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香港反送中，中联办、港澳办谎报军情，设局诱骗习近平

邓聿文：香港反送中，中联办、港澳办谎报军情，设局诱骗习近平

香港抗争两个多月来，北京的表态一直成各方关注焦点。我有一个大胆猜想：习近平对香港这波抗议的强硬态度，很可能受到北京两大治港机构——港澳办和中联办误导。

对此，我并没有直接证据，但逻辑会揭露这点。根据一位密切关注港府修例的香港中文大学教师说法，逃犯条例修订刚开始确实和北京无关或关系不大，是特首林郑月娥借在台湾的杀人案自作主张搞的（这也得到坊间部分人认可，包括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曾公开说，北京之前对港府修例并不知情）。

林郑的目的大概是想为北京排除中港两地引渡难题。她当然不会意识到由此而惹出麻烦。因为有去年在立法会强行通过「一地两检」的经验，在她看来，只要搞定立法会建制派，逃犯条例修订通过不会有太大困难。

林郑的履历表明，她本质上是技术官僚，政治敏感性太差，当然也可说她太傲慢，根本未想过逃犯条例修订和「一地两检」是两个完全性质不同的东西，虽然后者也曾遭到香港反对派狙击。因此没有给立法会和香港市民充分讨论时间，就霸王硬上弓，以为借立法会的建制派优势，可赶在北京十一庆典前通过，为建国70年送上一份厚礼。

林郑虽自作主张要修例，肯定也通报中联办和港澳办，得到它们首肯，至少附和。两办愿为林郑背书，原因也同后者一样，认为有「一地两检」前例，通过没问题。据说中联办主任王志民5月还给北京打包票：一定要修，一定能过。王和港澳办主任张晓明的动机，看来只能用邀功请赏来解释。有了两人保证，北京也乐得港府修例。

假如港澳办和中联办对北京的保证，是误判香港民情，尚情有可原，香港市民普遍反对修例，发起两次百万人大游行，特别是激进派走向反送中前台后，两大治港机构再向北京谎报「军情」，诱导习近平对香港事态做出强硬反应，则只能用推卸责任以求自保来解释了。我为什么认定它们出于卸责和自保？归根结底，这是极权体制自身带来的。

中央集权国家的决策高度依赖单一信息渠道，而信息渠道现实中一般由主管部门掌控，他们几乎垄断相关信息，这就形成人们常讲的部门挟持政策情况，甚至很大程度上，政策和决策由主管部门做出，最高决策者不过是认可而已。现在是信息时代，表面上，获取信息渠道很广，但像港澳这样的特定事务由于具有高度政治性、安全性，中央决策还是严重依赖官方正规渠道。习近平上台并没有改变体制的此种顽疾，反而因极权加重，所有重大事情皆有他一人杀伐决断，导致这种现象更严峻。

既然其他部门经常出于部门甚至个人私利，向中央提供不完整甚至虚假信息，使中央做出事后看来是错误的决策，港澳办和中联办又何尝不会出于同样动机，欺瞒北京？逻辑而言，要掩盖一个谎言，必然要编造另一个谎言。两办要推卸前期修例的信息错误，最方便办法是把责任推给香港反动派甚至港府，这就须尽一切可能污名化反对派，将反对派打成「乱港祸中」的港独分子，把少数人的激进和暴力行为夸大上纲，似乎香港已然烽火遍地，北京如不采取强硬手段，恐将由反对派占领。最后诱使北京对香港社运抬出「颜色革命」的标签，并揪幕后黑手。

张、王能成功误导北京和习近平，还在中共和习近平以及他们怀有根深柢固的斗争思维，只要和我不一条心，你就是异己分子，就是敌人，对港工作处于对敌斗争前线，北京更要求他们绷紧斗争神经。另外，习骨子里也是要对港强硬，两办「满眼皆敌人」的说辞正好提供佐证，坚定其强硬立场。

有种说法认为，张、王误导习近平是前常委曾庆红设的局。根据是两人为曾氏人马，整个治港系统还是曾主管港澳事务时的班底。但查两人履历，这种说法过于牵强和阴谋论，张可算曾旧部，王则是习主管港澳时提拔上来。我倾向认为，两人误导习的原因实则简单，就是上面讲的基于官僚主义修例之前邀功请赏，并在斗争思维支配下，为逃避责任而投习所好。从后一点看，习当然也不是完全受骗。（作者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