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边境的大陆一边，中国共产党用遍布几乎每条街道的标语和口号，大声地宣告着自己的存在。然而，尽管中国的执政党正在与一场动荡的抗议运动展开其称之为“生死存亡”的斗争，它在这个英国前殖民地的存在却是隐形的：中共在香港没有注册，也没有公开的地方党员。
但在香港，面对着自威权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的最大公开阻力，这个官方不存在的组织却是捍卫中国统治的先锋。中共通过个人和组织进行幕后操作，正在对已进入第12周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发起越来越坚决的反击。
当地许多亲大陆组织的活动人士已经动员起来，他们鹦鹉学舌般地重复着中国大陆的共产党编写的口号，把抗议者贬为一心要破坏这座城市的暴力流氓。这个信息得到了中共在香港的主要代理机构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的支持。中联办是中国政府在香港的正式代表。
他们几乎无视大规模的和平抗议活动，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小群抗议者与警察之间的间发性冲突上。警察在上周末对投掷砖块的示威者使用了催泪瓦斯，还首次使用了高压水炮。
15个亲北京的商业团体和与中国各省同乡会的代表最近聚集在香港的一个办公楼，一个接一个地背诵支持中国的承诺。然后他们站在一起，举拳齐声高呼：“停止暴力，结束混乱。”
这次活动是由福建同乡会组织。福建同乡会代表的是来自中国东部省份福建的移民和他们的后代。
同乡会与中共没有正式联系。近一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生根时只有七名党员，后来一直在香港秘密活动。英国殖民当局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但只要不公开活动，并不在意它的存在。1949年，共产党在北京掌权。
到1997年中国收回这座城市时，这个地下党组织已经拥有数以千计的党员，在正式成员之外还有成千上万名支持者。此后，动员行动有所加强，并在近日来随着福建同乡会这类组织投身政治，召集会员谴责抗议运动，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中共一直留在幕后，表明中国试图解决香港回归中国统治的核心方案——“一国两制”的一个基本问题：一个高度专制的一党制国家，如何对一座政治多元、崇尚自由的城市施加影响，且不至于把它变成“一国一制”？
中共的答案一直是通过中联办运作。中联办主任王志民和他的副手都曾是福建的中共官员。
中联办最重要、也最不为人所知的职责包括监督共产党员的秘密网络，并协调中共称为“统一战线”的相关团体的活动。香港统一战线行动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内战时期，旨在尽可能多地吸纳香港人加入中共阵营。
这个松散联盟中的个人和组织虽然未必是亲共产主义者，但出于投机或让中国变得繁荣富强的爱国承诺，也站在了中共一边。其中不时还夹杂着一些黑帮成员，上月底，他们曾在九龙半岛一座火车站用金属棒袭击抗议者和乘客。
福建同乡会主席、现年60岁的商人周安达源否认是香港中共地下党员——他说这个组织从来都不存在。
不过周安达源仍说：“我当然热爱共产党。它办了这么多好事。”他表示，特别好的是，它给了香港赚钱的自由。他还说，没有稳定，“就没法做生意。”
然而，周安达源的确位列中国大陆给中央政府出谋划策的最高机构的常务委员，这样的位置通常是政治奖励。
本月早些时候，周安达源曾与400多名香港知名亲共人士一道，被召集到边境另一侧的城市深圳。会上，包括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的中联办主任在内的中国官员表示，北京想要其在香港的盟友帮助抵制“这场骚乱”。
深圳会议10天之后，由周安达源的福建同乡会及其他团体组成的保护香港大联盟(Great Alliance to Protect Hong Kong)组织了一场反抗议活动，以此响应北京的号召。其在8月中旬的集会吸引数万人前往中国驻港部队总部附近的一座公园。
“这是一次拉拢民众的庞大的公关活动，”前政府官员、讲述中共在香港施政方式的《地下阵线》(Underground Front)一书作者陆恭蕙(Christine Loh)说。
