，习近平祸福难料】
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初，一度有港媒援引中共内部消息人士称，由于部分中共官员的不当做法和党媒的不当言论，导致贸易战升温。宣传口矛头全都指向王沪宁。当时外界纷纷猜测，王沪宁可能会被问责。显示中共高层激烈内斗中，习近平在用人和决策方面，仍然是左右摇摆。
分析：王沪宁把习往泥坑里带
分析指出，十九大后，走到前台的王沪宁，一步一步把习近平往泥坑里带。与意识形态有关的倒行逆施主体思想可能都是他出的，这也使得习当局在应对中美贸易战方面，失误连连。
由于北京的接连误判，导致美中贸易战面临全面升级，而中共继续加大以毛左意识形态指导贸易战。江泽民早年培植的擅长搞"低级红，高级黑"的王沪宁这类人大行其道，频频抛出各种老掉牙的文革式口号和政策，藉以应对贸易战，促使贸易战扩大到科技战、金融战、货币战、人权战、信息战。
当前，北京当局在节节败退，高层领导人无可救药，经济危机积重难返，民怨沸腾。在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前，曾有台湾媒体刊登社论，引述中共"圈内人士"的话说，王岐山、刘鹤、汪洋等务实派深知国力疲惫，不堪一战。但"不谙实务的党务大员"和"居心叵测的保守派"极力鼓吹民族主义情绪，鼓吹与美国开战。
有多名匿名中共官员罕见借港媒专访就贸易战发声。他们一致将贸易战责任推给中共党内宣传新闻部门，认为党内高层有人曲解习近平中央意图做出不当判断发出不当宣传指令。曾有北京传言声称中共元老对习近平发难，王沪宁因贸易战担责被迫下台等等。
王沪宁让习近平里外不是人
有署名诸葛高参的作者6月份曾刊发题为《习老兄，再不回头，万事皆休！》一文说，在十九大后，王沪宁这类人上位后，把习与中共毛左捆绑在一起，捧杀习近平，硬是把习捧成了一个昏君，如今习近平里外不是人。
路透社报导引述的知情者称，中美贸易战导致中共内部出现分裂，王沪宁正陷入麻烦。王沪宁被党内批评因采用的"民族主义"误导习近平，从而让中美贸易问题变得复杂难解。
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初，一度有港媒援引中共内部消息人士称，由于部分中共官员的不当做法和党媒的不当言论，导致贸易战升温。宣传口矛头全都指向王沪宁。当时外界纷纷猜测，王沪宁可能会被问责。显示中共高层激烈内斗中，习近平在用人和决策方面，仍然是左右摇摆。
分析：王沪宁把习往泥坑里带
分析指出，十九大后，走到前台的王沪宁，一步一步把习近平往泥坑里带。与意识形态有关的倒行逆施主体思想可能都是他出的，这也使得习当局在应对中美贸易战方面，失误连连。
由于北京的接连误判，导致美中贸易战面临全面升级，而中共继续加大以毛左意识形态指导贸易战。江泽民早年培植的擅长搞"低级红，高级黑"的王沪宁这类人大行其道，频频抛出各种老掉牙的文革式口号和政策，藉以应对贸易战，促使贸易战扩大到科技战、金融战、货币战、人权战、信息战。
当前，北京当局在节节败退，高层领导人无可救药，经济危机积重难返，民怨沸腾。在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前，曾有台湾媒体刊登社论，引述中共"圈内人士"的话说，王岐山、刘鹤、汪洋等务实派深知国力疲惫，不堪一战。但"不谙实务的党务大员"和"居心叵测的保守派"极力鼓吹民族主义情绪，鼓吹与美国开战。
有多名匿名中共官员罕见借港媒专访就贸易战发声。他们一致将贸易战责任推给中共党内宣传新闻部门，认为党内高层有人曲解习近平中央意图做出不当判断发出不当宣传指令。曾有北京传言声称中共元老对习近平发难，王沪宁因贸易战担责被迫下台等等。
王沪宁让习近平里外不是人
有署名诸葛高参的作者6月份曾刊发题为《习老兄，再不回头，万事皆休！》一文说，在十九大后，王沪宁这类人上位后，把习与中共毛左捆绑在一起，捧杀习近平，硬是把习捧成了一个昏君，如今习近平里外不是人。
路透社报导引述的知情者称，中美贸易战导致中共内部出现分裂，王沪宁正陷入麻烦。王沪宁被党内批评因采用的"民族主义"误导习近平，从而让中美贸易问题变得复杂难解。
2019年9月22日
中共党媒攻击李嘉诚为哪般？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乱港之源乱局之源？
中共党媒攻击李嘉诚为哪般？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乱港之源乱局之源？ 中共不但不承认对香港自由民主法制社会的全方位侵蚀才是真正的乱局之源乱港之源，反而想把问题嫁祸于李嘉诚等商人头上。这种说辞，在香港和国际社会上根本无法让人接受，也更显露出中共意识形态的荒谬和僵化。
熟悉李嘉诚的人士曾表示，他每天90%的时间，都在考虑未来的事情。他总是时刻在内心创造公司的逆境，不停地给自己提问，然后想出解决问题的方式，"等到危机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虽然1928年出生的李嘉诚已经是91岁高龄，但他仍然需要思考未来，2015年他在亚洲新闻周刊上的一篇文章中说："我也希望我的家人和我的商业在我故去之后，正常运转，得到良好的继承。"
所以，为了自己的家人和商业，李嘉诚一直都在思考未来，至今未停。李嘉诚对中国未来的大势走向，不断的深度思考。
在这种背景下，再来看李嘉诚最近招来中共大陆党媒强烈攻击的一番言论，看他的深层思想轨迹。
李嘉诚在2019年9月8日出席大埔区慈山寺的为香港祈福会上说，希望年轻人能够体谅大局，执政者能够对未来主人翁网开一面。虽然法律和人情有冲突，但政治问题都有两方面，若能够为对方想一想，很多大事便可以化为小事。
这种说法激怒了中共，因为在中共看来，香港反送中抗议的青年人，是敢于向共产党体制挑战的，决意拥抱自由普世价值的，他们是对中共最危险的一群人。如果让他们胜利了，就意味着中共红墙坍塌不远，怎么能网开一面呢？所以中共除了滥用警力外，还发动黑社会针对香港青年，有消息指，中共指示港府要多抓严判，让他们把牢底坐穿。
而在李嘉诚思考的未来中，这些青年人却是未来的主人翁。那么沿着这种思路看下去，在李嘉诚看到的未来中，中共和香港青年们，谁会是胜利者，谁将被淘汰，谁才是主人翁，谁只是历史过客，就比较清楚了。
李嘉诚2013年开始抛售大陆项目，从大陆撤资。2015年，他将公司注册地点从香港移往开曼群岛，主要投资转往英国与欧洲，他厌倦了中共言而无信反复无常的游戏。
王沪宁主管的中共党媒攻击李嘉诚，还有更恶毒的用心，就是把香港民众对真普选的政治要求，转移到高房价等民生问题上。中共大陆亦有网友反问党媒：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高房价民生问题谁又是幕后黑手呢？
中共不但不承认对香港自由民主法制社会的全方位侵蚀才是真正的乱局之源乱港之源，反而想把问题嫁祸于李嘉诚等商人头上。这种说辞，在香港和国际社会上根本无法让人接受，也更显露出中共意识形态的荒谬和僵化。
不过，李嘉诚此次被中共党媒批判，从长远看，却是中共无意送给李嘉诚的一个大礼。当历史翻过这一页，红朝落幕后，李嘉诚本人及其家人和公司都可能会因此次事件而受益，只是不知这是否也在精明的李嘉诚的预料之中呢？
熟悉李嘉诚的人士曾表示，他每天90%的时间，都在考虑未来的事情。他总是时刻在内心创造公司的逆境，不停地给自己提问，然后想出解决问题的方式，"等到危机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虽然1928年出生的李嘉诚已经是91岁高龄，但他仍然需要思考未来，2015年他在亚洲新闻周刊上的一篇文章中说："我也希望我的家人和我的商业在我故去之后，正常运转，得到良好的继承。"
所以，为了自己的家人和商业，李嘉诚一直都在思考未来，至今未停。李嘉诚对中国未来的大势走向，不断的深度思考。
在这种背景下，再来看李嘉诚最近招来中共大陆党媒强烈攻击的一番言论，看他的深层思想轨迹。
李嘉诚在2019年9月8日出席大埔区慈山寺的为香港祈福会上说，希望年轻人能够体谅大局，执政者能够对未来主人翁网开一面。虽然法律和人情有冲突，但政治问题都有两方面，若能够为对方想一想，很多大事便可以化为小事。
这种说法激怒了中共，因为在中共看来，香港反送中抗议的青年人，是敢于向共产党体制挑战的，决意拥抱自由普世价值的，他们是对中共最危险的一群人。如果让他们胜利了，就意味着中共红墙坍塌不远，怎么能网开一面呢？所以中共除了滥用警力外，还发动黑社会针对香港青年，有消息指，中共指示港府要多抓严判，让他们把牢底坐穿。
而在李嘉诚思考的未来中，这些青年人却是未来的主人翁。那么沿着这种思路看下去，在李嘉诚看到的未来中，中共和香港青年们，谁会是胜利者，谁将被淘汰，谁才是主人翁，谁只是历史过客，就比较清楚了。
李嘉诚2013年开始抛售大陆项目，从大陆撤资。2015年，他将公司注册地点从香港移往开曼群岛，主要投资转往英国与欧洲，他厌倦了中共言而无信反复无常的游戏。
王沪宁主管的中共党媒攻击李嘉诚，还有更恶毒的用心，就是把香港民众对真普选的政治要求，转移到高房价等民生问题上。中共大陆亦有网友反问党媒：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高房价民生问题谁又是幕后黑手呢？
中共不但不承认对香港自由民主法制社会的全方位侵蚀才是真正的乱局之源乱港之源，反而想把问题嫁祸于李嘉诚等商人头上。这种说辞，在香港和国际社会上根本无法让人接受，也更显露出中共意识形态的荒谬和僵化。
不过，李嘉诚此次被中共党媒批判，从长远看，却是中共无意送给李嘉诚的一个大礼。当历史翻过这一页，红朝落幕后，李嘉诚本人及其家人和公司都可能会因此次事件而受益，只是不知这是否也在精明的李嘉诚的预料之中呢？
推特重拳再出击，严打中共网军，封杀中共五毛党4300个账号
【推特重拳再出击，严打中共网军，封杀中共五毛党4300个账号】
社交媒体巨头推特（twitter）公司2019年9月20日再次发布声明，关停上万个"背后有国家操纵"的推特账号，其中与中共大陆政府有关散布虚假消息污蔑香港反送中民主运动的账号有4301个。这是推特对中共境外大外宣的又一次严厉打击。
9月20日，推特公司官方账号"推特安全"（twitter safety）发布声明，再次向公众披露了一批"违反推特价值观和平台操作政策"的账号，共10112个，并以"背后有国家操纵"为由将其永久关停（permanently suspended），其中仅中共（包括香港）账号就高达4301个。
声明指出，这些中共账号"在香港的示威运动中挑拨制造不和"。
声明还说，推特公司8月份已发现有多达20多万个来自中共大陆的虚假账号，这些账号在香港示威运动中"制造不和"，"扰乱香港政治秩序"。
8月19日，推特关停了936个来自中共大陆境内的核心账号，并锁定与这些核心账户互动的大约20万个推特账号。这些账号都被王沪宁领导的文宣部门用来宣传中共对香港抗议的官方虚假造谣，并把香港抗议者称为"暴徒"。推特已经向FBI报告了中共网军的这些活动。
与此同时，脸书还移除了7个页面、3个群组和5个账号。这些账号同样被指涉及中共大陆政府及散播关于香港的虚假新闻。几天之后，谷歌也禁止了210个抹黑香港抗议的YouTube频道。
推特、脸书是被中共封锁的海外社交媒体巨头，中共禁止中国大陆民众自由使用这些网站，但王沪宁领导的中共宣传部门却大张旗鼓地招募五毛党等相关技术人员，利用推特、脸书在海外抢夺舆论阵地。
《纽约时报》报导指出，王沪宁主管的宣传部门通过购买海外社交媒体账号，在香港事件上散播假信息。中共"似乎是简单地在一个神秘的全球市场上购买账号，寻求获取社群媒体影响力。在那个市场上，粉丝和转发都可以低价买到"。
除了购买账号服务和窃取账号外，创建和发展新账号的网路圈和受众，是中共开展虚假宣传的另一种关键方式。
8月16日，中共官媒中新社有两个采购中标项目，其中一个项目是耗资约125万元（人民币）以增加58万推特粉丝；另一项目是逾120万元，要求增加67万脸书粉丝。
新华社2019年4月的招标公告"全媒体采编发网际网路数据资源引入项目"中也提出用672万元人民币监测海外媒体、采集海外社交媒体外国媒体账号分析数据（比如阅读数、转发数、互动数）。
虽然推特暂停了一些账号，但也承认这些做虚假宣传的活动不会停止。位于费城的"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克林特‧瓦茨（Clint Watts）认为，推特所关闭的账号可能只是中共大陆政府操作账号的非常小的一部分。
《纽约时报》表示，已经有一些迹象表明，推特并没有完全停止中共的行动。加州帕洛阿尔托智库未来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Future）的尼克‧莫纳科（Nick Monaco）发现了与推特关闭的账号非常相似的17个账号，它们仍然活跃。
《中央社》8月21日报导称，中共对内封锁脸书和推特网站，但它本身却相当重视这些国内人士无法正常浏览的舆论阵地。
社交媒体巨头推特（twitter）公司2019年9月20日再次发布声明，关停上万个"背后有国家操纵"的推特账号，其中与中共大陆政府有关散布虚假消息污蔑香港反送中民主运动的账号有4301个。这是推特对中共境外大外宣的又一次严厉打击。
9月20日，推特公司官方账号"推特安全"（twitter safety）发布声明，再次向公众披露了一批"违反推特价值观和平台操作政策"的账号，共10112个，并以"背后有国家操纵"为由将其永久关停（permanently suspended），其中仅中共（包括香港）账号就高达4301个。
声明指出，这些中共账号"在香港的示威运动中挑拨制造不和"。
声明还说，推特公司8月份已发现有多达20多万个来自中共大陆的虚假账号，这些账号在香港示威运动中"制造不和"，"扰乱香港政治秩序"。
8月19日，推特关停了936个来自中共大陆境内的核心账号，并锁定与这些核心账户互动的大约20万个推特账号。这些账号都被王沪宁领导的文宣部门用来宣传中共对香港抗议的官方虚假造谣，并把香港抗议者称为"暴徒"。推特已经向FBI报告了中共网军的这些活动。
与此同时，脸书还移除了7个页面、3个群组和5个账号。这些账号同样被指涉及中共大陆政府及散播关于香港的虚假新闻。几天之后，谷歌也禁止了210个抹黑香港抗议的YouTube频道。
推特、脸书是被中共封锁的海外社交媒体巨头，中共禁止中国大陆民众自由使用这些网站，但王沪宁领导的中共宣传部门却大张旗鼓地招募五毛党等相关技术人员，利用推特、脸书在海外抢夺舆论阵地。
《纽约时报》报导指出，王沪宁主管的宣传部门通过购买海外社交媒体账号，在香港事件上散播假信息。中共"似乎是简单地在一个神秘的全球市场上购买账号，寻求获取社群媒体影响力。在那个市场上，粉丝和转发都可以低价买到"。
除了购买账号服务和窃取账号外，创建和发展新账号的网路圈和受众，是中共开展虚假宣传的另一种关键方式。
8月16日，中共官媒中新社有两个采购中标项目，其中一个项目是耗资约125万元（人民币）以增加58万推特粉丝；另一项目是逾120万元，要求增加67万脸书粉丝。
新华社2019年4月的招标公告"全媒体采编发网际网路数据资源引入项目"中也提出用672万元人民币监测海外媒体、采集海外社交媒体外国媒体账号分析数据（比如阅读数、转发数、互动数）。
虽然推特暂停了一些账号，但也承认这些做虚假宣传的活动不会停止。位于费城的"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克林特‧瓦茨（Clint Watts）认为，推特所关闭的账号可能只是中共大陆政府操作账号的非常小的一部分。
《纽约时报》表示，已经有一些迹象表明，推特并没有完全停止中共的行动。加州帕洛阿尔托智库未来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Future）的尼克‧莫纳科（Nick Monaco）发现了与推特关闭的账号非常相似的17个账号，它们仍然活跃。
《中央社》8月21日报导称，中共对内封锁脸书和推特网站，但它本身却相当重视这些国内人士无法正常浏览的舆论阵地。
学者张林：习近平的中共特务秘密潜入香港暗杀香港抗议者
【学者张林：习近平的中共特务秘密潜入香港暗杀香港抗议者】
学者张林发文声称，习近平的中共特务已秘密潜入香港，大肆秘密暗杀抗议者。
香港，中国这块最后的、很少受中共党文化毒害的朴实纯洁地正在遭受中共的强暴污乱：王沪宁密令中共大陆媒体散布虚假信息，造谣香港市民为恐怖分子、暴徒；造谣香港大学生为港独、乱港份子；把黑社会和警察扮成市民进行内部破坏；警察随意用杀伤性武器伤害和打死市民……这些手段和行为是不是很熟悉？
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习近平的中共正在对香港人进行暗战、超限战，意图通过各种各样的暗杀，逐渐剪除最勇敢的抗议者。
9月18日深夜，一些将军澳居民看到，警署警员将一只白色箱抬上旅游巴士。9月19日下午，多名警员出现在鸭俐州海边。随后不久，尸体被人发现于浅水湾。15分钟后，相关新闻被播出。
还有许多莫名其妙的尸体浮与海边，不像过去香港人自杀的案例。一些网友把以上这些消息串连起来，认为香港警察在习近平的中共暗中领导下，已经沦为杀人凶手。
三个月来，时时传出港人自杀消息，而且数字不断上升。最近两周时间，就有40多人"跳楼"。现场没有血迹，事发时没有声音。
最近的自杀者也没有留下遗书，有些自杀的身上居然有淤血，跳楼的身上留有旧伤。但是港警仍然坚持说一切正常。
研究中共的专家认为，这些人应该多半是被中共特务暗秘密杀掉的。因为很多人不知道，中共是个警察特务治国，纳粹国家。在重要城市，比如北京、上海、香港、纽约，特务的比例更高。在香港的中共特务，一般的情报员起码有数十万，其中专业特务，大约在10万左右。
这些特务，随时可能装备杀人工具。中共有许多杀人实验室，研究各种致人死地，而又不会引起人们怀疑的方法，使受害者看起来像是病死、自然死、自杀死⋯⋯
苏共克格勃特务曾经在西方世界大肆暗杀，劣迹斑斑。中共是苏共在中国大陆建立的分支机构，自然也不例外。
中共成立不久，就在上海成立政治局直接领导的特科，下辖红队，专门在租界进行暗杀活动，臭名昭著。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亲自领导红队。他被捕后，迅速叛变。为了报复，周恩来亲自领着一队杀手，把毫不知情的顾顺章一家13口人，包括七十多岁的老父母和两岁婴儿，用斧子如数屠戮，然后埋入地下。尸体后来被租界巡捕发现，曾经轰动大上海。
香港毕竟是个国际化大都会，居民中除了350万英国（海外）公民之外，还有八万美国公民和几十万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及世界各国的公民。
如果中共使用八九年解放军血腥镇压北京学生运动的方法，势必会打死大量英国人、美国人，那不仅会引起国际纠纷，甚至导致各国组成联军，武力进驻香港。
所以中共利用其在香港大量特务的布局，展开秘密定点清除，精心选择消灭一些孤立无援的抗议先锋，最终威吓着其他抗议者，从而摧毁抗议运动。
中共为征服香港制造出一个能对中共大陆民众煽情仇恨的词：港独。其实，即使是共党附体的中国，现在香港人上街没有听说有一个港独的口号，就是声声被共党一口咬定的港独的黄之锋，也多次公开表态，他不喜欢港独，香港是中国的。
学者张林发文声称，习近平的中共特务已秘密潜入香港，大肆秘密暗杀抗议者。
香港，中国这块最后的、很少受中共党文化毒害的朴实纯洁地正在遭受中共的强暴污乱：王沪宁密令中共大陆媒体散布虚假信息，造谣香港市民为恐怖分子、暴徒；造谣香港大学生为港独、乱港份子；把黑社会和警察扮成市民进行内部破坏；警察随意用杀伤性武器伤害和打死市民……这些手段和行为是不是很熟悉？
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习近平的中共正在对香港人进行暗战、超限战，意图通过各种各样的暗杀，逐渐剪除最勇敢的抗议者。
9月18日深夜，一些将军澳居民看到，警署警员将一只白色箱抬上旅游巴士。9月19日下午，多名警员出现在鸭俐州海边。随后不久，尸体被人发现于浅水湾。15分钟后，相关新闻被播出。
还有许多莫名其妙的尸体浮与海边，不像过去香港人自杀的案例。一些网友把以上这些消息串连起来，认为香港警察在习近平的中共暗中领导下，已经沦为杀人凶手。
三个月来，时时传出港人自杀消息，而且数字不断上升。最近两周时间，就有40多人"跳楼"。现场没有血迹，事发时没有声音。
最近的自杀者也没有留下遗书，有些自杀的身上居然有淤血，跳楼的身上留有旧伤。但是港警仍然坚持说一切正常。
研究中共的专家认为，这些人应该多半是被中共特务暗秘密杀掉的。因为很多人不知道，中共是个警察特务治国，纳粹国家。在重要城市，比如北京、上海、香港、纽约，特务的比例更高。在香港的中共特务，一般的情报员起码有数十万，其中专业特务，大约在10万左右。
这些特务，随时可能装备杀人工具。中共有许多杀人实验室，研究各种致人死地，而又不会引起人们怀疑的方法，使受害者看起来像是病死、自然死、自杀死⋯⋯
苏共克格勃特务曾经在西方世界大肆暗杀，劣迹斑斑。中共是苏共在中国大陆建立的分支机构，自然也不例外。
中共成立不久，就在上海成立政治局直接领导的特科，下辖红队，专门在租界进行暗杀活动，臭名昭著。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亲自领导红队。他被捕后，迅速叛变。为了报复，周恩来亲自领着一队杀手，把毫不知情的顾顺章一家13口人，包括七十多岁的老父母和两岁婴儿，用斧子如数屠戮，然后埋入地下。尸体后来被租界巡捕发现，曾经轰动大上海。
香港毕竟是个国际化大都会，居民中除了350万英国（海外）公民之外，还有八万美国公民和几十万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及世界各国的公民。
如果中共使用八九年解放军血腥镇压北京学生运动的方法，势必会打死大量英国人、美国人，那不仅会引起国际纠纷，甚至导致各国组成联军，武力进驻香港。
所以中共利用其在香港大量特务的布局，展开秘密定点清除，精心选择消灭一些孤立无援的抗议先锋，最终威吓着其他抗议者，从而摧毁抗议运动。
中共为征服香港制造出一个能对中共大陆民众煽情仇恨的词：港独。其实，即使是共党附体的中国，现在香港人上街没有听说有一个港独的口号，就是声声被共党一口咬定的港独的黄之锋，也多次公开表态，他不喜欢港独，香港是中国的。
2019年9月21日
习近平是如何一步一步打造出纳粹中国？
【 习近平是如何一步一步打造出纳粹中国？ 】
2018年1月，约200名共产党高级官员召开了秘密会议，讨论一项重大政治决策：是否废除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允许习近平领导中共大陆的时间。
在北京举行的为期两天的会议上，他们顺从了习近平无限期掌权的愿望。但随后发布的一份平淡无奇的公报没有提及这项重大决定，当局随后将这个秘密保守了五个多星期。
中共中央委员会的那次会议是数月以来秘密讨论的高潮，讨论的内容直到现在才曝光。它展示了习近平如何隐秘、迅速而狡诈地进行操纵，改写中国的宪法。
直到上周，也就是在中共大陆的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年度会议召开前几天，这项决定才被突然宣布。这一延迟显然是为了防止反对派在该立法机关的近3000名成员正式批准这项修改之前联合起来。
中共大陆人代会几乎肯定会在周日的投票中批准这项修改以及其他宪法修正案——这是自2004年以来对宪法的首次修改——废除国家主席只能连任两届的规定，该规定已在宪法中存在了35年。只有人代会有权修改宪法，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赞成票，但是，由中共挑选的立法者一直以来总是会通过提交给他们的议案。
甚至连那些认为已经充分了解习近平野心的人也对他的行动速度感到惊讶。
习近平利用速度、保密和恐吓，压制了党内外潜在的反对者。他略过了前任领导人修宪时所采用的、旨在建立共识的大会。他任命效忠者起草并支持修正案。他将整个过程置于中共的严格控制之下，甚至在党内也几乎不允许辩论。
根据周一在中共大陆人代会上发布的一份官方报告，习近平在五个多月前，也就是9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修改宪法。政治局由25位中共领导人组成，权力比中央委员会更大。
不过，一名退休中共官员援引一名在职高级官员的话表示，当时习近平没有立即提出取消任期限制。这位退休官员表示，为了避免被人认为是他下令做出修改，习近平让忠于自己的中共大陆省市领导人悄悄替自己宣传这个想法。由于担心因透露内部讨论而受到惩罚，这位退休官员要求匿名。
还是在那次会议上，政治局同意以涉嫌腐败为由清除自己的一名成员孙政才，他曾被认为是习近平的潜在接班人——无须赘述，这是对党内其他官员的一种警告。
中共大陆之前几轮的宪法修改所花费的时间比这一次要长得多，而且至少表面上进行了公开讨论。
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提出对宪法进行一些不很重要的修改，并且允许进行一些公开辩论，包括自由派知识分子举行的论坛，15个月后，这些修正案才成为法律。在2004年3月立法机关批准胡锦涛的修订案的近三个月前，修正案的具体内容就得到了公布。
相比之下，习近平于去年12月首次宣布，他希望对宪法做出修改，但没有说明具体内容。修正案的全部细节，包括废除任期限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八天才公布。
习近平对自己的密谋严加保密。在去年9月底召开政治局会议后，他只将修改宪法的任务交给了三名官员：中共大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以及习近平的两名亲信栗战书和王沪宁，后两位都是去年被提拔加入党的最高机构政治局常委会的。
王沪宁向来认同一种威权主义观点，即中共大陆需要一个铁腕人物来维持社会秩序，同时推行痛苦的政策，如关闭效率低下的工厂。
"没有中央权威的地方，或是中央权威衰落的地方，国家就会处于分裂和混乱状态，"他在1995年发表的一篇采访文章中说。
在最近的讲话中，习近平重复了这一主题，称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机遇。"我们党是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的政党，"他12月与高级官员召开会议时说。
在此次大会上发布的官方表述显示，在共产党11月开始秘密就可能会对宪法做出的修改征求建议时，就已经在为终结任期限制蓄势了。习近平的盟友启动了一项支持这一变化的行动。官方表述称"一致呼吁修改宪法国家主席任职期限的有关规定"，这反映出了行动的效果。
但习近平还需要让自己的计划在1月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获得批准，而他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做到这一点的，存在不同说法。
路透社(Reuters)援引两名未具名消息人士说，中共中央委员会未能在1月的会议上达成共识，并比平时提前召开了下一次会议。
但四名党内人士——两名退休官员、一名党报编辑和一名所在家族与领导层有联系的商人——告诉《纽约时报》，习近平在1月胜出。这与官方的时间表基本相符。
党内人士称，考虑到可能会面临的一系列惩罚，任何有疑虑的委员都不太可能发声，而可能曾对这一举动表示反对意见的党内元老，包括胡锦涛和另一位前主席江泽民，年纪太大或太过害怕习近平的反腐调查，无法召集力量进行抵制。
习近平得到了中央委员会对取消任期限制的支持。此时距离他赢得党的领导人——这是他的另一个主要头衔——第二任期刚过去三个月，同时他也正要开始国家主席的第二任期。
"这表明习近平喜欢打破规则，"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专家克里斯托弗·K·约翰逊(Christopher K. Johnson)说。"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然后在没人注意的时候，他转过身来干了一件大事。我觉得这其实还是从他上台起就有的政治'震骇'战术。"
多位见过习近平的专家和前党内官员说，他废除任期限制似乎是受自信和忧虑的共同驱使。
他相信自己通过选择性反腐已经消除了权贵阶层中的潜在竞争对手，并在打击腐败之后获得了广泛的民粹支持。但他们说，他担心诸如经济萧条或朝鲜引发的战争这样的危机可能会削弱他的权威。
即使胜利在望，习近平似乎也对潜在的公众反对保持警惕。网上有关终结任期限制的评论被严格审查。
在中共大陆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率先在被中共屏蔽的Twitter上宣布了这一提议后，用英语发布这则要闻的记者受到了处罚。一名要求匿名的同事说，官方似乎认为措辞太过直白。
批评人士称，习近平突然发起修宪的专横方式预示着他的权力可能会膨胀，演变成危险的傲慢自大。他们说，习近平破坏了一项政治传统，数十年来这项传统帮助中共大陆避免出现继承权斗争。在早前的领导人毛泽东和邓小平统治的时期，继承权斗争导致政坛动荡。
立法机关将进入修宪辩论的程序，但在投票表决时，这些小心筛选出来的代表几乎不可能发起成规模的反对。
中共大陆中部地区的27岁教师刘进（音）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贯能够依靠的那种青年民族主义者。他在网上分享习近平身着作战服的宣传照片，并恭敬地称他"习大大"。
但本周，在听说执政的共产党即将修改中共大陆宪法，让习近平得以无限期掌权时，刘进颇为震惊。
"我不同意，"刘进在微博上写道，并列举了多位权力欲极强的皇帝和独裁者的例子。审查者立即删除了他的帖子。
在当政的五年多时间里，习近平塑造了一个人民公仆的形象：一个稳重而可亲的领导人，既和工薪阶层一起排队买猪肉包子，又能引领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增长和全球影响力。
但周日公布的取消任期限制的举动，在中共大陆社会重新引发了更深切的担忧。有关对中共大陆开国元勋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及它引发的亢奋情绪和混乱的记忆，在这里仍是挥之不去的。
共产党的审查机构急于压制批评言论，维持民众支持的表象，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到处寻找其认为具有颠覆性的内容。很多小熊维尼图片——习近平有时候会被比作这只卡通熊——和"吾皇"、"习世凯"、"习特勒"、"终身"、"不要脸"等检索词都受这场删除行动的牵连。
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教授梅维恒(Victor Mair)称，有一小段时间就连英文字母"N"也遭到审查。这似乎是为了预防社会科学人士用数学的方式表示异议：N > 2，"N"表示习近平当政的任期。
尽管审查铺天盖地，很多人害怕公开发表自己的真实意见，但公众对这位强权领导人原本一致的观感，现在出现了分裂。
曾在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的退休人士警告不要倒退到独裁统治时代。大学生在网上引用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告别演说。企业高管对共产党日渐加强对私营企业的控制感到担忧，正在加快迁往海外的计划。
曾是一名记者的政府批评人士李大同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共产党阻止习近平的计划，否则可能"埋下中国再次陷于动乱的种子，贻害无穷"。他说，习近平对权力的攫取会颠覆一个稳定且可预见的权力和平交接制度，这个制度是在数十年前经历了毛泽东时期的混乱和邓小平时期的继承权斗争后制定的。
"会打破对这个制度的约束，"李大同在接受采访时说。"这将是非常危险的。"
一些人把习近平比作毛泽东，不过还有一些人进一步深入中国历史，把他比作袁世凯。后者是20世纪初的一名军阀，曾短暂恢复中国的君主制，自己当上了皇帝。
尽管存在种种不满，但分析人士表示，这些不满不太可能阻止习近平延长统治时间的企图。
习近平的举动重新点燃了对文革的回忆——那个由毛泽东煽起，导致中共大陆社会断裂、一百多万人死亡的十年动荡时期。
许多人在习近平身上看到了毛泽东痴迷权力的相似之处，他也将对党绝对忠诚的概念放在了日常生活的中心。和毛泽东一样，习近平也用政治口号填充着中国社会，王沪宁用宣传手段将习近平展现为引领中共大陆走向自身命运的那个领导人。
批评人士认为，通过在权力上打下这样的私人烙印，并淘汰以前的集体领导模式，习近平在准备重现毛泽东时代令中国几近崩溃的那种个人崇拜和狂热。
"体制内外有许多人都经历了毛泽东时代，他们的焦虑都加剧了，"身在北京的历史学家章立凡说，他的父亲作为政府官员曾在文革遭到迫害。
"任期越长，错误越多，"北京一位45岁全职主妇史瑾（音）说道。
还有一些人则考虑离开中共大陆，移民中介正抓紧时机为自己的服务做广告。
"面对一位随时有可能毁掉他们职业生涯的领导人，中共大陆的政客将任期限制和退休规定视为自己安全的保障，"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谢淑丽(Susan L. Shirk)在《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四月刊发表的论文《重回个人统治》(The Return to Personalistic Rule)中写道。
"尽管精英叛乱成功的几率可能很低，"她接着写道，"但某位领导人表现得越独断专行，其他政客试图把他拉下台的可能性就越大。"
"我喜欢问俄罗斯问题专家这个问题：如果普京明天心脏病发作，会发生什么？"耶鲁大学政治学家米兰·斯沃里克(Milan Svolik)说。"没人知道。"
"在中国，直到现在，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明确，"斯沃里克说。死去的领导人将会为需要做的事情留下一套经广泛商定的规则，还会对该怎样做有政治共识。
"这次修宪似乎扰乱了这一切，"斯沃里克说。通过违抗继承的规范，习近平已经表明，任何规则都有可能被打破。"关键的规范一旦被推翻，一切似乎都是可能的，"斯沃里克说。
派系清洗的可能风险是，政治规范将从共识转变为零和，有时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内部斗争。
集体领导和有序继承的制度是在毛泽东的灾难性终身任期结束后建立的，这些制度带来了相对高效和稳定的统治。
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政治学家肯·奥帕洛(Ken Opalo)在习近平宣布修宪之后写道，有序的过渡"或许是政治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他说，终身总统"把某些精英群体排除在权力之外，消除了让那些掌权者接受问责和创新的激励。"
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对中共大陆制度不利的力量已初显锋芒。一个被称为"现代化理论"的学说认为，一旦公民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他们就会要求诸如公开问责、言论自由，以及在政府中发挥作用等东西。不能满足这些要求的权威国家，要么向民主过渡，要么在动荡中崩溃。
这种挑战，除了那些钱多到足以收买本国公民的国家以外，还没有被其他的现代专制政权战胜。
习近平的权力攫取，通过削弱制度、推动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有可能让这种创新变得更危险、更困难。
政治学家托马斯·佩平斯基写道：我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是，把权力集中在一个领导人手中的做法，听起来像是一个腐朽的纳粹国家会做的最典型的事情。
2018年1月，约200名共产党高级官员召开了秘密会议，讨论一项重大政治决策：是否废除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允许习近平领导中共大陆的时间。
在北京举行的为期两天的会议上，他们顺从了习近平无限期掌权的愿望。但随后发布的一份平淡无奇的公报没有提及这项重大决定，当局随后将这个秘密保守了五个多星期。
中共中央委员会的那次会议是数月以来秘密讨论的高潮，讨论的内容直到现在才曝光。它展示了习近平如何隐秘、迅速而狡诈地进行操纵，改写中国的宪法。
直到上周，也就是在中共大陆的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年度会议召开前几天，这项决定才被突然宣布。这一延迟显然是为了防止反对派在该立法机关的近3000名成员正式批准这项修改之前联合起来。
中共大陆人代会几乎肯定会在周日的投票中批准这项修改以及其他宪法修正案——这是自2004年以来对宪法的首次修改——废除国家主席只能连任两届的规定，该规定已在宪法中存在了35年。只有人代会有权修改宪法，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赞成票，但是，由中共挑选的立法者一直以来总是会通过提交给他们的议案。
甚至连那些认为已经充分了解习近平野心的人也对他的行动速度感到惊讶。
习近平利用速度、保密和恐吓，压制了党内外潜在的反对者。他略过了前任领导人修宪时所采用的、旨在建立共识的大会。他任命效忠者起草并支持修正案。他将整个过程置于中共的严格控制之下，甚至在党内也几乎不允许辩论。
根据周一在中共大陆人代会上发布的一份官方报告，习近平在五个多月前，也就是9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修改宪法。政治局由25位中共领导人组成，权力比中央委员会更大。
不过，一名退休中共官员援引一名在职高级官员的话表示，当时习近平没有立即提出取消任期限制。这位退休官员表示，为了避免被人认为是他下令做出修改，习近平让忠于自己的中共大陆省市领导人悄悄替自己宣传这个想法。由于担心因透露内部讨论而受到惩罚，这位退休官员要求匿名。
还是在那次会议上，政治局同意以涉嫌腐败为由清除自己的一名成员孙政才，他曾被认为是习近平的潜在接班人——无须赘述，这是对党内其他官员的一种警告。
中共大陆之前几轮的宪法修改所花费的时间比这一次要长得多，而且至少表面上进行了公开讨论。
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提出对宪法进行一些不很重要的修改，并且允许进行一些公开辩论，包括自由派知识分子举行的论坛，15个月后，这些修正案才成为法律。在2004年3月立法机关批准胡锦涛的修订案的近三个月前，修正案的具体内容就得到了公布。
相比之下，习近平于去年12月首次宣布，他希望对宪法做出修改，但没有说明具体内容。修正案的全部细节，包括废除任期限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八天才公布。
习近平对自己的密谋严加保密。在去年9月底召开政治局会议后，他只将修改宪法的任务交给了三名官员：中共大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以及习近平的两名亲信栗战书和王沪宁，后两位都是去年被提拔加入党的最高机构政治局常委会的。
王沪宁向来认同一种威权主义观点，即中共大陆需要一个铁腕人物来维持社会秩序，同时推行痛苦的政策，如关闭效率低下的工厂。
"没有中央权威的地方，或是中央权威衰落的地方，国家就会处于分裂和混乱状态，"他在1995年发表的一篇采访文章中说。
在最近的讲话中，习近平重复了这一主题，称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机遇。"我们党是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的政党，"他12月与高级官员召开会议时说。
在此次大会上发布的官方表述显示，在共产党11月开始秘密就可能会对宪法做出的修改征求建议时，就已经在为终结任期限制蓄势了。习近平的盟友启动了一项支持这一变化的行动。官方表述称"一致呼吁修改宪法国家主席任职期限的有关规定"，这反映出了行动的效果。
但习近平还需要让自己的计划在1月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获得批准，而他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做到这一点的，存在不同说法。
路透社(Reuters)援引两名未具名消息人士说，中共中央委员会未能在1月的会议上达成共识，并比平时提前召开了下一次会议。
但四名党内人士——两名退休官员、一名党报编辑和一名所在家族与领导层有联系的商人——告诉《纽约时报》，习近平在1月胜出。这与官方的时间表基本相符。
党内人士称，考虑到可能会面临的一系列惩罚，任何有疑虑的委员都不太可能发声，而可能曾对这一举动表示反对意见的党内元老，包括胡锦涛和另一位前主席江泽民，年纪太大或太过害怕习近平的反腐调查，无法召集力量进行抵制。
习近平得到了中央委员会对取消任期限制的支持。此时距离他赢得党的领导人——这是他的另一个主要头衔——第二任期刚过去三个月，同时他也正要开始国家主席的第二任期。
"这表明习近平喜欢打破规则，"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专家克里斯托弗·K·约翰逊(Christopher K. Johnson)说。"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然后在没人注意的时候，他转过身来干了一件大事。我觉得这其实还是从他上台起就有的政治'震骇'战术。"
多位见过习近平的专家和前党内官员说，他废除任期限制似乎是受自信和忧虑的共同驱使。
他相信自己通过选择性反腐已经消除了权贵阶层中的潜在竞争对手，并在打击腐败之后获得了广泛的民粹支持。但他们说，他担心诸如经济萧条或朝鲜引发的战争这样的危机可能会削弱他的权威。
即使胜利在望，习近平似乎也对潜在的公众反对保持警惕。网上有关终结任期限制的评论被严格审查。
在中共大陆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率先在被中共屏蔽的Twitter上宣布了这一提议后，用英语发布这则要闻的记者受到了处罚。一名要求匿名的同事说，官方似乎认为措辞太过直白。
批评人士称，习近平突然发起修宪的专横方式预示着他的权力可能会膨胀，演变成危险的傲慢自大。他们说，习近平破坏了一项政治传统，数十年来这项传统帮助中共大陆避免出现继承权斗争。在早前的领导人毛泽东和邓小平统治的时期，继承权斗争导致政坛动荡。
立法机关将进入修宪辩论的程序，但在投票表决时，这些小心筛选出来的代表几乎不可能发起成规模的反对。
中共大陆中部地区的27岁教师刘进（音）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贯能够依靠的那种青年民族主义者。他在网上分享习近平身着作战服的宣传照片，并恭敬地称他"习大大"。
但本周，在听说执政的共产党即将修改中共大陆宪法，让习近平得以无限期掌权时，刘进颇为震惊。
"我不同意，"刘进在微博上写道，并列举了多位权力欲极强的皇帝和独裁者的例子。审查者立即删除了他的帖子。
在当政的五年多时间里，习近平塑造了一个人民公仆的形象：一个稳重而可亲的领导人，既和工薪阶层一起排队买猪肉包子，又能引领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增长和全球影响力。
但周日公布的取消任期限制的举动，在中共大陆社会重新引发了更深切的担忧。有关对中共大陆开国元勋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及它引发的亢奋情绪和混乱的记忆，在这里仍是挥之不去的。
共产党的审查机构急于压制批评言论，维持民众支持的表象，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到处寻找其认为具有颠覆性的内容。很多小熊维尼图片——习近平有时候会被比作这只卡通熊——和"吾皇"、"习世凯"、"习特勒"、"终身"、"不要脸"等检索词都受这场删除行动的牵连。
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教授梅维恒(Victor Mair)称，有一小段时间就连英文字母"N"也遭到审查。这似乎是为了预防社会科学人士用数学的方式表示异议：N > 2，"N"表示习近平当政的任期。
尽管审查铺天盖地，很多人害怕公开发表自己的真实意见，但公众对这位强权领导人原本一致的观感，现在出现了分裂。
曾在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的退休人士警告不要倒退到独裁统治时代。大学生在网上引用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告别演说。企业高管对共产党日渐加强对私营企业的控制感到担忧，正在加快迁往海外的计划。
曾是一名记者的政府批评人士李大同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共产党阻止习近平的计划，否则可能"埋下中国再次陷于动乱的种子，贻害无穷"。他说，习近平对权力的攫取会颠覆一个稳定且可预见的权力和平交接制度，这个制度是在数十年前经历了毛泽东时期的混乱和邓小平时期的继承权斗争后制定的。
"会打破对这个制度的约束，"李大同在接受采访时说。"这将是非常危险的。"
一些人把习近平比作毛泽东，不过还有一些人进一步深入中国历史，把他比作袁世凯。后者是20世纪初的一名军阀，曾短暂恢复中国的君主制，自己当上了皇帝。
尽管存在种种不满，但分析人士表示，这些不满不太可能阻止习近平延长统治时间的企图。
习近平的举动重新点燃了对文革的回忆——那个由毛泽东煽起，导致中共大陆社会断裂、一百多万人死亡的十年动荡时期。
许多人在习近平身上看到了毛泽东痴迷权力的相似之处，他也将对党绝对忠诚的概念放在了日常生活的中心。和毛泽东一样，习近平也用政治口号填充着中国社会，王沪宁用宣传手段将习近平展现为引领中共大陆走向自身命运的那个领导人。
批评人士认为，通过在权力上打下这样的私人烙印，并淘汰以前的集体领导模式，习近平在准备重现毛泽东时代令中国几近崩溃的那种个人崇拜和狂热。
"体制内外有许多人都经历了毛泽东时代，他们的焦虑都加剧了，"身在北京的历史学家章立凡说，他的父亲作为政府官员曾在文革遭到迫害。
"任期越长，错误越多，"北京一位45岁全职主妇史瑾（音）说道。
还有一些人则考虑离开中共大陆，移民中介正抓紧时机为自己的服务做广告。
"面对一位随时有可能毁掉他们职业生涯的领导人，中共大陆的政客将任期限制和退休规定视为自己安全的保障，"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谢淑丽(Susan L. Shirk)在《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四月刊发表的论文《重回个人统治》(The Return to Personalistic Rule)中写道。
"尽管精英叛乱成功的几率可能很低，"她接着写道，"但某位领导人表现得越独断专行，其他政客试图把他拉下台的可能性就越大。"
"我喜欢问俄罗斯问题专家这个问题：如果普京明天心脏病发作，会发生什么？"耶鲁大学政治学家米兰·斯沃里克(Milan Svolik)说。"没人知道。"
"在中国，直到现在，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明确，"斯沃里克说。死去的领导人将会为需要做的事情留下一套经广泛商定的规则，还会对该怎样做有政治共识。
"这次修宪似乎扰乱了这一切，"斯沃里克说。通过违抗继承的规范，习近平已经表明，任何规则都有可能被打破。"关键的规范一旦被推翻，一切似乎都是可能的，"斯沃里克说。
派系清洗的可能风险是，政治规范将从共识转变为零和，有时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内部斗争。
集体领导和有序继承的制度是在毛泽东的灾难性终身任期结束后建立的，这些制度带来了相对高效和稳定的统治。
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政治学家肯·奥帕洛(Ken Opalo)在习近平宣布修宪之后写道，有序的过渡"或许是政治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他说，终身总统"把某些精英群体排除在权力之外，消除了让那些掌权者接受问责和创新的激励。"
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对中共大陆制度不利的力量已初显锋芒。一个被称为"现代化理论"的学说认为，一旦公民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他们就会要求诸如公开问责、言论自由，以及在政府中发挥作用等东西。不能满足这些要求的权威国家，要么向民主过渡，要么在动荡中崩溃。
这种挑战，除了那些钱多到足以收买本国公民的国家以外，还没有被其他的现代专制政权战胜。
习近平的权力攫取，通过削弱制度、推动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有可能让这种创新变得更危险、更困难。
政治学家托马斯·佩平斯基写道：我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是，把权力集中在一个领导人手中的做法，听起来像是一个腐朽的纳粹国家会做的最典型的事情。
2019年9月20日
外媒：中共党内政治精英秘密反对习近平
【外媒：中共党内政治精英秘密反对习近平】
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共党内的政治精英秘密反对习近平。习近平取消国家主席及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后，中共党内政治精英认为，习近平通过选择性反腐，清洗掉党内政治对手，把权力集中在习派一方势力，出现严重政策失误，导致中国在国际上和国内招致大量反对。
中国学者认为习近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处理新疆和香港的方式、打压民间基督教、压制公共言论空间和屡屡发生侵犯人权事件，逐步强化了美国朝野两党、左中右人士和亲华反华学者们的一个共识：中国正在偏离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之路，正在重新回到毛的老路上去。
习近平19大以来权力达致顶点的强人光环也开始黯淡。观察人士指出，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是习近平开始在国内在西方引发重大警惕或者说引发美国绝望的重大步骤。中共十九大至两会，习近平在亲信王岐山协助下，完成党天下向"习天下"演变，邓时期建立起来的中共内部纠错机制都在这一年被逐一抛弃。所谓党内纠错机制概括起来包括：废除领导人终身制，隔代指定接班人制，七上八下制等等。
无论从习近平实际地位到王沪宁不顾历史事实的对习近平歌功颂德，习近平瞒天过海的个人迷信都与毛时期不相上下，以至于连中共改革开放的鼻祖邓小平也被轻视。习近平废除政治局常委们之间的元老院民主议事制度，任何人妄议中央成大罪，中国民间人士遭遇更惨，刘晓波成为死在囚禁中的诺贝尔奖得主，律师大批被抓，100万新疆人被被关押进新疆集中营，香港问题上，高层元老反对习近平野蛮使用武力重演六四惨局，动摇中共执政合法性。党内开明政治人士对习近平采用粗暴手段处理新疆和香港问题极为不满。
陈奎德说，2018年习近平修宪、废除最高领导人任期制，复辟毛时代专制独裁，激起的党内外和知识界广泛的愤怒，美国发起贸易战之后，中国内外交困，被国际孤立，经济低迷等等。该报道引述一名熟悉相关谈话的人士说，中国副总理刘鹤最近告诉一群外国官员，中国知道必须采取更多措施开放其市场并改革其金融体系，但他又解释，「政治环境束缚了政府的手脚」，媒体解读刘鹤话中有话暗指习近平专制独裁的高压政治束缚了李克强的国务院良性运转。报道说，中国学者向松祚表示，当局政策混乱引发悲观情绪，民营企业面临的最根本问题不是融资难，而是担心「政策的不确定性和中共政府的无信」。
