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专家对他们所称的大量可靠报告表示担忧，这些报告称，中共在西部新疆地区拘留了100万乃至更多的维吾尔族人，并迫使多达200万人接受中共灌输洗脑。
在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名义下，中共将新疆变成了“一个大规模集中营，笼罩在秘密之下，是一个没有权利的区域”，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成员盖伊·麦克杜格尔(Gay McDougall)在为期两天的日内瓦中国政策审核会的开幕式上表示。
来自该地区的描述指出，穆斯林“仅因其民族宗教身份就被视为国家的敌人”，麦克杜格尔引用活动人士和学者的报告称，很多人已经失踪，甚至是最普通的宗教活动都成为惩罚的理由。
麦克杜格尔提出有关从海外返回新疆的维吾尔族学生的命运问题，她说，有100多人失踪，一些人被拘留，还有人在拘留期间死亡。
中共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俞建华在周五的会议开幕致辞中称赞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称其旨在促进团结与和谐，并表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过去五年中已使2000万人脱贫。
俞建华领导着一个由48名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他没有对委员会的问题作出回应，但他定于周一上午复会时发表讲话。
中共官员曾表示，加强安全措施和限制维吾尔人（主要是逊尼派穆斯林）的宗教活动，是为了防止维吾尔地区的暴力、反国家事件，他们将这些事件归咎于分离主义、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
维吾尔族的支持者说，严厉的安全措施助长了怨恨情绪。
周五的联合国会议是中共首次被要求公开回答其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进行镇压的问题，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这类措施的范围和力度发出越来越严厉的警告。
“我们真的是在讨论人道主义危机，”新疆专家郑国恩(Adrian Zenz)说，他在柏林的欧洲文化和神学学院(European School of Culture and Theology)讲学。“这是一项非常有针对性的政治再教育计划，旨在改变整个人的核心身份和信仰体系。它在规模上是前所未有的。”
自从2009年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针对汉族人群的暴力事件，以及2013年维吾尔族穆斯林袭击北京后，中共加强了对新疆人口的控制和监视。汉族是中国的主要民族。
但自陈全国2016年8月担任新疆党委书记，并在2017年初颁布“去极端化”条例后，当局大幅增加了打压的规模和程度。
总部位于香港的权益倡导组织“人权捍卫者”(China Human Rights Defenders)上周在一份基于官方数据的报告中表示，2017年，中国超过五分之一的逮捕都发生在新疆。这个地区的1100万人口占中国总人口2%不到。
学者和活动人士预计，有100万人如今被关押在新疆各地数以百计的集中营中，另有约200万人正在接受某种形式的强迫性再教育或灌输洗脑。
“将人这样关押起来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中国部主任芮莎菲(Sophie Richardson)观察道。“没有逮捕令，没有罪行，不联系律师，不联系家人，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出去，不知道你的罪名。”
陈全国曾在西藏担任党委书记10年，在新疆，他将该地区的维稳预算增加了近一倍，加快了对警察的招募，建了更多警察局，让汉族干部住在维吾尔族人家里，并且配备了监控器和人脸识别科技。
郑国恩博士估计，中共当局已经建造了1000至1200个集中营。还有报告称，当局已经加快了孤儿院的建造脚步，以安置那些遭到关押的儿童。