这个亲中国的阵营只有一条坚决的讯息：抗议必须停止。
和他们想要压制的年轻抗议者相比，参加这个集会的人数要少很多，且大多是中老年人。很多人挥舞着红色的中国国旗。
“我不是党员但支持党。没有党就没有新中国，”60岁的香港天津联谊会成员宋慧玲（音）说。她和身为福建同乡会会员的丈夫表示，他们是自发参与抗议活动。
一群身家亿万的房地产富豪也参与其中。由于想保护在大陆的投资，富豪们很容易被纳入亲中国阵营，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一直是中国在香港获得支持的主要支柱。
近日来，许多商界人士在按照中共指定的脚本行事，就“坚决”制止乱局的必要发表了充斥中共套话的声明。
香港浸会大学(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学者郑炜(Edmund W. Cheng)曾研究过共产党在香港的运作。他说，由于民众普遍不信任共产党，让公众舆论转向反对抗议的努力收效甚微，例如，在香港，许多名义上独立的“爱国”团体遭到怀疑，被视为听命于北京的阵线组织。
这种怀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当时地下党策划了1967年的暴乱和爆炸活动。这些暴力事件让本来就对毛泽东的革命持谨慎态度的公众非常反感，甚至许多自认为爱国的人也开始认为，共产党是邪恶而危险的。
英国当局突袭了疑似党员的住所，并加强了对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驻港机构的监控，该机构是中国驻港联络处的前身，实质上充当北京驻香港领事馆的角色。
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中国共产党慢慢地修复了受损的局面，重新开始了统一战线的工作，但仍然是隐蔽的。
83岁的李怡是两家关注中国政治的杂志的创刊总编辑。他说，1970年代，有个秘密党员找到他，问他：“你真的甘心只做个平民百姓吗？”
他说，这句话是邀请他加入地下组织的暗号，他拒绝了。
李怡早年同情共产党，长期以来与未公开身份的党员有交往。
他说，共产党的隐藏身份令其成员可以冒充普通居民。他说，如果他们宣布自己的身份，“其他人会害怕”他们。
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1983年至1990年任香港分社党委书记的许家屯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他任职期间，香港有6000多名秘密党员。
随着香港回归中国的临近，包括许家屯在内的一些中国官员建议，共产党在1997年之后应该解除伪装，公开同已注册的政党竞争。但由于担心这将削弱后殖民时代地方政府的权威，并有可能导致共产党候选人在选举中被击败，这个想法被打消了。
然而，通过选择继续保密，对中共的怀疑只是转移到中国的联络处和它所支持的亲中国知名人士身上，比如梁振英，他曾是香港的最高行政官员，经常被指为秘密党员，他对此表示否认。
今年夏天，中联办至少被抗议者包围过一次，他们将其视为中国大陆隐蔽影响力的象征。
“在争取真正有力的支持方面，统一战线在香港从来都不是很有用，”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研究香港社会运动的学者袁玮熙(Samson Yuen)表示。
它倾向于使用鬼鬼祟祟的策略，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甚至会让中国的支持者感到不安。
高达斌(Patrick Ko)是一个爱国团体的创始人，最近举行了一场支持警察的集会，他说，中联办曾命令他退出2016年香港立法会的选举，因为届时他会与北京支持的候选人竞争。
“当然我很不开心，”他在位于一座旧仓库大楼里的一间促狭的小办公室里说。
他否认自己的组织“爱港之声”得到联络办公室的支持，也否认与共产党有任何联系。但现年66岁的高达斌承认，他长期以来一直是深圳一个隶属中共统战部组织的成员。
他还是拒绝退出2016年的选举，尽管他所在组织的主席黄育存(Rex Wong)表示，如果高达斌不参选，中联办将向该组织提供资金。
黄育存说，北京官员希望香港的中国支持者表现得像“乖孩子”。
“如果你想要资源，”他说，“就得听中央的，不管是对是错。”
抗议者与警方本周发生冲突时，一个投掷物击中了一名香港女子的眼睛，中国对此迅速做出反应：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女子受伤的原因不是警察的布袋弹，而是一名抗议者。