中共党内大量政治势力形成对习近平的重大负面共识：习近平已经不适合继续作为邓小平制度框架下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一派势力与党内其他各方政治势力裂痕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中共党内反习、倒习力量逐渐汇聚，等待时机，但并不急于行动，而是要让子弹继续飞一会儿。中共党内斗争已化作涌动的阴险暗流，在经济和国际环境不佳的现实情况下，独揽大权且废除任期制从而把中共全党置于险境的习近平，他正遭遇来自各种力量的挑战，中共未来权力斗争将更加激烈。
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共党内的政治精英秘密反对习近平。习近平取消国家主席及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后，中共党内政治精英认为，习近平通过选择性反腐，清洗掉党内政治对手，把权力集中在习派一方势力，出现严重政策失误，导致中国在国际上和国内招致大量反对。
中国学者认为习近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处理新疆和香港的方式、打压民间基督教、压制公共言论空间和屡屡发生侵犯人权事件，逐步强化了美国朝野两党、左中右人士和亲华反华学者们的一个共识：中国正在偏离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之路，正在重新回到毛的老路上去。
习近平19大以来权力达致顶点的强人光环也开始黯淡。观察人士指出，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是习近平开始在国内在西方引发重大警惕或者说引发美国绝望的重大步骤。中共十九大至两会，习近平在亲信王岐山协助下，完成党天下向"习天下"演变，邓时期建立起来的中共内部纠错机制都在这一年被逐一抛弃。所谓党内纠错机制概括起来包括：废除领导人终身制，隔代指定接班人制，七上八下制等等。
无论从习近平实际地位到王沪宁不顾历史事实的对习近平歌功颂德，习近平瞒天过海的个人迷信都与毛时期不相上下，以至于连中共改革开放的鼻祖邓小平也被轻视。习近平废除政治局常委们之间的元老院民主议事制度，任何人妄议中央成大罪，中国民间人士遭遇更惨，刘晓波成为死在囚禁中的诺贝尔奖得主，律师大批被抓，100万新疆人被被关押进新疆集中营，香港问题上，高层元老反对习近平野蛮使用武力重演六四惨局，动摇中共执政合法性。党内开明政治人士对习近平采用粗暴手段处理新疆和香港问题极为不满。
陈奎德说，2018年习近平修宪、废除最高领导人任期制，复辟毛时代专制独裁，激起的党内外和知识界广泛的愤怒，美国发起贸易战之后，中国内外交困，被国际孤立，经济低迷等等。该报道引述一名熟悉相关谈话的人士说，中国副总理刘鹤最近告诉一群外国官员，中国知道必须采取更多措施开放其市场并改革其金融体系，但他又解释，「政治环境束缚了政府的手脚」，媒体解读刘鹤话中有话暗指习近平专制独裁的高压政治束缚了李克强的国务院良性运转。报道说，中国学者向松祚表示，当局政策混乱引发悲观情绪，民营企业面临的最根本问题不是融资难，而是担心「政策的不确定性和中共政府的无信」。
中共党内大量政治势力形成对习近平的重大负面共识：习近平已经不适合继续作为邓小平制度框架下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一派势力与党内其他各方政治势力裂痕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中共党内反习、倒习力量逐渐汇聚，等待时机，但并不急于行动，而是要让子弹继续飞一会儿。中共党内斗争已化作涌动的阴险暗流，在经济和国际环境不佳的现实情况下，独揽大权且废除任期制从而把中共全党置于险境的习近平，他正遭遇来自各种力量的挑战，中共未来权力斗争将更加激烈。
2019年9月18日
黄奇帆：一国两制的香港不可能被大陆城市替代
【黄奇帆：一国两制的香港不可能被大陆城市替代】
香港"反送中"引发的示威浪潮已经持续超过百日，有一些观点认为，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实力的增长，香港相对于内地的优势逐渐减弱。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的提出，更令人猜测，香港的特殊地位是否将要被取代。
日前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曾任重庆市长、目前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的黄奇帆在一次主题为"新时代中国开放新格局、新趋势和中美贸易摩擦"的演讲中，提到了香港存在的意义不能用GDP来衡量。
在这段视频中，黄奇帆讲述道，香港和上海、深圳等其它经济金融中心城市的区别就在于"一国两制"。"一国两制"既有利于香港发展，也有利于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因为中国再开放，也不会搞资本主义制度，而香港正是一个实施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经贸中心。"
为了论证这一观点，黄奇帆举了两个方面的例子，一是海外投资：过去40年来，中国大陆地区引进外资，其中一半左右都来自香港。即使这几十年来，中国内地的经济规模迅猛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在中国引进外资总量的比例仍然在54%左右。这些资本当然并非全部来自香港本地的企业，而是全球资本通过香港这个跳板，进入中国内地。"所以这一半的资本，你可以说是来自香港，也可以说来自全世界。"
另一个例子就是贸易。黄奇帆说，作为一个"弹丸之地"，香港去年和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总额达到7000亿美元，这些贸易往来也不是香港本身那700万人的内在需求，而是因为香港是世界性转口、离岸贸易的中心。黄奇帆强调，中共几代领导人，包括现在的习近平，都看到了香港和内地体制不同所带来的优势互补。最后他总结道："所以不要用一种'你好，我就用你，你不好了，我就把你撇开'的思维（去看香港），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要以为中央现在看香港乱了，觉得香港不行了，就要用深圳去取代它，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从目前发表在微博、Youtube等社交平台上的帖文来看，难以判断黄奇帆这番话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及在何种场合下说出的。不过从录像资料一开始显示的字幕"互动问答"的问题"当前香港问题如何看待？内地不断开放，对香港的冲击有多大？"来看，黄奇帆的上述表态应该是在香港"反送中"示威浪潮爆发，这座特区城市的政局发生动荡之后才做出的回应。
黄奇帆曾任重庆市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因此他在香港经济地位方面的表态应该是来自多年在财经领域任职的工作经验，具有一定的分量。不过已经从前述要职退下来，在政府研究机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任职的他，能够多大程度上代表中共最高决策层当下的立场，可能也值得讨论。
新浪微博的"微博财经"官方账号在周三发布了这段时长4分36秒的视频。有不少网友在下面留言评论，其中不少意见是称赞黄奇帆"明白人"，不过也不乏嘲讽之音。比如一位网友就写道："看明白了：香港的不可替代性在于对全球资本家的统战。 "另一位则表示："资本主义好，为什么不走资本主义，还是说某些人为了私利不愿意迈出这一步。 "
这段视频在推特上也被不少人转载。有一位网友解读道，黄奇帆的话再说直白一点，就是"香港是自由港，香港的价值，就在于她是自由的！自由！"
香港"反送中"引发的示威浪潮已经持续超过百日，有一些观点认为，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实力的增长，香港相对于内地的优势逐渐减弱。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的提出，更令人猜测，香港的特殊地位是否将要被取代。
日前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曾任重庆市长、目前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的黄奇帆在一次主题为"新时代中国开放新格局、新趋势和中美贸易摩擦"的演讲中，提到了香港存在的意义不能用GDP来衡量。
在这段视频中，黄奇帆讲述道，香港和上海、深圳等其它经济金融中心城市的区别就在于"一国两制"。"一国两制"既有利于香港发展，也有利于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因为中国再开放，也不会搞资本主义制度，而香港正是一个实施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经贸中心。"
为了论证这一观点，黄奇帆举了两个方面的例子，一是海外投资：过去40年来，中国大陆地区引进外资，其中一半左右都来自香港。即使这几十年来，中国内地的经济规模迅猛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在中国引进外资总量的比例仍然在54%左右。这些资本当然并非全部来自香港本地的企业，而是全球资本通过香港这个跳板，进入中国内地。"所以这一半的资本，你可以说是来自香港，也可以说来自全世界。"
另一个例子就是贸易。黄奇帆说，作为一个"弹丸之地"，香港去年和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总额达到7000亿美元，这些贸易往来也不是香港本身那700万人的内在需求，而是因为香港是世界性转口、离岸贸易的中心。黄奇帆强调，中共几代领导人，包括现在的习近平，都看到了香港和内地体制不同所带来的优势互补。最后他总结道："所以不要用一种'你好，我就用你，你不好了，我就把你撇开'的思维（去看香港），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要以为中央现在看香港乱了，觉得香港不行了，就要用深圳去取代它，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从目前发表在微博、Youtube等社交平台上的帖文来看，难以判断黄奇帆这番话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及在何种场合下说出的。不过从录像资料一开始显示的字幕"互动问答"的问题"当前香港问题如何看待？内地不断开放，对香港的冲击有多大？"来看，黄奇帆的上述表态应该是在香港"反送中"示威浪潮爆发，这座特区城市的政局发生动荡之后才做出的回应。
黄奇帆曾任重庆市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因此他在香港经济地位方面的表态应该是来自多年在财经领域任职的工作经验，具有一定的分量。不过已经从前述要职退下来，在政府研究机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任职的他，能够多大程度上代表中共最高决策层当下的立场，可能也值得讨论。
新浪微博的"微博财经"官方账号在周三发布了这段时长4分36秒的视频。有不少网友在下面留言评论，其中不少意见是称赞黄奇帆"明白人"，不过也不乏嘲讽之音。比如一位网友就写道："看明白了：香港的不可替代性在于对全球资本家的统战。 "另一位则表示："资本主义好，为什么不走资本主义，还是说某些人为了私利不愿意迈出这一步。 "
这段视频在推特上也被不少人转载。有一位网友解读道，黄奇帆的话再说直白一点，就是"香港是自由港，香港的价值，就在于她是自由的！自由！"
五毛党如何粉饰太平混淆视听为中共涂脂抹粉
【 五毛党如何粉饰太平混淆视听为中共涂脂抹粉 】
在当今世界，乃至古往今来的世界文明史上，中共网军五毛党可谓一绝。在一个执政党无比强势、垄断国家政治、司法权力的国家，为共产党工作的一个团体居然要秘密运作，无论是其组织的存在、还是其组织的活动方式和计划，以及为这个组织工作的人的身份都要对外保密。
虽然对外保密，但五毛党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而且也名声在外，早就受到世界媒体的注意。每当发生什么重大新闻事件、中国网民意见喷涌的时候，五毛党都必定加班加点，竭力表现。
五毛党是一种非正式的称呼，特指领取中共津贴的人，他们互联网上跟踪盯梢针对中共及其中共纳粹政府的批评意见以及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早些时候中共透露出来的内部文件说，中共宣传部门雇用所谓的"网络评论员"在互联网上以普通网民的身份替中共说话，发一个贴子可以领取五毛钱的报酬。
五毛党的称呼由此在中国不胫而走，并且传遍世界。
非常有趣的是，虽然五毛党是中国国产，中国特产，但迄今为止对中共五毛党的最简洁、最生动的概括却来自中国之外，来自外国语。
例如，在德语当中，有人把五毛党称作"网络民意特工大军"（einer Armada von Netzagenten die offentliche Meinung）。在日语当中，有人则把"五毛党"称作"政府的信息操纵部队"（政府の情报操作部队）。
不用说，德语所谓的"网络民意特工大军"的说法是指营造、塑造、捏造、歪曲、误导、扰乱网络民意的庞大特工组织；而日语的"政府的信息操纵部队"的说法则更是不言自明。
通过谷歌搜索引擎查德语新闻，可以看到欧洲小国奥地利第三大城市林茨（Linz）的《新闻报》有"网络民意特工大军"的说法。该报发表记者伯恩哈德·巴茨什一篇关于中共五毛党的长篇报道，题目是，中共如何通过互联网来加强极权独裁。
或许是德语文化注重哲学的传统使然，巴茨什的报道一开头就从政治哲学的高度点出了五毛党问题的要害：
互联网可以推翻、也可以加强独裁政权。中共产内部的宣传计划显示了中共如何动用网络民意特工大军来进行操纵。
在接下来的报导里，巴茨什写道，中国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公开声明，他愿意出重金采访几十名或几百名五毛党成员，了解他们具体的工作方式方法。
与奥地利林茨德语的《新闻报》明显不同的是日语的《产经新闻》有关五毛党的报导。《产经新闻》发表记者矢板明夫的中国网络观察专栏文章，题目是"高速铁路事故／政府的信息操纵部队／五毛党的原形。" 矢板明夫的报导走的不是从哲学高度鸟瞰的路子，而是从平地、从近距离详细观察的路子。他的报导说：
中国发生高速铁路追尾事故，中国国内互联网上出现大批贴子，批评政府对事故的应对措施。与此同时，也出现一些很扎眼的贴子为铁道部等政府当局说好话。例如，'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有铁路事故，也没有这样大惊小怪的；' '我认为政府（对事故处理）的应对是诚实的，' 等等。这些贴子受到激烈的反驳，例如，'你是五毛党的人吧？''五毛党滚开。'
接下来，矢板明夫介绍了"五毛党"称呼的由来，然后接着详细、细致地陈述了"五毛党"历史沿革，以及"五毛党"在中国社会中的尴尬地位和处境：
"五毛党这个说法出现于大5年前的2006年。当时，有人把中共的内部资料'安徽省共产党宣传部地方视察报告书'上传到互联网上，五毛党的说法由此出现。这份资料陈述了湖南省长沙市的做法，说是'长沙市对外宣传办公室雇佣网络评论员，月基本工资600元（人民币），在网上发帖，一贴加0.5元，加入工资。'"
"中国以前就有'有人拿钱写评论替政府说话'的言传，而这份内部资料则成为把这种事情暴露出来的一个物证。于是，这份内部资料一曝光，立即就成为热题。自那时以来，凡是在互联网上发帖替政府说话的人都被称作'五毛党。'这种称呼也有'为了一点点小钱而出卖灵魂的人'这种表示轻蔑的意思。"
"中国的消息来源说，共产党当局重视网络舆论，判定对网络上出现的批评政府的言论只是进行删除效果是有限的，而且也永远难以形成支持政府的舆论。因此，从2005年开始，中共各部委以及地方当局正规制定预算，雇佣'网络评论员，'让他们在互联网上写支持政府的评论。"
"五毛党"长报酬了
迄今为止，有关"五毛党"的最著名的讽刺文学作品，大概是中国最著名的网络作家之一韩寒写的"2010年新活动---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一文。在那篇博客文章中，韩寒对"五毛党"的挖苦讽刺令成千上万的读者忍不住笑出来，也令中国当局感到难堪。那篇博文发表之后不久就受到了"和谐，"即屏蔽、删除、封杀。但韩寒的支持者锲而不舍地替他重贴，从而使他的博文在被封杀之后依然能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
韩寒在那篇博文中以开玩笑的口吻大胆预测， "五毛党"的报酬由五毛上升为一块。令人惊讶的是，根据《产经新闻》记者矢板明夫的采访调查，韩寒居然预测大致正确。矢板明夫发表的报导说：
"据熟悉网络问题的中国记者说，五毛党大多是由没能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兼职。另外，政府团体的一些年轻职员也被雇来从事这一副业。最近每发一贴的报酬上涨到一元，还有的是1.5元。这样，五毛党每月发帖1万件以上，可以获得比公司职员平均收入还高的收入。五毛党要写出严守秘密的保证书。另外，这也是公众所鄙视的一种行当，所以，五毛党人很少跟周围人说，而且大都也不能跟家人说。"
一个新西兰教授经历的五毛党
五毛党人数到底有多少？五毛党的预算是多少？这一切都是中共的国家机密，外界还不清楚。但外界清楚地看到，五毛党人数众多，步调统一，口径一致，分工细致，不但有专门负责应对中国国内网站和意见领袖的，而且也有专门应对境外媒体以及境外互联网个人言论的。
2010年10月4日，美国网络新闻网站哈芬顿邮报发表目前在新西兰首都奥克兰马西大学任教的国际商业学教授乌莎·黑利的博文，题目是"中国互联网宣传的五毛党。"黑利教授现身说法，讲述了她个人所经历的"五毛党"：
"我头一次在哈芬顿邮报发表博文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怪异的事情。我的博文讲了中共政府对中国造纸行业的补贴，并为美国政策提出了一些建议。在哈芬顿邮报还没通知我我的博文上网之前，就有人对我的博文提出了评论。那个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也对我的观点感到不高兴。那个评论我的人先是写了两篇长篇的帖子，对我的数据和美国总体的对华政策提出质疑。然后，该人又提出另一种观点，要我的博文读者考虑。尽管我当时不知道，但我那时是头一次跟中国的五毛党对上了。每当我的博文获得一个正面的评论，那个人就会不分昼夜地做出反应。那个人最后发出了大约二十多条评论。"
跟《产经新闻》的矢板明夫一样，黑利教授也得到了一些有关"五毛党"的内部文件。她概括总结的"五毛党"大致分工如下：
在纳粹中国国内，五毛党向中共当局报告危险的网络内容；在国外，五毛党跟中共的新闻机构，间谍网络和大使馆一道工作，中共在这方面下的功夫是令人惊愕的。
一些中国的大学也组建了网络评论员队伍，负责在学校 BBS 等网络平台引导舆论。每当出现负面新闻或是当局希望宣传某项议题时，几乎都可以见到五毛党的身影。
网络活跃人士吴斌，每次在新浪微博注册新账号都被五毛举报而销号：
"中共钳制言论、封号非常厉害。新浪微博我都玩不下去了，我是一个号玩十几天就被封号。"
北京宣传部要求五毛
加强网路监控
中共官员鲁炜宣布全市宣传队伍体制内有6万多人，体制外200多万人，强调这些人都要用微博，加强对微博舆论的引导。
会议布署，「要加强网上舆论引导，抓好政务微博、媒体微博、名人微博、网评员微博建设，完善网路发言和协同引导机制，有效应对热点问题，壮大网上主流舆论，改善网路舆论生态。」
宣传部长还要求体制内的6万多、体制外200多万宣传员要应用好新媒体，「看微博，开微博，发微博，研究微博」。
会议还要求，首都各区县、各委办局、各传统媒体都要开通法人微博，加强热点问题的正面引导，甚至还提出要「打造成北京新闻信息的总门户，全媒体信息发布的总出口，新媒体发展的总引擎。」
200多万中共五毛抹粉
官方怎么不知耻？
可能自知不光彩，关于这条新闻本身在微博上也遭到严格控制，像《南都》、《经济观察报》、《看天下》、网易、《中国企业家杂志》等一些有影响力的媒体官方微博发的这条信息，被新浪直接关闭评论，同时转评不让看，只让转而已。
即使这样也没有减少人们对这则新闻的关注程度，很多人表示亮点在于200万。@21世纪经济报导：有网友提出亮点在：「北京市宣传队伍体制内有6万多人，体制外200多万人」，这个……
北京人口不过2000万，「五毛」竟占了一成，每十人之中就有一个，在网路上引起哗然，人们议论纷纷：「这200多万五毛，一人一条，就得100万啊，这要花纳税人多少钱来养他们」，民众建议政府用党费来养。
中共雇用大量五毛党歌功颂德，混搅视听，充其量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罢了。有网民问，需要这么多人抹粉，官方怎么不知耻？
时事评论员夏小强认为，中宣部有难言之隐，首先，互联网技术特别是微博的快速发展，已经对中共的舆论宣传和控制造成了致命打击。可以说，在微博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中共已经没有任何胜机，已经无法做到对微博和真相的控制封杀。
第二，互联网和微博的发展也使亿万网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被中共封杀的消息和真相，这些反过来促使人们的精神觉醒，公民意识与维权意识逐渐加强，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理念正在迅速普及，这些都会抹去人们内心对中共的恐惧。
北京每十人一五毛保卫帝都
知名学者王晓渔对此公开嘲讽说：「一座2000万常住人口的城市，宣传队伍体制内有6万多人，体制外200多万人，去年开会的时候有140万治安志愿者，周边有八个集团军常年拱卫。这是哪部电影的场景？A.《斯大林格勒保卫战》，B.《十月围城》，C.《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D.以上都不是。
北京「八大商人」回应说：「都不对，这是『北京欢迎你』」。河南的刘先生也说，当然是D了，应该还有个选项，叫「保卫帝都」。
天津的「紫菜头」认为，十比一的比例太吓人了，是不是把党员、干部、居委会大妈、传媒从业者都算进去了？！上海「温柔的疯」也惊叹道：「体制外200多万人啊，那不是每10个人里面就有1个宣传人员？高效啊。」
北京的王树凯律师回应表示，这仅仅是北京市和中央军委动员的力量，还不包括其他部门能够动员的力量。
《大科技杂志》官方微博说，京城戒备森严。这八个集团军分属三个军区，它们不是为了拱卫，而是为了互相牵制。浙江的「追梦人」认为，八个集团军都少了，必须16个。因为那是他们的家奴，目的就是保护他们的利益！看你们还敢不敢闹？
湖南的谢阳律师认为，所有的举措，反而暴露中共当局内心的恐慌。末日在一步步向它们逼近。
北京五毛200万全国五毛有多少？
以北京有十分之一人口为五毛推算，全国五毛多达1亿3000万人，超过中共党员的8000万，堪称天下第一党。就算一人一天只发一帖，一天开支已高达6500万元，传现在的五毛已涨价至一元，当局到底耗费多少民众的钱来豢养这些网上吹鼓手？
广东「珠海半夏」微评说：200多万？一人一条就得100万！美国的一家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杨凤岗调侃道：洪（红）军要来了。
新浪的「NB老乌」说，原来光一个北京五毛就有200多万人，可以想像全国的五毛有多少了!纪念日网CEO王高峰认为这是水军中的正规军。
大陆媒体人吴京辉感叹北京总人口一成以上是宣传工作者。大陆媒体人「头狼」表示，那个行业吃香，权贵就往哪个行业塞人。这个现象不但在新闻业，非编的比在编还多。
还有民众建议这些五毛党，宣传部应该用党费去养他们。天津有民众形容这是：「决战紫禁之巅」。
中共公安部网监处「贪腐权斗胜地」
中共公安部网监处监控大队长被中纪委带走调查，其涉嫌在「删除网路舆情信息以及删除官员负面信息时收取巨额贿赂」，其涉案金额已过亿，周通现已被双规。在周通被带走后不久，北京市宣传部及文广新局以及北京各大网站又有多人被带走协助调查。
周通本人是周永康在北京的心腹，一直从周永康、刘淇等人手中收受好处，在网路上保留薄熙来和周永康想要打击的高层人物的负面信息，删除不利于周永康和江派的信息。
消息还称，不仅其本人收取巨额贿赂，通过他的网路，全国共20余个省数十个地市涉入此案。进入去年9月份以来、甘肃、湖南、湖北、河北、河南、山东、广州、广西等等多地均有人因此事被带走调查，引起内部巨大震动。
五毛党引导舆论？徒劳无功
近年来，网路不仅是大陆网民的议政之地，更是反腐的先锋，大量中共官员的「丑闻」在网上曝光。引起中共官场一片恐慌，随后当局紧急喊停，舆论转向，大力推网路实名制，并迅速通过人大立法。
然而，俗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中国拥有世界最庞大的网路世界，网民人数去年突破五亿，新浪微博用户人数有三亿。互联网时代，特别是微博盛行的年代，网民透过微博发泄对当局的不满，甚至发动抗议政府的「散步」、「集会」等活动也愈来愈普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已不是五毛党能引导的了的。因此，不论中共当局如何封锁讯息，防火墙如何强大，五毛党多么猖獗，都是徒劳无功的。
五毛是中宣部发声器不该存在
夏小强认为，上千万活跃在中国互联网上的宣传人员即五毛，在网路上形形色色的发言和表达观点，绝对不是自由社会中言论自由的表现，他们和那些真正的网民所进行的讨论和对话，也绝不是正常的辩论和观点表达。
这些五毛拿着纳税人的血汗钱，却在表达中共宣传部的观点，是为党和政权发声的工具，他们和中宣部一样，不应该存在。这些宣传员消耗着公款和社会资源，其所为是对每一个中国公民和真正网民权利的侵害。
夏小强说，靠谎言和暴力制造恐惧的中共政权，在失去了对舆论宣传的控制和人们内心的恐惧后，其政权即将面临崩溃。所以说，在面临失去统治和权力的极度恐慌心态下，中宣部也就顾不得羞耻了。这都是中共政权一步步走向崩溃过程中的表现。
在当今世界，乃至古往今来的世界文明史上，中共网军五毛党可谓一绝。在一个执政党无比强势、垄断国家政治、司法权力的国家，为共产党工作的一个团体居然要秘密运作，无论是其组织的存在、还是其组织的活动方式和计划，以及为这个组织工作的人的身份都要对外保密。
虽然对外保密，但五毛党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而且也名声在外，早就受到世界媒体的注意。每当发生什么重大新闻事件、中国网民意见喷涌的时候，五毛党都必定加班加点，竭力表现。
五毛党是一种非正式的称呼，特指领取中共津贴的人，他们互联网上跟踪盯梢针对中共及其中共纳粹政府的批评意见以及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早些时候中共透露出来的内部文件说，中共宣传部门雇用所谓的"网络评论员"在互联网上以普通网民的身份替中共说话，发一个贴子可以领取五毛钱的报酬。
五毛党的称呼由此在中国不胫而走，并且传遍世界。
非常有趣的是，虽然五毛党是中国国产，中国特产，但迄今为止对中共五毛党的最简洁、最生动的概括却来自中国之外，来自外国语。
例如，在德语当中，有人把五毛党称作"网络民意特工大军"（einer Armada von Netzagenten die offentliche Meinung）。在日语当中，有人则把"五毛党"称作"政府的信息操纵部队"（政府の情报操作部队）。
不用说，德语所谓的"网络民意特工大军"的说法是指营造、塑造、捏造、歪曲、误导、扰乱网络民意的庞大特工组织；而日语的"政府的信息操纵部队"的说法则更是不言自明。
通过谷歌搜索引擎查德语新闻，可以看到欧洲小国奥地利第三大城市林茨（Linz）的《新闻报》有"网络民意特工大军"的说法。该报发表记者伯恩哈德·巴茨什一篇关于中共五毛党的长篇报道，题目是，中共如何通过互联网来加强极权独裁。
或许是德语文化注重哲学的传统使然，巴茨什的报道一开头就从政治哲学的高度点出了五毛党问题的要害：
互联网可以推翻、也可以加强独裁政权。中共产内部的宣传计划显示了中共如何动用网络民意特工大军来进行操纵。
在接下来的报导里，巴茨什写道，中国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公开声明，他愿意出重金采访几十名或几百名五毛党成员，了解他们具体的工作方式方法。
与奥地利林茨德语的《新闻报》明显不同的是日语的《产经新闻》有关五毛党的报导。《产经新闻》发表记者矢板明夫的中国网络观察专栏文章，题目是"高速铁路事故／政府的信息操纵部队／五毛党的原形。" 矢板明夫的报导走的不是从哲学高度鸟瞰的路子，而是从平地、从近距离详细观察的路子。他的报导说：
中国发生高速铁路追尾事故，中国国内互联网上出现大批贴子，批评政府对事故的应对措施。与此同时，也出现一些很扎眼的贴子为铁道部等政府当局说好话。例如，'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有铁路事故，也没有这样大惊小怪的；' '我认为政府（对事故处理）的应对是诚实的，' 等等。这些贴子受到激烈的反驳，例如，'你是五毛党的人吧？''五毛党滚开。'
接下来，矢板明夫介绍了"五毛党"称呼的由来，然后接着详细、细致地陈述了"五毛党"历史沿革，以及"五毛党"在中国社会中的尴尬地位和处境：
"五毛党这个说法出现于大5年前的2006年。当时，有人把中共的内部资料'安徽省共产党宣传部地方视察报告书'上传到互联网上，五毛党的说法由此出现。这份资料陈述了湖南省长沙市的做法，说是'长沙市对外宣传办公室雇佣网络评论员，月基本工资600元（人民币），在网上发帖，一贴加0.5元，加入工资。'"
"中国以前就有'有人拿钱写评论替政府说话'的言传，而这份内部资料则成为把这种事情暴露出来的一个物证。于是，这份内部资料一曝光，立即就成为热题。自那时以来，凡是在互联网上发帖替政府说话的人都被称作'五毛党。'这种称呼也有'为了一点点小钱而出卖灵魂的人'这种表示轻蔑的意思。"
"中国的消息来源说，共产党当局重视网络舆论，判定对网络上出现的批评政府的言论只是进行删除效果是有限的，而且也永远难以形成支持政府的舆论。因此，从2005年开始，中共各部委以及地方当局正规制定预算，雇佣'网络评论员，'让他们在互联网上写支持政府的评论。"
"五毛党"长报酬了
迄今为止，有关"五毛党"的最著名的讽刺文学作品，大概是中国最著名的网络作家之一韩寒写的"2010年新活动---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一文。在那篇博客文章中，韩寒对"五毛党"的挖苦讽刺令成千上万的读者忍不住笑出来，也令中国当局感到难堪。那篇博文发表之后不久就受到了"和谐，"即屏蔽、删除、封杀。但韩寒的支持者锲而不舍地替他重贴，从而使他的博文在被封杀之后依然能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
韩寒在那篇博文中以开玩笑的口吻大胆预测， "五毛党"的报酬由五毛上升为一块。令人惊讶的是，根据《产经新闻》记者矢板明夫的采访调查，韩寒居然预测大致正确。矢板明夫发表的报导说：
"据熟悉网络问题的中国记者说，五毛党大多是由没能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兼职。另外，政府团体的一些年轻职员也被雇来从事这一副业。最近每发一贴的报酬上涨到一元，还有的是1.5元。这样，五毛党每月发帖1万件以上，可以获得比公司职员平均收入还高的收入。五毛党要写出严守秘密的保证书。另外，这也是公众所鄙视的一种行当，所以，五毛党人很少跟周围人说，而且大都也不能跟家人说。"
一个新西兰教授经历的五毛党
五毛党人数到底有多少？五毛党的预算是多少？这一切都是中共的国家机密，外界还不清楚。但外界清楚地看到，五毛党人数众多，步调统一，口径一致，分工细致，不但有专门负责应对中国国内网站和意见领袖的，而且也有专门应对境外媒体以及境外互联网个人言论的。
2010年10月4日，美国网络新闻网站哈芬顿邮报发表目前在新西兰首都奥克兰马西大学任教的国际商业学教授乌莎·黑利的博文，题目是"中国互联网宣传的五毛党。"黑利教授现身说法，讲述了她个人所经历的"五毛党"：
"我头一次在哈芬顿邮报发表博文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怪异的事情。我的博文讲了中共政府对中国造纸行业的补贴，并为美国政策提出了一些建议。在哈芬顿邮报还没通知我我的博文上网之前，就有人对我的博文提出了评论。那个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也对我的观点感到不高兴。那个评论我的人先是写了两篇长篇的帖子，对我的数据和美国总体的对华政策提出质疑。然后，该人又提出另一种观点，要我的博文读者考虑。尽管我当时不知道，但我那时是头一次跟中国的五毛党对上了。每当我的博文获得一个正面的评论，那个人就会不分昼夜地做出反应。那个人最后发出了大约二十多条评论。"
跟《产经新闻》的矢板明夫一样，黑利教授也得到了一些有关"五毛党"的内部文件。她概括总结的"五毛党"大致分工如下：
在纳粹中国国内，五毛党向中共当局报告危险的网络内容；在国外，五毛党跟中共的新闻机构，间谍网络和大使馆一道工作，中共在这方面下的功夫是令人惊愕的。
一些中国的大学也组建了网络评论员队伍，负责在学校 BBS 等网络平台引导舆论。每当出现负面新闻或是当局希望宣传某项议题时，几乎都可以见到五毛党的身影。
网络活跃人士吴斌，每次在新浪微博注册新账号都被五毛举报而销号：
"中共钳制言论、封号非常厉害。新浪微博我都玩不下去了，我是一个号玩十几天就被封号。"
北京宣传部要求五毛
加强网路监控
中共官员鲁炜宣布全市宣传队伍体制内有6万多人，体制外200多万人，强调这些人都要用微博，加强对微博舆论的引导。
会议布署，「要加强网上舆论引导，抓好政务微博、媒体微博、名人微博、网评员微博建设，完善网路发言和协同引导机制，有效应对热点问题，壮大网上主流舆论，改善网路舆论生态。」
宣传部长还要求体制内的6万多、体制外200多万宣传员要应用好新媒体，「看微博，开微博，发微博，研究微博」。
会议还要求，首都各区县、各委办局、各传统媒体都要开通法人微博，加强热点问题的正面引导，甚至还提出要「打造成北京新闻信息的总门户，全媒体信息发布的总出口，新媒体发展的总引擎。」
200多万中共五毛抹粉
官方怎么不知耻？
可能自知不光彩，关于这条新闻本身在微博上也遭到严格控制，像《南都》、《经济观察报》、《看天下》、网易、《中国企业家杂志》等一些有影响力的媒体官方微博发的这条信息，被新浪直接关闭评论，同时转评不让看，只让转而已。
即使这样也没有减少人们对这则新闻的关注程度，很多人表示亮点在于200万。@21世纪经济报导：有网友提出亮点在：「北京市宣传队伍体制内有6万多人，体制外200多万人」，这个……
北京人口不过2000万，「五毛」竟占了一成，每十人之中就有一个，在网路上引起哗然，人们议论纷纷：「这200多万五毛，一人一条，就得100万啊，这要花纳税人多少钱来养他们」，民众建议政府用党费来养。
中共雇用大量五毛党歌功颂德，混搅视听，充其量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罢了。有网民问，需要这么多人抹粉，官方怎么不知耻？
时事评论员夏小强认为，中宣部有难言之隐，首先，互联网技术特别是微博的快速发展，已经对中共的舆论宣传和控制造成了致命打击。可以说，在微博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中共已经没有任何胜机，已经无法做到对微博和真相的控制封杀。
第二，互联网和微博的发展也使亿万网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被中共封杀的消息和真相，这些反过来促使人们的精神觉醒，公民意识与维权意识逐渐加强，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理念正在迅速普及，这些都会抹去人们内心对中共的恐惧。
北京每十人一五毛保卫帝都
知名学者王晓渔对此公开嘲讽说：「一座2000万常住人口的城市，宣传队伍体制内有6万多人，体制外200多万人，去年开会的时候有140万治安志愿者，周边有八个集团军常年拱卫。这是哪部电影的场景？A.《斯大林格勒保卫战》，B.《十月围城》，C.《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D.以上都不是。
北京「八大商人」回应说：「都不对，这是『北京欢迎你』」。河南的刘先生也说，当然是D了，应该还有个选项，叫「保卫帝都」。
天津的「紫菜头」认为，十比一的比例太吓人了，是不是把党员、干部、居委会大妈、传媒从业者都算进去了？！上海「温柔的疯」也惊叹道：「体制外200多万人啊，那不是每10个人里面就有1个宣传人员？高效啊。」
北京的王树凯律师回应表示，这仅仅是北京市和中央军委动员的力量，还不包括其他部门能够动员的力量。
《大科技杂志》官方微博说，京城戒备森严。这八个集团军分属三个军区，它们不是为了拱卫，而是为了互相牵制。浙江的「追梦人」认为，八个集团军都少了，必须16个。因为那是他们的家奴，目的就是保护他们的利益！看你们还敢不敢闹？
湖南的谢阳律师认为，所有的举措，反而暴露中共当局内心的恐慌。末日在一步步向它们逼近。
北京五毛200万全国五毛有多少？
以北京有十分之一人口为五毛推算，全国五毛多达1亿3000万人，超过中共党员的8000万，堪称天下第一党。就算一人一天只发一帖，一天开支已高达6500万元，传现在的五毛已涨价至一元，当局到底耗费多少民众的钱来豢养这些网上吹鼓手？
广东「珠海半夏」微评说：200多万？一人一条就得100万！美国的一家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杨凤岗调侃道：洪（红）军要来了。
新浪的「NB老乌」说，原来光一个北京五毛就有200多万人，可以想像全国的五毛有多少了!纪念日网CEO王高峰认为这是水军中的正规军。
大陆媒体人吴京辉感叹北京总人口一成以上是宣传工作者。大陆媒体人「头狼」表示，那个行业吃香，权贵就往哪个行业塞人。这个现象不但在新闻业，非编的比在编还多。
还有民众建议这些五毛党，宣传部应该用党费去养他们。天津有民众形容这是：「决战紫禁之巅」。
中共公安部网监处「贪腐权斗胜地」
中共公安部网监处监控大队长被中纪委带走调查，其涉嫌在「删除网路舆情信息以及删除官员负面信息时收取巨额贿赂」，其涉案金额已过亿，周通现已被双规。在周通被带走后不久，北京市宣传部及文广新局以及北京各大网站又有多人被带走协助调查。
周通本人是周永康在北京的心腹，一直从周永康、刘淇等人手中收受好处，在网路上保留薄熙来和周永康想要打击的高层人物的负面信息，删除不利于周永康和江派的信息。
消息还称，不仅其本人收取巨额贿赂，通过他的网路，全国共20余个省数十个地市涉入此案。进入去年9月份以来、甘肃、湖南、湖北、河北、河南、山东、广州、广西等等多地均有人因此事被带走调查，引起内部巨大震动。
五毛党引导舆论？徒劳无功
近年来，网路不仅是大陆网民的议政之地，更是反腐的先锋，大量中共官员的「丑闻」在网上曝光。引起中共官场一片恐慌，随后当局紧急喊停，舆论转向，大力推网路实名制，并迅速通过人大立法。
然而，俗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中国拥有世界最庞大的网路世界，网民人数去年突破五亿，新浪微博用户人数有三亿。互联网时代，特别是微博盛行的年代，网民透过微博发泄对当局的不满，甚至发动抗议政府的「散步」、「集会」等活动也愈来愈普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已不是五毛党能引导的了的。因此，不论中共当局如何封锁讯息，防火墙如何强大，五毛党多么猖獗，都是徒劳无功的。
五毛是中宣部发声器不该存在
夏小强认为，上千万活跃在中国互联网上的宣传人员即五毛，在网路上形形色色的发言和表达观点，绝对不是自由社会中言论自由的表现，他们和那些真正的网民所进行的讨论和对话，也绝不是正常的辩论和观点表达。
这些五毛拿着纳税人的血汗钱，却在表达中共宣传部的观点，是为党和政权发声的工具，他们和中宣部一样，不应该存在。这些宣传员消耗着公款和社会资源，其所为是对每一个中国公民和真正网民权利的侵害。
夏小强说，靠谎言和暴力制造恐惧的中共政权，在失去了对舆论宣传的控制和人们内心的恐惧后，其政权即将面临崩溃。所以说，在面临失去统治和权力的极度恐慌心态下，中宣部也就顾不得羞耻了。这都是中共政权一步步走向崩溃过程中的表现。
2019年9月16日
袁建斌：中共政府黑警冤狱是如何惨无人道践踏公民人权
【袁建斌：中共政府黑警冤狱是如何惨无人道践踏公民人权】
我如何从董事长成为访民
我是上海访民，曾是成功的上海私人企业家，曾是两家私人企业的董事长和法人代表：一家是上海齐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另一家是台湾合资企业。在我的台湾合资企业要上市前，上海政府有关部门突然要求给我更高股价购买股份，条件是把与我合资的台湾绿营合股人踢出去。我觉得这是不道德的，就拖延着不配合，侥幸地认为，只要拖到公司上市就没事了。
2008年4月时，一个穿着便衣的人突然闯进我的办公室，当时我不知道他是上海公安局警察身份，与他发生正面冲突，楼下还有警车和数个警察，最后我被警察带走。到警察局后我才知道，他们给我定了三个罪名，第一个罪名是偷税漏税，但我的公司账目都是经由专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他们没有调查出任何问题，偷税漏税的罪名不能成立；第二个罪名是强奸，他们也查无实据，不能定罪；第三个罪名是吸毒，他们仅依据我曾雇用过的私人专职司机的陷害栽赃举报，便给我定罪，并送我劳教两年。那个我用过的私人专职司机早就离开我的公司，他在离开我的公司三个月后，在夜里曾三次可疑地通过公司六个电子门，还通过我的办公室的指纹认证系统门进入我的办公室。经查证，我没有丢失任何资金和资料，公司监控系统仅录下他调换我办公桌上的香烟的行为。他三次进入我的办公室，公司都有报警，都向上海警方提交报警报告和摄像证据，可警方都置之不理，不进行任何调查处理，却对我进行突然抓捕，仓促定罪，送去劳教。
上海警方抓捕我后，上海市工商局也跟着行动，剥夺了我的法人资格，没收了我的私人企业，我的即将上市的台湾合资企业也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七百多万属于我的私有资产被哄抢一光。
在劳教所我受尽非人待遇和酷刑，包括长年不断地吃霉变饭菜、一动不动地蹲坐几小时任蚊虫叮咬、严酷吊打和四个电警棍同时电击全身的酷刑。又因我一直不认罪，拒绝写认罪书，被关进两平米的封闭禁室中达四十二天之久。连中共警方都规定这种禁闭不能超过十二天，但第一次我就被关了四十二天，最后被关到失去知觉不省人事，被担架抬了出来，躺在医院抢救一个星期才活过来。第二次我又被禁闭十二天，他们显然是想用酷刑把我精神整垮，逼我认罪。他们还创造出许多名目繁多的酷刑折磨劳教学员，在此暂不赘述。
2010年，我劳改两年期满后，便走上了上访路。以行政诉讼官司状告上海警方，经过了一审黄埔区人民法院，二审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简称二中院）、终审上海最高人民法院的三级审理，我的诉告全部驳回，维持原判。也就是说，我把上海三级地方法院全走了一遍，没有结果，无奈之下，我便带着伸冤状子去了北京。
在北京，我无意中听说，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经常去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康复医院的小楼检查治疗身体，我便买通了一位扫院子的安徽民工，天天与他一起在康复医院小楼边扫院子，等待吴邦国委员长的到来。很幸运，第三天上午，我就看见吴邦国乘着小车进了小院，在随从陪伴下进入小楼，中午十二点半他从楼里出来，身边只有一个随从，我便大喊着"冤枉"跑上去。奇怪的是，不知从哪突然出来几个大汉把我死死压在了地上，那位随从匆忙把吴邦国拥进车里，把车门关上后走过来问我何人何事，我说是上访的，状子在屁股兜里，他拿走状子就坐车与吴邦国走了，压住我的人随后把我送进附近的派出所。上海驻京办听说后，就向这个派出所要人，要把我带走。派出所的干警听了我的遭遇非常同情我，用警车送我到后门放了我。就这样，我逃过了第二次劳教。
三天后，我接到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厅的电话，说他们接到吴邦国委员长转来的材料，问我是否还在北京，能否来高院行政厅面谈。我于是来到行政厅办公室，高院行政厅厅长赵大光亲自与我面谈，他审查了我的案子，当面问了我一些问题，对上海警方的胡来非常气愤。经过高院的再审定，我的案子被高院判定为：审判程序错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这三大错误。司法办案所有的四大错误中我的案子竟占了三个！高院于是通知上海法院派人来北京商谈我的案子。结果上海来的人只是驻京办的负责人，对法律一窍不通。高院法官气愤地说："你们怎么对判案这么不重视，什么都往最高法院推？！回去告诉你们领导，这个案子你们必须尽快解决！"
我回到上海一个星期后，上海高院、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和区一级警方几方共同召集了一个会议，跟我协调，他们都被我驳得无话可说。二中院副院长李景华说："你这个案子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不可能全部按照法律来做，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尽量满足你。"我深知中国法律的黑暗，便只提出最低要求：一是恢复我原本就拥有的两家私人公司的法人资格；二是给我一个无罪裁定书，说明以前的判决是错的。他们只强调恢复法人资格，说这个要求很低，他们可以做到。二中院副院长李景华也拍着胸脯保证没问题。于是他多次找到上海市工商局协调，可工商局拒绝给我恢复法人资格，理由是，他们是根据法律判决才剥夺了我的法人资格的，这不是他们的错，他们不负责，只有法院再出具一个改判的判决书，他们才能恢复我的法人资格。而上海高院与二中院都不想出具改判的判决书，案子陷入僵局。上海法院方又提出以经济补偿来解决我的冤案，被我拒绝。
这期间，我的在齐鲁证券公司任职的太太也遇到麻烦，她在怀孕期间因为集体举报总经理克扣员工报酬和资产非法流失，遭到公司报复，公司开除了所有参与举报的员工。按照中国法律，怀孕期间不得以任何理由解除职工的劳动关系。我们便以劳动关系仲裁法和劳动关系纠纷法的条款向区法院诉告公司违反劳动关系法，一审判决我们胜诉，法院判令齐鲁证卷公司恢复我太太的劳动关系、补发工资、并予以经济赔偿。但到了二审时，二中院却把一审全推翻了。二中院法官直接对我说："我们院长受山东政法委的委托，已经交代我们，你的案子不能判，判了就会引发群体后果，你这个案子只能给你一定经济补偿，你必须签调解书，而不是签判决书。"我拒绝签调解书，一气之下带着妻子来到美国。
在美国呆了八个月时，突然收到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开庭通知，我便带着六个月大的孩子一起回到上海。到法院才知道，不是开庭，而仍是调解。法官明确地说，你必须签调解书，可以经济补偿，不可能恢复劳动关系。我坚持要以法律来判决，而不接受这种不依法的经济补偿，法官拒绝。当我带着孩子要离开法院时，一位法院工作人员笑着要求抱抱我的孩子，他抱了孩子就往里屋走，然后突然出现八个穿着黑色统一制服的法院人员拦住我，强力把我推下两层楼的楼梯，造成我的两根肋骨和一根腰椎骨骨折，头部脑震荡加严重外伤缝了五针，有医院诊断书。当时我昏了过去，在医院苏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他们还我孩子，或把孩子交给我姐姐。他们拒绝，并说，你签了调解书就什么都好说，你不签调解书，孩子永远不还给你。
鉴于孩子是美国公民，美国对华援助会和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很多议员连夜联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希拉里在清晨两点半与中国方面取得联系，要求他们立刻释放六个月大的美国公民。经过七天的外交斡旋，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领事的监督下，他们才把孩子还给我。本来我的孩子是个九磅多重的胖娃娃，被绑架不到半个月竟瘦成皮包骨头。从我夫妻俩的遭遇就可以清楚看到，中国政府践踏人权是多么无法无天，而美国政府重视人权又是多么感人至深。
我和孩子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两个领事的陪同下，一起飞回到美国。此后，我便在美国上访和抗议，并到美国国会听证会告洋状。近八年的上访经历，使我对访民有了深厚的感情，情同父老兄弟姐妹。比如，虽身在美国，我坚持给访民捐款和发红包。谁污辱访民，谁就是污辱我，我就跟谁干。
我如何从董事长成为访民
我是上海访民，曾是成功的上海私人企业家，曾是两家私人企业的董事长和法人代表：一家是上海齐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另一家是台湾合资企业。在我的台湾合资企业要上市前，上海政府有关部门突然要求给我更高股价购买股份，条件是把与我合资的台湾绿营合股人踢出去。我觉得这是不道德的，就拖延着不配合，侥幸地认为，只要拖到公司上市就没事了。
2008年4月时，一个穿着便衣的人突然闯进我的办公室，当时我不知道他是上海公安局警察身份，与他发生正面冲突，楼下还有警车和数个警察，最后我被警察带走。到警察局后我才知道，他们给我定了三个罪名，第一个罪名是偷税漏税，但我的公司账目都是经由专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他们没有调查出任何问题，偷税漏税的罪名不能成立；第二个罪名是强奸，他们也查无实据，不能定罪；第三个罪名是吸毒，他们仅依据我曾雇用过的私人专职司机的陷害栽赃举报，便给我定罪，并送我劳教两年。那个我用过的私人专职司机早就离开我的公司，他在离开我的公司三个月后，在夜里曾三次可疑地通过公司六个电子门，还通过我的办公室的指纹认证系统门进入我的办公室。经查证，我没有丢失任何资金和资料，公司监控系统仅录下他调换我办公桌上的香烟的行为。他三次进入我的办公室，公司都有报警，都向上海警方提交报警报告和摄像证据，可警方都置之不理，不进行任何调查处理，却对我进行突然抓捕，仓促定罪，送去劳教。
上海警方抓捕我后，上海市工商局也跟着行动，剥夺了我的法人资格，没收了我的私人企业，我的即将上市的台湾合资企业也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七百多万属于我的私有资产被哄抢一光。
在劳教所我受尽非人待遇和酷刑，包括长年不断地吃霉变饭菜、一动不动地蹲坐几小时任蚊虫叮咬、严酷吊打和四个电警棍同时电击全身的酷刑。又因我一直不认罪，拒绝写认罪书，被关进两平米的封闭禁室中达四十二天之久。连中共警方都规定这种禁闭不能超过十二天，但第一次我就被关了四十二天，最后被关到失去知觉不省人事，被担架抬了出来，躺在医院抢救一个星期才活过来。第二次我又被禁闭十二天，他们显然是想用酷刑把我精神整垮，逼我认罪。他们还创造出许多名目繁多的酷刑折磨劳教学员，在此暂不赘述。
2010年，我劳改两年期满后，便走上了上访路。以行政诉讼官司状告上海警方，经过了一审黄埔区人民法院，二审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简称二中院）、终审上海最高人民法院的三级审理，我的诉告全部驳回，维持原判。也就是说，我把上海三级地方法院全走了一遍，没有结果，无奈之下，我便带着伸冤状子去了北京。