拘留的具体标准尚不得而知。郑国恩博士指出，为了达到官方定额，官员们将普通人关押了起来，他们的目标是特定群体，包括与外国有联系的人，或是曾经出过国的人，曾经接到过越洋电话的人和参与宗教活动的人。
郑国恩博士还说，镇压行动不仅限于维吾尔族人，还扩大到了其他主要是穆斯林的民族，包括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或回族，尽管事实上他们与任何反国家的行为没有关联。
“虐待和折磨在集中营中很常见，由于折磨在关押中死亡的报告也变得常见起来，”海外的中国民主活动人士周五在一封公开信中表示，呼吁联合国展开调查，以及美国加大对中国领导人的施压力度。
《纽约时报》采访了四名最近被关押在新疆集中营的囚犯，他们描述了看守对他们在身体和言语上的虐待；难以忍受的日常唱歌环节；演讲和自我批评的会议；以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释放的、磨人的焦虑。这些描述在对十几名维吾尔人进行的采访中得到了呼应——他们的亲属不是在拘禁营里，就是已经失踪。为了避免政府报复，他们中许多人要求匿名。
时报还在网上发现了许多中共官员撰写的报告，他们被派去监视在拘禁营中有亲戚的家庭。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称，部分地区的官员为了完成指标随意地将维吾尔人送到拘禁营。
这项由新疆党校学者邱媛媛进行的研究警告称，这样的拘禁可能会适得其反，激起激进主义。新疆党校是培训官员的地方。在一些领域，“不顾一切地为教育转化设置数字目标被错误应用了，”邱媛媛写道，“目标不精确，范围不断扩大。”
根除一个“病毒”
在集中营中，漫长的一天通常是从慢跑开始的。
木合买提回忆说，几乎每天早上，他和其他几十名大学毕业生、商人、农民都被要求围着一个操场跑步。他说，不耐烦的看守有时会拍打和推搡年纪较大、动作较慢的囚犯。
然后他们被要求用中文唱鼓舞人心的爱国歌曲，比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记得歌词的人不许吃早餐，于是他们都很快记住了。
木合买提身材敦实，今年逃离中国之前在和田经营一家餐馆。他说，2015年他在中共警局的牢房里待了七个月，在拘禁营里待了两个多月——虽然他从未被指控犯罪。他说，大多数时候，拘禁营里的犯人们聚在一起听官员的长篇演讲，官员们警告他们不要信奉伊斯兰激进主义，不要支持维吾尔独立，也不要对抗共产党。
木合买提说，官员们并没有禁止伊斯兰教，但对如何信仰伊斯兰做出了非常严格的限制，包括禁止在有朋友或客人在场的情况下在家祈祷。在拘禁营的其他“课程”中，犯人们被迫熟记法律和法规，并写文章进行自我批评。
“最后，所有官员都有一个关键点，”他说。“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维吾尔文化的落后，和中国文化的先进性。”
两个月后，木合买提的家人终于获准到拘禁营探望。这一拘禁营位于“和谐新村”附近，那是一个作为维吾尔族与汉族之间友谊的象征建起来的居住地。“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他回忆道。“我抱着我的两个儿子和妻子，哭了又哭。”
在政府文件中，地方官员有时把犯人比作需要隔离和紧急干预治疗的病人。
“凡是思想上感染了‘病毒’的人们，一定要在病情尚未发做的时候就及时到教育转化班接受‘住院治疗’，”和田党委部门发布的一份文件称。
被拘禁在集中营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数目前尚不清楚。外界的估计从几十万到一百万不等，流亡维吾尔族团体认为还要高。
中国总人口的1.5%生活在新疆。但据倡导组织“人权捍卫者”(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编制的官方数据显示，去年全国逮捕的人数中，有20%以上来自该地区，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在集中营中的人。
当地居民说，人们因为到国外探亲被送到拘禁营；因为持有有关宗教和维吾尔文化的书籍被送到拘禁营；甚至因为穿着印有穆斯林新月图案的T恤被送到拘禁营。女人们有时因丈夫或儿子的过失而被拘禁。
和田给人的感觉像是被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包围了。马路上每隔几百米就是戒备严密的警察关卡和检查站。学校、幼儿园、加油站和医院都装上了铁丝网。店铺、公寓入口和金属杆上也都安装了监控探头。
