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来，中国设法避免了独裁统治通常会带来的大多数问题，而现在习近平对个人权力的追逐正在毁掉使中国成为例外的整个基础。
在习近平选择性反腐的幌子下，习近平铲除了党内政治异己和政敌。习的手里集中了比毛泽东之后任何中国领导人都更大的权力，他正在打造以他自己为偶像的大规模个人崇拜，以此来取代一个有缺陷但高度成功的政治体系。
他正在摧毁使中国奇迹得以成功发生的许多机制，这个国家面临经济成果得而复失的危险，在政治上正朝着一个低效无能、脆弱好斗的警察国家演变（不妨想想一个相对开放的巨型版朝鲜）。应该对此感到担忧的不仅仅是14亿中国公民，还有我们所有人。
要懂得习近平的造帝运动为何如此危险，首先要了解是什么让中国例外了这么多年。 纵观现代历史，大多数暴政和一党专制国家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 权力把握在极少数人手里； 为了维持他们的权力，这些人镇压异议，以淫威治国； 生活在恐惧中的官员和公民竞相奉承他们的上司； 没人说实话，尤其是对自己或上司形象不够恭维的实话，而不断的阿谀奉承使暴君的自我愈发膨胀。其结果是这些闭目塞听的暴君越来越脱离现实和外界（想想金正恩，巴沙尔•阿萨德，或罗伯特•穆加贝），对他们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也所知甚少，仅靠异想天开和本能执政。 这种无知对内外政策的影响都是灾难性的。
习近平正在系统地破坏几乎所有使中国如此与众不同和帮助它保持良性运作的系统功能。 在短期内这会有助于提高习的权力和地位，习的造帝运动给他的国家和世界带来的长远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邓小平创建的体系最不寻常的特征或许就是领导集团成员之间的权力分配方式。 跟大多数独裁政权不同的是，邓没有让一人专权，而是在共产党总书记（也兼国家主席）、总理和政治局之间实行分权，邓的希望是这样一个体系会确保没人能再像毛那样专权——毛不受约束的权力导致了巨大的滥权和错误，例如大跃进（据估计使大约4500万人丧生）和文化大革命（其间邓本人遭到清洗，儿子被折磨致瘫）。 如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裴敏欣所说，邓小平设计的集体领导模式提倡慎思，反对折腾，从而帮助了在各种意见中择优去劣。
然而，习近平自2012年掌权以来一直在以多种方式拆除中国的集体领导体系。 他首先以反腐的名义清洗了大批官员，但对习近平来说，这些人真正的罪行是没有对最高领导人表现出足够的忠诚。 两周前中国对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的突然拘留只是引人注目的最新例子。类似的事不乏其例。
过去六年中，有134万名官员成了反腐对象，数量之大让人瞠目。部长或副部长级的高官有170多名被撤职（其中大多数进了监狱）。 孟宏伟的被拘，如同一度位高权重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2012年的落马一样，说明谁都难保不会成为习近平的清洗对象。 事实上，自2012年以来遭到整肃的中共中央委员比整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上的加在一起还多。
习近平并不满足于仅仅消除竞争对手，他还通过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和拒绝指定接班人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而他之前的领导人通常在任期中途就会提名继任者。 他将“习近平思想”写入中国宪法（此前只有毛和邓享此殊荣）; 他一手攥住了最高军权; 他在从金融到台湾到互联网安全的各个领域建立了多个“领导小组”并自任组长，成了“万能主席”。
习近平“用基于恐惧的体系取代了鼓励业绩的体系”。 这一改变带来了两大问题。 首先，它扭曲了官员的工作动机，从显示业绩变成了显示忠诚度。第二个问题，用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亚历山大·加布埃夫（Alexander Gabuev）的话来说就是，“当你只剩下了恐惧的时候，如果高层没有下达明确指令，官员会因为害怕而什么都不敢做。 这样整个官僚体系都变得消极被动。什么事都干不成了。”