在北京，我无意中听说，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经常去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康复医院的小楼检查治疗身体，我便买通了一位扫院子的安徽民工，天天与他一起在康复医院小楼边扫院子，等待吴邦国委员长的到来。很幸运，第三天上午，我就看见吴邦国乘着小车进了小院，在随从陪伴下进入小楼，中午十二点半他从楼里出来，身边只有一个随从，我便大喊着"冤枉"跑上去。奇怪的是，不知从哪突然出来几个大汉把我死死压在了地上，那位随从匆忙把吴邦国拥进车里，把车门关上后走过来问我何人何事，我说是上访的，状子在屁股兜里，他拿走状子就坐车与吴邦国走了，压住我的人随后把我送进附近的派出所。上海驻京办听说后，就向这个派出所要人，要把我带走。派出所的干警听了我的遭遇非常同情我，用警车送我到后门放了我。就这样，我逃过了第二次劳教。
三天后，我接到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厅的电话，说他们接到吴邦国委员长转来的材料，问我是否还在北京，能否来高院行政厅面谈。我于是来到行政厅办公室，高院行政厅厅长赵大光亲自与我面谈，他审查了我的案子，当面问了我一些问题，对上海警方的胡来非常气愤。经过高院的再审定，我的案子被高院判定为：审判程序错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这三大错误。司法办案所有的四大错误中我的案子竟占了三个！高院于是通知上海法院派人来北京商谈我的案子。结果上海来的人只是驻京办的负责人，对法律一窍不通。高院法官气愤地说："你们怎么对判案这么不重视，什么都往最高法院推？！回去告诉你们领导，这个案子你们必须尽快解决！"
我回到上海一个星期后，上海高院、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和区一级警方几方共同召集了一个会议，跟我协调，他们都被我驳得无话可说。二中院副院长李景华说："你这个案子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不可能全部按照法律来做，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尽量满足你。"我深知中国法律的黑暗，便只提出最低要求：一是恢复我原本就拥有的两家私人公司的法人资格；二是给我一个无罪裁定书，说明以前的判决是错的。他们只强调恢复法人资格，说这个要求很低，他们可以做到。二中院副院长李景华也拍着胸脯保证没问题。于是他多次找到上海市工商局协调，可工商局拒绝给我恢复法人资格，理由是，他们是根据法律判决才剥夺了我的法人资格的，这不是他们的错，他们不负责，只有法院再出具一个改判的判决书，他们才能恢复我的法人资格。而上海高院与二中院都不想出具改判的判决书，案子陷入僵局。上海法院方又提出以经济补偿来解决我的冤案，被我拒绝。
这期间，我的在齐鲁证券公司任职的太太也遇到麻烦，她在怀孕期间因为集体举报总经理克扣员工报酬和资产非法流失，遭到公司报复，公司开除了所有参与举报的员工。按照中国法律，怀孕期间不得以任何理由解除职工的劳动关系。我们便以劳动关系仲裁法和劳动关系纠纷法的条款向区法院诉告公司违反劳动关系法，一审判决我们胜诉，法院判令齐鲁证卷公司恢复我太太的劳动关系、补发工资、并予以经济赔偿。但到了二审时，二中院却把一审全推翻了。二中院法官直接对我说："我们院长受山东政法委的委托，已经交代我们，你的案子不能判，判了就会引发群体后果，你这个案子只能给你一定经济补偿，你必须签调解书，而不是签判决书。"我拒绝签调解书，一气之下带着妻子来到美国。
在美国呆了八个月时，突然收到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开庭通知，我便带着六个月大的孩子一起回到上海。到法院才知道，不是开庭，而仍是调解。法官明确地说，你必须签调解书，可以经济补偿，不可能恢复劳动关系。我坚持要以法律来判决，而不接受这种不依法的经济补偿，法官拒绝。当我带着孩子要离开法院时，一位法院工作人员笑着要求抱抱我的孩子，他抱了孩子就往里屋走，然后突然出现八个穿着黑色统一制服的法院人员拦住我，强力把我推下两层楼的楼梯，造成我的两根肋骨和一根腰椎骨骨折，头部脑震荡加严重外伤缝了五针，有医院诊断书。当时我昏了过去，在医院苏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他们还我孩子，或把孩子交给我姐姐。他们拒绝，并说，你签了调解书就什么都好说，你不签调解书，孩子永远不还给你。
鉴于孩子是美国公民，美国对华援助会和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很多议员连夜联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希拉里在清晨两点半与中国方面取得联系，要求他们立刻释放六个月大的美国公民。经过七天的外交斡旋，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领事的监督下，他们才把孩子还给我。本来我的孩子是个九磅多重的胖娃娃，被绑架不到半个月竟瘦成皮包骨头。从我夫妻俩的遭遇就可以清楚看到，中国政府践踏人权是多么无法无天，而美国政府重视人权又是多么感人至深。
我和孩子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两个领事的陪同下，一起飞回到美国。此后，我便在美国上访和抗议，并到美国国会听证会告洋状。近八年的上访经历，使我对访民有了深厚的感情，情同父老兄弟姐妹。比如，虽身在美国，我坚持给访民捐款和发红包。谁污辱访民，谁就是污辱我，我就跟谁干。
可悲可叹！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政治挂帅，沦为中国文革垃圾党校！
【可悲可叹！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政治挂帅，沦为中国文革垃圾党校！】
电子科技大学自动化工程学院副教授郑文锋开了一门"创新的实质"的选修课，一些选课的学生对其布置的小论文要求有意见，在QQ群里争了起来，被人截图贴到网上，于是就出大事了。据电子科技大学师德建设委员会《关于郑文锋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决定》：
"经查，郑文锋在课程QQ群上与学生发生争执，发表了'中国古代没有实质上的创新'、'都9102年了，别总去翻给老祖宗编出来的优越感，四大发明在世界上都不领先，也没形成事实上的生产力或协作'等错误言论，后被截图发到知乎网站上，引发舆情，造成了比较恶劣的社会影响。"
于是该校决定在两年内取消郑文锋评奖评优、职务晋升、职称评定的资格，停止教学工作，停止研究生招生资格。
电子科大的这份文件被人贴到网上后，再度"引发舆情，造成了比较恶劣的社会影响"。从媒体发表的评论看，大部分是为郑文锋鸣不平的。的确，我不明白郑文锋为什么会受到处分，而且还是如此严厉的处分。中国古代有没有实质上的创新、四大发明在世界上有什么样的地位，是一个学术问题，即便郑文锋发表了让人听了不舒服的观点，那也是其一家之言，何以认定就是"错误言论"？即便是"错误言论"，何以就是"师德失范"？如果连对古代的问题发表"错误言论"都要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何况是对现代、当代的问题发表"错误言论"？在电子科大，还有学术自由吗？
有一些人则是批评那些学生"告密"。严格地说，他们不是告密。告密是指秘密地报告，而按《决定》的说法，他们是"公开地报告"，把郑文锋的"错误言论"发到网上去了，引发了舆情才迫使学校做出处理。这些学生当然有权利对郑文锋的观点表示反对，也有权利去举报郑文锋的"错误言论"，不管是公开的举报还是私下的举报。令人震惊的不是这些学生的"告密"，而是他们在争执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狂妄、粗鲁和蛮横。从贴出来的截图看，在整个争执过程中，郑文锋只是态度比较强硬，并没有失态之处，而那些学生不仅质疑郑文锋的学术水平，要求他晒论文，还嘲讽郑文锋"四节课不知所云，莫名的优越感"、"也许看了老师的论文，我们就能拥有和老师一样高超的精神境界"、"要不你回去试试拉完粑粑不用纸的感觉"，训斥郑文锋"没文化就别说"、"我觉得还是袁隆平让你吃的太饱了，有空还是多读读书吧，没文化很可怕的，人家会笑你的"，给郑文锋开书单："我建议你读读《中国的发明创造（古往今来话中国）》"。给人的感觉是这些学生才是老师，郑文锋反而是学生，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选郑文锋的课？应该是他们开课，郑文锋来上、听他们的教训才是嘛。
更可怕的是，仅仅是为了一门选修课的一篇小论文，这些学生就不停地给郑文锋扣帽子，要置老师于死地："我严重怀疑你是个美分"、"如果你是美分的话就算了，没资格了解中国古代的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你这样诋毁古代中国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注定是要被人民所唾弃的。"这不是学术争论，而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围攻、侮辱、批斗老师。这种情形，50年前在中国的校园里常见，我还以为随着文革的结束销声匿迹了呢，不料现在又在电子科大的校园见到。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这些狂妄自大，对老师缺乏起码的尊重，甚至居心险恶，意图对老师搞政治迫害的学生，是没资格在高校接受教育的，应该被开除才对。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遭学生围攻、侮辱、批斗的老师被处理，而这些学生小人得志、前途无量，恐怕不只是一所大学有这种怪事，这才是整个事件的最可怕之处。
电子科技大学自动化工程学院副教授郑文锋开了一门"创新的实质"的选修课，一些选课的学生对其布置的小论文要求有意见，在QQ群里争了起来，被人截图贴到网上，于是就出大事了。据电子科技大学师德建设委员会《关于郑文锋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决定》：
"经查，郑文锋在课程QQ群上与学生发生争执，发表了'中国古代没有实质上的创新'、'都9102年了，别总去翻给老祖宗编出来的优越感，四大发明在世界上都不领先，也没形成事实上的生产力或协作'等错误言论，后被截图发到知乎网站上，引发舆情，造成了比较恶劣的社会影响。"
于是该校决定在两年内取消郑文锋评奖评优、职务晋升、职称评定的资格，停止教学工作，停止研究生招生资格。
电子科大的这份文件被人贴到网上后，再度"引发舆情，造成了比较恶劣的社会影响"。从媒体发表的评论看，大部分是为郑文锋鸣不平的。的确，我不明白郑文锋为什么会受到处分，而且还是如此严厉的处分。中国古代有没有实质上的创新、四大发明在世界上有什么样的地位，是一个学术问题，即便郑文锋发表了让人听了不舒服的观点，那也是其一家之言，何以认定就是"错误言论"？即便是"错误言论"，何以就是"师德失范"？如果连对古代的问题发表"错误言论"都要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何况是对现代、当代的问题发表"错误言论"？在电子科大，还有学术自由吗？
有一些人则是批评那些学生"告密"。严格地说，他们不是告密。告密是指秘密地报告，而按《决定》的说法，他们是"公开地报告"，把郑文锋的"错误言论"发到网上去了，引发了舆情才迫使学校做出处理。这些学生当然有权利对郑文锋的观点表示反对，也有权利去举报郑文锋的"错误言论"，不管是公开的举报还是私下的举报。令人震惊的不是这些学生的"告密"，而是他们在争执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狂妄、粗鲁和蛮横。从贴出来的截图看，在整个争执过程中，郑文锋只是态度比较强硬，并没有失态之处，而那些学生不仅质疑郑文锋的学术水平，要求他晒论文，还嘲讽郑文锋"四节课不知所云，莫名的优越感"、"也许看了老师的论文，我们就能拥有和老师一样高超的精神境界"、"要不你回去试试拉完粑粑不用纸的感觉"，训斥郑文锋"没文化就别说"、"我觉得还是袁隆平让你吃的太饱了，有空还是多读读书吧，没文化很可怕的，人家会笑你的"，给郑文锋开书单："我建议你读读《中国的发明创造（古往今来话中国）》"。给人的感觉是这些学生才是老师，郑文锋反而是学生，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选郑文锋的课？应该是他们开课，郑文锋来上、听他们的教训才是嘛。
更可怕的是，仅仅是为了一门选修课的一篇小论文，这些学生就不停地给郑文锋扣帽子，要置老师于死地："我严重怀疑你是个美分"、"如果你是美分的话就算了，没资格了解中国古代的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你这样诋毁古代中国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注定是要被人民所唾弃的。"这不是学术争论，而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围攻、侮辱、批斗老师。这种情形，50年前在中国的校园里常见，我还以为随着文革的结束销声匿迹了呢，不料现在又在电子科大的校园见到。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这些狂妄自大，对老师缺乏起码的尊重，甚至居心险恶，意图对老师搞政治迫害的学生，是没资格在高校接受教育的，应该被开除才对。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遭学生围攻、侮辱、批斗的老师被处理，而这些学生小人得志、前途无量，恐怕不只是一所大学有这种怪事，这才是整个事件的最可怕之处。
2019年9月14日
香港反送中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也是一场道德和宗教运动
【香港反送中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也是一场道德和宗教运动】
2019年9月14日，美国众议院领袖凯文麦克阿瑟发表演说：美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它也是一个理念。将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的理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与香港人一起追求自由，反对共产主义政府！
如今的爱国主义重在为中国的成就叫好，它变成一种需要人们去参与的既得利益。
相反，香港的这场运动提供宗教式的情怀和道德上的崇高感，它包括牺牲、绝望、团结和种种情感。
2019年9月14日，美国众议院领袖凯文麦克阿瑟发表演说：美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它也是一个理念。将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的理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与香港人一起追求自由，反对共产主义政府！
如今的爱国主义重在为中国的成就叫好，它变成一种需要人们去参与的既得利益。
相反，香港的这场运动提供宗教式的情怀和道德上的崇高感，它包括牺牲、绝望、团结和种种情感。
世界金融大鳄索罗斯：习近平是开放社会最危险的敌人！我对打败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的兴趣，超过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关心！
【世界金融大鳄索罗斯："习近平是开放社会最危险的敌人！我对打败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的兴趣，超过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关心！"】
美国金融家，政治社会活动家索罗斯在评论文章中表示，对打败习特勒领导的纳粹中国的兴趣超过了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关心。他还说，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纳粹中国的经济战，但其经济战同民主奋斗无关。
索罗斯周一（9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专栏评论，赞成特朗普的对华政策。索罗斯创立了著名的开放社会基金会，机构宗旨是推进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和人权，并致力于在经济，法律及政治上促进公民参与社会，实现公民社会的目标。
但是他质疑特朗普寻求与纳粹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背后动机，说特朗普不过是要"通过促进美国股市和经济，增加其竞选连任的机会"。索罗斯建议特朗普应该继续对中共施压，让纳粹中国社会"开放"，实行自由改革。
这次索罗斯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说，"作为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创始人，我对打败习特勒领导下的纳粹中国的兴趣，超过了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关心。"
今年1月索罗斯就在达沃斯论坛表示，习禁评是开放社会的最危险的敌人，纳粹中国"是最富有，最强大，技术最先进的专制政权"。他还指责中共投资"机器人学习和人工智能"是为了加强专制，反对西方科技公司进入纳粹中国。
索罗斯认为，纳粹中国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领域是一个危险的对手，而未来几年5G领域是决定中美谁能领先的关键。因此他在评论文章中说，如果允许纳粹中国进入全球市场竞争，中共就会将其"政治控制制度推向全球"。
索罗斯还以违反开放社会原则为由反对纳粹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即对对个人信用信息采集和整理，建立和加工，建立个人信用历史记录的系统。
索罗斯解释说，"习近平是自由开放社会的最大敌人"，虽然纳粹中国不是世界唯一的独裁国家，但它是"最富有、最强大、科技最先进"的国家。"因此，必须把习特勒的政策和中国人民的意愿分开，这点很重要"。他又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应集中精力针对纳粹中国，而不是跟差不多所有其他国家就贸易问题争吵。
索罗斯此次表达的战胜纳粹中国的言论同他一贯主张的价值输出的软性手段形成鲜明对比。长期以来索罗斯通过对全球120个国家的自由主义事业的资助，通过促进社会教育，独立媒体，网络信息传播，达到实现自由与民主的所谓开放社会的目的。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名称源于卡尔·波普尔1945年批判威权主义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该基金会一直通过资金援助计划，实现把"封闭社会"发展成为"开放社会"的目的。
俄罗斯在2015年禁止"开放社会基金会"在俄罗斯活动，指责该基金会对俄罗斯联邦的根本制度以及国家安全构成威胁。2017年该基金会因为支持开放性政府和帮助难民受到诸如罗马尼亚，匈牙利，马其顿，波兰等前东欧国家政府的压制。2018年"开放社会基金会"关闭了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的办事处，停止了在土耳其的运作。该基金会指土耳其政府对他们做出不实指责，并且拘捕和骚扰与该基金会有关的知识分子和自由派学者。
索罗斯在2013年曾经参加纳粹中国的博鳌亚洲经济论坛并发表讲话，但他并没有对纳粹中国经济做出严厉批评。2016年索罗斯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对习禁评的经济和金融政策提出强烈批评。后来中共媒体指责索罗斯做空人民币，攻击中共的资本市场。
美国金融家，政治社会活动家索罗斯在评论文章中表示，对打败习特勒领导的纳粹中国的兴趣超过了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关心。他还说，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纳粹中国的经济战，但其经济战同民主奋斗无关。
索罗斯周一（9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专栏评论，赞成特朗普的对华政策。索罗斯创立了著名的开放社会基金会，机构宗旨是推进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和人权，并致力于在经济，法律及政治上促进公民参与社会，实现公民社会的目标。
但是他质疑特朗普寻求与纳粹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背后动机，说特朗普不过是要"通过促进美国股市和经济，增加其竞选连任的机会"。索罗斯建议特朗普应该继续对中共施压，让纳粹中国社会"开放"，实行自由改革。
这次索罗斯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说，"作为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创始人，我对打败习特勒领导下的纳粹中国的兴趣，超过了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关心。"
今年1月索罗斯就在达沃斯论坛表示，习禁评是开放社会的最危险的敌人，纳粹中国"是最富有，最强大，技术最先进的专制政权"。他还指责中共投资"机器人学习和人工智能"是为了加强专制，反对西方科技公司进入纳粹中国。
索罗斯认为，纳粹中国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领域是一个危险的对手，而未来几年5G领域是决定中美谁能领先的关键。因此他在评论文章中说，如果允许纳粹中国进入全球市场竞争，中共就会将其"政治控制制度推向全球"。
索罗斯还以违反开放社会原则为由反对纳粹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即对对个人信用信息采集和整理，建立和加工，建立个人信用历史记录的系统。
索罗斯解释说，"习近平是自由开放社会的最大敌人"，虽然纳粹中国不是世界唯一的独裁国家，但它是"最富有、最强大、科技最先进"的国家。"因此，必须把习特勒的政策和中国人民的意愿分开，这点很重要"。他又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应集中精力针对纳粹中国，而不是跟差不多所有其他国家就贸易问题争吵。
索罗斯此次表达的战胜纳粹中国的言论同他一贯主张的价值输出的软性手段形成鲜明对比。长期以来索罗斯通过对全球120个国家的自由主义事业的资助，通过促进社会教育，独立媒体，网络信息传播，达到实现自由与民主的所谓开放社会的目的。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名称源于卡尔·波普尔1945年批判威权主义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该基金会一直通过资金援助计划，实现把"封闭社会"发展成为"开放社会"的目的。
俄罗斯在2015年禁止"开放社会基金会"在俄罗斯活动，指责该基金会对俄罗斯联邦的根本制度以及国家安全构成威胁。2017年该基金会因为支持开放性政府和帮助难民受到诸如罗马尼亚，匈牙利，马其顿，波兰等前东欧国家政府的压制。2018年"开放社会基金会"关闭了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的办事处，停止了在土耳其的运作。该基金会指土耳其政府对他们做出不实指责，并且拘捕和骚扰与该基金会有关的知识分子和自由派学者。
索罗斯在2013年曾经参加纳粹中国的博鳌亚洲经济论坛并发表讲话，但他并没有对纳粹中国经济做出严厉批评。2016年索罗斯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对习禁评的经济和金融政策提出强烈批评。后来中共媒体指责索罗斯做空人民币，攻击中共的资本市场。
2019年9月13日
中共间谍活跃在德国，恐吓打压政治异见人士
【中共间谍活跃在德国，恐吓打压政治异见人士】
据德国联邦政府掌握的信息，纳粹中国政府正在试图恐吓德国的示威者。其中一个重点是：他们对那些质疑中共独裁专制和威胁到中共专制统治的人进行监视和打击。绿党呼吁德国当局对此采取行动：要（让这些人承担）后果，直至驱逐出境。德国联邦外交部长马斯（Heiko Maas）（SPD）拒绝接受中共方面对他与香港活动家黄之锋会面的尖锐批评，他并宣布将与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进一步会晤。
"总理在北京，她也会见了人权活动家。如果我在北京，那么我也会。我现在在柏林时，我也做同样的事情，而且以后也不会改变。" 马斯周四在柏林说。
马斯也说：德国联邦政府对中国政治"一国两制" 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我们支持香港在这些框架内应有的权利。德国联邦政府一直表示那些香港示威者有权上街游行，并在街头表达他们的主张。
纳粹中国外交部严厉批评了马斯周一在柏林的一个庆典活动上与黄之锋的短暂会晤。也因此下令召见德国驻北京大使。纳粹中国驻德国大使吴恳称，此次会面将对"双边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据联邦政府信息，纳粹中国正在试图恐吓德国的示威者。近期在汉堡的一次集会上，来自香港的活动人士受到来自纳粹中国大陆人士的粗暴挑衅。
据《南德意志报》报导，对于绿党议会党团小组的质询：联邦政府和联邦机构是否了解纳粹中国企图影响德国的示威自由、威胁到示威者的人身安全和尊严、危及到德国的言论自由。联邦政府回复称，他们了解纳粹中国方面这种企图。绿党政治家鲍泽（Margarete Bause）呼吁：要（让这些人承担）后果，直至驱逐出境。
中国国家当局在德国的活动，特别是中国情报部门的活动的重点是，对那些质疑中共垄断专制权力和威胁中国国家统一的人进行监视和打击运动。这些问题是由德国的各州来负责。
绿党呼吁德国的安全部门采取行动，保护抗议专制政权的人。绿党在议会的人权政策发言人鲍泽（Margarete Bause）表示。她也要求联邦宪法保卫局阻止间谍活动， 联邦政府要有效调动这些机构，她要求道。针对流亡反对者的政治间谍活动必须要承担后果，甚至对那些渗入德国并威胁民众的人予以驱逐出境。
绿党联合领袖之一的埃卡尔德（KatrinGöring-Eckardt）说：德国联邦政府明确表示，经常有很多和平示威者，不管是德国人，藏族，维吾尔族还是香港人，中共的长手伸到我们法治国家，跟踪并威胁他们。纳粹中国在德国日益增强它的政治影响力，柏林智库墨卡托研究所去年已经在一项研究中发出警告，中共为了加强自己的政权和在其他国家公开话语权，已经系统地扩大了对德国政府，大学和媒体的影响力。反对这种影响的德国正面临政治和经济压力。商业被取消，政客们获得入境禁令，外交关系被搁置。最近，中共禁止德国议会代表团访问。
据德国联邦政府掌握的信息，纳粹中国政府正在试图恐吓德国的示威者。其中一个重点是：他们对那些质疑中共独裁专制和威胁到中共专制统治的人进行监视和打击。绿党呼吁德国当局对此采取行动：要（让这些人承担）后果，直至驱逐出境。德国联邦外交部长马斯（Heiko Maas）（SPD）拒绝接受中共方面对他与香港活动家黄之锋会面的尖锐批评，他并宣布将与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进一步会晤。
"总理在北京，她也会见了人权活动家。如果我在北京，那么我也会。我现在在柏林时，我也做同样的事情，而且以后也不会改变。" 马斯周四在柏林说。
马斯也说：德国联邦政府对中国政治"一国两制" 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我们支持香港在这些框架内应有的权利。德国联邦政府一直表示那些香港示威者有权上街游行，并在街头表达他们的主张。
纳粹中国外交部严厉批评了马斯周一在柏林的一个庆典活动上与黄之锋的短暂会晤。也因此下令召见德国驻北京大使。纳粹中国驻德国大使吴恳称，此次会面将对"双边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据联邦政府信息，纳粹中国正在试图恐吓德国的示威者。近期在汉堡的一次集会上，来自香港的活动人士受到来自纳粹中国大陆人士的粗暴挑衅。
据《南德意志报》报导，对于绿党议会党团小组的质询：联邦政府和联邦机构是否了解纳粹中国企图影响德国的示威自由、威胁到示威者的人身安全和尊严、危及到德国的言论自由。联邦政府回复称，他们了解纳粹中国方面这种企图。绿党政治家鲍泽（Margarete Bause）呼吁：要（让这些人承担）后果，直至驱逐出境。
中国国家当局在德国的活动，特别是中国情报部门的活动的重点是，对那些质疑中共垄断专制权力和威胁中国国家统一的人进行监视和打击运动。这些问题是由德国的各州来负责。
绿党呼吁德国的安全部门采取行动，保护抗议专制政权的人。绿党在议会的人权政策发言人鲍泽（Margarete Bause）表示。她也要求联邦宪法保卫局阻止间谍活动， 联邦政府要有效调动这些机构，她要求道。针对流亡反对者的政治间谍活动必须要承担后果，甚至对那些渗入德国并威胁民众的人予以驱逐出境。
绿党联合领袖之一的埃卡尔德（KatrinGöring-Eckardt）说：德国联邦政府明确表示，经常有很多和平示威者，不管是德国人，藏族，维吾尔族还是香港人，中共的长手伸到我们法治国家，跟踪并威胁他们。纳粹中国在德国日益增强它的政治影响力，柏林智库墨卡托研究所去年已经在一项研究中发出警告，中共为了加强自己的政权和在其他国家公开话语权，已经系统地扩大了对德国政府，大学和媒体的影响力。反对这种影响的德国正面临政治和经济压力。商业被取消，政客们获得入境禁令，外交关系被搁置。最近，中共禁止德国议会代表团访问。
2019年9月11日
澳大利亚政坛高层呼吁结盟美国共同抵御纳粹中国极权威胁
【澳大利亚政坛高层呼吁结盟美国共同抵御纳粹中国极权威胁】
澳大利亚议员安德鲁·黑斯蒂（Andrew Hastie）周四警告，不要低估纳粹中国崛起的危险，并说中共可能威胁澳洲的主权和自由。
中共外交部迅速做出强烈谴责，批评黑斯蒂的"冷战心态"。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说，黑斯蒂有权表述自己观点。近来，澳大利亚面临艰难选择：在安全事务方面与美国有长期的紧密关系，但在经济方面却严重倚赖纳粹中国。
"80后"黑斯蒂（出生于1982年）军旅出身，曾就读军事学院、任特种兵上尉，退伍后从政，加入自由党，2015年首次当选联邦议员。
黑斯蒂现任澳大利亚议会安全和情报联合委员会主席。他周四（8月9日）在《悉尼晨锋报》上发表题为机会和威胁--我们必须擦亮双眼看纳粹中国的长篇评论文章。
黑斯蒂写道，纳粹中国试图取代美国、主宰太平洋地区，这将威胁澳大利亚的主权和民主。他说，正如二战期间（面临入侵）的法国一样，澳大利亚没有做好准备：和法国人一样，澳大利亚没有充分认识到"专权邻国"的威胁。
文章还说，西方一度相信，经济自由可以自然而言地令纳粹中国走向民主。这是"我们的马其诺防线"，会保障我们安全。就像法国人1940年代曾经相信，他们的钢筋水泥城堡能够抵御纳粹德国，最终导致"灾难性的失败"。
近期报道称，澳大利亚计划在北部海岸建深水港供美国海军陆战队使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6月24日分析认为，美军在那里部署旨在对付纳粹中国在亚太地区不断增加的影响力。
澳广引述多名国防消息人士和政府官员的话说，港口设施位于北领地的首府达尔文市约40公里处。2015年达尔文市向纳粹中国出租港口曾经引起争议。
政经层面：双边关系曾经有过相当长的稳定期。矿产资源丰富的澳大利亚，一直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曾被认为是与纳粹中国经济互动关系最密切的西方国家之一。
但是最近几年两国关系急剧降温。特别是2018年6月，澳大利亚通过反外国干预法，被认为是剑指中共。而2018年8月，澳大利亚禁止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进一步影响了两国关系。
澳大利亚议员安德鲁·黑斯蒂（Andrew Hastie）周四警告，不要低估纳粹中国崛起的危险，并说中共可能威胁澳洲的主权和自由。
中共外交部迅速做出强烈谴责，批评黑斯蒂的"冷战心态"。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说，黑斯蒂有权表述自己观点。近来，澳大利亚面临艰难选择：在安全事务方面与美国有长期的紧密关系，但在经济方面却严重倚赖纳粹中国。
"80后"黑斯蒂（出生于1982年）军旅出身，曾就读军事学院、任特种兵上尉，退伍后从政，加入自由党，2015年首次当选联邦议员。
黑斯蒂现任澳大利亚议会安全和情报联合委员会主席。他周四（8月9日）在《悉尼晨锋报》上发表题为机会和威胁--我们必须擦亮双眼看纳粹中国的长篇评论文章。
黑斯蒂写道，纳粹中国试图取代美国、主宰太平洋地区，这将威胁澳大利亚的主权和民主。他说，正如二战期间（面临入侵）的法国一样，澳大利亚没有做好准备：和法国人一样，澳大利亚没有充分认识到"专权邻国"的威胁。
文章还说，西方一度相信，经济自由可以自然而言地令纳粹中国走向民主。这是"我们的马其诺防线"，会保障我们安全。就像法国人1940年代曾经相信，他们的钢筋水泥城堡能够抵御纳粹德国，最终导致"灾难性的失败"。
近期报道称，澳大利亚计划在北部海岸建深水港供美国海军陆战队使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6月24日分析认为，美军在那里部署旨在对付纳粹中国在亚太地区不断增加的影响力。
澳广引述多名国防消息人士和政府官员的话说，港口设施位于北领地的首府达尔文市约40公里处。2015年达尔文市向纳粹中国出租港口曾经引起争议。
政经层面：双边关系曾经有过相当长的稳定期。矿产资源丰富的澳大利亚，一直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曾被认为是与纳粹中国经济互动关系最密切的西方国家之一。
但是最近几年两国关系急剧降温。特别是2018年6月，澳大利亚通过反外国干预法，被认为是剑指中共。而2018年8月，澳大利亚禁止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进一步影响了两国关系。
2019年9月10日
暗访香港反送中黑衣示威者：纳粹中国是如何逼迫香港年轻人走上街头
暗访香港反送中黑衣抗议者：纳粹中国是如何逼迫香港年轻人走上街头
记着跟随和采访一名自称“吴生” 的“黑衣人”数周，试图了解示威者的诉求、挣扎、期望和忧虑。
受访者吴生，30岁，是一名在剧场工作的员工，白天如常上班工作，晚上和周末，吴生差不多全部投入抗议活动。
他强调，这是一场“去大台化（没有公开领袖或组织）”的运动，他不代表所有前线示威者，但他可以成为个案，让大家一窥这群黑衣人的想法 。
吴生称，虽然身在黑衣人群，但自己从来没有攻击警察。不是不想做，是不敢做。
“我看到最前面的一群人，最年轻的只有14、5岁，他们这么年轻也够胆走到最前，我背负的包袱令我难以像他们般大无畏地冲上前，但我也不能够一直躲在后面。”
记者多次在冲突最剧烈的示威现场采访观察发现，向警员投掷砖头杂物和放火焚烧杂物的通常是几十到一百人左右。
更多黑衣人是担任后援，他们会拆毁道路设施制成防线，传送物资，手持盾牌准备应对警方的清场，后援人数目可达几千至一万。
他们被“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示威者称为“勇武派”，但身处在示威现场，他们又会被“勇武派”同伴视做“不够勇武”。
吴生表示，理解前线示威者的想法，他们对于几百人被捕、多名同伴受伤感到气愤，但他坚持，“就算他们不走，我也一定要告诉他们怎么走比较好，告诉他们我会在后面支持。”
吴生观察了这场运动中示威者的变化。
6月9 日第一次一百万人游行后，他看着一些没有甚么装备的示威者遭防暴警察驱散，但他当时觉得，自己只应该尽力救人。
吴生开始买下头盔、口罩、多件黑衣服和大量医疗用品，多次现身示威现场。
初期的示威冲突，他会与前线示威者一同设置路障和制作纸皮盾牌，试过在最前线为伤者急救，亦当过“救火队”，即是拿着水瓶、雪糕筒（交通圆锥筒）把催泪弹弄熄。
而随着冲突升级，示威者“防具”由雨伞及纸皮制盾牌，变成自制木盾和金属盾，甚至使用气枪和自制汽油弹。
他说这是应对警方加大打压力度，“7月21日晚上在上环，我身边手足（伙伴）的木盾突然爆开，他整个人倾侧了一下，而我看不到哪儿开了枪，那时才意识到，原来出现橡胶子弹时，你无论有什么防具，都是可以死，那支枪只要抬高一点点，没有盾牌的我可能头部或喉咙中枪，就是这么近，死亡原来可能这么接近。”
进入7月，吴生因太辛苦而腰痛，有时不得不放弃上街。他转而做更多支援角色，在各个Telegram群组之间沟通，协助示威者了解撤离路线及前线所需要的东西。
8月5日的北角一夜，气氛紧张，现场几千名身穿黑衣的示威者，挤满了数条街道，并发生数十名持棍男子与示威者的互殴。不远处，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包围北角警署的示威者。
吴生在人群中突然大喊一句，“大家准备好Gear（装备），前方已发放催泪弹，但我们人多，有眼罩、口罩便不用害怕。”其他黑衣人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但也立刻戒备起来，连忙配上装备。
记者跟随吴生采访，他单独一人到观塘，那儿当时有零星示威者在堵路，他上前劝解该处的黑衣人示威者转移其他冲突更严重的地方，在一轮商讨后，约一百名示威者便兵分多路到其他地方。
有香港媒体发现吴生似乎在示威群众中具备影响力，打算上前采访他，但吴生拒绝并混在人群中躲开记者追问。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是示威者经常高叫的口号，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认为，这种口号意味示威已经变质，这些行为是挑战纳粹中国的“一国两制”和国家主权。
但正如许多香港评论人士，以及示威者接受媒体采访所言，这句口号的本质并非意味这是一场推翻纳粹中国政权，支持香港独立的自由民主革命。
吴生说，“我不觉得这场运动中，香港独立是一个诉求，我们说‘光复香港’是把香港本身阴影阴霾扫清，令香港回归最理想的香港状态。就算‘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也可以是香港理想状态。‘时代革命’是要把不合时宜的制度和管理者拉倒下来，换上受认可的人去当管理者。”
两个多月以来，吴生参与了大部分的抗议活动，他坦言感到很疲累。吴生知道家人一直很担心，但从来没有对他出街抗议提出反对，而他也会每晚向家里报平安。
他生于一个不愁物质的家庭，收入可以让自己租住一个满意的单位，要移民也是轻而易举。吴生说，自己现在走出来，是为了香港的未来和下一代。
他说自己不希望到别国做二等公民，也不愿留在香港做二等公民。
他指出，过去五年，香港年轻人的无力感很大，这不单是经济上“买不起楼”的问题，而是“整个世代被打压”，香港政府推出的利民措施与本土年轻人无关，而一些新势力试图走入议会，但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先后失去参选权和被褫夺议席。加上每年有来自大陆的新移民来港，他们可以申请公共房屋和领取综援，在吴生眼中，他们是在抢夺资源。
“为何每天让150名大陆人来香港？为甚么要操作我们的选举和媒体？为何中共要搞国泰航空公司？为何要搞我们香港本身有地标性的建筑物？在我的角度去看，就是很想把我们香港人，变得不像香港人。”
示威者坚持五大诉求：1. 撤回《逃犯条例》修订；2. 释放被捕示威者；3. 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警民冲突；4. 取消以暴动定性示威；5. 争取普选。
林郑月娥在9月4日，正式宣布将会撤回条例，但外界认为这次的让步已经来得太迟，未能够缓解局势。
吴先生认为五大诉求中只有普选，才能够解决问题核心，否则林郑月娥下台也解决不了。
纳粹中国政府及建制派人士质疑抗议活动有其他政治组织或外界势力介入，吴生这样回应，“这场运动99%的人是透过社交媒体自发，我没收过一块钱，相反，我投入超过五位数字的钱（港元）去买物资，我不知道有没有外国势力，但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人收到巨款去搞乱香港，反而身边很多人捐钱和物资。”
“我不能否认，自从香港本土、港独思潮开始，已经有不同的网上片段教授抗争，但这些分享的技术，大多是从外国片段引过来，随着抗争运动升级，示威者累积了更多经验去改善自己的防具和铁马（铁栏路障），一开始时，大家浪费很多塑胶带才做到铁马，但现在大家技术愈来愈好，这是从一次又一次的抗争之中学回来。
采访时，吴生试过与其他示威者，脱下口罩和眼罩，穿着便衣和拖鞋，假扮成街坊到冲突现场，加入不断责骂警察的行列。他说，非示威者装束能轻易穿过警方防线，“骂他们骂得好舒畅”。
这种做法难免会换来假扮街坊，被指营造警员在社区不受平民欢迎的场面。吴生承认，很难去计算真假街坊的比例，但身在现场可以控制太过激动的人。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在游行现场做的研究，示威者的诉求早已超过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如今“表达对警方处理示威手法的不满”最为重要。
“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就是因为警察助纣为虐，帮政府打压和平的市民，才有更多反抗的力量。我小时候已不是特别喜欢警察，但不至于讨厌，我不否认这是很好的职业，但到今时今日我讨厌这批人的存在。”
但在香港警方和撑警人士眼中，示威者是违法人士，他们占据道路，冲击防线和以杂物和激光笔攻击警员，威胁警务人员安全。代表底层警员的员佐级协会曾经发声明，谴责示威者“与蟑螂无异”。警方认为自己一直是以适当武力执法。两个多月的连串示威活动，数以百计示威者被捕，涉及袭警、非法集会等罪名，几十人被控最高被判监十年的暴动罪。
吴生多次被警察的速龙小队追赶，见证同伴被捕，他指出，“仇恨”不是一朝一夕便出现，而是6月中示威活动较为和平的时候，警方武力镇压以及政府没有直接回应，所以令示威者行动升级。之后两个多月的警民冲突，示威者一直质疑警方违反守则。
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在内的人权组织多次指出香港警方执法过份使用武力。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指，香港警方武力违反国际标准，促请港府彻查。
“其实警察一直都有选择，不去伤害市民在先，你橡胶子弹先射地面再弹向人不行吗？胡椒喷雾不是近射很过份吗？如果你们跟着指引去做，没人可以挑战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违规地驱散？驱散就是驱散、拘捕就是拘捕，不可以向大家宣告现在驱散，然后封了所有路，等大家四面楚歌然后狂放催泪弹，逼到大家发疯到处走。”
7月21日，元朗一批手持武器的白衣男子在地铁站无差别追打途人，警方被拍到与白衣男子拍肩膀和平讨论，又以“持棍不是武器”和“警力不足”为由没有即时执法，结果晚了39分钟才到达事发地点，元朗袭击事件被民主派政党称为“警黑勾结”，甚至被香港学者形容为“恐怖袭击”。8月11日，一名女示威者右眼中弹受伤，血淋淋的场面让示威者更加愤怒，指控警方过分使用武力，但香港警方一直坚称，无证据证实少女眼部受伤原因与警方执法有关。8月31日，警方在太子地铁站内追捕嫌疑人员时波及普通乘客，警方辩解说，有暴力示威者进入地铁换装并混入普通乘客中。但示威者指责警方无差别执法。
“示威者如果真的非法集结、袭警，而你证据充足，你便拉便告了，但同时间，有些违规行为，警方滥权的行为，同时间也一定要被起诉，这是公平性的问题。”
示威者对警方的不满情绪急剧升温，他们多次包围警署，在警署门口放火，焚烧杂物和垃圾桶，用大型弹弓向警署投掷砖头杂物，冲击警方防线，用长棍击打警员的盾牌，亦试过包围攻击警员。
8月13日，示威者瘫痪机场时，一度攻击两名大陆人，包括《环球时报》特约记者付国豪。示威者的做法遭港澳办形容是“近乎恐怖主义的行径”，建制派要求民主派对暴力示威予以谴责，但民主派政客强调不“割席（切割）”，仅表示不接受暴力。
吴生认为机场发生的事件是一次课堂，让示威者反思，“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好，反思自己会不会成为我们最讨厌的一群，群众很容易因为急得到成果滥用本身的光环（支持），被情绪带动到做出一些感观上比较接受的冲突。”
独立民间机构香港民意研究所7月24至26日所做的电话调查，44%的受访者认为示威者有时或经常过度使用武力。年纪愈大和教育程度愈低的人，更偏向认为示威者过度使用武力。同时61%市民不满意警队表现。14至29岁受访者中，只有3%满意警队表现。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李立峰教授、恒生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邓键一等学者8月18日在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和理非”游行过程中做了另一项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游行人士中74.7%的人支持阻碍地铁、机场运作，52.9%认为可以接受对警察的武力攻击。
吴生指出，示威者攻击警察都“大快人心”，其实是恐怖的事情。但他暂时不认为，示威者有做任何事情超越了他的道德底线，“前线示威者只是做我心里很想做，但不够胆做的行为。”
外界质疑示威者无休止地与警察爆发冲突是否能够达到其目标，吴先生说，“我觉得武力升级是保护机制，告诉政权我们不会单纯挨打，有能力反击，直到他们觉得管治成本太重无法承担下去，他们才会有所改变。”
示威者不合作运动不断升级，试过围堵各个政府部门，多次在上班繁忙时间阻止地铁关门，并快闪堵塞重要隧道入口，民间8月5日发起罢工运动，民主派工会职工盟估计有35万人参与罢工，导致超过200航班取消，8月12日，成千上万示威者进入机场，机场因而取消数以百计的航班。9月1日，示威者再度升级，破坏机场外围和多个港铁站。
这些行动过程中产生不少对骂和冲突，但也有人向示威者表示谅解。
“不合作运动一定有人反对，就算我们示威都没可能100%每个人都支持，他们觉得赚钱很重要，这只是因为他们未够生气，政治的打压未涉及到他们的生活，有一天影响到他们时，就会加入我们。”吴生的这种想法在示威者人群中较为普遍，但香港亲中的建制派支持者却更加强调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
影响民生打击香港经济吓唬不了年轻示威者，包括吴先生在内，许多示威者认为打击经济反而是争取与中港政府谈判的筹码，这种想法引来不少观察人士及商界忧虑。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指，示威者是押上700万人的稳定生活，“玉石俱焚的做法把香港推向一条不归路”。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经济面临“非常严峻的处境，面对非常大的下行压力”，过去两个月，不少店铺生意受影响，间歇性被迫停业，警告香港如果下一季经济出现按季负增长，香港技术上进入衰退。港府推出191亿港元的纾困措施，希望“撑企业，保就业”。
吴先生说，“如果香港政治制度被破坏，经济也会被拖垮，那不如牺牲一阵子的经济，去换取社会和制度公义，之后再复原，其实我们是最受影响的一个世代，我愿意用我的将来做赌注，去换取香港将来更加好的政制发展。”
面对共产党港澳办及共产党中联办表明纳粹中国有力量迅速平息可能出现的动乱等强硬措辞，甚至说“出现恐怖主义的苗头”，网上连登讨论区的网民均“不以为然”。有些示威者甚至笑言，纳粹解放军来我带路。
吴生说，我真的从来不怕纳粹解放军，大不了大家回家，梳洗一下吃个饭，等看香港倒下，等看香港死，等看中共死，这是‘焦土派’的想法。我不会认为要做很多行为引纳粹解放军进来，纳粹解放军进来受伤害最大的不是抗争者，而是纳粹中国。如果有人死，杀手不是我，是政府。我不想看到这个最差情况，但不能因为有这个可能就自己去噤声。
分析认为，这种“焦土派”心理的出现，是因为示威者认为没有什么可以再输而自我牺牲，不少示威者表明有被捕甚至牺牲的心理准备。但他们牺牲的可能是牵连所有香港人和整个香港的前途。
吴生说，他们如果默许纳粹中国破坏我们的话，他们也一样有这样的代价，政制受到破坏，同样会带来经济崩溃。
如果按照香港法律，吴生和一众示威者至少涉嫌犯了非法集结的罪名。
他说，自己很害怕被捕，他和其他示威者一旦坐牢不像部分政客般能够换取政治资本，换来的可能是案底以及青春，许多示威者是怀着恐惧走到前线，可以看到这个纳粹中共是如何把年轻人逼到墙角。
“我们这个世代已经用很沉重的代价去争取权利和自由，我们真的赌香港未来，去争取权利和自由，”他说，“如果我罢工罢到没办法生活，我会对大家说对不起，我撑不下去要上班，或是我身体撑不住，我就不再出来，我无悔，因为我已尽力去做。”
记着跟随和采访一名自称“吴生” 的“黑衣人”数周，试图了解示威者的诉求、挣扎、期望和忧虑。
受访者吴生，30岁，是一名在剧场工作的员工，白天如常上班工作，晚上和周末，吴生差不多全部投入抗议活动。
他强调，这是一场“去大台化（没有公开领袖或组织）”的运动，他不代表所有前线示威者，但他可以成为个案，让大家一窥这群黑衣人的想法 。
吴生称，虽然身在黑衣人群，但自己从来没有攻击警察。不是不想做，是不敢做。
“我看到最前面的一群人，最年轻的只有14、5岁，他们这么年轻也够胆走到最前，我背负的包袱令我难以像他们般大无畏地冲上前，但我也不能够一直躲在后面。”
记者多次在冲突最剧烈的示威现场采访观察发现，向警员投掷砖头杂物和放火焚烧杂物的通常是几十到一百人左右。
更多黑衣人是担任后援，他们会拆毁道路设施制成防线，传送物资，手持盾牌准备应对警方的清场，后援人数目可达几千至一万。
他们被“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示威者称为“勇武派”，但身处在示威现场，他们又会被“勇武派”同伴视做“不够勇武”。
吴生表示，理解前线示威者的想法，他们对于几百人被捕、多名同伴受伤感到气愤，但他坚持，“就算他们不走，我也一定要告诉他们怎么走比较好，告诉他们我会在后面支持。”
吴生观察了这场运动中示威者的变化。
6月9 日第一次一百万人游行后，他看着一些没有甚么装备的示威者遭防暴警察驱散，但他当时觉得，自己只应该尽力救人。
吴生开始买下头盔、口罩、多件黑衣服和大量医疗用品，多次现身示威现场。
初期的示威冲突，他会与前线示威者一同设置路障和制作纸皮盾牌，试过在最前线为伤者急救，亦当过“救火队”，即是拿着水瓶、雪糕筒（交通圆锥筒）把催泪弹弄熄。
而随着冲突升级，示威者“防具”由雨伞及纸皮制盾牌，变成自制木盾和金属盾，甚至使用气枪和自制汽油弹。
他说这是应对警方加大打压力度，“7月21日晚上在上环，我身边手足（伙伴）的木盾突然爆开，他整个人倾侧了一下，而我看不到哪儿开了枪，那时才意识到，原来出现橡胶子弹时，你无论有什么防具，都是可以死，那支枪只要抬高一点点，没有盾牌的我可能头部或喉咙中枪，就是这么近，死亡原来可能这么接近。”