“这里的气氛很紧张，”一名警察说。“我们已经三年没休息了。”
这座人口39万的城市大约十年前经历了一次穆斯林复兴。大多数维吾尔人属于一种相对宽松的逊尼派穆斯林，而且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世俗化。但刚刚发展起来的经济、与中东日益密切的互动以及对汉人统治地位的反抗，使得和田一些人开始接受更严格的穆斯林传统。男性留起了大胡子，女性则戴起了头巾，这本来并非维族的传统装扮。
如今大胡子和头巾消失了，一些海报在警告不要这样做。去清真寺的人似乎变少了，人们进去就必须登记，并且要在监控探头的监视下做礼拜。
但他们也在用各种技术将新疆各地尘土飞扬的城市和村庄连接起来，令该地区位居监控探头、面部和语音识别程序的前沿。新疆的维稳费用激增，去年给公检法的拨款近85亿美元，几乎比前一年翻了一番。
该运动使得维族社会出现了两极分化。许多基层的执法者本身就是维族，包括在集中营和安全检查站工作的警察和官员。
在和田，普通的维族人有时候坐公交车要上车下车好几次，穿过金属探测器，刷身份证，或者交出解锁的手机以供检查。
根据居民的说法和政府报告，新疆每10个家庭会被指派一名居民或当地干部，对他们进行监视；他们的行踪，以及祈祷和参观清真寺等被认为可疑的活动会遭到上报。居民说，警察有时会搜查他们家中的禁书，以及祈祷垫等可疑物品，还使用特殊设备检查墙壁和地板上是否有隐藏物品。
当局还在收集生物识别数据和DNA。两名维吾尔人（分别是前官员和学生）说，他们被命令去找警方，让警察记录下他们的声音，以不同角度拍摄他们的头像并收集头发和血液样本。
党的“工作组”进驻维吾尔村庄后，压力加剧了，工作组有时住在当地居民家中。根据在线发布的政府报告，这些团队要求村民检举自己的亲戚、朋友和邻居，调查居民的态度和行为。
一份报告了描述一个村庄的当局如何在公众集会上，让被拘禁者的亲属谴责他们的“宗教极端思想”，并鼓励其他家庭举报类似活动。
“提供信息的人越来越多，”这名叫曹李海的党报编辑在报告中写道。“有的家长亲自带着孩子去自首。”
一位20多岁的维吾尔女性要求只透露她的姓氏：古勒，她说自己戴伊斯兰头巾，阅读宗教和维吾尔历史书籍后，遭到了严格审查。当地官员在她家门口和客厅内安装了摄像头。
“我们说话、做事、读书都要小心翼翼的，”她说。
古勒还说，那一带的一名官员每周都会来访，并且至少花两小时审问她。最终，当局将她送进一个全日制的集中营地。
古勒被释放后逃离中国，后来她试图联系自己的兄弟，了解他是否遇到麻烦。他发了一个无言的回复：一个流泪的表情。
后来，古勒的母亲给她发了另一条短信：“不要再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有麻烦了。”
古勒说，关押她的营地很简陋，住在附近的孩子有时可以在深夜悄悄爬上窗户，朝里面的母亲喊话。“她们的孩子会过来说，‘妈妈，我想你，’”她说。
“我们什么也没说，”她说。“因为牢房里有摄像头。”
“我一直认为政府在新疆的政策是在让自己陷入困境，”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研究新疆问题的教授肖恩·R·罗伯茨(Sean R. Roberts)说。“我无法想像会很快走出这种困境。”
中共政府关于通过国家强制的“再教育”来挽救被关押者的叙述，尽管听起来带有反乌托邦的色彩，但仍是设立这些拘禁营的理由。
据大多数的估计，这些拘禁营已经让100万甚至更多的穆斯林消失其中，他们被迫离开家人和家园，还要接受被活动人士、被拘禁者家属以及曾被拘禁的人描述为高压的甚至是使人身心衰竭的灌输。这些人说，被拘禁者被强迫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接受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这个拘禁和再教育系统的建立，引发了自1989年天安门血腥镇压以来，外界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最严厉批评，美国国务卿迈克·庞皮欧(Mike Pompeo)最近称其为“世纪污点”。
喀什——一面墙大小的屏幕上，闪现着天眼在中国西部古老城市喀什拍摄的图像，各种颜色的图标标记着警察局、检查岗和最近发生安全事件的地点。一名技术人员解释说，只要点一下鼠标，警察就可以从任何一台监控摄像头调出实时视频，或者从更近距离观察正在通过该市数千个检查岗之一的特定个人。