央视网（该电视台的网站）还做了跟进报道：它发布了一张据称是这名女子在香港人行道上派钱的照片，暗示抗议者不过是用钱雇来的挑衅者，正如中国媒体此前所声称的那样。
这种断言不仅仅是导向性陈述或假新闻。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所谓的“防火长城”(Great Firewall)内对媒体内容采取强有力的控制。现在，中共正在把这种控制当作信息战的武器，用于震动了香港数月之久的抗议活动。
在最近几天里，中国更加声势浩大地利用国家和社交媒体来煽动民族主义和反西方情绪，并操纵图片和视频的背景达到削弱抗议者的目的。中国官员已开始将示威活动称为恐怖主义的前奏。
这种做法在中国大陆和海外产生的结果是，制造了一个与在香港看到的现实不同的版本。在香港看到的明显是一场大众示威运动。在中国的版本中，这是一场没有居民支持、受外国特工煽动的暴力小团伙的猖獗活动，这些人呼吁香港独立，要分裂中国。
这种叙事几乎可以肯定是反映了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的说法，它正在加剧中国公众的误解，让他们越来越愤怒。这可能反过来也会加大政府的压力，增加了在有限或不准确信息的基础上做出过度反应或误判的风险。
在类似于Twitter的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发帖者正在越来越多地呼吁中央政府采取行动。把他们“打残都不能够”，一名人士周二在提到抗议者时说。“必须打死。就该派几辆坦克车压过去清理掉就干净了。”这反映了微博上日益普遍的情绪。
中国的审查员们有能力迅速删除违规评论，大量这类评论的存在暗示，政府愿意容忍评论发出的警告，无论警告听起来多么让人感觉不妙。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对公民看到和读到的内容进行管理。政府的新努力与其他国家（主要是俄罗斯）使用的战术相像，那就是通过发布大量的信息、宣传，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彻底虚假的信息，让国内和国际的受众应接不暇。
“宣传者跨越国界互相观察、互相学习对方的经验，”《这不是宣传》(This is Not Propaganda)一书的作者彼得·波莫兰采夫(Peter Pomerantsev)说，这本新书描述了威权主义政府是怎样将社交媒体武器化的，社交媒体曾被誉为民主理想的预兆。
这些虚假信息显然是为了削弱人们对香港抗议者诉求的同情，他们的诉求包括让香港700万居民享有更多的民主自由。
波莫兰采夫说，传统意义上的宣传是试图说服受众，而虚假信息的目的只是为了使人心怀疑虑，助长阴谋论。
“你需要用怀疑把所有的东西压下去，而阴谋论是非常有效的做法，”波莫兰采夫在电话采访中说。
尽管中国的虚假信息网络与俄罗斯的相比在全球受到关注还不多，但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的官员们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比其他任何国家都严密的网络控制系统。
中国屏蔽了许多海外网站。在中国互联网公司内部工作的审查员们将任何政府不可接受的内容删除。警方逮捕一些在聊天群里发表不当言论或在网上分享敏感内容的人。
中国官方媒体的宣传历史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时代，在网络新媒体领域也取得了巨大进展，用官方的中国化世界观填补了中国大陆的信息真空。
1997年从英国回归中国统治的香港仍在中国的防火长城之外，因此，香港处于世界上最深的网络鸿沟之一的边缘。保护香港在不受大陆控制下生存的自由已成为推动当前抗议活动的原因之一。
“在内心深处，大陆人和香港人有着非常不同的生活经历和情感，”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方可成说。“没有共同的情感，大陆人——甚至那些可以自由获取信息的大陆人——很难与香港人产生共鸣，这是政府能够创造一个平行叙事世界的重要解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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