进入7月，吴生因太辛苦而腰痛，有时不得不放弃上街。他转而做更多支援角色，在各个Telegram群组之间沟通，协助示威者了解撤离路线及前线所需要的东西。
8月5日的北角一夜，气氛紧张，现场几千名身穿黑衣的示威者，挤满了数条街道，并发生数十名持棍男子与示威者的互殴。不远处，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包围北角警署的示威者。
吴生在人群中突然大喊一句，“大家准备好Gear（装备），前方已发放催泪弹，但我们人多，有眼罩、口罩便不用害怕。”其他黑衣人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但也立刻戒备起来，连忙配上装备。
记者跟随吴生采访，他单独一人到观塘，那儿当时有零星示威者在堵路，他上前劝解该处的黑衣人示威者转移其他冲突更严重的地方，在一轮商讨后，约一百名示威者便兵分多路到其他地方。
有香港媒体发现吴生似乎在示威群众中具备影响力，打算上前采访他，但吴生拒绝并混在人群中躲开记者追问。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是示威者经常高叫的口号，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认为，这种口号意味示威已经变质，这些行为是挑战纳粹中国的“一国两制”和国家主权。
但正如许多香港评论人士，以及示威者接受媒体采访所言，这句口号的本质并非意味这是一场推翻纳粹中国政权，支持香港独立的自由民主革命。
吴生说，“我不觉得这场运动中，香港独立是一个诉求，我们说‘光复香港’是把香港本身阴影阴霾扫清，令香港回归最理想的香港状态。就算‘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也可以是香港理想状态。‘时代革命’是要把不合时宜的制度和管理者拉倒下来，换上受认可的人去当管理者。”
两个多月以来，吴生参与了大部分的抗议活动，他坦言感到很疲累。吴生知道家人一直很担心，但从来没有对他出街抗议提出反对，而他也会每晚向家里报平安。
他生于一个不愁物质的家庭，收入可以让自己租住一个满意的单位，要移民也是轻而易举。吴生说，自己现在走出来，是为了香港的未来和下一代。
他说自己不希望到别国做二等公民，也不愿留在香港做二等公民。
他指出，过去五年，香港年轻人的无力感很大，这不单是经济上“买不起楼”的问题，而是“整个世代被打压”，香港政府推出的利民措施与本土年轻人无关，而一些新势力试图走入议会，但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先后失去参选权和被褫夺议席。加上每年有来自大陆的新移民来港，他们可以申请公共房屋和领取综援，在吴生眼中，他们是在抢夺资源。
“为何每天让150名大陆人来香港？为甚么要操作我们的选举和媒体？为何中共要搞国泰航空公司？为何要搞我们香港本身有地标性的建筑物？在我的角度去看，就是很想把我们香港人，变得不像香港人。”
示威者坚持五大诉求：1. 撤回《逃犯条例》修订；2. 释放被捕示威者；3. 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警民冲突；4. 取消以暴动定性示威；5. 争取普选。
林郑月娥在9月4日，正式宣布将会撤回条例，但外界认为这次的让步已经来得太迟，未能够缓解局势。
吴先生认为五大诉求中只有普选，才能够解决问题核心，否则林郑月娥下台也解决不了。
纳粹中国政府及建制派人士质疑抗议活动有其他政治组织或外界势力介入，吴生这样回应，“这场运动99%的人是透过社交媒体自发，我没收过一块钱，相反，我投入超过五位数字的钱（港元）去买物资，我不知道有没有外国势力，但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人收到巨款去搞乱香港，反而身边很多人捐钱和物资。”
“我不能否认，自从香港本土、港独思潮开始，已经有不同的网上片段教授抗争，但这些分享的技术，大多是从外国片段引过来，随着抗争运动升级，示威者累积了更多经验去改善自己的防具和铁马（铁栏路障），一开始时，大家浪费很多塑胶带才做到铁马，但现在大家技术愈来愈好，这是从一次又一次的抗争之中学回来。
采访时，吴生试过与其他示威者，脱下口罩和眼罩，穿着便衣和拖鞋，假扮成街坊到冲突现场，加入不断责骂警察的行列。他说，非示威者装束能轻易穿过警方防线，“骂他们骂得好舒畅”。
这种做法难免会换来假扮街坊，被指营造警员在社区不受平民欢迎的场面。吴生承认，很难去计算真假街坊的比例，但身在现场可以控制太过激动的人。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在游行现场做的研究，示威者的诉求早已超过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如今“表达对警方处理示威手法的不满”最为重要。
“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就是因为警察助纣为虐，帮政府打压和平的市民，才有更多反抗的力量。我小时候已不是特别喜欢警察，但不至于讨厌，我不否认这是很好的职业，但到今时今日我讨厌这批人的存在。”
但在香港警方和撑警人士眼中，示威者是违法人士，他们占据道路，冲击防线和以杂物和激光笔攻击警员，威胁警务人员安全。代表底层警员的员佐级协会曾经发声明，谴责示威者“与蟑螂无异”。警方认为自己一直是以适当武力执法。两个多月的连串示威活动，数以百计示威者被捕，涉及袭警、非法集会等罪名，几十人被控最高被判监十年的暴动罪。
吴生多次被警察的速龙小队追赶，见证同伴被捕，他指出，“仇恨”不是一朝一夕便出现，而是6月中示威活动较为和平的时候，警方武力镇压以及政府没有直接回应，所以令示威者行动升级。之后两个多月的警民冲突，示威者一直质疑警方违反守则。
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在内的人权组织多次指出香港警方执法过份使用武力。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指，香港警方武力违反国际标准，促请港府彻查。
“其实警察一直都有选择，不去伤害市民在先，你橡胶子弹先射地面再弹向人不行吗？胡椒喷雾不是近射很过份吗？如果你们跟着指引去做，没人可以挑战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违规地驱散？驱散就是驱散、拘捕就是拘捕，不可以向大家宣告现在驱散，然后封了所有路，等大家四面楚歌然后狂放催泪弹，逼到大家发疯到处走。”
7月21日，元朗一批手持武器的白衣男子在地铁站无差别追打途人，警方被拍到与白衣男子拍肩膀和平讨论，又以“持棍不是武器”和“警力不足”为由没有即时执法，结果晚了39分钟才到达事发地点，元朗袭击事件被民主派政党称为“警黑勾结”，甚至被香港学者形容为“恐怖袭击”。8月11日，一名女示威者右眼中弹受伤，血淋淋的场面让示威者更加愤怒，指控警方过分使用武力，但香港警方一直坚称，无证据证实少女眼部受伤原因与警方执法有关。8月31日，警方在太子地铁站内追捕嫌疑人员时波及普通乘客，警方辩解说，有暴力示威者进入地铁换装并混入普通乘客中。但示威者指责警方无差别执法。
“示威者如果真的非法集结、袭警，而你证据充足，你便拉便告了，但同时间，有些违规行为，警方滥权的行为，同时间也一定要被起诉，这是公平性的问题。”
示威者对警方的不满情绪急剧升温，他们多次包围警署，在警署门口放火，焚烧杂物和垃圾桶，用大型弹弓向警署投掷砖头杂物，冲击警方防线，用长棍击打警员的盾牌，亦试过包围攻击警员。
8月13日，示威者瘫痪机场时，一度攻击两名大陆人，包括《环球时报》特约记者付国豪。示威者的做法遭港澳办形容是“近乎恐怖主义的行径”，建制派要求民主派对暴力示威予以谴责，但民主派政客强调不“割席（切割）”，仅表示不接受暴力。
吴生认为机场发生的事件是一次课堂，让示威者反思，“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好，反思自己会不会成为我们最讨厌的一群，群众很容易因为急得到成果滥用本身的光环（支持），被情绪带动到做出一些感观上比较接受的冲突。”
独立民间机构香港民意研究所7月24至26日所做的电话调查，44%的受访者认为示威者有时或经常过度使用武力。年纪愈大和教育程度愈低的人，更偏向认为示威者过度使用武力。同时61%市民不满意警队表现。14至29岁受访者中，只有3%满意警队表现。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李立峰教授、恒生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邓键一等学者8月18日在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和理非”游行过程中做了另一项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游行人士中74.7%的人支持阻碍地铁、机场运作，52.9%认为可以接受对警察的武力攻击。
吴生指出，示威者攻击警察都“大快人心”，其实是恐怖的事情。但他暂时不认为，示威者有做任何事情超越了他的道德底线，“前线示威者只是做我心里很想做，但不够胆做的行为。”
外界质疑示威者无休止地与警察爆发冲突是否能够达到其目标，吴先生说，“我觉得武力升级是保护机制，告诉政权我们不会单纯挨打，有能力反击，直到他们觉得管治成本太重无法承担下去，他们才会有所改变。”
示威者不合作运动不断升级，试过围堵各个政府部门，多次在上班繁忙时间阻止地铁关门，并快闪堵塞重要隧道入口，民间8月5日发起罢工运动，民主派工会职工盟估计有35万人参与罢工，导致超过200航班取消，8月12日，成千上万示威者进入机场，机场因而取消数以百计的航班。9月1日，示威者再度升级，破坏机场外围和多个港铁站。
这些行动过程中产生不少对骂和冲突，但也有人向示威者表示谅解。
“不合作运动一定有人反对，就算我们示威都没可能100%每个人都支持，他们觉得赚钱很重要，这只是因为他们未够生气，政治的打压未涉及到他们的生活，有一天影响到他们时，就会加入我们。”吴生的这种想法在示威者人群中较为普遍，但香港亲中的建制派支持者却更加强调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
影响民生打击香港经济吓唬不了年轻示威者，包括吴先生在内，许多示威者认为打击经济反而是争取与中港政府谈判的筹码，这种想法引来不少观察人士及商界忧虑。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指，示威者是押上700万人的稳定生活，“玉石俱焚的做法把香港推向一条不归路”。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经济面临“非常严峻的处境，面对非常大的下行压力”，过去两个月，不少店铺生意受影响，间歇性被迫停业，警告香港如果下一季经济出现按季负增长，香港技术上进入衰退。港府推出191亿港元的纾困措施，希望“撑企业，保就业”。
吴先生说，“如果香港政治制度被破坏，经济也会被拖垮，那不如牺牲一阵子的经济，去换取社会和制度公义，之后再复原，其实我们是最受影响的一个世代，我愿意用我的将来做赌注，去换取香港将来更加好的政制发展。”
面对共产党港澳办及共产党中联办表明纳粹中国有力量迅速平息可能出现的动乱等强硬措辞，甚至说“出现恐怖主义的苗头”，网上连登讨论区的网民均“不以为然”。有些示威者甚至笑言，纳粹解放军来我带路。
吴生说，我真的从来不怕纳粹解放军，大不了大家回家，梳洗一下吃个饭，等看香港倒下，等看香港死，等看中共死，这是‘焦土派’的想法。我不会认为要做很多行为引纳粹解放军进来，纳粹解放军进来受伤害最大的不是抗争者，而是纳粹中国。如果有人死，杀手不是我，是政府。我不想看到这个最差情况，但不能因为有这个可能就自己去噤声。
分析认为，这种“焦土派”心理的出现，是因为示威者认为没有什么可以再输而自我牺牲，不少示威者表明有被捕甚至牺牲的心理准备。但他们牺牲的可能是牵连所有香港人和整个香港的前途。
吴生说，他们如果默许纳粹中国破坏我们的话，他们也一样有这样的代价，政制受到破坏，同样会带来经济崩溃。
如果按照香港法律，吴生和一众示威者至少涉嫌犯了非法集结的罪名。
他说，自己很害怕被捕，他和其他示威者一旦坐牢不像部分政客般能够换取政治资本，换来的可能是案底以及青春，许多示威者是怀着恐惧走到前线，可以看到这个纳粹中共是如何把年轻人逼到墙角。
“我们这个世代已经用很沉重的代价去争取权利和自由，我们真的赌香港未来，去争取权利和自由，”他说，“如果我罢工罢到没办法生活，我会对大家说对不起，我撑不下去要上班，或是我身体撑不住，我就不再出来，我无悔，因为我已尽力去做。”
2019年9月8日
中共千万网军五毛党通过社交媒体舆论迫害政治异见
中共千万网军五毛党通过社交媒体舆论迫害政治异见
澳大利亚战略策略研究所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周二发表一份新的报告，根据推特上个月针对中国意图影响香港“ 反送中”运动所公布的数据，加以分析，发现中共政府过去两年可能意图在数个社群媒体上，针对特定人士散播假消息。
这份名为《用推特翻越防火墙》的报告发现，被推特公布为蓄意针对香港“反送中”运动散播假消息的账号，其实在过去几年也有过类似活动，对象包含郭文贵、桂民海等数个中共打压的对象。在过去的案例中，这些账号通常都以较小且松散的组织形态，在社群媒体上针对特定目标散播假消息。该报告将这些活动与俄罗斯2016年介入美国选举的手法相比，认为存在某些不纯熟之处。
该报告写道:“这些网络行动多半是仰赖所谓的‘垃圾账号’(spam account) 来散播假消息，而由于这些推文内容大部分都是中文，所以我们可以推论他们的目标群体是香港人或海外的华人社群。 ”
根据澳大利亚战略策略研究所的分析，中共政府可能从至少2017年便开始采用这样的手法: 在推特、脸书等数个社群媒体上进行舆论操作，而这次针对香港“ 反送中”运动所发起的攻击，显示中共政府试图大规模在社群媒体上发动信息战。
这份报告的分析发现，这些账号的推文内容主要都在谴责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示威者、表示支持香港政府、并不断散播阴谋论，称西方国家可能透过介入此运动在中国境内制造纷争。 与俄罗斯2016年以非常纯熟的技巧介入美国选举相比，澳大利亚研究者发现，中国在这次对香港“反送中”运动发动的讯息战中所运用的技巧仍有些瑕疵。
澳大利亚团队发现，这些被中共政府用来散播假消息的账号，大多是为了推广不同种类的内容而创建的，而这也使中共政府能轻易买下这些账号，用来进行讯息战。 而透过分析这波讯息战的策略跟内容，澳大利亚团队也发现，中共政府没预期到香港“反送中”运动能产生这么大的动能，而中共为了在短时间内做出回应，才匆匆的运用这些“垃圾账号”，在没有完整策略的前提下，对香港“ 反送中”示威发动讯息战。
此外，这份报告的数据分析结果也显示，在“垃圾账号”将目标转移到香港“反送中”运动前，郭文贵是最多账号的头号目标。 根据数据，自从2017年4月以来，便有618个账号发送了大约39,000则关于郭文贵的推文，而这波讯息战一直延续到2019年7月。
而这些账号在2018年1月23日至2018年2月23日间，密集对遭中共政府从香港掳走的瑞典书商桂民海发动过讯息战。 这些账号发文的时间与一般人工作的时间吻合，而这显示，中共政府在运用这些账号发动讯息战时，是企图以非常有组织性的方式来发动攻势。
根据这些分析结果，澳大利亚团队认为中共政府在这些社群媒体上发动讯息战时，似乎有刻意针对“中共政府的政治对手”。 报告指出：“这些讯息战展现出来的是有意图协调却又缺乏真实感的手法，而我们分析的内容也显示它们的对象，可能是以海外华人社群为主。
社群媒体巨头推特与脸书纷纷宣布他们瓦解了一些试图影响香港示威的社群媒体行动，并指有迹象显示背后有中共政府主导。对此，中共作出回应，称中国媒体利用海外社群讲述中国故事“合情合理”。
推特发出公开声明表示，他们发现有多达936个源自中国的帐号有意在香港境内引起政治混乱，推特已经将他们停权。 脸书在接收到来自推特的消息后，也移除了一部份的账号与粉丝专页，也表示他们的调查显示这些帐号或专页都由与中共政府相关的人员控制。
推特在官方博客上发布的一篇声明中说，一些源自于中国的推特账号试图将香港示威塑造成非法且无政治正当性的活动。 他们说，由于推特在中共国内是被禁止使用的，大部分的账号都透过VPN进行操作，但是少数几个账号却是直接从中国境内未被审查的IP位址操作。
推特表示，另外还有一系列多达20万个账号在实际开始活动之前就主动停用，当中有不少是在推特初步开始调查之后才创建。
推特与脸书近期都因允许中共政府控制的媒体刊登批评香港示威者的内容，而广受用户批评。 推特周一也在官方博客上宣布，将不再让共产党政府控制的媒体在其平台上刊登广告。 然而，推特也强调这项策略更改与删除账号无关。
根据推特广告透明中心的报告显示，过去一周，中共官媒新华社与中央电视台分别透过在平台下广告的方式来推播影片，将香港示威塑造成暴力行动，或者强调香港人民希望示威尽快结束。 路透社报导，推特表示他们不清楚这些政府掌控媒体所下的广告，替该平台带来多少的收益。
之前曾负责谷歌亚太地区言论自由策略的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教授徐洛文 (Lokman Tsui) 分析，推特的声明内容显示他们仍让中共政府掌控的媒体享有言论自由，只是透过更改投放广告策略来防止这些官媒混淆视听。 他写道:“这则声明中的重点是共产党‘控制’的媒体，而非‘资助’、‘赞助’或‘支持’。 ”
中共政法高层日前开会，鼓励所有政法官员开设自媒体账号，建立政法网评大军，加大粉丝量。媒体人士说，政法委不务正业，刀把子笔杆子一起抓，但其运作跟自媒体格格不入，无法取信于网民。
中共政法高层9月4日召开工作会议，部署政法系统建设网络新媒体的计划。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强调，着力培育政法网红大V，研究网络斗争新战略、新战场、新战法。
报导显示，这次中共政法委员工作会议的最大看点，是公开鼓励政法干部、警察以及宣传人员，开设自媒体账号，“利用政法资源优势，设置话题、制造热点”。培养具有“网络思维的政法专业写手”。
中央政法委属于中共中央直属机构之一，负责领导和管理全国政法机关工作的职能部门。
对此，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讲师吕秉权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中共公检法的功能错位：“这就是把中共的刀把子和笔杆子拢合起来。一般来讲，笔杆子都由中宣部这些部门来做，政法委的功能是公检法，不是搞宣传的。现在政法委把本身不是你的工作抢过来做。”
中共的工作会议上，陈一新大讲媒体转型态势，技巧上“要做靓标题”，重大事件要“第一时间抢占舆论宣传引导阵地”，明示“笔杆子”的责任就是“主动为党分忧”。
这次会议研究了网上五毛的现状，称目前的网评员“量少质弱”、“散兵游勇”，提出希望实现向“强大红色网军的转变”，培育一批百万级，千万级的粉丝的微信公号，微博账号。
事实上，早前的数据显示，中共五毛党早已高达千万，并非“散兵”也不“量少”。
2015年曾在中国网路传出的一份各省青年五毛分配表曾显示，被确认的各省院校的五毛人数高达1,050万人，其中大学的网路五毛有400万人，不属于大学的网路五毛有650万人。
彭博社早前曾引述一项研究说，中共当局每年编造大约4.88亿条社交网站评论，这是一项庞大的努力，目的是为了转移中国公民对于坏消息和敏感政治争论的注意力。
但从实质效果上，中共五毛党在众怒之下“美化中共”，因偏离民意太远，接连遭到网民的“围剿”，溃不成军。
中共的最新动作也不被人看好。吕秉权说：“一直以来已经把很多正直、有良心的、讲道理的那些大V打残了。现在又来培植他们，作为自己假的意见领袖。我感觉，这是不太可行的。”
“因为你可以愚弄一部分人，很难愚弄所有的人。另外，大家也知道，接了任务后，这些官方五毛会说话怪怪的，大家也看得出来。所以，如果说话做事不是凭良心，而是还有政治任务，那么这些话很多都会不可信，而且其运作也跟自媒体格格不入。”吕秉权说。
时政评论员夏小强也表示，中共统治中国70年积攒的危机正在全社会发酵，并对中共政权稳定造成了致命的冲击。但中共控制信息和封杀真相的行动，就像用泥墙封堵海水，注定不能成功。
澳大利亚战略策略研究所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周二发表一份新的报告，根据推特上个月针对中国意图影响香港“ 反送中”运动所公布的数据，加以分析，发现中共政府过去两年可能意图在数个社群媒体上，针对特定人士散播假消息。
这份名为《用推特翻越防火墙》的报告发现，被推特公布为蓄意针对香港“反送中”运动散播假消息的账号，其实在过去几年也有过类似活动，对象包含郭文贵、桂民海等数个中共打压的对象。在过去的案例中，这些账号通常都以较小且松散的组织形态，在社群媒体上针对特定目标散播假消息。该报告将这些活动与俄罗斯2016年介入美国选举的手法相比，认为存在某些不纯熟之处。
该报告写道:“这些网络行动多半是仰赖所谓的‘垃圾账号’(spam account) 来散播假消息，而由于这些推文内容大部分都是中文，所以我们可以推论他们的目标群体是香港人或海外的华人社群。 ”
根据澳大利亚战略策略研究所的分析，中共政府可能从至少2017年便开始采用这样的手法: 在推特、脸书等数个社群媒体上进行舆论操作，而这次针对香港“ 反送中”运动所发起的攻击，显示中共政府试图大规模在社群媒体上发动信息战。
这份报告的分析发现，这些账号的推文内容主要都在谴责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示威者、表示支持香港政府、并不断散播阴谋论，称西方国家可能透过介入此运动在中国境内制造纷争。 与俄罗斯2016年以非常纯熟的技巧介入美国选举相比，澳大利亚研究者发现，中国在这次对香港“反送中”运动发动的讯息战中所运用的技巧仍有些瑕疵。
澳大利亚团队发现，这些被中共政府用来散播假消息的账号，大多是为了推广不同种类的内容而创建的，而这也使中共政府能轻易买下这些账号，用来进行讯息战。 而透过分析这波讯息战的策略跟内容，澳大利亚团队也发现，中共政府没预期到香港“反送中”运动能产生这么大的动能，而中共为了在短时间内做出回应，才匆匆的运用这些“垃圾账号”，在没有完整策略的前提下，对香港“ 反送中”示威发动讯息战。
此外，这份报告的数据分析结果也显示，在“垃圾账号”将目标转移到香港“反送中”运动前，郭文贵是最多账号的头号目标。 根据数据，自从2017年4月以来，便有618个账号发送了大约39,000则关于郭文贵的推文，而这波讯息战一直延续到2019年7月。
而这些账号在2018年1月23日至2018年2月23日间，密集对遭中共政府从香港掳走的瑞典书商桂民海发动过讯息战。 这些账号发文的时间与一般人工作的时间吻合，而这显示，中共政府在运用这些账号发动讯息战时，是企图以非常有组织性的方式来发动攻势。
根据这些分析结果，澳大利亚团队认为中共政府在这些社群媒体上发动讯息战时，似乎有刻意针对“中共政府的政治对手”。 报告指出：“这些讯息战展现出来的是有意图协调却又缺乏真实感的手法，而我们分析的内容也显示它们的对象，可能是以海外华人社群为主。
社群媒体巨头推特与脸书纷纷宣布他们瓦解了一些试图影响香港示威的社群媒体行动，并指有迹象显示背后有中共政府主导。对此，中共作出回应，称中国媒体利用海外社群讲述中国故事“合情合理”。
推特发出公开声明表示，他们发现有多达936个源自中国的帐号有意在香港境内引起政治混乱，推特已经将他们停权。 脸书在接收到来自推特的消息后，也移除了一部份的账号与粉丝专页，也表示他们的调查显示这些帐号或专页都由与中共政府相关的人员控制。
推特在官方博客上发布的一篇声明中说，一些源自于中国的推特账号试图将香港示威塑造成非法且无政治正当性的活动。 他们说，由于推特在中共国内是被禁止使用的，大部分的账号都透过VPN进行操作，但是少数几个账号却是直接从中国境内未被审查的IP位址操作。
推特表示，另外还有一系列多达20万个账号在实际开始活动之前就主动停用，当中有不少是在推特初步开始调查之后才创建。
推特与脸书近期都因允许中共政府控制的媒体刊登批评香港示威者的内容，而广受用户批评。 推特周一也在官方博客上宣布，将不再让共产党政府控制的媒体在其平台上刊登广告。 然而，推特也强调这项策略更改与删除账号无关。
根据推特广告透明中心的报告显示，过去一周，中共官媒新华社与中央电视台分别透过在平台下广告的方式来推播影片，将香港示威塑造成暴力行动，或者强调香港人民希望示威尽快结束。 路透社报导，推特表示他们不清楚这些政府掌控媒体所下的广告，替该平台带来多少的收益。
之前曾负责谷歌亚太地区言论自由策略的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教授徐洛文 (Lokman Tsui) 分析，推特的声明内容显示他们仍让中共政府掌控的媒体享有言论自由，只是透过更改投放广告策略来防止这些官媒混淆视听。 他写道:“这则声明中的重点是共产党‘控制’的媒体，而非‘资助’、‘赞助’或‘支持’。 ”
中共政法高层日前开会，鼓励所有政法官员开设自媒体账号，建立政法网评大军，加大粉丝量。媒体人士说，政法委不务正业，刀把子笔杆子一起抓，但其运作跟自媒体格格不入，无法取信于网民。
中共政法高层9月4日召开工作会议，部署政法系统建设网络新媒体的计划。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强调，着力培育政法网红大V，研究网络斗争新战略、新战场、新战法。
报导显示，这次中共政法委员工作会议的最大看点，是公开鼓励政法干部、警察以及宣传人员，开设自媒体账号，“利用政法资源优势，设置话题、制造热点”。培养具有“网络思维的政法专业写手”。
中央政法委属于中共中央直属机构之一，负责领导和管理全国政法机关工作的职能部门。
对此，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讲师吕秉权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中共公检法的功能错位：“这就是把中共的刀把子和笔杆子拢合起来。一般来讲，笔杆子都由中宣部这些部门来做，政法委的功能是公检法，不是搞宣传的。现在政法委把本身不是你的工作抢过来做。”
中共的工作会议上，陈一新大讲媒体转型态势，技巧上“要做靓标题”，重大事件要“第一时间抢占舆论宣传引导阵地”，明示“笔杆子”的责任就是“主动为党分忧”。
这次会议研究了网上五毛的现状，称目前的网评员“量少质弱”、“散兵游勇”，提出希望实现向“强大红色网军的转变”，培育一批百万级，千万级的粉丝的微信公号，微博账号。
事实上，早前的数据显示，中共五毛党早已高达千万，并非“散兵”也不“量少”。
2015年曾在中国网路传出的一份各省青年五毛分配表曾显示，被确认的各省院校的五毛人数高达1,050万人，其中大学的网路五毛有400万人，不属于大学的网路五毛有650万人。
彭博社早前曾引述一项研究说，中共当局每年编造大约4.88亿条社交网站评论，这是一项庞大的努力，目的是为了转移中国公民对于坏消息和敏感政治争论的注意力。
但从实质效果上，中共五毛党在众怒之下“美化中共”，因偏离民意太远，接连遭到网民的“围剿”，溃不成军。
中共的最新动作也不被人看好。吕秉权说：“一直以来已经把很多正直、有良心的、讲道理的那些大V打残了。现在又来培植他们，作为自己假的意见领袖。我感觉，这是不太可行的。”
“因为你可以愚弄一部分人，很难愚弄所有的人。另外，大家也知道，接了任务后，这些官方五毛会说话怪怪的，大家也看得出来。所以，如果说话做事不是凭良心，而是还有政治任务，那么这些话很多都会不可信，而且其运作也跟自媒体格格不入。”吕秉权说。
时政评论员夏小强也表示，中共统治中国70年积攒的危机正在全社会发酵，并对中共政权稳定造成了致命的冲击。但中共控制信息和封杀真相的行动，就像用泥墙封堵海水，注定不能成功。
2019年9月7日
习特勒的纳粹中国：100万新疆人被关押在集中营
习特勒的纳粹中国：100万新疆人被关押在数千个集中营
联合国专家对他们所称的大量可靠报告表示担忧，这些报告称，中共在西部新疆地区拘留了100万乃至更多的维吾尔族人，并迫使多达200万人接受中共灌输洗脑。
在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名义下，中共将新疆变成了“一个大规模集中营，笼罩在秘密之下，是一个没有权利的区域”，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成员盖伊·麦克杜格尔(Gay McDougall)在为期两天的日内瓦中国政策审核会的开幕式上表示。
来自该地区的描述指出，穆斯林“仅因其民族宗教身份就被视为国家的敌人”，麦克杜格尔引用活动人士和学者的报告称，很多人已经失踪，甚至是最普通的宗教活动都成为惩罚的理由。
麦克杜格尔提出有关从海外返回新疆的维吾尔族学生的命运问题，她说，有100多人失踪，一些人被拘留，还有人在拘留期间死亡。
中共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俞建华在周五的会议开幕致辞中称赞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称其旨在促进团结与和谐，并表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过去五年中已使2000万人脱贫。
俞建华领导着一个由48名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他没有对委员会的问题作出回应，但他定于周一上午复会时发表讲话。
中共官员曾表示，加强安全措施和限制维吾尔人（主要是逊尼派穆斯林）的宗教活动，是为了防止维吾尔地区的暴力、反国家事件，他们将这些事件归咎于分离主义、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
维吾尔族的支持者说，严厉的安全措施助长了怨恨情绪。
周五的联合国会议是中共首次被要求公开回答其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进行镇压的问题，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这类措施的范围和力度发出越来越严厉的警告。
“我们真的是在讨论人道主义危机，”新疆专家郑国恩(Adrian Zenz)说，他在柏林的欧洲文化和神学学院(European School of Culture and Theology)讲学。“这是一项非常有针对性的政治再教育计划，旨在改变整个人的核心身份和信仰体系。它在规模上是前所未有的。”
自从2009年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针对汉族人群的暴力事件，以及2013年维吾尔族穆斯林袭击北京后，中共加强了对新疆人口的控制和监视。汉族是中国的主要民族。
但自陈全国2016年8月担任新疆党委书记，并在2017年初颁布“去极端化”条例后，当局大幅增加了打压的规模和程度。
总部位于香港的权益倡导组织“人权捍卫者”(China Human Rights Defenders)上周在一份基于官方数据的报告中表示，2017年，中国超过五分之一的逮捕都发生在新疆。这个地区的1100万人口占中国总人口2%不到。
学者和活动人士预计，有100万人如今被关押在新疆各地数以百计的集中营中，另有约200万人正在接受某种形式的强迫性再教育或灌输洗脑。
“将人这样关押起来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中国部主任芮莎菲(Sophie Richardson)观察道。“没有逮捕令，没有罪行，不联系律师，不联系家人，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出去，不知道你的罪名。”
陈全国曾在西藏担任党委书记10年，在新疆，他将该地区的维稳预算增加了近一倍，加快了对警察的招募，建了更多警察局，让汉族干部住在维吾尔族人家里，并且配备了监控器和人脸识别科技。
郑国恩博士估计，中共当局已经建造了1000至1200个集中营。还有报告称，当局已经加快了孤儿院的建造脚步，以安置那些遭到关押的儿童。
拘留的具体标准尚不得而知。郑国恩博士指出，为了达到官方定额，官员们将普通人关押了起来，他们的目标是特定群体，包括与外国有联系的人，或是曾经出过国的人，曾经接到过越洋电话的人和参与宗教活动的人。
郑国恩博士还说，镇压行动不仅限于维吾尔族人，还扩大到了其他主要是穆斯林的民族，包括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或回族，尽管事实上他们与任何反国家的行为没有关联。
“虐待和折磨在集中营中很常见，由于折磨在关押中死亡的报告也变得常见起来，”海外的中国民主活动人士周五在一封公开信中表示，呼吁联合国展开调查，以及美国加大对中国领导人的施压力度。
《纽约时报》采访了四名最近被关押在新疆集中营的囚犯，他们描述了看守对他们在身体和言语上的虐待；难以忍受的日常唱歌环节；演讲和自我批评的会议；以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释放的、磨人的焦虑。这些描述在对十几名维吾尔人进行的采访中得到了呼应——他们的亲属不是在拘禁营里，就是已经失踪。为了避免政府报复，他们中许多人要求匿名。
时报还在网上发现了许多中共官员撰写的报告，他们被派去监视在拘禁营中有亲戚的家庭。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称，部分地区的官员为了完成指标随意地将维吾尔人送到拘禁营。
这项由新疆党校学者邱媛媛进行的研究警告称，这样的拘禁可能会适得其反，激起激进主义。新疆党校是培训官员的地方。在一些领域，“不顾一切地为教育转化设置数字目标被错误应用了，”邱媛媛写道，“目标不精确，范围不断扩大。”
根除一个“病毒”
在集中营中，漫长的一天通常是从慢跑开始的。
木合买提回忆说，几乎每天早上，他和其他几十名大学毕业生、商人、农民都被要求围着一个操场跑步。他说，不耐烦的看守有时会拍打和推搡年纪较大、动作较慢的囚犯。
然后他们被要求用中文唱鼓舞人心的爱国歌曲，比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记得歌词的人不许吃早餐，于是他们都很快记住了。
木合买提身材敦实，今年逃离中国之前在和田经营一家餐馆。他说，2015年他在中共警局的牢房里待了七个月，在拘禁营里待了两个多月——虽然他从未被指控犯罪。他说，大多数时候，拘禁营里的犯人们聚在一起听官员的长篇演讲，官员们警告他们不要信奉伊斯兰激进主义，不要支持维吾尔独立，也不要对抗共产党。
木合买提说，官员们并没有禁止伊斯兰教，但对如何信仰伊斯兰做出了非常严格的限制，包括禁止在有朋友或客人在场的情况下在家祈祷。在拘禁营的其他“课程”中，犯人们被迫熟记法律和法规，并写文章进行自我批评。
“最后，所有官员都有一个关键点，”他说。“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维吾尔文化的落后，和中国文化的先进性。”
两个月后，木合买提的家人终于获准到拘禁营探望。这一拘禁营位于“和谐新村”附近，那是一个作为维吾尔族与汉族之间友谊的象征建起来的居住地。“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他回忆道。“我抱着我的两个儿子和妻子，哭了又哭。”
在政府文件中，地方官员有时把犯人比作需要隔离和紧急干预治疗的病人。
“凡是思想上感染了‘病毒’的人们，一定要在病情尚未发做的时候就及时到教育转化班接受‘住院治疗’，”和田党委部门发布的一份文件称。
被拘禁在集中营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数目前尚不清楚。外界的估计从几十万到一百万不等，流亡维吾尔族团体认为还要高。
中国总人口的1.5%生活在新疆。但据倡导组织“人权捍卫者”(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编制的官方数据显示，去年全国逮捕的人数中，有20%以上来自该地区，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在集中营中的人。
当地居民说，人们因为到国外探亲被送到拘禁营；因为持有有关宗教和维吾尔文化的书籍被送到拘禁营；甚至因为穿着印有穆斯林新月图案的T恤被送到拘禁营。女人们有时因丈夫或儿子的过失而被拘禁。
和田给人的感觉像是被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包围了。马路上每隔几百米就是戒备严密的警察关卡和检查站。学校、幼儿园、加油站和医院都装上了铁丝网。店铺、公寓入口和金属杆上也都安装了监控探头。
“这里的气氛很紧张，”一名警察说。“我们已经三年没休息了。”
这座人口39万的城市大约十年前经历了一次穆斯林复兴。大多数维吾尔人属于一种相对宽松的逊尼派穆斯林，而且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世俗化。但刚刚发展起来的经济、与中东日益密切的互动以及对汉人统治地位的反抗，使得和田一些人开始接受更严格的穆斯林传统。男性留起了大胡子，女性则戴起了头巾，这本来并非维族的传统装扮。
如今大胡子和头巾消失了，一些海报在警告不要这样做。去清真寺的人似乎变少了，人们进去就必须登记，并且要在监控探头的监视下做礼拜。
但他们也在用各种技术将新疆各地尘土飞扬的城市和村庄连接起来，令该地区位居监控探头、面部和语音识别程序的前沿。新疆的维稳费用激增，去年给公检法的拨款近85亿美元，几乎比前一年翻了一番。
该运动使得维族社会出现了两极分化。许多基层的执法者本身就是维族，包括在集中营和安全检查站工作的警察和官员。
在和田，普通的维族人有时候坐公交车要上车下车好几次，穿过金属探测器，刷身份证，或者交出解锁的手机以供检查。
根据居民的说法和政府报告，新疆每10个家庭会被指派一名居民或当地干部，对他们进行监视；他们的行踪，以及祈祷和参观清真寺等被认为可疑的活动会遭到上报。居民说，警察有时会搜查他们家中的禁书，以及祈祷垫等可疑物品，还使用特殊设备检查墙壁和地板上是否有隐藏物品。
当局还在收集生物识别数据和DNA。两名维吾尔人（分别是前官员和学生）说，他们被命令去找警方，让警察记录下他们的声音，以不同角度拍摄他们的头像并收集头发和血液样本。
党的“工作组”进驻维吾尔村庄后，压力加剧了，工作组有时住在当地居民家中。根据在线发布的政府报告，这些团队要求村民检举自己的亲戚、朋友和邻居，调查居民的态度和行为。
一份报告了描述一个村庄的当局如何在公众集会上，让被拘禁者的亲属谴责他们的“宗教极端思想”，并鼓励其他家庭举报类似活动。
“提供信息的人越来越多，”这名叫曹李海的党报编辑在报告中写道。“有的家长亲自带着孩子去自首。”
一位20多岁的维吾尔女性要求只透露她的姓氏：古勒，她说自己戴伊斯兰头巾，阅读宗教和维吾尔历史书籍后，遭到了严格审查。当地官员在她家门口和客厅内安装了摄像头。
“我们说话、做事、读书都要小心翼翼的，”她说。
古勒还说，那一带的一名官员每周都会来访，并且至少花两小时审问她。最终，当局将她送进一个全日制的集中营地。
古勒被释放后逃离中国，后来她试图联系自己的兄弟，了解他是否遇到麻烦。他发了一个无言的回复：一个流泪的表情。
后来，古勒的母亲给她发了另一条短信：“不要再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有麻烦了。”
古勒说，关押她的营地很简陋，住在附近的孩子有时可以在深夜悄悄爬上窗户，朝里面的母亲喊话。“她们的孩子会过来说，‘妈妈，我想你，’”她说。
“我们什么也没说，”她说。“因为牢房里有摄像头。”
“我一直认为政府在新疆的政策是在让自己陷入困境，”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研究新疆问题的教授肖恩·R·罗伯茨(Sean R. Roberts)说。“我无法想像会很快走出这种困境。”
中共政府关于通过国家强制的“再教育”来挽救被关押者的叙述，尽管听起来带有反乌托邦的色彩，但仍是设立这些拘禁营的理由。
据大多数的估计，这些拘禁营已经让100万甚至更多的穆斯林消失其中，他们被迫离开家人和家园，还要接受被活动人士、被拘禁者家属以及曾被拘禁的人描述为高压的甚至是使人身心衰竭的灌输。这些人说，被拘禁者被强迫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接受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这个拘禁和再教育系统的建立，引发了自1989年天安门血腥镇压以来，外界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最严厉批评，美国国务卿迈克·庞皮欧(Mike Pompeo)最近称其为“世纪污点”。
喀什——一面墙大小的屏幕上，闪现着天眼在中国西部古老城市喀什拍摄的图像，各种颜色的图标标记着警察局、检查岗和最近发生安全事件的地点。一名技术人员解释说，只要点一下鼠标，警察就可以从任何一台监控摄像头调出实时视频，或者从更近距离观察正在通过该市数千个检查岗之一的特定个人。
她演示了该系统如何检索一个在某主要公路的检查岗被拦下的女子的照片、家庭住址和身份证号码。系统筛选了数十亿份记录，然后列出她的教育背景、家庭关系、与早前一起案件的联系，以及最近去过的一家酒店和一个网吧的情况。
中国的一个行业博览会上展示的这个模拟系统，提供了一个罕见的机会，让人们可以看到在动荡的新疆，也就是喀什所在的地区，一个现在监控着几乎每个角落的系统。
这就是中共领导人每年在这方面投入数十亿美元的高科技监控的愿景——精确、无所不在、无懈可击，它使新疆成为一个孵化器，培育出越来越具有侵入性的警务系统，它们可能会推广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喀什的系统由国有的国防制造商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开发、销售，政府用于监控和压制新疆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的技术，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蓬勃的新兴市场，该系统就位于这个市场的前沿。
这个平台将城市视为战场，旨在“将军用网络信息体系思想运用到民用公共安全领域，”中国电科的工程师王鹏达在一篇官方博客文章中表示。“现在回想起来，的的确确是在超前谋划。”
该公司说，该系统接入社区线人网络；跟踪个体并分析他们的行为；试图预测潜在的犯罪、抗议或暴力；然后建议部署哪些安全部队。
系统展示期间，屏幕上有一条标语：“存在就有痕迹，联系就有信息。”
《纽约时报》通过政府和公司记录以及对业内人士的采访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中共有效地在新疆实行隔离监控，利用大批安全人员强迫少数民族接受监控和数据收集，通常忽略占新疆总人口36%的多数民族——汉族人。
这是一个虚拟的笼子，与新疆的教化营地相辅相成。在那里，当局拘留了100万或更多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试图将他们转变为世俗公民，永远不会挑战执政的共产党。该项目帮助当局确定送往拘禁营或接受调查的人，并在他们获释后进行监控。
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将参与新疆行动的一家中国公司海康威视列入黑名单，并禁止其购买美国技术。海康威视是视频监控设备的主要制造商，客户遍布世界和新疆各地，它生产的摄像头安装在清真寺和拘禁营。中电科通过子公司拥有该公司约42%的股份。
“新疆可能是中国大规模监控系统的一种更极端、更具侵入性的例子，”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研究该技术的中国问题研究员王松莲(Maya Wang)说。“这些系统的设计目的非常明确，就是针对穆斯林。”
(《纽约时报》的隐私项目探索了公司和政府使用的监控技术，以及它将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新疆警方使用中电科为安卓系统的智能手机开发的一款移动应用程序，将信息输入数据库。
获取并分析了这款应用的人权观察表示，它帮助当局发现他们认为可疑的行为，包括长时间出国或“不寻常”的耗电量。
《纽约时报》查验了该应用。警察还可以通过该应用给一些人做标记，比如他们认为已经停止使用某一部智能手机的人、不从前门进出或者给他人的车加油的人。
警方在新疆各地的检查站使用这款应用程序，作为一道虚拟的“围栏”。人权观察说，如果有人被贴上了潜在威胁的标签，在进行设定后，他或她每次试图离开社区或进入公共场所时，该系统就会触发警报。
“政府的独断专权在应用里得到反映，或者说写入了代码，”王松莲说。她还表示，该系统“旨在将一些模糊、宽泛的行为类别作为可疑指标，其中很多是完全合法的”。
许多国家的情报机构都会通过一系列的行为对个体进行更严格的甄别。但中国采取了极端的做法，从一开始就将新疆的穆斯林人口视为可疑群体，并笼统地界定可疑行为，包括向清真寺捐款等和平宗教活动。
中共在1949年控制了新疆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对维吾尔人保持着警惕。维吾尔人的突厥文化和穆斯林信仰引发了自治诉求，有时会对中国目标发起攻击。10年前，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反华骚乱，造成近200人死亡，此后，国家在监控方面开始大举投资。
大量安全采购合同的出现，是在2012年年末习近平执掌中共之后。2017年新疆的内部公共安全支出近84亿美元，是2012年的6倍，其中包括用于监视、人力和教化营地的资金。
海康威视在新疆获得了价值至少2.9亿美元的摄像头和面部识别系统合同。另一家利用了新疆安全淘金热的公司是被美国称为安全威胁的科技巨头华为。去年，它与新疆公安厅签署协议，帮助他们分析数据。
近期到访喀什一处检查站时看到，一队几乎全是维族人的乘客和司机走出车辆，缓慢走过中国电科制造的自动门，刷身份证。
“抬头，”机器给机动车驾驶员拍照时说道，武装警卫在一旁看着。
在银行、公园、学校、加油站和清真寺还分布着小型检查站，它们全都会把身份证信息录入大规模监控数据库中。
买刀具、汽油、手机、计算机甚至糖都需要身份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名研究员在2017年的一篇论文说，购买记录会被输入警方用以标记可疑行为或个人的数据库，该论文中使用了喀什的监控系统截图。
并非每个人都得忍受这种不便。在许多检查站，包括汉族人、持通行证的维族官员和外国访客在内的特权群体被挥手示意经过“绿色通道”。当局以这种方式，在同一片街道、也在警方网络数据库内，制造出彼此隔绝又相互重叠的世界——一个属于穆斯林少数民族，另一个属于汉人。
“这里的目标是灌输恐惧——那种他们的监控技术能触及你生活角角落落的恐惧，”曾撰文谈论新疆及中国监控国家的中国学者王力雄说。“安保所动用的人和设备的数量，是这种威慑效应的一部分。”
时报检视过中国监控公司深网视界科技有限公司(SenseNets)在线存储的数据库，从中可以看到新疆监控行动的规模，库中包含大约250万人的面部识别记录和身份证扫描信息，大部分在人口约350万人的乌鲁木齐市。
“任何人都可以拿到这些东西，这是让我担心的地方，”荷兰安保研究员、旨在促进网络安全的非营利机构GDI基金会的共同创办人维克多·热韦尔(Victor Gevers)说。
据发现该不安全数据库的热韦尔表示，这一网络记录显示，乌鲁木齐约1万个检查站在24小时内进行了超过600万人次的身份识别。
新疆当局有时还会强行要求居民在手机上安装被称为“清洁网络卫士”的应用，以对政府认为的可疑内容进行监控。
喀什及新疆其他地区近年来进行了DNA的系统性收集，还包括居民、特别是穆斯林的其他生物信息。官员如今收集血样、指纹、录音、多角度的头像，以及可像指纹一样提供独特身份辨识的虹膜的扫描记录。
这些数据库尚未完全整合，尽管新疆的监控国家笼罩着一层未来主义色彩，但当局仍在依靠成千上万名警察、官员和社区监视人员采集和录入数据。
浙江和广东这两个中国东南沿海的富裕省份一直在对中国电科在新疆使用的监控系统进行试点，“为后续在全国推广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该公司去年表示。
中国电科还与南方城市深圳警方签署了协议，以提供类似于新疆的先进“指挥中心信息系统”。
技术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灰尘和照明不足可能会妨碍忙于同时追踪大量人群的安保摄像头的面部识别功能。根据发表在中共公安部相关刊物上的一份研究，最好的系统准确率也不到20%。
直到最近才给新疆当局进行了电脑安装与维护的一名技术人员称，警方监控中心依赖数百名工作人员对摄像头进行监控，这是一项花费大、效率低的任务。
这名技术人员表示，市中心以外的警察往往不具备复杂系统的操作技能，因担心与记者交谈导致的后果，对方要求匿名。
新疆的安保采购热潮导致该地区各地方政府累积起惊人账单，引发了对于当局如何能使系统保持运转的疑问。
以喀什为例，英吉沙县表示因安保支出今年资金存在“严重缺口”，并且此前未公布的“隐性债务”累积已达10亿人民币，约合1.5亿美元。
“自聘人员工资及维稳经费缺口巨大，保障基本支出的压力异常突出，””该警告称。
但该地区领导人仍告诉官员，今年他们的支出一律不得调整。
“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压倒一切的硬任务，”领导层在该地区的年度预算报告中说。“千方百计筹措资金，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不放松”。
联合国专家对他们所称的大量可靠报告表示担忧，这些报告称，中共在西部新疆地区拘留了100万乃至更多的维吾尔族人，并迫使多达200万人接受中共灌输洗脑。
在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名义下，中共将新疆变成了“一个大规模集中营，笼罩在秘密之下，是一个没有权利的区域”，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成员盖伊·麦克杜格尔(Gay McDougall)在为期两天的日内瓦中国政策审核会的开幕式上表示。
来自该地区的描述指出，穆斯林“仅因其民族宗教身份就被视为国家的敌人”，麦克杜格尔引用活动人士和学者的报告称，很多人已经失踪，甚至是最普通的宗教活动都成为惩罚的理由。
麦克杜格尔提出有关从海外返回新疆的维吾尔族学生的命运问题，她说，有100多人失踪，一些人被拘留，还有人在拘留期间死亡。
中共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俞建华在周五的会议开幕致辞中称赞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称其旨在促进团结与和谐，并表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过去五年中已使2000万人脱贫。
俞建华领导着一个由48名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他没有对委员会的问题作出回应，但他定于周一上午复会时发表讲话。
中共官员曾表示，加强安全措施和限制维吾尔人（主要是逊尼派穆斯林）的宗教活动，是为了防止维吾尔地区的暴力、反国家事件，他们将这些事件归咎于分离主义、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
维吾尔族的支持者说，严厉的安全措施助长了怨恨情绪。
周五的联合国会议是中共首次被要求公开回答其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进行镇压的问题，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这类措施的范围和力度发出越来越严厉的警告。
“我们真的是在讨论人道主义危机，”新疆专家郑国恩(Adrian Zenz)说，他在柏林的欧洲文化和神学学院(European School of Culture and Theology)讲学。“这是一项非常有针对性的政治再教育计划，旨在改变整个人的核心身份和信仰体系。它在规模上是前所未有的。”