她演示了该系统如何检索一个在某主要公路的检查岗被拦下的女子的照片、家庭住址和身份证号码。系统筛选了数十亿份记录，然后列出她的教育背景、家庭关系、与早前一起案件的联系，以及最近去过的一家酒店和一个网吧的情况。
中国的一个行业博览会上展示的这个模拟系统，提供了一个罕见的机会，让人们可以看到在动荡的新疆，也就是喀什所在的地区，一个现在监控着几乎每个角落的系统。
这就是中共领导人每年在这方面投入数十亿美元的高科技监控的愿景——精确、无所不在、无懈可击，它使新疆成为一个孵化器，培育出越来越具有侵入性的警务系统，它们可能会推广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喀什的系统由国有的国防制造商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开发、销售，政府用于监控和压制新疆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的技术，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蓬勃的新兴市场，该系统就位于这个市场的前沿。
这个平台将城市视为战场，旨在“将军用网络信息体系思想运用到民用公共安全领域，”中国电科的工程师王鹏达在一篇官方博客文章中表示。“现在回想起来，的的确确是在超前谋划。”
该公司说，该系统接入社区线人网络；跟踪个体并分析他们的行为；试图预测潜在的犯罪、抗议或暴力；然后建议部署哪些安全部队。
系统展示期间，屏幕上有一条标语：“存在就有痕迹，联系就有信息。”
《纽约时报》通过政府和公司记录以及对业内人士的采访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中共有效地在新疆实行隔离监控，利用大批安全人员强迫少数民族接受监控和数据收集，通常忽略占新疆总人口36%的多数民族——汉族人。
这是一个虚拟的笼子，与新疆的教化营地相辅相成。在那里，当局拘留了100万或更多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试图将他们转变为世俗公民，永远不会挑战执政的共产党。该项目帮助当局确定送往拘禁营或接受调查的人，并在他们获释后进行监控。
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将参与新疆行动的一家中国公司海康威视列入黑名单，并禁止其购买美国技术。海康威视是视频监控设备的主要制造商，客户遍布世界和新疆各地，它生产的摄像头安装在清真寺和拘禁营。中电科通过子公司拥有该公司约42%的股份。
“新疆可能是中国大规模监控系统的一种更极端、更具侵入性的例子，”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研究该技术的中国问题研究员王松莲(Maya Wang)说。“这些系统的设计目的非常明确，就是针对穆斯林。”
(《纽约时报》的隐私项目探索了公司和政府使用的监控技术，以及它将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新疆警方使用中电科为安卓系统的智能手机开发的一款移动应用程序，将信息输入数据库。
获取并分析了这款应用的人权观察表示，它帮助当局发现他们认为可疑的行为，包括长时间出国或“不寻常”的耗电量。
《纽约时报》查验了该应用。警察还可以通过该应用给一些人做标记，比如他们认为已经停止使用某一部智能手机的人、不从前门进出或者给他人的车加油的人。
警方在新疆各地的检查站使用这款应用程序，作为一道虚拟的“围栏”。人权观察说，如果有人被贴上了潜在威胁的标签，在进行设定后，他或她每次试图离开社区或进入公共场所时，该系统就会触发警报。
“政府的独断专权在应用里得到反映，或者说写入了代码，”王松莲说。她还表示，该系统“旨在将一些模糊、宽泛的行为类别作为可疑指标，其中很多是完全合法的”。
许多国家的情报机构都会通过一系列的行为对个体进行更严格的甄别。但中国采取了极端的做法，从一开始就将新疆的穆斯林人口视为可疑群体，并笼统地界定可疑行为，包括向清真寺捐款等和平宗教活动。
中共在1949年控制了新疆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对维吾尔人保持着警惕。维吾尔人的突厥文化和穆斯林信仰引发了自治诉求，有时会对中国目标发起攻击。10年前，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反华骚乱，造成近200人死亡，此后，国家在监控方面开始大举投资。