如今习近平却似乎把那样的独立思考看作是无法忍受的威胁。根据习的指示，政府开始阻止小规模的试点项目。 据德国特里尔大学的韩博天教授（Sebastian Heilmann）估算，省级试验项目已从2010年的500项减少到2016年的70项左右，那之后的数字可能已经跌到更低。不顾忌当地具体条件的、自上而下的政令再度取代了地方试验。
最后再举个例子：中国官员曾长时期仔细研究其它国家成功的政策，然后借鉴并运用于本国。 （关于这个过程，一个最好的例子是中国在建立自由市场时借鉴了日本、台湾和美国的模式。）习近平对这一实践就跟对邓的其它创新一样进行削减限制，给政府官员与外国人士之间的交往制造越来越多的困难。2014年，当局开始没收官员的护照。像政府最近采取的其它许多限制措施一样，这一行动以反腐的名义被合理化：表面上是为了防止贪官逃往国外，但实际上，这项政策最近一直延伸到小学教师头上，还借力其它相关约束而被进一步强化——官员们去国外参加会议现在必须申请批准，申请中得列出每小时行程。很显然，其真实目的是限制与外界人士和外部思想的接触。
习采取的这些打击行动对中国的未来和我们所有人都意味着什么？习近平的中国正在迅速变得越来越不那么例外，越来越像一个典型的纳粹国家。
就国内事务而言，北京的政策制定正在失去灵活性和适应性。不难找到例子来说明这种僵硬政策及其造成的危害。去年冬天，政府突然决定对全国的供暖系统强制实行从燃煤到天然气的转换。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污染很厉害的国家来说，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聪明的措施。然而这项全国范围的法令来得十分突然，而且还不允许有例外。在中国严寒的北方，许多煤炉必须先拆掉才能安装新的天然气炉——这样一来，在新炉交付使用之前，整座整座的镇子掉进了冰窟，村民们不得不烧玉米棒来取暖维生。
如果中国继续沿着当前的道路滑下去，这类例子只会越来越多，哪怕出发点良好的政策也会因轻率蠢笨的执行方式而造成恶果。由于个人专制的独裁统治必然不喜欢承认错误—— 它不允许有任何东西来破坏无所不能的领导者的神话——中国很可能不再具有灵活的纠错能力，也无力对付拖累经济的一些根本问题，诸如：过度依赖臃肿和低效的国有企业（SOE），这些企业自习近平上任以来变得更大和更有权力; 危险的高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债务; 以给系统、尤其是不必要的基建项目注入更多现金的方式来应对每次经济衰退的趋势，等等。事实上，中国不仅不大可能解决任何上述问题，还会使它们越发严重。它在10月7日所做的就是证据：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了又一项耗费巨资的经济刺激计划：投入1750亿美元来支撑中小型企业。
如果不进行改革，随着每一次新的破坏预算的行为，中国发生一场异常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将持续上升——这是对中国经济持悲观态度的人士，例如摩根士•丹利新兴市场股负责人鲁奇尔•夏尔（Ruchir Sharma），多年来一直在预测的。 “最要紧的问题是，像坏账、过热的房地产市场、超大型国有企业之类定时炸弹中的任何一枚会不会爆炸，”加布埃夫说。 “由于习近平的集权，即使有炸弹即将爆炸，也没人会发出预警。而且因为他实际上并不懂宏观经济学，所有人又都特别害怕犯上，一旦这类问题发生，他极有可能应对失当。” 的确，政府对任何不稳定状况的反应都可能是很恐怖的。 正如夏伟解释的那样，“习近平确实将中国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中。 而且因为他手里唯一的工具就是镇压，一旦发生问题，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打击行动。”
长期隐忍且具备一定绥靖主义倾向的胡锦涛，终于决裂而出强硬发声，号召和集结党内进步力量，拉开了反对习近平独裁的序幕！习近平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薄熙来，最终可能走向秦城。
习近平重新抓捕吴小晖，军人开进人民大会堂，强行修宪废除任期制，清楚地表明了其欲走回“毛泽东时代”老路的图谋。这已经超越了底线，江泽民的态度，终于从一向的纵习护习，到后期的抑习制习，最终变成了质变意义的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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