自从2009年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针对汉族人群的暴力事件，以及2013年维吾尔族穆斯林袭击北京后，中共加强了对新疆人口的控制和监视。汉族是中国的主要民族。
但自陈全国2016年8月担任新疆党委书记，并在2017年初颁布“去极端化”条例后，当局大幅增加了打压的规模和程度。
总部位于香港的权益倡导组织“人权捍卫者”(China Human Rights Defenders)上周在一份基于官方数据的报告中表示，2017年，中国超过五分之一的逮捕都发生在新疆。这个地区的1100万人口占中国总人口2%不到。
学者和活动人士预计，有100万人如今被关押在新疆各地数以百计的集中营中，另有约200万人正在接受某种形式的强迫性再教育或灌输洗脑。
“将人这样关押起来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中国部主任芮莎菲(Sophie Richardson)观察道。“没有逮捕令，没有罪行，不联系律师，不联系家人，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出去，不知道你的罪名。”
陈全国曾在西藏担任党委书记10年，在新疆，他将该地区的维稳预算增加了近一倍，加快了对警察的招募，建了更多警察局，让汉族干部住在维吾尔族人家里，并且配备了监控器和人脸识别科技。
郑国恩博士估计，中共当局已经建造了1000至1200个集中营。还有报告称，当局已经加快了孤儿院的建造脚步，以安置那些遭到关押的儿童。
拘留的具体标准尚不得而知。郑国恩博士指出，为了达到官方定额，官员们将普通人关押了起来，他们的目标是特定群体，包括与外国有联系的人，或是曾经出过国的人，曾经接到过越洋电话的人和参与宗教活动的人。
郑国恩博士还说，镇压行动不仅限于维吾尔族人，还扩大到了其他主要是穆斯林的民族，包括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或回族，尽管事实上他们与任何反国家的行为没有关联。
“虐待和折磨在集中营中很常见，由于折磨在关押中死亡的报告也变得常见起来，”海外的中国民主活动人士周五在一封公开信中表示，呼吁联合国展开调查，以及美国加大对中国领导人的施压力度。
《纽约时报》采访了四名最近被关押在新疆集中营的囚犯，他们描述了看守对他们在身体和言语上的虐待；难以忍受的日常唱歌环节；演讲和自我批评的会议；以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释放的、磨人的焦虑。这些描述在对十几名维吾尔人进行的采访中得到了呼应——他们的亲属不是在拘禁营里，就是已经失踪。为了避免政府报复，他们中许多人要求匿名。
时报还在网上发现了许多中共官员撰写的报告，他们被派去监视在拘禁营中有亲戚的家庭。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称，部分地区的官员为了完成指标随意地将维吾尔人送到拘禁营。
这项由新疆党校学者邱媛媛进行的研究警告称，这样的拘禁可能会适得其反，激起激进主义。新疆党校是培训官员的地方。在一些领域，“不顾一切地为教育转化设置数字目标被错误应用了，”邱媛媛写道，“目标不精确，范围不断扩大。”
根除一个“病毒”
在集中营中，漫长的一天通常是从慢跑开始的。
木合买提回忆说，几乎每天早上，他和其他几十名大学毕业生、商人、农民都被要求围着一个操场跑步。他说，不耐烦的看守有时会拍打和推搡年纪较大、动作较慢的囚犯。
然后他们被要求用中文唱鼓舞人心的爱国歌曲，比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记得歌词的人不许吃早餐，于是他们都很快记住了。
木合买提身材敦实，今年逃离中国之前在和田经营一家餐馆。他说，2015年他在中共警局的牢房里待了七个月，在拘禁营里待了两个多月——虽然他从未被指控犯罪。他说，大多数时候，拘禁营里的犯人们聚在一起听官员的长篇演讲，官员们警告他们不要信奉伊斯兰激进主义，不要支持维吾尔独立，也不要对抗共产党。
木合买提说，官员们并没有禁止伊斯兰教，但对如何信仰伊斯兰做出了非常严格的限制，包括禁止在有朋友或客人在场的情况下在家祈祷。在拘禁营的其他“课程”中，犯人们被迫熟记法律和法规，并写文章进行自我批评。
“最后，所有官员都有一个关键点，”他说。“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维吾尔文化的落后，和中国文化的先进性。”
两个月后，木合买提的家人终于获准到拘禁营探望。这一拘禁营位于“和谐新村”附近，那是一个作为维吾尔族与汉族之间友谊的象征建起来的居住地。“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他回忆道。“我抱着我的两个儿子和妻子，哭了又哭。”
在政府文件中，地方官员有时把犯人比作需要隔离和紧急干预治疗的病人。
“凡是思想上感染了‘病毒’的人们，一定要在病情尚未发做的时候就及时到教育转化班接受‘住院治疗’，”和田党委部门发布的一份文件称。
被拘禁在集中营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数目前尚不清楚。外界的估计从几十万到一百万不等，流亡维吾尔族团体认为还要高。
中国总人口的1.5%生活在新疆。但据倡导组织“人权捍卫者”(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编制的官方数据显示，去年全国逮捕的人数中，有20%以上来自该地区，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在集中营中的人。
当地居民说，人们因为到国外探亲被送到拘禁营；因为持有有关宗教和维吾尔文化的书籍被送到拘禁营；甚至因为穿着印有穆斯林新月图案的T恤被送到拘禁营。女人们有时因丈夫或儿子的过失而被拘禁。
和田给人的感觉像是被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包围了。马路上每隔几百米就是戒备严密的警察关卡和检查站。学校、幼儿园、加油站和医院都装上了铁丝网。店铺、公寓入口和金属杆上也都安装了监控探头。
“这里的气氛很紧张，”一名警察说。“我们已经三年没休息了。”
这座人口39万的城市大约十年前经历了一次穆斯林复兴。大多数维吾尔人属于一种相对宽松的逊尼派穆斯林，而且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世俗化。但刚刚发展起来的经济、与中东日益密切的互动以及对汉人统治地位的反抗，使得和田一些人开始接受更严格的穆斯林传统。男性留起了大胡子，女性则戴起了头巾，这本来并非维族的传统装扮。
如今大胡子和头巾消失了，一些海报在警告不要这样做。去清真寺的人似乎变少了，人们进去就必须登记，并且要在监控探头的监视下做礼拜。
但他们也在用各种技术将新疆各地尘土飞扬的城市和村庄连接起来，令该地区位居监控探头、面部和语音识别程序的前沿。新疆的维稳费用激增，去年给公检法的拨款近85亿美元，几乎比前一年翻了一番。
该运动使得维族社会出现了两极分化。许多基层的执法者本身就是维族，包括在集中营和安全检查站工作的警察和官员。
在和田，普通的维族人有时候坐公交车要上车下车好几次，穿过金属探测器，刷身份证，或者交出解锁的手机以供检查。
根据居民的说法和政府报告，新疆每10个家庭会被指派一名居民或当地干部，对他们进行监视；他们的行踪，以及祈祷和参观清真寺等被认为可疑的活动会遭到上报。居民说，警察有时会搜查他们家中的禁书，以及祈祷垫等可疑物品，还使用特殊设备检查墙壁和地板上是否有隐藏物品。
当局还在收集生物识别数据和DNA。两名维吾尔人（分别是前官员和学生）说，他们被命令去找警方，让警察记录下他们的声音，以不同角度拍摄他们的头像并收集头发和血液样本。
党的“工作组”进驻维吾尔村庄后，压力加剧了，工作组有时住在当地居民家中。根据在线发布的政府报告，这些团队要求村民检举自己的亲戚、朋友和邻居，调查居民的态度和行为。
一份报告了描述一个村庄的当局如何在公众集会上，让被拘禁者的亲属谴责他们的“宗教极端思想”，并鼓励其他家庭举报类似活动。
“提供信息的人越来越多，”这名叫曹李海的党报编辑在报告中写道。“有的家长亲自带着孩子去自首。”
一位20多岁的维吾尔女性要求只透露她的姓氏：古勒，她说自己戴伊斯兰头巾，阅读宗教和维吾尔历史书籍后，遭到了严格审查。当地官员在她家门口和客厅内安装了摄像头。
“我们说话、做事、读书都要小心翼翼的，”她说。
古勒还说，那一带的一名官员每周都会来访，并且至少花两小时审问她。最终，当局将她送进一个全日制的集中营地。
古勒被释放后逃离中国，后来她试图联系自己的兄弟，了解他是否遇到麻烦。他发了一个无言的回复：一个流泪的表情。
后来，古勒的母亲给她发了另一条短信：“不要再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有麻烦了。”
古勒说，关押她的营地很简陋，住在附近的孩子有时可以在深夜悄悄爬上窗户，朝里面的母亲喊话。“她们的孩子会过来说，‘妈妈，我想你，’”她说。
“我们什么也没说，”她说。“因为牢房里有摄像头。”
“我一直认为政府在新疆的政策是在让自己陷入困境，”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研究新疆问题的教授肖恩·R·罗伯茨(Sean R. Roberts)说。“我无法想像会很快走出这种困境。”
中共政府关于通过国家强制的“再教育”来挽救被关押者的叙述，尽管听起来带有反乌托邦的色彩，但仍是设立这些拘禁营的理由。
据大多数的估计，这些拘禁营已经让100万甚至更多的穆斯林消失其中，他们被迫离开家人和家园，还要接受被活动人士、被拘禁者家属以及曾被拘禁的人描述为高压的甚至是使人身心衰竭的灌输。这些人说，被拘禁者被强迫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接受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这个拘禁和再教育系统的建立，引发了自1989年天安门血腥镇压以来，外界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最严厉批评，美国国务卿迈克·庞皮欧(Mike Pompeo)最近称其为“世纪污点”。
喀什——一面墙大小的屏幕上，闪现着天眼在中国西部古老城市喀什拍摄的图像，各种颜色的图标标记着警察局、检查岗和最近发生安全事件的地点。一名技术人员解释说，只要点一下鼠标，警察就可以从任何一台监控摄像头调出实时视频，或者从更近距离观察正在通过该市数千个检查岗之一的特定个人。
她演示了该系统如何检索一个在某主要公路的检查岗被拦下的女子的照片、家庭住址和身份证号码。系统筛选了数十亿份记录，然后列出她的教育背景、家庭关系、与早前一起案件的联系，以及最近去过的一家酒店和一个网吧的情况。
中国的一个行业博览会上展示的这个模拟系统，提供了一个罕见的机会，让人们可以看到在动荡的新疆，也就是喀什所在的地区，一个现在监控着几乎每个角落的系统。
这就是中共领导人每年在这方面投入数十亿美元的高科技监控的愿景——精确、无所不在、无懈可击，它使新疆成为一个孵化器，培育出越来越具有侵入性的警务系统，它们可能会推广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喀什的系统由国有的国防制造商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开发、销售，政府用于监控和压制新疆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的技术，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蓬勃的新兴市场，该系统就位于这个市场的前沿。
这个平台将城市视为战场，旨在“将军用网络信息体系思想运用到民用公共安全领域，”中国电科的工程师王鹏达在一篇官方博客文章中表示。“现在回想起来，的的确确是在超前谋划。”
该公司说，该系统接入社区线人网络；跟踪个体并分析他们的行为；试图预测潜在的犯罪、抗议或暴力；然后建议部署哪些安全部队。
系统展示期间，屏幕上有一条标语：“存在就有痕迹，联系就有信息。”
《纽约时报》通过政府和公司记录以及对业内人士的采访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中共有效地在新疆实行隔离监控，利用大批安全人员强迫少数民族接受监控和数据收集，通常忽略占新疆总人口36%的多数民族——汉族人。
这是一个虚拟的笼子，与新疆的教化营地相辅相成。在那里，当局拘留了100万或更多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试图将他们转变为世俗公民，永远不会挑战执政的共产党。该项目帮助当局确定送往拘禁营或接受调查的人，并在他们获释后进行监控。
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将参与新疆行动的一家中国公司海康威视列入黑名单，并禁止其购买美国技术。海康威视是视频监控设备的主要制造商，客户遍布世界和新疆各地，它生产的摄像头安装在清真寺和拘禁营。中电科通过子公司拥有该公司约42%的股份。
“新疆可能是中国大规模监控系统的一种更极端、更具侵入性的例子，”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研究该技术的中国问题研究员王松莲(Maya Wang)说。“这些系统的设计目的非常明确，就是针对穆斯林。”
(《纽约时报》的隐私项目探索了公司和政府使用的监控技术，以及它将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新疆警方使用中电科为安卓系统的智能手机开发的一款移动应用程序，将信息输入数据库。
获取并分析了这款应用的人权观察表示，它帮助当局发现他们认为可疑的行为，包括长时间出国或“不寻常”的耗电量。
《纽约时报》查验了该应用。警察还可以通过该应用给一些人做标记，比如他们认为已经停止使用某一部智能手机的人、不从前门进出或者给他人的车加油的人。
警方在新疆各地的检查站使用这款应用程序，作为一道虚拟的“围栏”。人权观察说，如果有人被贴上了潜在威胁的标签，在进行设定后，他或她每次试图离开社区或进入公共场所时，该系统就会触发警报。
“政府的独断专权在应用里得到反映，或者说写入了代码，”王松莲说。她还表示，该系统“旨在将一些模糊、宽泛的行为类别作为可疑指标，其中很多是完全合法的”。
许多国家的情报机构都会通过一系列的行为对个体进行更严格的甄别。但中国采取了极端的做法，从一开始就将新疆的穆斯林人口视为可疑群体，并笼统地界定可疑行为，包括向清真寺捐款等和平宗教活动。
中共在1949年控制了新疆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对维吾尔人保持着警惕。维吾尔人的突厥文化和穆斯林信仰引发了自治诉求，有时会对中国目标发起攻击。10年前，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反华骚乱，造成近200人死亡，此后，国家在监控方面开始大举投资。
大量安全采购合同的出现，是在2012年年末习近平执掌中共之后。2017年新疆的内部公共安全支出近84亿美元，是2012年的6倍，其中包括用于监视、人力和教化营地的资金。
海康威视在新疆获得了价值至少2.9亿美元的摄像头和面部识别系统合同。另一家利用了新疆安全淘金热的公司是被美国称为安全威胁的科技巨头华为。去年，它与新疆公安厅签署协议，帮助他们分析数据。
近期到访喀什一处检查站时看到，一队几乎全是维族人的乘客和司机走出车辆，缓慢走过中国电科制造的自动门，刷身份证。
“抬头，”机器给机动车驾驶员拍照时说道，武装警卫在一旁看着。
在银行、公园、学校、加油站和清真寺还分布着小型检查站，它们全都会把身份证信息录入大规模监控数据库中。
买刀具、汽油、手机、计算机甚至糖都需要身份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名研究员在2017年的一篇论文说，购买记录会被输入警方用以标记可疑行为或个人的数据库，该论文中使用了喀什的监控系统截图。
并非每个人都得忍受这种不便。在许多检查站，包括汉族人、持通行证的维族官员和外国访客在内的特权群体被挥手示意经过“绿色通道”。当局以这种方式，在同一片街道、也在警方网络数据库内，制造出彼此隔绝又相互重叠的世界——一个属于穆斯林少数民族，另一个属于汉人。
“这里的目标是灌输恐惧——那种他们的监控技术能触及你生活角角落落的恐惧，”曾撰文谈论新疆及中国监控国家的中国学者王力雄说。“安保所动用的人和设备的数量，是这种威慑效应的一部分。”
时报检视过中国监控公司深网视界科技有限公司(SenseNets)在线存储的数据库，从中可以看到新疆监控行动的规模，库中包含大约250万人的面部识别记录和身份证扫描信息，大部分在人口约350万人的乌鲁木齐市。
“任何人都可以拿到这些东西，这是让我担心的地方，”荷兰安保研究员、旨在促进网络安全的非营利机构GDI基金会的共同创办人维克多·热韦尔(Victor Gevers)说。
据发现该不安全数据库的热韦尔表示，这一网络记录显示，乌鲁木齐约1万个检查站在24小时内进行了超过600万人次的身份识别。
新疆当局有时还会强行要求居民在手机上安装被称为“清洁网络卫士”的应用，以对政府认为的可疑内容进行监控。
喀什及新疆其他地区近年来进行了DNA的系统性收集，还包括居民、特别是穆斯林的其他生物信息。官员如今收集血样、指纹、录音、多角度的头像，以及可像指纹一样提供独特身份辨识的虹膜的扫描记录。
这些数据库尚未完全整合，尽管新疆的监控国家笼罩着一层未来主义色彩，但当局仍在依靠成千上万名警察、官员和社区监视人员采集和录入数据。
浙江和广东这两个中国东南沿海的富裕省份一直在对中国电科在新疆使用的监控系统进行试点，“为后续在全国推广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该公司去年表示。
中国电科还与南方城市深圳警方签署了协议，以提供类似于新疆的先进“指挥中心信息系统”。
技术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灰尘和照明不足可能会妨碍忙于同时追踪大量人群的安保摄像头的面部识别功能。根据发表在中共公安部相关刊物上的一份研究，最好的系统准确率也不到20%。
直到最近才给新疆当局进行了电脑安装与维护的一名技术人员称，警方监控中心依赖数百名工作人员对摄像头进行监控，这是一项花费大、效率低的任务。
这名技术人员表示，市中心以外的警察往往不具备复杂系统的操作技能，因担心与记者交谈导致的后果，对方要求匿名。
新疆的安保采购热潮导致该地区各地方政府累积起惊人账单，引发了对于当局如何能使系统保持运转的疑问。
以喀什为例，英吉沙县表示因安保支出今年资金存在“严重缺口”，并且此前未公布的“隐性债务”累积已达10亿人民币，约合1.5亿美元。
“自聘人员工资及维稳经费缺口巨大，保障基本支出的压力异常突出，””该警告称。
但该地区领导人仍告诉官员，今年他们的支出一律不得调整。
“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压倒一切的硬任务，”领导层在该地区的年度预算报告中说。“千方百计筹措资金，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不放松”。
2019年9月5日
习近平修宪学袁世凯称帝，开历史倒车！中共党内反习力量秘密集结灭习
习近平修宪学袁世凯称帝，开历史倒车！中共党内反习力量秘密集结灭习
数十年来，中国设法避免了独裁统治通常会带来的大多数问题，而现在习近平对个人权力的追逐正在毁掉使中国成为例外的整个基础。
在习近平选择性反腐的幌子下，习近平铲除了党内政治异己和政敌。习的手里集中了比毛泽东之后任何中国领导人都更大的权力，他正在打造以他自己为偶像的大规模个人崇拜，以此来取代一个有缺陷但高度成功的政治体系。
他正在摧毁使中国奇迹得以成功发生的许多机制，这个国家面临经济成果得而复失的危险，在政治上正朝着一个低效无能、脆弱好斗的警察国家演变（不妨想想一个相对开放的巨型版朝鲜）。应该对此感到担忧的不仅仅是14亿中国公民，还有我们所有人。
要懂得习近平的造帝运动为何如此危险，首先要了解是什么让中国例外了这么多年。 纵观现代历史，大多数暴政和一党专制国家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 权力把握在极少数人手里； 为了维持他们的权力，这些人镇压异议，以淫威治国； 生活在恐惧中的官员和公民竞相奉承他们的上司； 没人说实话，尤其是对自己或上司形象不够恭维的实话，而不断的阿谀奉承使暴君的自我愈发膨胀。其结果是这些闭目塞听的暴君越来越脱离现实和外界（想想金正恩，巴沙尔•阿萨德，或罗伯特•穆加贝），对他们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也所知甚少，仅靠异想天开和本能执政。 这种无知对内外政策的影响都是灾难性的。
习近平正在系统地破坏几乎所有使中国如此与众不同和帮助它保持良性运作的系统功能。 在短期内这会有助于提高习的权力和地位，习的造帝运动给他的国家和世界带来的长远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邓小平创建的体系最不寻常的特征或许就是领导集团成员之间的权力分配方式。 跟大多数独裁政权不同的是，邓没有让一人专权，而是在共产党总书记（也兼国家主席）、总理和政治局之间实行分权，邓的希望是这样一个体系会确保没人能再像毛那样专权——毛不受约束的权力导致了巨大的滥权和错误，例如大跃进（据估计使大约4500万人丧生）和文化大革命（其间邓本人遭到清洗，儿子被折磨致瘫）。 如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裴敏欣所说，邓小平设计的集体领导模式提倡慎思，反对折腾，从而帮助了在各种意见中择优去劣。
然而，习近平自2012年掌权以来一直在以多种方式拆除中国的集体领导体系。 他首先以反腐的名义清洗了大批官员，但对习近平来说，这些人真正的罪行是没有对最高领导人表现出足够的忠诚。 两周前中国对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的突然拘留只是引人注目的最新例子。类似的事不乏其例。
过去六年中，有134万名官员成了反腐对象，数量之大让人瞠目。部长或副部长级的高官有170多名被撤职（其中大多数进了监狱）。 孟宏伟的被拘，如同一度位高权重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2012年的落马一样，说明谁都难保不会成为习近平的清洗对象。 事实上，自2012年以来遭到整肃的中共中央委员比整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上的加在一起还多。
习近平并不满足于仅仅消除竞争对手，他还通过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和拒绝指定接班人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而他之前的领导人通常在任期中途就会提名继任者。 他将“习近平思想”写入中国宪法（此前只有毛和邓享此殊荣）; 他一手攥住了最高军权; 他在从金融到台湾到互联网安全的各个领域建立了多个“领导小组”并自任组长，成了“万能主席”。
习近平“用基于恐惧的体系取代了鼓励业绩的体系”。 这一改变带来了两大问题。 首先，它扭曲了官员的工作动机，从显示业绩变成了显示忠诚度。第二个问题，用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亚历山大·加布埃夫（Alexander Gabuev）的话来说就是，“当你只剩下了恐惧的时候，如果高层没有下达明确指令，官员会因为害怕而什么都不敢做。 这样整个官僚体系都变得消极被动。什么事都干不成了。”
如今习近平却似乎把那样的独立思考看作是无法忍受的威胁。根据习的指示，政府开始阻止小规模的试点项目。 据德国特里尔大学的韩博天教授（Sebastian Heilmann）估算，省级试验项目已从2010年的500项减少到2016年的70项左右，那之后的数字可能已经跌到更低。不顾忌当地具体条件的、自上而下的政令再度取代了地方试验。
最后再举个例子：中国官员曾长时期仔细研究其它国家成功的政策，然后借鉴并运用于本国。 （关于这个过程，一个最好的例子是中国在建立自由市场时借鉴了日本、台湾和美国的模式。）习近平对这一实践就跟对邓的其它创新一样进行削减限制，给政府官员与外国人士之间的交往制造越来越多的困难。2014年，当局开始没收官员的护照。像政府最近采取的其它许多限制措施一样，这一行动以反腐的名义被合理化：表面上是为了防止贪官逃往国外，但实际上，这项政策最近一直延伸到小学教师头上，还借力其它相关约束而被进一步强化——官员们去国外参加会议现在必须申请批准，申请中得列出每小时行程。很显然，其真实目的是限制与外界人士和外部思想的接触。
习采取的这些打击行动对中国的未来和我们所有人都意味着什么？习近平的中国正在迅速变得越来越不那么例外，越来越像一个典型的纳粹国家。
就国内事务而言，北京的政策制定正在失去灵活性和适应性。不难找到例子来说明这种僵硬政策及其造成的危害。去年冬天，政府突然决定对全国的供暖系统强制实行从燃煤到天然气的转换。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污染很厉害的国家来说，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聪明的措施。然而这项全国范围的法令来得十分突然，而且还不允许有例外。在中国严寒的北方，许多煤炉必须先拆掉才能安装新的天然气炉——这样一来，在新炉交付使用之前，整座整座的镇子掉进了冰窟，村民们不得不烧玉米棒来取暖维生。
如果中国继续沿着当前的道路滑下去，这类例子只会越来越多，哪怕出发点良好的政策也会因轻率蠢笨的执行方式而造成恶果。由于个人专制的独裁统治必然不喜欢承认错误—— 它不允许有任何东西来破坏无所不能的领导者的神话——中国很可能不再具有灵活的纠错能力，也无力对付拖累经济的一些根本问题，诸如：过度依赖臃肿和低效的国有企业（SOE），这些企业自习近平上任以来变得更大和更有权力; 危险的高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债务; 以给系统、尤其是不必要的基建项目注入更多现金的方式来应对每次经济衰退的趋势，等等。事实上，中国不仅不大可能解决任何上述问题，还会使它们越发严重。它在10月7日所做的就是证据：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了又一项耗费巨资的经济刺激计划：投入1750亿美元来支撑中小型企业。
如果不进行改革，随着每一次新的破坏预算的行为，中国发生一场异常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将持续上升——这是对中国经济持悲观态度的人士，例如摩根士•丹利新兴市场股负责人鲁奇尔•夏尔（Ruchir Sharma），多年来一直在预测的。 “最要紧的问题是，像坏账、过热的房地产市场、超大型国有企业之类定时炸弹中的任何一枚会不会爆炸，”加布埃夫说。 “由于习近平的集权，即使有炸弹即将爆炸，也没人会发出预警。而且因为他实际上并不懂宏观经济学，所有人又都特别害怕犯上，一旦这类问题发生，他极有可能应对失当。” 的确，政府对任何不稳定状况的反应都可能是很恐怖的。 正如夏伟解释的那样，“习近平确实将中国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中。 而且因为他手里唯一的工具就是镇压，一旦发生问题，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打击行动。”
长期隐忍且具备一定绥靖主义倾向的胡锦涛，终于决裂而出强硬发声，号召和集结党内进步力量，拉开了反对习近平独裁的序幕！习近平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薄熙来，最终可能走向秦城。
习近平重新抓捕吴小晖，军人开进人民大会堂，强行修宪废除任期制，清楚地表明了其欲走回“毛泽东时代”老路的图谋。这已经超越了底线，江泽民的态度，终于从一向的纵习护习，到后期的抑习制习，最终变成了质变意义的反习。
数十年来，中国设法避免了独裁统治通常会带来的大多数问题，而现在习近平对个人权力的追逐正在毁掉使中国成为例外的整个基础。
在习近平选择性反腐的幌子下，习近平铲除了党内政治异己和政敌。习的手里集中了比毛泽东之后任何中国领导人都更大的权力，他正在打造以他自己为偶像的大规模个人崇拜，以此来取代一个有缺陷但高度成功的政治体系。
他正在摧毁使中国奇迹得以成功发生的许多机制，这个国家面临经济成果得而复失的危险，在政治上正朝着一个低效无能、脆弱好斗的警察国家演变（不妨想想一个相对开放的巨型版朝鲜）。应该对此感到担忧的不仅仅是14亿中国公民，还有我们所有人。
要懂得习近平的造帝运动为何如此危险，首先要了解是什么让中国例外了这么多年。 纵观现代历史，大多数暴政和一党专制国家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 权力把握在极少数人手里； 为了维持他们的权力，这些人镇压异议，以淫威治国； 生活在恐惧中的官员和公民竞相奉承他们的上司； 没人说实话，尤其是对自己或上司形象不够恭维的实话，而不断的阿谀奉承使暴君的自我愈发膨胀。其结果是这些闭目塞听的暴君越来越脱离现实和外界（想想金正恩，巴沙尔•阿萨德，或罗伯特•穆加贝），对他们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也所知甚少，仅靠异想天开和本能执政。 这种无知对内外政策的影响都是灾难性的。
习近平正在系统地破坏几乎所有使中国如此与众不同和帮助它保持良性运作的系统功能。 在短期内这会有助于提高习的权力和地位，习的造帝运动给他的国家和世界带来的长远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邓小平创建的体系最不寻常的特征或许就是领导集团成员之间的权力分配方式。 跟大多数独裁政权不同的是，邓没有让一人专权，而是在共产党总书记（也兼国家主席）、总理和政治局之间实行分权，邓的希望是这样一个体系会确保没人能再像毛那样专权——毛不受约束的权力导致了巨大的滥权和错误，例如大跃进（据估计使大约4500万人丧生）和文化大革命（其间邓本人遭到清洗，儿子被折磨致瘫）。 如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裴敏欣所说，邓小平设计的集体领导模式提倡慎思，反对折腾，从而帮助了在各种意见中择优去劣。
然而，习近平自2012年掌权以来一直在以多种方式拆除中国的集体领导体系。 他首先以反腐的名义清洗了大批官员，但对习近平来说，这些人真正的罪行是没有对最高领导人表现出足够的忠诚。 两周前中国对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的突然拘留只是引人注目的最新例子。类似的事不乏其例。
过去六年中，有134万名官员成了反腐对象，数量之大让人瞠目。部长或副部长级的高官有170多名被撤职（其中大多数进了监狱）。 孟宏伟的被拘，如同一度位高权重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2012年的落马一样，说明谁都难保不会成为习近平的清洗对象。 事实上，自2012年以来遭到整肃的中共中央委员比整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上的加在一起还多。
习近平并不满足于仅仅消除竞争对手，他还通过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和拒绝指定接班人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而他之前的领导人通常在任期中途就会提名继任者。 他将“习近平思想”写入中国宪法（此前只有毛和邓享此殊荣）; 他一手攥住了最高军权; 他在从金融到台湾到互联网安全的各个领域建立了多个“领导小组”并自任组长，成了“万能主席”。
习近平“用基于恐惧的体系取代了鼓励业绩的体系”。 这一改变带来了两大问题。 首先，它扭曲了官员的工作动机，从显示业绩变成了显示忠诚度。第二个问题，用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亚历山大·加布埃夫（Alexander Gabuev）的话来说就是，“当你只剩下了恐惧的时候，如果高层没有下达明确指令，官员会因为害怕而什么都不敢做。 这样整个官僚体系都变得消极被动。什么事都干不成了。”
如今习近平却似乎把那样的独立思考看作是无法忍受的威胁。根据习的指示，政府开始阻止小规模的试点项目。 据德国特里尔大学的韩博天教授（Sebastian Heilmann）估算，省级试验项目已从2010年的500项减少到2016年的70项左右，那之后的数字可能已经跌到更低。不顾忌当地具体条件的、自上而下的政令再度取代了地方试验。
最后再举个例子：中国官员曾长时期仔细研究其它国家成功的政策，然后借鉴并运用于本国。 （关于这个过程，一个最好的例子是中国在建立自由市场时借鉴了日本、台湾和美国的模式。）习近平对这一实践就跟对邓的其它创新一样进行削减限制，给政府官员与外国人士之间的交往制造越来越多的困难。2014年，当局开始没收官员的护照。像政府最近采取的其它许多限制措施一样，这一行动以反腐的名义被合理化：表面上是为了防止贪官逃往国外，但实际上，这项政策最近一直延伸到小学教师头上，还借力其它相关约束而被进一步强化——官员们去国外参加会议现在必须申请批准，申请中得列出每小时行程。很显然，其真实目的是限制与外界人士和外部思想的接触。
习采取的这些打击行动对中国的未来和我们所有人都意味着什么？习近平的中国正在迅速变得越来越不那么例外，越来越像一个典型的纳粹国家。
就国内事务而言，北京的政策制定正在失去灵活性和适应性。不难找到例子来说明这种僵硬政策及其造成的危害。去年冬天，政府突然决定对全国的供暖系统强制实行从燃煤到天然气的转换。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污染很厉害的国家来说，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聪明的措施。然而这项全国范围的法令来得十分突然，而且还不允许有例外。在中国严寒的北方，许多煤炉必须先拆掉才能安装新的天然气炉——这样一来，在新炉交付使用之前，整座整座的镇子掉进了冰窟，村民们不得不烧玉米棒来取暖维生。
如果中国继续沿着当前的道路滑下去，这类例子只会越来越多，哪怕出发点良好的政策也会因轻率蠢笨的执行方式而造成恶果。由于个人专制的独裁统治必然不喜欢承认错误—— 它不允许有任何东西来破坏无所不能的领导者的神话——中国很可能不再具有灵活的纠错能力，也无力对付拖累经济的一些根本问题，诸如：过度依赖臃肿和低效的国有企业（SOE），这些企业自习近平上任以来变得更大和更有权力; 危险的高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债务; 以给系统、尤其是不必要的基建项目注入更多现金的方式来应对每次经济衰退的趋势，等等。事实上，中国不仅不大可能解决任何上述问题，还会使它们越发严重。它在10月7日所做的就是证据：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了又一项耗费巨资的经济刺激计划：投入1750亿美元来支撑中小型企业。
如果不进行改革，随着每一次新的破坏预算的行为，中国发生一场异常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将持续上升——这是对中国经济持悲观态度的人士，例如摩根士•丹利新兴市场股负责人鲁奇尔•夏尔（Ruchir Sharma），多年来一直在预测的。 “最要紧的问题是，像坏账、过热的房地产市场、超大型国有企业之类定时炸弹中的任何一枚会不会爆炸，”加布埃夫说。 “由于习近平的集权，即使有炸弹即将爆炸，也没人会发出预警。而且因为他实际上并不懂宏观经济学，所有人又都特别害怕犯上，一旦这类问题发生，他极有可能应对失当。” 的确，政府对任何不稳定状况的反应都可能是很恐怖的。 正如夏伟解释的那样，“习近平确实将中国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中。 而且因为他手里唯一的工具就是镇压，一旦发生问题，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打击行动。”
长期隐忍且具备一定绥靖主义倾向的胡锦涛，终于决裂而出强硬发声，号召和集结党内进步力量，拉开了反对习近平独裁的序幕！习近平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薄熙来，最终可能走向秦城。
习近平重新抓捕吴小晖，军人开进人民大会堂，强行修宪废除任期制，清楚地表明了其欲走回“毛泽东时代”老路的图谋。这已经超越了底线，江泽民的态度，终于从一向的纵习护习，到后期的抑习制习，最终变成了质变意义的反习。
从袁世凯到习近平：习近平修宪称帝，中国人怒批窃国大盗
从袁世凯到习近平：习近平修宪称帝，中国人怒批窃国大盗
中国中部地区的27岁教师刘进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贯能够依靠的那种青年民族主义者。他在网上分享习近平身着作战服的宣传照片，并恭敬地称他“习大大”。
但本周，在听说执政的共产党即将修改中国宪法，让习近平得以无限期掌权时，刘进颇为震惊。
“我不同意，”刘进在微博上写道，并列举了多位权力欲极强的皇帝和独裁者的例子。审查者立即删除了他的帖子。
在当政的五年多时间里，习近平塑造了一个人民公仆的形象：一个稳重而可亲的领导人，既和工薪阶层一起排队买猪肉包子，又能引领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增长和全球影响力。
但取消任期限制的举动，在中国社会重新引发了更深切的担忧。有关对中国开国元勋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及它引发的亢奋情绪和混乱的记忆，在这里仍是挥之不去的。
共产党的审查机构急于压制批评言论，维持民众支持的表象，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到处寻找其认为具有颠覆性的内容。很多小熊维尼图片——习近平有时候会被比作这只卡通熊——和“吾皇”、"习世凯"、"习特勒"、“终身”、“不要脸”等检索词都受这场删除行动的牵连。
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教授梅维恒(Victor Mair)称，有一小段时间就连英文字母“N”也遭到审查。这似乎是为了预防社会科学人士用数学的方式表示异议：N > 2，“N”表示习近平当政的任期。
中国官方媒体在各自的报道中淡化了这一举动，似乎希望大部分中国民众根本不会注意到，或不关心。提到这一变化时，相关新闻报道主张，在中国有志于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并恢复在全球舞台上应有的地位之际，应该取消任期限制，以确保领导的连续性。“中国无法以停下来的方式休整，”民族主义报纸《环球时报》警告说。“它必须只争朝夕。”
尽管审查铺天盖地，很多人害怕公开发表自己的真实意见，但公众对这位强权领导人原本一致的观感，现在出现了分裂。
曾在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的退休人士警告不要倒退到独裁统治时代。大学生在网上引用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告别演说。企业高管对共产党日渐加强对私营企业的控制感到担忧，正在加快迁往海外的计划。
曾是一名记者的政府批评人士李大同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共产党阻止习近平的计划，否则可能“埋下中国再次陷于动乱的种子，贻害无穷”。他说，习近平对权力的攫取会颠覆一个稳定且可预见的权力和平交接制度，这个制度是在数十年前经历了毛泽东时期的混乱和邓小平时期的继承权斗争后制定的。
“会打破对这个制度的约束，”李大同在接受采访时说。“这将是非常危险的。”
习近平的举动重新点燃了对文革的回忆——那个由毛泽东煽起，导致中国社会断裂、一百多万人死亡的十年动荡时期。
许多人在习近平身上看到了毛泽东痴迷权力的相似之处，他也将对党绝对忠诚的概念放在了日常生活的中心。和毛泽东一样，习近平也用政治口号填充着中国社会，用宣传手段将自己展现为引领中国走向自身命运的那个领导人。
批评人士认为，通过在权力上打下这样的私人烙印，并淘汰以前的集体领导模式，习近平在准备重现毛泽东时代令中国几近崩溃的那种个人崇拜和狂热。
“体制内外有许多人都经历了毛泽东时代，他们的焦虑都加剧了，”身在北京的历史学家章立凡说，他的父亲作为政府官员曾在文革遭到迫害。
“任期越长，错误越多，”北京一位45岁全职主妇史瑾（音）说道。
还有一些人则考虑离开中国，移民中介正抓紧时机为自己的服务做广告。
世界上所有背叛共和原则、颠覆共和国的人物，从拿破仑到路易·波拿巴，从斯大林到希特勒，从袁世凯到毛泽东，从萨达姆到卡扎菲，从金日成到金正恩，其颠覆共和之路大致雷同：先是集权、集权、再集权，直到除了独裁者一人独揽大权，在政治舞台上“光芒万丈”之外，其他所有的共和国权力机构，其他所有的共和国政治职务，都变得黯然失色，无关紧要；然后是打破制度上的或惯例上对于独裁者职务的任期限制，实现终身任职。到了这个地步，共和国就岌岌可危了。如今，习近平正疾步走在这条颠覆共和的不归路上。习近平就可以当万年国家主席，终身的党主席了，成为新时代的毛泽东，21世纪的中国皇帝。
近平的终身主席帝王梦，在他执政以来早已不是新闻，他的所作所为均是在为这个梦创造条件，习近平梦求习皇帝如同瘌痢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取消二届任期制，不过是一只终要掉下来的靴子，掉下来而已。
废除终身制，领导人任期不超过二届，是毛泽东去世后，中共对毛泽东的独裁给党，给人民，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痛定思痛后作出的明确规定。这一规定邓小平以身作则，历经江泽民，胡锦涛已成党的不二法门，现在被习近平公然破坏了。一当领导人成为终生领导，所有独裁者会犯的错误都会出现，昏庸，狂妄，自大，发神经，被一批吹捧拍马的小人包围，听不到半点真实的声音，不明常识事理，最终将国家带上灾难之路，这是被历史一再证明的。
习近平为何能再次走上毛泽东的独裁道路，能够无视党的决议，无视宪法的规定重蹈覆辙，这是一个应该思考的大问题。究其原因是邓小平当年以一已之私，没有象苏联全面否定斯大林一样否定毛泽东，给毛泽东来个三七开，为习近平日后续毛覆辟留下了空间。更有原因邓只进行经济改革，而没有在政治领域作相应的改革，在领导人的继承上采取指定制，依靠领导人的自我约束这样一种脆弱的方式，致使一当上任者，有恋栈之心，不想退下成为可能。如果当年将领导人的指定制改为选举制，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当选举形成，没有任何人有能力废除选举，那将引发全国选举人的抗议，起事。因此，习之后一定要把毛与习两个人绑起来，绑在耻辱柱上，世代唾骂，以示后人。
中共发出取消国家主席二届任期制后，一时海内外舆论哗然，世界主要的媒体对此都作了评论，惊呼毛泽东再世，中国将再次成为独裁国家。国内舆论虽然受到严密控制，但网络民间舆论除五毛脑残外，排山倒海谴责终身制，以调侃的网络语言“喜大普奔”进行谴责，更有人直接称习为袁二世，习世凯，也有人翻墙出来表达愤怒之情。海外人士联署签名讨习。当年袁世凯复辟称帝，全国反对，多方讨伐，连西方各国都发表声明，最终导致护国战争，讨伐袁贼。习近平步袁世凯后尘，一场捍卫宪法的新护国战争已蓄势待发。
刚刚得知菲律宾总统杜尔杜特对军队说；“如果我任期结束，还赖在位置上哪怕一天，请向我开枪。不能让我与任何人扰乱宪法。”假借杜尔杜特之口，是的，是中国军人枪口对准习近平的时候了。
总部设在美国的新闻网站《中国数字时代》报告说，中共采取紧急措施，禁止使用社交媒体新浪微博的网民在自己的微博贴中发出如下的调侃、戏弄和调侃习近平和习近平当局的词：
吾皇、万岁、登基、称帝、劝进、主席+终身制、袁世凯、复辟、戊戌变法、向天再借五百年、动物庄园、终身制、移民、习近P、登机、习特勒、不同意、昏君、戊戌（取代之前的“戊戌变法”）、张勋、年号、黄袍加身、袁大头、洪宪、1984、小熊维尼。
人们对中国的新浪微博禁止发表的上述关键词之所以犯禁大都可以理解。但有些个别词或许需要解释。
例如，“1984”显然是指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描写集权统治的谴责小说；本来看似绝对无害的“移民”“移民”一词也被列入禁忌词，是因为在习近平当局发布习近平要担任在中国担任终生领导人令许多中国人大为绝望，“移民”这个关键词的网络搜索次数出现爆炸性的增长。
目前在新浪微博，“称帝”一词可以发布，但不能搜索。用户搜索“称帝”，便会被告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称帝’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另据《中国数字时代》报道，除了上述一大串的微博禁止发送词之外，中国当局目前还有一套跟“袁二称帝”相关的禁止搜索词，其中包括“昏君”“不要脸”“千秋万代”，"习特勒"，“习世凯”“袁二”。
王沪宁竭尽全力封杀中国网民反对修改中国宪法让习近平拥有皇帝一般的终生最高权力之际，中国的中国网民蜂拥到国际媒体的网站发表他们的反对意见。这些意见包括：
——一个“名正言顺”的“窃国贼”
——终身制是第一步，接下来是世袭制。。。但由于中共是个生殖器器官的联合体，所以一定会有一个人接班，接下来就是低能儿的私生子大战私生子。。。
——表面服，99%不服，某人要这个皇帝名份干什么？太贪心了！
——包子之前以“野心家”之罪名拿下了无数的共匪大小官员。这一回，包子真得“露宪”了----谁才是真正的、最大的“野心家”，一切都不言自明了！
——习近平的能力作个挑粪班的小组长，挖土工的小组长，或厕所间间长或许是可以的。但在工厂、企业、公司作技术活的班组中他即使作个普通工人也不一定能胜任。因为他不仅数理化不及格，而且学习，反应能力都非常差！
中国中部地区的27岁教师刘进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贯能够依靠的那种青年民族主义者。他在网上分享习近平身着作战服的宣传照片，并恭敬地称他“习大大”。
但本周，在听说执政的共产党即将修改中国宪法，让习近平得以无限期掌权时，刘进颇为震惊。
“我不同意，”刘进在微博上写道，并列举了多位权力欲极强的皇帝和独裁者的例子。审查者立即删除了他的帖子。
在当政的五年多时间里，习近平塑造了一个人民公仆的形象：一个稳重而可亲的领导人，既和工薪阶层一起排队买猪肉包子，又能引领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增长和全球影响力。
但取消任期限制的举动，在中国社会重新引发了更深切的担忧。有关对中国开国元勋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及它引发的亢奋情绪和混乱的记忆，在这里仍是挥之不去的。
共产党的审查机构急于压制批评言论，维持民众支持的表象，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到处寻找其认为具有颠覆性的内容。很多小熊维尼图片——习近平有时候会被比作这只卡通熊——和“吾皇”、"习世凯"、"习特勒"、“终身”、“不要脸”等检索词都受这场删除行动的牵连。
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教授梅维恒(Victor Mair)称，有一小段时间就连英文字母“N”也遭到审查。这似乎是为了预防社会科学人士用数学的方式表示异议：N > 2，“N”表示习近平当政的任期。
中国官方媒体在各自的报道中淡化了这一举动，似乎希望大部分中国民众根本不会注意到，或不关心。提到这一变化时，相关新闻报道主张，在中国有志于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并恢复在全球舞台上应有的地位之际，应该取消任期限制，以确保领导的连续性。“中国无法以停下来的方式休整，”民族主义报纸《环球时报》警告说。“它必须只争朝夕。”
尽管审查铺天盖地，很多人害怕公开发表自己的真实意见，但公众对这位强权领导人原本一致的观感，现在出现了分裂。
曾在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的退休人士警告不要倒退到独裁统治时代。大学生在网上引用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告别演说。企业高管对共产党日渐加强对私营企业的控制感到担忧，正在加快迁往海外的计划。
曾是一名记者的政府批评人士李大同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共产党阻止习近平的计划，否则可能“埋下中国再次陷于动乱的种子，贻害无穷”。他说，习近平对权力的攫取会颠覆一个稳定且可预见的权力和平交接制度，这个制度是在数十年前经历了毛泽东时期的混乱和邓小平时期的继承权斗争后制定的。
“会打破对这个制度的约束，”李大同在接受采访时说。“这将是非常危险的。”
习近平的举动重新点燃了对文革的回忆——那个由毛泽东煽起，导致中国社会断裂、一百多万人死亡的十年动荡时期。
许多人在习近平身上看到了毛泽东痴迷权力的相似之处，他也将对党绝对忠诚的概念放在了日常生活的中心。和毛泽东一样，习近平也用政治口号填充着中国社会，用宣传手段将自己展现为引领中国走向自身命运的那个领导人。
批评人士认为，通过在权力上打下这样的私人烙印，并淘汰以前的集体领导模式，习近平在准备重现毛泽东时代令中国几近崩溃的那种个人崇拜和狂热。
“体制内外有许多人都经历了毛泽东时代，他们的焦虑都加剧了，”身在北京的历史学家章立凡说，他的父亲作为政府官员曾在文革遭到迫害。
“任期越长，错误越多，”北京一位45岁全职主妇史瑾（音）说道。
还有一些人则考虑离开中国，移民中介正抓紧时机为自己的服务做广告。
世界上所有背叛共和原则、颠覆共和国的人物，从拿破仑到路易·波拿巴，从斯大林到希特勒，从袁世凯到毛泽东，从萨达姆到卡扎菲，从金日成到金正恩，其颠覆共和之路大致雷同：先是集权、集权、再集权，直到除了独裁者一人独揽大权，在政治舞台上“光芒万丈”之外，其他所有的共和国权力机构，其他所有的共和国政治职务，都变得黯然失色，无关紧要；然后是打破制度上的或惯例上对于独裁者职务的任期限制，实现终身任职。到了这个地步，共和国就岌岌可危了。如今，习近平正疾步走在这条颠覆共和的不归路上。习近平就可以当万年国家主席，终身的党主席了，成为新时代的毛泽东，21世纪的中国皇帝。
近平的终身主席帝王梦，在他执政以来早已不是新闻，他的所作所为均是在为这个梦创造条件，习近平梦求习皇帝如同瘌痢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取消二届任期制，不过是一只终要掉下来的靴子，掉下来而已。
废除终身制，领导人任期不超过二届，是毛泽东去世后，中共对毛泽东的独裁给党，给人民，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痛定思痛后作出的明确规定。这一规定邓小平以身作则，历经江泽民，胡锦涛已成党的不二法门，现在被习近平公然破坏了。一当领导人成为终生领导，所有独裁者会犯的错误都会出现，昏庸，狂妄，自大，发神经，被一批吹捧拍马的小人包围，听不到半点真实的声音，不明常识事理，最终将国家带上灾难之路，这是被历史一再证明的。