大量安全采购合同的出现，是在2012年年末习近平执掌中共之后。2017年新疆的内部公共安全支出近84亿美元，是2012年的6倍，其中包括用于监视、人力和教化营地的资金。
海康威视在新疆获得了价值至少2.9亿美元的摄像头和面部识别系统合同。另一家利用了新疆安全淘金热的公司是被美国称为安全威胁的科技巨头华为。去年，它与新疆公安厅签署协议，帮助他们分析数据。
近期到访喀什一处检查站时看到，一队几乎全是维族人的乘客和司机走出车辆，缓慢走过中国电科制造的自动门，刷身份证。
“抬头，”机器给机动车驾驶员拍照时说道，武装警卫在一旁看着。
在银行、公园、学校、加油站和清真寺还分布着小型检查站，它们全都会把身份证信息录入大规模监控数据库中。
买刀具、汽油、手机、计算机甚至糖都需要身份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名研究员在2017年的一篇论文说，购买记录会被输入警方用以标记可疑行为或个人的数据库，该论文中使用了喀什的监控系统截图。
并非每个人都得忍受这种不便。在许多检查站，包括汉族人、持通行证的维族官员和外国访客在内的特权群体被挥手示意经过“绿色通道”。当局以这种方式，在同一片街道、也在警方网络数据库内，制造出彼此隔绝又相互重叠的世界——一个属于穆斯林少数民族，另一个属于汉人。
“这里的目标是灌输恐惧——那种他们的监控技术能触及你生活角角落落的恐惧，”曾撰文谈论新疆及中国监控国家的中国学者王力雄说。“安保所动用的人和设备的数量，是这种威慑效应的一部分。”
时报检视过中国监控公司深网视界科技有限公司(SenseNets)在线存储的数据库，从中可以看到新疆监控行动的规模，库中包含大约250万人的面部识别记录和身份证扫描信息，大部分在人口约350万人的乌鲁木齐市。
“任何人都可以拿到这些东西，这是让我担心的地方，”荷兰安保研究员、旨在促进网络安全的非营利机构GDI基金会的共同创办人维克多·热韦尔(Victor Gevers)说。
据发现该不安全数据库的热韦尔表示，这一网络记录显示，乌鲁木齐约1万个检查站在24小时内进行了超过600万人次的身份识别。
新疆当局有时还会强行要求居民在手机上安装被称为“清洁网络卫士”的应用，以对政府认为的可疑内容进行监控。
喀什及新疆其他地区近年来进行了DNA的系统性收集，还包括居民、特别是穆斯林的其他生物信息。官员如今收集血样、指纹、录音、多角度的头像，以及可像指纹一样提供独特身份辨识的虹膜的扫描记录。
这些数据库尚未完全整合，尽管新疆的监控国家笼罩着一层未来主义色彩，但当局仍在依靠成千上万名警察、官员和社区监视人员采集和录入数据。
浙江和广东这两个中国东南沿海的富裕省份一直在对中国电科在新疆使用的监控系统进行试点，“为后续在全国推广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该公司去年表示。
中国电科还与南方城市深圳警方签署了协议，以提供类似于新疆的先进“指挥中心信息系统”。
技术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灰尘和照明不足可能会妨碍忙于同时追踪大量人群的安保摄像头的面部识别功能。根据发表在中共公安部相关刊物上的一份研究，最好的系统准确率也不到20%。
直到最近才给新疆当局进行了电脑安装与维护的一名技术人员称，警方监控中心依赖数百名工作人员对摄像头进行监控，这是一项花费大、效率低的任务。
这名技术人员表示，市中心以外的警察往往不具备复杂系统的操作技能，因担心与记者交谈导致的后果，对方要求匿名。
新疆的安保采购热潮导致该地区各地方政府累积起惊人账单，引发了对于当局如何能使系统保持运转的疑问。
以喀什为例，英吉沙县表示因安保支出今年资金存在“严重缺口”，并且此前未公布的“隐性债务”累积已达10亿人民币，约合1.5亿美元。
“自聘人员工资及维稳经费缺口巨大，保障基本支出的压力异常突出，””该警告称。
但该地区领导人仍告诉官员，今年他们的支出一律不得调整。
“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压倒一切的硬任务，”领导层在该地区的年度预算报告中说。“千方百计筹措资金，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不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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