习近平为何能再次走上毛泽东的独裁道路，能够无视党的决议，无视宪法的规定重蹈覆辙，这是一个应该思考的大问题。究其原因是邓小平当年以一已之私，没有象苏联全面否定斯大林一样否定毛泽东，给毛泽东来个三七开，为习近平日后续毛覆辟留下了空间。更有原因邓只进行经济改革，而没有在政治领域作相应的改革，在领导人的继承上采取指定制，依靠领导人的自我约束这样一种脆弱的方式，致使一当上任者，有恋栈之心，不想退下成为可能。如果当年将领导人的指定制改为选举制，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当选举形成，没有任何人有能力废除选举，那将引发全国选举人的抗议，起事。因此，习之后一定要把毛与习两个人绑起来，绑在耻辱柱上，世代唾骂，以示后人。
中共发出取消国家主席二届任期制后，一时海内外舆论哗然，世界主要的媒体对此都作了评论，惊呼毛泽东再世，中国将再次成为独裁国家。国内舆论虽然受到严密控制，但网络民间舆论除五毛脑残外，排山倒海谴责终身制，以调侃的网络语言“喜大普奔”进行谴责，更有人直接称习为袁二世，习世凯，也有人翻墙出来表达愤怒之情。海外人士联署签名讨习。当年袁世凯复辟称帝，全国反对，多方讨伐，连西方各国都发表声明，最终导致护国战争，讨伐袁贼。习近平步袁世凯后尘，一场捍卫宪法的新护国战争已蓄势待发。
刚刚得知菲律宾总统杜尔杜特对军队说；“如果我任期结束，还赖在位置上哪怕一天，请向我开枪。不能让我与任何人扰乱宪法。”假借杜尔杜特之口，是的，是中国军人枪口对准习近平的时候了。
总部设在美国的新闻网站《中国数字时代》报告说，中共采取紧急措施，禁止使用社交媒体新浪微博的网民在自己的微博贴中发出如下的调侃、戏弄和调侃习近平和习近平当局的词：
吾皇、万岁、登基、称帝、劝进、主席+终身制、袁世凯、复辟、戊戌变法、向天再借五百年、动物庄园、终身制、移民、习近P、登机、习特勒、不同意、昏君、戊戌（取代之前的“戊戌变法”）、张勋、年号、黄袍加身、袁大头、洪宪、1984、小熊维尼。
人们对中国的新浪微博禁止发表的上述关键词之所以犯禁大都可以理解。但有些个别词或许需要解释。
例如，“1984”显然是指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描写集权统治的谴责小说；本来看似绝对无害的“移民”“移民”一词也被列入禁忌词，是因为在习近平当局发布习近平要担任在中国担任终生领导人令许多中国人大为绝望，“移民”这个关键词的网络搜索次数出现爆炸性的增长。
目前在新浪微博，“称帝”一词可以发布，但不能搜索。用户搜索“称帝”，便会被告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称帝’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另据《中国数字时代》报道，除了上述一大串的微博禁止发送词之外，中国当局目前还有一套跟“袁二称帝”相关的禁止搜索词，其中包括“昏君”“不要脸”“千秋万代”，"习特勒"，“习世凯”“袁二”。
王沪宁竭尽全力封杀中国网民反对修改中国宪法让习近平拥有皇帝一般的终生最高权力之际，中国的中国网民蜂拥到国际媒体的网站发表他们的反对意见。这些意见包括：
——一个“名正言顺”的“窃国贼”
——终身制是第一步，接下来是世袭制。。。但由于中共是个生殖器器官的联合体，所以一定会有一个人接班，接下来就是低能儿的私生子大战私生子。。。
——表面服，99%不服，某人要这个皇帝名份干什么？太贪心了！
——包子之前以“野心家”之罪名拿下了无数的共匪大小官员。这一回，包子真得“露宪”了----谁才是真正的、最大的“野心家”，一切都不言自明了！
——习近平的能力作个挑粪班的小组长，挖土工的小组长，或厕所间间长或许是可以的。但在工厂、企业、公司作技术活的班组中他即使作个普通工人也不一定能胜任。因为他不仅数理化不及格，而且学习，反应能力都非常差！
澳大利亚中国大陆留学生粗暴干涉民主社会言论自由，或遭当地澳洲人反击
澳大利亚中国大陆留学生粗暴干涉民主社会言论自由，或遭当地澳洲人反击
中国留澳学生承认中国渗透严重
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吴乐宝指出，中国大陆势力渗透当地高校的情况严重，个别学生组织疑似受到大陆当局资助。
吴乐宝：“我根本不相信他们是所谓的独立中国学生组织，他们是完完全全被中国大使馆操控，他们会把任何反华言论汇报到中国大使馆。他们在澳大利亚的国立大学是公开注册。”
教育部长伯明翰（Simon Birmingham）宣布，与去年2月相比，今年2月注册的澳洲留学生的总人数增长了12%，已超过50万。今年第一个学期注册入学的数据显示，澳洲公立大学、私立大学、语言学校和中学一共迎来了54.2万多留学生。
进入大学深造的留学生人数有30.3万。其中，中国留学生与一些预期相反，在今年的头两个月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注册人数增加了20%至11.9万人。不过注册人数不等于实际入学人数，实际上，中国留学生实际入学人数的增长更快，为22%。整体上，澳洲境内新注册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已达到16万，在留学生群里占比最高，高达31%，比去年同期多出16%。伯明翰表示，这是留学生人数首次在一年中这么早的阶段就有如此大幅度的增长。
去年，澳洲各大主流媒体频频报导中共影响力渗透澳洲的现象，引起了中共的不满。中国大使馆于去年12月和今年2月频频发布留学预警和访客预警，暗示澳洲不安全，中国人需“注意安全”。从澳洲教育部的数据来看，在中共频频发出警告、中共喉舌媒体炒作澳洲不安全的同时，申请来澳的中国留学生的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劲增至16万。
澳大利亚南澳大学香港学生发起支持香港示威者行动，期间发生了中国留学生闯入示威者人群，用流氓语言集体辱骂港生，令人惊诧。有人愤怒地说： “这些粪坑里爬出的蛆，应该让他们回到粪坑里去。”
周五起在社交网络广泛传播的一个视频是：一位香港女孩高喊： Hong Kong stay strong ! (香港保持强大) ，随着她文弱的喊声落下，一群中国大陆留学生以流氓腔集体回应：CNMB! (这句话太脏了，只好用四个字母代替)。
一位观察人士称，在全世界所有的示威游行活动中，很少听到有过这样集体性的公然侮辱女性的声音，而这个集体的声音，来自澳洲的中国留学生，野蛮、无耻、下作。
微信圈流传甚广的一篇署名辛不苦题为“流氓可以爱国，但爱国不能耍流氓”的文章写到：“在胡总编的微博上，看到了一群澳大利亚留学生在国外‘爱国’行动的视频，简直令人心潮之澎湃久久不能平静”。文章说，“对面的青年高喊着HK stay strong的英文口号，显得声音柔弱，绵软无力，杂乱无章。而我们这边的留学生斗志昂扬，声音嘹亮，齐声高喊CNMB四字革命口号……”作者认为，部分留学生并不是民间传言已久的花钱去国外买文凭或者根本在国内考不上大学的留学垃圾，而是留学流氓。“
作者说：“当你们高喊CNMB的时候，你们侮辱了对手，侮辱了对手的母亲，也侮辱了你们自己，侮辱了你们自己的母亲，侮辱了你们队伍中的女同学，侮辱了绝大多数理性文明的中国爱国者”。
张三丰在“CNMB与现代性失语”一文中说，“在现代社会，学会表达政治观点是每个人的必修课，很可惜，大陆的教育虽然一直在灌输政治观点，却不允许学生表达。这就造成一种现代意义的失语。在这种场合，他们只能背诵教科书，当发现这很荒谬的时候，他们心底最能表达愤怒的话就脱口而出：“CNMB……”它不是脏话的问题，也不是文明和野蛮的问题，而是世界政治史上的奇迹。“
不过，如果以为用流氓语言表述的仅仅就那么一群留学生，那就大错特错了。对这么流氓的表述，厉行审查的微博似乎大开绿灯。有网民在海外网站转发如下几段微博评论，他用了几个字表达自己的看法“习近平允许，微博流氓扎堆”。他以为微博对此类流氓评论倒是留下充足的地方，并不清空。他举例：环球时报胡锡进在微博转发了这段骂母亲生殖器的视频，然后在旁边故作纯洁的评论：“据说是在澳大利亚南澳大学。港独在喊：HK stay strong 。 内地留学生对喊:CNMB 。老胡无语。”胡锡进给香港学生先扣上“港独”大帽子，肆意挑拨，那意思是 可以耍流氓了？ 赞美流氓骂人的跟帖不少：肖晓少帅：“ 最好听的合声！最好听的粗话” 四夕杏雨： 从来没看到的抱团爱国，特别是90后00后，真的是一次爱国主义教育的典型示范。 另一位看到这些话的网友评述：“爹妈没有修养，祖国多年精心培养，可爱的满嘴喷粪的花朵茁壮成长”。
大学教师Yixiang Gan评论，那个南澳大学里，Hong Kong stay strong vs CNMB的视频，实在是戳中了我的笑点。民主游行在于表达各自政治观点，这个现象，无非说明参加的大陆学生群体里，根本没有政治观点，没有独立思考能力。他补充，作为大学教师感觉以下几点比实际专业知识和学位更重要：1，用事实和数据形成观点，不是从观点选取事实数据；2批评性思维能力；3对不一样观点的宽容，能够听取别人观点，进行理性的讨论和辩论；4，具有人文关怀。显然，这些大陆学生并没有学到，反观香港学生，甚至中学生，已经能够运用。”
有人分析，“中国大陆澳洲留学生不能以理服人，集体使用流氓语言恫吓羞辱香港学生，脱裤子爱国，这样的接班人，真丢人，可恨可叹可怜可悲。”
中国驻布里斯班总领馆发表声明，称“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进行反华分裂活动，引起包括大陆和香港在内的中国留学生的愤慨和抗议。”
中国驻布里斯班总领馆还“肯定中国留学生自发的爱国行为，坚决反对任何分裂国家的言行，反对一些人借上述事件制造中国大陆和香港学生的对立，煽动反华情绪。”
对中国领事馆官员的讲话，澳大利亚外长佩恩警告说：不会容忍在澳大利亚的外交官干涉言论自由。
佩恩说，即使涉及有争议和敏感的问题，言论自由以及和平合法抗议都是在澳大利亚受到保护的权利。“澳大利亚政府希望所有外国外交使团代表都尊重这些权利。”
“如果任何外交官员的行为可能破坏这些权利，包括鼓励破坏性或者有潜在暴力行为的做法，澳大利亚政府都将会特别关注。”
在昆士兰（University of Queensland）大学，一些支持北京的示威者现身一个声援香港示威者的集会，这种紧张气氛演变为暴力冲突。
数百名示威者面对面对峙，在现场的叫骂声与肢体对抗中还响起了中国国歌。
在网上视频中可以看到，有支持中国的示威者抢下并撕毁对方手中的海报，引发双方推搡，爆发肢体冲突。在场学生记者尼尔森·琼斯（Nilsson Jones）拍摄了一些画面纪录双方冲突，他表示尽管安保人员迅速到达现场将两边分开，但当时大家的情绪依然十分紧张。
“总体来说中国（大陆）学生是挑衅的一方，”他说，并表示大陆学生数量更多。
这些香港学生说，他们的示威起初十分顺利，但之后被另一方示威者包围，另一方开始向他们起哄，破坏他们的标语。
梁同学说，当时一名男性向她走来，打落了她手中的海报，“一些我的男性朋友过来挡到我面前试图阻止他，但我感觉他想要打我，他在打斗中还掐住了其中一个人的脖子。”
当天稍早还有一场由澳大利亚学生组织的示威举行，这些学生想要声援香港示威运动，同时批评中国对维吾尔族人的对待方式，但同样与反对示威者发生激烈对抗。
参与示威的澳大利亚学生德鲁·帕夫罗（Drew Pavlou）称，在冲突中他有牙齿被打碎，并且肋骨现淤青，之后还在网上接到过死亡威胁，不得不在安保人员陪同下上课。
中国留澳学生承认中国渗透严重
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吴乐宝指出，中国大陆势力渗透当地高校的情况严重，个别学生组织疑似受到大陆当局资助。
吴乐宝：“我根本不相信他们是所谓的独立中国学生组织，他们是完完全全被中国大使馆操控，他们会把任何反华言论汇报到中国大使馆。他们在澳大利亚的国立大学是公开注册。”
教育部长伯明翰（Simon Birmingham）宣布，与去年2月相比，今年2月注册的澳洲留学生的总人数增长了12%，已超过50万。今年第一个学期注册入学的数据显示，澳洲公立大学、私立大学、语言学校和中学一共迎来了54.2万多留学生。
进入大学深造的留学生人数有30.3万。其中，中国留学生与一些预期相反，在今年的头两个月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注册人数增加了20%至11.9万人。不过注册人数不等于实际入学人数，实际上，中国留学生实际入学人数的增长更快，为22%。整体上，澳洲境内新注册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已达到16万，在留学生群里占比最高，高达31%，比去年同期多出16%。伯明翰表示，这是留学生人数首次在一年中这么早的阶段就有如此大幅度的增长。
去年，澳洲各大主流媒体频频报导中共影响力渗透澳洲的现象，引起了中共的不满。中国大使馆于去年12月和今年2月频频发布留学预警和访客预警，暗示澳洲不安全，中国人需“注意安全”。从澳洲教育部的数据来看，在中共频频发出警告、中共喉舌媒体炒作澳洲不安全的同时，申请来澳的中国留学生的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劲增至16万。
澳大利亚南澳大学香港学生发起支持香港示威者行动，期间发生了中国留学生闯入示威者人群，用流氓语言集体辱骂港生，令人惊诧。有人愤怒地说： “这些粪坑里爬出的蛆，应该让他们回到粪坑里去。”
周五起在社交网络广泛传播的一个视频是：一位香港女孩高喊： Hong Kong stay strong ! (香港保持强大) ，随着她文弱的喊声落下，一群中国大陆留学生以流氓腔集体回应：CNMB! (这句话太脏了，只好用四个字母代替)。
一位观察人士称，在全世界所有的示威游行活动中，很少听到有过这样集体性的公然侮辱女性的声音，而这个集体的声音，来自澳洲的中国留学生，野蛮、无耻、下作。
微信圈流传甚广的一篇署名辛不苦题为“流氓可以爱国，但爱国不能耍流氓”的文章写到：“在胡总编的微博上，看到了一群澳大利亚留学生在国外‘爱国’行动的视频，简直令人心潮之澎湃久久不能平静”。文章说，“对面的青年高喊着HK stay strong的英文口号，显得声音柔弱，绵软无力，杂乱无章。而我们这边的留学生斗志昂扬，声音嘹亮，齐声高喊CNMB四字革命口号……”作者认为，部分留学生并不是民间传言已久的花钱去国外买文凭或者根本在国内考不上大学的留学垃圾，而是留学流氓。“
作者说：“当你们高喊CNMB的时候，你们侮辱了对手，侮辱了对手的母亲，也侮辱了你们自己，侮辱了你们自己的母亲，侮辱了你们队伍中的女同学，侮辱了绝大多数理性文明的中国爱国者”。
张三丰在“CNMB与现代性失语”一文中说，“在现代社会，学会表达政治观点是每个人的必修课，很可惜，大陆的教育虽然一直在灌输政治观点，却不允许学生表达。这就造成一种现代意义的失语。在这种场合，他们只能背诵教科书，当发现这很荒谬的时候，他们心底最能表达愤怒的话就脱口而出：“CNMB……”它不是脏话的问题，也不是文明和野蛮的问题，而是世界政治史上的奇迹。“
不过，如果以为用流氓语言表述的仅仅就那么一群留学生，那就大错特错了。对这么流氓的表述，厉行审查的微博似乎大开绿灯。有网民在海外网站转发如下几段微博评论，他用了几个字表达自己的看法“习近平允许，微博流氓扎堆”。他以为微博对此类流氓评论倒是留下充足的地方，并不清空。他举例：环球时报胡锡进在微博转发了这段骂母亲生殖器的视频，然后在旁边故作纯洁的评论：“据说是在澳大利亚南澳大学。港独在喊：HK stay strong 。 内地留学生对喊:CNMB 。老胡无语。”胡锡进给香港学生先扣上“港独”大帽子，肆意挑拨，那意思是 可以耍流氓了？ 赞美流氓骂人的跟帖不少：肖晓少帅：“ 最好听的合声！最好听的粗话” 四夕杏雨： 从来没看到的抱团爱国，特别是90后00后，真的是一次爱国主义教育的典型示范。 另一位看到这些话的网友评述：“爹妈没有修养，祖国多年精心培养，可爱的满嘴喷粪的花朵茁壮成长”。
大学教师Yixiang Gan评论，那个南澳大学里，Hong Kong stay strong vs CNMB的视频，实在是戳中了我的笑点。民主游行在于表达各自政治观点，这个现象，无非说明参加的大陆学生群体里，根本没有政治观点，没有独立思考能力。他补充，作为大学教师感觉以下几点比实际专业知识和学位更重要：1，用事实和数据形成观点，不是从观点选取事实数据；2批评性思维能力；3对不一样观点的宽容，能够听取别人观点，进行理性的讨论和辩论；4，具有人文关怀。显然，这些大陆学生并没有学到，反观香港学生，甚至中学生，已经能够运用。”
有人分析，“中国大陆澳洲留学生不能以理服人，集体使用流氓语言恫吓羞辱香港学生，脱裤子爱国，这样的接班人，真丢人，可恨可叹可怜可悲。”
中国驻布里斯班总领馆发表声明，称“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进行反华分裂活动，引起包括大陆和香港在内的中国留学生的愤慨和抗议。”
中国驻布里斯班总领馆还“肯定中国留学生自发的爱国行为，坚决反对任何分裂国家的言行，反对一些人借上述事件制造中国大陆和香港学生的对立，煽动反华情绪。”
对中国领事馆官员的讲话，澳大利亚外长佩恩警告说：不会容忍在澳大利亚的外交官干涉言论自由。
佩恩说，即使涉及有争议和敏感的问题，言论自由以及和平合法抗议都是在澳大利亚受到保护的权利。“澳大利亚政府希望所有外国外交使团代表都尊重这些权利。”
“如果任何外交官员的行为可能破坏这些权利，包括鼓励破坏性或者有潜在暴力行为的做法，澳大利亚政府都将会特别关注。”
在昆士兰（University of Queensland）大学，一些支持北京的示威者现身一个声援香港示威者的集会，这种紧张气氛演变为暴力冲突。
数百名示威者面对面对峙，在现场的叫骂声与肢体对抗中还响起了中国国歌。
在网上视频中可以看到，有支持中国的示威者抢下并撕毁对方手中的海报，引发双方推搡，爆发肢体冲突。在场学生记者尼尔森·琼斯（Nilsson Jones）拍摄了一些画面纪录双方冲突，他表示尽管安保人员迅速到达现场将两边分开，但当时大家的情绪依然十分紧张。
“总体来说中国（大陆）学生是挑衅的一方，”他说，并表示大陆学生数量更多。
这些香港学生说，他们的示威起初十分顺利，但之后被另一方示威者包围，另一方开始向他们起哄，破坏他们的标语。
梁同学说，当时一名男性向她走来，打落了她手中的海报，“一些我的男性朋友过来挡到我面前试图阻止他，但我感觉他想要打我，他在打斗中还掐住了其中一个人的脖子。”
当天稍早还有一场由澳大利亚学生组织的示威举行，这些学生想要声援香港示威运动，同时批评中国对维吾尔族人的对待方式，但同样与反对示威者发生激烈对抗。
参与示威的澳大利亚学生德鲁·帕夫罗（Drew Pavlou）称，在冲突中他有牙齿被打碎，并且肋骨现淤青，之后还在网上接到过死亡威胁，不得不在安保人员陪同下上课。
2019年9月4日
龙应台盛赞港人正义、勇敢：中共若武力镇压港人将成历史罪人
龙应台盛赞港人正义、勇敢：中共若武力镇压港人将成历史罪人
两岸三地知名台湾作家、曾长住香港的龙应台2日在脸书首度打破沉默，针对香港反送中的情势发表评论文章。龙应台在这篇文章下方，搭配绿叶衬底和一颗在指头间的白色鸡蛋图片。
龙应台文章开头就写道：花园的地上有一颗鸡蛋。官方武力镇压的忧虑，在每个人的心头。一天一天逼近。而民间，大陆人对抗议的香港怒目相视，同声挞伐。
龙应台文中表示，抗议者用暴力手段升高冲突可能是致命的策略错误，要付出沉重代价。但是二零一九走向香港街头的年轻人并不天真，他们知道自己面对的，是怎样一堵铜墙铁壁，而自己是一枚多么细小的鸡蛋。 这些二十岁的人知道，当清算的时刻到来，他的“身家性命”，可能全毁。
龙应台：港人五大诉求大陆人不要吗？港人不正替大陆人发声？
龙应台提到，香港人到底要什么呢？在“五大诉求”的深处，其实是一个价值坐标：社会制度的公平、资源分配的正义、法治精神的贯彻、政府治理的透明、人民参政的充分。没有人民参政的充分，就不会有政府治理的透明；没有政府治理的透明，就不会有资源分配的正义，就不会有法治精神的贯彻，就不会有社会制度的公平。
龙应台反问，这样的价值难道不是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成都人、长沙人、昆明人、杭州人、西安人、沈阳人都想追求的吗？包含在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内的，不就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白纸黑字吗？这样的价值，难道大陆人民自己不要吗？
龙应台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却只有香港人站了出来。今天香港人扯破了喉咙呐喊，很多人是抱着牺牲的决心在呐喊的。你可以说，他们在替那广大的、无法出声的人呐喊出来，换一个角度看，大陆人完全可以对今天的香港人轻声说一句：“谢谢你，请保重，愿青山常在......”
龙应台：踩碎中国最璀璨的东方之珠 是崛起中国最不幸的愚昧
龙应台说，如果大陆人民不去了解香港的筚路褴褛艰辛历史，不去认识香港人本有的浓厚原乡情义，不去认真思考一向以“和理非”闻名全球的香港人为什么被逼向了街头，不去真诚地理解香港人对于现代价值的坚持在乎，不去谦虚地反省自己为什么不被热爱、不被拥抱而硬要把香港人定为“港独”，把香港的求学青年当作国家的敌人，把自己的同胞打成外国势力的走狗，硬要把属于中国最璀璨的一粒东方之珠踩碎踩烂，那恐怕是二十一世纪崛起的中国最不幸的粗暴和愚昧了。
龙应台认为，这哪里是全世界对中国怀抱善良愿望的人愿意见到的呢？如果把香港当敌人对付，用武力处理，那恐怕不是香港背叛了她的“祖国”，而是她的“祖国”背叛了香港。
龙应台提醒，大国之为大国，绝对不在于导弹、金钱和权力，不在于一个党的铁腕统治，而在于大国人民胸怀之阔、眼光之远、气度之大、包容之广，“花园的地上有一颗鸡蛋，我们是怎么对待一颗鸡蛋的呢？我们弯下腰，轻轻拾起，捧在手心，万万不能摔破的。”
两岸三地知名台湾作家、曾长住香港的龙应台2日在脸书首度打破沉默，针对香港反送中的情势发表评论文章。龙应台在这篇文章下方，搭配绿叶衬底和一颗在指头间的白色鸡蛋图片。
龙应台文章开头就写道：花园的地上有一颗鸡蛋。官方武力镇压的忧虑，在每个人的心头。一天一天逼近。而民间，大陆人对抗议的香港怒目相视，同声挞伐。
龙应台文中表示，抗议者用暴力手段升高冲突可能是致命的策略错误，要付出沉重代价。但是二零一九走向香港街头的年轻人并不天真，他们知道自己面对的，是怎样一堵铜墙铁壁，而自己是一枚多么细小的鸡蛋。 这些二十岁的人知道，当清算的时刻到来，他的“身家性命”，可能全毁。
龙应台：港人五大诉求大陆人不要吗？港人不正替大陆人发声？
龙应台提到，香港人到底要什么呢？在“五大诉求”的深处，其实是一个价值坐标：社会制度的公平、资源分配的正义、法治精神的贯彻、政府治理的透明、人民参政的充分。没有人民参政的充分，就不会有政府治理的透明；没有政府治理的透明，就不会有资源分配的正义，就不会有法治精神的贯彻，就不会有社会制度的公平。
龙应台反问，这样的价值难道不是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成都人、长沙人、昆明人、杭州人、西安人、沈阳人都想追求的吗？包含在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内的，不就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白纸黑字吗？这样的价值，难道大陆人民自己不要吗？
龙应台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却只有香港人站了出来。今天香港人扯破了喉咙呐喊，很多人是抱着牺牲的决心在呐喊的。你可以说，他们在替那广大的、无法出声的人呐喊出来，换一个角度看，大陆人完全可以对今天的香港人轻声说一句：“谢谢你，请保重，愿青山常在......”
龙应台：踩碎中国最璀璨的东方之珠 是崛起中国最不幸的愚昧
龙应台说，如果大陆人民不去了解香港的筚路褴褛艰辛历史，不去认识香港人本有的浓厚原乡情义，不去认真思考一向以“和理非”闻名全球的香港人为什么被逼向了街头，不去真诚地理解香港人对于现代价值的坚持在乎，不去谦虚地反省自己为什么不被热爱、不被拥抱而硬要把香港人定为“港独”，把香港的求学青年当作国家的敌人，把自己的同胞打成外国势力的走狗，硬要把属于中国最璀璨的一粒东方之珠踩碎踩烂，那恐怕是二十一世纪崛起的中国最不幸的粗暴和愚昧了。
龙应台认为，这哪里是全世界对中国怀抱善良愿望的人愿意见到的呢？如果把香港当敌人对付，用武力处理，那恐怕不是香港背叛了她的“祖国”，而是她的“祖国”背叛了香港。
龙应台提醒，大国之为大国，绝对不在于导弹、金钱和权力，不在于一个党的铁腕统治，而在于大国人民胸怀之阔、眼光之远、气度之大、包容之广，“花园的地上有一颗鸡蛋，我们是怎么对待一颗鸡蛋的呢？我们弯下腰，轻轻拾起，捧在手心，万万不能摔破的。”
澳大利亚针对习近平家族展开犯罪调查
澳大利亚针对习近平家族展开犯罪调查
2016年，澳大利亚联邦特工在一个海滨度假机场搜查一架载有豪赌客的私人飞机，寻找国际洗钱的证据。
他们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逮捕他们，但在飞机上确认了一名被控与中国犯罪团伙有关系的商人，以及一名叫齐明(Ming Chai)的澳大利亚公民，后来发现齐明是中国权力最大的领导人习近平的近亲。
习近平的表弟齐明现在是一项针对有组织犯罪、洗钱和滥用澳大利亚移民系统的广泛调查一部分，这项调查已引发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震惊了澳大利亚政坛。
调查也让澳大利亚国内对错综复杂的全球犯罪、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系的超级富豪，以及美国这个重要盟友的自由放纵、监管不严的博彩业等问题的担忧更加明朗化了。
许多立法者现在说，此案要求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进行一次深思熟虑的清算，这些国家欢迎中国的财富，但往往不关心这些财富的来源，也不关心它是否被用来促进共产党的利益。
澳大利亚官员说，这次调查的核心是皇冠度假酒店集团(Crown Resorts)，这个博彩巨头曾由澳大利亚最富有的人之一詹姆斯·帕克(James Packer)控股。该公司被控帮助出手阔绰的客户洗钱、规避澳大利亚严格的移民法。
官员们说，齐明不是这次调查的主要目标。但调查人员正在调查他与商人周九明(Tom Zhou)的关系，周九明就是那位与齐明同机的商人，本人也与皇冠有关系。
没有证据或暗示表明习近平了解或参与过齐明的任何活动。皇冠在一份声明中说，“绝对否认其有违法行为的指控”，并将指控描述为“试图抹黑公司”。帕克通过律师表示，自2012年起，他就未曾在公司担任管理职位，在皇冠的事务中只起被动作用。
澳大利亚新闻机构The Age、《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和电视台网Nine最先报道了对齐明活动的调查。澳大利亚警方拒绝置评。中国外交部上周二将这些新闻报道斥为“八卦”。
“他们试图在一些谣言的基础上，用毫无根据的指控来抹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调查最初集中在周九明身上，他拥有一家为投注数千万美元的客户安排博彩游的公司，公司的名字很简单，就叫“唐人街”(Chinatown)。
据《纽约时报》查阅的2013年至2015年间的公司电子邮件显示，他与皇冠所谓贵宾项目的销售经理们密切合作，作为商业伙伴把富有的赌徒送到皇冠，并为这些赌徒的信誉做担保。他在这个过程中赚取了巨额佣金。
时报看到的这些电子邮件和其他内部记录中多次提到周九明和他的公司，以及其他几家中介机构。这些俗称“叠码仔”的中介机构经常用不透明的方式为其客户转移大笔资金。
根据这些文件以及在香港和中国大陆对齐明和周九明的生意伙伴的采访，从中国流出的资金金额比中国政府给普通中国公民设定的官方额度高出数倍，引发了人们对欺诈和洗钱的怀疑。
记者试图通过齐明和周九明在中国的公司和生意伙伴联系他们，但未获成功。周九明在网上有公开关联的几个澳洲华人社会和商业团体也没有回复置评的请求。其中一个叫澳洲华星艺术团的组织称，“我们团里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
在墨尔本一处豪宅，一名在前院用手机打电话的女子拒绝回答记者的问题。房产记录显示，齐明的妻子在2011年以385万澳元（合260万美元）买下了这处房产。
来自皇冠的文件暗示，公司对齐明或其他豪赌客的资金来源几乎没有任何审查，尽管法律要求赌场“了解你的客户”。（皇冠表示，它有全面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项目。）
皇冠的文件还显示，公司用机票、现金预付和其他优惠来吸引出手最为阔绰的客户。
玛丽亚·凯莉(Mariah Carey)演唱会等活动的门票以及私人飞机接送仅是皇冠提供给这些人的博彩游套餐的一部分。2015年的电子邮件还显示，皇冠的高管与澳大利亚领事馆的官员密切合作，通过一条专门的“热线”为中国客户快速办理签证。
这条热线被用得太多，以至于皇冠的一名高管警告，“这个专门渠道不是为了在最后一刻添加女朋友设立的。”
而是应该留给“关键情况（如大客户）”使用，这名高管写道。
“在这些情况下，”他写道，“领事馆会非常理解，会尽一切可能帮助我们。”
澳大利亚内政部在上周二的一份声明中证实，它与数家大型国际组织之间有“利益攸关方安排”，以便迅速处理短期停留签证，但内政部坚称没有给予申请人特殊待遇。
内政部说，与皇冠的协议已于2016年终止。
2017年，上海一家法院以在中国非法推销赌博的罪名，判处了皇冠的三名澳大利亚员工有期徒刑。
与2017年的案件无关的中国法庭文字记录中，也提到周九明的名字，他涉及数起民事和刑事案件，其中一起指控他挪用“巨额”资金。同一案件还提到对周九明的其他几起刑事指控，以及中国武汉警方对其经济犯罪的调查。对周九明刑事指控的细节尚未公开。
据一位了解公司情况的人以及澳大利亚当局说，周九明和齐明是通过在香港和澳大利亚注册的公司成为生意伙伴的，这些公司被怀疑只是为将大笔资金从中国转移到澳洲而设立的。
齐明在几份皇冠内部文件中被列为公司的VVIP（Very Very Important Persons，即非常尊贵的客户）。一份内部记录显示，他在从2012年6月起的18个月里花掉了2800万美元（约合4100万澳元）。第二年，他名列皇冠排名前50的客户名单，排名的依据是赌博周转金额。
目前还不清楚齐明是何时成为澳大利亚公民的，但他用澳大利亚护照注册公司可以追溯到2005年。
澳大利亚官员说，目前调查的问题之一是，齐明是否只是周九明的合伙人，还是在其他中共官员的活动中扮演更大的角色。澳洲当局认为那些中共官员可能一直在试图通过澳大利亚的赌场洗钱，或转移资金资助在澳洲从事外国干涉或间谍活动。
分析人士称，几个与周九明有关系的澳洲华人团体，包括澳大利亚湖北同乡会和墨尔本华星艺术团，都与中国统战部有密切联系。统战部是在国外推动支持中共议程的资金雄厚的部门，与竞选捐款及其他试图影响澳大利亚政治的努力联系在一起。
据参与调查的执法部门共享的信息显示，澳洲当局在2016年被搜查的那架飞机上，与齐明和另一名乘客对质时，他们称周九明为老板。
不过，由于齐明的家庭在中共党内的关系，他在中国的商界和政界享有更高的地位。据称，他曾担任过中央党校一个研究所的负责人，中央党校是中共培养官员的主要学校。
他的父亲齐锐新曾任中国黄金总公司党委书记，并担任武警黄金部队的高级官员。在齐锐新的官方传记中，对他的描述是与习近平关系密切。
齐明在商界有各种各样的生意，似乎利用了他父亲的人脉。
香港有五六家在齐明名下注册的公司。其中一家是国泰金业有限公司(Cathay Bullion Marketing Services)，公司的业务似乎与白银和黄金有关。
在更近的时候，他在电信公司中兴通讯(ZTE)旗下的一家公司担任高级职位，并曾代表中兴在有全球精英参加的博鳌年度经济论坛等活动中露面。中兴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他还担任过宁波GQY的首席执行官，这是一家机器人和电信设备公司。
齐明有一个名叫HK Success Ocean Investment的公司，它的注册地址是墨尔本东南郊外一个社区里的一栋红砖房子。
邻居们说，他们不清楚谁住在那里。有的人说，他们觉得房子已经租出去了，新住户不久前才搬进来。
听取了皇冠和周九明调查情况通报的澳大利亚官员说，政府的几个部门多年来一直在调查此案的某些部分，而最近几个月他们才意识到，他们一直在调查的部分属于同一只巨兽。
这起不断扩大的丑闻，引发了人们对澳大利亚对本国博彩业和中国有钱有势的精英采取纵容态度的担忧。
维多利亚州以及澳大利亚司法部长克里斯蒂安·波特(Christian Porter)已下令进行几项新的调查。
立法者们才刚刚开始考虑此案的广泛影响，以及中国和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将如何看待澳大利亚对此案的处理。
“现在是你必须捍卫这些价值观，而不被金融利益所蒙蔽的时候了，”来自新南威尔士州的参议员孔塞塔·费拉万提-维尔斯(Concetta Fierravanti-Wells)在参议院投票的间隙接受采访时说。“如果我们宣称支持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那我们就必须继续支持这个基于规则的秩序。”
2016年，澳大利亚联邦特工在一个海滨度假机场搜查一架载有豪赌客的私人飞机，寻找国际洗钱的证据。
他们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逮捕他们，但在飞机上确认了一名被控与中国犯罪团伙有关系的商人，以及一名叫齐明(Ming Chai)的澳大利亚公民，后来发现齐明是中国权力最大的领导人习近平的近亲。
习近平的表弟齐明现在是一项针对有组织犯罪、洗钱和滥用澳大利亚移民系统的广泛调查一部分，这项调查已引发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震惊了澳大利亚政坛。
调查也让澳大利亚国内对错综复杂的全球犯罪、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系的超级富豪，以及美国这个重要盟友的自由放纵、监管不严的博彩业等问题的担忧更加明朗化了。
许多立法者现在说，此案要求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进行一次深思熟虑的清算，这些国家欢迎中国的财富，但往往不关心这些财富的来源，也不关心它是否被用来促进共产党的利益。
澳大利亚官员说，这次调查的核心是皇冠度假酒店集团(Crown Resorts)，这个博彩巨头曾由澳大利亚最富有的人之一詹姆斯·帕克(James Packer)控股。该公司被控帮助出手阔绰的客户洗钱、规避澳大利亚严格的移民法。
官员们说，齐明不是这次调查的主要目标。但调查人员正在调查他与商人周九明(Tom Zhou)的关系，周九明就是那位与齐明同机的商人，本人也与皇冠有关系。
没有证据或暗示表明习近平了解或参与过齐明的任何活动。皇冠在一份声明中说，“绝对否认其有违法行为的指控”，并将指控描述为“试图抹黑公司”。帕克通过律师表示，自2012年起，他就未曾在公司担任管理职位，在皇冠的事务中只起被动作用。
澳大利亚新闻机构The Age、《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和电视台网Nine最先报道了对齐明活动的调查。澳大利亚警方拒绝置评。中国外交部上周二将这些新闻报道斥为“八卦”。
“他们试图在一些谣言的基础上，用毫无根据的指控来抹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调查最初集中在周九明身上，他拥有一家为投注数千万美元的客户安排博彩游的公司，公司的名字很简单，就叫“唐人街”(Chinatown)。
据《纽约时报》查阅的2013年至2015年间的公司电子邮件显示，他与皇冠所谓贵宾项目的销售经理们密切合作，作为商业伙伴把富有的赌徒送到皇冠，并为这些赌徒的信誉做担保。他在这个过程中赚取了巨额佣金。
时报看到的这些电子邮件和其他内部记录中多次提到周九明和他的公司，以及其他几家中介机构。这些俗称“叠码仔”的中介机构经常用不透明的方式为其客户转移大笔资金。
根据这些文件以及在香港和中国大陆对齐明和周九明的生意伙伴的采访，从中国流出的资金金额比中国政府给普通中国公民设定的官方额度高出数倍，引发了人们对欺诈和洗钱的怀疑。
记者试图通过齐明和周九明在中国的公司和生意伙伴联系他们，但未获成功。周九明在网上有公开关联的几个澳洲华人社会和商业团体也没有回复置评的请求。其中一个叫澳洲华星艺术团的组织称，“我们团里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
在墨尔本一处豪宅，一名在前院用手机打电话的女子拒绝回答记者的问题。房产记录显示，齐明的妻子在2011年以385万澳元（合260万美元）买下了这处房产。
来自皇冠的文件暗示，公司对齐明或其他豪赌客的资金来源几乎没有任何审查，尽管法律要求赌场“了解你的客户”。（皇冠表示，它有全面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项目。）
皇冠的文件还显示，公司用机票、现金预付和其他优惠来吸引出手最为阔绰的客户。
玛丽亚·凯莉(Mariah Carey)演唱会等活动的门票以及私人飞机接送仅是皇冠提供给这些人的博彩游套餐的一部分。2015年的电子邮件还显示，皇冠的高管与澳大利亚领事馆的官员密切合作，通过一条专门的“热线”为中国客户快速办理签证。
这条热线被用得太多，以至于皇冠的一名高管警告，“这个专门渠道不是为了在最后一刻添加女朋友设立的。”
而是应该留给“关键情况（如大客户）”使用，这名高管写道。
“在这些情况下，”他写道，“领事馆会非常理解，会尽一切可能帮助我们。”
澳大利亚内政部在上周二的一份声明中证实，它与数家大型国际组织之间有“利益攸关方安排”，以便迅速处理短期停留签证，但内政部坚称没有给予申请人特殊待遇。
内政部说，与皇冠的协议已于2016年终止。
2017年，上海一家法院以在中国非法推销赌博的罪名，判处了皇冠的三名澳大利亚员工有期徒刑。
与2017年的案件无关的中国法庭文字记录中，也提到周九明的名字，他涉及数起民事和刑事案件，其中一起指控他挪用“巨额”资金。同一案件还提到对周九明的其他几起刑事指控，以及中国武汉警方对其经济犯罪的调查。对周九明刑事指控的细节尚未公开。
据一位了解公司情况的人以及澳大利亚当局说，周九明和齐明是通过在香港和澳大利亚注册的公司成为生意伙伴的，这些公司被怀疑只是为将大笔资金从中国转移到澳洲而设立的。
齐明在几份皇冠内部文件中被列为公司的VVIP（Very Very Important Persons，即非常尊贵的客户）。一份内部记录显示，他在从2012年6月起的18个月里花掉了2800万美元（约合4100万澳元）。第二年，他名列皇冠排名前50的客户名单，排名的依据是赌博周转金额。
目前还不清楚齐明是何时成为澳大利亚公民的，但他用澳大利亚护照注册公司可以追溯到2005年。
澳大利亚官员说，目前调查的问题之一是，齐明是否只是周九明的合伙人，还是在其他中共官员的活动中扮演更大的角色。澳洲当局认为那些中共官员可能一直在试图通过澳大利亚的赌场洗钱，或转移资金资助在澳洲从事外国干涉或间谍活动。
分析人士称，几个与周九明有关系的澳洲华人团体，包括澳大利亚湖北同乡会和墨尔本华星艺术团，都与中国统战部有密切联系。统战部是在国外推动支持中共议程的资金雄厚的部门，与竞选捐款及其他试图影响澳大利亚政治的努力联系在一起。
据参与调查的执法部门共享的信息显示，澳洲当局在2016年被搜查的那架飞机上，与齐明和另一名乘客对质时，他们称周九明为老板。
不过，由于齐明的家庭在中共党内的关系，他在中国的商界和政界享有更高的地位。据称，他曾担任过中央党校一个研究所的负责人，中央党校是中共培养官员的主要学校。
他的父亲齐锐新曾任中国黄金总公司党委书记，并担任武警黄金部队的高级官员。在齐锐新的官方传记中，对他的描述是与习近平关系密切。
齐明在商界有各种各样的生意，似乎利用了他父亲的人脉。
香港有五六家在齐明名下注册的公司。其中一家是国泰金业有限公司(Cathay Bullion Marketing Services)，公司的业务似乎与白银和黄金有关。
在更近的时候，他在电信公司中兴通讯(ZTE)旗下的一家公司担任高级职位，并曾代表中兴在有全球精英参加的博鳌年度经济论坛等活动中露面。中兴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他还担任过宁波GQY的首席执行官，这是一家机器人和电信设备公司。
齐明有一个名叫HK Success Ocean Investment的公司，它的注册地址是墨尔本东南郊外一个社区里的一栋红砖房子。
邻居们说，他们不清楚谁住在那里。有的人说，他们觉得房子已经租出去了，新住户不久前才搬进来。
听取了皇冠和周九明调查情况通报的澳大利亚官员说，政府的几个部门多年来一直在调查此案的某些部分，而最近几个月他们才意识到，他们一直在调查的部分属于同一只巨兽。
这起不断扩大的丑闻，引发了人们对澳大利亚对本国博彩业和中国有钱有势的精英采取纵容态度的担忧。
维多利亚州以及澳大利亚司法部长克里斯蒂安·波特(Christian Porter)已下令进行几项新的调查。
立法者们才刚刚开始考虑此案的广泛影响，以及中国和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将如何看待澳大利亚对此案的处理。
“现在是你必须捍卫这些价值观，而不被金融利益所蒙蔽的时候了，”来自新南威尔士州的参议员孔塞塔·费拉万提-维尔斯(Concetta Fierravanti-Wells)在参议院投票的间隙接受采访时说。“如果我们宣称支持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那我们就必须继续支持这个基于规则的秩序。”
巴拿马文件曝光：习近平家族财富帝国冰山一角浮出水面
巴拿马文件曝光：习近平家族财富帝国冰山一角浮出水面
中国共产党最高级别的委员会由七个人组成，本周三一个组织发布的报告称，其中至少有三人，包括习近平在内，有亲戚在控制隐秘的离岸公司。该组织此前已经发布大量泄密文件，曝光了各国权贵的隐藏资产。
该组织名为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简称ICIJ），它曝光的“巴拿马文件”(Panama Papers)已经让中国当局感到紧张和愤怒，如今可能又将给他们带来新的尴尬。
自从上周日这些泄露的文件开始发布以来，中国政府就开始进行大力审查，媒体对它的任何提及都遭到了删除，就连涉及“巴拿马文件”这几个字的互联网搜索和在线讨论也被封禁。
这些文件来源于巴拿马小型律所莫萨克-冯塞卡(Mossack Fonseca)，专长于为富人建立避税途径和秘密企业。文件的曝光令世界各地的政治领导人和其他实权人物深受打击。但人们认为它在中国特别敏感，因为共产党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誓言要从队伍中铲除腐败分子，希望给自己塑造一种平等的形象，尽管中国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明显的地方之一。
该组织本周三公布的资料涉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个委员会由七名男性组成，是该国的权力中心。
报告显示，负责宣传工作的常委刘云山的儿媳是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一家公司的股东和董事，而副总理张高丽的女婿，也在这个避税港拥有三家公司。
该报告列出的有亲戚控制离岸公司的常委中，第三个就是习近平。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和离岸公司的关系在2012年时就已经为人所知。当时，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刊出了一篇关于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文章，详细讲述了邓家贵及其妻齐桥桥的商业帝国。齐桥桥是习近平的姐姐。
该组织获得的泄露文件显示，早在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并把反贪作为工作重点之前，邓家贵另外又拥有了三家离岸公司。
从这些资料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中国政治权贵如何花钱利用律师和理财经理的全球网络，来设置复杂的公司结构，这往往可以起到隐蔽大量个人财富的效果。
在习近平上台之前，胡锦涛担任中国主席和共产党总书记期间，中国最具权势的家族有许多开设了离岸公司。从《纽约时报》获得的资料来看，2007年至2012年期间担任政治局常委的九个人之中，至少五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关系密切的商业伙伴开设了离岸帐户。
就在那个时期，刘云山之子刘乐飞的妻子贾立青（部分中文媒体报道中写作贾丽青——译注）似乎成为了Ultra Time Investment公司的董事和股东，该公司于2009年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据该组织的报告。目前尚不清楚Ultra Time Investment是用来做什么的，或者是否有用途。本周三在谷歌上搜索该公司的名字，只有一条搜索结果，是一些离案“空壳公司”的列表，显示该公司在2009年4月20日成立。
贾立青和她的丈夫背靠的是中国共产党最强大的两个机构。贾立青是中国前公安部部长、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的女儿。刘乐飞的父亲则是中国宣传机构的负责人。上述消息来自专门报道亚洲银行业信息的网站金融亚洲(FinanceAsia)，以及与这对夫妇有交往的两名人士，他们选择匿名接受采访，以便维持这些关系。
刘乐飞领导着中国一家在业内领先的私募股权公司，同时担任中国最大的金融集团旗下的券商中信证券的副董事长。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的在线记录显示，直到2014年之前，贾立青一直是美林证券的雇员。
在贾立青获得MBA学位的耶鲁大学的校友录网站上，《纽约时报》记者找到了与这个名字对应的手机号。拨通号码之后，一名女子接听了电话，当记者表明身份之后，她随即又挂掉。
记者联盟的报道还显示，位列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七位的张高丽的女婿李圣泼(Lee Shing Put)是三家公司的股东，即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Zennon Capital Management，以及Sino Reliance Networks和Glory Top Investments。
Zennon Capital Management是一家香港公司的所有者，而香港企业注册信息显示，后者与李圣泼担任董事的一家实体同名。目前还没有找到有关Sino Reliance Networks和Glory Top Investments的信息，不过有一家香港注册企业的名字也是Glory Top Investments。
在追踪中国高层领导人信息的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网站上，有信息显示，李圣泼的父亲是香港上市公司信义玻璃控股有限公司(Xinyi Glass Holdings)的创始人兼董事长。
李圣泼没有回应时报通过信义的公关公司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的采访请求。
时报向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在深圳的家族办公室发出传真，询问有关其离岸公司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
但在中国，大多数老百姓永远不会听到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周日发布的消息，这些从巴拿马律师事务所泄露的文件有数百万页，它们揭露了离岸公司的阴暗世界，其中有好几位中国最高领导人亲属的名字。
中国的审查机构正在辛勤工作，以确保有关文件曝光的消息不渗透到控制中国互联网的“防火长城”内。周二早些时候，在中国相当于Twitter的微博上用中文检索“巴拿马”，得到的结果是有关进口水果的规定，包括从巴拿马进口。但到北京时间下午时，检索结果变成了下面的句子：“对不起，没有找到符合你搜索条件的信息。”
据《中国数字时代》网站称，中国的一个省级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出审查通知，要求编辑删除有关泄漏的报道。《中国数字时代》是一个跟踪中国互联网动态的网站，附属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通知说，“任何网站传播境外媒体攻击中国内容，一经发现，将做从重处理。”《中国数字时代》表示，为了保护其信息源，没有给出该省的名称。
香港大学的Weiboscope跟踪微博上被封杀的词汇，周一排在词汇排行榜前位的似乎都与巴拿马文件有关：偷税漏税、文件、泄露、普京和公司。
这些从巴拿马的莫萨克-冯塞卡(Mossack Fonseca)律师事务所泄露的资料显示，在中国执政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几名现任和前任常委的亲戚或商业伙伴与离岸公司有关联，而离岸公司的作用是掩盖他们所持的利益。
对中国的审查者而言，政治上最敏感的泄漏资料，想必一定是有关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的，邓家贵曾于2009年通过莫萨克-冯塞卡成立了两家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公司，虽然习近平当时还在担任国家副主席，但已经被确定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继任。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没有发现这两家公司是干什么的，公司分别名为Best Effect Enterprises和Wealth Ming International。该组织报道说，2012年底，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时，这两家公司已处于暂停状态。
新的曝光文件为此前揭露出有关邓家贵的情况增添了内容，邓家贵与习近平的姐姐齐桥桥是夫妻。2012年，彭博新闻社曾对邓家贵和齐桥桥在国内以及通过离岸公司打造的巨大商业帝国做过报道，该商业帝国的资产高达数亿美元。2014年初，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曾率先对泄露的离岸账户做过报道，其中也有关于邓家贵所拥有的一家离岸公司的信息。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此前曝光过另一对政治上强大的中国夫妇，是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琳及其丈夫刘智源。泄漏的巴拿马文件显示，李小琳和刘智源是总部设在列支敦士登的一家基金会的拥有者，该基金会拥有一家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名为Cofic Investments的投资公司。据国际调查记者同盟的报道，该公司一位律师告诉莫萨克-冯塞卡，Cofic通过帮助律师所在事务所的其他客户从欧洲向中国出口重型机械来盈利。
过去两年里，在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对泄露的离岸账户和瑞士银行账户的三次报道中，李小琳的名字每每都会出现。在去年的报道中，她和刘智源被列为持有高达250万美元的瑞士银行账户的户主。
另一名拥有离岸账户的最高领导人的亲戚是中央政治局前常委贾庆林的外孙女李紫丹（英文名Jasmine Li）。李紫丹的父亲李伯潭是《纽约时报》去年一篇关于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的政治关系报道的中心人物。与李伯潭有关联的公司从它们所持的万达物业和娱乐企业的股份上获得了数亿美元的资本收益。
只有为数不多的大陆新闻媒体提到了“巴拿马文件”，其中一个为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环球时报》。
该报在周二发表的一篇英文评论中对文件没有具名信息源提出质疑，评论的一个中文版本暗示，西方情报机构很容易将虚假信息掺进如此大量的文件中去。
该报的英文评论指责西方新闻媒体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用泄露的文件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发起攻击。文章说，冰岛总理相比之下微不足道，冰岛总理与现在是他妻子的女人于2007年成立了一家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信息泄露之后，他受到国人的严厉批评。
“每次出现这种文件泄露，西方媒体都一直控制着对它们的解释权，华盛顿在其中展示了特别的影响力，”《环球时报》的英文评论写道。“对美国不利的信息总是被最小化，同时，对非西方领导人，比如普金的曝光，则被加倍地炒作。”
《环球时报》的文章对有关中国领导人的曝光只字不提。
中国共产党最高级别的委员会由七个人组成，本周三一个组织发布的报告称，其中至少有三人，包括习近平在内，有亲戚在控制隐秘的离岸公司。该组织此前已经发布大量泄密文件，曝光了各国权贵的隐藏资产。
该组织名为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简称ICIJ），它曝光的“巴拿马文件”(Panama Papers)已经让中国当局感到紧张和愤怒，如今可能又将给他们带来新的尴尬。
自从上周日这些泄露的文件开始发布以来，中国政府就开始进行大力审查，媒体对它的任何提及都遭到了删除，就连涉及“巴拿马文件”这几个字的互联网搜索和在线讨论也被封禁。
这些文件来源于巴拿马小型律所莫萨克-冯塞卡(Mossack Fonseca)，专长于为富人建立避税途径和秘密企业。文件的曝光令世界各地的政治领导人和其他实权人物深受打击。但人们认为它在中国特别敏感，因为共产党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誓言要从队伍中铲除腐败分子，希望给自己塑造一种平等的形象，尽管中国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明显的地方之一。
该组织本周三公布的资料涉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个委员会由七名男性组成，是该国的权力中心。
报告显示，负责宣传工作的常委刘云山的儿媳是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一家公司的股东和董事，而副总理张高丽的女婿，也在这个避税港拥有三家公司。
该报告列出的有亲戚控制离岸公司的常委中，第三个就是习近平。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和离岸公司的关系在2012年时就已经为人所知。当时，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刊出了一篇关于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文章，详细讲述了邓家贵及其妻齐桥桥的商业帝国。齐桥桥是习近平的姐姐。
该组织获得的泄露文件显示，早在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并把反贪作为工作重点之前，邓家贵另外又拥有了三家离岸公司。
从这些资料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中国政治权贵如何花钱利用律师和理财经理的全球网络，来设置复杂的公司结构，这往往可以起到隐蔽大量个人财富的效果。
在习近平上台之前，胡锦涛担任中国主席和共产党总书记期间，中国最具权势的家族有许多开设了离岸公司。从《纽约时报》获得的资料来看，2007年至2012年期间担任政治局常委的九个人之中，至少五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关系密切的商业伙伴开设了离岸帐户。
就在那个时期，刘云山之子刘乐飞的妻子贾立青（部分中文媒体报道中写作贾丽青——译注）似乎成为了Ultra Time Investment公司的董事和股东，该公司于2009年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据该组织的报告。目前尚不清楚Ultra Time Investment是用来做什么的，或者是否有用途。本周三在谷歌上搜索该公司的名字，只有一条搜索结果，是一些离案“空壳公司”的列表，显示该公司在2009年4月20日成立。
贾立青和她的丈夫背靠的是中国共产党最强大的两个机构。贾立青是中国前公安部部长、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的女儿。刘乐飞的父亲则是中国宣传机构的负责人。上述消息来自专门报道亚洲银行业信息的网站金融亚洲(FinanceAsia)，以及与这对夫妇有交往的两名人士，他们选择匿名接受采访，以便维持这些关系。
刘乐飞领导着中国一家在业内领先的私募股权公司，同时担任中国最大的金融集团旗下的券商中信证券的副董事长。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的在线记录显示，直到2014年之前，贾立青一直是美林证券的雇员。
在贾立青获得MBA学位的耶鲁大学的校友录网站上，《纽约时报》记者找到了与这个名字对应的手机号。拨通号码之后，一名女子接听了电话，当记者表明身份之后，她随即又挂掉。
记者联盟的报道还显示，位列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七位的张高丽的女婿李圣泼(Lee Shing Put)是三家公司的股东，即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Zennon Capital Management，以及Sino Reliance Networks和Glory Top Investments。
Zennon Capital Management是一家香港公司的所有者，而香港企业注册信息显示，后者与李圣泼担任董事的一家实体同名。目前还没有找到有关Sino Reliance Networks和Glory Top Investments的信息，不过有一家香港注册企业的名字也是Glory Top Investments。
在追踪中国高层领导人信息的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网站上，有信息显示，李圣泼的父亲是香港上市公司信义玻璃控股有限公司(Xinyi Glass Holdings)的创始人兼董事长。
李圣泼没有回应时报通过信义的公关公司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的采访请求。
时报向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在深圳的家族办公室发出传真，询问有关其离岸公司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
但在中国，大多数老百姓永远不会听到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周日发布的消息，这些从巴拿马律师事务所泄露的文件有数百万页，它们揭露了离岸公司的阴暗世界，其中有好几位中国最高领导人亲属的名字。
中国的审查机构正在辛勤工作，以确保有关文件曝光的消息不渗透到控制中国互联网的“防火长城”内。周二早些时候，在中国相当于Twitter的微博上用中文检索“巴拿马”，得到的结果是有关进口水果的规定，包括从巴拿马进口。但到北京时间下午时，检索结果变成了下面的句子：“对不起，没有找到符合你搜索条件的信息。”
据《中国数字时代》网站称，中国的一个省级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出审查通知，要求编辑删除有关泄漏的报道。《中国数字时代》是一个跟踪中国互联网动态的网站，附属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通知说，“任何网站传播境外媒体攻击中国内容，一经发现，将做从重处理。”《中国数字时代》表示，为了保护其信息源，没有给出该省的名称。
香港大学的Weiboscope跟踪微博上被封杀的词汇，周一排在词汇排行榜前位的似乎都与巴拿马文件有关：偷税漏税、文件、泄露、普京和公司。
这些从巴拿马的莫萨克-冯塞卡(Mossack Fonseca)律师事务所泄露的资料显示，在中国执政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几名现任和前任常委的亲戚或商业伙伴与离岸公司有关联，而离岸公司的作用是掩盖他们所持的利益。
对中国的审查者而言，政治上最敏感的泄漏资料，想必一定是有关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的，邓家贵曾于2009年通过莫萨克-冯塞卡成立了两家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公司，虽然习近平当时还在担任国家副主席，但已经被确定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继任。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没有发现这两家公司是干什么的，公司分别名为Best Effect Enterprises和Wealth Ming International。该组织报道说，2012年底，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时，这两家公司已处于暂停状态。
新的曝光文件为此前揭露出有关邓家贵的情况增添了内容，邓家贵与习近平的姐姐齐桥桥是夫妻。2012年，彭博新闻社曾对邓家贵和齐桥桥在国内以及通过离岸公司打造的巨大商业帝国做过报道，该商业帝国的资产高达数亿美元。2014年初，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曾率先对泄露的离岸账户做过报道，其中也有关于邓家贵所拥有的一家离岸公司的信息。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此前曝光过另一对政治上强大的中国夫妇，是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琳及其丈夫刘智源。泄漏的巴拿马文件显示，李小琳和刘智源是总部设在列支敦士登的一家基金会的拥有者，该基金会拥有一家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名为Cofic Investments的投资公司。据国际调查记者同盟的报道，该公司一位律师告诉莫萨克-冯塞卡，Cofic通过帮助律师所在事务所的其他客户从欧洲向中国出口重型机械来盈利。
过去两年里，在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对泄露的离岸账户和瑞士银行账户的三次报道中，李小琳的名字每每都会出现。在去年的报道中，她和刘智源被列为持有高达250万美元的瑞士银行账户的户主。
另一名拥有离岸账户的最高领导人的亲戚是中央政治局前常委贾庆林的外孙女李紫丹（英文名Jasmine Li）。李紫丹的父亲李伯潭是《纽约时报》去年一篇关于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的政治关系报道的中心人物。与李伯潭有关联的公司从它们所持的万达物业和娱乐企业的股份上获得了数亿美元的资本收益。
只有为数不多的大陆新闻媒体提到了“巴拿马文件”，其中一个为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环球时报》。
该报在周二发表的一篇英文评论中对文件没有具名信息源提出质疑，评论的一个中文版本暗示，西方情报机构很容易将虚假信息掺进如此大量的文件中去。
该报的英文评论指责西方新闻媒体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用泄露的文件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发起攻击。文章说，冰岛总理相比之下微不足道，冰岛总理与现在是他妻子的女人于2007年成立了一家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信息泄露之后，他受到国人的严厉批评。
“每次出现这种文件泄露，西方媒体都一直控制着对它们的解释权，华盛顿在其中展示了特别的影响力，”《环球时报》的英文评论写道。“对美国不利的信息总是被最小化，同时，对非西方领导人，比如普金的曝光，则被加倍地炒作。”
《环球时报》的文章对有关中国领导人的曝光只字不提。
邓聿文忠告习近平：放弃袁世凯登基称帝的独裁专制皇帝迷梦，恢复任期制，回归集体领导
邓聿文忠告习近平：放弃袁世凯登基称帝的独裁专制皇帝迷梦，恢复任期制，回归集体领导
2018年是中国的戊戌之年，距离戊戌变法正好两个甲子。在某种意义上，它确实是人心思变的一年，历史催着中共，又到了一个选择关口——是回到早期改革开放的路上，并进而向自由民主的普世大道过渡，还是把中国带回专制独裁的“不归路”，考验着习近平和党国高层的智慧。
尽管许多人警告不要对习近平和党国心存幻想，可我仍然感觉历史并非对中共完全关闭时间之窗。我一向相信形势比人强的道理，中共也未完全丧失伸缩性，从前不久习近平召开高规格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及各部门和地方紧锣密鼓出台的扶持措施，以及G20峰会上与特朗普达成一致暂停升级贸易战，习近平和党国在内外极限压力下，是存在政策转向可能的——不管这种转向是基于策略还是战略。我之所以如此希望，更大原因还是基于中国人民的考虑。如果能有一个稳健的民主转型，虽然比激进民主革命过程要长，但人民的代价总是相对少的。就中国社会积累的怨气和分裂程度而言，激进民主化最后很可能导致一个人们不想要的民主，或者根本不是民主，而它的后果总是要百姓来承担的。
谈起2018年，中美贸易战和两国关系的恶化无疑是一个回避不了，也不能回避的话题。说两国关系是中国改革40年来最坏时期也不为过。这种状况的发生，本质上是两条发展道路——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较量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中国不改弦易辙，它迟早是要来的。
然而，在2018年这个时间点到来，很大程度上则是由习近平个人引发的。虽然贸易战的发起者是特朗普政府，包括之前美国对中国在国际上实行的一系列扩张政策已经非常警惕，但中共十九大习核心和习思想的确立，今年两会习近平对国家主席任期制的废除，这两件事是一个节点，让美国意识到，再不出重手遏制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以后就没有机会，或者成本会大得多。这代表美国精英层对中共和习近平，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中国——因为习近平绑架了中共，而中共绑架了中国——的彻底失望。
然而，美国也知道，以中国现在之实力，除非美国动员全球反共反中力量——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看，很难达到这个效果——否则，美国仅靠一己之力是难以完全打垮中国的。故而如美国副总统彭斯于10月初在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演讲所说，美国的目标是，只要中共回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上来，美中两国就能建立起正常关系。
这一点也恰恰是中国当下大多数民众，包括中共党内大多数党员干部的要求。就这样，美中两国人民在这点上形成交集。这是化解中国目下内外交困局面的起点，实际上也是中国民主转型的起点。如果习近平和党国不想使局面继续坏下去，弄到不可收拾，就必须回到中共40年前的这个起点和原点，实行真正的民主化和自由化的改革，而不是做做样子。
当然，今天回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不是重复邓已经做过的事情或走过的路，而是继承他未竟或未做过的事，在更高的层面上推进他的事业。邓本人说过（《邓小平文选》第3卷）在本世纪中叶，中国人民应该享受能够普选国家领导人的民主。距本世纪中叶还有30年，是否需要这么长时间实行普选，可以讨论，但这个方向无疑是我们应该和必须为之奋斗的。从中国人民能够享受自由和民主权利，同时尽可能避免更大成本的考量出发，我对习近平和党国提出几件当下迫切需要做的事情。
第一，在经济上，放弃国企做大做强想法，实行以民营经济为主导、国有经济为辅，让市场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自由经济体制。
习近平做大做优做强国企的想法，是基于所谓国企乃中共执政支柱的定位。但实践表明，国企实际是扶不起的阿斗，如果没有国家政策和资源上的扶持，以中国国企的治理能力，恐怕很难活得下去。中国改革本身就说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死路一条，通过国企干预市场的做法是错误的。但国家大力扶持国企，不仅浪费民脂民膏，而且侵蚀民企。尽管党国未必有遏制民营经济的念头，然而客观上起到了不利民企发展的后果。这就是前一阶段社会对民企忧心忡忡的背景。
另一方面，壮大国企的做法也遭到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反对。为什么中国在加入WTO17年后，西方仍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根子就在于党国对国企的扶持和对市场的干预。所以，回归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议，落实决议精神，真正让市场起决定作用，减少国家干预，加快民营经济的发展，建立起自由的市场体制，是中共经济改革的要务。
第二，牢记历史教训，反对个人崇拜，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回归集体领导体制。
当下中国极不正常的一个现象，是个人崇拜回潮。虽然推进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以及反腐和治党需要足够的权力和权威，从这个角度看，在中共内部进行一定的集权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集权须有“度”，超过限度就会变成极权。鉴于专政体制本身具有极权特点，容易导向极权，对集权后果尤其要有高度自觉。何况，中共在这方面有深刻的历史教训，对个人崇拜的危害更应有清醒认识，这也就是邓小平为什么要建立中共最高领导人退休制和任期制的原因。但一段时间来，习近平有意放任其亲信和某些投机者对他造神，大搞个人崇拜，使中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并已经制度化的退休制遭到破坏。
要消除社会对中国重回毛氏极权的忧虑，必须将颠倒的再颠倒过来，尽快恢复国家主席两届任期制，并在党国决策体制里，重新形成相互制衡的集体领导机制；中共还应做出决议，反对神化个人或个人崇拜，对宣传部门有意制造个人崇拜，以及某些官员出于政治目的带头个人崇拜的行为，予以制止和批判。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清明的政治环境。
第三，取消在民企、外企、社会和民间组织建立党组织，在国家机构和团体建立党组的做法，党的领导只表现为政治领导。
党国现在强调“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但这应仅仅指的是党的政治领导，而不能是组织领导。虽然宪法规定中共是中国唯一执政党，但执政党的地位和作用，只体现为全民在法律上承认和接受中共的政治领导，它不是也不必然表现为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功能要在组织上做到全面覆盖，触角伸向社会的每个角落，因此，目前这种在民企、外企、社会和民间组织都要建立党组织，把所有机构都变成中共一个支部的做法，是错误的。
另外，在国家机构以及工青妇等党的外围团体建立党组的做法也是错误的，要取消。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共规划的政治改革曾有过在国家机构和团体取消党组的建议，今天党占领一切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企业的做法是严重倒退。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第四，取消言禁，实行“三宽”，放松对民间维权组织的监控和打压，使民间有一个自我循环和发展的空间，释放社会活力。
言论和结社自由是民众的基本权利。专制政权最害怕言论和表达自由，同时也害怕民众组织起来维权和反抗。但这不是说，因害怕就必须牢牢控制舆论，必须遏制民间维权组织的发展。习近平和党国若暂时做不到或不想放开言论，起码要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朱厚泽任中宣部长时（1985～1987）采取的“三宽”做法，即对于跟中共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持不同意见的人，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这“三宽”是检验中共有无诚意改革的最低标准。
民间维权组织既是民众自我保护的手段，也是和政府沟通对话的桥梁，要造就一个健康活跃的民间社会，党国也必须放弃至少是放松对民间组织尤其是维权组织的管控。目前的严控高压，只会扼杀社会活力。
第五，建立宪法法院，实行最低限度的司法独立。
尽管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但对党国来说，所谓依法治国实际是依法治民，党在法上，党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人是不受法律约束的。这种情况只会激化官民矛盾。因此，党国要想维稳，就不能仅用法来治民，还必须保护早已载明在宪法中的公民权利，但这就需有最低限度的司法独立。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保障法院依法独立审判，二是限制各级政法委对法院和检察院的干预，在法官的人选上，不能有党派背景，法院不能存在党组织，如果法院工作人员是党员，他就不能做法官，二者只能择一。
在强调司法独立的同时，也要做实宪法权威，成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机制，使宪法可诉。作为基础性法律，宪法是一切法律的母法，没有宪法权威，不尊重宪法，不能做到宪法至上，党的权力将得不到有效制约，公民的政治权利得不到保障和实现，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当然最低限度的司法独立也难。
第六，以官员财产公示制代替运动式选择性反腐，由上而下公示官员财产，将反腐导入法治轨道。
习近平的反腐是一种运动式选择型反腐，已经沦为清除政治异己和政治效忠的工具，广受社会诟病。习若真要反腐，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同时让民众参与反腐，监督官员，就必须采用财产公示制这个已被各国实践证明普遍有效的反腐工具，使官员的财产公开化、阳光化。
党国也要求官员财产申报。但申报和公示，不是量的差异，而是质的区别。从各国立法实践看，财产公示一般都是“由上而下”，先从高级官员和议员开始，然后逐步推广到普通官员。中国的财产公示，也应该遵从这一原则，尽快推行。包括习近平在内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成员，必须带头公布个人和家庭财产，否则，让位于那些愿意公布财产的官员。
第七，对历史冤案进行平反和赔偿，特赦政治犯，开启和解进程。
民主化需要一个政治和解过程，如果冤冤相报，即使国家将来实行了民主，以中共积怨之深，恐怕也将陷入一场长期的内斗和动荡。
自中共在大陆建立起全国政权后，几乎在每一阶段，都人为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和敌人，这当中最为世人所知，对中共刺痛最大的就是“六四”。而习近平上台后，党国对以维权律师、异议人士为代表的维权群体和政治反对派，也进行了残酷打压。冤案还包括各种经济案件。要想民众对中共有信心，党国对历史上的所有冤案，该甄别的甄别，该平反的平反，该赔偿的赔偿。对于特殊类的政治案件，则予以特赦，如果暂时不能对所有政治犯实行特赦，可以分批推进，以开启和解进程。
就“六四”而言，考虑当时的一些决策者还在世以及党内强硬派的反应，如果认为平反时机尚不成熟，可适当推后，但也不能太久，对“六四”死难者，包括天安门母亲在内，国家必须赔偿。
特赦政治犯，能让中共早点卸下政治迫害者的包袱。中共在改革开放前，曾对国民党战犯分七次进行特赦，2015年为纪念抗战70周年也特赦过一次。刘晓波病重时本是一个好的特赦与和解机会，现在还来得及。
笔者提出的上述化解中国当下困局的七个建议，对习近平和党国来说，其实是最低限度、最务实的要求，已经充分考虑到中共和习近平面临的实际困难和制约。希望习近平先生能够听从建议，如果这一步都不启动，让时间和民心空耗下去，结果就只能等激烈的社会变革了。
中国走到今天非常不易，不能为了一党一己之私绑架整个国家和民族。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这个历史大势面前，是没有什么例外可言的。
2018年是中国的戊戌之年，距离戊戌变法正好两个甲子。在某种意义上，它确实是人心思变的一年，历史催着中共，又到了一个选择关口——是回到早期改革开放的路上，并进而向自由民主的普世大道过渡，还是把中国带回专制独裁的“不归路”，考验着习近平和党国高层的智慧。
尽管许多人警告不要对习近平和党国心存幻想，可我仍然感觉历史并非对中共完全关闭时间之窗。我一向相信形势比人强的道理，中共也未完全丧失伸缩性，从前不久习近平召开高规格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及各部门和地方紧锣密鼓出台的扶持措施，以及G20峰会上与特朗普达成一致暂停升级贸易战，习近平和党国在内外极限压力下，是存在政策转向可能的——不管这种转向是基于策略还是战略。我之所以如此希望，更大原因还是基于中国人民的考虑。如果能有一个稳健的民主转型，虽然比激进民主革命过程要长，但人民的代价总是相对少的。就中国社会积累的怨气和分裂程度而言，激进民主化最后很可能导致一个人们不想要的民主，或者根本不是民主，而它的后果总是要百姓来承担的。
谈起2018年，中美贸易战和两国关系的恶化无疑是一个回避不了，也不能回避的话题。说两国关系是中国改革40年来最坏时期也不为过。这种状况的发生，本质上是两条发展道路——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较量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中国不改弦易辙，它迟早是要来的。
然而，在2018年这个时间点到来，很大程度上则是由习近平个人引发的。虽然贸易战的发起者是特朗普政府，包括之前美国对中国在国际上实行的一系列扩张政策已经非常警惕，但中共十九大习核心和习思想的确立，今年两会习近平对国家主席任期制的废除，这两件事是一个节点，让美国意识到，再不出重手遏制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以后就没有机会，或者成本会大得多。这代表美国精英层对中共和习近平，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中国——因为习近平绑架了中共，而中共绑架了中国——的彻底失望。
然而，美国也知道，以中国现在之实力，除非美国动员全球反共反中力量——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看，很难达到这个效果——否则，美国仅靠一己之力是难以完全打垮中国的。故而如美国副总统彭斯于10月初在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演讲所说，美国的目标是，只要中共回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上来，美中两国就能建立起正常关系。
这一点也恰恰是中国当下大多数民众，包括中共党内大多数党员干部的要求。就这样，美中两国人民在这点上形成交集。这是化解中国目下内外交困局面的起点，实际上也是中国民主转型的起点。如果习近平和党国不想使局面继续坏下去，弄到不可收拾，就必须回到中共40年前的这个起点和原点，实行真正的民主化和自由化的改革，而不是做做样子。
当然，今天回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不是重复邓已经做过的事情或走过的路，而是继承他未竟或未做过的事，在更高的层面上推进他的事业。邓本人说过（《邓小平文选》第3卷）在本世纪中叶，中国人民应该享受能够普选国家领导人的民主。距本世纪中叶还有30年，是否需要这么长时间实行普选，可以讨论，但这个方向无疑是我们应该和必须为之奋斗的。从中国人民能够享受自由和民主权利，同时尽可能避免更大成本的考量出发，我对习近平和党国提出几件当下迫切需要做的事情。
第一，在经济上，放弃国企做大做强想法，实行以民营经济为主导、国有经济为辅，让市场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自由经济体制。
习近平做大做优做强国企的想法，是基于所谓国企乃中共执政支柱的定位。但实践表明，国企实际是扶不起的阿斗，如果没有国家政策和资源上的扶持，以中国国企的治理能力，恐怕很难活得下去。中国改革本身就说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死路一条，通过国企干预市场的做法是错误的。但国家大力扶持国企，不仅浪费民脂民膏，而且侵蚀民企。尽管党国未必有遏制民营经济的念头，然而客观上起到了不利民企发展的后果。这就是前一阶段社会对民企忧心忡忡的背景。
另一方面，壮大国企的做法也遭到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反对。为什么中国在加入WTO17年后，西方仍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根子就在于党国对国企的扶持和对市场的干预。所以，回归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议，落实决议精神，真正让市场起决定作用，减少国家干预，加快民营经济的发展，建立起自由的市场体制，是中共经济改革的要务。
第二，牢记历史教训，反对个人崇拜，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回归集体领导体制。
当下中国极不正常的一个现象，是个人崇拜回潮。虽然推进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以及反腐和治党需要足够的权力和权威，从这个角度看，在中共内部进行一定的集权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集权须有“度”，超过限度就会变成极权。鉴于专政体制本身具有极权特点，容易导向极权，对集权后果尤其要有高度自觉。何况，中共在这方面有深刻的历史教训，对个人崇拜的危害更应有清醒认识，这也就是邓小平为什么要建立中共最高领导人退休制和任期制的原因。但一段时间来，习近平有意放任其亲信和某些投机者对他造神，大搞个人崇拜，使中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并已经制度化的退休制遭到破坏。
要消除社会对中国重回毛氏极权的忧虑，必须将颠倒的再颠倒过来，尽快恢复国家主席两届任期制，并在党国决策体制里，重新形成相互制衡的集体领导机制；中共还应做出决议，反对神化个人或个人崇拜，对宣传部门有意制造个人崇拜，以及某些官员出于政治目的带头个人崇拜的行为，予以制止和批判。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清明的政治环境。
第三，取消在民企、外企、社会和民间组织建立党组织，在国家机构和团体建立党组的做法，党的领导只表现为政治领导。
党国现在强调“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但这应仅仅指的是党的政治领导，而不能是组织领导。虽然宪法规定中共是中国唯一执政党，但执政党的地位和作用，只体现为全民在法律上承认和接受中共的政治领导，它不是也不必然表现为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功能要在组织上做到全面覆盖，触角伸向社会的每个角落，因此，目前这种在民企、外企、社会和民间组织都要建立党组织，把所有机构都变成中共一个支部的做法，是错误的。
另外，在国家机构以及工青妇等党的外围团体建立党组的做法也是错误的，要取消。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共规划的政治改革曾有过在国家机构和团体取消党组的建议，今天党占领一切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企业的做法是严重倒退。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第四，取消言禁，实行“三宽”，放松对民间维权组织的监控和打压，使民间有一个自我循环和发展的空间，释放社会活力。
言论和结社自由是民众的基本权利。专制政权最害怕言论和表达自由，同时也害怕民众组织起来维权和反抗。但这不是说，因害怕就必须牢牢控制舆论，必须遏制民间维权组织的发展。习近平和党国若暂时做不到或不想放开言论，起码要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朱厚泽任中宣部长时（1985～1987）采取的“三宽”做法，即对于跟中共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持不同意见的人，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这“三宽”是检验中共有无诚意改革的最低标准。
民间维权组织既是民众自我保护的手段，也是和政府沟通对话的桥梁，要造就一个健康活跃的民间社会，党国也必须放弃至少是放松对民间组织尤其是维权组织的管控。目前的严控高压，只会扼杀社会活力。
第五，建立宪法法院，实行最低限度的司法独立。
尽管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但对党国来说，所谓依法治国实际是依法治民，党在法上，党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人是不受法律约束的。这种情况只会激化官民矛盾。因此，党国要想维稳，就不能仅用法来治民，还必须保护早已载明在宪法中的公民权利，但这就需有最低限度的司法独立。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保障法院依法独立审判，二是限制各级政法委对法院和检察院的干预，在法官的人选上，不能有党派背景，法院不能存在党组织，如果法院工作人员是党员，他就不能做法官，二者只能择一。
在强调司法独立的同时，也要做实宪法权威，成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机制，使宪法可诉。作为基础性法律，宪法是一切法律的母法，没有宪法权威，不尊重宪法，不能做到宪法至上，党的权力将得不到有效制约，公民的政治权利得不到保障和实现，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当然最低限度的司法独立也难。
第六，以官员财产公示制代替运动式选择性反腐，由上而下公示官员财产，将反腐导入法治轨道。
习近平的反腐是一种运动式选择型反腐，已经沦为清除政治异己和政治效忠的工具，广受社会诟病。习若真要反腐，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同时让民众参与反腐，监督官员，就必须采用财产公示制这个已被各国实践证明普遍有效的反腐工具，使官员的财产公开化、阳光化。
党国也要求官员财产申报。但申报和公示，不是量的差异，而是质的区别。从各国立法实践看，财产公示一般都是“由上而下”，先从高级官员和议员开始，然后逐步推广到普通官员。中国的财产公示，也应该遵从这一原则，尽快推行。包括习近平在内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成员，必须带头公布个人和家庭财产，否则，让位于那些愿意公布财产的官员。
第七，对历史冤案进行平反和赔偿，特赦政治犯，开启和解进程。
民主化需要一个政治和解过程，如果冤冤相报，即使国家将来实行了民主，以中共积怨之深，恐怕也将陷入一场长期的内斗和动荡。
自中共在大陆建立起全国政权后，几乎在每一阶段，都人为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和敌人，这当中最为世人所知，对中共刺痛最大的就是“六四”。而习近平上台后，党国对以维权律师、异议人士为代表的维权群体和政治反对派，也进行了残酷打压。冤案还包括各种经济案件。要想民众对中共有信心，党国对历史上的所有冤案，该甄别的甄别，该平反的平反，该赔偿的赔偿。对于特殊类的政治案件，则予以特赦，如果暂时不能对所有政治犯实行特赦，可以分批推进，以开启和解进程。
就“六四”而言，考虑当时的一些决策者还在世以及党内强硬派的反应，如果认为平反时机尚不成熟，可适当推后，但也不能太久，对“六四”死难者，包括天安门母亲在内，国家必须赔偿。
特赦政治犯，能让中共早点卸下政治迫害者的包袱。中共在改革开放前，曾对国民党战犯分七次进行特赦，2015年为纪念抗战70周年也特赦过一次。刘晓波病重时本是一个好的特赦与和解机会，现在还来得及。
笔者提出的上述化解中国当下困局的七个建议，对习近平和党国来说，其实是最低限度、最务实的要求，已经充分考虑到中共和习近平面临的实际困难和制约。希望习近平先生能够听从建议，如果这一步都不启动，让时间和民心空耗下去，结果就只能等激烈的社会变革了。
中国走到今天非常不易，不能为了一党一己之私绑架整个国家和民族。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这个历史大势面前，是没有什么例外可言的。
2019年9月3日
中国信用评级体系是中共政治监控系统
中国信用评级体系是中共政治监控系统
2014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官方称这是中国首部国家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规划，明确了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方向、重点领域和关键举措，称纲要“是一张指导社会信用往哪儿干，干哪些事，怎么干的最高级别说明书”。
如今，距2020年只有几个月，国际社会纷纷表达对中国的信用建设体系的恐惧感，他们在担心什么？
中国信用评级体系极富政治特色
中国官方不断丰富社会信用体系的内涵外延，从金融领域扩大到经济领域，又扩充到社会管理范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指出影响社会信用的行为主要包括商业行为、社会行为与网路言论等三类，依据犯罪案底、金融资讯、网路言论、社交情况等对社会成员评分，低分者将受罚。这一制度已在部分区域与企业测试，截至今年3月已累计900多万人将被限制购买机票、300多万人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6000多家企业将被限制融资。
上述内容从表面上看，似乎与美国没太大差别。美国的个人信用主要包括信贷（金融机构纪录）与犯罪纪录（警察与司法部门纪录），企业则包含金融信贷、产品质量、消费者评价等。从有社交媒体以来，求职者也必须填写自己的Twitter、Facebook帐号填写，以备录用机构考核，为什么只有中国推行让人感到恐惧？
原因源于两点：
一、 西方的信用评级制度主要是私人与企业的财务资料，由私人企业完成，中国则由政府掌控。
西方信用机构（金融评级机构、指数编制公司）掌握全球资产的定价权，全球著名的咨询公司麦肯锡在1996年出版的《无疆界市场》中，认为这些评级机构比国家机构的权力还大， “谁掌控全球资本市场的定价权，谁就掌控了全球资金的流向，就掌控了主权国家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就掌控了主权国家兴衰成败的命脉。”多年以后，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如此描绘这些机构：“以我之见，当今社会有两大超级权力机构，那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和穆迪评级。美利坚合众国用炸弹摧毁你，穆迪通过降低你的债券评级毁灭你。而且，相信我吧，有时，谁也说不准这两者谁更厉害。”
西方的信用评级公司掌握资本的定价权，银行也会根据个人信用决定是否发放借贷，但政府却无法据此剥夺公民权利，决定公民的信用等级。中国不一样，由政府制定标准，搜集资料，掌控个人、企业等自然人与法人的信用评级，仍然是集规则制定者、裁判者、执行者三者于一体。
二、中国社会信用评级有政治标准，凡批评政府的言论都会列入信用差的等级。
中国有些地方从几年前开始实施社会信用分级制度。江苏省某县自2010年开始实施这一制度，基本分为1000分，“国家级表彰”加100分，“见义勇为”加10分，“不奉养老人”减50分，“受到党严重警告”减30分。每年结算分数，划分ABCD四级，A级者在入学就业、社会救助等可获优惠，D级者会被否决考察与某些证照资格，丧失社会救助权利——其中国家级表彰与党内警告等算是政治表现，由此可见中国信用评级很有中国特色。
上述标准虽然没将网络言论列入计分系统，但面对一个积极审查网络言论，为网络空间的未来投下不祥阴影的国家，担心网络言论列入计分系统，并非杞人忧天。
外国在华企业担心什么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认为，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势必会增加企业在中国经商的复杂性。该文援引专注于中国的咨询公司Sinolytics的首席执行长兼联合创始人 Conrad的话，认为最近发布的一份严重违法失信主体黑名单规定草案中使用的一些措辞，呼应了中国政府关于计划推出不可靠外国实体黑名单的警告，表明这两项举措相互交织。上述严重失信主体黑名单是企业社会信用体系的一部分。
中国欧盟商会的报告则认为，1、一家公司的社会信用可能影响该公司关键人员的个人信用评分，反之亦然。这是企业高管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2、一家公司的社会信用也可能受到其供应商行为的影响；3、一旦上了黑名单，从黑名单中移除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总部位于北京的策纬咨询公司(Trivium China)近日发布一份关于企业社会信用体系的报告表示，该体系将为政府提供大量系统化数据，并警告称，中国政府可能会利用技术来强化政治正统。对外国公司而言，新规或意味着合规成本上升，不确定性增大。
普遍担忧：中国社会信用评价系统是政治监控系统
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教授Björn Alpermann对中国社会信用做过专门研究，认为中国社会信用评估系统有两大缺陷，一是以什么作为评估指标非常不透明。中国政府计划的是建立一个社会责任和信用体系，搜集的信息远远超过了财务信息范围，深度渗透到私人生活领域。比如批评政府的言论或个人其它不受欢迎的举动都可能进入评估系统中。二是这种社会信用评价系统对世界将起到不良示范作用。中国政府已经将互联网监控技术出口到其他国家，也将会向其它威权政府出口社会信用体系这一项目的技术。
现代科技除了促进人类进步之外，还成为政府干预私人生活的强有力的工具，让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成为现实。英国黑色讽刺喜剧《黑镜》系列，其主题就是突出人类与技术的关系，以及“黑科技”的应用对人类自由的严重伤害。中国是一党专政的极权国家，在互联网技术中发展出了一整套完整的干预、监控技术，全世界担心中国社会信用评价系统会成为政治监控系统，是基于对中国政府的认识。
2014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官方称这是中国首部国家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规划，明确了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方向、重点领域和关键举措，称纲要“是一张指导社会信用往哪儿干，干哪些事，怎么干的最高级别说明书”。
如今，距2020年只有几个月，国际社会纷纷表达对中国的信用建设体系的恐惧感，他们在担心什么？
中国信用评级体系极富政治特色
中国官方不断丰富社会信用体系的内涵外延，从金融领域扩大到经济领域，又扩充到社会管理范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指出影响社会信用的行为主要包括商业行为、社会行为与网路言论等三类，依据犯罪案底、金融资讯、网路言论、社交情况等对社会成员评分，低分者将受罚。这一制度已在部分区域与企业测试，截至今年3月已累计900多万人将被限制购买机票、300多万人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6000多家企业将被限制融资。
上述内容从表面上看，似乎与美国没太大差别。美国的个人信用主要包括信贷（金融机构纪录）与犯罪纪录（警察与司法部门纪录），企业则包含金融信贷、产品质量、消费者评价等。从有社交媒体以来，求职者也必须填写自己的Twitter、Facebook帐号填写，以备录用机构考核，为什么只有中国推行让人感到恐惧？
原因源于两点：
一、 西方的信用评级制度主要是私人与企业的财务资料，由私人企业完成，中国则由政府掌控。
西方信用机构（金融评级机构、指数编制公司）掌握全球资产的定价权，全球著名的咨询公司麦肯锡在1996年出版的《无疆界市场》中，认为这些评级机构比国家机构的权力还大， “谁掌控全球资本市场的定价权，谁就掌控了全球资金的流向，就掌控了主权国家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就掌控了主权国家兴衰成败的命脉。”多年以后，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如此描绘这些机构：“以我之见，当今社会有两大超级权力机构，那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和穆迪评级。美利坚合众国用炸弹摧毁你，穆迪通过降低你的债券评级毁灭你。而且，相信我吧，有时，谁也说不准这两者谁更厉害。”
西方的信用评级公司掌握资本的定价权，银行也会根据个人信用决定是否发放借贷，但政府却无法据此剥夺公民权利，决定公民的信用等级。中国不一样，由政府制定标准，搜集资料，掌控个人、企业等自然人与法人的信用评级，仍然是集规则制定者、裁判者、执行者三者于一体。
二、中国社会信用评级有政治标准，凡批评政府的言论都会列入信用差的等级。
中国有些地方从几年前开始实施社会信用分级制度。江苏省某县自2010年开始实施这一制度，基本分为1000分，“国家级表彰”加100分，“见义勇为”加10分，“不奉养老人”减50分，“受到党严重警告”减30分。每年结算分数，划分ABCD四级，A级者在入学就业、社会救助等可获优惠，D级者会被否决考察与某些证照资格，丧失社会救助权利——其中国家级表彰与党内警告等算是政治表现，由此可见中国信用评级很有中国特色。
上述标准虽然没将网络言论列入计分系统，但面对一个积极审查网络言论，为网络空间的未来投下不祥阴影的国家，担心网络言论列入计分系统，并非杞人忧天。
外国在华企业担心什么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认为，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势必会增加企业在中国经商的复杂性。该文援引专注于中国的咨询公司Sinolytics的首席执行长兼联合创始人 Conrad的话，认为最近发布的一份严重违法失信主体黑名单规定草案中使用的一些措辞，呼应了中国政府关于计划推出不可靠外国实体黑名单的警告，表明这两项举措相互交织。上述严重失信主体黑名单是企业社会信用体系的一部分。
中国欧盟商会的报告则认为，1、一家公司的社会信用可能影响该公司关键人员的个人信用评分，反之亦然。这是企业高管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2、一家公司的社会信用也可能受到其供应商行为的影响；3、一旦上了黑名单，从黑名单中移除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总部位于北京的策纬咨询公司(Trivium China)近日发布一份关于企业社会信用体系的报告表示，该体系将为政府提供大量系统化数据，并警告称，中国政府可能会利用技术来强化政治正统。对外国公司而言，新规或意味着合规成本上升，不确定性增大。
普遍担忧：中国社会信用评价系统是政治监控系统
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教授Björn Alpermann对中国社会信用做过专门研究，认为中国社会信用评估系统有两大缺陷，一是以什么作为评估指标非常不透明。中国政府计划的是建立一个社会责任和信用体系，搜集的信息远远超过了财务信息范围，深度渗透到私人生活领域。比如批评政府的言论或个人其它不受欢迎的举动都可能进入评估系统中。二是这种社会信用评价系统对世界将起到不良示范作用。中国政府已经将互联网监控技术出口到其他国家，也将会向其它威权政府出口社会信用体系这一项目的技术。
现代科技除了促进人类进步之外，还成为政府干预私人生活的强有力的工具，让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成为现实。英国黑色讽刺喜剧《黑镜》系列，其主题就是突出人类与技术的关系，以及“黑科技”的应用对人类自由的严重伤害。中国是一党专政的极权国家，在互联网技术中发展出了一整套完整的干预、监控技术，全世界担心中国社会信用评价系统会成为政治监控系统，是基于对中国政府的认识。
中共如何散布虚假信息丑化香港抗议者煽动大陆极端民族主义？
中共如何散布虚假信息丑化香港抗议者煽动大陆极端民族主义？
在香港边境的大陆一边，中国共产党用遍布几乎每条街道的标语和口号，大声地宣告着自己的存在。然而，尽管中国的执政党正在与一场动荡的抗议运动展开其称之为“生死存亡”的斗争，它在这个英国前殖民地的存在却是隐形的：中共在香港没有注册，也没有公开的地方党员。
但在香港，面对着自威权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的最大公开阻力，这个官方不存在的组织却是捍卫中国统治的先锋。中共通过个人和组织进行幕后操作，正在对已进入第12周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发起越来越坚决的反击。
当地许多亲大陆组织的活动人士已经动员起来，他们鹦鹉学舌般地重复着中国大陆的共产党编写的口号，把抗议者贬为一心要破坏这座城市的暴力流氓。这个信息得到了中共在香港的主要代理机构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的支持。中联办是中国政府在香港的正式代表。
他们几乎无视大规模的和平抗议活动，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小群抗议者与警察之间的间发性冲突上。警察在上周末对投掷砖块的示威者使用了催泪瓦斯，还首次使用了高压水炮。
15个亲北京的商业团体和与中国各省同乡会的代表最近聚集在香港的一个办公楼，一个接一个地背诵支持中国的承诺。然后他们站在一起，举拳齐声高呼：“停止暴力，结束混乱。”
这次活动是由福建同乡会组织。福建同乡会代表的是来自中国东部省份福建的移民和他们的后代。
同乡会与中共没有正式联系。近一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生根时只有七名党员，后来一直在香港秘密活动。英国殖民当局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但只要不公开活动，并不在意它的存在。1949年，共产党在北京掌权。
到1997年中国收回这座城市时，这个地下党组织已经拥有数以千计的党员，在正式成员之外还有成千上万名支持者。此后，动员行动有所加强，并在近日来随着福建同乡会这类组织投身政治，召集会员谴责抗议运动，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中共一直留在幕后，表明中国试图解决香港回归中国统治的核心方案——“一国两制”的一个基本问题：一个高度专制的一党制国家，如何对一座政治多元、崇尚自由的城市施加影响，且不至于把它变成“一国一制”？
中共的答案一直是通过中联办运作。中联办主任王志民和他的副手都曾是福建的中共官员。
中联办最重要、也最不为人所知的职责包括监督共产党员的秘密网络，并协调中共称为“统一战线”的相关团体的活动。香港统一战线行动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内战时期，旨在尽可能多地吸纳香港人加入中共阵营。
这个松散联盟中的个人和组织虽然未必是亲共产主义者，但出于投机或让中国变得繁荣富强的爱国承诺，也站在了中共一边。其中不时还夹杂着一些黑帮成员，上月底，他们曾在九龙半岛一座火车站用金属棒袭击抗议者和乘客。
福建同乡会主席、现年60岁的商人周安达源否认是香港中共地下党员——他说这个组织从来都不存在。
不过周安达源仍说：“我当然热爱共产党。它办了这么多好事。”他表示，特别好的是，它给了香港赚钱的自由。他还说，没有稳定，“就没法做生意。”
然而，周安达源的确位列中国大陆给中央政府出谋划策的最高机构的常务委员，这样的位置通常是政治奖励。
本月早些时候，周安达源曾与400多名香港知名亲共人士一道，被召集到边境另一侧的城市深圳。会上，包括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的中联办主任在内的中国官员表示，北京想要其在香港的盟友帮助抵制“这场骚乱”。
深圳会议10天之后，由周安达源的福建同乡会及其他团体组成的保护香港大联盟(Great Alliance to Protect Hong Kong)组织了一场反抗议活动，以此响应北京的号召。其在8月中旬的集会吸引数万人前往中国驻港部队总部附近的一座公园。
“这是一次拉拢民众的庞大的公关活动，”前政府官员、讲述中共在香港施政方式的《地下阵线》(Underground Front)一书作者陆恭蕙(Christine Loh)说。
这个亲中国的阵营只有一条坚决的讯息：抗议必须停止。
和他们想要压制的年轻抗议者相比，参加这个集会的人数要少很多，且大多是中老年人。很多人挥舞着红色的中国国旗。
“我不是党员但支持党。没有党就没有新中国，”60岁的香港天津联谊会成员宋慧玲（音）说。她和身为福建同乡会会员的丈夫表示，他们是自发参与抗议活动。
一群身家亿万的房地产富豪也参与其中。由于想保护在大陆的投资，富豪们很容易被纳入亲中国阵营，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一直是中国在香港获得支持的主要支柱。
近日来，许多商界人士在按照中共指定的脚本行事，就“坚决”制止乱局的必要发表了充斥中共套话的声明。
香港浸会大学(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学者郑炜(Edmund W. Cheng)曾研究过共产党在香港的运作。他说，由于民众普遍不信任共产党，让公众舆论转向反对抗议的努力收效甚微，例如，在香港，许多名义上独立的“爱国”团体遭到怀疑，被视为听命于北京的阵线组织。
这种怀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当时地下党策划了1967年的暴乱和爆炸活动。这些暴力事件让本来就对毛泽东的革命持谨慎态度的公众非常反感，甚至许多自认为爱国的人也开始认为，共产党是邪恶而危险的。
英国当局突袭了疑似党员的住所，并加强了对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驻港机构的监控，该机构是中国驻港联络处的前身，实质上充当北京驻香港领事馆的角色。
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中国共产党慢慢地修复了受损的局面，重新开始了统一战线的工作，但仍然是隐蔽的。
83岁的李怡是两家关注中国政治的杂志的创刊总编辑。他说，1970年代，有个秘密党员找到他，问他：“你真的甘心只做个平民百姓吗？”
他说，这句话是邀请他加入地下组织的暗号，他拒绝了。
李怡早年同情共产党，长期以来与未公开身份的党员有交往。
他说，共产党的隐藏身份令其成员可以冒充普通居民。他说，如果他们宣布自己的身份，“其他人会害怕”他们。
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1983年至1990年任香港分社党委书记的许家屯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他任职期间，香港有6000多名秘密党员。
随着香港回归中国的临近，包括许家屯在内的一些中国官员建议，共产党在1997年之后应该解除伪装，公开同已注册的政党竞争。但由于担心这将削弱后殖民时代地方政府的权威，并有可能导致共产党候选人在选举中被击败，这个想法被打消了。
然而，通过选择继续保密，对中共的怀疑只是转移到中国的联络处和它所支持的亲中国知名人士身上，比如梁振英，他曾是香港的最高行政官员，经常被指为秘密党员，他对此表示否认。
今年夏天，中联办至少被抗议者包围过一次，他们将其视为中国大陆隐蔽影响力的象征。
“在争取真正有力的支持方面，统一战线在香港从来都不是很有用，”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研究香港社会运动的学者袁玮熙(Samson Yuen)表示。
它倾向于使用鬼鬼祟祟的策略，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甚至会让中国的支持者感到不安。
高达斌(Patrick Ko)是一个爱国团体的创始人，最近举行了一场支持警察的集会，他说，中联办曾命令他退出2016年香港立法会的选举，因为届时他会与北京支持的候选人竞争。
“当然我很不开心，”他在位于一座旧仓库大楼里的一间促狭的小办公室里说。
他否认自己的组织“爱港之声”得到联络办公室的支持，也否认与共产党有任何联系。但现年66岁的高达斌承认，他长期以来一直是深圳一个隶属中共统战部组织的成员。
他还是拒绝退出2016年的选举，尽管他所在组织的主席黄育存(Rex Wong)表示，如果高达斌不参选，中联办将向该组织提供资金。
黄育存说，北京官员希望香港的中国支持者表现得像“乖孩子”。
“如果你想要资源，”他说，“就得听中央的，不管是对是错。”
抗议者与警方本周发生冲突时，一个投掷物击中了一名香港女子的眼睛，中国对此迅速做出反应：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女子受伤的原因不是警察的布袋弹，而是一名抗议者。
央视网（该电视台的网站）还做了跟进报道：它发布了一张据称是这名女子在香港人行道上派钱的照片，暗示抗议者不过是用钱雇来的挑衅者，正如中国媒体此前所声称的那样。
这种断言不仅仅是导向性陈述或假新闻。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所谓的“防火长城”(Great Firewall)内对媒体内容采取强有力的控制。现在，中共正在把这种控制当作信息战的武器，用于震动了香港数月之久的抗议活动。
在最近几天里，中国更加声势浩大地利用国家和社交媒体来煽动民族主义和反西方情绪，并操纵图片和视频的背景达到削弱抗议者的目的。中国官员已开始将示威活动称为恐怖主义的前奏。
这种做法在中国大陆和海外产生的结果是，制造了一个与在香港看到的现实不同的版本。在香港看到的明显是一场大众示威运动。在中国的版本中，这是一场没有居民支持、受外国特工煽动的暴力小团伙的猖獗活动，这些人呼吁香港独立，要分裂中国。
这种叙事几乎可以肯定是反映了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的说法，它正在加剧中国公众的误解，让他们越来越愤怒。这可能反过来也会加大政府的压力，增加了在有限或不准确信息的基础上做出过度反应或误判的风险。
在类似于Twitter的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发帖者正在越来越多地呼吁中央政府采取行动。把他们“打残都不能够”，一名人士周二在提到抗议者时说。“必须打死。就该派几辆坦克车压过去清理掉就干净了。”这反映了微博上日益普遍的情绪。
中国的审查员们有能力迅速删除违规评论，大量这类评论的存在暗示，政府愿意容忍评论发出的警告，无论警告听起来多么让人感觉不妙。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对公民看到和读到的内容进行管理。政府的新努力与其他国家（主要是俄罗斯）使用的战术相像，那就是通过发布大量的信息、宣传，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彻底虚假的信息，让国内和国际的受众应接不暇。
“宣传者跨越国界互相观察、互相学习对方的经验，”《这不是宣传》(This is Not Propaganda)一书的作者彼得·波莫兰采夫(Peter Pomerantsev)说，这本新书描述了威权主义政府是怎样将社交媒体武器化的，社交媒体曾被誉为民主理想的预兆。
这些虚假信息显然是为了削弱人们对香港抗议者诉求的同情，他们的诉求包括让香港700万居民享有更多的民主自由。
波莫兰采夫说，传统意义上的宣传是试图说服受众，而虚假信息的目的只是为了使人心怀疑虑，助长阴谋论。
“你需要用怀疑把所有的东西压下去，而阴谋论是非常有效的做法，”波莫兰采夫在电话采访中说。
尽管中国的虚假信息网络与俄罗斯的相比在全球受到关注还不多，但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的官员们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比其他任何国家都严密的网络控制系统。
中国屏蔽了许多海外网站。在中国互联网公司内部工作的审查员们将任何政府不可接受的内容删除。警方逮捕一些在聊天群里发表不当言论或在网上分享敏感内容的人。
中国官方媒体的宣传历史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时代，在网络新媒体领域也取得了巨大进展，用官方的中国化世界观填补了中国大陆的信息真空。
1997年从英国回归中国统治的香港仍在中国的防火长城之外，因此，香港处于世界上最深的网络鸿沟之一的边缘。保护香港在不受大陆控制下生存的自由已成为推动当前抗议活动的原因之一。
“在内心深处，大陆人和香港人有着非常不同的生活经历和情感，”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方可成说。“没有共同的情感，大陆人——甚至那些可以自由获取信息的大陆人——很难与香港人产生共鸣，这是政府能够创造一个平行叙事世界的重要解释之一。”
在香港边境的大陆一边，中国共产党用遍布几乎每条街道的标语和口号，大声地宣告着自己的存在。然而，尽管中国的执政党正在与一场动荡的抗议运动展开其称之为“生死存亡”的斗争，它在这个英国前殖民地的存在却是隐形的：中共在香港没有注册，也没有公开的地方党员。
但在香港，面对着自威权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的最大公开阻力，这个官方不存在的组织却是捍卫中国统治的先锋。中共通过个人和组织进行幕后操作，正在对已进入第12周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发起越来越坚决的反击。
当地许多亲大陆组织的活动人士已经动员起来，他们鹦鹉学舌般地重复着中国大陆的共产党编写的口号，把抗议者贬为一心要破坏这座城市的暴力流氓。这个信息得到了中共在香港的主要代理机构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的支持。中联办是中国政府在香港的正式代表。
他们几乎无视大规模的和平抗议活动，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小群抗议者与警察之间的间发性冲突上。警察在上周末对投掷砖块的示威者使用了催泪瓦斯，还首次使用了高压水炮。
15个亲北京的商业团体和与中国各省同乡会的代表最近聚集在香港的一个办公楼，一个接一个地背诵支持中国的承诺。然后他们站在一起，举拳齐声高呼：“停止暴力，结束混乱。”
这次活动是由福建同乡会组织。福建同乡会代表的是来自中国东部省份福建的移民和他们的后代。
同乡会与中共没有正式联系。近一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生根时只有七名党员，后来一直在香港秘密活动。英国殖民当局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但只要不公开活动，并不在意它的存在。1949年，共产党在北京掌权。
到1997年中国收回这座城市时，这个地下党组织已经拥有数以千计的党员，在正式成员之外还有成千上万名支持者。此后，动员行动有所加强，并在近日来随着福建同乡会这类组织投身政治，召集会员谴责抗议运动，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中共一直留在幕后，表明中国试图解决香港回归中国统治的核心方案——“一国两制”的一个基本问题：一个高度专制的一党制国家，如何对一座政治多元、崇尚自由的城市施加影响，且不至于把它变成“一国一制”？
中共的答案一直是通过中联办运作。中联办主任王志民和他的副手都曾是福建的中共官员。
中联办最重要、也最不为人所知的职责包括监督共产党员的秘密网络，并协调中共称为“统一战线”的相关团体的活动。香港统一战线行动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内战时期，旨在尽可能多地吸纳香港人加入中共阵营。
这个松散联盟中的个人和组织虽然未必是亲共产主义者，但出于投机或让中国变得繁荣富强的爱国承诺，也站在了中共一边。其中不时还夹杂着一些黑帮成员，上月底，他们曾在九龙半岛一座火车站用金属棒袭击抗议者和乘客。
福建同乡会主席、现年60岁的商人周安达源否认是香港中共地下党员——他说这个组织从来都不存在。
不过周安达源仍说：“我当然热爱共产党。它办了这么多好事。”他表示，特别好的是，它给了香港赚钱的自由。他还说，没有稳定，“就没法做生意。”
然而，周安达源的确位列中国大陆给中央政府出谋划策的最高机构的常务委员，这样的位置通常是政治奖励。
本月早些时候，周安达源曾与400多名香港知名亲共人士一道，被召集到边境另一侧的城市深圳。会上，包括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的中联办主任在内的中国官员表示，北京想要其在香港的盟友帮助抵制“这场骚乱”。
深圳会议10天之后，由周安达源的福建同乡会及其他团体组成的保护香港大联盟(Great Alliance to Protect Hong Kong)组织了一场反抗议活动，以此响应北京的号召。其在8月中旬的集会吸引数万人前往中国驻港部队总部附近的一座公园。
“这是一次拉拢民众的庞大的公关活动，”前政府官员、讲述中共在香港施政方式的《地下阵线》(Underground Front)一书作者陆恭蕙(Christine Loh)说。
这个亲中国的阵营只有一条坚决的讯息：抗议必须停止。
和他们想要压制的年轻抗议者相比，参加这个集会的人数要少很多，且大多是中老年人。很多人挥舞着红色的中国国旗。
“我不是党员但支持党。没有党就没有新中国，”60岁的香港天津联谊会成员宋慧玲（音）说。她和身为福建同乡会会员的丈夫表示，他们是自发参与抗议活动。
一群身家亿万的房地产富豪也参与其中。由于想保护在大陆的投资，富豪们很容易被纳入亲中国阵营，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一直是中国在香港获得支持的主要支柱。
近日来，许多商界人士在按照中共指定的脚本行事，就“坚决”制止乱局的必要发表了充斥中共套话的声明。
香港浸会大学(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学者郑炜(Edmund W. Cheng)曾研究过共产党在香港的运作。他说，由于民众普遍不信任共产党，让公众舆论转向反对抗议的努力收效甚微，例如，在香港，许多名义上独立的“爱国”团体遭到怀疑，被视为听命于北京的阵线组织。
这种怀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当时地下党策划了1967年的暴乱和爆炸活动。这些暴力事件让本来就对毛泽东的革命持谨慎态度的公众非常反感，甚至许多自认为爱国的人也开始认为，共产党是邪恶而危险的。
英国当局突袭了疑似党员的住所，并加强了对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驻港机构的监控，该机构是中国驻港联络处的前身，实质上充当北京驻香港领事馆的角色。
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中国共产党慢慢地修复了受损的局面，重新开始了统一战线的工作，但仍然是隐蔽的。
83岁的李怡是两家关注中国政治的杂志的创刊总编辑。他说，1970年代，有个秘密党员找到他，问他：“你真的甘心只做个平民百姓吗？”
他说，这句话是邀请他加入地下组织的暗号，他拒绝了。
李怡早年同情共产党，长期以来与未公开身份的党员有交往。
他说，共产党的隐藏身份令其成员可以冒充普通居民。他说，如果他们宣布自己的身份，“其他人会害怕”他们。
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1983年至1990年任香港分社党委书记的许家屯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他任职期间，香港有6000多名秘密党员。
随着香港回归中国的临近，包括许家屯在内的一些中国官员建议，共产党在1997年之后应该解除伪装，公开同已注册的政党竞争。但由于担心这将削弱后殖民时代地方政府的权威，并有可能导致共产党候选人在选举中被击败，这个想法被打消了。
然而，通过选择继续保密，对中共的怀疑只是转移到中国的联络处和它所支持的亲中国知名人士身上，比如梁振英，他曾是香港的最高行政官员，经常被指为秘密党员，他对此表示否认。
今年夏天，中联办至少被抗议者包围过一次，他们将其视为中国大陆隐蔽影响力的象征。
“在争取真正有力的支持方面，统一战线在香港从来都不是很有用，”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研究香港社会运动的学者袁玮熙(Samson Yuen)表示。
它倾向于使用鬼鬼祟祟的策略，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甚至会让中国的支持者感到不安。
高达斌(Patrick Ko)是一个爱国团体的创始人，最近举行了一场支持警察的集会，他说，中联办曾命令他退出2016年香港立法会的选举，因为届时他会与北京支持的候选人竞争。
“当然我很不开心，”他在位于一座旧仓库大楼里的一间促狭的小办公室里说。
他否认自己的组织“爱港之声”得到联络办公室的支持，也否认与共产党有任何联系。但现年66岁的高达斌承认，他长期以来一直是深圳一个隶属中共统战部组织的成员。
他还是拒绝退出2016年的选举，尽管他所在组织的主席黄育存(Rex Wong)表示，如果高达斌不参选，中联办将向该组织提供资金。
黄育存说，北京官员希望香港的中国支持者表现得像“乖孩子”。
“如果你想要资源，”他说，“就得听中央的，不管是对是错。”
抗议者与警方本周发生冲突时，一个投掷物击中了一名香港女子的眼睛，中国对此迅速做出反应：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女子受伤的原因不是警察的布袋弹，而是一名抗议者。
央视网（该电视台的网站）还做了跟进报道：它发布了一张据称是这名女子在香港人行道上派钱的照片，暗示抗议者不过是用钱雇来的挑衅者，正如中国媒体此前所声称的那样。
这种断言不仅仅是导向性陈述或假新闻。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所谓的“防火长城”(Great Firewall)内对媒体内容采取强有力的控制。现在，中共正在把这种控制当作信息战的武器，用于震动了香港数月之久的抗议活动。
在最近几天里，中国更加声势浩大地利用国家和社交媒体来煽动民族主义和反西方情绪，并操纵图片和视频的背景达到削弱抗议者的目的。中国官员已开始将示威活动称为恐怖主义的前奏。
这种做法在中国大陆和海外产生的结果是，制造了一个与在香港看到的现实不同的版本。在香港看到的明显是一场大众示威运动。在中国的版本中，这是一场没有居民支持、受外国特工煽动的暴力小团伙的猖獗活动，这些人呼吁香港独立，要分裂中国。
这种叙事几乎可以肯定是反映了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的说法，它正在加剧中国公众的误解，让他们越来越愤怒。这可能反过来也会加大政府的压力，增加了在有限或不准确信息的基础上做出过度反应或误判的风险。
在类似于Twitter的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发帖者正在越来越多地呼吁中央政府采取行动。把他们“打残都不能够”，一名人士周二在提到抗议者时说。“必须打死。就该派几辆坦克车压过去清理掉就干净了。”这反映了微博上日益普遍的情绪。
中国的审查员们有能力迅速删除违规评论，大量这类评论的存在暗示，政府愿意容忍评论发出的警告，无论警告听起来多么让人感觉不妙。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对公民看到和读到的内容进行管理。政府的新努力与其他国家（主要是俄罗斯）使用的战术相像，那就是通过发布大量的信息、宣传，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彻底虚假的信息，让国内和国际的受众应接不暇。
“宣传者跨越国界互相观察、互相学习对方的经验，”《这不是宣传》(This is Not Propaganda)一书的作者彼得·波莫兰采夫(Peter Pomerantsev)说，这本新书描述了威权主义政府是怎样将社交媒体武器化的，社交媒体曾被誉为民主理想的预兆。
这些虚假信息显然是为了削弱人们对香港抗议者诉求的同情，他们的诉求包括让香港700万居民享有更多的民主自由。
波莫兰采夫说，传统意义上的宣传是试图说服受众，而虚假信息的目的只是为了使人心怀疑虑，助长阴谋论。
“你需要用怀疑把所有的东西压下去，而阴谋论是非常有效的做法，”波莫兰采夫在电话采访中说。
尽管中国的虚假信息网络与俄罗斯的相比在全球受到关注还不多，但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的官员们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比其他任何国家都严密的网络控制系统。
中国屏蔽了许多海外网站。在中国互联网公司内部工作的审查员们将任何政府不可接受的内容删除。警方逮捕一些在聊天群里发表不当言论或在网上分享敏感内容的人。
中国官方媒体的宣传历史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时代，在网络新媒体领域也取得了巨大进展，用官方的中国化世界观填补了中国大陆的信息真空。
1997年从英国回归中国统治的香港仍在中国的防火长城之外，因此，香港处于世界上最深的网络鸿沟之一的边缘。保护香港在不受大陆控制下生存的自由已成为推动当前抗议活动的原因之一。
“在内心深处，大陆人和香港人有着非常不同的生活经历和情感，”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方可成说。“没有共同的情感，大陆人——甚至那些可以自由获取信息的大陆人——很难与香港人产生共鸣，这是政府能够创造一个平行叙事世界的重要解释之一。”
党内大清洗，清除政治异己：习近平的选择性反腐
党内大清洗，清除政治异己：习近平的选择性反腐
我认识的一位官员最近被“双规”了，他去年被拘留了几个月，现在正等待审判。他是云南省的一位中层官员，主要负责城市规划和建设。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被双规，但听朋友们议论，他有能力，也有成绩，经济上或许不那么干净，可远远谈不上过分，之所以被双规，主要是因为“他的老大倒了”。
我也不知道他的老大是谁，最近一年间，他所在的云南省被卷入了一场风暴（事实上整个国家都处于风暴之中），大量官员落马，或被双规，或被审查，有人甚至因此而自杀。他的老大或许就在其中。每当有官员落马，人们关心的往往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是否“站错了队”或“跟错了人”。
在过去两年中，由习近平发起的这场反腐风暴已经让成千上万的官员落马，也为习近平争得了巨大的声誉（当然，赞美之声主要来自中国媒体），许多国际媒体都开始审慎地表达对习氏反腐的支持和赞同，但与此同时，“选择性反腐”的议论也始终未曾平息。
在我看来，习近平的反腐更多是一种斯大林式的党内清洗，而不是对阳光政治的真正追求。他的反腐依照的主要是共产党的章程，而非真正的法律。执行反腐任务的也大多是克格勃式的党官，而非真正的执法者。几乎所有的反腐案件都禁止记者介入，媒体只能在案件公开后发表几乎完全雷同的统一文稿。最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习近平的反腐基本只针对特定的党内派别，而对那些支持他、效忠他的派别，则少有触及。
在许多评论者看来，习近平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就是所谓的“红二代”，即中共元老的后代，习本人也是其中之一。在共产中国的特殊权力结构中，这些人拥有常人难以想象的权势和资源，以及强大的攫取财富的能力。但迄今为止，这个群体却几乎无人被查办。
仅有的薄熙来也被认为是权力斗争的失败者，而不是因为他贪污受贿了多少钱。（在习近平上位之前，薄被普遍认为是习近平在党内最强有力的竞争者）。
即便如此，薄的处境还是和平民出身的周永康等有着巨大差别，在周案中，被立案调查或逮捕的除了他本人，还包括其家族成员、秘书、下属……曾任职的部门和地区也受到广泛牵连，比如周曾任职的的四川省、石油工业。
在中国，高官在自己的辖区内有着近乎无限的权力，他们可以不受限制地提拔自己的亲信，肆无忌惮地收受贿赂。正如前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的名言：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人管了。他们任职的地区和部门，也都普遍被视作是他们的个人领地。
而习近平的个人领地——他曾任职的福建省和浙江省——据我所知却无一位副省级以上的高官落马。就在不久前，有人在网上发帖质疑：为什么福建省和浙江省没发现大老虎？这条信息几乎被瞬间删除。
习近平不可能让这场运动持续久远。如果他的第二个任期依然有大量的贪官被查办，这足以说明习近平自身的无能。这场权力斗争结束之日，也就是他的反腐运动落幕之时。当他清除了所有的对手，官员们——他的亲信，以及亲信的亲信——又将故态复萌。
在中国大陆，许多人对习近平依然抱有幻想。在不久前的一次聚会中，有位教授问我：当习近平把权力完整地抓在手心，他又会做些什么？这位教授大概认为习近平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引领中国走上民主之路。这想法也许太过善良，对独裁者而言，权力并非一种手段，权力本身就是目的。
虽然习近平的反腐已经查办了成千上万名腐败官员，但并无迹象显示他准备建立起一套防止腐败的制度，也没有迹象显示他准备让自己和下属的权力受到监督。
当他全面打压中国的言论自由，当他的宣传机器不遗余力地吹捧他的英明神武，当他把那些正直的异议之士一一送入监牢，可以断定，习近平根本无心开创中国的民主之路，他只是一个新时代的大独裁者。同时，运动式的反腐败也不可能保证真正的公平公正，当官方媒体开始津津乐道于他们查办了多少案件，惩治了多少贪官，可以断定，大多数被惩治的人都不会得到真正的辩护，或许他们罪有应得，但他们的权利也正在被践踏。
在2014年10月之前，万传友是湖南司法厅的副厅长。按照蔡瑛律师的说法，他的职责之一就是管制、打压维权律师。2014年5月，他多次地阻止蔡瑛律师会见“双规”案件的当事人，因为“双规是特殊案件，所以律师不能会见”。
蔡瑛问他：假如有一天，你被双规了怎么办？万传友回答：我怎么可能被双规？
5个月之后，万传友本人被双规。
我认识的一位官员最近被“双规”了，他去年被拘留了几个月，现在正等待审判。他是云南省的一位中层官员，主要负责城市规划和建设。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被双规，但听朋友们议论，他有能力，也有成绩，经济上或许不那么干净，可远远谈不上过分，之所以被双规，主要是因为“他的老大倒了”。
我也不知道他的老大是谁，最近一年间，他所在的云南省被卷入了一场风暴（事实上整个国家都处于风暴之中），大量官员落马，或被双规，或被审查，有人甚至因此而自杀。他的老大或许就在其中。每当有官员落马，人们关心的往往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是否“站错了队”或“跟错了人”。
在过去两年中，由习近平发起的这场反腐风暴已经让成千上万的官员落马，也为习近平争得了巨大的声誉（当然，赞美之声主要来自中国媒体），许多国际媒体都开始审慎地表达对习氏反腐的支持和赞同，但与此同时，“选择性反腐”的议论也始终未曾平息。
在我看来，习近平的反腐更多是一种斯大林式的党内清洗，而不是对阳光政治的真正追求。他的反腐依照的主要是共产党的章程，而非真正的法律。执行反腐任务的也大多是克格勃式的党官，而非真正的执法者。几乎所有的反腐案件都禁止记者介入，媒体只能在案件公开后发表几乎完全雷同的统一文稿。最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习近平的反腐基本只针对特定的党内派别，而对那些支持他、效忠他的派别，则少有触及。
在许多评论者看来，习近平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就是所谓的“红二代”，即中共元老的后代，习本人也是其中之一。在共产中国的特殊权力结构中，这些人拥有常人难以想象的权势和资源，以及强大的攫取财富的能力。但迄今为止，这个群体却几乎无人被查办。
仅有的薄熙来也被认为是权力斗争的失败者，而不是因为他贪污受贿了多少钱。（在习近平上位之前，薄被普遍认为是习近平在党内最强有力的竞争者）。
即便如此，薄的处境还是和平民出身的周永康等有着巨大差别，在周案中，被立案调查或逮捕的除了他本人，还包括其家族成员、秘书、下属……曾任职的部门和地区也受到广泛牵连，比如周曾任职的的四川省、石油工业。
在中国，高官在自己的辖区内有着近乎无限的权力，他们可以不受限制地提拔自己的亲信，肆无忌惮地收受贿赂。正如前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的名言：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人管了。他们任职的地区和部门，也都普遍被视作是他们的个人领地。
而习近平的个人领地——他曾任职的福建省和浙江省——据我所知却无一位副省级以上的高官落马。就在不久前，有人在网上发帖质疑：为什么福建省和浙江省没发现大老虎？这条信息几乎被瞬间删除。
习近平不可能让这场运动持续久远。如果他的第二个任期依然有大量的贪官被查办，这足以说明习近平自身的无能。这场权力斗争结束之日，也就是他的反腐运动落幕之时。当他清除了所有的对手，官员们——他的亲信，以及亲信的亲信——又将故态复萌。
在中国大陆，许多人对习近平依然抱有幻想。在不久前的一次聚会中，有位教授问我：当习近平把权力完整地抓在手心，他又会做些什么？这位教授大概认为习近平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引领中国走上民主之路。这想法也许太过善良，对独裁者而言，权力并非一种手段，权力本身就是目的。
虽然习近平的反腐已经查办了成千上万名腐败官员，但并无迹象显示他准备建立起一套防止腐败的制度，也没有迹象显示他准备让自己和下属的权力受到监督。
当他全面打压中国的言论自由，当他的宣传机器不遗余力地吹捧他的英明神武，当他把那些正直的异议之士一一送入监牢，可以断定，习近平根本无心开创中国的民主之路，他只是一个新时代的大独裁者。同时，运动式的反腐败也不可能保证真正的公平公正，当官方媒体开始津津乐道于他们查办了多少案件，惩治了多少贪官，可以断定，大多数被惩治的人都不会得到真正的辩护，或许他们罪有应得，但他们的权利也正在被践踏。
在2014年10月之前，万传友是湖南司法厅的副厅长。按照蔡瑛律师的说法，他的职责之一就是管制、打压维权律师。2014年5月，他多次地阻止蔡瑛律师会见“双规”案件的当事人，因为“双规是特殊案件，所以律师不能会见”。
蔡瑛问他：假如有一天，你被双规了怎么办？万传友回答：我怎么可能被双规？
5个月之后，万传友本人被双规。
哈佛大学对中共网络水军五毛党展开调查研究
哈佛大学对中共网络水军五毛党展开调查研究
中国在国内严厉审查互联网，限制民众在政府控制的网络平台上能看到或表达的内容。
但中国的言论管控不仅限于此。它还利用难以计数的人在网络论坛和社交媒体上为自己的立场摇旗呐喊。民众普遍认为这些人每发一条帖子能挣五毛钱，因此称他们为“五毛党”。
一项新研究称，这些人与政府的关系比人们之前想的更密切。
由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的这项研究称，网络评论员大军中，并非所有人都是按发帖数量领钱的自由职业者。实际上，研究称大部分人是政府工作人员。他们在地方税务局或县政府办公室上班时，便会在社交媒体上宣扬中国共产党的原则。
他们的发言也越来越多。加里·金(Gary King)、潘婕(Jennifer Pan)和玛格丽特·E·罗伯茨(Margaret E. Roberts)本周发表的这项研究估计，中国政府每年在社交媒体上编制和发表的帖子约为4.88亿条。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商业网站上，大约每178条社交媒体发帖中便有一条代表政府发言的帖子。呈爆发式出现的帖子往往和政治敏感事件，如抗议或关键性的全国政治活动有关，并且通常是为了转移民众对坏消息的注意力。
中国用来引导国内网络舆论的工具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这项研究可能揭示了这个系统中活跃但却隐秘的那一部分。中国最有名的工具是防火长城。这是一个由过滤和屏蔽措施构成的复杂体系，能阻止中国国内的民众访问Facebook、Twitter和谷歌，以及《纽约时报》等外国媒体。
但它还有其他需要依靠中国的人力和资金来维持的手段。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编辑班志远(David Bandurski)表示，推动人们在网上发表评论，代表着中共长期以来为引导舆论而进行的努力。“整个前提是共产党需要在引导议程上变得更高明，更巧妙，”他说。
中国最高互联网监管机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未立即回复置评请求。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中国为提升自己在国内外的形象采取了更多的行动。在国内，中国收紧对互联网的控制，限制批评言论，还在网上提升习近平的形象，同时面向国外和国内的受众开展数字宣传行动。现在，在Facebook和Twitter等在华被禁的社交媒体上，一直有中共报纸《人民日报》等中国宣传机构的身影。
有时，这会导致美国公司出现令人不安的矛盾现象。比如，Twitter在中国被屏蔽，其用户包括一大批仗义执言的中国异见人士。但上月，该公司新上任的中国事务负责人在Twitter上向中国官方电视台央视传话说，“让我们携手向世界讲述精彩的中国故事！”
该研究报告发现，在中国国内，北京主要寻求通过让评论员发帖来引导舆论。那些帖子设计的意图是“定期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变换话题”，而不是反驳与政府立场不一致的言论。
“在信息控制上，转移注意力是一项更巧妙的策略，因为在人们进行的几乎任何一场讨论中，一个观点很少能有效地终结反方的观点，”研究报告写道。
该报告称，高度协调的行动增强了这项策略的效果。在这些行动中，一些新闻或事件疯传时，会出现铺天盖地的发言。
中国东部省份江西某地的网宣办2013年和2014年的大量电子邮件遭泄露。根据这些电子邮件，该报告研究了4.3万个已被证实由政府支持的帖子，并给出了评论行动得到政府支持的大量例子。
其中一个例子是，2013年中国西部新疆地区发生骚乱后，该网宣办汇报称发布了数百条有关当地经济发展和中国梦的评论。中国梦是习近平的宣传倡议之一，强调中国日渐增强的全球影响力。
该研究追查了几乎全部4.3万个帖子的源头，发现它们来自属于200个不同政府机构的团体和个人。20%的帖子出自该区网宣办，其他评论则出自当地的镇一级政府，甚至更不相关的该区体育局和人力资源局的工作人员。报告称，大部分评论员是政府雇员这一点，可能有助于迅速有效地进行协调。
为了确定中国的帖子总数，研究人员利用他们对中国一个县在2013年发布的政府编制帖子数量的了解，推测那里每一个互联网用户对应的由政府指导的帖子数量。
报告的作者还从理论上说明，政府认为在舆论引导上，找评论员发帖比审查更友好，审查让很多网络用户感到懊恼。评论员的“另一个优势是，他们能够让政府在不用进行大量审查的情况下主动控制舆论”。
随着中国用户离开大体上所有人都能访问的社交媒体服务，追踪政府活动的难度加大。他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移动聊天应用，如中国的微信。在微信上，只有通过该应用联系的好友才能看到对方的帖子。
中国在国内严厉审查互联网，限制民众在政府控制的网络平台上能看到或表达的内容。
但中国的言论管控不仅限于此。它还利用难以计数的人在网络论坛和社交媒体上为自己的立场摇旗呐喊。民众普遍认为这些人每发一条帖子能挣五毛钱，因此称他们为“五毛党”。
一项新研究称，这些人与政府的关系比人们之前想的更密切。
由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的这项研究称，网络评论员大军中，并非所有人都是按发帖数量领钱的自由职业者。实际上，研究称大部分人是政府工作人员。他们在地方税务局或县政府办公室上班时，便会在社交媒体上宣扬中国共产党的原则。
他们的发言也越来越多。加里·金(Gary King)、潘婕(Jennifer Pan)和玛格丽特·E·罗伯茨(Margaret E. Roberts)本周发表的这项研究估计，中国政府每年在社交媒体上编制和发表的帖子约为4.88亿条。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商业网站上，大约每178条社交媒体发帖中便有一条代表政府发言的帖子。呈爆发式出现的帖子往往和政治敏感事件，如抗议或关键性的全国政治活动有关，并且通常是为了转移民众对坏消息的注意力。
中国用来引导国内网络舆论的工具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这项研究可能揭示了这个系统中活跃但却隐秘的那一部分。中国最有名的工具是防火长城。这是一个由过滤和屏蔽措施构成的复杂体系，能阻止中国国内的民众访问Facebook、Twitter和谷歌，以及《纽约时报》等外国媒体。
但它还有其他需要依靠中国的人力和资金来维持的手段。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编辑班志远(David Bandurski)表示，推动人们在网上发表评论，代表着中共长期以来为引导舆论而进行的努力。“整个前提是共产党需要在引导议程上变得更高明，更巧妙，”他说。
中国最高互联网监管机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未立即回复置评请求。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中国为提升自己在国内外的形象采取了更多的行动。在国内，中国收紧对互联网的控制，限制批评言论，还在网上提升习近平的形象，同时面向国外和国内的受众开展数字宣传行动。现在，在Facebook和Twitter等在华被禁的社交媒体上，一直有中共报纸《人民日报》等中国宣传机构的身影。
有时，这会导致美国公司出现令人不安的矛盾现象。比如，Twitter在中国被屏蔽，其用户包括一大批仗义执言的中国异见人士。但上月，该公司新上任的中国事务负责人在Twitter上向中国官方电视台央视传话说，“让我们携手向世界讲述精彩的中国故事！”
该研究报告发现，在中国国内，北京主要寻求通过让评论员发帖来引导舆论。那些帖子设计的意图是“定期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变换话题”，而不是反驳与政府立场不一致的言论。
“在信息控制上，转移注意力是一项更巧妙的策略，因为在人们进行的几乎任何一场讨论中，一个观点很少能有效地终结反方的观点，”研究报告写道。
该报告称，高度协调的行动增强了这项策略的效果。在这些行动中，一些新闻或事件疯传时，会出现铺天盖地的发言。
中国东部省份江西某地的网宣办2013年和2014年的大量电子邮件遭泄露。根据这些电子邮件，该报告研究了4.3万个已被证实由政府支持的帖子，并给出了评论行动得到政府支持的大量例子。
其中一个例子是，2013年中国西部新疆地区发生骚乱后，该网宣办汇报称发布了数百条有关当地经济发展和中国梦的评论。中国梦是习近平的宣传倡议之一，强调中国日渐增强的全球影响力。
该研究追查了几乎全部4.3万个帖子的源头，发现它们来自属于200个不同政府机构的团体和个人。20%的帖子出自该区网宣办，其他评论则出自当地的镇一级政府，甚至更不相关的该区体育局和人力资源局的工作人员。报告称，大部分评论员是政府雇员这一点，可能有助于迅速有效地进行协调。
为了确定中国的帖子总数，研究人员利用他们对中国一个县在2013年发布的政府编制帖子数量的了解，推测那里每一个互联网用户对应的由政府指导的帖子数量。
报告的作者还从理论上说明，政府认为在舆论引导上，找评论员发帖比审查更友好，审查让很多网络用户感到懊恼。评论员的“另一个优势是，他们能够让政府在不用进行大量审查的情况下主动控制舆论”。
随着中国用户离开大体上所有人都能访问的社交媒体服务，追踪政府活动的难度加大。他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移动聊天应用，如中国的微信。在微信上，只有通过该应用联系的好友才能看到对方的帖子。
邓聿文：香港反送中，中联办、港澳办谎报军情，设局诱骗习近平
邓聿文：香港反送中，中联办、港澳办谎报军情，设局诱骗习近平
香港抗争两个多月来，北京的表态一直成各方关注焦点。我有一个大胆猜想：习近平对香港这波抗议的强硬态度，很可能受到北京两大治港机构——港澳办和中联办误导。
对此，我并没有直接证据，但逻辑会揭露这点。根据一位密切关注港府修例的香港中文大学教师说法，逃犯条例修订刚开始确实和北京无关或关系不大，是特首林郑月娥借在台湾的杀人案自作主张搞的（这也得到坊间部分人认可，包括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曾公开说，北京之前对港府修例并不知情）。
林郑的目的大概是想为北京排除中港两地引渡难题。她当然不会意识到由此而惹出麻烦。因为有去年在立法会强行通过「一地两检」的经验，在她看来，只要搞定立法会建制派，逃犯条例修订通过不会有太大困难。
林郑的履历表明，她本质上是技术官僚，政治敏感性太差，当然也可说她太傲慢，根本未想过逃犯条例修订和「一地两检」是两个完全性质不同的东西，虽然后者也曾遭到香港反对派狙击。因此没有给立法会和香港市民充分讨论时间，就霸王硬上弓，以为借立法会的建制派优势，可赶在北京十一庆典前通过，为建国70年送上一份厚礼。
林郑虽自作主张要修例，肯定也通报中联办和港澳办，得到它们首肯，至少附和。两办愿为林郑背书，原因也同后者一样，认为有「一地两检」前例，通过没问题。据说中联办主任王志民5月还给北京打包票：一定要修，一定能过。王和港澳办主任张晓明的动机，看来只能用邀功请赏来解释。有了两人保证，北京也乐得港府修例。
假如港澳办和中联办对北京的保证，是误判香港民情，尚情有可原，香港市民普遍反对修例，发起两次百万人大游行，特别是激进派走向反送中前台后，两大治港机构再向北京谎报「军情」，诱导习近平对香港事态做出强硬反应，则只能用推卸责任以求自保来解释了。我为什么认定它们出于卸责和自保？归根结底，这是极权体制自身带来的。
中央集权国家的决策高度依赖单一信息渠道，而信息渠道现实中一般由主管部门掌控，他们几乎垄断相关信息，这就形成人们常讲的部门挟持政策情况，甚至很大程度上，政策和决策由主管部门做出，最高决策者不过是认可而已。现在是信息时代，表面上，获取信息渠道很广，但像港澳这样的特定事务由于具有高度政治性、安全性，中央决策还是严重依赖官方正规渠道。习近平上台并没有改变体制的此种顽疾，反而因极权加重，所有重大事情皆有他一人杀伐决断，导致这种现象更严峻。
既然其他部门经常出于部门甚至个人私利，向中央提供不完整甚至虚假信息，使中央做出事后看来是错误的决策，港澳办和中联办又何尝不会出于同样动机，欺瞒北京？逻辑而言，要掩盖一个谎言，必然要编造另一个谎言。两办要推卸前期修例的信息错误，最方便办法是把责任推给香港反动派甚至港府，这就须尽一切可能污名化反对派，将反对派打成「乱港祸中」的港独分子，把少数人的激进和暴力行为夸大上纲，似乎香港已然烽火遍地，北京如不采取强硬手段，恐将由反对派占领。最后诱使北京对香港社运抬出「颜色革命」的标签，并揪幕后黑手。
张、王能成功误导北京和习近平，还在中共和习近平以及他们怀有根深柢固的斗争思维，只要和我不一条心，你就是异己分子，就是敌人，对港工作处于对敌斗争前线，北京更要求他们绷紧斗争神经。另外，习骨子里也是要对港强硬，两办「满眼皆敌人」的说辞正好提供佐证，坚定其强硬立场。
有种说法认为，张、王误导习近平是前常委曾庆红设的局。根据是两人为曾氏人马，整个治港系统还是曾主管港澳事务时的班底。但查两人履历，这种说法过于牵强和阴谋论，张可算曾旧部，王则是习主管港澳时提拔上来。我倾向认为，两人误导习的原因实则简单，就是上面讲的基于官僚主义修例之前邀功请赏，并在斗争思维支配下，为逃避责任而投习所好。从后一点看，习当然也不是完全受骗。（作者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
香港抗争两个多月来，北京的表态一直成各方关注焦点。我有一个大胆猜想：习近平对香港这波抗议的强硬态度，很可能受到北京两大治港机构——港澳办和中联办误导。
对此，我并没有直接证据，但逻辑会揭露这点。根据一位密切关注港府修例的香港中文大学教师说法，逃犯条例修订刚开始确实和北京无关或关系不大，是特首林郑月娥借在台湾的杀人案自作主张搞的（这也得到坊间部分人认可，包括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曾公开说，北京之前对港府修例并不知情）。
林郑的目的大概是想为北京排除中港两地引渡难题。她当然不会意识到由此而惹出麻烦。因为有去年在立法会强行通过「一地两检」的经验，在她看来，只要搞定立法会建制派，逃犯条例修订通过不会有太大困难。
林郑的履历表明，她本质上是技术官僚，政治敏感性太差，当然也可说她太傲慢，根本未想过逃犯条例修订和「一地两检」是两个完全性质不同的东西，虽然后者也曾遭到香港反对派狙击。因此没有给立法会和香港市民充分讨论时间，就霸王硬上弓，以为借立法会的建制派优势，可赶在北京十一庆典前通过，为建国70年送上一份厚礼。
林郑虽自作主张要修例，肯定也通报中联办和港澳办，得到它们首肯，至少附和。两办愿为林郑背书，原因也同后者一样，认为有「一地两检」前例，通过没问题。据说中联办主任王志民5月还给北京打包票：一定要修，一定能过。王和港澳办主任张晓明的动机，看来只能用邀功请赏来解释。有了两人保证，北京也乐得港府修例。
假如港澳办和中联办对北京的保证，是误判香港民情，尚情有可原，香港市民普遍反对修例，发起两次百万人大游行，特别是激进派走向反送中前台后，两大治港机构再向北京谎报「军情」，诱导习近平对香港事态做出强硬反应，则只能用推卸责任以求自保来解释了。我为什么认定它们出于卸责和自保？归根结底，这是极权体制自身带来的。
中央集权国家的决策高度依赖单一信息渠道，而信息渠道现实中一般由主管部门掌控，他们几乎垄断相关信息，这就形成人们常讲的部门挟持政策情况，甚至很大程度上，政策和决策由主管部门做出，最高决策者不过是认可而已。现在是信息时代，表面上，获取信息渠道很广，但像港澳这样的特定事务由于具有高度政治性、安全性，中央决策还是严重依赖官方正规渠道。习近平上台并没有改变体制的此种顽疾，反而因极权加重，所有重大事情皆有他一人杀伐决断，导致这种现象更严峻。
既然其他部门经常出于部门甚至个人私利，向中央提供不完整甚至虚假信息，使中央做出事后看来是错误的决策，港澳办和中联办又何尝不会出于同样动机，欺瞒北京？逻辑而言，要掩盖一个谎言，必然要编造另一个谎言。两办要推卸前期修例的信息错误，最方便办法是把责任推给香港反动派甚至港府，这就须尽一切可能污名化反对派，将反对派打成「乱港祸中」的港独分子，把少数人的激进和暴力行为夸大上纲，似乎香港已然烽火遍地，北京如不采取强硬手段，恐将由反对派占领。最后诱使北京对香港社运抬出「颜色革命」的标签，并揪幕后黑手。
张、王能成功误导北京和习近平，还在中共和习近平以及他们怀有根深柢固的斗争思维，只要和我不一条心，你就是异己分子，就是敌人，对港工作处于对敌斗争前线，北京更要求他们绷紧斗争神经。另外，习骨子里也是要对港强硬，两办「满眼皆敌人」的说辞正好提供佐证，坚定其强硬立场。
有种说法认为，张、王误导习近平是前常委曾庆红设的局。根据是两人为曾氏人马，整个治港系统还是曾主管港澳事务时的班底。但查两人履历，这种说法过于牵强和阴谋论，张可算曾旧部，王则是习主管港澳时提拔上来。我倾向认为，两人误导习的原因实则简单，就是上面讲的基于官僚主义修例之前邀功请赏，并在斗争思维支配下，为逃避责任而投习所好。从后一点看，习当然也不是完全受骗。（作者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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